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人生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零五年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民工生存狀況的“經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後面還得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

　　在城市人身邊，民工像空氣一般重要的存在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他們在建樓、修路、賣菜、送貨、裝修、清潔、做保姆、當保安……他們的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有喜有怒、笑過哭過……但是這些並不為許多城市人所關註。

　　有一次，《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裝修自己新房的時候，猛然發現了一個以前從未註意的現象:裝修民工與汙染同眠——大多數裝修民工為了省錢，就住在充滿粉塵、噪聲和有毒氣體的裝修房內。

　　記者與來自江蘇高郵的木工師傅陸正來有過這麽一段對話：

　　“你們為什麽就住這裏？”

　　“住這裏劃算，上海房租太貴，在這裏還可以省水電、煤氣費，幹活也方便。”

　　“你們總是這麽住嗎？”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裝修完一家就換到另一家住。”

　　“這裏汙染很厲害啊！我一進來眼睛就痛，你們怎麽住得下去？”

　　“沒問題，我身體好得很！”

　　“但這樣會留下後遺癥的。”

　　“沒事的，我這麽多年都這麽過來了。”

　　“要是到你老了，發病了，你怎麽辦？”

　　“唉，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哪管得上……我身體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著瘦瘦的胸脯保證說，惟恐房東以“汙染”的借口不讓他住在裝修房裏。

　　城裏人對裝修汙染畏之如虎，他們都接受過這樣的知識普及：

　　裝修時，瓷磚、石膏、特別是放射性元素的石材易釋放出氡，氡無色、無味，但對人體的影響卻是終身的，是導致肺癌的第一殺手；多種人造板材、墻紙中都含有甲醛，甲醛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確定為可疑致癌物質，而且還能致使胎兒畸形；苯主要來源於膠、漆、塗料和黏合劑中，人在短時間內吸入高濃度的苯，會出現中樞神經系統麻醉的癥狀，重者會昏迷乃至死亡……裝修民工的身體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嗎？據新華社報道，北京、長沙等地出現多起民工裝修中毒事件，還有民工產下畸形嬰兒。

　　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主任許以平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在多年門診中，遇到過不少實在挨不住來求醫的民工，其中有一位油漆工的病例令他印象深刻:“他告訴我最近一直胸悶、氣喘，檢查發現，這位民工的肺已經有哮鳴雜音，日積月累的化學品給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後來不得不中斷工作、花大量的時間治療。”

　　輿論對裝修民工健康的冷漠更令人深思。登上Google，輸入“裝修汙染”和“民工”兩組關鍵詞，找到數十條相關新聞，但一條條閱讀時發現，“裝修汙染”與“民工”均分屬不同新聞，與“民工”相關的，都是指責裝修民工不講信用、偷工減料、野蠻無禮等，沒有人想到在告誡城市居民註意裝修汙染的同時，提醒一下民工兄弟。

　　2002年7月25日，《瀟湘晨報》甚至還有過民工擠住豬圈的報道：

　　“一個不到10平方米、由豬圈改成的小住房內，竟然住著一大群民工。昨日清晨，人們發現，這個地處(長沙)車站北路某工地的住房裏，一位民工因窒息而死。”

　　“吃得比豬還差”

　　中國人講究“民以食為天”，但是對生活在物質條件豐厚的城市裏的民工來說，一個“吃”字，充滿了苦澀。

　　建築工地的集體食堂基本上都被承包，而承包者往往與大小老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在夥食上克扣民工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少民工在城裏，比在農村的老家吃得還差。

　　在上海莘莊南廣場一家新樓盤裏，《瞭望東方周刊》聽一位來自湖北黃岡的民工埋怨說：“我們吃得比豬還差！每天都幹重活，吃這種東西怎麽支撐得住！”

