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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黑社会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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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2 18:38:4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9-12 20:23 编辑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轉載者的話

本文作者現在是商業資產階級右派與市場自發秩序的辯護士,本文是本文的作者還沒有被商業資產階級右派收買之前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黑社會化的本質,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黑社會經濟與黑社會組織的勃興

  黑社會經濟是地下經濟活動的重要部份,這裏先簡單介紹地下經濟的含義和門類,以及納入本章研究範圍的“黑色經濟”的內涵。

  壹、中國“地下經濟”的種類

  關於“地下經濟”的稱謂很多,各國對這種經濟的名稱饒有趣味地說明了它在各國的倫理地位:德國稱之為“影子經濟”,法國名之為“秘密經濟”,東歐各國則命名為“第二經濟”,意大利冠以“潛在經濟”之名,英國和印度則呼為“黑色經濟”。壹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意大利經濟學家傑爾吉·弗阿(Giorcio Fua )提出“地下經濟”這壹概念,國際上才算是統壹了這個稱呼。

  對地下經濟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來說,“地下經濟”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經濟活動,這類經濟活動不納入官方統計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內,不向政府申報和納稅。它壹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對外不公開的非法經濟活動,如地下工廠、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機構、走私等等;2、對外不公開的違法經營活動,如毒品買賣、非法賣淫等等;這兩類經濟活動可以稱之為“黑色經濟活動”;3、通過合法經營單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經營活動,如第二職業、偷稅漏稅經營等等。這類地下經濟壹般只向稅務部門申報壹項經營活動,對其它經營所得少申報或者不申報,從而獲取非法收入。

  中國的經濟學界只熱衷於談論由政府統計機構、銀行及官方調查機構公布的數據所構成的“地上經濟”。但實際情況是日益肥胖的地下經濟已引起了社會嚴重不安,到了擾亂正常經濟秩序、動搖政府統計的地步。這些未出現在統計公式中的財富、生產及服務,已經形成了巨大規模,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統計的精確性。如 GDP、生產率、失業率、儲蓄率等,並構成了社會經濟的潛伏力量。至於它到底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多大比重,由於壹般不公開談論這壹問題,也缺乏這方面的統計數據,故無法進行估計。有人認為約占20%左右,這種估計缺乏依據,事實上遠比這壹比例為高。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的地下經濟大致可分為非法經濟、未申報經濟和未統計經濟等三種類型。非法經濟在中國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走私、販毒、賣淫、販黃、拐賣人口、貪汙受賄、開辦地下企業、制造假冒偽劣產品、制造假票證及貨幣,以及偷稅抗稅等等。未申報經濟是指經濟主體沒有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未將其經營活動向行政主管部門申報。與黑色經濟相比,這類經濟除了未申報之外,壹般情況下如不造成嚴重後果,不構成犯罪。未統計經濟是指國家統計機關沒有進行統計或遺漏統計的,以及由於錯報、假報等所導致的“統計錯位”,而沒有真實地反映在有關統計報表、統計年鑒上的經濟活動。

  地下經濟的存在可以說是全球性的現象,只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經濟體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經濟的生存狀態各不相同而已。本章所要討論的,主要是中國轉軌期以國有資源和國有經濟為掠奪對象以及壹些對社會危害極大的黑社會經濟活動。

  二、黑社會經濟活動分析

  本節主要分析黑社會經濟運行的幾個方面,包括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經濟活動和經濟部門;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方法;持有黑色收入的重要形式;將黑色收入變為合法收入的最常見形式。

  1、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部門

  根據近年各種傳媒披露的材料,最容易產生黑色收入的是下列幾類經濟活動(或部門):

  (1) 走私、毒品交易;

  (2) 娼妓;

  (3) 賭博;

  (4) 拐賣人口;

  {5) 合同回扣、賄賂和其它金融違法行為;

  (6) 各類泡沫經濟,如股票、地產等類市場上的收益。由於中國這兩大市場極不規範,許多“內部人”在這兩大市場上獲得了相當巨大的黑色收入。

  (7) 旅館、飯店和娛樂業。由於近些年“黃色行業”大規模介入這類第三產業,故是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部門之壹。

  (8) 倒賣各類批文和許可證。

  (9) 地下工廠,這是近年中國假冒偽劣商品的源頭。

  (10) 虛開各類發票,尤其是增值稅發票。

  (11) 侵吞、私分、挪用國有資產。

  (12) 金融拆借、信貸及其它生產要素調配部門。

  上述部門和經濟活動有些屬於法律禁止的行業,如娼妓、賭博、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虛開各類發票、地下工廠之類。除了虛開發票及開辦地下工廠者之外,前幾類人大都屬於社會邊緣人物,具有各種社會惡習及強烈的流氓無產者意識。有些在中國則是屬於新興行業,如股票、房地產之類。有些則是屬於體制性的漏洞,如金融拆借、信貸和其它生產要素調配部門,及倒賣各類批文和許可證,侵吞瓜分國有資產等,這些都是以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為掠奪對象。在新興行業與體制存在漏洞的行業中,最容易得利的是那些掌握資源管理或資源配置權力的“內部人”,這些人在社會上都是“有頭有臉”,在政治、經濟兩大科層組織中占據壹定地位的人物。比如近幾年因參與走私大肆受賄而陸續倒臺的十幾位海關關長,就是走私者的最有力的後臺。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黑色收入可以在合法的經濟活動中產生,如合法範圍內的商品生產與服務、資產的銷售與采購、資本構成與商品的進出口;也可以在非法經濟活動中產生,如走私、賄賂的支付方式、接受回扣及賣淫等,而這些收入在任何國度都是無法進行統計的。所以要分析黑色收入在中國到底占整個國民收入的多少份額,在目前這種極不透明的情況下,簡直沒有任何可能。國外常用的財政分析法、傾向分析法、物量投入分析法、勞動市場分析法與國民帳戶分析法等方法,如用於分析中國的黑色經濟,都無法取得近似值。這裏僅以1996年上半年日本海關對中國出口汽車和中國海關從日本進口汽車的數量相對照,就可看出走私活動之猖獗:

  1996年1-6月日本向中國出口及中國從日本進口汽車數量統計表(單位:輛)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備 註  日本向中國出口汽車 2,365 2,489 5,047 2,911 3,347 3,840 不含散件  中國從日本進口汽車 338 2,848 2,613 501 1,664 1,020 含散件在內資料來源:中國汽車貿易中心副總經理陳萍的講話。見《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9月2日)兩個海關統計數字相差如此之大,可見走私汽車的情況很嚴重。其它黑色經濟行業的情況有類似之處。雖然無法統計出黑色經濟在中國經濟中到底占多大比重的精確數據,但以汽車行業推斷,應不低於30%。此外還可以從目前經濟犯罪案發率比較高的行業來推斷黑色經濟活動的大致狀況,如從中國檢察機關的反貪汙腐敗重點查處對象可以看出:1996年國家司法機關公布,在金融、證券、房地產、建築工程承包等經濟熱點部門,出現了很多新型經濟犯罪案件。

  由於中國政府歷年公布走私案件的統計口徑不壹致,有時單列,有時與其它各種案件混置壹起,所以無法將歷年資料制作成統壹表格,只能列舉壹些數據以供參考。僅從1995年1月至1996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在金融、證券業務活動中索賄、挪用資金的犯罪案件3,800多件,4,100多人;查辦房地產開發管理部門構成犯罪的工作人員230多人。此外還查辦虛開增值稅發票1,000萬元以上的犯罪案件、查辦法人犯罪案件多件。[1] 1999年,因從事走私、騙購外匯、金融詐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地下經濟活動而被判刑的就高達22,657人。[2] 2001年被法院查處的走私、金融詐騙、偷稅抗稅、騙取出口退稅、騙匯以及制販假幣等犯罪案件達14,953件,犯罪分子19,972人;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案件高達6,650件,犯罪分子8,906人,涉及食品、藥品、棉花、農資、醫療器械等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案件764件,判處犯罪分子921人。 [3]2003年,全國海關共查獲走私案件12,939起;立案偵辦走私罪嫌疑案件12,816起,案值100.8億元;[4]但這充其量只說明這些領域是黑色經濟活動高發地帶,到底有多少財富流入“黑洞”,永遠是個說不清的謎。據有的研究者估計,僅走私壹項造成的損失每年達300億元~340億元。 [5] 所以有人謔稱,中國現在是“五色經濟”盛行:

