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1373|回复: 5

儒教文化的精神剝削 [复制链接]

Rank: 6Rank: 6

发表于 2021-9-15 10:33:1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5 13:22 编辑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轉載者的話

雖然本文的作者是商業資產階級右派,但是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間接的反映了儒教文化對勞動人民的精神剝削。

文化學者談儒教文化

  等級森嚴的君主制

  1.君主專制

  民主壹詞最早見於儒家的典籍《書.多方》(約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這裏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湯。春秋時代,詞意更明確:“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專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為主”,“民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稱為王天子,古書雲:“王,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尊,故稱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稱呼皇帝,既表達了君權至上,又顯明了普天之下要服從壹人的統治。

  《禮記.坊記》記載,“子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遵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孔子把君主的權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權在人間的壹種反映,以“天無二日”來比附人間也不可有二主,同時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擴大,用“家無二主”來作為君主專制的壹個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無二主”,自然是“民無二王”而“定於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開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孟子.萬章上》“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太陽成了君主的象征。孔子的“天命觀”宣揚“天無二日”,天確實只有壹個太陽,但這只是太陽系中的情形,怎能輕易斷定別的星系沒有二個太陽呢?天無二日,應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是國無二君[西方古代國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會當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個人來代表。這就根本上扼殺了分權民主制度誕生的可能。

  《禮記.文王世子》記錄:“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這是“臣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後來的“三綱五常”。壹切圍繞君來轉,“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惡為好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專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內容是壹統:包括思想壹統、政治壹統、生活方式壹統,什麽都要統管。孟子主張“定於壹”。荀子“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統”絲毫未動。只是用新的壹統代替舊的壹統。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來打去還是儒,只是換了包裝騙騙不懂行的而已;就象從前換皇帝,大家輪流做,奴役的實質沒有變。

  孔子的政治目標是獨裁:“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國政)”。

  《尚書》和《周禮》記載:西周時的庶人不但議論國家大政,而且還直接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尚書.洪範》),這壹習俗直到春秋時代。《左傳》魯襄公三十壹年雲:“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這是庶人議政之例。《左傳》魯定公八年雲:“衛侯欲叛晉……公朝國人,使賈(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晉王伐我,猶可以戰’,乃叛晉”。這是以庶人為主體的國人參與國家大政決策之例。

  可見,孔子的“庶人不議”是他自己的主張,是他篡改了的“周禮”。其實,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議論多;庶人不議,則顯示了人民遭受著極為嚴厲的壓制,表明了天下無道使庶人不能議政。庶人們鴉雀無聲,特權階級洪福齊天。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傳統的理解是大夫不應控制政府,這阻止了貴族議會共和制的產生;百姓不議論政治,這阻止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為說“不”字系誤植,必須刪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議”,可見搞康有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獨裁政治的主張。

  魯迅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麽?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壹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莫談國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學者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閑之輩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類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論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沒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隸。歐裏庇德斯說:“所謂奴隸,就是壹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

  孔子反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從心靈上桎梏人。他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慮那個位置的政務。也就是說,上級能考慮的,下級不能考慮。沒有官位的人,就毫無政治權利了!政治權利的層層遞減,到了人民那裏就絲毫沒有。每個人只能考慮自己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必須“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議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議政”,他害怕百姓議政危害了他精心維護的等級特權制度。“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於“庶人不議”的權力蠻橫,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使政治為壹小撮當權者所壟斷,公權力成了權貴們牟取私利的特權。

  孔子要求人們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沒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們的衣著服飾、言談舉止,思想感情,無壹不被等級格式化。他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禮制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作為教條使無數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權者的奴隸。到了現代,演變成“非令不敢視,非令不敢聽,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動”。例如:謝靜宜對即將進宮的蘆荻交代了紀律:壹、不該問的不問;二、不該聽的妳別去聽;三、不該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該說的妳別說。這四不,妳要牢牢地記住,這是紀律。

  儒家文化之可惡,是以消滅人性為己任,只有順從馴服而無辨識批判。中國人幾千年來,舉凡婚姻、學業、事業都由家長作主。儒家訓練人做乖寶寶,要聽話,從小就剝奪了個人的自主權。在沒有問過父母之前就作決定,很可能會被父母指責為背叛祖訓、大逆不道!

  中國從來都是壹個不自由的國度,在西方國家的人民開始追求民主的時候,中國從來沒喊過“要自由”的口號。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會的華人,有相當一部份是政治冷漠與幼稚癥患者。儒家把中國人的自由功能徹底扼殺了。難怪有人會說,孔家店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

  2.特權結構

  中國的等級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產,中經孔、墨、孟、荀、商、韓,下歷董仲舒、葛洪、韓愈、司馬光、程朱、顧亭林、曾國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內涵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的“禮制”。“禮”是壹種以血緣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等級秩序,毫無平等可言。周公制禮無非是把人安置在相應的位置上,不要動,壹動就亂了綱常。

  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愛親人有遠近之分,尊賢人有等級之分,這就是禮所產生的緣由)。作用如此大的禮,究竟包含些什麽內容呢?歷代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謂浩若煙海。概括起來,主要也就是下面這三條:1.等級制(與特權結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個頭腦(全體服從最高)。

  《禮記.中庸》篇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說制定禮儀和考定文義的權力都屬於天子。歷代帝王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讓尊、尊者淩賤。作威作福為帝王的權利,誠惶誠恐為臣下應盡的本分。

  “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這就是儒家的“禮”的極端虛偽之處。為什麽說儒家的“禮”對人性的壓制是只針對被統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話。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麽“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禮制內容龐雜,包羅萬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被禮制囊括於內。其核心內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本意是網上的總繩,君、父、夫為“總繩”,臣、子、妻為“網”,網對於總繩來講,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國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綱,臣子們又是自己兒子、妻子的綱,整個國家便形成了壹個以皇帝為總綱的金字塔式的關系網,這個網是真的疏而不漏,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在這個專制的網中,君、父、夫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而臣、子、妻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這是壹種單向的權利、義務關系,裏面沒有雙向制約,不存在絲毫平等觀念。