　　有一次，記者來到一處建築工地的民工食堂，看到：餐桌黏乎乎的，可以刨得出一層黑泥來；竈臺就搭在低矮的工棚內，蒼蠅飛舞，偶爾還有老鼠光顧；大米裝在一個臟乎乎的大麻袋裏，上面扔著頭盔、手套，廚房裏沒有任何防蚊防蠅措施和消毒設備，大鍋旁邊，有一碗灰色的粘連在一塊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鹽……民工集體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連三發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一建築工地62名民工誤食未煮熟食物，發生食物中毒，被送往醫院急救。

　　2003年8月，蘇州工業園區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連夜送醫院急救，病人們控訴說:他們全是吃了工地食堂的菜中毒的！他們建築工地的食堂是老板的妹妹承包的，經常從菜場買一些不新鮮的菜讓民工吃，“今天賣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來賣，不管賣到第幾天，一定要把這些飯菜賣光為止。”

　　2004年6月，內蒙古烏蘭浩特市一家建築工地發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體中毒事件，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疾病控製中心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民工出現嘔吐、腹瀉、腹痛等癥狀，系食用了存放達20小時的剩饅頭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國十多個省市的糧油批發市場上，陸續出現了一種被稱作“民工糧”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還多，而且非常搶手。

　　“民工糧”因大量銷往工地而得名。從外表看，“民工糧”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顏色發黃，拿在手裏聞聞，還有發黴的味道。

　　“民工糧”其實就是陳化糧，而陳化糧是指已經陳化或變質、不宜直接作為口糧的糧食。相當一部分陳化糧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黃曲黴毒素——目前發現的最強的化學致癌物。

　　不少糧油攤位都出售“民工糧”，但“民工糧”並不是擺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後庫房的，不過也有明目張膽擺在外面的，銷售呈公開化趨勢，在天津，甚至還打出了廣告，上面直接寫“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門監管，也缺乏輿論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質量越來越差。他們曾在鄉村種過糧、養過豬，也許他們的妻子和父母現在還在鄉下種糧、養豬，而如今他們卻在城裏吃著陳化糧、垃圾肉……一年一度的春運，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擁擠與忙亂，身心俱疲，苦澀無奈。

　　民工買票到底有多難？去年1月10日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寒冬的雨夜親歷了民工通宵排隊買票的全過程。

　　晚上10點，記者來到上海市曹楊路400號——普陀體育館。這是上海火車站為方便民工買票而臨時設立的售票點。記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購票的人海中。那幾天上海連降細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覺鞋子、褲子就已濕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點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在記者右手背上用紅色水筆寫了一個號碼“481”。記者這才詫異地發現，隊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畫上紅色編號。編號人員說，11日買票順序就按編號大小排列。

　　記者不禁有些疑問，既然編了號，大家為什麽還要連夜守在門外呢？經打聽才明白，等待買票的民工們既不知道工作人員什麽時候來編號，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放行到大廳排隊等候買票，即使加上編碼的，一旦錯過“放行時效”也得等在隊伍最後。

　　淩晨3點左右，天繼續下著冷雨，濕漉漉的館外馬路邊，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龍”。連續幾天排隊排出經驗的民工們全副武裝，披著雨衣、戴著口罩等在隊伍裏，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嚴嚴實實以防濕冷，他們隨身攜帶著熱水瓶、熟食，餓了來點“夜宵”，冷了喝點開水。初來乍到的民工們衣衫單薄地站在風中瑟瑟發抖，鞋襪濕透實在凍得不行，幹脆在馬路邊蹦來蹦去增加身體熱度，馬路上蹦蹦跳跳的隊伍遠看就像一條蠕動的長蛇。

　　淩晨4點左右，記者明顯感受到一股寒氣從腳底直逼胃裏，饑寒交迫。隊伍裏傳來了陣陣騷動，七八個穿製服的人驅車趕來，其中一個號稱是“頭”的胖子高聲吆喝：“排好隊，站好、站好！我們來查號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頓時齊刷刷地站起。

　　5點鐘左右，記者終於隨民工一起，踉踉蹌蹌地走進了賣票大廳，腿腳冰得近乎麻木。大廳裏除了偶爾的噴嚏聲外，安靜得很。民工們個個饑寒交迫、疲憊不堪。

　　大廳內，大家都在忙著清理濕透的鞋子和褲子，大廳外“高高興興出門打工，歡歡喜喜回家過年”、“民工兄弟，歡迎下次再來上海”的標語顯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個個編號也紅得格外刺眼。

