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被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取代的方法

傑瑞米柯賓

防止無產階級專政被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取代的方法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八一年

本次收集的論述社會主義兩黨制的文集，其中每壹文都是獨立成篇又相互關聯的，它們全部完成於1981年8月，曾分別投寄給有關報刊機關參考，這次是從淩亂的原始草稿中搜集整理出來的。時隔很多年，我覺得它在某些方面還是能給人們帶來啟迪和思索的，盡管文章結構和措詞用句都還保留著那個時代的特征，許多語句都還適應著當時環境的政治要求，個別定義名稱還受到歷史認識所造成的局限，有些見解還因區域封閉以至產生誤解，可光明的思想還是在前面召喚著。

這組文集當初定名為“光明在前”，起源於毛澤東在1947年春天撤離延安途中給延安中學青年的題詞，附錄於下：

這組文集共五大篇，十七小篇。闡述了共產黨取得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後，代表人民的組織形式的多樣化，使得它們在名義上都代表人民，而在實質上卻又都不能充分地代表人民。為什麽呢？在第二篇的《幾個哲理法則》說明了其理由。那麽這種沒有真正代表人民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下去會是什麽樣子呢？在第三篇《試論權勢社會》和第四篇《論權勢主義提綱》闡述了這個問題。至於最後壹篇《社會主義體制的設想》則構思了壹個黨派在取得專事執政的權力後，面對它給自己和社會帶來的變化所應該進行的改革。對於第壹篇《追求的希望》，是通過對文革的分析論證了分裂共產黨破除終身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總之，本集力圖對以往的教訓進行總結分析，以得出盡可能真實正確的理論，從而避免盲目的實踐。因為時至今日還堅持著“摸著石頭過河”，只會給國家、民族，社會、人民帶來另壹種悲痛。

經過很多年，某些觀念已不再強調和重視了，例如革命、階級、共產主義等等。然而，不提它們並不是說明它們不存在了，只不過有的隱蔽起來，有的換了個說法而已，否則現今的社會就不會是社會主義、黨也不能稱之為共產黨了。

歷時很多年，共產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波蘭的瓦文薩和團結工會，東德消失，蘇聯解體。縱橫觀之，更說明了這組文集所分析的理念有值得探討的價值，這也是該文集時隔多年仍意圖面世的原因。

經過很多年，隨著視野的開闊，對西方世界也應該有個真實的認識。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不是壹成不變的，它也在變化著、前進著，用凝固的觀點看待它們只會得出荒謬的結論。在本集中提及了資本主義在上層建築的兩黨制，可並沒有考慮到它在經濟基礎上出現的變化，資本主義社會雖說至今仍然標榜著私有制，可事實上它已通過某些形式將生產資料變相地公有制化了，並且它還通過法律的形式竭力抑制壟斷產業的產生。這也是在經濟基礎發展到壹定程度，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在我們還原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將生活資料交還給私有制時，資本主義早就在兩黨制的爭論中在人民的選擇中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這同樣反映了馬克思思想的先進性、科學性，從另壹個側面說明了人類歷史的必然。


作為文革老三屆，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中；接受了紅旗的教育，體會了紅旗的激勵；感受到紅旗給人生所賦予的痛苦，見識了紅旗給社會所造成的謬誤；在這種矛盾的生命經歷中，在那麽沖突的理念思想裏；誕生了對紅旗的深刻思考，出現了對紅旗的重新認識。這，也許就是本文集應運而生的內在因素吧。

當初書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從未想到要發表、公布，更沒有考慮現在網絡時代所帶來的開放和自由。況且它們“生日”久遠，更兼篇幅較大，不便大量修改。對某些明顯不符時代的東西，還有部分文法、語句方面的差誤，希讀者見諒。

國家是人民的，歷史是社會的。每個生活在社會上的人，都有權利、義務和責任，並且也應該有能力去思考這些既貼身又遙遠，既偉大又理性的問題。

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其理論上講，它比資本主義制度要先進、優越得多，它的發展也理應比資本主義更為迅速。然而在實際上，新中國卻發展緩慢，據雲是由於多災多難而如此，那麽難道資本主義國家就沒有災難嗎？也可能是因為社會主義還處在幼年時期而問題多些，那麽是否在壯年時期問題就會少些呢？不！現實對問題的回答並非如此。

歷史在發展著，生命在運動著，社會也在前進著，事情必定相應地發生了改變。那麽，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那些情況，而與之相適應的變化是否應該更科學更合理，以便更好地適應歷史發展的進程，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業的損失呢？還是重溫壹下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影響最大的文化大革命吧。

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錯誤，這已被實踐所證實。那麽發起文化大革命用於防止政權蛻化、社會變質、官僚腐敗（在當時稱之為“反修防修”，在本文以下簡稱為“反腐防蛻”）也是錯誤的了。不！雖然不純的動機必定會產生不良的效果，但事實謬誤卻不能證明願望的邪劣。那麽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正確的了。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並不是什麽不應該或可以避免的事。請想壹想吧，在當時，企圖對處於領導全黨全國地位的中央進行所謂的“防修反修”（即防蛻反腐）會采取什麽方式呢？由上而下嗎？那豈不是針對基層問題的方向了嗎？於是中央選擇了由下而上的運動形式。當然，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總算證明了，要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種運動群眾的形式來反腐防蛻是不行的，相反卻給陰謀家、野心家的纂權制造了機緣。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是為反腐防蛻所進行的壹次實踐，而不是某個人的過失。誠然，這次實踐是失敗的，並且因此還犧牲了很多的東西。然而通過這次挫折不就是在今後為我國，並為全世界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正確的反腐防蛻的形式，尋到更為符合實際的真理而提供了教訓、創造了條件了嗎？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解決上層領導變修的問題，反卻險乎乎讓林彪“四人幫”壹夥陰謀家野心家纂奪了領導權。在葉劍英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八零年國慶講話中，列舉了四人幫極左路線的特征。其中後二個（社會上煽動無政府主義，方法上采取反革命兩手），是由於他們的本性所致，而前五個卻是他們利用了黨和國家以及人民在思想上、體制上、組織上的問題所造成的。下面分別述之。

思想上，沒有正確地理解經濟基礎的作用力與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力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是個偉人，他發現並闡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能量。然而過分強調並誇大了這種作用，特別是忽略了產生這種反作用力的條件，這樣勢必是會出錯的。試問，如果子彈不出膛，哪來的反沖力呢？反沖力又何以會大於射擊力呢？那麽，如若沒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何以存在呢 ？如若要求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會產生什麽後果呢？

人民中的大多數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了共產黨，共產黨中的傑出人物又構成了領導階層，其中最卓越的人物就是領袖。因此，他們是壹級壹級的附屬關系。而決不是至今還在認為的平等關系。當然，領袖、政黨都是有著很高的威望、極大的號召力，它們對歷史也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它們又都是對人民負責的，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領袖，人民也可以並且應該擁護為他們服務的政黨。它們之間的關系不也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系嗎？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而領袖和政黨的作用不都是對人民所起的反作用嗎？過去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因為過分地崇拜領袖，過分地迷信政黨，以至林彪四人幫可以打著共產黨的幌子，假借毛主席的旗幟來欺騙、蒙蔽嗎？要使國家富強、要讓人民幸福、要想歷史前進，只應該相信科學，相信科學的、先進的馬列主義，以及它帶給人類幸福、進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至於共產黨則僅僅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這個目標的組織形式而已，領袖也僅僅是能比較正確地領導全體人民前進的個體。

話說回來，即使在現在，這個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關系也沒有被真正掌握。當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時候，卻常常忽略了願望是發現真理的首要且必要的條件；當以效果為準繩時，卻常常割舍了動機的作用；當要雄厚經濟基礎時，卻常常在加強上層建築；……。實質上，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說，人間萬事都是辯證的，而物則是決定性的基本的正作用。

至於體制的問題，黨中央指得很明白,是“離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那麽，為什麽會離開民主集中制呢？這點很清楚，因為毛澤東同誌、乃至中央各個領導的同誌，甚或全黨全國的大部分人頭腦中都或多或少地殘留著封建主義的遺毒。然而，對進行這場運動的錯誤的方式，黨又怎麽能久久認識不到它呢？林彪四人幫又怎麽能揀起法西斯的手段來鬥爭老壹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多數人壹開始卻又怎麽能在這場違反黨紀國法的運動中篤信虔誠呢？因為黨的代表可以領導壹切，包括憲法、黨綱，於是這些制度、法令統通被拋到壹邊去了。豈不知，黨的領導並不是指黨的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並不是指黨的組織由此可以騎到人民之上，甚或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更甚者可以控制路線和主義。黨的領導應如毛澤東所說過的，要站在民眾中間指導他們，起骨幹作用，而不是站在前面指手畫腳，變成救世主的形象。“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只有進行這樣領導的黨，它的目的才能實現，也才能被人民所歡迎和擁戴。

在組織上，文化大革命當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還選擇了林彪為接班人，這是極大的諷刺，是對共產黨這種選擇接班人的組織路線的可笑的嘲弄。如今已經知道，依靠這種“妳辦事我放心”的轉讓權，或是中央事先選定的任命權，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它並不能帶來政局的穩定。反之，它卻容易被陰謀、虛偽所蒙蔽。列寧說過，那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領袖和他們的威望，都只應是在群眾鬥爭中自然地產生的。這，大概就是產生眾望所歸的人物的唯壹途徑吧！

文化大革命的這些思想上、體制上、組織上的教訓是很深刻的。然而今後又能用什麽方法來防止它呢？也就是說，應該怎樣才能減少出現這類現象的可能性，怎樣才能增加不重演這類事件的保證？

毛澤東曾總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兩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也就是說，要把馬列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現時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說得更直接，“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思考壹下，要保持思想的正確，依靠什麽？實踐！對的，可它畢竟是馬後炮，就如文化大革命壹樣。那麽有沒有其他的方法？有的——爭論。“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在這種大家互相爭鳴、各抒己見的闡述中，經過分析、比較，人民自會找到正確的答案，黨也會尋到比較簡捷的線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對中央文革對四人幫提出過質疑嗎？可卻又為什麽會被鎮壓、打擊下去呢？因為是四人幫掌握著權力，那麽現在的人們在爭議時不也同樣要顧慮到現在的專政黨嗎？如此也就是說，怎樣才能造成壹個既不脫離黨的領導而又能充分自由地發表言論的局面；同樣，在體制上又怎麽樣才能找到壹個既能加強黨的領導而又不使黨有高據於人民或法律之上的權力的制度呢；而且，在組織上又怎麽樣才能形成壹個既能保持政局的穩定而又能產生有威望的領袖的群眾鬥爭運動呢？

這些是矛盾，矛盾的解決依靠鬥爭，而且，“只有為壹定的原則、為壹定的鬥爭目標、為達到目標的壹定的鬥爭方法而鬥爭，才能克服矛盾。”當然，由於時代的不同，其鬥爭形式也應不同。在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受到共產黨綱領路線的制約卻又沒有任何形式或實體的威迫和約束的鬥爭形式，只有壹個：就是兩個在施政方法、領導能力各有千秋的共產黨的抗爭。也就是說，必須讓現在的壹黨制改為兩黨制。也就是說，要進行符合這種要求的改革就必須把現在僅有的壹個執政的共產黨分裂成二個都可能執政的共產黨！

哎育，那可不行，這樣壹來，不是和資本主義社會壹樣了嗎？是的，在形式上它是仿效了資本主義制度，然而在本質上它和資本主義社會又有本質的不同。首先是國家性質不同，它具體體現在憲法的內容上。其次是這兩種制度所產生的國家及首腦對要負責的對象不同，資產階級的政府是對擁有資本的選民負責，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對擁護、贊成社會主義的人民負責。也許有人會擔憂，采取這種形式可能會導致滑入資本主義社會。不！這是不會的，可以看到，在資產階級所搞得選舉制度中，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執政黨或領導集團的變更尚且不能危及資產階級統治，而社會主義是個比資本主義更為先進的、更受大多數民眾所擁護的制度，它又怎麽能因執政黨團的不同而影響政府的社會主義方向，導致國家變質呢？反之，現在這種“地無二天，民無二黨”的永恒壹黨制是否也是壹種封建專制主義的殘余？是否也是壹種封建集權制的推廣呢？是否也是壹種封建終身制的引申？資本主義是比封建主義要先進的制度，我們常常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那麽又為什麽不能仿效它們的先進的國家組織體制的形式？而卻偏偏要遵循那種落後的封建君主政體的模式呢？社會在前進，歷史在發展，社會主義也從幼年時期成長起來，新中國也在實踐中摸索著壯大。我們不可能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而脫離了具體的實踐。

葉劍英在國慶講話中談到：“我國的人民政權在制度和組織上還需要完善，……。”現在改革不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嗎？當然“鬥爭的形式可能變更，而且確實由於各種比較次要的和暫時的原因而經常變更。但是，鬥爭的本質，鬥爭的階級內容在階級存在的時候是始終不會改變的。”也就是說，我們無論怎樣的變化都不應觸及到國家的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工農聯盟的基礎、人民民主的專政、社會主義的方向。無產階級領導的具體形式就是黨的領導，至於工農聯盟的基礎則是以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來體現，人民民主專政自然是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代表，而社會主義方向應以國家的憲法、刑案的法律、行政的法令為依據。當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貫徹到壹切大法中，將馬列主義的原則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有機地結合起來，那麽法律作為比較永恒的準則，而政黨相對而言就成了按照黨章國法行事的組織形式。

而且，這種改革能夠更多地代表人民的意誌，可以使政府更為全面地對人民負責，人民也可以更為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權力。這種對國家、民族、人民都有利的事不也是符合黨的方針和目的的嗎？

無庸違言，這種變化將對黨產生巨大的影響，它所派生出來的對黨組織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然而可曾想過，它也能對黨本身滋生出積極的因素，它能夠增加黨的新鮮朝氣，它能夠促使黨摒發出更大的活力。我們都看到企業競爭所激發的能量，可以想象，作為壹個組織個體的政黨也有了抗爭的話不也可以對歷史、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呈示出更強大的力量嗎？退是為了進，壹個政黨分組成兩個黨，表面上看起來是被削弱了，可它卻能樹立黨的更崇高的威望，增強人們對實現社會主義的信心，對黨的前途將展現更為深遠的影響，對黨的生存將出現更大的發展和興旺，對黨內的思想也將呈現出更多的活躍和爭論。

不用說，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必須是團結的、統壹的，這是當時鬥爭形勢的需要，但奪取政權、掌握政權雖是這壹時期革命的目的，卻不是共產黨奮鬥的終點目標。它在實現共產主義這壹漫長的歷程中，也僅僅是壹個手段、工具。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維護有了保證的前提下，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共產黨又為什麽不可分組成兩個呢？矛盾的法則貫穿於壹切過程的始終，在壹定的條件下事物是統壹的，隨著情況的轉化，這種同壹性也將變成分而事爭。生命的延續在於運動，事物的發展在於變化，“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這是自然規律，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也不能離開這個規律。

傑瑞米柯賓

對這種事物矛盾性質的轉化，用堵、阻、強制的辦法是肯定不行的，因為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告訴人們，用主觀的思想願望去改變客觀的事物發展，只能是螳臂當車，沒有成效的。如此就毫無辦法了嗎？不！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也是錯誤的。問題是，人必須利用事物的發展規律，加以引導，造成壹種局勢，使事物的發展方向能順著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發展。簡言之，就是主觀能動符合自然法則時，就能用到點子上，才可影響（即反作用）事務的進化方向。可見，人永遠是現實的奴隸，他不可能違背自然存在的事實。然而，人又永遠是自然的主人，他總是能夠適應自然、控制自然並改造自然。啊！人真是世上萬物中最高明、最偉大的生靈！

話說回來，防止或根本杜絕矛盾性質的轉化應用什麽辦法呢？可以看出，由於事物總是在矛盾中發展的，因此為阻止事物內的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必須促進事物內原有的非對抗矛盾的發展、運動。同理，為防止社會上敵對矛盾的產生，必須促進人民內部矛盾的各個側面的不斷變化。當然，這並不是說不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是說要不斷地發現並解決經常產生的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指靠某個救世主的明智和仲裁，而應該制造社會主義範疇內的兩個集團，使他們在社會主義法律的控制之下，通過新和舊的鬥爭來保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防止它通過國有制的形式轉化為權勢制的內容。

如此而言，要較好地解決國家體制中的缺陷問題必須采用兩黨制的形式。那麽它會不會帶來政局的不穩定呢？

這裏分析壹下十年動亂的根本因素就可以知道，這樣的改革不但不會使政局不穩，反而會使國家在政治上保持更加長期穩固的安定。

在審判四人幫時，江青在答辯中說，她當時的所作所為是為當時的形勢所要求，為此翻出54年的憲法來證明，審判她的反革命行徑是違反了國法。當然，反駁是無理的，狡辯是徒勞的。但此際要問，為什麽在文革中，從上至下的人都忽略了大法，拋棄了國家機構，反卻去相信什麽文革小組的絕對權威呢？因為人們相信黨，相信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也就是說，壹個錯誤的理論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林彪、四人幫得以纂黨奪權的機會，引起了社會的混亂。如此，理論就沒有實施價值了嗎？不！極右的看法也是錯誤的，問題在於怎樣使國家的管理在正確的馬列理論的指導下進行，也即在實施之前怎樣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真理。馬克思說的好，“真理是由爭論確定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 可見，在國家體制中采用指導上的復數，管理上的單數，能使政局更加穩定。而過去那種管理上的復數，指導上的單數，只會使國家時時陷入動亂之中，使群眾經常處在惶恐之中。

事實的規律常常在懲罰人們的習慣看法，過去人們采取壹黨專政制，卻常常使社會出現反復，以至影響和延緩了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馬列事業的前進。可以預料，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人們將會扔掉世俗的觀點，擺脫習慣的束縛，在社會主義事業的大道上突飛猛進。

因此，要實現政治上的長久安定，必須實行結構上的調整、體制上的改革，組織上的整頓，思想上的提高。這種改革和整頓就是社會主義兩黨制。

雖然共產黨人堅信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但若不根據時代的變遷進行相應的改革，那只能是癡人說夢。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時局時，不應當從可能出發，而應當從現實出發，……在今天這樣的現實面前，不顧事實只談‘可能性’簡直是可笑的。”（列寧《論策略書》，《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P26——P27）這裏，將上面所述的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依據之壹。在社會上產生權勢主義，在管理上滋生權勢思想，在黨內出現權勢意識的基本因素（內因），和主要原因（外因）歸納成下圖：暫時無法上傳