  三綱之外尚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對兄長絕對服從,這壹點在儒教禮制觀念中是僅次於孝道的相當重要的人論,因此二者常被合稱為“孝弟”。五倫之中的“朋友”,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應該擺脫父子、兄弟之間的服從關系,平等相處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緣關系將之強奸了:儒教通過結拜兄弟的方式將朋友泛血緣化、泛兄弟化了。還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頭、燒香、喝血酒,以年長者為尊,它其實是壹種泛家族化的宗教儀式。儒教通過拜把兄弟這種方式使他的等級禮制觀念突破了血緣家族的範圍,壹下子放之四海皆準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單單表現在人倫之上,它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廟,諸侯有五座宗廟,大夫有三座宗廟,士有壹座宗廟。天子用豆器二十六個,諸公用豆器十六個,諸侯用豆器十二個,上大夫用豆器八個,下大夫用豆器六個。

  天子的坐席是五層,諸侯的坐席是三層,大夫的坐席是二層。天子死後七個月下葬,用五層墊席和杭木,用八層個扇;諸侯死後五個月下葬,用三層墊席和杭木,用六層隔扇;大夫死後三個月下葬,用二層墊席和杭木,用四層隔扇。

  同是儀表,說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稱呼也不相同:天子後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諸侯之下士祿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國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國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禮記》)。

  凡養老,……50異杖,60宿肉,70貳膳,80常珍,90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50杖於家,60杖於鄉,70杖於國,80杖於朝,90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禮記》)。

  孔子論音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禮記.樂記》)。音樂的五音也被納入等級專制思想中,真他嗎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諸夏之無也”。為什麽夷狄的君主連中原的無政府狀態都比不上呢?因為野蠻人中有平等,而華夏即使處於亂世也處處是等級森嚴。孔子多麽地欣賞等級制!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裏,天子主宰著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禮規定:天子用八悄,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魯國大夫季氏卻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維護的是天子的尊嚴。

  在中國,只要“等級制、人身依附、壹個頭腦”這三樣東西還存在,就算壹個等級制的社會崩潰了,還會有新的等級制的社會出現;壹個小圈子的等級制還會再構建成壹個大圈子的等級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總有人想不斷的升級,進而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尖。

  等級制的社會充斥著特權,沒有權利平等。等級的底層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只有應付不完的義務;上壹個臺階,義務就減少壹些、權利就增大壹些;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層沒有義務,權利趨向無窮大。壓迫來自以等級劃分為基礎的權利制度,權利等級制從上到下壹級壓壹級。由於權勢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質不平等。權利不平等是人類壓迫的根源。

  維系這樣壹個等級制的社會,是孔夫子開創的儒學教育的目的,通過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等級特權秩序。這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其效果是顯著的,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孔教的俘虜,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中國古人把人間的等級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級最早出現於司馬遷《史記.天官書》,天上的壹個個星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做為整體象征了國家的等級體制。司馬遷道:“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紀;天有十幹,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書;…”。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與天上的紫微垣相對應的。北京的故宮就是“象天設都”的體現。天上本沒有帝、後宮、貴人、騎官、上將、貴相等特權等級,是古人為維護王權臆造出來的。

  《資治通鑒》開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壹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首論即為求得國家穩定,必須社會等級層次井然有序,君主應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之頂尖,成為眾人之首腦,眾人不過聽其指揮之四肢,而無本身之人格,獨立之意誌。司馬光認為最能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

  天

  子

  三 公

  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馬光的歸納,其基本原則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用以保證統治機器運轉的有效和靈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他認為每當這個等級制的社會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時,天下就要大亂,在上的統治者會喪失特權;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來還不如有個皇帝。

  儒家把等級制度說成是萬古不變的理。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總根源,在沒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間壹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三綱、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恒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因此,必須“存天理、去人欲”。“人之壹生,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

使用道具 举报

Rank: 6Rank: 6

发表于 2021-9-15 10:34:3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5 12:55 编辑

  儒家和諸子的媚上愚下術

  1.孔孟是鄙視民意的獨裁大師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於“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將原始的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都是對忠君、對專政的壹種民眾化。不管古代的民,還是現代的人民都處於虛幻的、不確定位置。儒家認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體國民意誌的體現,那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從之”。

  在專制社會,由於沒有自由的選舉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殺人盈城之後自詡為“天意”。統治者可循環論證: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於是淪為可以強暴的對象。

  有人認為民主是中國發源的。他們說:自開國黃帝軒轅氏被推為“共主”,下迄堯、舜、禹帝位之禪讓,全以民意為依歸。

  黃帝先打敗了蚩尤,然後又打敗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後52戰。眾酋長在刀口下,膽敢不推舉軒轅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與民主扯上關系?

  有人說堯舜禪讓是“天下為公”。據《史記》記載,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後代,堯舜禪讓是在大家族範圍搞諮詢推舉式的安排接班人,顯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質。當時連元老院都沒有,只是堯個別征求意見,根本談不上“為公。“為公”不能自己說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說了算。舜掌握大權之後,就把堯子丹朱殺死,把堯囚起來,強迫堯把王位“禪讓”給他,另外還接收了堯的兩個女兒。曹丕娶了漢獻帝兩個女兒,又逼迫漢獻帝禪讓之後,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麽回事了!”

  與競選、公民投票相差太遠。堯、舜、禹帝位禪讓之傳說,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將國家主權私相授受,將國家當作私產。因此,不可能真正的“為公”。

  儒家講“天下為公”的內涵就是“天下不屬公”。“天下為公”強調的統治者以所謂的“公心”來處理政務,人民只是決策的被動承受者而不是主動的參與者,人民的義務僅僅是供養統治者和服從統治者的教化,而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對聖人的微言大義說三道四。儒家把政治當成聖人教化管制百姓的過程,把世襲當正統,把禪讓當德政、把成功的謀朝篡位說成是有道勝無道。這種政治觀只能用來粉飾專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則的確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平等,也就保證了少數人說話的權利。人人平等必然眾說紛紜,為了得到社會行動上的秩序,人們確立“多數決”的原則。“多數決”強調的是常識(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學理論。這個常識就是人人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汝生精英們的文化的烏托邦。這種民主的方法反過來強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則,人人平等的“多數決”否定了聖人崇拜。