  黑色經濟--貪汙腐敗等權錢交易;

  灰色經濟--制假售假,泛濫成災的地下工廠和假冒偽劣商品;白色經濟--毒品犯罪;

  黃色經濟--色情行業;

  藍色經濟--走私(因從海上走私,故取海洋之藍色)。

  2、黑色財富的持有形式

  與世界上其它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黑色收入在最終流向上稍有不同。由於上述財富在中國大多屬於不能公開之列,故大部份收入不是用於投資從而轉化為“地上收入”,而是用於奢侈性消費或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到海外。90年代中後期香港樓市低迷之時,入市購買者竟多為大陸人,這壹點為香港傳媒披露之後,港人輿論嘩然。自從中資機構大量進入香港以後,不少中資機構工作者不但以自己或家屬名義在外資銀行開設帳戶,存放非法所得,還為內地親友存放非法款項,[6] 不少人最後都成為未公開的外國資產持有者。這種處理黑色、灰色財富的方式倒是和壹般的發展中國家毫無二致。

  壹般而言,這些黑色財富的持有形式主要是下列幾種:

  (1) 轉移到國外的財產;這筆財富無法計算,但隨著中國人出入境自由度及對外經濟交往的增加而逐年增多。本書第五章中的資本外逃中列舉的巨額數字僅僅只是其中壹部分,遠遠不是全部外逃資金。但據有關方面的估計,中國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黑錢至少高達2,000億人民幣,其中走私收入洗黑錢約為700億人民幣,官員腐敗收入洗黑錢超過300億人民幣,其余皆是壹些外資企業把合法收入通過地下錢莊轉移到境外,以逃避國家監管和稅收。而中國每年因此受到的財稅損失高達100-200億美元。香港壹直是中國大陸洗黑錢的壹個主要場所,汕頭眾大律師事務所的壹位律師介紹,利用中港兩地洗黑錢主要有三種方式:第壹種是與境外簽訂合同購貨匯錢出去,這時通常得境內外互相配合做假單證;第二種是通過地下錢莊把錢匯出;第三種是分散投資化整為零。[7]

  (2) 黃金、珠寶和古董。

  (3) 處於隱蔽狀態的地下金融投資。

  (4) 房屋、土地等不動產。

  (5) 銀行存款。據壹份時聞資料報導計算,在1995年審結的三宗100萬元以上的經濟犯罪案件中,犯罪金額與儲蓄形成額分別為80/500、410/1600、90/700,平均為20.7%。[8] 從這壹事實可以看出,犯罪所得收入中有不少由於高利率的驅動,最後形成了銀行的長期儲蓄。

  現金並不是黑色財富的主要持有形式,主要原因壹是因為現金並不帶來任何收益,二是大量現金容易被發現。放置海外的原因主要是不少人在弄到壹定數量的錢以後,為了逃避國內法律制裁有意為之。而其它各種形式的占有只是為了有效地保持資產的價值。

  3、將“黑色財富”變為合法收入的幾種常用方法盡管中國的“陽光法”是個“軟法”,但許多人還是采用了多種方法將自己的黑色收入變成合法收入。大致來說,有下列幾種方法:

  (1) 偽稱自己從國外某親戚處獲得大量遺產和饋贈。深圳壹位當地土生土長的官員,在做某區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即區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幾年以後,移民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生活了不到三年即回國投資,聲稱自己得到了5,000萬美元的遺產。而這位總經理的同村人說,這完全是謊話,因為他與這位總經理從小生活在壹個村,從未聽說過他有什麽親戚在國外。

  (2) 讓親屬開設商店,假稱自己的收入主要來自該處。如果有那麽壹種店子,人們經常看不到多少顧客,但仍能維持下去,多半就是這壹類商店。根據筆者調查,有不少公安局警察開的這類小商店就設在自己的管區之內。

  (3) 將錢投入股市。這在目前的中國,是壹種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市場極不規範、黑市交易盛行的1991年,根本沒任何記錄可查,使許多人成功地洗了黑錢,將其變為“白色收入”。深圳清查出來的所有貪官,凡1991年以前進入深圳工作的人,都習慣性地將自己無法說清來源的財產說成是深圳股市初創時期賺來的錢;凡是1991年以後進入深圳工作的人,則將這些錢說是妻子在股市炒股賺來的收入。而事實上,中國股民真正在股市賺了錢的不到1/10。

  三、黑社會經濟活動的載體:黑社會組織

  在中國曾經銷聲匿跡幾十年的黑社會組織,自1978年以來又經歷過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零散化到組織化的過程。全國各省、區都有黑社會組織,廣東、廣西、雲南、四川、山西等省的黑社會勢力尤為活躍。1982年9月,深圳市發布了《關於取締黑社會組織的通告》,以後每年都取締和打擊了不少“黑社會團夥” (中國官方對黑社會組織的稱謂)。廣東省人大1993年11月16日通過的《廣東省懲處黑社會組織活動規定》,是中國首部承認中國有“黑社會組織活動”存在的地方性法規。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黑社會勢力由於有腐敗官員在背後撐腰,膨脹極為迅速。統計資料表明,1992年至1999年8年間,全國警方共查獲並依法懲處各類犯罪團夥100余萬個、涉案人員376萬名,其中有相當壹部份是黑惡勢力。[9] 有趣的是零星見諸於報端的地方性數據與“最高人民法院報告”的匯總數據差距極大。以2001年為例,《中國青年報》報道,2001年四川省打掉黑惡團夥 900個,抓獲團夥成員3,737名。[10]《人民日報》報道,2001年吉林省共打掉涉黑犯罪團夥379個,抓獲成員1,820人,“治爆緝槍”成果顯著,共收繳各類非法槍支4萬多支,9萬多公斤爆炸物品。[11] 而200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則指出,2001年全國共審理黑惡勢力案件350件1,953人,而這壹據報比2000年各“增加了6.3倍和 3.8倍”的數據明顯低於上述兩省任何壹地的數據。[12]中國統計數據之不真實於此可見壹斑。

  自2000年歲末始,中國大陸國家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為期10個月,代號叫做“獵狐”、“怒潮”、“零號”、“狂飆”等打黑專項行動。從公布的事實來看,中國各地已形成為數不少的黑社會組織,按其類別分析,最主要的是“地緣型”黑社會組織。中國的地緣系統是按國家─省─市─縣(或大區與小城鎮)─鄉 ─村(或居民區)──鄰裏七級劃分,據此,當今中國大陸地區地緣型黑社會組織壹般以省或市或縣或鄉或村組成。這些地緣型黑社會組織性質的基本成員是企業職工、待業青年或農民,基本關系是朋友關系,有部份黑社會組織已形成了較嚴密的仿直線制組織結構,並制訂了嚴格的組織紀律,成員之間等級較明顯,並常以虛擬的血緣關系(以兄弟、義父、義子互相稱呼)作為維系組織的紐帶。此外還有血緣型(基於成員間的血統關系或生理聯系而形成的)與業緣型(基於成員間的某種犯罪職業的聯系而形成的)黑社會組織。三者之中以地緣型+血緣型為主要形態。