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明確了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是實踐，然而實踐卻不是真理的唯壹來源。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共產主義並未被實踐所檢驗過，這種認識和推理的荒謬是無庸多言的。

確實，認識是實踐後的產物，是事實發生後人們的看法，而正確的認識就是真理。故認識和真理屬同壹個範疇，然真理又是認識論中的最高層次，它不僅區別於那些錯誤的經驗，而且還脫胎於那些浮淺的認識，它是對現實進行慎密、周全的概括，對實踐進行科學總結所得出的理論中的正確結論。固然，在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中，實踐是首要的、基本的東西，而理論則是來源於現實和實踐，並反過來高於現實影響實踐的東西。因此，沒有對現實和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只會有空洞的理論，可是假如沒有正確的理論也將只會有盲目的實踐。所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理論則是指導實踐的重要依據。由於新的歷史條件擴大了人們的實踐活動，使得舊的公式和新的材料發生了矛盾，可此時若不以新的實踐來重新審查某些舊的原理，從而發展理論，而僅僅絕對相信地停留在原有理論上，或是就事論事地觀察現有的事實上，是不可能對今後的革命和建設進行正確的指導的。

可以看到，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雖則改變了時空的觀念，可它並沒有否定經典物理學，而是發展了原有的物理理論。同樣，這裏所敘說的改革理論雖則動搖了壹黨執政的原理公式、無產階級代表的常識，可它並沒有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的東西，而不過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對發展馬列主義的探討而已。

列寧曾在黑格爾的壹段文字邊批註道，“常識 ＝ 當時的偏見”。可見，常識也總是相對的，它適合壹定的歷史條件。如果將在壹定條件下獲得的認識使用到他的適用範圍之外去，超出了它的應用界限，那將只會使認識凝固、理論僵化，並給實踐帶來謬誤。

沒有革命的理論是沒有革命的實踐，然則沒有正確的理論也不會有革命的勝利，經過撥亂反正的五年後，祖國的形勢呈現了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黨和國家的新的領導人也更能執行正確的政策帶領廣大群眾朝氣蓬勃地建設社會主義。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人們，相信壹個人或壹批人的聖潔和才能是不能改變整個社會面貌的。馬列主義同樣指出，指靠賢明的君主來恩賜幸福畢竟是難以持久實現的事，依賴個別人的願望和意誌也不能改變整個舊世界。當然，領袖的權威和作用並不是無效的，人的主觀努力並不是消極的。而是說，領袖的效能及人的奮鬥應以改變某種社會存在為目的，消滅舊的社會基礎、創立新的存在形式，才可能從根本上鏟除剝削壓迫的現象。除此，最多只會給人民做了許多好事，給歷史留下較長的盛世，而不能徹底解放人民，完全改變歷史。另外，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也提醒人們，沒有近憂必有遠慮，現在如果不在理論上進行激烈的爭辯，今後在實踐上將出現危險的變化。前車之鑒，後車之師，人們還不應有所警惕嗎？

共產主義的實現在於革命，共產主義的信念在於科學。並且，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首先要解放自己。因此，無產階級要研究世界，首先要解剖自己。共產黨人要分析社會，首先要正確地客觀地看待本身。為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為了全人類的徹底解放，蕩去那世俗的迷霧，拋棄那感情的滯絆，相信科學，相信理智，馬列主義的信念才能堅定不移，才能被更多的人所崇仰、信服。

共產主義是千百萬的好幾代人為之奮鬥的事業，同時它又是不以個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社會歸宿，這是科學的結論，是歷史的必然。

論述，任何論述只有經過千百人的探討、剖析、爭議、評論才能成為理論。這本《光明在前——社會主義兩黨制專論》的文集當然也不例外，其中的論點、論據應該說是研討性的。例如對“單數、復數”概念是定名為“單體、雙元”更合適呢？還是其他什麽？……等等。當然，對本文集也可以絕對地斷然否定。只是，這同樣應該建立在有理有據的基礎上。至於，對“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議論社會主義，因為它損害國家利益。”之類的混亂邏輯，自然不必予以理睬。

壹個人的見識畢竟是有限的，它使每個人都有著某種認識上的局限，以至對某些問題不能有相對明確的、清晰的答案，這使得本集所論述的理念具有極大的擴展性。譬如，對社會主義兩黨制的具體模式，它和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在根本性質以外有何不同？……之類。就個人對世界的了解而言，覺得兩者應該是有很多的區別。比方說，美國的政黨組織比較松散，西歐的多黨制使政權組織過於分散。那麽，共產黨分組成雙是否能使得它們保存或再生堅固的民眾基礎？是否會減少職業政客的產生而更多地出現優秀的民意代表？……等等。事實上，社會主義兩黨制並沒有先例，這使得它只有西方的兩黨制作參照體系。但正如本文集所述，西方的兩黨制肯定要比“社會主義”的類封建的獨黨專政要優越的多。

理論就是要用於現實，並反過來檢驗理論，再指導實踐。對文中導出的某些基本論點是可以推演，解釋許多現象的。舉個“崇拜”的例子。

中國的文革已然證明了，個人崇拜是造就這場錯誤的、災難性的運動原因之壹。那麽，為什麽個人崇拜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是否崇拜本身就是導致險惡或孽源的壹宗罪過？在《論權勢主義提綱》中論述，對人、自然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所產生的原始管理的實現，依賴的就是權威。那麽，這權威的下面是什麽呢？是崇拜。可見，崇拜是社會的產兒。只要存在著社會，就會有崇拜。崇拜自身並不會直接導致盲從和無知。

如此，產生謬誤的崇拜又是什麽？同樣從《論權勢主義提綱》中對管理的職權與權勢的運行規律來分析，只有當崇拜停留在職務範疇內的“職務崇拜”才是科學的、合乎管理目標的，而當崇拜擴張到個人權勢的“個人崇拜”就可能引起動蕩和破壞。什麽是職務崇拜？它和個人崇拜有何區別？某位管理者擔任了某種職務，就會有和其職務相應的崇拜，這種崇拜是在和其職務有關的方面。譬如，布什擔當總統，他會有民眾對其總統的崇拜。克林頓不是總統了，那麽他就只能享受名人的崇拜。而個人崇拜則猶如“追星族”壹般。被崇拜者愛好釣魚，就崇拜其釣魚；被崇拜者喜歡遊泳，就崇拜其遊泳。崇拜的範圍成為和被崇拜者個人有關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僅限於其管理職務方面；崇拜的深度推及與被崇拜者歷史有關的角落旭旯，而不是僅限於其職務管理期間。可見，兩者最根本的差別就在於它們的目的不同，壹個在個人，壹個在職務。



自然而然，當某管理者終身擔任某職時，則其個人崇拜勢必會產生。可見，個人崇拜的直接原因並不是權勢，它不過只是權勢的工具之壹。造成個人崇拜的原因是終身制，是壹種對上層建築領域（比如政治）的“壟斷”。

好了，說了這麽多的題外話，更多的領悟在於各位讀者自己了。題外的最後壹句，是長籲壹口氣，謝謝妳們讀了這麽壹堆東西。

傑瑞米柯賓

同樣，絕對的實際執行的權力，是黨的領導實質在戰爭時期、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表現，它是對階級敵人進行鎮壓的必然需要。那麽它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否仍然需要呢？在社會主義時期，於生產關系範圍內，主要的問題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防止轉化為敵我矛盾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依然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工人階級是最有遠見的、是先進的生產力的代表，這種先進性是基於社會化的先進的工業生產的基礎上，因此，即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先進性並沒有因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而受影響。當然，無產階級也是有兩面性的，列寧指出，工人還有“在職業上和地區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行會的狹隘性和局限性”(《俄共（布）黨綱草案》，《列寧全集》29卷 第9頁)。所以壹方面要阻止擴大、增長無產階級消極面的做法，另壹方面也要反對看不到無產階級是社會諸集團中、在改造世界、建設世界的重任中，是先進階級的錯誤。總之，由於這種先進的因素，工人階級有權利和義務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而且由於馬列主義是最正確、最科學的革命理論，則它還有能力始終處在思想上的領先地位，即工人階級完全有能力進行社會主義的領導。

那麽，由這種領導實質所決定，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領導形式是什麽呢？第壹、領導目的不再是奪取政權，而是四化建設。二、領導作用不再是指導武裝鬥爭，而是對建設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指導、對防止和抵禦內部的外來的權勢思想資本思想等提出有效的建議。三、領導權力有制定正確國策的權限、有下達正確指示的力量。四、領導地位，兩個無產階級集團共同執政的地位。

這裏對最後壹點可能有人會疑惑，其實由其領導權力可知，共產黨必須執政。由領導作用可得，要保持正確有效的領導，共產黨的形式應是復數。可見，壹個共產黨調節整頓或分離重組為兩個，並不損害黨的領導，反卻堅持並改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同樣可見，兩黨制也並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東西，它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就好像刀子能作兇器，也能當作生產的工具壹樣。至於資本主義兩黨制所以醜惡，那完全是由於資本主義的性質所決定，而兩黨制作為形式只起影響和維護的效能。

自然，還可能有人要問，為什麽黨的發展必須分裂為復數？為什麽社會矛盾的復數形式應用政黨的形式來表示呢？可以看到，所謂政黨壹直是作為社會中壹派政治力量的代表，是作為社會內壹些集團組合的機構團體。那麽作為整個社會的統治力量的標誌，決定社會性質的統治組織的機構是什麽呢？是國家。因為“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為有形的集團。”（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可以看到，革命鬥爭時期，共產黨內始終存在著有兩種意見分歧的互相共存的不同派別，甚至可能還有按行業劃分的宗朋團體。當然這些意見爭執是黨內矛盾的反映，當這種矛盾合理發展時將能導致黨的前進，可若矛盾不能穩妥解決時將會導致矛盾的轉化，引起對抗性的路線鬥爭。那麽當共產黨發展到社會的統治地位時，黨內矛盾各方的位置也將隨之上升。不難明白，由於內容決定形式，當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馬列主義取得社會統治地位時，其整體的代表形式也將不再彌留在原先用來對抗的政黨組織的形式上，而是發展到政權的執掌形式、社會的集中形式上。具體地說，發生這種變化的結果應是馬列主義的統治形式，工人階級的專政形式——社會主義國家，代替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原先的馬列主義政黨。而原來的黨內矛盾的各方面也應隨之發展為政黨的形式，即社會主義社會範圍內的復數政黨形式取代了革命戰爭時期政黨範疇內的意見爭執的形式。可見，在社會主義時期，復數共產黨形式對其代表的馬列主義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實質並沒有影響，相反，它卻使領導的層次、高度有了發展。因此可以說，這種兩黨制並沒有反對或否定黨的領導，而是通過形式的變化來改善和加強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當然，也許不發生這種變化，那時社會是將出現這麽兩種狀態。壹、執政黨和國家的壹體化形式，即由黨組織下達指示，通過政權機構去執行。這點在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初期並沒有壞處，可這種長期的單數帶來保守，即黨的戰鬥力被削弱，因而有可能產生權勢主義的思想。二、執政黨和國家處在平行的位置，即黨通過其成員控制社會，國家通過政權管理社會。結果將會發現，這種復數有變化性，是不穩定的。即不是黨失去其領導的作用，就是國家喪失其管理的效能。可見，當樹立國家作為工人階級掌握的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形式的權威時，還必須把黨變成能通過互相爭執，向國家提供正確意見的形式。即決定管理權位的“人大”的單數中，添加上能發表意見或指示的黨的復數砝碼。結果能使社會在國家穩定的情況下安定地發展，能使人民的思想在生活穩定的基礎上健康地提高。

由此得出結論，馬列主義體系的思想形式和工人階級整體的代表形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由其內容所決定會有不同的表現。即小組——政黨——國家——領導——專政的變化過程。

當然不可否認，事物的結果除了含有縱的內在因素外，還會有橫的外來原因。這裏就又回到社會上的問題，下面將進壹步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中國現在正處在社會主義社會時期，這壹點是確定無疑的了。然則，社會主義社會是什麽性質的社會。是階級社會，還是無階級社會？

大家知道，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的實體已被消滅了，那麽被剝削階級的身份不也發生了變化嗎？可見，所謂的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實質上是指工人階級。然而有的理論家說，社會主義社會依然是對抗階級社會，它存在著對反抗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殘余的鬥爭，這點在社會主義的初期是確實的，可若將其定義為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卻未免太武斷了。照此言來，舊社會與新社會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壹批人壓迫另壹批人，最多不過是個多數與少數的問題罷了。我們知道，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消滅階級，而不是為了取代壓迫者的地位。可現在是從壹個階級對抗的社會換成另壹個階級對抗的社會，這不是很奇怪嗎？可見，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人人皆知，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必先解放自己，然在解放自己以後不可忘了，還得要解放其他階級，其中有別的被剝削階級，還有已往的剝削階級，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偉大性。他們有最寬廣的胸懷，是全人類的救星。然而，要解放已往的敵人，靠壓迫就能解決問題了嗎？不！只有在縱的方面消除他們存在的基礎，在橫的方面以馬列主義的發展來抵禦經常不斷的影響，才能得到解決。同樣，對於可能出現的新生的對抗階級，必須在縱方消除依賴權力實現自私自利的野心，在橫面以馬列主義內新舊思想的爭執來抵禦剝削壓迫思想的萌芽。對於第壹點，可以廢除幹部職業，不把管理權力和幹部職位交給專門的壹批人永久掌握控制。對於第二點，可以用兩黨的爭議來解決。當然這裏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階級，在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在社會勞動組織中起了不同作用，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處於不同地位的集團，然而它們不再是對抗性質的了。

是嗎？現實告訴人們，社會主義依然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對此，難道可以取消階級鬥爭嗎？可以看出，這類分子的出現是由於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剝削壓迫的思想而造成的，它們處於個別的零散的狀況，也即是說這些人物不能作為某壹個有共同利益的社會集團。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不再存在對抗階級的實體，然卻保留著對抗階級的思想意識及其反映。具體而言，就是剝削壓迫的思想和反剝削反壓迫的意識，就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和國家按照法律的打擊行為。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鬥爭是指這麽二個內容：壹、是思想範疇內的對抗階級意識的鬥爭。二、是橫向的外來的影響。由此帶來的個別分子的反抗及對其的鎮壓，這時它已不同於舊社會的階級鬥爭，已不再是指壹個社會集團與另壹個社會集團的殊死鬥爭了。這壹點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對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預言，證實了社會主義是由剝削社會邁向無對抗階級社會的中間階段。因此得出結論，社會主義既不是對抗階級的社會，也不是無對抗階級的社會，而是壹個過渡社會。

十年浩劫的歷史告訴人們，文化大革命是犯了把階級鬥爭絕對化、擴大化的錯誤，可即使現在壹提階級鬥爭，人們還誤認為是兩個對抗階級實體的妳死我活的搏鬥。事實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存在階級實體的鬥爭。如若有的話，指的是什麽？地、富、資本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他們的存在基礎，那又怎能幻想他們依然在具體地存在呢？如若否認這壹點，不就是否認中國人民幾十年的革命成果？不就是否認革命前輩數十年的流血鬥爭嗎？至於毛澤東晚期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被證明是不存在的，如若有，中國就不是社會主義，那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又豈能安穩執掌政權呢？自然，社會主義社會可能會轉化成權勢社會，但防止可能出現的現象，卻用鬥爭真實存在（其實是幻化的、虛擬的存在）的手段，這難道不是絕對化、擴大化了嗎？

當然，社會主義還是存在著對抗階級的思想意識的鬥爭。對此有人會問，既然有階級意識怎會沒有階級存在呢？確實，存在和意識是個統壹體，然在這個統壹體中，存在是第壹性的、決定性的。因而有階級存在就必定有階級意識，然思想總是先以行動產生，意識總是先於存在出現。並且，思想也總是後於行動摒棄，意識也總是後以存在消逝。而且事實已證明，這種剝削、壓迫的階級意識在社會上殘留，正是產生權勢主義的內部原因，同時它也是作為壹個階級而不是壹群神仙，必須在壓力激發下才能煥發出戰鬥力的基本依據之壹。可見，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消滅對抗階級實體，卻仍然保留對抗階級意識及其反映出的零星的散發的個別的對抗社會主義分子的過渡社會。馬列主義指出統治社會的政治組織是國家，而國家的效能有人說它是“維護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統治的機器”（列寧）。當然，國家是起源於階級對抗，然而對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斯大林均有很多論述。他們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是新型的國家，它分二個階段。壹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建立之前，它主要是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和防禦外來的侵犯。二是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時期，它主要起經濟組織和提高文明的職能。因此，即使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國家形式還是要保存的。

鑒於蘇聯的情況，毛澤東又提出，社會主義的第二階段仍然存在的出現社會性質轉化的可能。因此可以說，在此階段國家還應有防止把權力據為私有的基本任務。如此，既然已經明白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那麽又該如何提高它的效能呢？

現在的認識，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即指無產階級專政，也即人民民主專政，那種想把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割裂開來的想法是要不得的，那它們是否能劃等號呢？如此可能也太絕對了，其實，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它們是社會主義社會上的民主和集中在國家政體上的反映，它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統壹體的和諧而密切的兩個方面，它們是指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和統治以及人民大眾參與國家管理和監督。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說，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這壹事業中，在爭取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只有壹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壹般工廠工人——產業工人，可能領導全體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列寧文選，兩卷集，二卷，第591頁）可是由於歷史的發展，結合特殊的社會條件，又產生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擴充和發展，它進壹步鞏固了社會主義國家機構，更加完善了它的性能，改進並增強了國家的作用。誠然，體制中的這種基礎和提領之間是統壹的整體，然而如前所言，既然兩者是壹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那麽就可能產生矛盾，盡管是非對抗性的。那麽，在什麽情況下，被什麽條件所作用，它們會產生什麽樣的矛盾呢？

在這裏特別要註意事物內部發生矛盾的條件，有的人看不到這些條件，因而得出錯誤的必然的結論，有的人無視這種條件的存在，因而持著保守的與現實脫節的認識。實際現實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體制中，造成矛盾的因素是管理上的復數，指導上的單數，不是嗎？在社會管理中，黨委可以包攬壹切，而行政人員也可指揮安排，然決定意見，提出主張的只能是黨的專門人才，由於復數可以帶來發展，但用在不當的形式上，卻帶來動亂，結果使得國家管理經常處在動蕩混亂的狀況，而單數則可以帶來穩定，但它放在意見主張上，只會造成沒有選擇余地的狀況，或者是壹片贊揚，絕對正確，或者是壹旦有謬，株連九族。結果，這種形式的穩定，使得其內容在正確的可靠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對此，下面試舉社會戒律標準問題來說明這個道理。