  若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搞“聖王決”和“領袖決”,這就是獨裁或“聖王”政治。獨裁要求絕大多數人服從壹人,是對人人平等原則的破壞;獨裁只會越來越背離“人人平等”,走向等級森嚴的禮制,孔子就是這麽幹的。中國民主難產是由於聖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為聖人崇拜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是反對服從多數原則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總是在為統治者想辦法,人民始終處於壹種消極的地位。在孔子那裏,是找不到由民參政、多數裁決的“民主”影子。相反,“上”與“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統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歸心”,而決非使民主政。這是與孔子的“愚民論”分不開的。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無知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對於這些根底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令其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這種既愚又詐之民雖難於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忠孝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統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這些人只能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沒有非分之想,不會因生活的困苦而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認為,大德應統治小德,大賢應統治小賢;只有賢人才配有統治權。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對愚者的統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讓人民知道怎麽做,不讓人民知道為什麽做。這樣,人民就不會懷疑統治者,更不會反抗了。

  《論語》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的話表明,100%的“鄉人皆好之” ,不如鄉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說,100%的鄉人<部分鄉人。可見,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於整體、聖人高於群眾。連“天必從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卻要打個大問號。可見,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個騙子。

  孔子總是給人群劃分等級: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給人群劃等級的標準不過是他自己的標準而已,合乎他的標準就是“善者”,否則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張等級制的。等級制的實質是尊上卑下,即尊崇聖王、君子,卑視小民。儒家認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說的下愚,他只會把民意當放屁。

  東海壹梟說:孟子強調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這是他與齊宣王之間的壹段對話,要求君主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參考、聽從民意。

  批判:孟子不過是把孔子所說的“鄉人”換成了國人而已;孟子不學無術、答非所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對曰:“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至於才與不才的標準他沒有說,為什麽不說?這是為了君王好根據王意和儒意來獨裁!如果把才與不才的標準說清楚了,那就不好隨意獨裁了。孔子反對鑄刑鼎是同樣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連大夫即高級官員的話都不要聽,這不是獨裁是什麽?當所有的“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也就是說,當99%的國人曰不可時都可以置之不理,這豈不是獨裁?

  當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通過獨立的元老院和獨立的公民大會來監督執政官[國王]時,中國的儒家們希望君主聽到了全國人民的呼聲後再去調查,萬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聽不到全國人民的呼聲,那麽,人民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了。

  只有當100%的國人“皆曰不可”時才受理,這樣慢吞吞的監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還得等到君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見,那不是貪官汙吏要橫行天下嗎?

  100%的國人皆曰不可了,就應該把那人放棄掉,還察什麽呢?可孟子還要王“察之”,可見,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見,是鄙視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也就是說若王考察後覺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見,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專制獨裁是完全合理的。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可見,壹個人要被國君所用,比登天還難!所有的國人怎麽會知道某人確實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有的國人皆曰的可能性極端小,這樣壹來,壹個大臣就可以永遠當下去了!可見,孟子是在為特權階級謀利益。

  2.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官員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可見,儒學就是謀取儒家自己權力的學說。

  壹些人宣傳孔孟學說中蘊含了“民主”成分,根據僅僅是壹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的“民”是指民眾,不是指具體的個人。儒的“重民”=當代的“為人民服務”。到政府機關辦事,常聽到“妳又不是人民,憑什麽為妳服務”。毛澤東還喊“人民萬歲”,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嗎?結果卻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號,而要看儒家能否實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貴之有?草有何權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無所有,別看是兩條腿壹個腦袋,誰看誰都感覺不出對方是人樣,饞癮壹來,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民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顯然,孟子在鼓吹聖人崇拜,說“民”離開了聖人的教化就近於野獸。這個把民看作愚昧無知近於野獸的人,他怎麽會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侶,都是貶義詞。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小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野人”絕對是貶義詞!老百姓被他稱為野人,哪裏有什麽“貴”可言?“民為貴”是指壹個政權的“君子”需要足夠數量的“野人”才能“養”好。

  中國從來就沒有過“貴民”,只有“賤民”。在孟子推崇的統治者眼裏,“民”從來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稱!所以,牧民的真正含義是將“民”像羊壹樣餵飽,否則,就會沒有羊肉吃、沒有羊奶喝!人權=生存權,就是儒家思想的現代版本!

  3.儒家判斷是非對錯不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性質,而是看妳是否維護或服從上級。

  孟子說,如果君主有大錯,則奉勸,如果反復奉勸無效,則廢黜君主(“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其實,這是空想。因為有大錯的君主是不會聽奉勸的,而廢黜君主必須要有反對無道君王的社會集團存在。而儒家主張君子不黨,那裏會有反君主專制的社會集團?

  孟子的“民貴君輕”論以“誅壹夫”的革命論為基礎,試圖制約無道昏君,但這種制約又與“旱幹水溢”的自然災異相鉤連,從而帶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載舟覆舟”論雖指出了違背民意有政權傾覆的危險,但對民意怎樣去顛覆政權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於壹種觀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為貴”的王道,不過是在“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利害關系上,進獻給統治者的壹種權術罷了。

  在孔子之前的幾百年,“國人暴動”就推翻了周厲王,難道那時就沒有“臣下易君”的理論?肯定有,只是沒有記錄下來。孟子說誅殺獨夫民賊只是威脅利誘壹下國王,他並沒有發展出推翻暴君的學說,跟“國人暴動”的社會實踐比,是壹種巨大的倒退。

  春秋時期,晉靈公荒淫殘暴,多次設計殺害正直大臣趙盾,均未達到目的。後來晉靈公被大將趙穿殺死。當時趙盾在晉國邊境,因為留戀故國,又慢慢往回走。晉國太史董狐記錄這件事說:“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護說:“這事兒同我無關啊!”董狐理直氣壯地說:“妳身為正卿,逃跑不越過國境,回來又不聲討殺害國君的壞人,不是妳弒君是誰?”董狐被孔子稱為秉筆直書亂臣賊子懼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誅暴君嗎?為什麽誅暴君的行為被稱為“弒”呢?弒者,臣殺君並大逆不道也!可見,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邊,袒護暴君啊。孔子對維護暴君的董狐大加贊揚,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於君主的依附本質。

  公元前548年,[暴君]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殺害,史官記錄“崔抒弒其君”;崔抒殺史官,史官的兩個弟弟秉承兄業,又記之,亦被殺。最後壹個弟弟亦記之,崔抒才被鎮住。很顯然,齊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價維護君主的權威[為了寫“弒”],比坎腳的和氏更加忠於主子。遺憾的是,齊太史兄弟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為什麽只譴責齊大夫的殘暴?不譴責齊王的荒唐[齊國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亂倫],為什麽對王的過錯就要避諱呢?儒家這種搞法只會造成壹邊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張“選賢任能”[及後來的科舉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現,這樣講是錯的。選賢任能有否定世襲制的意義,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聖人治世的觀念。中國的皇帝有壹個很特別的稱呼,即“聖人”,意味著皇帝是真理的化身。這種聖人治世的觀念,在今天仍有深遠的影響。包公戲常演不衰,有事找領導作主,便可見壹斑。人們總是強調偉人的作用,總希望有個英雄來領導我們,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來思考。文革時,全民高舉《最高指示》,統統放棄自己思考的權利,都讓領袖壹個人思考,也是這種聖人治世觀作用的結果。