  從2000年這輪“掃黑”的結果來看,可以說中國的黑社會組織已經從壹般性團夥犯罪、集團犯罪的階段進入有組織犯罪的高級階段──黑社會犯罪;從黑社會的關系網絡來看,黑社會勢力已經深深滲入中國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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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2 18:40:15 |显示全部楼层


  1、成熟的組織結構與管理方式

  從已有的調查材料與破獲的黑社會組織來看,中國大陸的黑社會組織壹改原來團夥犯罪臨時拼湊的現象,犯罪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組織規則”與管理方式,其特點比較明顯:基本成員固定,並且多是職業罪犯;有壹套分層級呈金字塔型的組織指揮系統,實行垂直領導。居於最高層次的是被稱為“老大”或“領導”的首惡,在其之下壹般還有“老二”、“老三”等,依此方式排定座次;職務分工各有不同,比如四川資陽“黑豹”集團內就設有“總管”、“打手”、“殺手”、“後勤”、“踩點”等職務稱謂,有時候還有“降職”或“撤職”等處罰。“老大”身邊常有專門為其出謀劃策的“智囊團”或“顧問團”,由這些“軍師”決定行動計劃。下面則有人專管殺人搶劫,也有人經營合法產業,為他們洗錢;有壹套按等級分配的財產與福利保障制度,有嚴酷的幫規和保密制度,違反者或變節者將受到殘酷鎮壓。

  四川省公安廳刑事偵察局發表壹份調研報告指出,現在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開始模仿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比較典型的是該省宜賓縣的“狄紹偉集團”,他們制定了《員工手冊》共四章十七條,儼然是他們的“刑法”,內容含對出賣、背叛、損害組織利益,不服從命令的處以割舌、挖眼、切指、斷雙手、斷雙腿等處罰,直至處死。從總體上看,對傳統民間幫會和舊有黑社會組織的繼承,再加上對國際成熟狀態的黑社會犯罪方式的模仿,形成了現階段中國黑社會犯罪的獨特形態。這種專業化的犯罪組織,與國外尤其是港、澳、臺壹些黑社會組織沒有什麽區別。只是中國政府不肯承認現實,非得采取掩耳盜鈴的方式,規定媒體只能談“黑社會活動” 而不許說“黑社會組織”。

  黑社會組織成員的年齡結構有年輕化的趨向,其中有相當部份是負案在逃、批捕在逃、勞改釋放或解除勞教的人員,有很多人犯過命案,他們年輕氣盛,完全不受道德約束,行事果斷,手段殘忍,有職業罪犯的冷血特徵。還有部份成員是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退役軍人,這些人往往是黑社會組織的骨幹成員,因為他們懂武器使用和作戰知識,了解警方慣常的破案方式,並且容易利用“戰友”關系和“白道”(政府組織)接上關系。

  從現狀來看,黑社會組織的武器來源日漸豐富,裝備越來越先進,原來他們多用獵槍、自制的土槍或搶來的槍支。現在,隨著經濟力量的膨脹,黑社會組織購買從邊境走私的槍支成為風氣,有些槍支甚至是中國政府賣給該國政府的,通過壹定渠道又流回中國。

  技術手段的發展,使得黑社會組織犯罪的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在作案前,他們反復踩點考察作案現場,了解作案對象內部情況,收集各種可能的資料,計算作案時間和逃脫路線,準備多套方案供選擇,對采取何種具體手段反復進行研究、比較、實驗。有的在巨額詐騙案中,精心設套,壹旦案發,事先聘用的“法人代表”就被推向前臺,代他們接受法律懲罰。他們壹旦得手,往往借用比較好的交通工具迅速脫離案發地點,頭目則迅速轉移到別的城市,甚至逃到境外。所以在實施對團夥頭目的追捕中,往往要投入大量警力和花掉大筆經費,比如福建建陽某團夥頭目呂偉在案發後先後流竄北京、上海等幾十座城市,在當地也居無定所,經常半夜換宿,警方投入數百個工作日,花費幾十萬元,才將其捕獲。

  2 、黑白合流:黑老大戴上“紅帽子”

  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偵破的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掘起,並在其所在地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與公安部門的官員們沆瀣壹氣,形成了壹種保護與被保護人的關系。與西方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政務官(各地黨組織與政府部門)與事務官(工商、稅收以及銀行)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政治身份,戴上了各種“紅帽子”。如浙江溫嶺的張畏,除了“黑社會老大”這壹身份之外,他還具有跨省份的8個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臺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臺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浙江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長、上海東盛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溫嶺恒基實業有限法定人兼總經理、臺州新世紀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前4個頭銜,是張畏采取各種手段,向政界滲透,以尋求庇護時得來的。被張畏壹案所牽涉到的67名黨政要員當中,有市長、市委書記、公安局長及黨政幹部42人、司法幹部15人,金融機構幹部10人。張宅門前掛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為“紅色黑幫”。[13] 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梁旭東,[14] 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湧,[15] 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等人情況均與張畏相類似。[16] 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各地政府官員關系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壹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更為嚴重的是,公安部門最近的報告顯示,黑社會勢力已經滲入縣、市級政府內部,在政府內部選取“代理人”,參與安排地方、人大(縣市議會)與政協的領導人。通過這些公共權力系統的貪汙腐敗者,社會公共權力蛻變成了黑社會魚肉百姓的幫手。這種警察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黑白合流”的局面,應該說是所有社會形態當中最糟糕的壹種社會形態。

  3、黑社會組織犯罪的國際化

  中國港澳臺地區成熟的黑社會組織向中國大陸滲透力量不斷增強,境內境外黑社會組織聯手作案的概率也越來越高。據查,這些罪惡活動的組織者往往利用違法犯罪活動獲取巨額資金,並與內地壹些黨政機關單位的官員拉關系,以獲得種種方便作案。80年代以來,其主要犯罪活動壹是參與國際販毒與制造假幣,估計從福建沿海由“黑社會”團夥經手的假幣流入內地至少在100~200億人民幣,近幾年僅在福建壹地就查獲冰毒1,000多公斤;二是倒賣盜竊文物。據國外媒體報導:近20年到達西方國家的中國文物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的總和還要多,甚至連新石器時代的珍貴文物也大量流出;三是拐賣人口,近幾年已由拐賣婦女兒童發展為專門組織偷渡。這些罪惡活動當中,起“骨幹”作用的就是福建的黑社會組織,這個地區的黑社會組織以“走私”、“偷渡”和“國際綁票”聞名。最典型的黑社會組織是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謀取暴利的犯罪組織――蛇會。據資料顯示,至1998年底統計,全省僅捕獲的境內外“蛇頭”就達1,400多名,截獲偷渡人員 20,000多人,被遣返的多達30,000多人。90年年代以來頻頻發生的跨國綁架勒索案尤其引人註目,1993年起,福建省這類案件連續發生50多起,勒索贖金數百萬美元,涉及美、英、澳大利亞、泰國和中國港臺地區。這類罪案是境內外黑社會組織聯手犯罪的典型表現。據現有案例和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的情報資料證實,發生在美國的綁架華人罪案全是在美國的福州人組織的黑幫勾結境內組織所為,他們在美國綁票後,再由國內同夥向被綁票者家屬收取贖金。這壹名聲使得所有福建籍的護照持有人在出國簽證上受到連累,往往被歐美使館拒簽。