國家法律是公民必須遵循的準則，它由人大決定後就不輕易更改。而黨的政策則是黨用來治政的指示、意見，它是黨的機關根據理論按照實際制定出來的，它隨著情況的變動而經常修改，逐趨完善。可是在實際生活中，把政策當作意見的卻是根本沒有，實質上它已作為國家法律的補充和修刪，從而使社會管理的限制成了復數。在五七年之前，國家法律並無右派壹詞，可在黨發動的壹場運動中，右派分子成了國家的罪人、人民的敵人，受到管制、流放、刑事。在此，難道政策不是國家大法的補充嗎？在文化大革命中，憲法早成了壹文廢紙，而那些朝三暮四的講法、文件，竟成了人們行動的標準和指南，難道這些冠以領導頭銜的所謂政策不成了法律的修改和替換嗎？即使在現在，人們壹聽到“唯恐天下大亂分子”的出現，及對《苦戀》的批判，就感到心驚膽戰，為何？因為它意味著某種變幻不定的政策，不必通過人大就可能又要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了。確實不必多，只要在檔案中滴上那麽壹點就足以使妳永世不得翻身。當然，這種補充的意見和作用的對與不對，又當別論。可見，現在只有改革國家體制，造成管理的單數、指導的復數，才能確定法的地位，發揮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改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能，改進黨的工作，可能從根本上杜絕慘痛的歷史不再重演。

自然，目前的體制所產生的非對抗性矛盾並不僅指這壹點，這裏再舉二例。管理層和被管理層。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成了主人，國家由人民中的先進階級內的優秀分子所管理。因為公民是社會的基礎，他們可以且願意有選擇和監督工人階級中的傑出人物管理自己的權利。而管理幹部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鋒隊中的壹員，他們必須並應該有為人民大眾管理國家的義務。所以，兩者是心心相通的，是從事共同事業的統壹體。然由於社會上仍舊存在著階級剝削和壓迫的思想意識，由於長期從事管理所帶來的保守和因循守舊，使得受委托承擔管理責任的管理者和願意接受管理任務的被管理者之間會產生無政府主義和幹部的矛盾、官僚主義和群眾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解決將呈現使共同事業得以前進的同壹。然而，要解決這些矛盾，依靠要求、自信或個別人的不懈奮鬥等主觀努力是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必須接受客觀規律，造成壹種狀態，使得人們的努力在這種狀態能得到最大的發揮，從而使這些矛盾能不斷地迅速地有力地得到發現和解決。而這種狀況就是工人階級內的兩個集團的非對抗性抗爭、爭議、競爭。可見，要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效能，要改善國家的管理工作，也需要采用社會主義兩黨制。

馬克思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將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的觀點，以後列寧又發展了這壹觀念。他具體地實踐了“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國有財產”（恩格斯）。可見，國有化是公有制具體形式，在社會主義這壹特定環境下，兩者是等同的、統壹的。然由於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著在思想意識領域內的階級鬥爭，由於失去壓力的管理人員長期甚或終身占據著權勢地位，因而兩者可能產生矛盾。即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變成為管理階層而不是全民所服務的了，此時若不采取積極的方法來解決這種非對抗矛盾，它將會發展轉化成對抗矛盾，即有些人把國有化的生產資料通過管理權勢的控制變相地據為私有，也即權勢社會內的生產資料的權勢占有制的內容取代了公有制的內容。

傑瑞米柯賓

這裏又出現了另壹個問題，即為什麽事物內部竟會存在著這種能產生非對抗矛盾的兩個部分呢？很簡單，由於事物總是由矛盾所組成，那麽當某壹事物內部不存在對抗性矛盾的時候，就必然會出現非對抗性的矛盾。反之，事物內部若沒有非對抗性矛盾，也肯定會要有對抗性矛盾，否則就不能解釋矛盾的普遍法則。當然，有無對抗性矛盾並不是存在或出現非對抗性矛盾的唯壹的絕對的條件，同樣，事物除有上下、大小之分外，還可有內外、表裏之別；除有前後左右之分外，還可有涵、延、集、屬之別。即是說。事物除可在廣度範圍內進行對等的劃分，還可在深度範疇內進行隸屬、承續、斷裂、階段的區別。由此可以理解事物內部的對抗性矛盾，其對立面在本質上是對抗的，則必定是指占有各自深度的、在廣度範圍內進行劃分的兩個側面。反之，在深度範疇進行區別的兩者，因其間是內含、示表的關系，故它們本質上是壹致性的，則此兩者就應是非對抗性矛盾的兩個方面。至此也就清楚，所謂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的轉化，是指矛盾的兩個對立面在事物內部的廣和深之間的變化。

另外還須註意，既然這兩種矛盾是完全不同性質的，那麽這二類事物所呈現出的形態也肯定是不相同的。對具有對抗因素的事物，其對立統壹是指相互對抗、相互關聯的制約關系，其矛盾同壹則是指相互鬥爭之後的相互否定、相互滲透的短暫狀態，這是由於矛盾雙方是根本對立的不可調和的緣故。那麽對不具有對抗因素的事物，其對立統壹應是指相互殊異、相互結合的整體關系，其矛盾同壹則是指相互轉化之後的相互合作、相互貫通的等同狀態，這也是因為矛盾雙方本質上不是對立的，是有共同之處的原故。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實質上都是矛盾。不過由於其中壹個有對抗性性質，壹個沒有，因而它們又具備有自己特殊的、不同另壹者的情況和規律。這種對抗、非對抗的性質來源於事物的兩個對立面，對事物若用平行的觀點（眼光）去分析將會得到對抗性的兩個面，但如從豎直的角度去考察將會得到非對抗性的兩個面。

固然，這兩種矛盾可能發生轉化，即對抗性矛盾沒有向其同壹狀態發展，而是在特定的情況下轉化成非對抗性矛盾，或是非對抗矛盾在壹定的條件下逆轉為對抗性矛盾，而不是達到這種性質的矛盾的同壹。當然，各類不同的矛盾，其發生性質轉化的特定條件也不盡相同，研究這些條件將是馬列主義的壹個重要課題。當然，盡管這種轉化的條件並不壹致，然要防止出現這種轉化，除了阻止這些具體條件的完備外，根本的仍是要激勵事物在其原性質的矛盾上發展、同壹。也即是說，為防止矛盾性質的轉化，必須促進矛盾各個側面的轉化。同樣，要破壞已實現的轉化，除了創造產生逆轉的特定條件，還必須促使矛盾側面的各自性質的變化。可見，轉動的陀螺能保持自身的穩定，縱向發展的事物能保持其矛盾性質的牢穩，馬列主義的不斷發展、豐富，能避免社會在剝削、壓迫的歷史上進化，從而保持中國政治上的安定。

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大量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大都是屬於非對抗性的，因此在這裏試舉幾例，以解釋以上這些枯噪生澀的理論。

工人和農民。從他們的形成歷史、生活和生產來看，都是頂柱、基礎的關系，故兩者不是敵對的，然又是有差別的。他們都屬於人民的範疇，是個統壹體，可差異又會引起矛盾，這就是個體生產和社會生產，自足性和公共化等等。這種矛盾的解決依賴於工農之間的合作、團結，其結果是雙方的生產、生活趨向壹致。

民主和集中。兩者是從屬關系，故其本質不是敵對的，然既是壹個統壹體的兩個側面，就會有差異。這種差異在壹定條件下會產生矛盾，即擺脫約束的自由和集中的沖突，強制命令的紀律和民主的鬥爭。它們的同壹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壹致性。黨和人民。壹個是領導團體，壹個是其得以產生的源泉。兩者是隸屬關系，它們本質上不是敵對的，然其間存在著矛盾。有人否認這壹點，那麽要問現在為什麽要強調黨和人民的團結呢？有人擴大這壹點，因此得出黨內存在壹個官僚階級的錯誤觀點。所以說，對此既不可抹煞也不應誇大，必須實事求是地給予正視，必須通過某種改革形成壹種局面，來造成壹種固有的發展趨勢，從而密切黨和人民之間的聯系。而不是光喊口號、僅提要求、表態許願、定律懲戒、……，用意識代替存在，以此來加強黨和人民的團結。當然，這裏並不是說，宣傳就不需要，而是說，宣傳必須在現實、可能的基礎上進行，不能超越這個範圍。可見，要防止再出現文革期間的錯誤，必須恢復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促使兩者的矛盾達到同壹。

當然，壹般來說，對抗性矛盾大都是主要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大都是次要性矛盾，可有時也不盡然，當事物內部不存在對抗性矛盾時，非對抗性矛盾將上升為事物的主要矛盾。當事物內部呈現兩個對抗性矛盾時，則必有壹個是主要的，是事物本身的。壹個是次要的，是事物屬下的某壹側面的。譬如，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集團之間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吞並另壹者的大魚吃小魚的矛盾，則是在資產階級範圍內的對抗性矛盾，然而這並不是社會本身的主要矛盾。

固然，由於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的實質都是矛盾，都是由長久對立的、或略有差異的側面所組成，那麽每壹個側面也都會有在整個事物的內容和形式下面的各自不同的內容和形式。而且由於矛盾的法則適用於對抗性或非對抗性的任壹種矛盾，所以，由矛盾規律所推導出的單數、復數，橫面、縱向的規律也適用於這兩種性質的任壹矛盾。

同理，由於內容是決定性的，那麽在矛盾對立階段，當矛盾的各個側面在鬥爭或轉化時，引起矛盾各方的內容在程度上改變，也將會造成矛盾各方形式上的變化。也就是說，矛盾的層次不同，其復數的表現也不壹樣。

下面，將從黨的發展歷程來說明這個道理：

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也即是說，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形式，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

可以看到，任何壹國的共產黨的建立都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社會現實的需要而形成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的最後組合，從此完成的。這時，雖然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和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賦予剛誕生的共產黨以強大的生命力，然而由於它的人數很少，而且很分散，所以它對社會主要是起啟蒙的作用，對革命主要是起宣傳的作用，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主要起開導的作用。

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運動，革命的興旺，黨的組織逐步壯大了，同時也由於無產階級的興起，人民群眾的覺醒，社會上已出現了壹股有目的、有方向的反對剝削階級的思想潮流，這時黨使得這些思想發展到有組織、有策略的鬥爭上去，也就是說，起了引導的作用。它具體反映在，與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積極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且在這歷史關頭，教導人民認清資產階級的虛偽性，從而發展自己的組織，並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緊接著時代的前進，黨的組織已極大的強盛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鬥爭已進展到武裝的革命戰爭中。這時，黨已有破壞舊社會的實際行動，有了對人民群眾的極大的號召力，有了對正義戰爭的控制效能，有了對革命運動的指導作用。它具體反映出，在革命戰爭中黨掌握調動了盡可能多的物資；在人民軍隊中黨占據了指揮命令的權力；在地方政權中黨處於首領的地位；在同盟軍中黨承擔領袖的職責；……總而言之，黨不但由於它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故從頭到尾都積極參加了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而且還由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形式，還自始至終都絕對領導了奪取勝利的革命行動。當然，革命的進程並不是平坦的，中間有曲折、反復和失敗，它是黨內不正確思想和左右傾路線所造成的，革命勝利的結果說明了這些不良思想和錯誤傾向並沒有占據黨的貫徹始終的主導地位。所以前面所說的黨的逐步發展是主流，其中的錯誤從整個黨史來看，則是支流。

由此綜合歸納，由於黨是先進的、有戰鬥力的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所以它經歷了研究小組——誕生——壯大——執政地位的發展過程，同時由於黨是科學理論的思想形式，所以它還發揮了開導——引導——指導的作用效能。可見，黨的領導是指黨在思想上處在領先的狀況，在實踐中處於具體指導的地位，在行動上處在革命運動的前列。

由此可以說，由組織性質所決定，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不斷發展的組織形式，同樣由思想實質所決定，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有不同的不斷進步的領導形式，這就是由於事物發展的層次不同，故各個層次的形式也隨之不同的緣故。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作了深刻的表演，他們利用人們對黨的信任和熱愛，以及對黨的領導實質的忽略，提出指揮壹切、調動壹切、命令壹切的口號，進行了控制壹切、掌握壹切、奪取壹切的行動。其實毛澤東曾英明地表示，在四個偉大的口號中，只願意接受壹個，即偉大的導師。現在對這種極左的思潮已明確是錯誤的了，可由於對領導實質的明確不夠，所以還常有反復。不是嗎？有些人將包括堅持黨的領導在內的四項原則作為武器，這裏，原則不再是堅持的限制詞，而成了鬥爭的大棒，起了帽子的效能。這樣，原則的堅持不再是衡量言論、行動的標準，而變成抽象的、壹成不變的、固定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對這種左的思潮難道還不應該加以更正嗎？當然，對另壹部分人以錯誤觀點來否定四項原則或是超越四項原則也須加以糾正。

事實上，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並不是黨的領導實質，而是由這種實質結合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從而形成的黨的領導實質在那個歷史時期的具體體現。對此，毛澤東早期在《井崗山的鬥爭》中，關於戰爭時期的黨的權力是這樣論述：“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壹邊。這種情況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

可見，黨的領導實質不是指它必須為爭奪權力地位而鬥爭，也不是指它應該放棄權威地位而去鬥爭，就好像無產階級的鬥爭既不是說為了自己占有生產資料，也不是說用不著去爭奪生產資料壹樣。而是說，對待權勢，共產黨人由於遠大的目標所決定，必須不被其所利用，不能為自己而占有它。同時，由於鬥爭的需要，必須利用它、掌握它。當然，以縱向的眼光看，這種領導權力將隨著各個時期的領導目的和作用的不同，也在發展變化。

另外，黨在革命鬥爭中模範帶頭的先鋒作用也是黨能夠起到領導作用、處於領導地位、執掌運動權力的壹個因素，這是由於無產階級的戰鬥性所決定的問題。雖然到社會主義時期，由於消除了壓力，使其作用相對革命戰爭時期有所減弱，可在社會諸集團中仍不失為最有戰鬥力的團體，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戰勝林江反革命集團的原因之壹。

如此而來，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由黨的領導實質所決定的黨的領導作用、領導地位、領導權力是什麽呢？會不會有什麽形式上的變化呢？同樣，由黨的組織性質所決定，黨的組織在新的歷史時期又會有怎樣的發展？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有壹種擴張主義的論點，認為當共產黨執政以後，應該向外擴展，朝外國輸送共產主義，以實現國際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這種觀念已被實踐證明是反動的，可它為什麽錯呢？理論家說，社會主義應靠本國人民自己去爭取，外部的影響不起決定作用。確實共產主義是人民自己要走的必由之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馬克思強行逼迫人民去走的。同樣，外國的社會主義也應是它自己的人民在社會實踐的摸索中必然會行的方向，任何外來的行為都是替代不了的。救世主是不存在的，任何打著共產主義旗幟去幹涉、侵略別國的人都會受到歷史的審判。當然，這並不否認給他國人民介紹馬列主義、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作用，因為這是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的橫面作用。可見，那種擴張主義的觀點是把事物的橫面作用看作事物的縱向發展。常識告訴人們，事物的發展不能超脫它本身的範圍，事物的變化不能脫離它本身的基礎。化學反應離不開物質，元素衰變離不開能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離不開復雜多樣的世界。某共產黨的發展離不開它本國的社會環境。那種企圖從別國去尋找本國共產黨發展的理論決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而是壹種赤裸裸的侵略邏輯。那麽，執政的共產黨發展的正確途徑是什麽？

事物的發展規律告訴人們：矛盾——同壹；在新的高度的矛盾——同壹，是世上萬事萬物的必然規律，由這種規律所決定，矛盾的形式也呈現：復數——單數——復數的狀況。

可以看到，舊社會是以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殊死搏鬥過程來呈現社會發展的規律。當新社會建立以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剝削階級作為壹個階級的實體被消滅了，與之相依存的被剝削階級流的身份、地位也同時發生了變化。社會呈現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壹體化的結構。這種同壹是不長久的，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主義社會又出現了新的矛盾，即生產資料國有化的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這時如若聽之任之，將會向消極的方面轉化，形成另壹種形式的壓迫導致剝削的對抗社會，即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大眾與以權勢主義為指導的權勢階級相對立的權勢社會。對此，當代的蘇聯和林彪四人幫的出現，就提供了證據。

如此說來，社會主義社會就必定會導致出權勢社會嗎？難道人類就永遠擺脫不了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對抗性社會嗎？不！持這種觀點是簡單、庸俗的進化論思想，它否認了人的能動因素。達爾文發現進化論並不是要人們無目的地進行自然競爭，而是讓人們了解壹個自然規律，並利用這個規律去創造許多符合人類需要的新品種。同樣，馬克思揭示事物的矛盾規律並不是讓人們聽任事物的發展，也不是讓人們無理想地服從社會演變，而是讓人民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並利用這個規律去改造世界，將人類推向共產主義社會。如此，應該怎樣才能準確而恰當地利用矛盾法則去指導實踐，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

階級社會的發展既然呈現：兩個集團的矛盾 —— 兩者互相否定的同壹 —— 在新的階級社會中兩個集團的矛盾，……。那麽，對這種現象難道我們就不可以改動壹下，變成：剝削社會中兩個集團的對抗矛盾，通過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改造，達到馬列主義指導下的人民範疇內的兩個集團的矛盾。如若這樣，不就能使人類由剝削社會的歷史轉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長久而穩定的發展中了嘛！可見，若把社會發展的結構形式變為：剝削社會的復數——人民大眾的單數——社會主義的復數，將能有效地防止另壹種對抗社會的出現。不難明白，所謂剝削社會的復數是指代表各自階級兩個集團，那麽社會主義社會的復數則應是指代表人民中兩種意識和思想的兩個馬列主義政黨。對此，許多人會說這是荒誕不經的結論，因為它反對了黨的統壹，取消了黨的領導。可是毛澤東說，民主是手段，那麽集中不也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手段麽。當在壹個新時期，那種曾對歷史做過貢獻的手段、工具不再起作用，反卻有所妨礙的時候，為什麽就不能改換壹下？當然，這種改動不應是渙散工人階級組織，破壞工人階級在馬列基礎上的團結，而應是有組織的整頓。這只不過是將工人階級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爭執通過黨派的形式表現出來，通過對這種矛盾的揭露來維持、鞏固和發展工人階級的團結。