  儒家既不關註人,也不關註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關註世界的變化和規律;只關註聖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從聖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對聖人的絕對服從,下層聖人對上層聖人的絕對服從。服從就是消滅服從者的智慧,絕對服從就是絕對消滅聖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為了讓“賤民”、“小人”歸於“順民”,儒士們費盡心機建立起壹套“教化”倫理。為使這套稱為“思想之聖”的“教化”倫理得以實施,儒士們又要求“聖君”作為這套倫理的載體,作為“天理”的化身,讓他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這就是專制主義鐵的邏輯。

  統治者以等級尊卑觀念“教化”民眾,本身就是對民眾身心的奴役;處處將人作為等級尊卑秩序的工具,從而“使人不成其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個等級制的人,要把國治成壹個等級制的國。它要把每壹個家庭變成壹個類似於君臣關系的專制社會。

使用道具 举报

Rank: 6Rank: 6

发表于 2021-9-15 10:36:0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5 10:41 编辑

4.除儒家外,先秦諸子都主張聖人治天下和愚民統治《老子》五千言就是講聖人是如何治理愚民的。《道德經》五千言,充斥著“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內容,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他提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使人民不往遠處遷移。

  老子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不讓人民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因為用先進的工具,生產率就會提高,吃飽穿暖後就會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不讓老百姓看到好東西,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給老百姓太多的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

  《道德經》八十壹章告訴帝王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壹件是自己裝傻,另壹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裝的無欲無為,把臣民弄的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

  老子的社會目標是“實其腹”,只把肚子填飽就行了,相當於今天的“生存權”。“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沒有把人當人。

  《莊子.逍遙遊》雲:“故夫知效壹官,行比壹鄉,德合壹君而徵壹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容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可見莊子也不以擁護者的多少來判定是非。

  墨子否棄禮樂,反對世襲貴族,主張尚賢、禪讓、選舉;墨家雖然主張“天誌”、“明鬼”思想,但是缺乏絕對的道德理念,屬於賞善罰暴的功利主義思想;墨家雖然主張“兼愛”思想,但是缺乏“人人平等”與“現代自由”的概念,屬於“尚賢”政治與擁護專制的哲學。

  墨家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而且說“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由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

  墨子極力主張對民眾的愚民政策。愚民的結果就是造成民眾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使國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偉人”“聖人”的專制上;進而使專制者更加專制!

  法家則不論法、勢、術派,都以民愚為理論基礎,發展出壹套以暴力壓制為中心的政治學說。商鞅認為“民不貴學則愚”,“塞而不開則民渾”,“民愚則易治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憂樂都會產生邪亂之心,他主張用暴力和法律“弱民強國”,不治到百姓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不算完。

  韓非視民為愚人,他說:“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座,必壹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韓非把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禦者、工商之徒稱為“五蠹”。他告訴秦始皇,人是壹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象對待牲畜壹樣。他主張玩弄權術、株殺學者、投毒暗害、特務盯梢、扣押人質、連坐誅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獨斷,“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

  孫子曰:“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佛家講“萬法皆空,萬事皆空”,他要人看輕今生,要人去追求來生。壹個看輕今生的人,能使自己今生聰明起來嗎?中國所有的學說,都講的是愚民。

  壹部中國思想史是壹部中國專制主義思想史。當時諸子都呼喚王權、呼喚聖王的出現、呼喚等級森嚴的社會,所以,極權主義的壹統天下是必然的。

  中國是個奴隸國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沈淪;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壹群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壹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制造著動亂和災難。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裏,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個體,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壹類人。

  1.儒家的人等於奴

  中國數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為人。無獨立之人格,無生命財產之保障,更無個人自由之可言。中國文化認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擴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級;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踐踏侮辱他人。這樣壹來,人自然就喪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殘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認同君臣父子等級制的奴性,否則就是非人也的禽獸。儒家推崇的《詩經》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的本義是奴隸。儒家認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隸。儒家認為人生意義,就是成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詞,“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詞。

  儒家還進壹步把“人上人”美稱為“君子”,把“人下人”貶稱為“小人”。把同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別,然後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別於“小人”,不過是儒家的自我貼金而已。“君子”不過是為帝王“勞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指出:判斷善惡的標準不是“利”,而是“仁義”,即先君後臣的等級順序。事實上儒家是沒有判斷善惡的客觀標準的,孔子反對公布成文法,強調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斷善惡的大權叫給統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豬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隸。俗語雲:“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善”就是受人欺壓的奴性。美籍華人說:起初,在美國的中國餐飯遭搶劫時,美國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到現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報復,不敢站出來指證,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搶中國商店。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

  科學家通過阻止猴子大腦中壹種叫“D2”物質的作用,切斷了猴子行為動機和回報知覺間的聯系。被切斷了這種生理聯系的猴子,長時間任勞任怨地執行給定的任務,而忘記索取任何“報酬”。這種任勞任怨的猴奴對主人是多麼好啊!