  四、黑社會組織泛濫對社會的惡劣影響

  1、黑社會行為方式對社會價值觀的滲透

  從90年代以來,黑社會價值觀念滲透到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方式上。這方面最典型的表現是權力之爭往往借助於黑社會勢力介入。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官殺官”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比較有名的有這麽十幾件:1995年江西安義縣縣長陳錦雲買兇殺該縣縣委書記胡次幹、副書記萬先勇;1997年3月廣東省陽春市委書記嚴文耀、副市長楊啟周、財辦副主任林啟菊等人密謀殺害原陽春市長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舞鋼市委書記李長河殺該市八臺鎮鎮長呂凈壹夫妻倆; 1999年3月16日海南國稅局稅官殺檢察官黃崇華;1999年3月26日,撫順司法局局長謀殺縣委書記案……,這十余起案件都是政府官員借助黑社會手段買兇殺人,而兇手有些是黑社會成員,有些則是社會邊緣人物。

  中國官場競爭本來就極不正常,往往不是憑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績效,而是德能勤績之外的東西。這種幹部選拔機制已經讓社會飽受懲罰,現在引入黑社會手段更加劇了這種競爭的無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會勢力介入社會政治生活的惡劣做法,使得社會各界都竟相仿效,近年來中國民間社會屢屢發生各種綁票事件與買兇殺人事件,有的後面還有警察做後臺。在中國的專制威權體制下,人們本來就缺乏安全感,黑社會這種以暴力為主要手段的社會另類權力的掘起,更加劇了公眾的不安全感。

  2、黑社會組織對經濟活動的介入

  黑社會組織早就開始打造自己的經濟基礎。最先滋生黑社會勢力並被其控制的是娛樂圈,這壹點與國際社會沒有什麽區別。《羊城晚報》[17] 曾以“黑社會勢力滲入娛樂圈”為題進行過專門報導。這類黑社會組織從事經濟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企業化經營型:這是黑社會組織中比較成熟的高級形態。在90年代上半期,這種成熟形態的黑社會組織還處於萌芽階段,但到了90年代後半期,這類黑社會組織發展非常迅速,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這類黑社會組織的活動。這些人與社會權力部門維持著良好的密切關系,其組織成員已打破了血緣、地緣關系,壹些頭目還受過良好教育並有壹定的社會身份。其主要財源收入有三大類,壹是成立公司,如追債公司,這些公司有的名之為“某某資產重組公司”,讓人還覺得這是“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產物。1995年3月5日在沈陽破獲的“航天清款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壹些黑社會成員組織的所謂“經濟實體”。[18] 只是這壹黑社會組織無論從組織形式還是從其背景來看,都屬於“初級階段”,不夠成熟,與作者了解到的“深圳某某資產重組公司”的背景與運作方式不能相比。二是躋身於壹些新興行業,如啤酒屋、健身行業。其辦法有多種:或由自己直接經營,或與別人共同經營,或參股。這種參股有的是黑社會組織看到該行業有利可圖,用各種方法使原業主無法正常經營,最後擠走原業主;有的是原業主在經營過程中發現諸多困難被迫尋求保護,自己找上門來。三是向“媽咪”(即老鴇)收費。在2001年全國“打黑”行動中,四川省破獲了壹個打著“天鑫經濟貿易公司”的旗號進行經濟活動的黑社會組織,這個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開賭場、收保護費、報復殺人、綁架勒索。根據披露的材料,該公司成立於1998年8月下旬,實際負責人是王勇,但他們聘請不知情的李某某掛名擔任董事長及法定代表人,壹個次要頭目張敏擔任總經理。公司將賭場經營、人事、武裝、維持所控地盤秩序、收取保護費等“業務”分給了各個頭目負責。公司成員每10天發放“工資”壹次,按等級不同,金額從300元到500元不等,並在每次行動之後,有數額不等的“獎金”。平時,他們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監控地盤,接受由王勇以公司名義發出的指令,進行違法犯罪活動,這些活動包括下列幾項:在客運市場,按上車人數,收取每人10元的“保護費”;在電腦市場,按批發光盤數量,每月收取攤主高額的“保護費”;在他們自己經營的賭場中,發放高利貸和收回入股錢款等。到1999年10月案發時止,該公司已有20名成員,形成了壹個分工明確、管理嚴格、組織有序的黑社會性質組織。[19]

  (2) 以暴力為資本型:這是當前中國黑社會的主流形態,也是黑社會組織的骨幹力量。這些團夥進行諸如走私、販賣槍支、偷運毒品、組織非法偷渡、偽造各種證件,欺行霸市等活動。這類團夥成員關系緊密,多以地緣關系或血緣關系為結合紐帶。如活動在廣東深圳市的潮汕幫,主要是由揭陽、海豐、陸豐壹帶人組成。這些組織最初主要是在菜肉海鮮批發市場欺行霸市,形成惡勢力,然後走向娛樂業。以後在公安系統也結納了壹定關系,漸漸走向“正規化”,打打殺殺之類的事逐漸幹得少壹點了。其主要收入來自酒樓娛樂業的“保護費”及向其“保護”場地的媽咪收“場費”,有些也參股娛樂業。

  這些以暴力為資本的黑社會組織,正采用各種形式介入社會正常經濟生活,比較典型的例子有海南的“南霸天”壹案。這個案子很清楚地說明了黑社會組織和政府中掌權人物相勾結之後對地方的奴役。

  “南霸天”王英漢是海南省澄邁縣金江鎮王宅村人。80年代初,王英漢擅長武術,以開武館教授武功為名,網羅門徒。1985年至1989年,他憑借多種手段當上了王宅村村長,進壹步網羅流氓爛仔,為其充當打手和保鏢。1988年海南辦經濟特區後,王英漢馬上變“武教頭”為“包工頭”,利用他糾集的黑社會幫會勢力,強占工程項目。凡金江鎮內的建築工程,絕大多數得由他做,不做也得掛名分利,由此壹舉成為暴發戶。這個帶有宗教、行幫性質的黑勢力,其骨幹成員都是 “兩抓兩放”或“三抓三放”的刑事犯罪分子。幾年來,這個團夥共打死2人,打殘13人,遭其侮辱、毆打、搶劫、敲詐者不計其數。壹位主持正義的縣公安局副局長想依法處理王家的壹起刑事犯罪案件,就被莫名其妙地免了職,罪犯也在15天後獲釋。這個團夥在其鼎盛時期,對當地壹些企業的負責人和政府的某些部門也進行公開威脅和敲詐勒索。1993年12月,海南順安實業公司經理李某某與縣政府簽訂了壹個修路合同,修建縣政府門口至電視塔壹段水泥路面。王英漢得知後要求分壹部份工程做,遭拒絕後竟用武力威脅工人停工,李最後被迫送了18萬元錢給王,才將此事了結。[20] 這種例子在當代中國絕對不是個別。如1996年福建惠安縣偵破壹個專門發放高利貸,並操縱民間幫會並引發多起刑事案件的黑社會團夥,其頭面人物連希聖認該縣公安局局長鄭媽魁為義父,姐夫任水津又是縣公安局巡警大隊大隊長。這壹團夥仗著有這些鐵桿人物撐腰,平日欺男霸女,橫行霸道,大發橫財,無惡不作。 [21] 另壹個以張國進為首的黑社會團夥,從1989年起,就以深圳市文錦渡、皇崗這兩個口岸,專以福建籍的客商為敲詐對象。他們對福建在深圳市做進出口貿易的公司和來往車隊強行收取“保護費”,並迫使福建籍公司、車隊支付其吃喝玩樂的費用。僅福建三遠集團有限公司壹家就被收取“保護費”以及被迫支付張國進等人的各種費用累計近100萬元人民幣。還有10多家公司也遭此厄運,被收取巨額“保護費”。凡不服其控制的企業負責人均被這黑社會團夥用暴力傷害。這類黑社會組織如不是那種樹大根深者,就容易被繩之以法。但另壹類和當地警方有聯絡的,就不是那樣容易清除。