傑瑞米柯賓

當然，社會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也不會以權勢的意圖為轉移的，隨著權勢主義的發展，將使得權勢的獨占成了和這種獨占在壹起並使這種獨占得以成長起來的專制管理下的生產方式的桎梏，將使得管理的私占化和生產資料的壟斷化、國有化達到不能與其社會制度相容的地步，將使得權勢化的管理和社會化的生產達到不能與其權勢的外殼並存的地步。這時權勢主義的軀殼就要破裂，管理地位私占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歷史上權勢社會的發展趨勢都是如此，林江集團的下場也是如此。

回憶偉大的十月革命，距今已經六十六個年頭了，在這過去的漫長歲月裏，社會主義社會歷經曲折，前赴後繼終於進入了壹個嶄新的階段，它已經沒有共產國際作統壹指導，它也不再以某地的革命中心為發源地，現在它將實際作為基點，以探索的態度去開創人類的未來、去肩負起時代和歷史所給予的重托。不要擔心，它已不再是稚嫩、幼弱的孩子，它將要成熟，它就要沖破烏雲，相信吧，光明就在前面！

粉碎四人幫以來，人民解放了，思想活躍了，言論自由了，可在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中依然存在著左和右的兩種傾向。鑒於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了的實踐，有些人對社會主義出現了懷疑，對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產生了動搖，還有少部分人囿於封建歷史的現象，擔心中國經過這場浩劫和動亂之後會壹蹶不振、衰弱下去，他們沒有看到馬列主義強大的生命力，他們沒有認識到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動力，沒有了解到人類潛在著的追求進步、幸福的能量，這種思想上的偏見使他們形成了右的傾向。

另外還有壹些人，他們不是用馬列的方法、原理去分析問題，了解矛盾，而是用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之類的說教去阻止社會的變革，用權威的地位、絕對正確的身份去“批評”對現實的反映，用駭人聽聞的頭銜、置人死地的定性來嚇唬群眾的議論。此外尚有部分人，他們認為社會總是在或左或右地搖擺著前進的，故而聽之任之、順風轉舵，他們把左和右的行為作為社會發展的規律，而不是看作尋找真理的探索。事實上，保守的思想、安於現狀的思想是壹種陳舊落後的東西，它對社會主義事業、馬列主義的發展都是極其有害的，繼續保持這種意識，遲早會受到現實的歷史的懲罰的。那麽，在左和右的傾向中間可以得到些什麽正確的東西呢？馬列主義指出，對於社會上出現的新的矛盾現象，要從社會現實產生的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壹、社會結構

人人明白，社會主義社會和其他社會的不同在於：壹、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二、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由此而見，社會應是完美無缺的了，可為什麽又出現了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國的陰謀野心集團呢？現在人們將其歸咎於為資本主義復辟和資本主義影響，然而馬列主義指出，資本主義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造成的，資產階級是資本占有者的總體，那麽在實現了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何以出現資產階級的呢？學者們分析，這是由於舊社會殘留下的以及外部世界傳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所致。如此說來，在消滅了階級存在的基礎之後，其思想意識難道還能長期決定原來階級的存在嗎？顯然這是違背馬列主義原理的，是不符合對事實本質的反映的。可理論家還講到，這是因為社會上的個體生產和小農經濟的產物，如此看來，資產階級不壹定是由資本直接產生的了。那問題又挺簡單，只要取消工資制，實行供給制，絕對禁止個體生產，無限擴大集體生產就行了。現實是這種左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可見，事物的發展變化不是簡單的重現，而是在新的層次上的重復。正像在奴隸社會是通過對奴隸的占有，而在封建社會則是通過對土地的占有，在資本社會就是通過對資本的占有來體現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壹樣，蘇聯的社會應是通過對權勢的私人占有來體現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的權勢社會。

現在，人們常將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確實，蘇聯在國外是打著社會主義漂亮旗號，執行著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在國內是抓住國有化的生產資料，推行著資本主義的路線。然而，它是通過什麽來達到這壹切偽裝和實施的呢？權勢，可見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是通過資本來控制權勢，再通過權勢來壓迫工人，保障他們的私有制。這裏，權勢僅起間接的影響，而在權勢社會，權勢者是通過權勢來掌握生產資料，再通過國有化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工人，鞏固他們的權勢地位。這裏，權勢已起直接的作用。看看昔日對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證中，每壹件事例都說明了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徑都和權勢密切相關。不可想象，沒有執政者的準許，大規模的普遍的投機倒把、貪汙盜竊怎能發生；同樣，沒有統治者的變質，資本主義復辟怎麽可能。因此說，在權勢社會裏，金錢也不再是決定性的東西，它已經讓位給權勢的力量，而自己僅是作為權勢的補充，起壹種輔助的作用罷了。

同樣，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個體生產和小農經濟的基礎，由於舊有的外來的思想影響，將會產生剝削、壓迫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社會裏，將會滋生出壹種權勢主義的思想意識。這，就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會出現林彪、四人幫的陰謀野心集團的社會思想原因。

因此可以說，革命勝利以後，雖然無產階級已掌握了極大的權力，控制了幾乎占社會全部的生產資料，可事物的發展規律總是在戲劇性地捉弄人們，依靠權勢和物質並不能壓制甚或抵抗剝削、壓迫的思想意識，反卻變成其賴以發展的場所。可見，權力和物資在抗擊壓迫和剝削的思想意識中，只能起重要的作用，而不是決定性的作用。要抵禦、消滅這種人類邪惡的思念，只有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去占領社會的思想領域，只有用馬列主義的不斷發展去開辟社會的思想戰線才有可能成功。

可是在人民、工人階級當政的國家裏，野心家的陰謀又是怎麽能夠得逞的呢？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有可能變質的原因是什麽呢？為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權勢私占制的思想竟會發展到與社會主義思想相抗衡的地步呢？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社會主義之所以壹定會取代資本主義，在於無產階級的先進性，無產階級之所以壹定能戰勝資產階級，則在於無產階級的戰鬥性。那麽無產階級的戰鬥性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因為他是處於社會的底層，處於被壓迫受剝削的地位。如此而言，當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以後，隨著其領導集團的無產身份的改變，由於仍采用原封不動的形式，其革命的堅決和徹底性，相對而言則必然也要逐漸減弱。可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確實是個偉大的轉折點，它使社會進入了壹個新的更高的層次，它使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取得了自己的權利。可是，由於采取長期的單數形式，使得無產階級領導集團的優秀人物在這種環境中削弱或喪失了它的戰鬥力，以至對付剝削、壓迫的思想意識缺乏有力的堅決性，有的甚至因此而變質，變成了權勢的俘虜，這就是黨內不正之風得以漫延的原因之壹，也是林彪集團得以產生的社會原因之壹。

光榮的昨天不等於勝利的明天，偉大的蘇維埃政權不等於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平型關戰役中的林彪不同於三叉戟飛機中的林彪。現實在挑戰，歷史給工人階級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使工人階級丟掉了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僅管這個巨大的質變使矛盾的新的壹方具有承續性，可長期的單數又使社會中出現保守的因素，以至國家管理人員中會出現權勢主義的思想。

俗話說，芝麻不壓出不了油，只有逼才能出自覺性、出積極性。當然，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並不是壹點壓力也沒有，有在建設中的問題、生產上的矛盾所帶來的壓力。然而這是那種自然對社會的壓力，它與社會內部的先進思想和落後思想在國家管理上的鬥爭是兩碼事，因此它只構成對社會生產的壓力而不可能給予社會關系中管理人員的壓力。另外，還有群眾批評、要求所帶來的壓力。然事實證明，在權勢社會形成之前，由於人民對管理人員的信任、由於管理人員的終生制，由於地位懸殊的批評、要求的分散性，由於互相牽連的管理上的組織性，這種下對上的壓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說，由於管理人員很少受到迫在眉睫的切身的壓力，故產生了因循守舊，又導致了對不良思想的抵抗能力的削弱。這種情況又促使了其本人及社會上產生了權勢私占的思想意識。當然，這種狀況又將促使工人階級重新產生戰鬥力。

對此有人問，為什麽要有壓力才會振作呢？為什麽作為壹個階級就不能產生自覺的革命行動呢？很明顯，芝麻所以要有壓力才會出油，是由於它本身的油和其他物質的內在結合力。同樣，人所以要有壓力，由於他本身受著環境影響，存在著新舊思想意識。這種緊密結合著的統壹體，在更先進思想的作用下，將會激發出新思想的活躍，從而保持對舊意識的戰鬥力。如若沒有這種壓力，那麽現實存在的、歷史遺留的落後思想的客觀實在的作用，將會誘發出對新意識的壓抑力。列寧指出，工人必須“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已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列寧《偉大的創舉》，《列寧全集》29卷第373頁）可見，工人階級也是人，即使其中的優秀分子也不是神，他們有著進步的思想，可也會帶有舊社會的烙印。因此，在存在著對抗階級的社會裏，有壓迫就會有反壓迫，而在存在著對抗階級意識的社會裏，有剝削思想的反撲就會有革命思想的進攻，但若有新思想的壓力，就會出現對新思想的質疑、爭論，從而出現補充完善原來就現實的更新思想。這種主動向前的間接效果，就是壓抑了舊思想的擡頭。由此歸納，盡管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階級意識可以萌發新的對抗階級的產生，然而當人為地制造壹種橫面的馬列主義壓力以後，可以使社會主義事業得到發展，使工人階級增強力量以獲得了持久的戰鬥力。可見，無產階級要徹底擺脫壓迫——壹種豎方的上對下的殘酷的壓力，就必須尋找壹種壓力——是種平行的等位的互助的作用。真是，辯證法也實在會玩弄人類，壹方面，人人都有獲得解放擺脫壓制的要求和希望，而另壹方面，每個人又都有不得不承受壓力增強功能的現實和活力。

另外，對此可能有人會認為，既然工人階級有先進性（這點即使在對抗階級消失的時候也並沒有失去），那麽他就必然會有戰鬥力。也就是說，戰鬥性不是由社會壓力所造成的，而是由先進性所帶來的。對此細想壹下就知，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是違背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思想的常識。猴子的腦袋只能表明它比較聰明 ，只有人的大腦才能進行高級的思維活動。同樣，階級的存在方式決定了其性質，社會生產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性，社會地位決定了無產階級的戰鬥性。如果說它們之間有什麽關系的話，那僅僅是壹種橫面的聯系，而不是縱向的承續。如果說先進性能影響戰鬥力的話，那也僅僅是指壹種間接的補充作用，而不是那種直接的決定的因果。

當然，話說回來，缺乏壓力並不是產生權勢占有意識的唯壹原因，國有制也並不是產生權勢占有思想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管理職業的形成已是其主要原因之壹。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就曾壹再指出，“在公社的組織裏，管理不再成為特權，不再成為壹個專業階層的秘密專制品。”由此可推知，在社會主義國家，管理工作也僅僅是壹種職務、崗位，而決不是壹種終生的職業，它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是等同的東西。可現在，人們卻將它看作壹項專門的職業，是社會上的壹種分工。這裏只要回過頭來看看，馬克思、恩格斯對手工制造業分工的論述，就可以想見到這種社會分工所帶來的利弊。“手工制造業分工的壹個產物，是物質生產過程的精神能力，當作別人的所有物，當作支配勞動者的權力，和勞動者相對立。”（《資本論“第壹卷，P435》“終身的職業使他壹生束縛於壹定的精細動作和壹定的勞動工具之上。”“不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間接剝削工人的階級，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的活動的工具所奴役，精神上空虛的資本家為自己的資本及自己的利潤欲所奴役。律師為自己的化石似的法律觀念所奴役，這種觀念作為獨立的力量支配著他。壹般的‘有教養的階級’為各種地方限制性和片面性所奴役，為自身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近視性所奴役，為自己的殘缺的專門教育和終身束縛於這壹專門技能的事實所奴役——雖然他們的專門技能只是在於坐 視現成，無所事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31頁）

可見，造成這樣的社會分工——終身的國家管理職業和先天性的被管理，也將造成這種狀況：管理人員具有國家管理工作的專長，同時這種專長又將轉成為終身的為政權服務的專長，即被權力所奴役，從而為權勢主義的滋生創造溫床。當然，這裏所見的為政權服務與做政權工作是兩碼事。雖然為人民政權工作與為人民服務是壹致的，可這種壹致性來源於管理人員為人民服務是直接的義務，做政權工作是由為人民服務推導而來的間接的任務。

照此，社會分工就是很壞的事了，不！列寧說，“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決不‘夢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從屬關系，這種由於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產生的無政府主義夢想，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溶（融）的”（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5卷第412頁）可見，在對抗階級的意識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專門家的意見和指示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知，即使在現在，社會分工也是必須的，但那種把國家管理作為終身職業的現象應該廢除。對此，我們的黨已經了解到這壹點，從而果斷地做出了決定，采取了英明的措施。

然而，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列寧在《俄共（布）黨綱草案》（《列寧全集》29卷第87頁）中說，“這方面的工作同實現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歷史任務，即過渡到完全消滅國家的任務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個工作應當是：第壹、使每壹個蘇維埃委員必須執行壹定的國家管理工作；第二、使這些工作不斷變換，包括與國家管理有聯系的整個事務和壹切部門；第三、采取壹系列逐步的經過慎重選擇而又堅決實行的措施，以吸引全體勞動人民自動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作。”從此看出，終身制的廢除使國家管理職業有了“破”，那麽“立”呢？即如何采取慎重選擇的措施來推選新的管理人員呢？可見，在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壹種改革。也即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該怎樣才能形成以利這樣的工人階級的優秀人物參加管理的穩當而合適的狀態呢？又該怎樣造成壹個比較大的對管理集團的壓力呢？即怎樣才能從根本上防止權勢思想的漫延和猖獗呢？這裏可以根據辯證法中形式對內容的影響作用的規律：復數的形式能使內容發展，單數的形式能使內容穩定的原則來考慮。因此，為使政局安定，國家管理集團只應有壹個，為造成互相作用的壓力，社會管理集團則需要二個。即實際管理由壹個集團執行，另壹個可能管理的團體則收集意見、征求需要。誠然，這二個集團都需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不然就不成為社會結構為馬列主義的復數形式，而是對抗社會的內容雙數所決定的形式了。可見，利用這種復數的形式，無產階級的戰鬥力將在對立面矛盾抗爭中迸發出來，優秀人物將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競賽中湧現出來，鞏固社會主義的事業將在兩個集團的矛盾競爭中取得發展。

也許在這裏運用單數復數的概念使人很不理解，因為單數復數是指事物內的對立、同壹的矛盾內容所對應的形式，而這裏解釋的卻都是非對抗性的矛盾，這能混用嗎？首先，澄清統壹和同壹的概念。壹般來說，統壹是指事物內部的矛盾在同時同地的壹種關系，壹個情況。它是指事物內部對立面各方的互相依存、互相聯接的同時性概念，是相對於互相對抗、互相排斥、互相差異、互相殊別的對立的矛盾（面）而言。而同壹是指事物內部的矛盾在發展變化中的壹種狀態、壹個層次。它是指事物內部運動結果的互相否定、互相滲透、互相合作、互相貫通的變化性的概念，是相對於互相鬥爭、互相轉化的發展的矛盾而言。所以可以說，統壹是對立面平行方面的靜態概念，同壹是矛盾豎直方向的動態概念。

其次，看看兩類矛盾的區別，主要在於對抗和非對抗的性質。可既然是矛盾，就是指對立的雙方，那麽這非對抗性的對立雙方該如何解釋呢？其實，對抗性矛盾是指矛盾雙方本質上是對抗的，所以這種矛盾的對立雙方（不是指矛盾本身）從始至終都壹直是對抗的，而非對抗性矛盾是指矛盾的雙方本質上不是對抗的，所以這種矛盾的對立雙方是有壹定的條件或受到壹定的作用（絕不同於矛盾本身存在的條件和作用）才得以存在的。由此可見，事物在其內部可能存在著某二個部分，他們本不應發生沖突，可有時又會發生沖突，這時這種沖突所產生的矛盾即叫做非對抗性矛盾。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在評價工場手工藝的分工時指出：它“造成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因此，壹方面它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契機，另壹方面它是文明的和精巧的剝削工具。”那麽，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領域和上層建築中出現的這兩個變化不也同樣如此嗎？它們壹方面都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壹方面又都是資產者的工具，壟斷是為了增加利潤，兩黨制是為了保證剝削。明乎此，資本壟斷是權勢專制的前奏，是壹切矛盾尖銳化的根源，是埋葬資本社會的棺柩。但資本主義兩黨制卻調和了壟斷集團間的矛盾，維護了各壟斷力量的平衡，發展了政治管理的權術，緩解了勞資間的沖突，拖延了資本社會的壽命，遲滯了權勢社會的出現。

同樣用辯證的方法分析壹下，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壹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變質問題。斯大林曾經十分關切過這個課題，毛澤東更是註意到並力圖解決它，可憐的是，這種努力卻化為十年的災難。現在人們認識到，“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那麽是否繼續進行革命也是謬誤的呢？文革運動是罪惡，如此凡涉及運動都是醜惡的嗎？不！正是由於這種理論，滋養了林、江之流，殘害了廣大人民，所以它是錯誤的，因而也反證了要進行真正的革命乃是當務之急。事實上，眼下陸續揭露出的個別的腐敗現狀也證明了這點。同樣，錯誤的文革也 不該株連到運動這個詞的褒貶上吧。自然是在運動中存在，學術是在運動中前進，人類也是在運動中進化，社會也是在運動中發展，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不也存在著許多自發的運動嗎？和平、反戰、限核、婦女、等等，不可設想社會主義社會這怎麽能沒有運動呢？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可再搞那些摧殘人類、拖延歷史、敗壞社會的反進步的逆運動，但如若沒有推動社會前進的進步運動，不就是要倒退了嗎？不動即退，為了將來，為了明天，還是要有運動，理由很簡單，因為地球是在不斷運動著的。然而壹個符合歷史前進的運動，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是無法實踐的，僅靠盲目的摸索，即使會有短暫的、虛假的、奇異的繁榮、興旺也決不可能帶給人類以利益和幸福，固然理論的來源又在於對現實的分析，妳要想知道以後的事理，那就要先對現在和以往的史事作番研究。