　　就在這時，突聽一名身穿製服的工作人員拿著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報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們這兒一律不售。”聲聲抱怨隨之響起。記者很納悶:難道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達旦排隊後才能告訴民工嗎？

　　江西來滬打工的羅先生終於買到了當日第一張返鄉火車票，他一邊抹著被雨水打濕的頭發，一邊有點語無倫次地跟記者說:“票可終於拿到了！”在這之前，年過五旬的羅先生在指定售票點上海普陀體育館外，排隊等候了整整兩天兩夜。

　　票總算買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著無數悲劇。

　　這幾年，不時可見這種讓人心酸的報道：春運期間列車超載、乘客擁擠，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發列車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識的乘客，前來製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傷;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疊百元大鈔，竟在車廂內大把拋撒人民幣；一名民工站立過久，突然打碎玻璃，縱身跳出車外……2004年1月9日,上海開往重慶的K74次列車上，從上海打工返鄉的安嶽農民楊某，由於車內擁擠、空氣憋悶，在列車即將抵達重慶站時，夫妻倆精神突然失控，持刀沖進3號車廂乘務員室，將乘務員逼到角落，並將門反鎖。

　　列車進站後，夫妻二人見到窗戶外有人(便衣警察)，情緒激動:“不準看,快走開,我們是鐵道遊擊隊……”丈夫不停地持刀揮舞，同時語無倫次地咆哮:“火車到了……我帶了茶水……你們回家了……”

　　警察試圖輕言細語說服他們，氣氛有所緩和，突然一聲高亢的火車嘯叫傳來，那男子觸電般亂叫開了:“鬼子的裝甲車進村了……”語音未落，突然瘋狂地持刀直奔列車員。眼見形勢危急，車外埋伏的幾名刑警一躍而出，用鐵棒砸破了車窗玻璃，一番混戰後，製伏了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傷。

　　這類驚險場面越來越多，新華社在2004年1月18日還專門播發了一則春節衛生知識：

　　春運期間，相當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為了避免發生類似“旅途精神病”這樣的悲劇，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車時，盡量避開春運高峰期。在乘車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如長途旅行要備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準備一些應急的藥品等。臨行的前一天，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緒激動而影響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勞。在列車上，盡可能保持正常飲食……每年春節前夕，在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現代化居住小區裏，會出現這樣的文字：“春節將至，民工回鄉，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意識。”這顯示出，一些城市出現了“妖魔化民工”的趨勢。

　　例如，杭州某商場工作人員拒絕四個看起來像“民工模樣”的男人進入該商場;某房產廣告稱“小區安靜，沒有民工騷擾”；某公廁上告示“民工禁用”；蘇州一高檔小區抵製民工入住，即使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續入住的;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東溪村公園的門口曾懸掛這樣一個告示長達一年之久:禁止外來工入園，違者罰款100元……2002年，一位陳姓青島市民給當地報紙寫信，提議在公共汽車上設立“民工專區”：

　　“作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夥伴城市，青島的市民素質步步提高，其著裝越來越幹凈。而與此同時，在青島打工的民工卻素質低，不講衛生，衣服上沾滿油汙，乘公交車時經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厭惡，時間久了，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公交車上隔出小塊區域專門供民工使用，這樣可以減少市民對民工的厭惡感，消除雙方的隔閡和矛盾。”

　　對民工們來說，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裏人歧視帶來的傷害。

　　數字100市場調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做過一項調查，實際完成樣本量327個，調查結果是：民工受歧視的問題比較普遍，55%的民工認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對待，認為受到較大或很多歧視的比例達到20%。

　　調查顯示，民工感覺最難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執法人員隨意扣留罰款(13%);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明顯較差(12%)。

　　調查同時顯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視內容在三個城市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資、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罰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廣州則主要是被人扣留罰款以及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差。