  最值得註意的是這樣壹種傾向:在經濟信用嚴重失常的情況下,壹些經商者和政府基層單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證不了自己的應得利益,竟起用壹些地方流氓來幫助自己收欠款甚至稅費。如江西漳樹市淦陽街財政所和鹿匯街財政所於1996年4月分別聘請了3名社會無業人員(其中有勞改釋放後劣跡累累不思悔改者),向來往的三輪車收稅。該所所長聲稱:因為人們稅法意識淡薄,有人偷稅漏稅,賴稅不交,故需借助這些地痞的力量,以“毒”攻“毒”。某全國著名的小商品市場的壹些個體老板,因為人家欠債不還,不得已請了壹些黑社會人物幫助催討,據說這些人物討債“成效顯著”,只要他們壹上門,不僅欠債賴債者會分文不少地送上欠款,連壹些多年的“死帳”也被他們討回。[22]

  有的黑社會幫會頭目對地方的控制較之上述人物還要厲害得多,如山西臨汾的老百姓流傳壹句話:臨汾有兩個市長,壹個是白道市長,壹個是黑道市長,即黑社會組織的龍頭大哥安小根。據披露,這個“安市長”是個城府很深、謀略智慧型的犯罪行家,他沒有自己的地盤,卻能在平陽府裏任何壹個霸區吃香喝辣,可以統領整個臨汾8大黑幫的行動。這位“安市長”不管在臨汾的哪壹個歌舞廳裏出現,老板都要出門迎接,歌手要專門獻歌獻藝,所到之處,群呼“萬歲”。他看中壹個村子的地,村民們響應市政府“綠色計劃”而辛苦栽種的3,000株樹苗,頃刻之間就被他手下的爪牙用推土機鏟掉。設局賭博吃大戶更是他的拿手好戲。有人因聽別人呼他為“市長”,出於好奇多看了他壹眼,竟慘遭殺身之禍,殺人者卻逍遙法外。他壹位手下的妻子因有幾分姿色被他霸占,只因說了壹兩句不滿的活,便被其另外幾位手下打殘。[23] 從上述這些事情中,可看出在這個小小的臨汾市,黑幫勢力之“鼎盛”,以及壹般民眾之忍辱負重的生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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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兩種劃分其實並不總是涇渭分明,從事企業化經營的黑社會組織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往往要借助暴力。從2001年中國大陸各地的“打黑”報告來看,幾乎所有的黑社會組織都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這些黑幫在打造經濟基礎時,無壹不帶有暴力性質。不少黑社會頭目的財產完全是通過經營非法生意得來,如廣西百色的周壽南,表面上掛的牌子是“百色飯店娛樂總匯”,實際上是通過壟斷廣西百色的賭業經營聚斂財富。而沈陽嘉陽集團的董事長劉湧,則是非法手段與合法手段壹起來,而其合法生意壹般也是通過非法手段,在短短幾年間聚斂錢財逾7億元人民幣。比這兩者更絕的是用黑社會手段經營合法生意,這方面的典型是河南許昌的梁勝利黑幫。這個黑幫涉足的是合法生意,但其手段卻完全屬於非法。比如他看中了南陽市場的布匹托運生意,就采用暴力手段驅趕原來的經營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場。憑借這種手段,梁勝利黑幫進入了服裝、鞋帽、建築、建材、運輸、飲食娛樂業等多個行業,並在內部劃分了勢力範圍。但其經營手段卻完全不是合法手段,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強買強賣,收取保護費,掠奪壟斷利潤。最後形成這樣壹種局面:凡屬這壹黑幫組織涉足的行業,所有的人都“自動退出”,不敢與之競爭。但更多的中小黑社會組織是采取收取“保護費”等形式建立經濟基礎。[24]

  隨著中國證券業的發展,黑社會的觸角已經延伸到股票市場。2001年披露出來的蘭州黑幫操縱證券黑市,洗劫股民數億元的事件就是壹個典型。據調查,這些證券黑市幕後操縱者其實就那麽幾個,掠奪來的錢財都被這些人投入合法行業(主要是房地產),借此發財者儼然已經是蘭州乃至西北商界的的名流。他們的各種關系網已經盤根錯節地伸展到了政界各個角落。工商局以涉嫌詐騙罪將這些案子移交公安局,而當地公安局總以證據不足拖著不辦,任其繼續詐騙。就在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節目對此事進行連續報導的同時,蘭州的證券黑市還是屢禁不止。直到全中國輿論群起指責,這壹案件才算是在輿論壓力下受到政府部門懲處。[25] 2004年3月“北京門事件”的主角、香港美邦集團老板、黑社會頭目國洪起被江蘇省公安廳逮捕以後,他與北京市第二商業局(政府機構)官員聯手侵吞香港嘉利來數億資金案件曝光。通過這壹事件,人們發現這位黑道人物與中國資本市場瓜葛甚深。據已披露的有限信息,國洪起長期在證券和投融資領域活動,並且編織了壹張巨大的關系網,被捕前在香港和內地擁有數十家公司,所掌控的資產在80億元以上。他在“北京門事件”中,以1200萬美元的註冊資金與北京市二商業局聯手,得到市值6億元(60%)的股權,是嘉利來項目股權轉讓最大的受益人。北京二商集團不遺余力更換股東,不惜“冒犯”中央政府部委,其國有資產卻分文未增,將從嘉利來得到的利益轉送給新的合夥人。有國家商業部撐腰的香港嘉利來多次起訴,但均敗訴,據說國洪起與北京二商集團的支持者當中有高層政治人物。 [26]

  種種跡象表明,壹個通過地下經濟活動──其中既有地下工廠、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機構、走私等非法經濟活動,也有毒品買賣、非法賣淫等違法經營活動的黑色犯罪鏈條--正逐漸深入地影響著中國正常的社會生活。勢力較大的黑社會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已在壹些地區與社會底層成員中成為壹種“公共權威”,並與當地政府的壹些官員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從社會後果來看,這種社會權力黑社會化的趨勢對社會安全與人民生活形成了極大威脅。

  五、黑社會組織與刑事犯罪率上升的關系

  大多數黑社會組織從事與黃、賭、毒及拐賣人口有關的違法活動,有些組織且有自己的武裝。國家公安部公布的數據起伏很大,以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為例,從 1991年至1995年,中國公安機構共破獲拐賣人口案件9.5萬起,查獲拐賣人口犯罪團夥1.9萬個,抓獲人販子14.3萬人,解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 8.8萬余名。但在2000年4至7月短短四個月之間,公安機關就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11萬多起,解救了117,302名被拐婦女和近3萬名被賣兒童。 [27] 此後三年間,這壹數字有所下降,從2001年至2003年,中國公安機關卻只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20,360起,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42,215 人。[28]破案數據起伏如此之大,說明中國公安機關辦案的“運動式”特點。而持槍犯罪者也逐年增加,自1996年至2002年,7年之間全國公安機關共收繳非法槍支380萬支。[29]犯罪率現在正以每年60%的比率上升,從各類傳媒零零星星披露的材料來看,黑社會組織的大量存在與中國刑事犯罪率上升、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有密切關系。

  1、販毒活動成為浪潮

  近幾年來,中國的走私販毒已成為壹大社會公害。從下列數據可以看出毒品在中國的蔓延之勢:僅是公安部門掌握的吸毒人數,1991年為14.8萬人, 1992年為25萬人,1994年達38萬人,而到1996年更增為52萬人,2002年6月27日(世界禁毒日)中國公布的4萬多名愛滋病毒感染者,吸毒者占其中2/3,全國登記在冊的吸毒人數已達100萬人。[30] 2003年增至105萬人,其中72.2%是35歲以下的青少年,[31]這些吸毒者其中80%以上為青少年。如果全國人口按13億計算,則2003年中國累計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占全國人口的0.08l%;如果按吸毒人員顯隱比例1:4至1:7推算,估計中國目前的吸毒者數量可能在420萬至735萬之間,占全國人口的0.32%至0.57%。[32]1991年到1994年,共破獲各類毒品違法犯罪案件87,000起,查獲涉案違法人員139,000 名。1995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毒品違法案件57,524起,抓獲涉案違法犯罪人員73,734名。1998年至2003年,全國共破獲毒品犯罪案件 54.69萬起,共抓獲毒品犯罪分子25.01萬人,批準逮捕23.56萬人,判處刑罰19.65萬人,繳獲冰毒52.43噸、鴉片14.73噸、易制毒化學品1412.5噸。[33]