按照毛澤東的見解，蘇聯變質的原由是過分強調了建設，忽略了“群眾性的”“繼續革命”。然也，斯大林確實很重視電氣化之類，而蘇聯領導也大都是大專畢業、工程師或技師出身。如此，由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大老粗”者執政造反，搞得混亂沆瀣，十年不振。可見，革命和建設兩端都不可輕視，應該平衡發展，協調前進。不然，危險的懸崖就在路旁，左邊也是，右邊也是，朝下跌很方便，是沒有什麽神奇的浮力來拯救的，它們都可能將社會帶到權勢主義的深淵。事實上，這種極端性也等於是把革命和建設對立起來，或者反過來把知識和主義對立起來。人人皆知，主義並不等於知識，但它包含著知識的壹部分；知識也並不全是主義，但它也是主義的有機的組成部分。因此說，讓革命的有管理知識的人擔負領導責任是比較科學的，當然年輕化也是壹條，但它不是唯壹的且不是首要條件，因為它僅僅不過是壹個重要的生理上的原因罷了，否則就等於承認“代溝”學說。可老年人卻並非都守舊，年輕人也決非都創新，社會矛盾的實質還在更深更幽的境地，它肯定不是輩份或年齡所能左右的，就連革命和建設問題通過蘇聯和中國的教訓，也證明了變質的真正原因並不在這裏。那麽，它究竟在那裏呢？

要解決大的問題先從小的麻雀開始解剖。《人妖之間》（以下簡稱《人妖》），這部有很大影響的報告文學就揭示了壹個典型人物——王守信，他是如何在中國這塊貧窮落後的土壤上開放出“香艷誘人”的權力之花的，確實“王守信（貪汙案）的產生和發展是有壹定科學道理的，否則她（它）就不能存在。為此對她（它）進行解剖、分析，將對人類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如此，就首先了解壹下它產生的原因吧。

王守信所以去貪汙，這與它的思想、經歷、品行等不無關系，但若撇開這些個人因素而探求這類貪汙犯的共性的話，就會發現，不管他（她）們是怎樣的人物，都有壹個共同點，就是窮極無盡的物質貪欲，而對於典型的、比較“成功”的王守信而言，還要加上壹條，那就是“強烈的物質貪欲和權勢欲攪和到壹起，便不顧壹切了。”並且從其犯罪的活動來看，後者還遠遠地勝過前者。請看：“她要的是順從，她需要顯示的是權力，疼愛和打罵壹點都不矛盾。”因為“沒有什麽東西比權力更易使人產生對自己的幻覺了。”這裏生動地描述了權勢帶給某些人的陶醉和快樂，難道這不就是王守信在那時從事壹切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嗎？自然，產生這種欲望的基礎或土壤是比較復雜的。有人說是封建主義的殘余、小農生產的影響；有人說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有人說是貧窮落後；……。然不管是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會產生並不斷產生這些欲望，且由此將決定或影響人們的活動，對這壹點是不會有人存在什麽懷疑的。另外眾所周知，壹個活動僅有主觀願望是不壹定能達到實踐的客觀結果的，它還必須具備主體的本身的積極作用和壹定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如此產生王守信犯罪活動的社會條件是什麽呢？無疑，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給她創造了興旺發達的溫床。可文革的內容很多，有破舊、四大、串連、武鬥、造反、奪權、下放、514、四五，等等。具體地說，是哪些東西給它們提供了最合適的時機和條件的呢？文革後又是哪些在繼續供給營養和水分的呢？《人妖》中談了三個因素：壹、奪權，“田鳳山倒下、楊政委掘起、張誌新出黨、王守信入黨，這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狀況能夠是無足輕重的偶然事件嗎？”當然不是，文革壹切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此。固然，權總是要有人掌的，毛澤東的本意也不過是為了能讓更好的革命者執掌社會主義的大權，但結果卻沒想到，即使基層群眾中也有腐敗、墮落分子在力圖入黨、奪權，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執政的黨已不同於戰爭時期的黨了，它（在動亂年代又可縮指文革小組）可以指揮壹切、包辦壹切、管理壹切，且管理又成了有利可圖、有欲能填的特權，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在左的思潮和路線的掩蓋下，從事黨務工作的某些成員已不再滿足於領導的職能，他（她）們對引導、帶頭、建議、宣傳等困難而艱巨的工作已感到厭煩，他（她）們想親自實踐壹下管理的功能，不！他（她）們想親口嘗壹嘗權令的滋味，他們對舒舒服服地、無憂無慮的享樂發生了興趣。於是，他（她）們到處插手，出現了重疊管理的狀況。這種形式是不穩定的，結果，他（她）們的活動與黨的忠誠衛士從事的管理、治政工作發生了沖突。利用毛澤東的錯誤，他（她）不失時機地開始興風作浪。這股風浪則給社會渣滓的泛起創造了條件。並且這些渾濁的泡沫又助長了奪權的聲勢，可見雙重管理是問題的壹個方面，另壹面就是特權。其實，管理僅指壹種行為，而要保證和證明其正確與否，尚需計劃和監督與之配合。可後來黨的指示不需要了，因為它們已經兩位壹體了。民眾的檢查取消了，因為它已淪落為多余的“壹致通過”的虛設了，結果胡作非為、隨心所欲的特權應運而生了。總而言之，在這種特殊的處境下，二月奪權風暴給人民帶來了災難，給壞分子、野心家帶去了幸福。這就是制造王守信貪汙案的第壹個契機。

《人妖》中言及的第二點是“風氣”。“社會風氣的敗壞，非法活動的逐漸合法化，對於道德淪喪現象逐漸習以為常等等。這些現象本身首先掩護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動。” 很清楚，這種狀況正是文革的直接後果之壹，也是極左的狂熱的思潮所導致的結果之壹 。自然，這種意識的產生和利已思想壹樣，是有著復雜的多方面的原因。但問題並不在此，而在於為什麽這種原本次要的、隱晦的卑劣意識竟會上升為普遍的、正當的社會意識呢？固然，動亂的社會給它們的擴散創造了條件，但為何粉碎四人幫後它還繼續存在呢？不錯，外界的影響、歷史的殘留是重要的因素，可那些積極的上進的力量又在那裏呢？換句話說，負領導職責的共產黨的戰鬥力為何下降了呢？難道這還不值得人們深思並進壹步探究嗎！

第三，“關系”。“我們必須全神貫註去觀察和研究的就是這個‘關系’”，“在哥兒義氣、感恩戴德、親友情誼等等溫情的紗幕下，掩蓋著赤裸裸的利益關系。”“人和人之間錯綜復雜重重疊疊的關系，已經織成壹張又厚又密的網。” “什麽馬列主義原則、什麽黨的方針政策，壹碰到這張網就象觸電，不靈了。”可見，“關系”的厲害。但當撕破這個隱語的外表，觸及它的實質就不會覺得奇怪。所謂“關系”，只不過是階層的稚形罷了。不是嗎？改造和被改造的、整人和被整人的、新貴和“老牛”不都是各有各的關系嗎？這種“關系”不是已經超出行業、職務、教養、信仰等等的界限了嗎？它不是已將各色人等在壹種新的境遇中都聯系起來了嗎？也許這壹派和那壹派是無法共患難的，也不存在互相庇護的關系，然它們的成員之間不也是由類似階級的關系而決定親疏的嗎？因此說，“關系”的存在也如階級的必然；“關系”的廣泛尤如階級的普遍；“關系”的事業尤如階級的利益。對此，不難明白，為何“關系”能使社會主義制度走樣；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扭曲；能使“是非混淆、賞罰顛倒”；能使“真理屈從於謬誤，善良受制於邪惡”；這是因為“關系”本身都有著其固有的意識和行為。自然有人也會有疑問，所謂階級是指在生產體系中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支配產品的方式和數量不同的，這樣的壹些集團。而這裏所論及的“關系”和這些又有什麽聯系呢？確實，在現實中，無論什麽“關系”都不象資本家壹樣直接占有生產資料，但他們都是通過在經濟結構中的管理地位，間接地占有國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從而以壹種互換有無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產品分配權。這狀況與階級的含意不是有著相通之處嗎？固然，他們尚沒有形成對立關系的社會性的集團，所以僅僅稱之謂階層的稚形。欣慰的是，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這些政治關系已正在瀕於沒落、消亡的地步，他們已不可能進壹步形成階層以至階級了。可在十年動亂及其後的壹段時間內，這種“關系”曾發展、膨脹、泛濫到何等猖獗、可怕的地步。升官、貪汙、盜竊無不需要牽涉到“關系”，甚至營業員和生產工人也能在特定的境況下利用自己管理商品、材料、工具的權限，而加入“關系”的隊伍。可笑的是，許多正常人在做好事時也得利用“關系”，以至於連新聞也是由小道轉來的要可靠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這些“關系”在提供王守信犯罪活動的場所；在形成王守信貪汙活動的保護層；在不斷產生著王守信之類的人物。

概言之，這三個歷史和社會的條件正是王守信之流產生發展的環境，同時也是他們努力制造、竭力維持的環境，他們和環境就如遊魚和水壹般，和諧而協調地交融在壹起，共同敗壞著國家的前途、損害著人民的利益。

此外在《人妖》中，作者還將王守信犯罪活動如何發展的全過程揭示出來，為此進行解剖研究也許能得出饒有趣味的科學結論。

首先可以看到，他們的經濟犯罪活動是從奪權開始的，他們自竊取職務之日起就正式地行使職權，占據了國有資產的管理權，可是在管理的過程中，卻在不斷地進行“交換”，“這邊投以報桃是依靠手中之權給以物質實惠或是取得其物質實惠的條件，那邊報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間接的物質實惠給予償還”。“這實際上是通過權力功能的交換而實現的物的交換”。確實，這種“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有廣泛的好處，他們不僅可以實現權與權、權與物的交換，甚至可以實現權與人情的交換，以至某些人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成為交換的資本。對此，《陳奐生轉業》就說得非常清楚，為了獲得某些人所需要的物資，可以把感情也加以利用，以至使樸素純真的階級感情也商品化、庸俗化了。在《人妖》裏則更加具體地分析道：“同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人民幣，經過壹番轉移就創造出壹種新的關系來，第壹、債權人從國家變成私人，第二、欠債人欠下的是人情加債務，償還這種債務的最好方式是債權人利用他手中的權力給王守信方便。”不難理解，這第壹點就是占有、侵占國有財產，變相地據為私有，第二點就是“交換”，不過它不是當場兌現的賄賂，而是以壹種賒欠的形式尋求報答。結果“事情非常明顯，每壹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造成損害，或者使黨紀國法失靈，……”。從此，他們就利用這種通過管理、交換、轉移而得到的增大了的權柄和權限，擴張了自己的權勢，擴散了剝削壓迫的意識，擴大了權勢者的“關系”，侵蝕了國家的財富，浸潤了社會的機體，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可見，王守信之流的權力流動過程是從職權起始，經過管理，最後得到權勢的。這與前面論述的權勢運行公式是吻合的。事實上，由於他們是為了權勢而奪權以達到享樂 滿足的欲望的，所以這就決定他們決不會把職務作為管理過程的必要手段和權利，而是作為獲取更大、更多的權勢的出發點；作為謀求私利的階梯；作為管制人民的工具。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變質問題的癥結並不在職務或職權本身，那麽是在那兒呢？

顯而易見，運用職權的管理過程是產生問題的環節，而它又是由意識根源和存在條件所決定的，即：有野心的權勢目的提供了動機，有弊端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可能。前者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是現階段無法消除的，後者是人為的機構的組合，則是完全可以進行改革的。如此，要改革就應先找出弊端，而弊端又在哪裏呢？任何壹個結果都可以從縱和橫兩個方面找到原因，縱向的即現在乃在沿用的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橫面的即現在的生產資料已是以國有制為代表的公有制，故而事情也就由此而萌發。舊有的管理制度和現在的公有制產生了矛盾，結果它使得國有制不再能真正地代表公有制了，從此國有制就成為管理私占化的基礎，成為滋生權勢主義的土壤，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會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發生權勢使管理逐漸私占化的自然過程：

第壹、由於國有化，管理日益集中在國家任免的官員手中，而公有制本身卻要求許多人共同監督管理。

第二、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工作有了明確的分工，它們各司其職、互不幹涉，缺乏協調和合作，以至有些工作相互重疊，官僚化隨之產生。

第三、分散的、獨立的、個體管理狀態消失了，代之以國家計劃管理下的本位管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管理只須對計劃負責，用不著關心社會的供求。

第四、擁有管理權限的幹部排斥了勞動者對工作的自由選擇，增強了各種人身依附的形式，防止了勞動力的任意流動，從而保證了管理的相對穩定性，並使之成為計劃管理的基礎。

第五、隨著國有制管理的發展，管理幹部的專職制和世襲制由此而產生了。

概而言之，社會主義變質成權勢主義，權勢意識是動力，生產資料國有制造就了基礎，目前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條件。當然，這裏所指的方式包括前面所說的缺乏監督的黨和國家雙重管理的形式。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則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無產階級執政則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個主要內容。共產黨盡管是先進階級的執政黨，然它也不過是社會上眾多政黨中占特殊地位的特別重要的政黨而已，可社會主義國家卻是無產階級組織賴以公開生存並活動的條件之壹，是無產階級得以實現其遠大目標的切實保證。可見，國家應該是高於政府、政黨之上的壹種政體機構，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它又是共產黨掌舵的壹種政體機構。所以說，黨不可淩駕於國家之上，也不可替代政府的機能，當然也不應放棄自己的領導職責。

事情就是這樣，以往那些常識性的東西，在今天經過全面具體的分析，有的成了當時的偏見，有的獲得了理性的科學的認識。霸權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也是僅從表面現象得來的定義，它們的實質都是權勢主義。只不過它們壹個是由壟斷資本而導致，壹個是由國有制而產生，但究其本質都是將管理方式奠定在私占制或獨占制的基礎之上的壹種社會制度。所以說，權勢主義即是指的這樣壹種社會制度，以及與這種制度相應的思想意識。

傑瑞米柯賓

綜觀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它們和馬克思論述的勞動的兩重性和商品的兩重性，有著如此奇妙的偶合。也許這正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高明之處，過去人們往往註意了唯物的壹方面，而常常忽略了辯證的另壹個方面。結果現在時時陷入許多困惑、矛盾之中。自然界就是這樣，它以它固有的規律迫使人們去了解它、掌握它，而不可能去違背它、脫離它。並且，當剖析職權和權勢的運行過程也可以清楚它與馬克思所論述的商品和資本的運動公式也有著固有的巧合。

職權的壹般規律：管理——職務——管理

權勢的壹般規律：職務——管理——職務

職權的規律意味著，它是由管理的需要出發，而到管理的目的截止，為壹個過程。至於職務不過是完善這壹過程的中間環節，當然這是整個運行過程中的壹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為沒有它作為手段，那麽整個管理將是壹句空話。但是它本身畢竟不是起點和終點，這就決定了職務對職權的性質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同樣，權勢的規律表示，它是通過職務起家，經過管理，從而達到更高的職務。箇中的意義就在於管理由目的變成從屬於職務的工具，而職務的地位則成了權勢的基礎，職務的權力卻成了權勢的目的，這就是權勢在階級社會裏最基本、最平凡、最常見的運行過程。顯然，權勢者要滿足他的野心，開始必須在社會上找到壹種盡可能高的地位，這種地位在奴隸社會是依靠奴隸來獲得，在封建社會則是憑借封地來取得，到資本主義社會則將是使用金錢來達到。它就是作為上層建築的權勢對經濟基礎的依賴作用。

真是有偶無獨，事物的推理常常呈現出某些類似之處。或許有人認為，這種類同不過是在把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簡單的、積極的、死板的、牽強附會而已，其實理論本身的意義不也就是把眾繁龐雜的各種現象進行結晶、濃縮和提煉嗎？！事情確實是很簡單，然而簡單的哲理卻常常需要很多、很廣、很深的知識才能清楚地明白。

下面分析權勢對資本主義所起的作用，及對其社會發展所起的影響，以便進壹步了解這些簡單的論點。

眾所皆知，封建社會是土地私有，同時又是權勢主義得到極端發展的社會，可是生產力的發展，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產生，結果最終使得封建制度瓦解，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資本主義時代，它與由奴隸占有制及封建制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社會上層建築的初起的權勢類型不同，它不再是把社會構成各種復雜的不同等級的等級制社會結構，它主要是用貨幣的無個性的權力和資本的無限專制來代替各種各樣的世襲特權和人身依附，它在其獨特的生產方式下，使得階級矛盾簡單化，把社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敵對陣營。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權勢不會是以國家為形體的、集中的、專制類型，而是在機器生產社會化的基礎上以各個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私有化為主要形式，以被資本所左右的國家為輔助形式的壹種低級類型。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指揮、調度、監督等管理的職能是由資本家執行的，這種職能的特點就是它同時又是資本剝削雇傭工人的職能。所以說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不僅因為他擁有資本，還在於他是管理工業企業的權勢者。盡管後來，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他又擺脫了直接經常調度監督工人的職能，然這只能說明這種權勢方式的管理更加集中、更加專制罷了。

可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的不斷再生產，社會產品的不斷增多，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也在不斷更新。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不可相容的基本矛盾也就不斷尖銳，從而資本主義的國家管理、社會生產、人民消費三者之間矛盾日益加劇，終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帝國主義的壟斷統治所代替。列寧指出，“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滅競爭，而是駕淩於競爭之上，與之並存，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八卷第258頁）可見，這種由生產集中而產生的壟斷組織，實質是表示權勢主義已從幼年階段進入了壯年行程，權勢者也從占有微薄產品的單個作用不大的資本家發展成積聚有大量財政資本的、能控制國家命運的財政寡頭，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因此更進壹步的加深和增大，結果這種壟斷資本主義又轉變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即帝國主義社會向登峰造極的以國家為範疇的真正的權勢主義社會轉化。例如猖獗壹時的希特勒德國為首的法西斯社會。

明乎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就是權勢主義，當然，權勢主義並不壹定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因其產生的土壤並不是必定要由帝國主義而來提供。由此可以明白，過去論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實質也就是權勢社會的部分特點，這裏試列舉如下：

1、生產社會化到最高程度。

2、私人和壟斷國家的組織交織成壹體。

3、國家機構服從壟斷組織。

當然，它應該還有壹些，但僅從這幾點就可以看出，權勢社會是權勢集團（或壟斷組織）通過國有化來霸占國家財產，並使用專制的形式來利用國家財產以謀自己私利的壹種社會。不可否認，事物都是辯證的，生產資料國有化也是生產社會化的形式，社會集體的專制也使得管理的作用得到高效能的發揮，只不過它們都已被壟斷組織利用了而已。

