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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對民工做過一次調查,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之後,記者發現,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單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為(可重選):無所事事(67%)、找老鄉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將(19%)、給家裏打電話(19%)、喝酒(11%),有5%的男性農民工坦承自己找過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的有:給家裏打電話(52%)、逛街(35%)、找老鄉聊天(28%)、看書讀報(27%)、吃完就睡(20%)。而城裏年輕人業余生活中“上網”、“泡吧”、“參加培訓或自學技術”、“談戀愛”等主要項目,民工很少選擇。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覺是”這一個題目時,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選擇了“空虛寂寞”。
脫離簡單的數字,他們的空虛,具體的人和事則更能體現。在成都的一個建築工地,《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見到了來自四川仁壽縣的農民蔣春來,他53歲,出來打工五年,單身多年,不久前找了個帶有兩個孩子的寡婦。仁壽是四川一個人口過百萬的農業大縣,記者也曾去過那裏,貧窮落後,農村裏的青壯勞力走了十之八九。
蔣春來是個石匠,性恪直爽,喜歡聊天,也不把記者當“外人”,很快就攀談起來,話題什麽都有,並不避諱精神生活話題。
“要說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還是寂寞!”蔣春來說。
“我在現在這個工地幹了四五個月了,白天幹活,晚上就沒事了,幹什麽呢?我倒是有辦法消磨時間,因為我會吹笛子。這還是當年學會的本事,如今成了個愛好。可惜,我不會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會吹幾個老曲子,像什麽《南泥灣》、《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還能吹吹笛子,那些什麽也不會的兄弟就閑得慌嘍!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實際上大多數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真像我這樣能自娛自樂的很少。大多數人平時的消遣就是看錄像、玩牌、打麻將。當然,玩牌、打麻將都是要賭錢,否則不刺激。很多人輸得連生活費都沒了。”
“這些年輕人大多數都還沒成家找老婆,可能談上戀愛的很少,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實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們這個工地來說,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幾十元錢就行,還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順義區白辛莊村順義國際學校對面的一家小錄像廳內,五六十名正在看黃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檢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墻逃離時,有20余人慌亂中跌進深達六米的化糞池。28日,建築公司從化糞池裏打撈出兩名民工屍體。
人們說,根據中國的現實條件,當前最基本的,是讓農民工在城市裏找到活路,不要挨餓;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錢,不要“跳樓”。
然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
情人節沒有情人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間裏,這似乎變成了一個奢侈的名詞。
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多為二三十歲年輕人,正處於婚戀的黃金時期。但是,對這些漂泊在城市的農村年輕人來說,無論是尋找一段美好的愛情,還是過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難。在他們的感情世界,情人節是沒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天,《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與一幫民工聊天時問:“情人節和誰過?”不料引起一陣哄笑。一個農民工說,“情人節是你們城裏人的節日,與我們不相幹。”另一個說,“我們的飯錢都是老板提前給的,哪有錢買花。”還有年紀略大一點的說,“老婆在鄉下,想過也找不著人吶。”最後一個說得更實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過節喲。”
2003年的情人節,新華社曾組織了一次關於民工如何過情人節的報道,最後落在報紙上的組稿題目卻是:“我們不喜歡溫馨浪漫的西方情人節”。為什麽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樣:沒心情、沒金錢。
在記者進行的調查問卷中,不少年輕的民工表達了自己對真摯的感情有著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選擇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愛情,但我還沒找到”,只有極少數人表示“從來不相信愛情,一切都是逢場作戲”。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時認為“世上有愛情,但愛情敵不過金錢”。
那麽,是什麽原因使民工的戀愛如此困難呢?
流動性大、交際範圍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戀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來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輝說,居無定所,流動就業,四處漂泊,也許一次失業就能讓兩個熱戀的打工仔相隔千裏,最終成為陌路。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
在《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叢峰的家鄉,也有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一走幾年,春節都不回家。可是,為了結婚,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鄉。相反,一些本來在當地過日子的農民,由於離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鋪蓋出去打工了。許多單身的男女,則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載,杳無音信。所謂的愛情、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惟一維系這些農民工與家鄉的紐帶。
也許,愛情、婚姻、生育都還是一些隨意的話題,而更深一層,農民工的性生活問題則顯得有些難於啟齒了。
對於生理處於性欲旺盛期的年輕農民工來說,性壓抑已經成了他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東方周刊》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在回答“多久過一次性生活”一項的顯示中,選擇“一星期過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農民工只有5%,而女性農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選擇了“時間長了記不清”。
在“據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幹什麽”這一道選擇題時,男性農民工21%選擇“找小姐”、18%選擇“整夜睡不著”、18%選擇“喝酒麻醉自己”、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女性農民工有19%選擇“拼命幹活發泄”,5%選擇“強忍著”。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兩地分居,長期沒有性生活時,一根電話線,就成了夫妻間傾訴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農民工通過“給家裏打電話”來度過漫漫長夜。
調查發現,觀看黃色錄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業余生活”。民工們大都承認,從錄像廳看完黃片出來,心裏就癢癢的,想找個“路邊店”。這些打工人群身在異鄉,面臨著巨大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加上難以排解的性壓抑,極易導致心理扭曲和變態,引發違法犯罪行為。1999年全國性病患者達8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來民工。
