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轉載者的話

本文作者現在是商業資產階級右派與市場自發秩序的辯護士，本文是本文的作者還沒有被商業資產階級右派收買之前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的本質，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2001年中國發生了壹件可說是重大轉折點的事情，那就是江澤民發表了“七壹講話”，這個講話的核心是承認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共同統治中國的利益格局。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改革造成的現實始終是毛澤東創立的意識形態所不能承認的，那麽“七壹講話”則表明中共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邁出了至關重要的壹步。

　　壹、中國的經濟改革：對毛澤東化私為公的逆轉盡管中國的改革進程錯綜復雜，其理論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曖昧不明，如壹方面在轟轟烈烈地實行“權貴私有化”，另壹方面又時不時地在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與黨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紅旗》雜誌）上發表評論員文章，表示要反對私有化。這種言行不壹常常讓民眾摸不清頭腦，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刮過來。但從已經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來看，這場改革的主線就是對毛澤東領導的“化私為公”式革命實施逆向變革──即“化公為私”。作為改革主導思想的“放權讓利”就是以“私”為杠桿，推動經濟發展。在作為改革發韌的農村改革中，所謂“壹包就靈”其實就是“壹私就靈”；解散“人民公社”則是從“壹大二公”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這壹改革確實將破敗不堪的農村經濟從破產的邊緣挽救回來，但有壹點卻壹直被理論界有意忽視，那就是中國的農業生產由於人口壓力與土地稀缺等特殊國情而被迫退回到小農生產狀態，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這其實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有著致命的傷害。城市改革也是發端於鼓勵和開放個體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則先從獎金、計件工資等“物質刺激”手段開始，而後的自主權下放不過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過股份制和“權貴私有化”滿足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顧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可以說20世紀後半段的中國經歷了這樣壹個過程：中共通過暴力革命消滅了壹個有產階級，但並未因此將中國引向繁榮富強；相反，整個社會都充斥著貧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壹系列政治運動只是使中國陷入了深刻的社會危機。1978年在危機推進下開始的改革，雖然使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其社會後果卻是中共政權的官員群體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了壹個暴富階級。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後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標、改革路徑與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對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後，才可能對中國“改革”的搖擺性與不徹底性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1、改革方略

　　中國的改革可說是危機推進型改革。盡管當時毛澤東的專制已將中國推入危機的深淵，但習慣於宣稱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優秀制度的中共領導層並無遠見卓識。鄧小平支持改革的動機只是為了化解社會經濟危機，而不是要改革社會制度。這種改革動機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類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務派的改革方略就是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時洋務派官僚們認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處只是技術層面的軍事工業，中華帝國的文物典章即社會制度則為西方所望塵莫及。

　　號稱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80年代初其實並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稱為“改革思路”的只不過是“開放以引進先進技術”。被政府奉為改革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其核心無非是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即毛宣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經濟換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而政治形態則仍然是極權政治──不過，中共考慮到以往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大肆宣傳已把“資本主義”這個詞在中國變得臭不可聞，為了便宜行事，讓公眾在觀念情感上能夠接受，便用“市場經濟”這個詞代替了“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與毛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有著無法克服的內在對立。這既是鄧小平時代各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也為“後鄧”時代留下了無窮的麻煩。近幾年江澤民試圖彌縫這壹內在矛盾，於2000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1] 在2001年又發表了“讓私營企業主入黨”的“七壹講話”，[2] 無非是要克服這壹內在矛盾，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的結合提供意識形態依據。

　　曾讓毛後的幾任中國領導人歆羨不已的“東亞龍”模式是“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但其專制程度遠比不上中國的極權政治，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存在著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權力於壹身的永久執政的黨政壹統結構。中國的“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並不只是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天性所使然。鄧小平從來就沒打算放棄毛建立的專制權力；他天生沒有理論興趣，也不想認真解決經濟改革與毛意識形態之間日益擴大的內在分裂。他只是憑借自己的政治權威選擇了兩個極其短視的方法：壹是采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之說，並用哲學外衣將其包裹起來；二是發出壹條他自鳴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爭論”，以為如此就可永遠回避這壹矛盾。這兩條與他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論”（摸著石頭過河）結合，就構成了所謂“鄧小平理論”。[3] 鄧小平將“實踐”奉為“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固然避免了經濟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公開分裂，卻由此而腐蝕了官方意識形態立身的基礎──真誠。他的“不爭論說”又進壹步導致了“說壹套做壹套”的表裏不壹，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

　　為了維持“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共將西方民主制度以及與此互為表裏的民主自由觀念視為洪水猛獸。“六四”後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歸罪於西方民主思潮，並由此確定了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醜化民主制度的意識形態戰略。整個90年代，從小學到大學壹以貫之的政治思想教育壹直在為這壹戰略服務，從小學3年級開始學生就必須背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領導下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蘇聯東歐轉型中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被政府的宣傳機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運內部的分裂和醜聞更是讓他們如獲至寶。通過持之以恒的意識形態教育，“民主”在中國早被弄得面目全非；壹談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中共政府宣傳了幾十年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數服從多數”，“當官要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群眾運動，而這種“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讓民眾產生“民主”與“動亂”相關的聯想，從而贊同當局的口號：為了“生存權”寧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追求民主，與當時市場化程度不夠高、利益集團化的趨勢不明顯有關。而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進壹步市場化，經濟學界、法學界等可與市場化相結合的專業精英已逐步與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相結合，大學等事業單位也可憑借壟斷地位輕而易舉地將自己擁有的教育資源轉化為金錢，如出賣博士碩士文憑等。在利益驅動下，不少知識精英也認為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有其獨特優勢，認同了當局宣傳的“只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

　　在這種改革方略指導下的中國“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過發展經濟來鞏固現有的政治權力。這種不觸動社會權力結構的“跛足改革”，決定了中國最開始市場化的不是別的任何資源，而是政治權力；也決定了中國當代社會精英中的大多數只可能通過“血緣繼承”的方式從改革前的舊精英轉化而來，或通過權錢交易而產生。這種利益轉移具有極大的隱蔽性，但其長期危害性卻只有經過壹段時間才會顯現出來。如果要解讀中國改革以後的歷史，可以將“權力市場化”視為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同時它也是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壹把鑰匙。

　　2、改革目標

　　由於領導層的既定方略以及為領導層服務的智囊們膽識所限，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只設定了壹些階段性目標，如“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4] 每壹階段性目標的形成都伴隨著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今天看來當然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確實牽涉到壹大批政治精英與壹小群知識精英的興衰榮辱。由於改革時期社會形勢變化太快，每壹具有特定內容的目標都只不過領了兩三年風騷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確定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壹說法的壽命最長，從1995年以來直到今天仍被當局懸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其解釋則又莫衷壹是，有人認為應以國有企業數目逐漸減少為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標準，還有人以為應該以政府審批經濟項目的權力逐漸減少為標誌。這當然都是皮相之談。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而在中國凡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資源，如土地以及各種壟斷性資源的配置，迄今為止仍然由各級政府大權獨攬。由這壹根本特點觀之，只能說中國到現在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壹個“模擬市場經濟體制”，並非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