同樣，權勢國家的日益發展加強了壟斷組織的權勢，使生產更加壟斷化、更加國有化，“加重了對勞動群眾的剝削和壓迫，增加了被剝削者反抗的困難，加強了反動和軍事專制。同時必然會使大資本家靠剝削其他階層而得來的利潤急劇增加，必然會使勞動群眾由於要向資本家繳付數十億借款利息而遭受幾十年的奴役。”（列寧·《關於目前形勢的決議》）它使得兩個對抗階級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它迫使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者在爭取解放和改造世界的鬥爭中更加堅決、勇猛，結果它最終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基於這種觀點，所謂的權勢社會，它是在社會生產資料由分散的私人所有制轉化為壟斷組織的國有制的基礎上，社會的管理組織轉變成私占化的權勢形式的情況下，從而產生的壹種專制社會。這時，它的基本矛盾也與資本主義社會有所不同，它變得更進壹步了，它不再僅僅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成果的私人資本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了，而變化成生產的社會性和社會管理的壟斷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了。

前面講過，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權勢依舊存在，不過是種低級類型罷了。如此，它又是怎樣逐漸進化到權勢社會的權勢，這種高級形式的呢？固然，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的更新，生產產品的增加，生產規模的擴大是允許產生這種過程的基本的必要條件，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各種形式的變化，權勢也在不斷發生波動和擴張，對此用馬克思分析資本積聚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明白。

所謂權勢的擴張，意即依靠強化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的權勢，從而擴大自己的權勢範圍或範疇的過程。

和再生產同樣的道理，社會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要管理，正如它不能停止消費和生產壹樣，隨著各個時代人類經濟活動的能力不同，其管理範圍也便有所局限，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其生產管理限制在壹家壹戶的基礎上，古代的牛馬及海船的簡陋決定其政治管理不能跨越超出大海。但是，和生產過程必須經常更新和不斷重復壹樣，管理過程也必須不停地往復和時常地改革。當然，不管其改革的變動多大，其管理的性質（總的形式）是不會脫離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而輕易變化的。可見，生產過程不僅在於人們能夠不斷制造大量的新產品，而且還在於社會中相應的生產關系和管理方式也在不斷更新，在階級社會裏管理過程也不僅在維持或維護權勢，還在於擴張權勢。

資本是通過積累和集中而聚集起來的，權勢則是經過強化和收買而擴張起來的。壹般來說，其擴張過程首先是要經過以下三個階段的循環運行。職務 —— 權力（包括“人力，物力，財力” ） —— （通過“管理”得到） 權柄—— 權勢

第壹階段是由職務形式轉變成管理形式，即掌握控制人、財、物的權力。權勢，每個權勢均是以壹定地位的職務開始的，或是工作職務，或是管理職務，然後它才轉變成權勢。這種轉變保證了生產和管理得以順利結合，假使沒有這種結合，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管理過程。當然，如若它不轉變的話，也就是說有職無權的話，那麽職務形式也就無意義了。

這樣，權勢在完成勢必的第壹階段後，還必須進入第二階段，就是權勢地位的管理過程的開始，即指揮、支配人力、財力、物力的過程，也即運用權力的過程，這是壹個重要的階段，因為此時權柄者已通過管理而得到更多更大的權力，創造出新的權限。譬如企業權勢者通過安排各個人力、財力、物力，從而得到更多的物品，獲得更多的財富，招收更多的人員。簡單地說，即擴大或增強了企業，也就意味著掌握了更多的權力，擁有了更大的權柄。當然，在這壹階段，權勢如果發生停滯的話，那就表示權力沒有運用，管理沒有進行。可見，權勢擴張運行的第二階段是管理形式改變為權力形式的過程。

第三階段則是權力形式變成具體的職務權勢，這是在整個擴張運行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在這壹階段，權勢是通過玩弄權柄的利惠、名聲、壓力、威力，而獲得大於原先地位職務權勢的。這結果有兩種情況，壹是職務名稱未動，活動擴大或影響加深。二是職務提升，接觸面隨之擴大，地位也跟著提高。自然也有畫虎不成而並未獲得大於原先職務的權勢的情景，那只能說明這個權勢者在擴張過程中遭遇了失敗。另外也會存在流動階段發生阻塞的情況，這時未使用的權柄就會被閑置，擴張過程也就要被中斷。然而不管如何，於正常發展的環境中，在這個階段，由於直接產生的權勢，那個自私性質的霸欲所要求的權勢，而並非是僅僅簡單地提升職務、擴大權限的表面事實，也並非是在這種事實中也許蘊涵著社會性質的、民眾所需要的職權。所以說，這壹階段確是根本決定循環的權勢命運的問題。

自然在這壹階段，它的功能還可在於通過利用權柄，第壹、把權勢者預付在管理上的權勢以職務形式歸還給權勢者。第二、把管理過程中創造出的新權限實現為權勢者的新地位。

這樣，權勢者順次經過這麽三個階段而完成了它的壹次循環，並進而利用其結果所得的職務權勢而重新開始它的第三次周轉。這就是權勢的循環式運動。因此，權勢也是可看作運動的、動態的東西，而不可理解為靜止的事物。實際上，每個權勢管理都同時存在著這三部曲，在任何壹個權勢者的事業中都會同時有著職務的權位，管理的權力，準備使用的額外的權限。當壹部分權勢正由權位轉化到管理的權力時，另壹部分權勢則已變為新的權限，而第三部分卻在形成擴張了的權勢地位。它們都是在順次拮取和放棄這三部曲中的壹種。不難明白，單個權勢是如此，整個權勢應當也是這樣。

當然，權勢在進行這樣的循環後，權勢者還將濫用其得到的新權限以利鞏固和加強其地位，這就是權勢的強化。權勢者就是依靠這種強化以保護自己、壓迫他人，同時在這種權勢強化的基礎上，再不斷地擴張其權勢，以滿足權勢者的霸權欲望、以攝取更多的財富、以壯大自己在官場角逐中的能力。

此外，權勢者也常通過收買來擴張自己的權勢，但它仍是依靠權勢強化為前提的。如前所言，管理是具有具體性的。但就整個社會的管理來說，可以大致分成政治管理和生產管理兩大類，由此又帶來經濟領域內和政治領域內的權勢兩大部分。顯而易見，雖然權勢管理的不斷擴張是以權勢強化為條件的，但擴張最快的是直接管理生產的經濟領域的權勢，其次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除政治以外的上層建築領域的權勢，最慢的方才是政治領域的權勢。因此，壹般而言，經濟領域的權勢應當大於政治領域的權勢，經濟實力應當大於政治指導，這就是權勢擴張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

其次，在實際社會裏，即使對壹個權勢來講，它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這兩部分中，政治實力即是經濟基礎，政治指導也即政治目的。可見，這兩部分並不是可以完全截然分開的。

可是，從以上分析能得出結論，要使社會管理得以實現，管理的各部分之間，必須保持壹定的比例，可在事實上，有的權勢者政治野心空前地膨脹，使得政治權勢超過了經濟權勢，結果造成管理進行不下去，權勢擴張不能實現。反之，政治權勢如果落後經濟權勢過多，也會拖延整個權勢擴張的速度。具體地說，當政治管理強於經濟生產時，它就會和消費利益發生沖突，使得權勢擴張不得不停頓；而當消費水準高於管理供求時，生產發展將會和政治領導發生矛盾，引起權勢擴張的延誤。由此可以清楚，管理、生產、消費，三者之間恰如壹個三角形，它們各處在其中的壹個頂點上。管理必須適應生產的要求，生產又必須供給消費的需求，而消費也應該滿足管理的職能。自然，在權勢社會裏，由於權勢者的本位和野心，這種比例經常遭到破壞，使得這種天合之作的均衡成為壹種偶然現象。在權勢社會裏，它們只有在遭受無數的波動破壞之後，才可能達到平衡的短暫實現。

資本家正是通過這種權勢的擴張從而過渡為權勢者的，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大量地榨取利潤供給奢侈享樂的需要，他們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盡量地獲得權勢，滿足權勢野心的欲望，故而他們采用擴大生產、擴張權勢的手段來達到這些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勢主義的特征正是為權勢而管理，為權勢而擴張，他們正是在把霸權主義的貪欲建立在億萬群眾的壓迫、蹂躪之上，把窮兇極惡的歡樂樹立在廣大人民的痛苦悲哀之中，這難道不就是滋生在邪惡的社會細菌上的毒性膿腫嗎，這不就是原發病竈在惡化、在糜爛的險象嗎？這不就是可怕的腫瘤在浸潤、在轉移、在擴散，在把人類和社會驅向泯滅演毀的懸崖嗎？

有趣的是，在世界上有著眾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歷史都很悠久，可是發展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僅只在以往有過為數不多的幾個法西斯政權，這是為什麽呢？相反令人遺憾的是，在理應成為社會典型、國家楷模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出現了向權勢主義的變質，不是嗎？蘇聯已走在霸權主義的道路上，林彪、江青也險乎乎把中國也推向極權政治的深淵，這些又都是因為什麽呢？

問題只有通過研究才能獲得解決，企圖憑借直覺解決問題的人是會失敗的。當理論和現實發生矛盾時，只有三種解釋：現實是虛假的，理論是有謬誤的，或是現實條件發生了變化，理論內容需要改進。第壹點是不存在的，至於理論的是否，這裏也無庸討論，現在來看看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影響“表面”現象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到事物原來的本質？

由於人的認識過程是由外部現象到內部本質的壹個運動過程，是揭露事物的愈益深刻的本質的過程，所以應該以理論來適應現實，而不可牽強附會地以事實來適應理論。列寧就是這樣做的，他全面分析了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統治的實質過程，因而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的階段是帝國主義的科學論斷。可是辯證法還說，好與壞、美與醜、高與低都是同時存在的，只有善於全面地、運動地，而不是狹隘地、孤立地去觀察，才有可能從對比中發現事物的本質，才能牢牢地把握事物的規律，從而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自然和社會的主人。可以看出，壟斷僅管沒有消滅私人占有的形式，反使其競爭在更大規模和更劇烈的過程中進行，然而它卻使生產更加社會化了，使管理和權力更加集中化了。正如在機器基礎上達到勞動和生產的社會化是社會向前發展中的壹大進步壹樣，這個壟斷在社會化生產的基礎上能達到管理和權力的相對集中、初步統壹及比較有計劃壹些，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也是比以前的自由競爭要前進壹大步了嗎。當然這種生產管理上的集中會帶來政治管理上的獨裁，並最終導致權勢社會的出現。也許這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

然而事實上，現在的帝國主義不僅是在經濟生活上實現壟斷統治，還在政治管理中形成兩黨制，列寧說得好，這種兩黨制是麻醉人民、消磨無產階級鬥誌的工具。同樣它也是緩和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強化資產階級國家的機器。然不管它是工具也好，機器也好，它本身並不是制造腐敗、墮落的根源，也不是產生剝削奴役的土壤，那麽它的本質作用究竟是什麽呢？許多人對它襟若寒蟬，因為類似的問題曾反復在歷史上出現過判決，他們斷定這個提法壓根兒錯了，他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是個大逆不道之舉，但辯證法卻頑固地訴說，形相似而實可察。兩黨制僅僅是種復數的政治領導形式。它和資本家手中的工廠機器壹樣，它本身能提高管理效率，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鞏固資本主義社會，增強對工人階級的管制，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水平；它本身能監督管理效果，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維護私有制的天堂，保證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削弱了社會管理的能力；它本身標誌著人類的自知之明，標誌著人類對社會管理的自由，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把人類處於金錢管理的奴役之下；它本身促使了生產的迅速發展，增加了人類對社會財富的利用，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把經濟置於資本的隨心所欲之上。可見，復數的形式只不過是提供了使科學用於管理過程的場所，使管理具有了有生氣的先進性罷了。

傑瑞米柯賓

此外，對體制問題，列寧在同壹文中也作了明確的指教，“巴黎公社作出了把問題的首創、主動精神，自由機動、宏偉毅力和那自願實行而與死板公式絕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配合起來的偉大模範。” “應當反對知識分子所愛好的壹切死板公式以及想從上面規定統壹模型的企圖。死板公式和從上面規定統壹模型的辦法是與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的集中制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 列寧還具體地說，“若沒有有學識的人、知識分子、專門家的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 “若沒有從老百姓出身，即從工人和勞動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家的幫助，沒有這些人的領導作用，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 “但意見和指示是壹回事，組織切實的統計和監管是另壹回事。” 可見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共產黨是不能脫離它能提出高明的意見和能下達正確的指示的地位。然而管理（即組織切實的統計）責任則應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負責人來承擔，監督的工作也應由群眾團體來參加。因此可以說，上述的改革就是為了更好地完善這種制度、健全這種制度，是為了保證民主集中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阻止權勢主義的興起。

而且，事實上可以想象，當進行如此的改革以後，那種國家管理終身制的牢靠概念被打破了，那種當官就永遠是治政，做民就永遠聽使喚的局面被改變了，它可以為人民的直接參政創造條件，它可以使社會主義社會取消幹部階層變為事實。這樣可以調動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更可以消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產生權勢私占的根源，並且還可以使生產資料的國有制變成真正的公有制，更可以使管理和生產、幹部和群眾的有機聯系變得更加緊密。當然，這種措施是和資本主義兩黨制相類似，不過，不要壹聽到資本主義的就害怕。列寧說，“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與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租結合這方面的成功來決定。”（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可見，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形式與資本主義相似並不能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正相反，由於國家的實質沒有變，社會主義事業只會更加興旺，無產階級專政將會更加鞏固。

概言之，把共產黨分為二個，把國家政權由兩黨來執政，將是防止權勢社會出現的比較好的措施。固然，這也是壹種“修正”的觀點，可沒有修正那來的共產主義呢，列寧不修正馬克思理論能有馬列主義嗎，毛澤東不修正馬列主義能有毛澤東思想嗎。問題在於“修正”的方法、邏輯合不合乎馬列的觀點，“修正”的內容是拉社會倒退，還是推社會前進，“修正”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還是為了利已保守。同誌們，革命就是“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

鑒於蘇聯的教訓，鑒於林彪篡權的陰謀，鑒於四人幫奪權的野心，中國現在“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壹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列寧·《“論糧食稅”壹書綱要》）壹切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壹切真正的革命黨人，壹切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有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青年後輩，所有熱愛黨的事業的誌士仁人，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人民群眾，要深思啊！

粉碎四人幫時，有人認為這是黨內派系在爭權奪利。後來的大好形勢，他們認為，這是每個統治者都要采取的明智作法，對群眾許願，給人民壹點好處，這些即使換上林彪或者江青上臺，他們也會這樣做的。是嗎？不！歷史已經證明，他們給人民帶來的是酷虐和盲從，而真正的革命者給予人民的則是幸福和信任。理論也將證明，林、江集團妄圖建立的王朝決不是什麽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而是國有形式的權勢社會，現實還將證明，林、江集團留下的主要的大量的後遺癥，正是權勢主義、權勢思想和權勢意識。

那麽，什麽是權勢主義呢？它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有何不同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用馬克思分析歷史解剖社會的方法來了解，權勢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資本主義之前的管理方式——職權和權勢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出現是從能夠制造勞動工具開始的，人的產生同時也就是人類社會的產生。在原始社會裏，人的勞動是以簡單協作為基礎的，由此人的生活也是以簡單的組合為基礎的。隨著勞動分工的自然產生，氏族部落出現了，它是人類組合的組織形式，它是適應集體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可見，在原始社會裏，人們的社會活動是以簡單的組合來完成的。正好像集體勞動產生了生產資料以及勞動產品公有制的必然性壹樣，這種社會的集體組合也產生了管理的必然性。也正如生產上的分工產生了職業壹樣，管理上的分工也產生了職務。職業的生產需要特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技能，職務的管理也需要職責範圍內的權柄和威信。也就是說，管理形式的出現產生了職權和權威的需要，而它們的任免則來源於勞動中的態度和生產上的技能，以及所從事的職業在整個人類生活的地位。

這裏，根據唯物辯證法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在原始社會裏，勞動僅是人們謀求生存的壹種手段，故而管理也僅僅是社會為了圖求延續的壹種手段。事實上，如果原始人不是群體生活，那他們又要管理幹什麽呢。如果原始人在集體中生活，那他們沒有管理意識又怎能延續下去呢。可見自從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勞動和生產，同時也有了人的集體和社會，從而也就有了集團和社會的管理及其形式。當然，社會的產生也正是因為生存的需要。可見從根本上說，管理也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同樣也正如在原始社會裏，勞動分工的自然性壹樣，因各種職業並無重要或不重要的差別，故也無貴賤之分。由此而來，職權的管理，對其對象也就並無強制或暴力的成份，因為它完全是適應管理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完全是隨著勞動生產的變化而遊移的。當然這裏所說的對象是指管理的壹個整體對象，至於整體屬下的個別單元，則職權乃是有制約、限定的作用，因為職權本身就是管理的壹種形式，而所謂管理，就是負責、料理、照看、約束、拘轄工作的形式。職權又是通過什麽來管理的呢？職權是種管理形式，而原始的管理是在原始社會裏產生的。它的成立和實現依賴威望和信任，這就是權威，可見職權是種有職責範圍的管理形式，而權威則是職權範圍內的使人信任而服從的壹種支配力量。當然，歷史的延續又使權威引申為某個方面的使人信服的威望，則此延展的概念又當別例。

然而，無論是職權還是權威，它們的作用都是有壹定範圍的，這是由職務本身所決定的，如若有超出範圍的管理形式，那將不稱為職權，而叫作霸權。如若有超脫範圍的支配力量，那也不成為權威，而是欺壓。可由於原始社會低下的生產水平所決定，這種狀況實際上是不可能出現的，更何況原始社會低級的思想意識也決定了職權的目的並非為了達到職務以外的有形或無形的東西。

在原始社會裏，簡單的生產方式，沒有剩余積累的經濟形式決定了職權的功能是為了管理，為了氏族公社的管理，也是為了社會各個方面的管理。它決定生產的組合，產品的分配，認可自然的分工，婚姻的親配等等。總之職權是應“社會管理的需要”之運而生，且反過來又為“更好地進行管理”的功能而存在。那麽職權的目的又是什麽呢？馬列主義指出，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會反過來影響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同誌也指出，在壹定條件下，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會有反作用力。可見，職位作為原始社會簡單的上層建築主要是對經濟基礎產生作用，因為權威作為集體的某種支配力量將對群體的生產勞動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是不斷調整的作用。結果，這種在生產能力基礎上不斷調整的生產關系，最終影響了生產力，促使了生產力在原有基礎上的發展。因此可以說，職權的目的則是提高生產力、壯大經濟基礎。由此可見，協作勞動的基礎產生了集體生活的必要，而社會生活的必然又萌發了管理的產生，可管理的形式在原始社會裏由生產狀況所決定，則出現了職權的產生，而職權的存在又對管理產生了作用，這種作用又將推動人類勞動的發展，促進生產力的提高。