　　歧視民工造成這樣一種怪象:城市人離不開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進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點研究集團新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進城務工者普遍有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他們當中有72%的人表示願意與當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歡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這裏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結果往往令他們失望。

　　一位名叫馮俊巖的民工，在跟《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長談時，感嘆說：“我來天津十年了，還未交著一個城裏朋友……”

　　馮俊巖生於1965年，安徽太和縣人，他說：“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來天津謀生。從拾荒到賣菜、賣水果，現在有了一些積蓄，還有兩輛卡車，一輛做水果生意，一輛跑運輸拉磚，每年還給家裏的老人寄許多錢回去，10歲的兒子也接到天津上學，現在讀四年級。按說我過得還可以，用你們城裏話，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惱，10年了，沒有交著一個天津市的朋友。”

　　“俗話說出門靠朋友。10年來，我努力維系著朋友圈子，經常交往的鐵哥們也有二三十個，有安徽老鄉，也有其他外地來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類人’。我沒交著城裏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過，但那是一面熱，人家城裏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種城裏人主動找我們交朋友，但幾乎都是城裏地痞。起初我們不知道，聽信了‘有事找我們’的話，以為在城裏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負。可是，我們養不起他們，幫一點小忙，他們沒完沒了地找你要錢，賭博、吸毒、找小姐，賺的錢還不夠他們花的，還打人，跟掉進了陷阱一樣。最後花了好長時間，費好大勁才擺脫他們。”

　　《瞭望東方周刊》就這個問題在天津街頭也隨機采訪了一些市民。他們的回答是:“沒想過要和他們交朋友”;“他們那麽臟，怎麽可能互相交往”；“他們沒有戶口，沒有個單位，沒有個固定住處，上了當哪裏找去”；“沒有共同語言，在一起說什麽呢”；“和民工交朋友，沒有搞錯吧，農民企業家還差不多”。

　　2004年10月11日16時許，黑龍江大慶市讓湖路區中央大街農貿市場。從農村老家進城打工的人力三輪車夫王強像往日一樣，在這裏“溜活兒”。突然，迎面駛來一輛汽車。為了躲避汽車，王強慌忙中猛拐向路邊，將三輪車駛到了人行道上。瞬間，三輪車的車輪碾壓到了一對夫婦牽著的一只小白狗，小狗當場死亡。

　　狗的兩位主人是一副“貴族”派頭的城裏人。他們對王強指責了一通後，說：“只要你給死狗磕三個頭，這事兒就算拉倒。”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王強無奈，只好趴在地上朝著死狗磕了三個頭。本以為事兒到這兒就算完了，可王強磕完了頭，狗的主人又向他索要600元錢，理由是他們的狗死得冤枉，這些錢是用來“賠償”的。

　　王強將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了個底兒朝上，只翻出20元錢。這是他一天的收入。看到那對夫婦不依不饒的樣子，王強額頭的汗水混合著委屈的淚水，順著兩腮流下來。

　　最後，王強只好向其他人力三輪車夫求助。大家你一元我一元湊到了200元錢。那對夫婦從王強手裏接過200元錢，揚長而去……2004年7月1日晚上11時左右，包繼友和楊海生，兩名在昆明一家私企做保安的農民工，到鳴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視。不久，他們遇到了四名鳴泉村護村隊隊員。

　　“他們滿嘴酒氣，問我們這麽晚了出來做什麽，我們說巡查工地。他們不由分說，揮舞棍棒就向我們打來……很快就被打得幾乎昏死過去。清醒一點以後，我發現我身上的錢包、手機都不見了。”包繼友回憶說。

　　隨後，幾名護村隊員把兩人押到了鳴泉村老年活動中心，用手銬將他們反銬，令他們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動中心的長凳上，只要頭部稍有挪動即招來膠木棍、鐵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個人來了，他們五個人出去弄了幾瓶酒來，一邊喝酒，一邊輪流打我們。”包繼友說。

　　暴行從深夜11點一直持續到淩晨。包繼友大便失禁，順著褲腿掉了出來。

　　“我聽見一個人說，把你的屎吃掉！”