　　而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過非常動聽的許諾：讓少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至於讓哪壹部份人通過何種手段先富起來，卻沒有具體的政策解釋。不過20多年改革的實踐證明，經濟的結果是讓少部份權勢者或與權勢者進行利益交換的人通過大量貪汙腐敗活動先富起來了，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3、改革路徑

　　所謂“改革路徑”的選擇，簡言之，就是選擇從政治體制改革還是由經濟體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這壹選擇說到底其實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決定的。既然中共只願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權力格局的基礎上推行改革，其結果必然是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導致各種尋租活動的泛濫。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鄧小平家族大張旗鼓地下海經商為尋租活動開了先河。鄧在世時，指責他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即其子女下海經商）的聲音就不絕於耳。壹些人認為，鄧的家庭觀念很強，因“文革”時期子女遭受了許多痛苦，出於補償心理，對子女下海經商並不約束。於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敗之風蔓延。有人據此把鄧的個人選擇視為腐敗盛行的主要原因：“在體制缺陷已經成形之後，體制缺陷是造成腐敗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產生這個缺陷之前，在最初的決策者作出最原始決策的時候，人的因素，決策者的壹念之差，卻對將來是否產生體制化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5] 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現存體制的缺陷產生於改革時期的初始政策選擇，實在是對共產黨政治體制的本質缺乏了解。

　　中國走上目前這種改革路徑有其深層制度根源，因為這種改革路徑最容易完成權力和利益的代際傳遞。中共自掌權以來就不斷鼓吹“接班人理論”，其內核就是要承認政治高層的子女們與生俱來就享有繼承父輩壟斷性權力的特權。這壹說法其實是為處於中國政治制度核心的權力傳承機制張目。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上壹代領導人的政治權力顯然不便再象北韓金日成父子那樣通過“父傳子繼”的方式直接繼承，但中共高幹群子女除了享有優先獲得政治高位的特權之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繼承父輩的權力，而作為贖買政治繼承權的最佳補償物的經濟資源就必然成為首選。中國政治上層從未有人真正反對過這種權力(利益)繼承方式，而且實際上向來互為同僚的子女親屬大開此方便之門。[6] 既然上層的權力可以如此繼承，中下層幹部自然樂於群起仿效，最終結果必然是腐敗泛濫成災，導致政府高度軟政權化。這種把控制國家機器和壟斷性資源之權力私相授受的權力傳承機制，實際上就是今日中國的腐敗在現行體制下無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國目前無法克服腐敗，還因為腐敗已成了維系中共統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鄧小平將意識形態空殼化的行為本身就蘊含著內在危機，但這種危機在80年代及90 年代上半期有經濟利益作為替代品時還未顯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後期，當局既無法為社會各階層源源不斷地提供利益，又沒有意識形態去整合執政集團成員，那就只能依靠傳統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壓(包括日益廣泛地借助安全部門的特務監控）[7]及對社會輿論的高度管制來加強社會控制。[8]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壓來穩定社會，就必須給官員們足夠的利益，以換取他們對專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給予龐大的官員隊伍以經濟利益，已頗感困難的中央財政將不堪重負。所以當局表面上並未直接給其官員們太多利益，官員們的工資並不比普通職工高多少，他們可獲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著於職務上的各種“待遇” 之外，主要是通過權力來攫取，如貪汙受賄，此外還有介於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中國的當代政治還有壹大發明，即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創收”，如此則集體性腐敗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機器運轉的“潤滑油”。

　　目前中共高層之所以還在打擊腐敗，並不是真要杜絕腐敗之根源，他們壹方面是借遏制腐敗安撫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擔心腐敗會導致高度軟政權化。因為在高度軟政權化的狀態下，各級政府部門將無力實施高層制定的各項政策，各級官員牟取利益之舉往往是以損害政府政策與國家法律為前提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國將不國、黨將不黨，與黑社會組織的行為方式無異。而歷史經驗證明，沒有壹個高度腐敗、只照顧少數特權階層利益的政權能長久維持下去。

　　4、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論的產物。如前所述，中國事實上沒有稱得上理論的改革思想。鄧小平實際上是壹個不事設計的“總設計師”，以“貓論”與“摸論”鼓勵國家機會主義盛行。“貓論”與“摸論”是為了對抗當時黨內高層的教條主義者而提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消解“兩個凡是”之類的教條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但後來用作制定各種改革政策的理論指導，實際後果就是導致國家機會主義泛濫。壹個政府在有關國家發展的施政方針上過度地不講原則，只是根據當時的短期利益不計後果地作出權宜之擇，必然會留下相當多的後遺癥。最嚴重的後果之壹就是造成政策的搖擺不定、朝令夕改，讓公眾對政府政策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廣東等地流傳的壹句“致富經驗”就是：“凡是政府讓做的事情，千萬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讓做的事情，就要趕快去做”。1989年以後的最初壹兩年，執政集團要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打擊私營經濟，曾重新強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強行收回大量原先發給私人企業的貸款，其後果是使壹批小企業破產，使國有企業失去了壹些客戶與供應商，使壹批民眾失去了工作機會。但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又再次肯定私有經濟的作用。對私有經濟這種拉鋸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過程造成的負面影響極大，私營業主對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資本大量外逃[9]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搖擺不定導致中央政府必須不斷地制定各種新政策，而在軟政權化狀態下的各級政府官員卻不斷利用壹項又壹項新政策出臺的機會，前赴後繼地推進著中國大面積的貪汙腐敗與黑社會化進程。

　　不講原則的國家機會主義盛行的又壹結果是，鄧時代與後鄧時期的政府已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維系官員上下級關系的早已只是利益關系，唯利是圖的政治投機行為成了做官的唯壹準則。官員們可以在會議上表態要廉潔奉公，會後立刻到酒樓花費公款吃喝嫖娼，從事各種貪汙腐敗活動。這種國家機會主義行為還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在近幾年發生的幾次中美沖突中，政府壹方面通過學校組織學生上街遊行，高喊“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同時命令所有的傳媒精心制造這種 “有理有利有節”的“愛國主義精神”，利用這種反美情緒作為與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另壹方面，政府高層又為了各種無法向公眾說清楚的理由與美國妥協。在這種以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主導的對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學生壹再被愚弄，社會公眾甚至都無權知道壹些重大的國際條約內容。比如江澤民與俄羅斯普京政府簽訂的中俄條約，正式承認了中國官方教科書中壹再強調的壹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對這些國家大事，國內公眾卻完全無法了解詳細情形。

傑瑞米柯賓

二、誰享受改革成果？誰付出改革代價？

　　中國底層社會的不滿早在1992年後就開始了。“六四”事件沒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動亂，關鍵在於當時的工人還是改革的受益者，農民還在享受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余蔭。中國民眾歷來有如壹盤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還能保住，就對別人的受壓制與受剝奪熟視無睹，少數不良分子甚至還幸災樂禍。