但是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制的出現，引起了氏族的瓦解，產生了奴隸社會。在這種社會裏，由於私有財產的出現，職權演變成強制的權力，權威轉化成暴虐的勢力。這種權和勢的集成，最終形成了奴隸國家。可見，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隨著公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職權也緊跟著逐漸轉變成權勢，由此，人類的歷史也就進入了階級鬥爭的歷史階段。

馬克思英明地指出，隨著奴隸私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轉化，人類進入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裏，地主作為統治階級管理著國家。開始，他們是以貴族的身份和地位分散占據著各自的私地或國土的。可是，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封建割據的局面消失了，君主專制形式的巨大民族封建國家形成了。這時，社會的最大權力和勢力集中到封建國家機關的首領——國王，即君主的手中，他們同時又變成其所統治地區的最大、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就如古語所描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就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由此可見，封建社會是土地私有制的社會，同時也是權勢私占發展到頂峰的社會（當然它並非權勢社會，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它的經濟基礎還僅僅是生產資料的壹部分——土地，被逐漸轉變為以君主為代表的國有制而已）。這裏，從封建主義的定義來源也可以看到，所謂封建主義，即指國王把掠奪、並吞來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信，作為建立藩邦的領地這樣壹種社會制度，或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滋生出來的壹種思想體系。可見，在封建主義時代，使社會得以延續的經濟基礎是土地私有制，而使這種社會得以存在的統治體系則是權勢私占制，因為“如果地主沒有直接支配農民個人的權力，他就不可能強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經營的人來為他們做工。”（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是說，封建社會的經濟體系是必然以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這樣壹種超經濟的強制為前提的，這種超經濟的強制是什麽呢？就是權勢。

那麽權勢究竟是什麽呢？簡單地說，就是前面提到的，強制的權力和暴虐的勢力的集成。具體地講，權，這個由枰錘轉變而來的詞，是指有職責地位的命令和指揮的力量；而勢，這個喻無形、漂渺的詞，則指沒有職務稱謂的支配和控制的影響。此兩者的集合，則是指權柄範圍的有所影響的力量。為什麽這樣說呢？首先，看看權勢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權勢的產生是從奴隸社會開始的，而奴隸社會所以會產生，則是由於私有制的出現瓦解了原始社會。因此，奴隸占有制度成為社會存在的主要支柱，奴隸勞動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職權是蕩然無存的，權威也已消失殆盡。因為如果這種職權存在的話，奴隸主又怎麽能超出職務範圍去占有奴隸呢，這怎麽能超越職權的範圍去管理奴隸呢。可見，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職權也和社會的生產資料由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壹樣，它也成為私有的權勢。

可見，權勢的第壹個性質就是私自侵占的自私性。這種性質是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伴隨著生產率的發展，共同的集體勞動逐漸被個體的分工勞動所取代，公有制逐漸由私有制所替換，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逐漸向對抗的階級剝削社會所演變，從而萌發出來的。這種性質更是在這種社會情況下滋生出來的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思想意識在上層建築領域的反映。這說明權勢這種管理形式同樣是在經濟體系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就是說，私有性質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管理方式的專制機能。這種專制機能說明了權勢的壹切管理都是集權式的統治，是打擊所有異己的力量，扶植各方利已的勢力，鞏固治者全面的主宰，這樣的壹種管理形式。自然，管理形式也並非消極的，它能夠在整個社會生產能力的範圍內對經濟基礎施加壹定的影響。

這種影響是通過奴隸國家和封建國家來體現的，它是依靠國家軍隊、統治機構、懲罰機關等來實行平民對統治者的人身依附，它就是依靠這種作用來維持其經濟上的剝削體系，不難看出，權勢要達到其私自占據的目的，就要改變職權式的管理，而代之於強暴的權勢式的管制，這就是壓迫，這就是權勢的作用，這就是為經濟體系提供前提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所以說這種專制性質的管理形式是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裏產生的，並且它也只有在生產資料被某集團社會性地占有，且管理職務已成為壓迫強制的手段時才能正式出現。而結果，這種作用的存在，又將與剝削的形式壹起共同促使了階級的劃分、對立和激化，造成了奴隸和農民的反抗、起義，最終推動了社會的前進。

當然，這種強制性質的壓迫力量並非是道法無邊的，它也是有壹定的局限範圍的。但它已不是職責的影響所及，它已是今非昔比，不可等量齊觀了，它已被大大地擴大了，這種被擴張以後的管轄作用範圍，稱為權限。所以說，權勢又是壹種只有權限制約的管制力量。由於權勢的性質所決定，擁有權勢的人和集團總是在千方百計擴展更多的權力，拼命地圖謀更多的勢力。可在各種自然的、人為的、經濟的、社會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手只能伸到壹定的權勢所局限的範圍，也許正因為此，使得他們的野心總是得不到滿足。

據此而知，權勢者的野心總是在努力增加自己的權力和勢力，以維護他們壓迫性質的統治，以維持他們剝削性質的霸占，以滿足他們精神上的腐化墮落，以保證他們物質上窮奢極欲。所以說，權勢的目的正是為了鞏固少數剝削者的專政機器，是為了保護少數壓迫者的經濟體系，是為了守護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是為了促進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發展。當然，權勢本身並不能產生私有制，它只能在私有制的基礎上滋生出來，並反過來影響私有制。這也就是上層建築的性質對經濟基礎能起反作用而不是正作用的緣故。

總而言之，分工生產和剩余產品的出現導致了私有制的產生，而私有制又必然會造成管理性質的改變，形成權勢式的管治，可這種“天子獨尊”的形式，又對社會的管理及國家的治理產生作用，並最終影響了私有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裏，對職權和權勢，這兩種管理方式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不同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區別該多麽的相似：

看，職權是壹種有職責範圍的使人信任而服從的，為了社會生產進行管轄的管理形式。權勢是壹種有權限制約的對人壓迫並強制服從的，為了私有經濟進行專制的管理形式。

見此，有人要驚異，其實用不著奇怪，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在共同的土壤裏養育出的產物。如果，根據它們的來源再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還會發現它們竟具有壹些有趣的屬性。

首先需明白，管理本身是有兩重性的。因為體現管理的各種職務是多種多樣的，有行政上的、有軍事上的、有生產上的、有分配上的、有中央級的、有地方級的、有公社級的、有部門級的，總之，各種職務都體現著某種管理，都表明在壹定的職務下進行的管理是種具體管理。同時，各種職務還可以相互比較，彼此均等，雖然它們的各種具體管理有著區域、內容等質的區別，但是在它們之間還是隱含著壹切管理所固有的東西，就是它們作用的力量有著某種相等的、同壹的標準。這種標準是從各類職務中進行互相比較而抽象出來的，因此這就稱為管理的抽象性。

從這種管理的具體性和抽象性可以了解到，既然抽象管理指出管理的職務是有著某種大小標準的，那麽也就意味著，各種內容性質不同的職務，有著某種在相互比較時的同等的基礎，某個管理者的管轄在某壹方面會產生相等的作用效果，這就是地位。可見，地位是說明抽象在職務中的，具體管理的作用（大小、高低、廣狹、博窄、深淺）程度，所以說，管理的兩重性，實質上是包涵管理的質和量的區別，而地位則是聯系兩者的紐帶。

由此而來，也就帶來了職權上的二重性。已經知道，職權是這樣壹種管理，第壹它是為了解決集體生產、社會生活的組織機構而產生的，因此它能滿足社會的某種需要。第二由於職務是在分工管理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定論，職權不是為了自身的職務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管理工作。

這樣，由於職權能滿足社會的某個方面的需要，就使得它具有某種權威的身份，又因為職權能完成社會各個方面的管理工作，這又使得它具有某種權柄的職責。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沒有職責也就不存在身份，有了身份也就明確了職責；沒有權威也就不會有權柄，有了權柄也就影響了權威；沒有身份，權威沒有邊際；沒有權柄，職責無從論起。可見，它們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協調壹致的兩個方面。

顯而易見，職權的這種權威和權限的兩重性，身份和職責的兩重性，是由管理上的兩重性所決定的。因為每種具體管理都體現出權威的職責，每種抽象的管理也都表明權柄的身份。而地位只不過是表明身份的、職責的等級和範圍。

同樣可見，由於權勢同樣是由職權演化而來的壹種管理形式，故而它也由此而派生出它自己的兩重性，這就是權力和勢力。權力是由具體管理導致成的壹種力量，起指揮、命令的作用。勢力是由抽象管理發展成的壹種影響，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地位則是決定兩者大小的標準。

傑瑞米柯賓

由這種權勢的獨占制所決定，從而使得權勢社會的另壹個矛盾變得尖銳起來，就是權勢社會和其他形態的社會不相容的矛盾。

當權勢社會裏的權勢還是私占制的時候，由於權勢階級共同的野心所致，他們必然要掠奪、控制和掌握其他國家。可當權勢的占有形式變成獨占制的時候，這種權欲的野心就發展到極點，由此也就造成了權勢專政的國家對外部（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瘋狂的侵略和虜掠。

同時，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在於壟斷資本集團要掌握更多的資本，獲取更高的利潤，而權勢主義的侵略性則基於壟斷權勢集團的野心和權欲。可見蘇聯這樣的權勢社會的國家，確實是當代戰爭最最危險的根源。

自然，這種戰爭將給世界帶來災難，給人類帶來禍害，但也必定會使沒有夭折的權勢社會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堅決反對而導致最後滅亡。

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給廣大人民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願望帶來了希望。可權勢社會的出現又給廣大人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投下陰影。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總是在鬥爭中發展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中，權勢社會由它的本質所決定，是屬於壹種腐朽的沒落的歷史現象，而工人階級畢竟是先進的要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馬列主義必定是進步的指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理論學說。大家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和原理對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會產生權勢社會的根源進行探討後，也許就能找出防止的辦法，這樣社會主義事業的鞏固將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廣大人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也就有更堅定的信心。

首先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矛盾中探討這個問題。革命家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雖說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可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並且對此解釋，這是因為社會還很幼稚，資產階級傳統還沒有被消滅，剝削思想的痕跡還沒有被絕跡的緣故。確實由於慣性的作用，社會不是在壹天之內就可以被改變的，然而這種現象總不能長時期地持續下去吧，如若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就是壹種虛有的、無形的東西，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鬥爭就是壹種懸浮的、不實在的矛盾了，這對不對呢？還是仔細分析壹下現象吧！

看！在工人階級隊伍中，不少動機不純的革命家、立場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徒有虛名的理論家被蛻化變質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上還滋生了大量的投機分子、妄圖不勞而獲的陰謀家、企圖高據別人之上的野心家。這些人為了建立他們腐化墮落的天堂，總是在千方百計爭奪人民群眾手中的權力，總是在挖空心思地瓦解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總是在竭盡全力地腐蝕、拉攏、蒙蔽管理國家的代表人物。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的定義已從社會存在的實體轉到社會意識的概念上來，階級鬥爭也從集團抗爭的形式轉到民主爭論的模式上來，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也已從妳死我活的武裝暴力轉到克制惰性、批評改革上來，階級鬥爭的內容也已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絕對東西——資本，轉移到爭奪社會主義社會的絕對東西——權勢上來。

對這些問題，當代的偉人毛澤東同誌有的就看得很清楚，有的卻作了錯誤的判斷。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權力之爭，鑒於蘇聯的現狀，他說的很對，可他把社會主義的階級劃分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人民群眾的這兩個實體卻是導致黨發動錯誤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他又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形式定為群眾運動的實踐，結果導致黨采取錯誤的運動群眾的方式，對這種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對那種不合理的事物應該拋棄。

同樣，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現狀中也可以知道，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在思想戰線的鬥爭內容上也有了區別，資本主義社會裏，主要是力圖維持資本私有和努力打破資本私有的鬥爭，而社會主義社會則主要是爭奪權勢的鬥爭，當然這是由於資本私有和資本公有，這種社會存在的形式不同所決定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含意會發生以上所述的轉變。

可見，現在的革命家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根源的解釋並不全面，應該在他們的解說後添加上“更因為在這種新的情況下，產生了權勢主義的影響，滋生了權勢壓迫的意識”。事實上，在社會主義社會阻止權勢主義的出現是比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務。

剛剛曾經講述，在新形勢下由於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社會鬥爭的形式已轉到民主爭論的範圍，那麽，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著絕對優勢的永久的力量時，民主的空氣能否充分、自由的氣氛是否活躍。具體點說，當共產黨這個組織形式處於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絕對地位時，能否活潑地進行爭論呢？顯而易見，這是不可能的，反右運動的現實已證明了這點。

同理，由於在新的局面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矛盾鬥爭的內容已轉到權位、勢力的爭奪上，那麽，當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有個相當長期的專職管理人員時，馬列的思想能否鞏固，人民的意念能否堅持。也就是說，當共產黨這個組織形式占有社會的精神、生產、武裝等各方面的永久的權力時，能否可靠地保持人民民主專政的穩定呢？事實給予的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也說明了這點。

“哎育，這種說法是違背集中的原則，反對黨的領導”。衛道士們壹定會急切地跳出來指責，且慢，帽子不慌扣，請問，集中的原則是什麽？三個服從。也就是指，行動對按國法辦事的管理機構的服從，可有沒有指言論、思想都得盲信呢。再問，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領導權限、領導地位指得是什麽？難道就是為長久地控制國家的各級管理機構嗎？可見，只有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那麽正確的答案自然會出來。

列寧說得好，“戰勝自身（指工人階級）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 “當這種勝利鞏固起來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紀律才會建立起來，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是不可戰勝的。” （列寧·《偉大的創舉》）是的，共產黨人應該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線。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共產黨是站在權勢的最高層去反對權勢主義的篡奪，還是退居壹位，去指導人民群眾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權利呢？是抓住國有制的資本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復辟，還是退居壹位，去指導人民群眾更好地掌握公有制呢？

如此說來，社會主義產生權勢主義是由於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共產黨處於長期絕對的地位造成的了。這是不是荒謬絕倫的屁話？

下面，還可以從體制上探討這個問題。

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將發生兩個最重大的變化：生產資料實現公有制，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多種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壹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可以有各種形式。可是，事實上，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後在俄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基本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最多不過名稱不同而已，它們都是把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置於壹個、且是唯壹的壹個無產階級的代表形式——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在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起來的時候，這種形式確實沒有什麽壞處，因為共產黨，這個要把人類社會推向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管理形式都是名副其實的，這兩者的形式和內容都是統壹的。可是隨著歷史的進展，舊制度遺留下來的社會狀況的改變，舊社會殘存下來的思想意識的變化，新的矛盾出現了。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的弱點暴露了。

由於這壹個共產黨，在國內沒有與之敵對的對抗的組織形式，也沒有可以匹配的對立的相等形式，因此它的戰鬥力減弱了不少，它的蓬勃向上的朝氣衰弱了不少，它在社會中的競技狀態也沒能充分的建立起來。這樣，它阻止壞分子的入侵就缺少奮爭環境的考驗，它抗禦不良思想的侵蝕就缺乏活躍思想的免疫，它抵抗資產階級的腐蝕就缺乏積極的鬥爭活力。總之，這種單數的組織形式雖然能使政黨主宰國家的地位穩定，可卻也帶來政黨的守舊和退化。如此，這種形式上的穩定將造成它所包含的具體內容的不穩定，結果，它使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具有極大的可變性。

現實也是，壹旦當共產黨的統治集團的性質發生改變的時候，共產黨也就產生了名存實亡的實質性的變化，國家的管理機構也就成了為它們壹小撮統治階級服務的機構，社會主義社會也就被篡改成權勢主義社會。

如此說來，現在的模仿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是壹種不健全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種不健全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能產生壹種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消極的反作用的權勢社會的社會形態。是麽？

最後，再從管理上探討這個問題。大家很清楚，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管理人員的來源和蘇維埃初期壹樣，都是從經過歷次大革命風暴的考驗、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能忠心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幹部中挑選的，這當然是最佳人選。因為他們是和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真正代表人民意願的國家管理人員。然而，由於自然法則的因素，需要提升壹批新的管理人員；由於思想意識的鬥爭，需要撤換壹批舊的管理人員。當然，在這過程中，是不能保證新的人員是好的或始終是好的，也不能保證撤換的是壞的或始終是壞的。但由於不健全的體制，還由於把階級的定義仍以壹種存在的實體來判斷，結果造成了壹種重形輕道、重人輕理的觀念。詳細地講，就是絕對服從共產黨的組織形式，淡薄輕視馬列主義的觀點；堅決看重壹貫行為的人，簡略忽視影響人的變化，其後果當然是被打倒的永世不得翻身或難以擡頭，已上臺的今世不會退出，起碼也是不易落選吧。這樣壹來，必然會造成壹個龐大的管理幹部隊伍。可以明白，這個幹部階層的形成，將給社會主義社會帶來很大的墮性，由於他們知道自己位置的穩固性，那種陳腐落後、墨守成規的官僚主義有了市場。由於他們知道自己地位的長久性，那種腐化安逸、貪虛喜誇的不良作風得以盛行。同時還因為他們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那種高人壹等、優越高明的思想占了上風。因為他們了解自己權勢的作用，那種大膽行惡、無恥盜竊的行為得以放手。並且更因此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會攀附靠攏更高權勢的人物，他們為了穩住自己的權力會只選拔提升自己親信的人物。簡言之，就是造成管理職務的私有，造成大大小心的獨立王國。啊！這真是壹種危險的傾向。那麽如此說，選拔管理人員應從沒有經過考驗的，共產黨還不能確信的不可靠人員中選拔嗎？同誌哥，請不要考慮自己，應該讓人民去取決，不要去用幾個人讓群眾像阿鬥壹樣去走過場。所謂集中也並不是指定人員讓人民去選舉，而是人民服從他們自己挑選的共產黨人的指揮及按排。

列寧說得好極了，“無論如何都要打破那種荒謬、粗野、卑鄙、齷齪的舊成見，似乎管理國家，管轄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層階級’，只有富人或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勝任。” 列寧又說，“組織家的工作凡是能識字、善於識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勝任的。這樣的才幹，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蔑視、所鄙稱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這樣的才幹，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中乃是取之不竭的泉源，並且是壹個最豐富的泉源。” （列寧·《怎樣組織比賽》）可見，國家管理的工作並不是什麽神秘的、高超的職責，國家管理的崗位也並不是什麽終身的、永久的職業，國家管理人員也並不是黨的首長，必須由所謂的歷經考驗（實際也不可能）、精通馬列（真假也難斷）的人去擔任。可是在社會主義中國，這種思想至今仍未消除，這種現象至今仍未打破，現在是到了該變革的時候了。不然，這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將使國家的權勢變成私占制，將使中國的社會滑向權勢社會的形態中去，這是多麽危險的觸目驚心的事實啊！