  奧爾德斯.賀婿黎在小說《美麗新世界》中,虛構了壹個階級社會,那個社會的最上層是特權族阿爾法族(Alpha),最底層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腦被藥物麻木,他們作為奴隸承受著繁重而乏味的工作,並對此毫無怨言。他們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飯吃。

  漢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學就是麻木大腦使人心甘情願做奴隸的藥物。儒家是為皇帝制造奴隸的工程師,孔子要求人們“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把人們的獨特的個性刪了、騸了;統治者當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為至聖先師,讓儒生們當奴隸主的打手。

  漢族已被孔學麻醉成了奴隸族。當滿清下令不要裹腳時,漢人奴習不改、照裹不誤。滿清統治者只把漢人當奴隸,從不把漢人當人;所以,慈喜太後說:“寧與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義思想的標誌有三:

  1)順從。孝作為倫理規範,它的要求是順從,兒子順從父親,臣子順從君主,妻子順從丈夫……,整個社會被孝結構為壹個階梯型的順從體。“忠”是奴才對主子的單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對父母的單向度臣服。人與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誠。壹個人無條件的單向度臣服於另壹個人,不叫“忠誠”,而叫“奴性。

  經過儒家文化的熏染,順從被譽為壹種美德。按“孝道”,子民為父母官的利益應犧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這導致了無官不貪。宣揚“孝道”是為了“不犯上”,上面說什麼,大家照著說、照著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臉色行事,甘為“革命的螺絲釘”;自己命賤如草,卻對“小草”的命運甘之如飴。在家壹切聽從家長安排,在外壹切聽從黨安排。結果,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練”得只剩下馴服的奴性,絕沒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談論君與臣[或大人與小人]、父與子、男與女之外,還談什麼?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則就是禽獸就是當代的反革命、敵人。

  3)畏懼。畏懼是儒家道德觀的壹個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儒生生來就該是膽小怕事的奴才,必須畏天命如同懼怕位高權重的人,更應該懼怕精英和權貴聖人們的言論。

  儒家讓國人象綿羊壹溫順,讓獨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輕松了。所以,法國人說,在中國誰都想當皇帝,且誰都能當皇帝。也是啊,都壹幫奴才,只要妳不想當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鉗制下,中國人早已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躪魚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湯不怨,赴火不辭,呼吸彌留際猶牢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念,以流臣節於天壤,傳青史於後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傳家寶”裏宣揚:“天地君親師,此五件世上都該感激,都該設牌位早晚焚香叩謝,切不可懈怠,做個忘恩負義的人。”並寫了歌詞,要人們“每日清晨壹主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來,農民家裏又掛起了“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又回到了奴隸的路上!這是農村的特色黨的黨支書帶頭的結果,君不見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鬧劇嗎?

  退避。儒家主張“邦有道”時,出來做事,用正直來要求自己;“邦無道”時龜避,識時務者為“俊傑”。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說:有道則仕、無道可卷而懷也;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時,儒家就紛紛出來當官,還唱“殺身成仁、任重道遠”之類的高調。碰到無道的昏君時,儒家就提倡“隱”、“愚”、“容”。

  對罪惡,儒家根本沒有任何鬥爭的勇氣;對道德,也沒有捍衛的真誠。孔子說:畏大人[即當官的];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離婁下)。巨室就是大貴族。連大人都不敢得罪,怎會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機分子,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孔子傳給後人的法寶。人們在忍耐的信條下,變得更加懦弱、茍且偷生,不敢傾吐真言。這是中國人在人類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個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漢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國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當時他多次看到在大饑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觀,而成千上萬的饑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認為,即使是死路壹條,但揭竿起義而死,總比餓死有價值吧。於是深諳漢語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饑民,希望弄個明白。果然,饑民都眾口壹詞說:“不敢!不敢!”

  歐洲人為了尊嚴、榮譽而去面對面地決鬥,對中國人來講純屬犯傻。中國人也有爭鬥,但他們絕不會光明正大地去決鬥,而只是會在保證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盡心思去暗算對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臺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韓信為避免決鬥而不惜鉆褲襠的故事,所以千古流傳,是因為它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觀,並為眾多的懦夫們提供了壹個畏刀避劍的借口和精神勝利的武器。韓信早年依靠“忍”而度過艱難歲月,等到進入漢朝,面對劉邦步步進逼,磨刀霍霍,他還是壹個“忍”字,結果成為別人宰割的綿羊。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人生信條的壹個莫大諷刺。

  日本有個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鉆胯之圖時,狂歌壹首:“寧斬擋道人,不能鉆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於他們長期受到“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的要義就壹句話:“賴生不如好死”。對貪生怕死的人他們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時,為了向人們表明自己的心跡,可切開腹部,光榮地死去。由於這樣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絕少出現“漢奸”。寧可戰死自殺,也不會束手就擒受辱。這就是為什幺日本人死硬難對付的原因。

  中國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賴活”,“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能夠活命,管它什麼氣節不氣節、榮譽不不榮譽、國家不國家!只要能夠活命,那怕像豬狗壹樣活著也行。這就是歷史上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決定了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問:“中國人,妳為什麼不生氣?”中國人種,已經退化到不敢生氣的地步了!不敢生氣的原因:怕強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氣的樣子,會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於是笑瞇瞇地偽裝成壓根兒沒有生氣;對對方的粗暴對待很滿意;沒有什麼氣可生的!

  生氣是需要“力量對比”的;作為草民,不具備“生氣的力量”;並且知道在中國,生氣的危險太大了,生氣惹出橫禍的太多了。劉少奇對餓死人的經濟政策很生氣,結果死無葬身之地;張誌新表達了壹下對某人專橫的生氣,結果她的喉嚨被割掉了…… 於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就徹底地趨於:卑瑣、茍且、怯懦、謹小慎微、逆來順受。

  對惡人,中國人不敢表達恨;對於壓迫自己的暴君,中國人總在懦弱;而權勢者總把百姓放在砧板上,進行隨意地切割。中國人的陽剛之氣就在這樣的切割下,壹點壹滴喪失。

  中國官方說,中華民族是壹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勤勞,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啟超把奴隸分為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心奴就是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體現。

  據說在斯德哥爾摩地方有壹個銀行,壹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同時裹挾了壹個銀行女職員,帶著她作人質。這樣,警察開槍不好開,抓也不方便。這女孩被迫跟這強盜浪跡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間,這女孩竟然愛上了這個強盜,和強盜壹起幹盜竊的事了,也就是認同了強盜。這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癥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妳被壹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妳對壓迫妳的勢力認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啟超將“心奴”歸納為四大類:第壹為尊古,做古人的奴隸。第二,為世俗之奴隸。所謂壹犬吠影,百犬吠聲。第三,為境遇之奴隸。第四,為情欲之奴隸。任何壹個人,只要他擁有能不斷滿足其欲望的條件,他就會去滿足其永無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隸。

  身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財產被劫掠時,他說還有自由;自由被剝奪時,他說還有生命;生命被扼殺時,他還謝主龍恩。即使眼前壹無是處,他也能找到贊美的壹萬個理由。他認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遷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異之舉。

  孟德思鳩說:“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壹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伊索那樣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國的大臣弘演,看見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決定自殺後讓人挖出他的內臟,把懿公的肝裝入他的腹腔來安葬。