　　自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運動”(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制等，這些不斷推陳出新的“改革”除了為政府官員創造了暴富機會之外，還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因為現有政策與法制體系根本無法對官員們的貪汙腐敗行為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這種狀況必然迅速導致權錢交易泛濫成災，並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不得不承擔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農民被逐步邊緣化，不少人淪為赤貧者。

　　中國的改革雖然有壹些經濟成就，但能夠享受這“成就”的只是占總人口約1％的上層與4％的中上層，還有11％左右的中層由於“搭便車”的關系也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廣大農村人口與城市下層人民則成了承擔“改革”代價的巨大載體。[10]

　　隨著貧富分化日益嚴重，90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終於重新回到人們的心中，成為底層社會成員表達不滿的觀念依據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盡管中國從毛的暴政下解脫還只有20多年，但國人似乎得了“集體健忘癥”。毛時代的政治壓力和普遍貧窮，階級鬥爭造成的大量“政治賤民”，為安置城市失業青年而推行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滿天飛的“反革命罪”，因說真話而被殘酷殺害的張誌新、遇羅克、黎九蓮、王申酉等優秀青年，[11] 所有這些殘酷的社會現實已被人們蓄意淡忘；而壹些幻象，如政府官員的相對廉潔、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對官僚主義“造反有理”的權利等，卻魔幻般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並被說成是真實的歷史存在。中共為了讓自己的合法性不受傷害而制定的不許討論“文革”的規定，既讓年青壹代無法正確認識“文革”，也讓經歷過“文革”的工人農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記歷史真實。若仔細觀察社會現實就會發現，這種對毛的懷念與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急於通過各種政策與“理論”迫使社會承認現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從1999年以來，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基本成型。政府已經放棄對弱勢集團的利益保護，並采取種種政策傾斜的辦法鞏固現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標誌壹：政府成為股市泡沫的造勢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可視作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此後證券市場各種醜聞不斷，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證券市場上“圈錢”，中小股民（亦即中共壹直掛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則受到嚴重損害。近幾年最著名的醜聞有1999年海南公司“瓊民源”事件、2001年的“興業聚酯事件”、“銀廣夏事件”； [12]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證券分析員趙綱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更使國內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壹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13]

　　標誌二：政治利益集團加速與經濟利益集團合流的步伐。第壹步是1999年通過修改憲法承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其要害在於實質上承認不少通過貪汙腐敗手段聚斂的財產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提出所謂“三個代表”理論。這壹理論中的所謂“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顯然已經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 [14] 第三步則是2001年的“七壹”講話，公開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合流開辟了壹條制度化的通道。

　　標誌三：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公開向強勢集團傾斜，放棄下層人民。90年代後期出臺的壹系列政策多屬施惠於上層、中上層，而那些幫助窮困民眾度過難關的政策卻壹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務員階層生活顯然優於壹般民眾的情況下還要不斷給這壹階層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務員薪資提高3成，2001年公務員薪資又在4月和10月分別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計提高薪資7成，2002年又再次表態為公務員加薪，短短3年內公務員薪資將實現政府提出的翻壹番的目標；[15] 而就在2001年政府卻規定，下崗工人失業半年後即不再予以補助。2000年旨在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費改稅” [16]　在少數省剛開頭就無疾而終。又如，政府從1998年開始造勢的“債轉股”，因為對壹些經濟利益集團相當有利，雖然有極大的經濟和政治風險，也強行在 2000年初出臺；只是後來因為這壹打通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這兩個錢袋的舉措有導致國家信用崩潰的危險，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標誌四：推行損害下層民眾利益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費以滿足高等院校的利益要求，結果近幾年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50% 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這項措施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義下，部份學校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種費用。有關方面1998年對全國14所高校的抽樣調查顯示，壹個大學生壹年的平均總支出為5,929元；近年來這個數字又有明顯增長，其中僅學費壹項就達到4,000至5,000元，個別學校每年需交的各種費用加在壹起近萬元。有的學校包括中學甚至在“教育產業化”的旗幟下違規招生，違規收費。[17] “教育產業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學生中15％以上的學生淪為“貧困生群體”，[18]而政府為“貧困生”設立的助學貸款卻是杯水車薪，且貸款擔保門檻太高，令許多“貧困生”望而卻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國向四家主要的國有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與農業銀行）申請貸款的學生共有53.4萬人，申請助學金額為33.37億元，但只有17萬名得到了貸款，全部貸款合同金額為12.62億元，[19]分別是申請人和申請額的31.8％和 37.8％。許多貧困的農家子弟與城市下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學費只得放棄上學機會。據2002年壹項調查所示，高校學費在10年間漲了100倍，農民種10畝地的收入養不活壹個大學生。[20]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壹個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從 1997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2002屆全國普通高校共有畢業生123萬，比上年的115萬又增加了9.4%，2003年將有212萬大學畢業生，比2002年多出67萬。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會上，出現了10萬大學生競爭1.5萬個職位的局面。[21]2003年在北京、廣州的大學生畢業生招聘會上出現的勞動力供求關系極度失衡現象表明：中國已經真正進入“就業的嚴冬”。[22] 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幾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高校將這種現像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從1999年開始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增長35％，[23] 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國79.9萬人報考2003年碩士研究生。[24] 在教育資源如師資、設施等未相應擴大的情況下，高等學校為“創收”而實行的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為數量而放棄質量的典型短視行為。

　　中國的大學生只占適齡人口的4％，相當於現代化國家這壹比例（壹般是10％至15％，平均為12.5％）的三分之壹，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 79位。任何國家實行長期反貧困策略最關鍵的壹環就是實行義務教育，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逐步減少下層社會成員，改善社會階層結構。中國的這壹“教育收費體制改革”事實上是將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門檻之外，使他們無法達到現代化社會要求的技術素質與文化素質。

　　與此同時，當局為了貫徹“穩定壓倒壹切”的方針，又重新撿回了改革前的統治策略：壹是加強政治高壓，消滅壹切在工人農民中出現的社團活動；二是加強輿論控制，除了嚴格控制主要官辦傳媒這架不斷制造謊言的機器之外，還大力整頓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傳媒；三是嚴厲打擊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獨立知識分子。政治高壓與輿論控制互為表裏，已成為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