據統計,2002年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有224.4萬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種因素得不到適當地滿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壓抑癥。
《瞭望東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進行問卷調查時,談到民工性生活調查或發放問卷時,經常引起在場的農民工的哄笑或竊笑,但大夥兒對問卷卻很有興趣,幾乎是一一認真做答。一位22歲的工人還講出了自己的心聲:每次上街,看見美女想打招呼認識,卻又怕人家誤會。這令他很是苦惱。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個公園健身房打乒乓球。一會兒,從門外進來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過去。這位年輕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開始,我只是遠遠地望著。後來,美女上了跑步機,我便假裝玩器械,走過去近距離地看。當她看我時,我趕緊把視線移往別處。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個小時,但並無惡意。惟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跟美女打個招呼。”
壓抑的性生活,導致了各類奇聞怪事在農民工群體中層出不窮。安徽農民工邱某白天看見一個報刊亭裏張貼了很多人體攝影的圖片,回到工地後,邱某把自己的所見告訴了同鄉。當天半夜,睡不著覺的同鄉與邱某一起來到報刊亭,他們兩個人打著手電筒觀看玻璃上的人體攝影圖片。從此經過的行人發現報刊亭旁傳來聲響以為遇到了竊賊,趕忙報警,河東巡警趕到後才知道實情。
2002年,曾有一條新聞在成都引起了轟動:一個名叫譚福軍的農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腳手架,爭看一家商場搞的“內衣秀”而摔傷,此後,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歲的林某來成都打工已經八年了。“活兒累點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氣,最難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20多歲的人了,當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後,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話,我甚至產生過半夜出去攔個女人強奸的想法,但我曉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製自己,尋找其他途徑(發泄)。”
這也是他目前面臨的最大精神困擾。“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開始迷戀別人陽臺上的女內褲。後來,我又發現了工地旁的一個廁所有女人進出……”有一次他進女廁偷窺,被人打得滾進了糞坑裏。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中國性學會秘書長胡佩誠提出:解決正處於青壯年打工人員的“性壓抑”辦法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最直接的辦法是圓了他們的鴛鴦夢,通過夫妻團圓、介紹對象這樣的方式從生理上來解決,而更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則是從心理上解決。
一提起農村、農民,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個勤勞、淳樸、憨厚的人物模樣,像魯迅筆下的閏土。但記者進行的調查也明晰地顯示出:當今農民工群體正面臨一場精神危機。
劉某進城打工八年,他已經換了三四個工作,原因不是因為私企老板克扣工錢,就是自己嫌工資太低。他所在的紙箱廠有50多名職工,大多是年輕人。記者問他廠裏有沒有成立黨支部、工會或者共青團,他搖頭說沒有,“我不知道廠裏還有黨員。”他在初中時加入了共青團,但“不知道28歲要退團的事”,也不記得自己有沒有交過團費。
他說,廠裏平時從來不組織活動,“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們業余無事可幹,“打牌的時間最長”,每次打牌都要賭錢。
他所在的廠絕大多數是外地人,以安徽、蘇北人為主,也有貴州人,平時以地域劃分幫派,“廠裏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們倒覺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賭錢時,動不動就打起來了。”廠裏工人打架,幾乎不報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記者在四川和上海進行調查時遇到的青年農民工,大多數是初中畢業或小學文化,很少有人讀過高中,這也代表著城市農民工的基本文化構成。最後,調查問卷顯示,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於學校時代和家庭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停留於十年或數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正面影響。
四川省仁壽縣文宮鄉保樓村小學教師林子江,是一位傳統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教過的很多學生現在都外出打工了,現在,他又在繼續教他們的孩子。
林子江說,出去的青年農民工,平時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節的時候回家。和這些年輕人聊天,我發現他們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習氣。這些年輕人說話,一般都透露出他們在外面吃了“沒文化”的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學習。可仔細一問,他們讓孩子好好學習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設國家,也不是賺大錢、考大學,而是最簡單的幾個字——“不讓城裏人瞧不起”。這將極大地影響下一代的農村娃娃啊。
記者曾到江蘇省采訪,這裏鄉鎮企業很發達,農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幹部卻熱情地告訴記者:“要了解民工情況,請找公安局。”並強調說:“我們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經驗已被全面推廣,受到中央綜治委的肯定。”
江陰市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明確告訴記者:“要采訪農民工的管理情況,只有找公安局。”記者問:“還有沒有其他部門管?市領導哪位分管?”這位負責人想了半晌,說:“只有公安部門說得清楚。”江陰市公安局一位幹部直截了當地告訴記者:“主要目的是防止違法犯罪。”
有關專家指出,這說明一些政府自覺不自覺地走入了一個“歧視民工”的誤區。這種歧視性的管理傾向,對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村的現代化,將十分有害。
為民工創建城市新家園
如今,農民工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已經開始通過積極創建新型組織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以滿足農民工空虛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上海市普陀區桃浦鎮最大的民營企業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個新經濟組織的民兵營。記者在這個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農民工全部以部隊編製住在宿舍裏,各個宿舍窗明幾凈,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連鞋子也依一條直線擺放,與大多數又臟又亂的農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民兵營營長、新奇生公司辦公室主任王玉蘭告訴記者,公司還修建了一個民兵活動室,裏面有各種各樣國防教育讀物和其他報刊書籍,每天晚上6點到9點向農民工開放,十分熱鬧。她說:“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像一盤散沙,業余時間也沒有什麽文娛活動,下班後到外面閑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難於管理。民兵營建立起來後,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極大豐富起來。農民工高興,企業也少了麻煩,生產效率也上去了。”
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統計,目前上海的770萬產業工人中,就有380萬是外來務工人員,占工人總數的近50%。集體經濟、全民經濟組織越來越少。由於形勢變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業身上,現在思路開始轉變,根據外來人員為經濟所做的貢獻,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外來務工者身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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