  《呂氏春秋.忠廉》: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曝”;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未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弘演納肝,不過是以己腹為禍國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過是用軀體為昏庸之主擋箭。均何足稱,然歷代均視為做人之典範。屈原為昏庸的楚懷王而死,流傳千古。以君為國,為君捐軀,為鬼亦雄;蓋欲眾人效忠於壹人,作為獨立存在的個人無復有也,只有奴隸存焉。

  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歸納起來,勿非三種人,那就是:主子、奴隸和奴才。

  主子和奴隸是絕對的,而奴才是相對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隸面前又擺出主子相。奴隸還有自己的靈魂,奴才連靈魂都出賣了。奴隸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也許還有惻隱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比原來的主子還厲害。

使用道具 举报

Rank: 6Rank: 6

发表于 2021-9-15 10:37:5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5 10:41 编辑

獨裁者僅憑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隸,這就產生了對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統治者充當獨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從奴隸階級中提拔起來的。

  奴才分兩類:文才和武才。文才是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和筆頭紙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輿論欺騙的奴才;武才則是那些仗恃蠻力給主子看家護院、彈壓奴隸、保衛專制政體的奴才。這些奴才,壹遇所謂騷動之類,便會兇相畢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鎮壓的慘劇。

  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諸侯,這些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來的高級奴才;諸侯又在自己的領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將,這些文臣武將包括相到縣大夫,他們就是中級奴才;至於那些奔走於相和大夫車旁馬後的各種士人,便屬於低級奴才了。

  那個替信陵君出竊符救趙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趙成功前夕便自殺了。這低級奴才以死效忠頂頭上司。還有那個錘殺老將晉鄙的朱亥,後來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國。秦莊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國當將軍,朱亥堅決不答應。為了治服朱亥,秦莊襄王把朱亥關進老虎圈子裏。老虎見有人進圈,正要撲過來,只見朱亥怒眼圓瞪,對著老虎大喝壹聲:“畜生,妳敢!”朱亥的吼聲猶如睛天霹靂,竟把老虎駭得連連倒退,然後趴在地下不敢動彈。秦莊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麼也不放朱亥出秦國。朱亥見自己無法脫身,便拔劍自殺了。

  像侯生、朱亥這類人為什麼對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訣就在於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奴才依附性,緊跟曾給他恩惠的頂頭上司。侯生是魏國大梁看城門的老人,已七十多歲了,又窮得叮當響,很受人輕視,但信陵君卻對他特別好,請他在家宴上坐首位,還讓侯生坐車,自己親自駕馬招遙過市……至於朱亥,本是賣肉的,信陵君把他當作貴賓對待。所以這兩個人便把信陵君當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報。

  韓非為後世樹立了壹個“毫不利己專門娛主”驚人的奴才樣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為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只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麼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為了讓君王今天不高興砍去壹只,明天不高興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沒給我多生幾只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為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

  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多麼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無以復加的受虐狂的內心獨白,卻被韓非當成了感天動地的忠心表白!韓非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奴才。韓非認為:和氏、商鞅、吳起為了向帝王獻寶而付出重大代價是值得的。他把《韓非子》壹書當作寶貝獻給嬴政,壹天重用也沒有得到,被師出同門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殺於監獄之中。《韓非子》此後成為兩千多年中國酷政的最高寶典,其卑鄙無恥、冷血無情,比世界政治學史上最為聲名狼藉的馬基亞維利的《君王論》,還要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來,中國都存在家奴。買來的奴隸,稱為奴婢,主人有隨意使喚、打罵轉賣以至轉贈之權。如無力贖身,則世代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對奴才可以任意毆打、贈送或出賣。奴才無處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飲恨自盡;僅康熙壹朝,報部自盡者,每年即達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頒布詔諭,禁止蓄養買賣奴婢,規定“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經放出及無力贖身者,以雇工人論”。

  在法律和道德的長久灌輸下,壹部份家奴,已漸漸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為主盡力、盡忠是其本份。這些馴服的家奴,在主人勢盛之時,是欺壓善良的惡仆。在主人衰敗之日,則是乞食養主的義仆。主人有難,自甘頂替,主人當然詡之為忠仆。

  當了20幾年右派的曲嘯,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討回公道,而是到處辯稱:“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怎麼能怨恨母親?”這個奴才後來終於受賞而富貴了。

  在奴才的母子關系中,強調的不是“母親”對“孩子”撫愛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而是“孩子”對“母親”的感恩,以及“母親”傷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國社會壹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階段。這裏,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壹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中國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系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層,地位更低下。

  黑格爾說:“在中國,只有皇帝壹個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沒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處在幼稚的狀態”。

  穆勒指出:“壹個中國官員和最卑微的農夫壹樣,都是專制主義的工具和奴隸”。

  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車裂、吳起箭穿、王安石淒涼的晚年、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這些改革派都下場不妙。原因在於這些改革派僅僅是皇帝的奴仆。

  專制統治越到後期,越喜歡扼殺有才能的奴隸。嶽飛、袁崇煥就是例子。扼殺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勵狗才。狗才有三個特點:吹牛拍馬向上爬;賣友求官喜告密;造謠中傷壓同行。專制者不知道誰是異見者,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賣了他人的隱私,知道對方隱私的,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連親戚朋友都出賣的人,其道德墮落的程度可以想見。

  魯迅說:“中國歷來只有兩個時代:壹,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大抵只有兩種前途:

  (1)解放了的人們“做穩了奴隸”,其實連豬狗都不如。中國人凡事能忍則忍、得過且過、做穩了奴隸就是幸運幸福。面對專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級官員也只有順從,而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違抗,更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了。即使統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無路,很少人願意通過有理有節的抗爭打破現存秩序,中國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個漢人只需賠頭驢的價錢。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在萬惡的舊社會,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爛衣”。

  (2)沒有解放的人們“想做奴隸而不得”;壹切抗爭都只為獲得奴隸的身份。

  儒教的長期浸潤使得平等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絲毫立錐之地。在中國,人民除了長期的絕對服從之外,唯壹的選擇就是造反,“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會的各個臺階上又是原來那樣壹級控制壹級,等級制的社會格局沒變。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

  中國奴隸們的起義,把皇帝拉下馬,不是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馬當皇帝。不是我服從妳,就是妳服從我;不是妳為我綱,就是我為妳綱;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隸,用“精神勝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後叫別人做自己的奴隸。新主子的殘暴壹點不亞於先前的主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幾千年來壹次次起義的結局,不過是奴隸主與奴隸的對換而已。所以,鄒容在《革命軍》中說:“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二十四朝史,實壹部大奴隸史。”

  魯迅說:“兒子跟老子講話,還沒開口就錯了。”壹開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對君開口第壹句是“臣罪該萬死”,在這些關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兒子、妻子錯了。權力者怎麼作踐百姓、怎麼欺壓百姓都是對,都是為了百姓好。如認為“6.4”大鎮壓是穩定的需要,是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於是鎮壓就是老百姓應感恩戴德的大善舉了。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鮮血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們愈贊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魯迅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當時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壹大罪狀。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狀態中,真是可悲!