　　三、關於“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神話

　　遭受了種種“改革”痛苦的中國目前陷入了兩難處境：在現有的軟政權化狀態下開出更多的改革處方，有如在難以愈合的傷口上繼續撒鹽，90年代以來出臺的每項 “改革”都反復證明壹點，這些措施最終都成為貪汙腐敗的官員們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難重重，因為整個社會等級秩序還未從法律上完全到位，如果不繼續“改革”，只是用“三個代表”與“七壹講話”之類的說詞從意識形態上為現存的社會利益格局“正名”並營造合法性，那麽社會將繼續為這種“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邊緣化階層，而這些邊緣化階層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種種鋌而走險的形式為這個社會的上中層制造種種不安。所以有識之士早就看清了壹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筆者近年來所到之處，尤其是在海外，總遇到不同的人問同壹個問題：黨內高層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時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撓？仿佛“保守派”是裝 “改革”錯失的“垃圾桶”。筆者以為，從近年情況看，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其實只是大家幻想出來的壹種對立。可能在某壹具體政策上，總書記與總理的看法不完全壹致，總理與副總理的看法也有差別；但在面對下層騷亂時采取專制手段維護社會安定，在面對少數有識之士對社會的深刻批評時采用鉗制輿論與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層其實無所謂“保守”與“改革”之分。

　　90年代以來的改革史證明：所謂“保守派”代表左的勢力，“改革派”代表前進的方向，其實只是個政治幻覺而已。就維護極權政治這壹點而言，所謂的“保守勢力”與“改革勢力”所起的作用完全壹致。“保守派”總是以防止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為借口，要求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以便由他們來堅持“正確的”方向。他們懷念毛時代的專制與思想禁錮，並宣稱這種“懷念”代表著廣大人民的獨立思考。而“改革派”則總是以發展經濟為由，拒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熱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瓜分社會資源，而這種瓜分永遠是有利於改革派歸屬於其中的利益集團。大量附屬於他們的學者尤其是部份經濟學家，則總是在論證這種 “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他們壹向避免用“極權政治”這個詞）的合理性，渲染“中國人的素質低、與民主政治無緣”之類說法。

　　當局固然可以向本國民眾和世界撒謊，宣稱中國的經濟如何在世界上壹枝獨秀，但事實是自1989年以來，中國經濟除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由“開發區熱”造成的經濟“虛熱”之外，經濟增長與社會狀況壹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這十余年中都處於“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不管政府控制下的傳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國政府怎樣將“申奧”與“入世”炒作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偉大像征，無可否認的是：失業者越來越多，邊緣化階層越來越龐大；無法進入現代化生活的廣大農民與處於破產半破產狀態的農村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壹個無法擺脫的夢魘；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陰影也日益迫近；無法克服的制度性腐敗與使社會越來越不安的黑社會化現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後來，為政者越感到自己虛弱不堪。

　　2001年下半年雲南省省長李嘉廷案發後，當局對貪汙腐敗已無法直接面對，只好在內部規定，以後公布貪汙腐敗數額不得超過2,000萬元，以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像。與此同時，近幾年又整肅了好些媒體，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報與《書屋》雜誌，[26] 還整肅了壹些知識分子，逮捕了壹些敢說真話的記者，中國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27] 加強了對互聯網的管理。但這種“鴕鳥政策”只是當局的“面子工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個政府的本質與“人民共和國”這壹國體的距離越來越遙遠：“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體現在宣傳當中；在現實生活中，壹旦“人民”要為自己受到的壓迫與不公而抗議時，他們就立刻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敵人”。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毫不猶豫地利用國家機器對人民實行鎮壓。現實表明，與其說所謂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存在政治理念的差別，還不如說僅僅存在政治口號的差別。“保守”也罷，“改革”也罷，只不過是政治利益集團內部爭奪利益的旗號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幾乎沒有什麽差別。尤其是高層人物，無論是被視為“保守派”還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從來都不拒斥讓自己的子女及親屬用占有經濟資源的方式來實行變相的權力繼承。而為社會改革付出代價的，始終只是廣大下層人民。

　　筆者認為，由於言論空間的狹窄，由於爭論的真正主題被有意掩蓋，20世紀末中國最引人註意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是壹場看起來非常熱鬧，其實混亂不堪的所謂“思想爭論”。許多問題不是越爭論越清楚，而是越爭論越糊塗。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對專制政體的必要批判，相反卻對現存專制政體的“母體”──毛體制與“文革”、大躍進贊不絕口。雖然當局不再奉行毛體制及“文革”路線，但目前的專制制度與毛體制在政治上有非常親密的血緣關系，因此盡管“新左派”對毛體制與“文革”的稱頌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卻為當局所寬容，“新左派”實際上是通過這種變相的“幫閑”而贏得了他們的話語空間。其次，與自由主義涉及各領域、主張過於寬泛有關。自由主義政治學主張的民主與憲政真正指向的批判對象其實就是中共現在的專制政體，因之也是“六四”以後中共意識形態戰略加以禁止並長期加以醜化的對象，根本不可能公開討論。而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們提出經濟學家應該與利益集團相結合，主張“腐敗有理” 等言論，在中國其實正是適應權勢集團需要、為目前利益格局張目的“理論”，不但政治上沒有遭受打壓之虞，反而受到壹些淺薄的傳媒追捧，加之持這些主張的學者們不少還以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人自命，互相唱和，在90年代蔚為壯觀，儼然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學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會公眾尤其是大學生們認為自由主義學說就是為腐敗張目、為權勢集團服務的學說。新左派們並非不明白在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與其他學科的自由主義之間這種差別，但他們聰明地利用了雙方話語權不對等這壹情況，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最容易在中國引起非議的“腐敗有理論”作為自由主義學說的“精髓”加以批評，因此似乎搶占了“道義制高點”。所以這場爭論的結果不免流於滑稽，因為在“新左派”的批判聲中，中國產生腐敗的根源似乎在於自由主義學者鼓吹“腐敗有理”，而專制政體這壹制度性因素反而逃過了他們聲色俱厲的批判。而自由主義陣營的團結精神也遠不如新左陣營，常常是被視為代表人物的人在孤軍奮戰，缺乏後援。在壹個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國度裏，爭論雙方回避了當下中國需要解決的緊要問題與真正應該批判的批判對像進行爭論，除了模糊人們的視線之外，充其量表示了在社會急劇商品化過程中，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不甘於被迅速邊緣化的壹種缺乏力度的抗爭。

傑瑞米柯賓

四、20世紀的中國革命到底解決了什麽問題？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持續了將近四分之壹世紀的“改革”給人們的啟示是：僅有經濟改革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需要從三個層面展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文化制度(意識形態)。以此標準考察中國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曠野裏漂泊了整整壹個半世紀以後，只不過還在歷史輪回中苦苦掙紮：壹個半世紀的革命與現代化歷程，除了壹片混亂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中國總共經歷了3個形式完全不壹樣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形式雖然有變，但專制本質卻壹脈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經濟＋專制政治”，國民黨政府是半資本主義半自然經濟＋專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計劃經濟＋極權政治”，改革後是“市場經濟＋極權政治”。

　　至於經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只不過在半個世紀裏完成了壹個從“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輪回。整個世界從1917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20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只證明了壹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壹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21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壹選擇付出代價。中國在1949年以後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壹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壹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