　　盡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維還算清晰的包繼友怎麽也不肯聽從。護村隊員繼續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裏……“我實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進去。我吃掉一坨，他們逼著我把另外兩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們勒令戴著手銬的楊海生用手捧著扔掉了。”

　　以為已經沒事的包繼友被一個隊員按住頭，他們勒令他把地上的汙物舔幹凈。

　　一個人的生活，應該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娛樂、感情乃至摔跤、爭吵、受傷、唱歌等等宏觀元素和細節元素共同構成的，缺少其中一兩個細節元素，無礙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兩個宏觀元素，一個人的生活就會傾斜乃至坍塌。

傑瑞米柯賓

　　《瞭望東方周刊》對民工做過一次調查，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之後，記者發現，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單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為(可重選)：無所事事(67%)、找老鄉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將(19%)、給家裏打電話(19%)、喝酒(11%)，有5%的男性農民工坦承自己找過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的有：給家裏打電話(52%)、逛街(35%)、找老鄉聊天(28%)、看書讀報(27%)、吃完就睡(20%)。而城裏年輕人業余生活中“上網”、“泡吧”、“參加培訓或自學技術”、“談戀愛”等主要項目，民工很少選擇。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覺是”這一個題目時，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選擇了“空虛寂寞”。

　　脫離簡單的數字，他們的空虛，具體的人和事則更能體現。在成都的一個建築工地，《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見到了來自四川仁壽縣的農民蔣春來，他53歲，出來打工五年，單身多年，不久前找了個帶有兩個孩子的寡婦。仁壽是四川一個人口過百萬的農業大縣，記者也曾去過那裏，貧窮落後，農村裏的青壯勞力走了十之八九。

　　蔣春來是個石匠，性恪直爽，喜歡聊天，也不把記者當“外人”，很快就攀談起來，話題什麽都有，並不避諱精神生活話題。

　　“要說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還是寂寞！”蔣春來說。

　　“我在現在這個工地幹了四五個月了，白天幹活，晚上就沒事了，幹什麽呢？我倒是有辦法消磨時間，因為我會吹笛子。這還是當年學會的本事，如今成了個愛好。可惜，我不會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會吹幾個老曲子，像什麽《南泥灣》、《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還能吹吹笛子，那些什麽也不會的兄弟就閑得慌嘍！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實際上大多數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真像我這樣能自娛自樂的很少。大多數人平時的消遣就是看錄像、玩牌、打麻將。當然，玩牌、打麻將都是要賭錢，否則不刺激。很多人輸得連生活費都沒了。”

　　“這些年輕人大多數都還沒成家找老婆，可能談上戀愛的很少，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實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們這個工地來說，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幾十元錢就行，還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順義區白辛莊村順義國際學校對面的一家小錄像廳內，五六十名正在看黃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檢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墻逃離時，有20余人慌亂中跌進深達六米的化糞池。28日，建築公司從化糞池裏打撈出兩名民工屍體。

　　人們說，根據中國的現實條件，當前最基本的，是讓農民工在城市裏找到活路，不要挨餓；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錢，不要“跳樓”。

　　然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

　　情人節沒有情人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間裏，這似乎變成了一個奢侈的名詞。

　　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多為二三十歲年輕人，正處於婚戀的黃金時期。但是，對這些漂泊在城市的農村年輕人來說，無論是尋找一段美好的愛情，還是過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難。在他們的感情世界，情人節是沒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天，《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與一幫民工聊天時問：“情人節和誰過？”不料引起一陣哄笑。一個農民工說，“情人節是你們城裏人的節日，與我們不相幹。”另一個說，“我們的飯錢都是老板提前給的，哪有錢買花。”還有年紀略大一點的說，“老婆在鄉下，想過也找不著人吶。”最後一個說得更實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過節喲。”

　　2003年的情人節，新華社曾組織了一次關於民工如何過情人節的報道，最後落在報紙上的組稿題目卻是：“我們不喜歡溫馨浪漫的西方情人節”。為什麽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樣：沒心情、沒金錢。