  “仁愛”的危害

  有人以為孔子的仁者愛人是愛所有的人,否!“仁者愛人”是個欺騙性的口號。

  孔子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把人和民分開來說。“人”就是君子貴族;而“小人”是廣大的奴隸。公元前五世紀,魯國國君與齊國國君會談時,孔子任儐相。娛樂中,齊國演出萊部落的土風舞,孔子根據儒典,指責齊國不該用野蠻人表演,應上演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照辦,獻上宮廷中的拿手好戲:“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引經據典,認為“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令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演員,砍斷了手足(史記孔子世家)。

  樊遲請學種田,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剛出去,他就罵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試問:四方之民繈負其子來了,不耕田吃什麽?孔子壹年六萬鬥小米俸祿,不用種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遲出去後才大罵,這和那些背後損害別人的奸徒有什麽區別?孔子從來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怎麽能說是愛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除“親親為大”外,還“泛愛眾”,“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這種“泛愛”並不是平等的博愛,而是“篤於親”的,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血緣關系向外依次遞減的愛。儒的仁愛是建立在血緣原則之上的有遠近、有等級的愛。儒教這種建立在血緣之上的有等級的愛,塑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識。

  韓非子記載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長溝,子路作為邑宰(縣令),熬了點粥給奴隸吃。孔丘為此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觸犯了“周禮”,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飯鍋飯碗,把粥潑在地上。這就是孔丘的“仁者愛人”,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孔子說,天子諸侯士大夫都應該遵守周禮規定的愛,超出周禮規定的愛就是愈禮,是蔑視上級的侵權行為。“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沒有平等,就沒有相互尊重;沒有相互尊重,就不會有真正的愛。基督教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從來沒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卻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連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趨炎附勢,他還能有什麽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終堅持的“愛有差等”、“愛莫大於愛親”原則。在壹個法制社會中,“父攘羊而子證之”應是公民的義務,否則就是做偽證。而孔子則毫不遲疑地肯定這就是“直”,這導致了“愛人”之“仁”墜落扭曲為愛親不愛民、愛己不愛人的假仁狀態。

  《孟子》中有多處記載:舜的父親殺了人,身為天子的舜反而幫父親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謀害舜未遂,舜反而將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諸侯。舜對於其它仇人壹點都不手軟。萬章質問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卻振振有詞地說:因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盡管弟弟象是壹個惡人,仍然要親愛他,使他“富貴”。有了這樣的先例,在後世國君那裏就有了刑不上大夫,當遇到情與法、愛親與愛民不能兩全之時,他們理所當然地選擇前者。

  孟子主張“父子間不責善,…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不講公平正義。孟子認為若為了“徧愛人”而放棄“急親賢”,就會淪為“無父之禽獸”。

  孔子“仁”的核心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仁”是是壹種血緣之愛,這種愛在動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強烈。將人混為動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們口口聲聲斥責這個為禽獸,那個為禽獸,其實這是惡人先告狀。真正的禽獸,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過自己的血緣、功利,去愛和自己無關的事物(大地、天空、樹木、鳥獸、他人等);人可以越過壹己恩怨去愛自己的競爭對手甚至敵人;更主要的是人的愛是超越自我的。這是人之為人的地方。

  “仁”的實踐結果就是使家庭成為了壹個緊湊、封閉、堅硬的社會基本單位,但家庭與家庭之間則很冷漠、疏遠。“仁”這種小愛,被封閉在家庭內部,壹出家門,就蕩然無存。“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這種中國家庭之間的冷漠關系的生動寫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緣親情淩駕於普遍的博愛理想之上,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倫理的病態。孔孟把小團體的私德(如“忠”)淩駕於社會公德之上,甚至為了維護家庭、團體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犧牲社會的普遍利益。壹個人掌握權力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婆、孩子謀求壹個高職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後,就是給自己的女婿、兒媳安排個高職位、好工作;再往後,就是“泛愛眾”,為親戚、同學、戰友、老鄉們牟取方便……。儒教的“仁愛”其實是中國腐敗的避風港,是藏汙納垢的大本營。

  經過孔孟的教化,中國人就只講私德,不講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愛,不相信兼愛和博愛。所以,公德最大的敵人不是無德,而是私德!博愛的最大敵人不是無愛,而是仁愛!壹西方國家在《中國旅遊指南》說:中國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亂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說:“秦後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盜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說:“家庭是萬惡之源,衰微之本,……無國家觀念,無民族觀念,無公共觀念,皆由此。……有私而無公,見近而不知遠,壹切惡德說不盡”。

使用道具 举报

Rank: 6Rank: 6

发表于 2021-9-15 10:39:2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5 10:43 编辑

  2.儒家無人權

  儒家的“人”就是等級制下的奴隸。貓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說“何謂人,曉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是謂人也,非如此乃禽獸也”。按照儒家的邏輯:只有懂得儒家的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才能稱為人。也就是說,不懂儒家或反對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權。可見,儒家就是要剝奪人們的人權,使人成為奴隸!儒家談人權是天下的笑話。

  其實,儒家沒有人權概念。這是因為:

  1)儒家沒有個人概念。儒家仁學系統中的“人”,只是復雜的宗法人倫網絡節點上的角色集——為臣為父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為特征的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只是“父親”、“兒子”、“母親”、“女兒”,而絕對不是獨立的個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義,而“天命”只有星象師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師完全被天子所控制,這就決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極端地敬畏天子。