　　而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思想自由方面來說，除了80年代有壹段短暫的放松之外，很難說現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輿論環境寬松。壹些經歷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的文化人的命運就說明這壹點：敢於議論風生批評國民政府的新聞記者如浦熙修、彭子岡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卻成了只會寫歌功頌德文章、寫悔過書與認罪書的文史館資料員而茍活著。[28]而巴金、老舍等優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國後再也寫不出任何像話的作品了，他們壹生的文學建樹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中國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遠樂此不疲，雖然21世紀有了互聯網等先進技術，但當局同樣有辦法應付，在全國大量招聘電腦專業人員充當“網絡警察”，對技術上不易控制的網絡媒體繼續施以故智。2002年8月，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29]將網絡輿論控制公然納入國家法律控制範疇。壹個旨在全面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正在建立過程當中，用每個人都能明白的語言來類別這個方案，那麽這個“金盾”監視網絡的目的就是能夠“看見”、“聽到”、和 “思想”。所謂“聽到”，就是通過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搜尋關鍵詞和字句，進行言語訊息處理。同樣地，視像訊號處理能夠令監視攝影機有能力“看見”；即是在壹群人中認出某個人的面貌。這兩種“偵測”，其實是壹種數字信號處理（DSP）的應用，被稱為“監視運算法則”，是通過復雜的運算法則來分析數據，從而仿真人類神經系統。“金盾工程”壹個重要的目標是在公眾場所建立壹個全國性閉路電視或 CCTV 攝影機網絡，對中國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與自由的人士實施越來越微妙和復雜的鎮壓。[30]

　　喬治·奧威爾的名作《1984》是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蘇聯的寫照，那裏的人們生活在壹個受到全面監視、失去尊嚴的環境裏，但那種監控還主要是依靠人工與處於起步階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壹旦完成，中國人將生活在壹個用全新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最大的警察國家裏。《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裏所宣布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幹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幹涉或攻擊”，中國人為這壹權利奮鬥了很長時間，但似乎離這壹目標越來越遙遠。

　　20世紀的歷史輪回表明：這種由新專制政體取代舊專制政體的“革命”，無非是讓人閉著眼睛往黑暗裏壹跳，前途何如，只能聽天由命。在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有如枯枝敗葉在狂風中翻滾的苦難命運，只再次證明了元代詩人張養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嘆的：“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將中國當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經延續了壹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看，也許對中國今後面臨的問題容易理解壹些。

　　筆者曾研究過清代中葉以來的歷史，自從人口超過4億以後，中國就形成了人口與資源關系緊張這壹特殊的資源秉賦，以後兩個半世紀以內，中國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其實都是壹個如何養活龐大人口的問題；而所有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來養活新增人口。[31] 對這壹問題的歷史思考雖然不少，卻始終未成為壹種全民族的共識。而另壹種認識卻通過教科書深深地沈澱於民族意識當中，並時不時地成為壹種社會動員的口號，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外來侵略造成的。所有的歷史教科書當中，凡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夕的狀態，都先列舉壹連串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然後再用壹句這樣的 “經典名言”加以總結：“如果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入侵，中斷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國社會也會緩慢地、逐漸地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種通過教育強行灌輸了幾十年的虛假知識最後化成壹種民族潛意識，在20世紀末2次中美沖突(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中，輕而易舉地成為中共政府反對美國的精神動員資源。到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後，中國大學生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幸災樂禍情緒，更說明這種潛意識“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

　　然而歷史不止壹次地告訴人類，只有正確地認識問題才能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中國的這種流行歷史觀將社會的不發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輕而易舉地算到所有的外國侵略者頭上，但這種歷史觀只有為統治者開脫責任的功能，於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卻並無脾益。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就是如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遭受的命運就是壹個最好的註腳。

　　筆者曾於1998年戊戌變法100周年紀念時寫過壹篇文章，[32] 其中談到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只能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比較壹下100年來解決前述五大問題的辦法（即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100多年的努力，卻並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復雜、更嚴峻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了挑戰。

　　若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癥狀：

　　第壹，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只能得出壹個結論：貪汙受賄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1999年共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2,200人，其中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33] 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幹部2,680人，廳局級幹部184人，省部級以上幹部7人。[34] 據中國學者胡鞍鋼在接受中國新聞社采訪時表示，目前每5個涉及腐敗的公務員中，只有1人受到懲處。[35]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壹文，[36] 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行政治體制下進行“事後懲治型反腐敗”已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並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集體墮落，貪汙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等。政府對這種批評的回應是，下令從此不讓中國的任何報刊雜誌登載筆者的文章，強迫筆者工作單位找各種理由整肅筆者，並動用國家安全局的特工實行24小時監控。更為荒謬的是，中紀委在2000年12月28日發布的第五次全會公報中竟針對筆者的批評作如此表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幹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37]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傳機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受當局控制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采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於壹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的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這樣的嚴厲管制下，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下在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壹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裏的“長”是指長官）。[38]

　　第二，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39]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中國每年有9,000多萬民工流向城市， [40]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比如2000年夏轟動中國的張君兇殺集團壹案，其參與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裏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鋌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41]《南方周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存在，就會源源不斷地制造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瘤，因而被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 20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掘起，並在社會上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門的官員們沆瀣壹氣，形成了壹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系。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幹部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張畏領導的“紅色黑幫”。[42] 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43]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湧、[44] 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45]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系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壹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占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富人壹席酒，窮人壹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 58,000多億，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屬於3％的富裕人口所有。[46]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47] 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基尼系數可能遠大於這壹數據。

　　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壹些外商相結合，聯合對廣大中下層人民進行統治。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壹，荒漠化面積約為360萬平方公裏，占國土面積的38％，在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48] 中國農民人均占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20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壹問題的解決將是“天字第壹號”的難題。

　　今後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壹次深刻的社會危機。壹個社會如果縱容5％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95%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壹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復上演的“戲劇”。從中共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壹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壹個半世紀以來不斷重復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壹個圈後，又進入了壹次歷史輪回。

　　五、中國的威權體制依靠什麽支撐？

　　如果要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作壹總結，可以概括為幾個特點：

　　1. 公共權力私人化：中國的權勢階層已經將公共權力壹概視作為私人謀取利益的的資本，每年被查辦以及被悄悄放過的大量貪汙腐敗案件就是公共權力私人化的最佳註腳。

　　2. 暴力“合法”化：擁有“合法傷害他人能力”[49]的政府機構工作人員使用權力誣陷平民，漸成司空見慣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壹是2003年海南省壹個縣公安局副局長勾結他人誣告私人企業主蔡寶銀，強行奪走蔡的1.8億元巨額資產。[50]如果說這個案件只涉及少數幾個官員，那麽2003年的鄭恩寵案件則是國家誣陷的壹個典型。上海的“紅頂商人”周正毅勾結地方政府官員強行拆遷居民住宅，為受害居民辯護的律師鄭恩寵被當局以“泄漏國家機密罪”逮捕，並於2003年10月判刑3年。鄭案表明，中國的各級政府越來越隨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與誣陷手段對付壹切他們不喜歡的人士。由利益集團操縱法律任意誣陷他們不喜歡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權力私人化與暴力合法化現象。