　　在記者進行的調查問卷中，不少年輕的民工表達了自己對真摯的感情有著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選擇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愛情，但我還沒找到”，只有極少數人表示“從來不相信愛情，一切都是逢場作戲”。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時認為“世上有愛情，但愛情敵不過金錢”。

　　那麽，是什麽原因使民工的戀愛如此困難呢？

　　流動性大、交際範圍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戀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來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輝說,居無定所,流動就業,四處漂泊,也許一次失業就能讓兩個熱戀的打工仔相隔千裏，最終成為陌路。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

　　在《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叢峰的家鄉，也有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一走幾年,春節都不回家。可是,為了結婚，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鄉。相反，一些本來在當地過日子的農民,由於離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鋪蓋出去打工了。許多單身的男女,則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載，杳無音信。所謂的愛情、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惟一維系這些農民工與家鄉的紐帶。

　　也許，愛情、婚姻、生育都還是一些隨意的話題，而更深一層，農民工的性生活問題則顯得有些難於啟齒了。

　　對於生理處於性欲旺盛期的年輕農民工來說，性壓抑已經成了他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東方周刊》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在回答“多久過一次性生活”一項的顯示中，選擇“一星期過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農民工只有5%，而女性農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選擇了“時間長了記不清”。

　　在“據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幹什麽”這一道選擇題時，男性農民工21%選擇“找小姐”、18%選擇“整夜睡不著”、18%選擇“喝酒麻醉自己”、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女性農民工有19%選擇“拼命幹活發泄”，5%選擇“強忍著”。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兩地分居，長期沒有性生活時，一根電話線，就成了夫妻間傾訴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農民工通過“給家裏打電話”來度過漫漫長夜。

　　調查發現，觀看黃色錄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業余生活”。民工們大都承認，從錄像廳看完黃片出來，心裏就癢癢的，想找個“路邊店”。這些打工人群身在異鄉，面臨著巨大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加上難以排解的性壓抑，極易導致心理扭曲和變態，引發違法犯罪行為。1999年全國性病患者達8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來民工。

　　據統計，2002年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有224.4萬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種因素得不到適當地滿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壓抑癥。

　　《瞭望東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進行問卷調查時，談到民工性生活調查或發放問卷時，經常引起在場的農民工的哄笑或竊笑，但大夥兒對問卷卻很有興趣，幾乎是一一認真做答。一位22歲的工人還講出了自己的心聲：每次上街，看見美女想打招呼認識，卻又怕人家誤會。這令他很是苦惱。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個公園健身房打乒乓球。一會兒，從門外進來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過去。這位年輕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開始，我只是遠遠地望著。後來，美女上了跑步機，我便假裝玩器械，走過去近距離地看。當她看我時，我趕緊把視線移往別處。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個小時，但並無惡意。惟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跟美女打個招呼。”

　　壓抑的性生活，導致了各類奇聞怪事在農民工群體中層出不窮。安徽農民工邱某白天看見一個報刊亭裏張貼了很多人體攝影的圖片，回到工地後，邱某把自己的所見告訴了同鄉。當天半夜，睡不著覺的同鄉與邱某一起來到報刊亭，他們兩個人打著手電筒觀看玻璃上的人體攝影圖片。從此經過的行人發現報刊亭旁傳來聲響以為遇到了竊賊，趕忙報警，河東巡警趕到後才知道實情。

　　2002年，曾有一條新聞在成都引起了轟動:一個名叫譚福軍的農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腳手架，爭看一家商場搞的“內衣秀”而摔傷，此後，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歲的林某來成都打工已經八年了。“活兒累點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氣，最難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20多歲的人了，當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後，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話，我甚至產生過半夜出去攔個女人強奸的想法，但我曉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製自己，尋找其他途徑(發泄)。”