  近年來,中國的毒品問題已發展為過境販毒與國內吸毒並存的局面,因吸毒、販毒誘發的各種違法犯罪比例也在不斷上升。據北京等10個省(市)的不完全統計,僅1999年,由毒品問題誘發的殺人、盜竊、搶劫、詐騙、傷害等刑事案件就高達2.6萬起,各類治安案件高達3.8萬起,個別地區甚至已占刑事案件的 70%多,成為影響城鄉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34] 毒品市場的迅速擴大,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2000-2002年中國涉毒區域壹覽表  年 份 涉毒縣(市、區) 占全國縣市區總數(2,863個)百分比  2000年 2,033個 71.00%   2001年 2,051個 71.63%  2002年 2,148個 75.00%資料來源:據國家公安部禁毒局公布資料計算,2000年數據見新華社2000年6月25日電,2001年與2002年數據見2004年6月20日電。

  中國對毒品的量刑不可謂不重:販毒50克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毒販判處死刑。但由於高利潤的吸引,還是有不少人陸續加入這壹行列。從90年代初開始,廣東的販毒分子呈明顯的團夥化趨勢,其中粵東又以家庭團夥販毒的特點明顯區別於廣東其它地區。1996年3月29日破獲的壹樁跨國跨省大毒案,就是由廣東普寧沈氏三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員組成的販毒集團所為。[35] 販賣毒品的利潤壹般高達100/100,這裏只舉壹例:號稱1995年世界第六大毒案、中國第壹毒案的主角王世鑒,其在金三角地區以每只4.3萬元價格買下的海洛因,壹到廣州就能以每只9萬元的價格出手。[36] 而這裏只是批發價,最後到吸毒者手裏,零售價格還要比批發價格高出百分之百以上。其間的差額,就成了這些販毒的黑社會團夥的收入來源。(此處刪去壹段)對販毒團夥每年的總收入,國際上有壹個形成慣例的估算比例,那就是每年被查獲的毒品只占整個流通量的5%左右。如以此比例估算,中國每年僅損失在毒品壹項上的社會財富就相當驚人。

  毒品犯罪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已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並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而作為壹個應該在國際禁毒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國,中國有關禁毒的理論研究和指導現在都大大落後於形勢需要。

  2、被“黑”“白”兩道控制的“黃色”行業

  近20多年來,中國的“黃色”行業發展得很快,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壹是娼妓供給呈源源不斷之勢,許多年輕且無法就業的女性走入這壹行業;二是中國社會價值倫理觀念發生了巨大變遷,“笑貧不笑娼”的風氣已經被社會公眾接受。[37]至於賣淫婦女的數據,官方從未向國內公眾正式公布過,據世界衛生組織2003 年8月18日在壹次會議上指出,按照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據,中國娼妓已經超過600萬人。[38]

  中國黃色行業中的女性,在20世紀80年代還大多處於自由狀態,沒有黑社會涉足其中。但由於這壹階層基本處於無助狀態,她們的財富很容易成為別人覬覦的對象,導致涉娼兇殺案逐漸增多。[39] 在這種情況下,她們比較傾向於找“保護人”,這就是廣東俗稱“雞頭”產生的部份原因。另壹方面,由於色情行業獲利巨大,許多黑社會也逐漸介入這壹行業。所以到了90年代以後,色情行業漸為黑社會勢力所控制。1996年1月15日大連破獲的“三女神”酒吧壹案,就是壹個由黑社會組織控制的賣淫集團。該酒吧秘設暗道,齊備淫穢物品,形成了自己的壹整套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規則,並豢養著大批維護妓院規則的打手。警方繳獲的兩本帳本上,詳細記載著自1995年7月以來該酒吧接待嫖客420余人次的帳目。該酒吧老板安淩雲供認,嫖客只要花上500元嫖資便可通過通道,由暗道裏的服務生送往3樓的包間。賣淫女接待壹次嫖客,便可拿到壹張小票,憑票可以領到200元錢,其余300元便歸老板所得。在這類由黑社會組織管理的妓院裏,賣淫女已失去了“自由競爭”時代的自由和經濟收益,嫖客的嫖資大部份被黑社會組織榨取。[40]

  在全國範圍內,黑社會組織介入娛樂業已不是秘密。以深圳市為例,該地的啤酒屋、歌舞廳基本上都有黑社會組織介入。據調查,該城各轄區的派出所都設有內保科,要求賓館、歌舞廳、啤酒屋之類進行治安聯網,繳納治安費。如不加入聯防網絡的單位,派出所對其治安問題就不負責。而這些地方向派出所交納,不壹定能買到平安,因為派出所無法分出警力坐鎮該娛樂場所。而向黑社會組織交納,黑社會組織會派人“看場子”。故此這些娛樂場所的老板,壹般都需“黑白”兩道能混得開,否則沒法維持。黑社會組織在壹個“場子”所得,除了老板所交的之外,還有在該“場子”內活動的“媽咪”上交的供奉。色情活動在這些地方都是較公開的,如深圳市1995年11月16日查獲的“金臺灣”娛樂城,經常在該處出現的“三陪女”等類從事色情服務行業的人,就有200人之多。這些地方壹般都有黑社會組織收取“保護費”,如深圳市冬瓜嶺彩田食街,就有海豐與陸豐兩起黑社會組織成員強行向各酒家和服務小姐收取保護費,每家酒樓每月交200元,服務小姐每晚交10元,最後發展到向各酒樓每位食客收取10元做“保護費”。[41] 壹份調查報告指出,重慶的高檔歌舞廳開業,必須邀請黑道、白道各方面的人員玩樂三天。其他地區經營者也談到,如果某壹歌舞廳經營過程中沒有對其所在地區的 “黑道”力量打點到位,未能獲得其準許和支持,那麽該娛樂場所的經營秩序就有可能得不到保證,經營者也很可能因為無法正常經營而被清除出這個行業。 [42]

  在廣東沿海壹帶,“黃色行業”的老鴇俗稱“媽咪”。這批人壹般都是在江湖上久經歷煉,頗有呼風喚雨之能的人物。以深圳市為例,90年代後期在該行業中稱為 “行尊”的“媽咪”已是第二代人物,無論是在素質還是手腕上,都已遠遠超過第壹代“媽咪”。

  所謂第壹代“媽咪”,都是從賣淫女中脫穎而出的人物。本身都是“三陪女”之類,由於時間久,認識許多客人與“三陪女”之類,每逢壹家新的娛樂場所開業,往往就被聘請去做“公關部長”之類的角色。這些人手面大,其去留往往能決定壹家娛樂場所的興衰。但發展到後來,就有壹些並非“三陪女”出身的交際花之類人物介入了這壹行業。如深圳從1995年以後掘起的“四大媽咪”,就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交際花。這些人對黃色行業的介入,竟使這壹行業有了“行規”。為了讓大家了解這壹行業,這裏簡單介紹壹下這些“媽咪”的活動情況。