　　3. 政府行為黑社會化：近幾年在各地頻頻發生的城市拆遷事件與農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奪民財的經濟精英背後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撐腰。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壹的區別在於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種“合法的黑社會”比之於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聯合國曾譴責近幾年來，西方學者使用“失敗國家”這壹概念來分析壹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51]上述幾個特征正是這些“失敗國家”的共同特點，中國目前與那些“失敗國家”的壹個主要差別是中國還未出現從“軍隊政黨化”到“軍隊私人化”這壹轉化過程。

　　可以說，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改革”這個曾經讓中國人充滿希望的概念已經被嚴重異化，上述現狀表明，從政治現狀來看，中國越來越向它的壹些非洲盟友與北韓靠近。這樣壹種完全拋棄了人民威權體制何以能夠存在？而且中國政府為什麽面對如此之多的問題不思改革？究其原因，這與下列三個重要因素有關，壹是民眾的“聖君賢相”幻覺，二是開放以來形成“政治退出機制”導致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

傑瑞米柯賓

（壹）中國人的“聖君情結”與“清官夢”

　　中共統治之所以能維持穩定，與民眾對中共政府及社會主義制度還存在極大幻想有關。在許多民眾心裏始終存在著壹個理想中的中國共產黨與壹個對人民極其負責的黨中央，這是多年來中共通過反復教育宣傳在民眾頭腦中定格的形像。許多民眾把目前中國存在眾多嚴重問題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為：中央的“經”是好的，只是被下面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縣有大批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農民，盡管當地政府官員把他們視為“鬼魅”，百般打壓，但他們還在期待著“唯壹的青天──中央”來解救他們。那些愛滋病患者說：“實際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壹到下邊就搞壞了”，“他們（指上蔡縣官員－作者註）所作所為不符合共產黨邏輯，共產黨壹貫做事光明磊落”，“他們就象國民黨（事實上說這些話的人並未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過──作者註）”，“現在唯壹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們又見不到。壹到下面就變樣了。” [52]

　　中國思想界對民眾的這種認識持兩種評價，部分人認為這是民眾的策略考慮，以便通過這種表述來爭取中央同情，藉此保護自己。另壹部分人則認為：民眾壹直懷有“聖君情結”與“清官夢”，以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願將中國引領到光明之途，只是由於貪官汙吏處處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義精神願意為人民辦實事的“清官”無法施展才能，結果導致目前這種局面的出現。

　　筆者以為，這種“現代聖君賢相”的幻覺其實是中國傳統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農民文化的現代版，在中國有極深厚的民間基礎。中共長期以來意識形態教育的結果，不但未改造這種文化，毛澤東時代還通過“造神”運動把這壹觀念推到了極致，只不過“聖君”從封建時代的皇帝變成了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罷了。幾年前朱镕基就任總理時，就是被視為“賢相” 而被賦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載了太多的民意和過於厚重的期望。這固然因朱個人特殊的性格壹度極富魅力，但歸根結底還是民眾的“聖君賢相”夢想在起作用。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民眾再次寄希望於壹點：共產黨高層權力的代際更替能讓所謂的“黨內健康力量”上臺，從而維持中國的發展和社會穩定。中共 “十六大”之後，壹如當年對朱镕基的熱切期望壹樣，人們多少有點壹廂情願地盼望著新壹屆領導人有能力有決心抑惡揚善、除奸舉賢，把中國帶入壹個文明興旺的新時代。多數國人所期盼的“新時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識形態的長期灌輸下，中國人大多對民主政治其實並不了解，不少人還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虛偽的這壹觀念──而是“新”在能夠安居樂業：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質文明潮流別將自己拉下太遠，農民則盼望政府能讓自己維持溫飽。

　　其實，這種植根於“聖君賢相”夢想的期盼忽視了現代政治的壹個基本特點：專制政權初創時期的領袖往往是鐵腕強人，其個人的超常規權力經常超越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於是國家興衰、民眾安危往往取決於強人領袖的個人意誌；而這種政權進入成熟期、且結束了強人政治後，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於領袖個人的力量，領導者的個人意願往往只能服從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正因如此，毛澤東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規的個人權力，並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但他的繼任者鄧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從制度的慣性；此後的領導人壹代比壹代弱，因此也越來越為現存制度的慣性所支配。領導者對現存制度所賦予的合法地位依賴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間就越小。

　　“聖君賢相”式幻想不僅存在於工農民眾當中，也普遍存在於知識分子當中。然而，這種幻想卻壹次又壹次被嚴酷的事實無情地擊得粉碎。山西省記者高勤榮因寫“內參”揭露運城地區當局弄虛作假、大搞假“滲灌工程”，次年即被該地政府以“受賄罪、介紹賣淫罪、詐騙罪”誣陷而判刑12年。[53]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副社長桂曉琦將中央政府歷年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匯編成冊出版，幫助農民了解有關的政策法規和他們的權利，結果該書卻被江西省政府宣布為“反動書籍”，強行全部收繳，桂曉琦為逃避省公安廳的追捕被迫流落外鄉。[54]高勤榮是想藉“內參”向中央反映情況，桂曉琦則是想借 “中央文件”這柄“尚方寶劍”幫助農民，但他們信賴的“中央”卻並未采取任何行動支持或保護他們，而是聽任地方政府踐踏蹂躪這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2003 年SARS爆發初期，中國政府按慣例封鎖疫情消息，從而導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不得不將衛生部長張文康解職，讓他充當政府撒謊的替罪羊。但許多中國人寧可相信隱瞞疫情只是張文康的個人行為，而不願意承認這只是張按照體制運行慣例所作的反應。其實中國政府早有保密法規明文規定：“重大疫情屬於國家機密，不得隨意披露”，況且控制新聞以“維持社會安定團結”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國，民眾對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沒有知情權，而政府通過壹整套等級森嚴的“內部文件”制度讓各級官員按級別獲取“內部”信息。最近，中國壹些鼓吹“現代仁政”的學者又在勸說民眾相信統治者的道德力量，繼續重復這壹“聖君賢相”的夢想。

　　筆者不否認自己在90年代寫《現代化的陷阱》壹書時多少也存在壹些幻想：希望統治者能夠為本階級的長期利益著想，將狼與羊的關系維持在壹個能夠讓羊群維持再生產的臨界點上，因為雙方畢竟生活在壹個共同的世界裏。但當筆者閱讀了大量有關拉丁美洲國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獻之後，終於得出壹個結論：專制（或極權）國家的任何改革，毫無例外都是該國權勢階層與精英群體重新瓜分資源的過程；改革的口號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稱是為了民眾利益著想，也絲毫改變不了這壹事實。而在精英群體中居於弱勢地位的知識精英，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壹小塊，整體上也必然走上與政治經濟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聖君賢相”幻想之現代版的存在，也與當代中國的冷酷現實有密切關系。在考慮當代中國問題時，還需要考慮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第壹，在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備有組織的反抗能力，而新聞管制也使得民眾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在傳統社會中，官民對峙所憑藉的裝備雖有優劣之分，但畢竟同屬於“冷兵器”時代的產品。而在如今，民眾充其量擁有熱兵器時代的早期裝備，而官方卻擁有核武器時代的先進裝備，以及信息時代的壹切先進通訊、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對稱是盲人也能看見的事實。與此同時，官方還擁有發布壹切信息的權力，鎮壓民眾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釋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陰謀顛覆政府的暴亂”。在這種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無反抗能力，也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