綜上所述，在中國，不僅是有可能會倒向權勢社會，也不僅是有偶然的因素會使之滑到權勢社會，而是由現在不健全的制度所決定，會使中國今後必然地走向權勢社會！這事實難道還不值得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出壹身冷汗，多多深思嗎？

前面已經講過，權勢社會的政治形態、經濟形態及它的危害性，並且研究了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產生權勢主義的根源。那麽，是不是就要把共產黨從執政的地位上拉下來呢？不！決不是。看問題應該有個中肯的客觀的認識，而決不能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試看，如果共產黨不執政，那麽革命的過程就不是繼續，而是從頭來起了。

這不是在使歷史倒退嗎？這是絕對行不通的。更何況，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依然還存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存在著權勢主義篡奪的危險。而要領導人民進行這場鬥爭，沒有共產黨是不行的，要預防這兩種傾向的出現，取消黨的執政地位也是不明智的。那麽，對這種矛盾的現象該怎麽辦呢？

無須著急，列寧早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在《怎樣組織比賽》壹文中詳盡地改進了這個問題，“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比賽。” “必須在工農出身的實際組織家們中間組織比賽” “正是在這種工作中（指開展比賽），組織家的才幹應當實際顯現出來，並應提拔這種人才去參加全國範圍的管理事業。”

如此說來，就是要讓共產黨在管理國家的問題上開展競賽了，可現在中國的共產黨只有壹個，怎樣比賽呢？那麽，為什麽就不能壹分為二，組成二個黨進行比賽呢？這樣，黨的事業的接班人不也能在這種比賽中得到群眾的公認了嗎？可見，在中國應該實行這種改革！這是在新的形勢下階級鬥爭的需要，這是為了防止步蘇聯的後塵，產生權勢主義的需要。

傑瑞米柯賓

總之，事物運動的軌跡主要在於事物內部的活動，社會運動的軌跡在於社會制度所制約的內部活動。當人們主動地、人為地制造社會主義事業內部的新和舊的兩個對立面，不比自發地、被動地出現社會主義和權勢主義的兩個互不相溶對立面要更好嗎？要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先進的事物，只有當社會主義無論是形式和內容上都占據社會的矛盾對立的各個方面時，那時它將會極快地、飛速地發展，將可以和任何發達國家爭衡高低，更不會淪入向往昔對比的地步。

本文的目的就是力求揭示，這些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以使人們從盲目的偶然性的奴隸轉化成自由的必然性的主人。使中國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願望，通過科學而正確的措施轉變為共產主義可以且確實能早日實現的現實希望。

馬克思主義指明了人類前進的方向，辯證唯物主義提供了解決前進中問題的辦法，先進的工人階級必將會把人類帶到美好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必然是先進的、光明的、有前途的！

權，是指有職責地位的支配和指揮的力量；勢，則指沒有職務稱謂的影響和控制的力量。它們的作用內容都屬於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領域，它們的占有形式都屬於上層建築的政治機構範疇。馬克思指出，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經濟基礎，壹般地講，就是生產方式裏面的歸誰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關系問題。而本文卻在描述壹個占有政治範疇中的權勢的社會，也就是說，在這裏竟冒出壹個以上層建築來決定社會性質的社會形態，這可能嗎？這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這符合社會歷史的狀況嗎？難道還真有這樣的社會嗎？

有的，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就出現過法西斯的極端權勢社會，還存在著蘇聯這樣的初級權勢社會，在中國也險乎由於四人幫的篡黨奪權，而差點形成壹種權勢社會的稚形，如果現在還不認識到這壹點，今後的歷史上還會出現這樣的權勢社會。

且慢，定義不要下得太早，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是從現象到本質。試問，以上所說的社會的狀況是什麽，它的實質是什麽，它為什麽會產生，它的結果將怎樣？

《權勢社會的特征及其產生》

觀察壹下，在希特勒猖獗壹時的法西斯社會裏，在蘇聯統治階級瘋狂擴張的社會裏，在林彪妄圖建立的林家王朝的資本中，在四人幫企圖成立的江氏天下的夢幻中，都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壹、資本的國家所有制。二、權勢的個體(或團體)占有制。

不是嗎，希特勒鼓吹國家至上、權力至上，蘇聯現今社會則是把公共經濟變成國家資本，把人民職權變成政黨特權，林彪、四人幫也是同樣沒有把企業分給私人，但卻力求把其組織和國家變成他們自己人組成的世襲的小家庭。

這樣，由這二個特點所決定，在這些社會中就出現了壹些類似的共同現象。看看：在這些社會裏，由於資本的國有制使這樣的社會形態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事實上，希特勒的納粹不是曾偽裝成民族利益的代表，蒙蔽人們，“我是為民族的興旺而奮鬥，非此，民族生存將會發生問題的。”蘇聯社會的執政者也假裝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告誡民眾，“我是為妳們掌權執政的啊，不然，妳們的權利也會喪失的。”而林彪、四人幫卻偽裝成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群眾運動的旗手來大叫大嚷，“為防止資本階級上臺，還是讓我們來保住無產階級專政。”“為防止資產階級復辟，應讓我來代表群眾專政。”這些言論就好像資本家在愚弄勞動人民壹樣，“我占有資本是為妳們謀生啊，不然社會生產就會停頓的。”然而實質上他們都是以救世主的面目掩蓋了他們自私自利的動機，他們都是把權勢或資本當作自己尋歡作樂、滿足私欲的工具，他們都是把權勢或資本當作自己絲毫不可容讓的私有“物品”，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假面具早被揭穿，而這種社會的偽善面目也到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時候了。

此外，在這些社會裏，由於統治階級把權力和地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就如資產階級把資本當作命根壹樣，結果造成了在體制上的專制性，造成了民主集中制度的破壞，而代之於專制集中，或是發展成獨裁統治的形式。他們把民主作為絕對服從的招牌，他們把自由作為強制紀律的附庸，他們把民主平等的職能徹底踐踏，而把統壹意誌的作用無限擴大，他們把國家的性質徹底改變，變成他們壹夥決定壹切、管理壹切、計劃壹切的傀儡，變成他們壹夥指揮壹切、調動壹切、命令壹切的工具，變成他們壹夥控制壹切、掌握壹切、奪取壹切的手段，結果這些人間的敗類，就能使歷史回轉，使社會倒退，使人民遭殃，使國家逢難。

同樣，在這些社會裏，統治階級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勢，就必須對國家和組織實行壟斷和世襲，安插親信，裙帶連勢，接班指定，職位轉讓，竊據權力，奪取領地，更換幹部，清洗人員，培養特權，扶植奴才，包庇敗類，保護小人，支持壞人，滿足同夥，勾結投機者，利用代理人。

同此，在這些社會裏，由於這種權勢的私占制，造成國家機構的雍腫，機關的腐化。不是嗎？統治階級為了使自己的權限有更大的效能，他們增設了應有盡有的龐大機構，添加了為其服務的各式人才，造就了辦事拖拉，聽令迅速的作風，倡立了敷衍塞責、濫欲窮奢的習氣。故此，對社會的物質、人力都造成了荒唐的浪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並且，在這些社會裏，鑒於這種權勢的獨占制，還產生管理上的暴虐性。瞧，希特勒殘暴酷虐，使人人處於恐怖之中。蘇聯統治集團實行特權專政，對不同政見者無情打擊，血醒鎮壓，還要硬說成“精神病患者”送進“瘋人院”。林彪欺世盜名，誰有不滿，逮捕監禁。四人幫為所欲為，還必須人莫予毒，襟口緘言。當然，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加劇了社會矛盾，形成了新的階級分化，促使這種社會的早日滅亡。

另外，在這些社會裏的統治階級，他們為了利用自己的權勢，就不可避免地要破壞社會的物質基礎，使社會生產混亂，使人民生活艱難，使國家財政崩潰。他們還必定要利用生產資料的國有制，把它換成為壹小撮集團服務的壹體化的經濟基礎，敗壞了物質生產，摧殘了國民經濟，踐踏了民生大計。他們充分利用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營私舞弊、貪汙盜竊、明取豪奪，來滿足他們對私欲的需要、奢侈享樂的揮霍，他們盡可能地利用國家資源，消糜浪費，要挾利用，維持權勢，來應付他們對更大權欲的渴求，更高地位的想往，他們巧妙地利用國家的計劃經濟，不顧人民生活，不管社會貧困，無視窮苦饑餓，來創造他們的軍事強國，世界霸權，他們隱蔽地利用有秩序的生產，變相剝削，畸形發展，軍備競賽，來充實他們的戰爭機器、武裝力量，總之，這壹切都使這種社會在經濟上具有腐敗性。

結果，這種腐敗性使這些社會裏，勞動的個體和資本壹樣都被剝奪了獨立性和個性，雇傭勞動由此也變成了強制勞動，人民不得亂說亂動，自由爭論，權勢卻可胡作非為、橫行霸道，生產品的分配服從於權勢的意願，資產的運用則服從權勢的安排，這使得由權勢的占有而導致的階級分化更加劇烈地對立起來。

當然，這種權勢的私占和經濟的腐敗，還使得這些社會的精神生活空虛墮落，道德風尚庸俗頹廢，思想面貌陳腐落後。結果使社會中蓬勃的創造力被壓制，使社會中原有的各種差別被擴大，使文化教育被野蠻控制成為灌輸落後思想的場所，使新聞宣傳被粗暴幹涉變成統治階級的應聲蟲，使科學技術部門被強行占領出現“學閥式”的壟斷現象。

同時，因為這種權勢的私占，更使這類社會在國際世界上具有擴張主義的性質，統治階級的權欲熏心，野心大增，將使他們力求控制鄰國，服從它的私利，變成它耳提面命的“殖民地”；將使他們要求小國聽從它的擺布，變成它的附屬國；將使他們支壹派打壹派，謀求更大的所謂“革命”利益；將使他們追求同其他強國爭霸全球、合夥瓜分世界；將使他們實行侵略，強盜般地占領別的國家。這將給全世界人民帶來痛苦，給人類社會帶來黑暗，這將是壹幅多麽慘不忍睹的景象啊！

總而言之，這些社會是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封建主義社會，更異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壹種社會形態，因為在這些社會裏，權勢成了決定壹切的力量，而資本卻成了從屬於權勢的附庸，在這些社會裏，權勢成了壹切邪惡的根源，而資本則是擴大邪惡的本錢。可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經濟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這些社會還是定義為權勢更為合適壹些。

固然，不可否認，這些社會除了具有這種共同性外，還有著它們的異同性。例如，納粹德國的生產資料表面上是財政資本的專政形式，實質上卻為希特勒集團所控制掌握，而蘇聯則是把生產資料公開地置於國家的權勢之下，納粹德國赤裸裸地宣揚權勢暴力，而蘇聯則是虛偽地代表人民去服務掌權，但是，可以看到這種差別僅僅是壹種面的量的區別，而它們的實質卻是壹個，即權勢的私占或獨占。

由此也就帶來了壹個問題，馬克思認為，歷史的前進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存在依賴於經濟基礎的形態，而現在卻出現壹種以生產關系中的權力來支配人類歷史某壹階段的情況，以上層建築中的政治來決定社會性質的狀況，這是為什麽呢？哦，現實和理論發生了矛盾，事實和學說產生了沖突。這時，只有用馬列主義觀察分析事物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實質性的研究，去發展馬列主義理論學說，才能更科學地總結客觀事物，更貼切地解釋表面現象。

先觀察壹下，那驕橫跋扈的希特勒在德國所建立的法西斯王朝，它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權勢社會，它是權勢主義極端發展而形成的絕對壟斷性的高級權勢社會，它是在資本的壟斷達到極端，使生產資料由許多個體的私有制轉變到，唯有壹個團體所可掌握和控制的獨占制的條件下產生的。它是在社會的經濟形態由資本主義的分散、無秩序的生產轉化成由壹個團體所計劃和安排的生產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它是在上層建築為適應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建立的權勢專政的時期中所出現的。也就是說，產生納粹德國的客觀條件是社會經濟因素，而它們得以存在的條件則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它們得以出現於歷史舞臺上的原因在於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所致的結果。

這就是壹種反作用的效果，這就是當代傑出的馬列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在錯綜復雜的矛盾現象中發現的，在事物發展到壹個階段，當決定性的、基礎性的物質存在達到當時當地的豐富、充足的壹定程度之後，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精神的政治對物質的生產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樣就給正確地解釋當今世界上的某些奇怪現象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

再看看蘇聯權勢社會是否也是如此呢？

社會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大飛躍，在列寧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因此它改變了舊有的經濟基礎，並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無產階級專政。這時，也唯有此時，當新的經濟基礎得以建立起來以後，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才突出起來。然而，既然是反作用，那就必然會存在積極的或消極的兩種可能，也就是說，有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起到非常重要的鞏固措施，但也有可能，在改變舊的經濟基礎以後所建立的上層建築由於某種原因（這種原因後面還要講到）被蛻化成權勢專政的話，那麽它將會對尚未充分鞏固的經濟基礎產生消極的反作用，從而形成權勢主義的生產方式，並且由此也造成壹個占有權勢的社會形態。

由以上分析可知，這種社會仍然是經濟基礎變化的產物，只不過是由於壹種消極的反作用而導致的後果，並且也正因為它是消極的產物，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的本身是腐朽的，也正因為它是畸形變化的後果，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對人類世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也正因為它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中所派生出來的旁支，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的沒落性。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權勢社會也無例外，而且也正如以上所述，既然這種社會是由於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消極的反作用而得以存在的，那麽在權勢社會裏，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必然會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事實上，在這種社會裏，權勢已被壹小撮人所掌握和控制，達到他們占為私有，統治壹切的目的，達到他們奴役、壓迫人民的精神滿足，達到他們攝取國家財富，剝削人民勞動成果的物質享受。如此，肯定會對經濟基礎產生破壞性的作用，這時，經濟基礎又將使權勢專政的統治不穩，結果這種惡性循環必然會促使權勢社會走向侵略、擴張的道路，從而最終導致權勢社會的滅亡。

同樣可以看到，在權勢社會裏，生產力中的生產資料是公有制還是國有制已不是決定性因素，而應該是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管理生產的權柄為勞動者所有，還是被壹小撮權勢者所占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權勢社會裏，資本的支配已降為次要的矛盾，而管理生產的權柄是私有制還是公占制已上升為主要矛盾。當然，在這裏，並沒有否定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東西，而是說，當生產力發展到壹個新水平的時候（註意，這是賴於產生反作用的條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產生消極的反作用的結果。由此也就證明了在權勢社會裏的生產關系必然會延緩並阻礙生產力的進壹步發展，並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矛盾。根據馬克思理論中的生產關系壹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這種狀態是決不可能過於長久的，由此也就決定了權勢社會的壽命壹般是不會長久的。

同時看到，在權勢社會裏存在著剝削和壓迫，也就是說，存在著對抗階級的矛盾。馬列主義告訴我們，這種現象是由於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所造成的，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仍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而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可現在生產資料已經劃歸國家壹體所有，那麽，這種社會對立的現象又是因為什麽原故而造成的呢？馬列主義還告訴我們，階級對立的現象還由於人們在壹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壹定的社會勞動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造成的。由此可以知道，權勢社會裏的階級分化是由於壹部分人在社會生產中專司指揮、命令的職能，在勞動組合中專職計劃、督促的工作，而更大部分人則是在社會生產中專門從事被支配、被服從的勞動，在勞動組合中長期從事處於被動、被制的地位，從而由此造成的。也就是說，生產資料的壹體化並沒有消除對立階級，而是造成在新的狀態下的新的階級分化。我們知道，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所以生產力中的生產資料為誰所有可以決定不同的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態度，然而當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壹體化的國有制代替的時候，根據壹定條件下反作用的原理，生產關系中的權柄為誰占有不也可以決定不同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利益嗎？

根據這種原理，可以把權勢社會裏兩個對抗性的階級分為壓迫並導致剝削的權勢階級，被壓迫並引起被剝削的無勢階級。

這裏，只要仔細觀察壹下，權勢社會的生產狀況就可以知道，權勢階級的猙獰面貌。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是為權勢階級的野心和權欲而服務的，因此它必定要依靠野蠻的強行命令才可維持，這就帶來了權勢階級的奴役性。

同樣，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成果是以無勢階級的勞動力和社會的自然力為代價而獲得的，這就決定了權勢階級的寄生性。

同樣，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是極不平衡的，是壹種畸形的變態，這也決定了指揮生產的權勢是壹個垂死的階級。

可以看到，在權勢社會裏，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得以進壹步發展的桎梏，這就說明，高據統治階級地位的權勢階級是反動的階級。

也不難理解，在權勢社會裏，由於生產計劃的社會性，生產資料的壹體化，必會賦予權勢階級以更大的活力，更充足的能量，這勢必使權勢階級有比資產階級更大的危險性。

還由於在權勢社會裏，權勢的私占制引起權勢階級的權欲極為強烈，這種野心更加膨脹的結果壹定會促使權勢階級走向控制別國的地步，這也就是權勢階級的冒險性。反之，可以知道，處於這種社會底層的無勢階級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是改革這種不合理社會的先進階級，是粉碎權勢私占制的革命動力。

此時，還可觀察到，在這種權勢社會裏，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所賴於產生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已經消滅，也就是說階級的社會存在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可是那種不勞而獲、奢侈享樂，奴役控制他人的思想意識由社會存在的變化所決定，從而變得膨脹起來，此時也唯有此時，社會意識開始對社會存在發生了反作用，權勢階級對權勢的渴望勝過或超過對物質的占有，階級鬥爭也從支配資本的鬥爭轉為控制權勢的爭奪，這也就是在權勢社會裏矛盾鬥爭的主要方向。

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也可以知道，階級鬥爭已由經濟物質領域的主要鬥爭轉化為政治權勢範疇的主要鬥爭，這也就是毛澤東同誌所說的精神的東西對物質的東西的反作用而導致的結果。

因此，在權勢社會裏，除了這種對抗性的階級鬥爭是社會的主要鬥爭外，還有壹種權勢階級內部的爭奪性的矛盾鬥爭。由於權勢的私占制，使得占有權勢的宗派、團體極力想擴大自己的權勢。結果，某些陰謀朋黨的野心得到部分的滿足，而另批人的權勢因此就被喪失，這種鬥爭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權勢的獨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