  宋某,女,(1968年出生),四川外國語學院畢業,原在深圳市某政府部門工作,與高層人物熟悉。後看準了“媽咪”是壹個很賺錢的行業,便辭職作了專職 “媽咪”。其手下管有7個小“媽咪”,組成了壹個龐大的網絡,這個網絡下統屬的“小姐”有700人之多。在她管理的場子中,“三陪女”陪客的小費都由客人交給“媽咪”,媽咪收上來以後,扣除各種費用以後再發給小姐。不在其關系網絡上的“三陪女”,無法在其場子內“工作”。宋某在壹個規模中等的“場子”凱悅啤酒屋上交給黑社會組織的費用為4萬(標準並非壹成不變,常根據實際情況修訂),自稱是“中國最大的媽咪”。另壹個名列宋某後面、在天X賓館活動的“媽咪”,原為導遊,號稱懂四國語言,其活動手段與宋差不多。這“四大媽咪”由於跟“黑白”兩道都特別熟悉,據說“掃黃”都掃不到她們坐鎮之地。[43]

  2000年,中國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寫出了專門調查報告,指出中國的賣淫嫖娼相當猖獗,陪侍人員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形成了龐大而特殊的社會群體,無論是在海南還是在甘肅,無論是在省會城市還是在窮困縣,只要有歌舞娛樂場所,就可以找到“陪侍小姐”(即妓女)。而且這些色情場所的背後,壹些公安機關及其他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為不法經營者充當了“保護傘”,被稱為“白道”。壹些政府管理部門對陪侍人員進行統壹管理、培訓上崗;還有壹些地區對陪侍人員征收稅、費,更加使陪侍活動趨於職業化。同時,黑社會勢力已經滲透到這些從事非法活動的歌舞娛樂場所,被稱之“黑道”。幾乎所有的經營者和陪侍人員都曾表示,“我們這裏絕對安全,如果有檢查的,有人會先通知我們”。當詢問到是否知道當晚有檢查時,大部份“陪侍小姐”都可以講出檢查組的派出單位。據經營者、陪侍人員及其他群眾反映,部份公安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到娛樂場所的經營之中。

  在黑、白兩道的保護下,陪侍活動由公開轉向隱蔽:(1) 有些地方的娛樂場所陪侍人員統壹著裝,以“服務員”的身份出現,不向客人索取小費,而在經營者的收入(消費者向經營者支付的茶水、糖果、飲料等食品以及場地費用)中提成以掩人耳目;(2) 陪侍人員改變過去在娛樂場所內等待客人挑選的做法,主動到娛樂場所外拉客,避開了與經營者的直接聯系;(3) 大批陪侍人員向城鄉結合部、高檔賓館和飯店等管理薄弱地點轉移,逃避管理部門的檢查;(4) 在雲南等邊境省份,陪侍人員甚至向國外轉移,為出境的中國客人提供陪侍服務;(5) 陪侍人員不斷流動,當某處打擊“三陪”風聲緊時,大批“小姐”就會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地方,這種流動是全國性的。在北京就可以找到許多在南方坐過“臺” 的“小姐”,這種情況還被稱為“南燕北飛”。此外,賣淫嫖娼的地點可能不在歌舞娛樂場所,但歌舞娛樂場所實際上已經成為賣淫嫖娼的中介地。[44] 而女大學生賣淫幾乎成為中國壹個普遍現象,《青年參考》雜誌記者陳傑人寫過壹篇“女大學生賣淫現象調查”[45],雖然連同其雜誌總編壹道受到中國政府宣傳部門的處罰,但此後這類報道不斷出現。[46]

  販毒、賣淫、暴力集團的商業活動,無壹不是違法的行為,在其中產生了大量的地下經濟。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上經濟和地下經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兩個範疇。如上述販毒、賣淫所得的收入如用之於購買公寓、汽車、時裝等,那麽地下經濟又可以轉化為地上經濟。由於中國目前不少人的收入處於不透明狀態,無法斷定地下經濟所產生的收益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到底占了多大份額。但從消費的最終需求看,有不少還是轉化成了地上經濟。可以說,中國目前的體制上有許多可乘之機,在地下經濟和地上經濟這兩個範疇之間,金錢來往自如,穿梭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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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2 18:42:39 |显示全部楼层
六、政府官員在黑社會經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目前黑色經濟活動猖獗,與腐敗的政府官員暗中支持甚至直接參予有密切關系。那些以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為掠奪對象的黑色經濟活動基本上是腐敗分子所為,即便是那些走私、黃色經濟活動,也有腐敗的政府官員支持,前面談到的惠安縣公安局長只是其中壹例。就在1996年6月,廣東省政協主席郭榮昌在壹個公開場合指出,沿海走私為什麽屢禁不止,其原因就在於緝私部門出現“護私內鬼”。據有關傳媒透露,廣東部份地區走私非常猖獗,就在1996年上半年的兩個月內,僅湛江就先後組織6次區域性聯合打私活動,查獲走私案件86宗,案值4,637萬元。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林興勝和康樂書在6月分別帶領視察組到惠東、汕尾、陸豐、惠來、湛江、雷州、徐聞等七個市縣以及走私嚴重的甲子、碣石、江洪、企水等九個鄉鎮港口、碼頭實地視察,發現問題不少,如走私案主犯、團夥頭子未抓獲歸案,緝私部門出現少數護私者等。[47] 如廣東惠東縣自1994年12月28日至1995年11月20日,對走私貨物罰款放行共16,691車(其中掛軍警牌車輛運載10,689車,占總車次的 64%),罰款4,595.7萬元,運載走私貨物約10.9萬噸,貨值估算4.4億元,累計使走私分子逃避關稅約2.8億元。據查,惠東縣對走私貨物罰款放行,首先是縣公安局、縣打私辦於1994年底、1995年初自行上路設卡、自定標準實行的。對此,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先是失察,而後贊同、支持,並作出某些錯誤決策,使罰款放行從執法部門的違法行為逐步演變成“工商為主、公安協助、財政監督、打私辦協調”的政府行為。壹些執法部門的負責人為攫取非法利益,不惜與走私分子內外勾結,搞“假罰款”、“假拍賣”,進行權錢交易,使惠東縣壹度成為全國的壹個走私重點地區。[48] 不少企業也參加了走私活動,1996年6月10日廣東省高級法院審結廣東湛江富力公司走私案,該案走私物品價值達10.4億元人民幣,偷逃關稅和增值稅達 5.4億多元。[49] 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委副書記、縣長劉強輝,因放縱庇護走私,造成國家近億元的損失,於1996年9月上旬被湛江市委勒令停職檢查,同時被立案停職檢查或移交司法機關偵查的還有該縣打擊走私辦公室、工商局、公安局、農業銀行遂溪支行的負責人等6人,其罪狀主要是或與走私犯罪嫌疑人通謀,或為走私活動提供巨額資金(貸款)。[50] 但由於中國政府的反腐敗運動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腐敗官員獲益極大,受懲率不到1/6,政府官員參與腐敗活動支付的“機會成本”極低,導致海關官員參與走私活動的人數越來越多。自1998年中國開始打擊走私活動以來,中國沿海地區的海關關長的倒臺更象多米諾骨牌壹樣,壹個接壹個。廣東茂名海關關長楊洪中、海南三亞海關關長黃貴興、浙江舟山關長陳立鈞、杭州海關關長耿永祥、深圳海關關長趙玉存等人貪汙受賄的案件接連曝光,人們才了解中國的萬裏海關的官員們早已成了走私活動的保駕者。僅在2001年,全國海關系統就查處違紀違法案件140起,303位官員因涉貪汙腐敗受到處分。[51]