　　中國民眾與官府的關系，吳思在他的《潛規則》與《血酬定律》[55]這兩本書中都有極為精當的分析，那些“元規則”與“潛規則”至今還在支配中國社會，並未成為歷史，“出售英雄”的戲劇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斷重演，只不過出場的人物與時代有所變化而已。

　　第二，民眾既然無法對抗體制化暴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只能使用個人暴力報復社會，而這種個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對象往往是社會上的弱者，並非有能力保護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幾年轟動壹時的張君犯罪團夥，雖然聲稱自己是報復社會不公，但其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人曾經施害於這個團夥的任何成員。近年來中國刑事犯罪案件高發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體制化暴力催化了個人報復性暴力。

　　（二）另類“政治退出機制”與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生活在壹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沖突日益增多、生態環境明顯惡化、道德秩序崩壞的社會裏，窮人感到絕望，富人感到擔憂，幾乎沒有多少人有安全感與幸福感。於是今天的中國人變成了世界上最愛離開母國到他國“尋找幸福”的族群。這種對外開放帶來的移居國外的機會，無異於給中國的貪官汙吏提供了壹種另類的“政治退出機制”。這個“退出”，不是指他們在本國政治舞臺上退出權力中心，而是指他們在憑借權力資本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後，退出這個被他們折騰得千孔百瘡的中國。因為有這壹“政治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沒有政治責任感的統治集團。

　　中國的官僚階層通過“內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學者和民眾不知道的社會經濟真相，他們的危機感其實比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要強烈得多。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個繼續撈錢的方便場所而已。近年來歐洲壹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新西蘭、加拿大等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為發展本國經濟的壹大舉措，就是因為中國有著龐大的出國留學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發生的資金外流高達40多億美元，其中不乏讓子女借讀書之機出國“打前站”者。如果說“鈔票”也是壹種選票，那麽中國精英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投”了什麽樣的“票”。

　　這壹“政治退出機制”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幾乎可以用近年來在海外定居的中國大陸人的數量與資本外逃數額作為衡量指標。被中國政府與民族主義者詈罵有加的美國則成為中國精英們到國外定居的首選，它那富饒的東部和西海岸，恰如壹片巨大的海灘，近百年來中國每壹次政治大潮退潮，總會在這片海灘上留下幾片貝殼。如今，遷居這些地方的中國新富們如同過江之鯽，匯成了壹股人潮。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

　　由於這種另類“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兩大精英集團的成員不必再與本國人民共同承受必將到來的各種社會危機，共享嚴重汙染的生態環境。對統治集團來說，剩下唯壹可做的事情，就是盡量維持眼前的政治社會穩定，將目前政治體制所賦予的權力資本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保證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財富，積累“退出”所必須的本錢。因此，精英集團成員的行為明顯的短期化。

　　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汙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中國既然不再被貪官汙吏及其家庭成員視為家園，他們自然也不必再為過分壓榨而產生後顧之憂，中國歷史上有關統治者與人民的傳統“舟水理論”（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約束作用。因此，可能給眼前的利益攫取帶來風險、並使統治集團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被統治集團無限期擱置。

　　（三）外資的大量進入與國際社會中政治壓力的微弱將前蘇聯的國際關系與中國今日的國際關系相比，就會發現今天的中國相當幸運。前蘇聯與歐美國家壹直處於冷戰狀態，兩大陣營之間並無多少經濟交往，因此也就沒有形成牽絲攀葛的各種利益關系。而今天的中國不同，對外開放使得中國與世界各國形成了多層次的經濟交往。到2003年12月底為止，中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65,277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041.71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占據重要地位。[56]在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18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國投資。截至2005年5月底，在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超過19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華投資，其中30多家設立了地區總部，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發機構超過600家。[57]目前，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僅次於美國，居發展中國家之首。

　　預期中的巨大商務利益，使西方民主國家不再象冷戰時期那樣重視它們與中國之間在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實上都受到本國商界的掣肘。在國際資本眼中，中國是壹個巨大的投資市場，中國那13億人口的購買力不可忽視，至於中國的政治形態與人權狀況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即使當他們弄明白中國有購買能力的人口其實最多只有3億左右，但對於人口總數基本上都低於3億的發達國家的財團與商人們來說，這就夠了。正因為如此，當日本在1989年率先與中國恢復經濟關系以後，法國、德國相繼放棄了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重新交往，這種交往背後當然是經濟利益與巨額的商業合同。壹些號稱 “中國通”的外國學者給本國政府的公開建議是：“要想與中國保持經濟交往，千萬不能批評中國政府”。在法國與德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成為“政治問題”。 [58]國際社會這種實利主義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國政府在香港中學的教科書中可以如此總結自己處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國國內爆發了‘六四事件’，中國在國際上壹度受到孤立。當時中國采取冷靜觀察、沈著應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國孤立而采取敵對態度，以靜候與外國關系改善的時機到來。 1996年，大部分國家與中國關系恢復正常，中國在國際上再擔當重要的角色。”[59]

　　這種壓力減輕是逐漸的過程。香港回歸並逐漸納入中國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臺灣近年來由於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獲成功，隨著臺商進入大陸投資者日多，臺灣的政治形勢已經大為改觀，長達70多年的宿敵國民黨由於失去了執政地位，不少老國民黨人出於對“臺獨”的深惡痛絕，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與統戰對象，臺灣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經出現了多個臺灣人聚居小區。即使在SARS為臺灣帶來壹片恐慌的2003年 1月至4月，臺商在大陸的投資都比2002年同期增長74％。[60]如果沒有什麽特別不利於中國大陸的事情發生，可以預見，香港、臺灣這兩個歷來被中國政府視為“反華勢力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已經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種作用。