　　這也是他目前面臨的最大精神困擾。“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開始迷戀別人陽臺上的女內褲。後來，我又發現了工地旁的一個廁所有女人進出……”有一次他進女廁偷窺，被人打得滾進了糞坑裏。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中國性學會秘書長胡佩誠提出:解決正處於青壯年打工人員的“性壓抑”辦法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最直接的辦法是圓了他們的鴛鴦夢，通過夫妻團圓、介紹對象這樣的方式從生理上來解決，而更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則是從心理上解決。

　　一提起農村、農民，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個勤勞、淳樸、憨厚的人物模樣，像魯迅筆下的閏土。但記者進行的調查也明晰地顯示出:當今農民工群體正面臨一場精神危機。

　　劉某進城打工八年，他已經換了三四個工作，原因不是因為私企老板克扣工錢，就是自己嫌工資太低。他所在的紙箱廠有50多名職工，大多是年輕人。記者問他廠裏有沒有成立黨支部、工會或者共青團，他搖頭說沒有，“我不知道廠裏還有黨員。”他在初中時加入了共青團，但“不知道28歲要退團的事”，也不記得自己有沒有交過團費。

　　他說，廠裏平時從來不組織活動，“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們業余無事可幹，“打牌的時間最長”，每次打牌都要賭錢。

　　他所在的廠絕大多數是外地人，以安徽、蘇北人為主，也有貴州人，平時以地域劃分幫派，“廠裏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們倒覺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賭錢時，動不動就打起來了。”廠裏工人打架，幾乎不報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記者在四川和上海進行調查時遇到的青年農民工，大多數是初中畢業或小學文化，很少有人讀過高中，這也代表著城市農民工的基本文化構成。最後，調查問卷顯示，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於學校時代和家庭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停留於十年或數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正面影響。

　　四川省仁壽縣文宮鄉保樓村小學教師林子江，是一位傳統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教過的很多學生現在都外出打工了，現在，他又在繼續教他們的孩子。

　　林子江說，出去的青年農民工，平時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節的時候回家。和這些年輕人聊天，我發現他們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習氣。這些年輕人說話，一般都透露出他們在外面吃了“沒文化”的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學習。可仔細一問，他們讓孩子好好學習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設國家，也不是賺大錢、考大學，而是最簡單的幾個字——“不讓城裏人瞧不起”。這將極大地影響下一代的農村娃娃啊。

　　記者曾到江蘇省采訪，這裏鄉鎮企業很發達，農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幹部卻熱情地告訴記者：“要了解民工情況，請找公安局。”並強調說：“我們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經驗已被全面推廣，受到中央綜治委的肯定。”

　　江陰市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明確告訴記者：“要采訪農民工的管理情況，只有找公安局。”記者問：“還有沒有其他部門管？市領導哪位分管？”這位負責人想了半晌，說：“只有公安部門說得清楚。”江陰市公安局一位幹部直截了當地告訴記者：“主要目的是防止違法犯罪。”

　　有關專家指出，這說明一些政府自覺不自覺地走入了一個“歧視民工”的誤區。這種歧視性的管理傾向，對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村的現代化，將十分有害。

　　為民工創建城市新家園

　　如今，農民工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已經開始通過積極創建新型組織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以滿足農民工空虛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上海市普陀區桃浦鎮最大的民營企業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個新經濟組織的民兵營。記者在這個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農民工全部以部隊編製住在宿舍裏，各個宿舍窗明幾凈，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連鞋子也依一條直線擺放，與大多數又臟又亂的農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民兵營營長、新奇生公司辦公室主任王玉蘭告訴記者，公司還修建了一個民兵活動室，裏面有各種各樣國防教育讀物和其他報刊書籍，每天晚上6點到9點向農民工開放，十分熱鬧。她說：“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像一盤散沙，業余時間也沒有什麽文娛活動，下班後到外面閑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難於管理。民兵營建立起來後，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極大豐富起來。農民工高興，企業也少了麻煩，生產效率也上去了。”

　　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統計，目前上海的770萬產業工人中，就有380萬是外來務工人員，占工人總數的近50%。集體經濟、全民經濟組織越來越少。由於形勢變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業身上，現在思路開始轉變，根據外來人員為經濟所做的貢獻，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外來務工者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