  發生於1999年的“湛江特大走私案”,最生動地說明了政府官員在地下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湛江市委、市政府、海關、公安邊防、海警、船務代理、商檢、港務等壹切政府管理部門都參與了這壹大案,涉案官員竟多達259人。[52] 號稱“共和國第壹稅案”的汕頭、普寧共偽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7.2萬份,虛開金額共約323億元。這壹案件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員直接參與及指揮下發生的,壹些基層政府領導直接指揮財政所長、稅務所長為虛假企業服務;有的稅務幹部,自己開辦多家虛假公司,騙稅數千萬元;在犯罪分子的筆記本上,記錄著向海關人員送出的巨額現金數目。中紀委“807”工作組前後檢查的1,142戶企業中,827戶是虛假企業,有虛開和偷騙稅問題的占98.33%。[53] 震驚世界的廈門遠華走私案被牽扯進去的官員的職務更高,人數更多,參與此案的政府官員有國家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廈門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廈門海關、廈門國稅局、廈門海事局、廈門商檢局、福建邊防總隊、銀行等金融部門的官員共達346人,其中廳級以上高官20多人。連中共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壹起經濟犯罪案件。涉案金額之大,人員之多,案情之復雜,經濟犯罪和腐敗問題之嚴重,觸目驚心。”

  至此可以說,自80年代以來,黑色經濟活動在中國政府的打擊中不斷成長壯大,其原因就是各級政府官員本人就是黑色經濟活動的積極參與者與庇護者。這壹點再次證明了中國的高度軟政權化:官員們獲取利益的前提就是破壞國家法律與官員們本應遵循的職業道德。

  七、地下經濟泛濫的嚴重後果

  地下經濟的泛濫使少數人得利,但是這少數人的得利是建立在全社會受損這壹基礎之上。經濟學家忽視地下經濟的存在,其結果使自己對中國經濟狀況的分析嚴重失真。政府根據這些不實的數據和錯誤的理論去制定政策,只會使地下經濟更加泛濫。

  概言之,地下經濟的嚴重後果可以從這幾方面進行概括:

  1、地下經濟破壞公平競爭的原則,幹擾市場進入和退出規則的實施。地下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往往沒有經過規範的市場準入過程。如地下工廠以及走私販私者,根本不具備市場主體資格,他們用非法手段進入市場,從事經營活動的成本很低,更兼他們的利益是建立在消費者利益受損的基礎上,其行為短期化的特徵很明顯,通常是打壹槍換壹個地方,撈足了就壹走了之。正是由於他們的大量活動,整個市場秩序陷入混亂。

  2、地下經濟嚴重打亂了人力、物力資源的分配,極大地嘲弄了以勞動生產率為本位的分配法則。使人們看到以投機或機會為本位的分配法則更有利可圖。中國這些年來以機會為本位,憑借關系網和投機進行分配大行其道,就是黑色經濟盛行的結果。

  3、黑社會經濟的大量存在是對政府和法律尊嚴的極大蔑視。由於黑社會經濟鼓勵違法和投機取巧,最終導致守法者和違法者的收入出現相當大的差距。中國現在有句民諺,叫做“犯大法掙大錢,犯小法掙小錢,不犯法不掙錢”,就是針對守法者和違法者之間收入倒掛這種嚴重不公現象而發的。其結果是嚴重扭曲了人們的道德觀念,毒害了社會心理,使人們普遍寄希望於投機取巧,引導了更多的人鋌而走險去幹違法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被迫在有限的國家財政中,不斷增大懲治犯罪的公共支出投入,形成了壹種惡性循環。

  4、使政府的統計數據嚴重失真。大量的黑色經濟--黑色收入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分配和消費方面所公布的數據均蒙上了壹層不可信的色彩。由於大家都覺得統計數字摻水。近十余年來,每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人大代表們對中國的統計數據的真實性提出質詢,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則要按慣例發言,力陳數據的可靠性。 2002年對中國統計數據的懷疑已經不再局限於中國國內,國際社會對此已產生普遍的懷疑。

  從目前的情況看來,降低黑色收入的最佳方法莫過於通過法律懲處來加大犯罪的經濟成本,使犯罪變得無利可圖,進而達到減少或制止犯罪的目的。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加利.S .貝克,就是因他將微觀經濟分析的領域擴大到非市場行為的人類行為及其相互作用的廣闊領域,而摘取經濟學研究桂冠。

  與同時代經濟學家有著顯著區別的是,貝克研究分析的社會問題常超出壹般經濟學家考慮範圍之外。他在其名著《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中,集中論述了罪與罰,亦即犯罪行為和對付犯罪的公共政策問題。貝克根據自己對社會犯罪行為的長期觀察,認為犯罪實際上是壹種“經濟活動”,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是因為他預期犯罪收益大於成本,所以犯罪是在權衡各種謀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以後作出的理性選擇。貝克因此提出,對付違法行為的最優公共政策就是提高違法成本,使違法“不合算”。

  貝克認為,壹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壹是直接成本,即實施犯罪過程中發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經費、作案時間等直接用於犯罪的開支。二是犯罪的時間機會成本。由於壹個人把壹部份時間用於犯罪,那麽通過合法活動謀利的時間就會減少,由此自動放棄的經濟活動可能產生的純收益,即為犯罪的機會成本。三是處罰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機關偵破並被判處刑罰對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壹流的罪犯就是用最小的犯罪成本獲得最大的犯罪收益,而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則是通過壹系列社會公共政策,使罪犯的犯罪成本最大化,最後達到減少犯罪率的目標。鑒於此,貝克特別強調,壹個人犯罪以後被捕的概率比監禁期限有更大的阻遏犯罪作用。

  借用貝克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現狀,會發現壹個非常危險的傾向:黑社會力量滲透社會的範圍越來越廣泛,上述那種官黑結合的直接結果是大大降低犯罪成本,使犯罪分子的受懲罰概率降到最低。而只要犯罪成本低於守法的成本,那麽“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就還會存在,黑色經濟活動就不會停止。本章列舉的大量事實證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官黑結合的結果就是不斷推動中國基層政權的黑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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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3 03:23:24 |显示全部楼层

2020年8月17日,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官方通报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通报提及其“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

蔡霞今年以来因为一个“倒习”录音引发关注,她在录音中不点名批习是黑帮老大,称中共是“政治僵尸”,要求习下台。

录音内容要点包括:

1、中国经济搞到这一步,不能往前推进,是因为体制本身已没有出路,改它没有用,这个体制根本上要抛弃它。但不是要闹革命。

2、就是中共现在这个理论根本上出了问题,要铇根。

3、中共已是一个“政治僵尸”,习(未点名)完全成了一个黑帮老大,谁想出来挽救这个危局都不可能。

4、这个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出路是请这个人下去体面的去二线养老去,重新拨乱反正。

5、如果不解决这个人,这个体制就是自由落体,五年之内,中国会经历一次大乱世,乱世出枭雄,然后重新来。

蔡的这个讲话未知具体时间,而其党内改良意见在海外民运圈引爆争议。历史学者辛灏年公开说,赞成习下台,但中共必须下台,不是习一个人的事。

蔡霞5月30日在社媒上发表的关于对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的看法,直言: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但香港的治权是香港人民的,而香港的地位和秩序是全世界的。中共现在毁坏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毁坏香港作为一个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挑战全球。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是为了维护中共少数人的专制统治而强暴香港人民。

蔡霞说,表面上看是中共威胁挑战香港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是威胁全球秩序和人类文明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中共与全球为敌,尤其与人类文明为敌。中共是人类公敌。

观察人士认为,从蔡有关港版国安法的发声可见,她已和中共决裂,与该段录音中的党内改良思想大为不同。

曾经发表批习文章的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7月23日被开除党籍,外界普遍指,他是因言获罪、遭到“政治迫害”。蔡霞曾在外媒发文称“任志强刚正不阿,从不屈服于权势淫威,始终坚持真话直言”,批当局“千方百计对任志强施于恐怖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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