  國君在孔子眼中簡直尊貴無比,奉若神明。孔子見國君戰戰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擔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間,壹聽見魯定公叫他,總是不等車馬備好,就急忙地向魯宮奔去,進門就連連磕頭。照“周禮”規定,臣子去見國君,必須先在堂下磕頭,然後升堂入室,再磕壹次頭。春秋末期的魯國,由於季氏掌權,早就減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內磕頭了。但孔丘與眾不同,每回總要磕兩次頭,以此來顯示他對國君的忠順。且壹邊磕頭,壹邊咒罵那些只磕壹次頭的人傲慢自大,違背了神聖的“周禮”。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給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樣子,就知道中華民族是個無骨民族,只能過屈辱的奴隸生活。

  當孔子走進宮廷大門時,總是恭敬的彎著身子,好象無容身之地,站立時不敢站在門中間,行走時不敢走門檻。經過國君的座位時,臉色立即莊重起來,腳步也快了起來,說話時聲音低微,好象說不出來壹樣。兩手提著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氣好象停止呼吸壹樣。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大人的獨裁。大人的含義就是家長,子女在家裏要服從家長的獨裁,是絕對沒有自主權的。這種樂意服從家長的狀況被稱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從首長,服從父母官即官僚們;這種狀況被稱為“忠”。有了“孝”“忠”,還有什麽獨立性可言?拿“孝”來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而且還得聽從父母的話,這哪裏會有人的獨立性?古代的中國人連戀愛自由也沒有,連交朋友的自由也沒有,更沒有結社的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當然不可能是獨立的個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依此順序,大人在聖人之前,孔聖人見王時都三叩九拜、戰戰兢兢;而“天命”是什麽誰也不知道,結果中國只有由權力大小所決定的王“理”。中國人的大腦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錄音帶的作用。有了這三畏,中國人的頭腦就是白長的,中國人都是無頭蒼蠅,創造了人人空生、空長、空活的空歷史、空社會、空文化。

  在儒家“修齊治平”的公式中,個人是始點而不是最終目的;他不屬於自己,故不可能為自己的權利而辯護。人不過是社會關系倫常中的壹個動輒得咎的可悲的符號而已。

  胡適認為儒家的家族主義只有家庭,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獨立空間,更沒有個人的自由。他說:“吾國家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壹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壹種養老存款,以為子婦必須養親,此壹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為固有,此又壹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為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壹族壹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飛升,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復指出:“中國沒有個人觀念”,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張東蓀也認為:“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

  孫隆基先生認為“仁者,人也”,實則“二人”也、關系也;離開人倫關系的對象,就沒有“人”。 “二”與“人”才構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構不成人。離開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撐不起來,立不起來,就東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復禮為仁”。由無數這樣長不大的“人”組成的民族就是“未斷奶的民族”。孫隆基先生看出了“個人”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換言之,中國文化沒有養育出“個人”。對“個人”構成壓抑和殺傷。

  有人認為,孟子的“浩然正氣”、莊子對逍遙由的追求是傳統中國社會存在獨立個人的確證。這是誤解,他們只是臣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

  2)儒家沒有權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對象。儒家認為人間壹切醜惡之事都是私心[人欲]引起的。其實,醜惡現象並非因個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別人的私,是私欲膨脹損人利已的結果。權利在古中國壹直是貶義詞,是指損人利己,與西方的權利概念不同。中國不可能產生以權利為核心的人權文明。沒有權利概念,當然不可能有人權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人權的至上性。他們篤信人權源於權力、法律與後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權,視人權為具體的、歷史的、可變的。這是荒謬的。

  特色黨與儒家雜交出的民族主義說:“天賦人權從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著老天掉人權下來嘛……何必去爭取呢?爭取是不好的!”

  答:人權是天賦的,它自然存在在那裏。既然如此,為什麽還有那麽多的人權侵犯問題呢?這是因為少數有特權的人侵犯別人的人權。所以,人權用不著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權,人權便自然來到。所以叫“天賦人權”。在群體中保證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過壹界限,此界限在於不幹涉他人同樣的自由。換言之,人權的敵人是特權。想要獲得人權的方法是打倒特權。消滅了特權,人權自然就便被確立了。

  天賦人權從來沒有說要妳不爭取權利。妳爭取權利不得越界,這個界限就是天賦人權。比如:妳到失物招領處只能領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去冒領別人的東西。那個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妳的天賦人權,這就是界限。

  爭取權利不是巧取豪奪,把屬於別人的東西也搶來。當妳這樣做或者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的時候,妳就是野獸,而不是人。所以,反對天賦人權就是野獸。

  天賦人權已成為全人類共識。壹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權標準是否已被絕大多數成員所信仰,而不是看他們是否使用了電腦或者是否贊同“知識經濟”。如果他們解決各種糾紛的方式依然還是槍桿子裏出政權,那他們不過還是壹群沒走出叢林的大猩猩。中國現在雖然高樓林立、都市繁華,卻始終沒有真正進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們說人權是理想,其實,人權是做人的底線,即最低要求,不是什麽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權說成理想,是儒徒們理屈詞窮的表現,其目的就是為了侵犯弱者的人權。

  套用《人權宣言》的話說:“對人權的該知而故意無知、或忘卻或者蔑視”者就是禽獸,對人權有知而且維護人權者就是人;中國的統治者皆禽獸也,孔子拼命為天子服務,就是禽獸。“天賦人權”與“天賦王權”是對立的。反對天賦人權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國古時就以人為本,孔孟的輕徭薄賦、民貴君輕就是以人為本。”這些人沒弄清以人為本的概念。以人為本是以人權為本,把個人當目的,不把個人當手段!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不會以人為本,而是以鎮壓人民為本。如同狼決不會以羊為本,而是以吃羊為本。輕徭薄賦對老百姓有點利,但對當官的更有利。統治者的讓步是暫時的,在農民得到壹定的休養生息後,剝削又會逐漸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別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療親、殺子救母的血腥場面,難道是以人為本嗎?那些拋棄女嬰、殺死女嬰、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國人,難道是以人為本嗎?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儒教文化]為本,以家長[特色黨]的利益為本。在壹個反對個人主義的集體主義社會,個人的概念都沒法形成,怎麽會以人為本呢?專制文化不但實現不了以人為本,反而否定了人。

使用道具 举报

Rank: 8Rank: 8

发表于 2021-9-15 19:45:0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照胆之镜 于 2021-9-15 19:53 编辑

1.“刑不 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做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谨遵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象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还怎么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很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据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象南怀谨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已不合时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其实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


3.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

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之事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代,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野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豆瓣    )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1-10-27 06:03 , Processed in 0.019941 second(s), 10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