　　用中國政府的話來闡述，目前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於我國”。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曾經是美國讓中國政府因人權問題備受難堪的場所，但中國政府的外交“智慧” 確實在90年代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這個委員會的53個成員國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國、北朝鮮、蘇丹、越南、剛果、津巴布韋等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狀況很差的國家占據，這就給了中國很大的外交活動空間。除了利用這些國家在人權狀況上“同病相憐”這點情結之外，中國政府還成功地運用了“國際援助”等金錢外交手段。壹直以捍衛人權為使命的美國，終因在這個委員會中有太多的敵人而於2001年落選，此後雖然在這個委員會中重新獲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復它在這個委員會中原有的影響與支配力。2003年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美國沒有提出對中國人權的議案，雖然被解釋成“伊拉克戰爭時期美國外交的犧牲品”，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轉變的壹個風向標。也就是在這壹年，中國獲得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頒發的人權獎。雖然這個獎項被國際人權團體視為人權史上的極大恥辱，是對人權本身的羞辱，但中國政府卻為此沾沾自喜。最能說明國際社會的態度的例證是，2005年7月下旬，聯合國發表報告，強烈批評辛巴威穆加貝（Robert Mugabe）政府最近發生的所謂“城市清除非法建築”的運動，導致70萬人無家可歸，違反了國際法。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還譴責說，辛巴威因穆加貝操縱選舉、侵犯人權和言論自由、糟踏國家經濟而被西方社會普遍抵制，穆加貝政府的這種做法制造了“規模巨大的人道危機”。[61]但中國近幾年總共有6000多萬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還有不少城市居民也因拆遷（類似於辛巴威的城市清除非法建築）而流離失所，發生了多起自焚抗議事件。無論是侵犯人權的程度與規模，中國都遠比辛巴威嚴重得多，2004年壹位叫做白振俠的北京市民，就因住房拆遷曾在聯合國大廈前絕食抗議半個多月，但聯合國卻從未因此表示過要譴責中國政府。

自從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國國會投票表決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手中已經不再握有“人權外交”的籌碼。對於中國政府而言，美國淡化“人權外交”，算是達到了中共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對中國國內的民主化進程而言，這卻未必是什麽好事。近幾年中國政府不斷加緊控制傳媒，加強對反對聲音的鎮壓，國家安全部對社會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廣泛並公開化，實際上就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逐漸軟化立場的結果，因為中國政府不需要再擔心來自美國的幹預。

　　源源不斷湧入的外資大大抵消了資本外逃對國家外匯儲備構成的壓力，為中國政府贏得了相當充裕的時間，可以比較從容地應付銀行系統巨額壞帳帶來的嚴重問題。

傑瑞米柯賓

中國與各國建立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也對中國問題研究圈有影響：冷戰時期歐美各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他們的研究對象蘇聯很少有友好態度，而現在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則對中國充滿了好感與友善。近幾年來，中國政府與國際社會共同創造了兩個前景燦爛的神話：壹是中國加入WTO以後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進步會帶來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助於打破中國的新聞封鎖。前壹個神話只能說是持此論者壹廂情願的美好希望，因為WTO不過是國際社會的經濟遊戲規則，不可能期望通過它來改變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為西方投資者在中國的預期利益未能實現，這個神話正在西方社會逐漸退色。第二個神話則被中國政府無情地擊碎了，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投資幾億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為中國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強社會控制貢獻力量。但這些不斷破滅的幻想在短期內並未降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美好期望，中國的任何小小的壹項政策出臺，都可能被解釋出讓人感到前景光明的無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區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國問題專家熱情洋溢地解釋成“政治體制改革與三權分立”的試驗；此外諸如中共“十六大”召開以前的“新聞體制改革”神話，“十六大”以後的“胡溫新政”神話，以及“SARS危機將會促使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測等等，都是這種友善態度的結晶。

　　國際社會現在對中國政府真是充滿了友好和熱切期望，這是前蘇聯當局從未遇到過的好運。這種好感已經使得壹些中國問題專家不再註意壹些完全不應該被忽視的信息：比如中國政府從SARS事件上總結的教訓，絕對不是開放輿論、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緊密地對傳媒加緊控制；政府為了從紙面上徹底消滅 SARS，臨時制定了壹條政策性法規文件，將傳播SARS信息的人視為傳播謠言、擾亂人心，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嚴懲；至於中國不斷發生的記者與網絡異議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壹些學者看作個案和個別政府部門的過當行為。

　　盡管國際社會裏仍然有很多組織和人士非常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政治自由，但他們畢竟不能左右各國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筆者以為，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錦上添花的作用，絕非雪中送炭。當年蘇聯若不是要建立壹個以自己為領袖、能與西方對峙的龐大紅色帝國，絕不會拿出那麽多的物力人力來“支援”世界革命與中共。

　　上述所有舉措均有利於中共統治的“穩定”。但中國政府並未利用這壹時機實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熱衷於用營造經濟繁榮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資，與此同時采取各種為淵驅魚的方式激化著各種社會危機，加劇各種社會矛盾。

　　六、中國的前途不可樂觀

　　本書的分析表明，希望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能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壹種壹廂情願的想法。那些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之上：中國政府是壹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它花費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設施”，如輿論控制、政治高壓、由防暴警察與國家安全部構成的“安全系統”等，能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但筆者的看法卻沒有那樣樂觀，盡管中國共產黨通過種種以“改革”名義出臺的措施與對國家機器的修補，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國社會變成壹個無法 “革命”的社會，從而使共產黨的壹黨專政能夠在今後10到15年的時間裏勉強維持下去，但這樣壹個距離現代民主政治越來越遠，既不能保證人民的生存權，且被本國精英棄如弊履的國家，稱得上是在“健康發展”嗎？中國的實況並不是“地面上鋪滿了幹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壹天。而由於中共“黨國壹體“的長期統治，執政黨撐不下去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上大動亂不壹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將比以往任何時代的重建都困難得多。這樣壹個中國，將為世界帶來什麽，幾乎不言而喻。

　　中國究竟應該維持目前的專制政治還是應該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現成的：維持目前這種體制，就是維持少數精英集團對人民大眾的掠奪。那麽剩下的問題是：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又將如何？君不見，在拉丁美洲壹些號稱“民主化”的國家中，人民不是依舊生活於水深火熱當中？

　　可以預見，中國的民主化將會是壹個漫長曲折且危機四伏的過程。根據中國百余年來引進西方文明那種種“淮桔成織”的經驗，以及目前中國已具備“失敗國家”的基本特征這壹現實狀況，筆者只能說，民主化將使中國在威權體制之外多了壹種選擇的可能，但並非包醫百病的靈藥。中國是否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區別在於是由誰來計算機會成本。對於壹部分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時間伺機“退出”中國；而對於另壹部分還希望（或因種種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備了操縱“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備這壹能力，“改革”也許可能開始；對於公眾來說，則有壹個由我們這壹代來支付改革成本，還是由下壹代支付改革成本的問題。

　　兩百多年前美國發生了偉大的獨立戰爭，其導火線是“波士頓傾茶事件”。該事件發生後，美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討論：與英國的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結論是，現在固然可以不開戰，但這場戰爭遲早還是會發生；既然戰爭不可避免，與其讓子孫後代為獨立付出血與火的代價，還是讓我們這壹代人承擔責任吧。於是美國人民在其開國元勛的領導下，書寫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壹筆。

　　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拿出美國人民當年的勇氣？從1840年開始，中國已經有了壹個百余年立憲猶未成功的悲劇，不應該再有壹個150年還建立不了現代民主政治的悲劇。曾經有過輝煌文明歷史的中國人，應該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