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轉載者的話

      本文作者現在是商業資產階級右派與市場自發秩序的辯護士，本文是本文的作者還沒有被商業資產階級右派收買之前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引發的社會危機的本質，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人口.就業與犯罪

　　在制約中國未來發展的諸種因素中，有許多是在短期內人們看不到其潛在危險的因素，但它們卻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長期的制約作用，如人口問題。本章專門分析人口、就業與犯罪的關系。

　　壹、二元經濟結構中的農村城市化

　　1、龐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與狹窄的就業渠道

　　中國和所有不發達國家壹樣，人口增長率高，人口增長速度快，勞動力的供給大大超過需求，結果是大量的失業－－公開的、隱蔽的失業和不充份就業。

　　中國人口在1995年2月15日就已達到12億之多，2000年中國第5次人口普查人口達12.95億（不包括港澳地區，也不包括那些在戶籍上沒登記的人口）。但這壹數據顯然低估了中國的實際人口數目。因為戶均3.44人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城市家庭人口保持在這個數據還勉強可信，農村戶均人口不可能如此之低。2005年，中國終於宣布人口規模已達13億。

　　中國的人口－資源狀態相當特殊，傳統小農經濟結構的特點就是生殖人口的無限沖動。而1949年以後建立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了大部分糧食按人頭均分的分配機制，在口糧不足的情況下，單身壯勞力的口糧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寬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這又加劇了農村人口的生殖沖動。改革開放後恢復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人口生殖狀況同樣令人焦慮，許多民間進行的調查都指出了這壹點。

　　據對廣東電白縣正北豐村的調查，該村1980年有252人，人均0.6畝水田和0.4畝旱地（共1畝）；而到1998年該村人口已達536人（不包括遷出的6戶共32人），而由於征用、建房等原因，人均耕地已不足0.28畝。壹個生育周期（20年）不到，該村人口就翻了壹番多，全村沒有壹戶是獨生子女，戶均超過4胎，最多的達15胎（存活12胎）。在當地村社文化中，家庭擁有兒子的數量仍然決定著壹個農戶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對節育並無認識，不會揭發超生現象。[1] 安徽省蕭縣大屯鎮徐屯村村民曾向《半月談》記者反映：從過去的老支書到現任村支書、村主任，多年來就壹直公開出賣準生證，將此做為“發家致富”的捷徑；第壹胎價格從30元上漲到了200至300元，生多胎的則漲至上千元；幾年來該村先後賣出準生證200多個，村幹部藉此收款約3萬余元；村幹部自己也帶頭超生，現任支書40多歲，有3個兒子，其長子又生了3個孩子；負責計劃生育的幹部張某30多歲，生了4個孩子，村委會主任的兩個兒子生了7個孩子；老支書的侄子生了5個孩子。該村上報人口2,106人，而實際人口已超過2,330人。[2] 筆者到過的農村，發現農民家庭很少有獨生子女戶，均是多胎化生育，“有權的憑權生，有錢的買著生（付超生罰款相當於買超生指標），無權無錢的就逃著生（逃離本鄉以便超生）”雖然計劃生育號稱是“基本國策”，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實際上卻將計劃生育罰款作為壹種尋租的機會，聽任農民多生、超生，罰款收入主要用於改善幹部們的福利或修建鄉村幹部的辦公場所。各種渠道的信息表明，很多鄉村的計劃生育實際上處於失控狀態，實際人口數與上報數嚴重不符。如1991年至 1998年四川省就清理出漏統人口40.72萬人。[3]

　　但即以官方承認的數據而論，中國人口也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22％，而中國的耕地卻只占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人均耕地已降到預計下世紀中葉才達到的1.2畝（0.08公頃），已達到嚴重超負荷承載的極限。

　　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國家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存在著壹個相當獨特的現象，在農村耕地面積總體減少與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時，農戶總戶數卻在增長。這壹現象正好與農戶總數減少、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1978年，中國耕地面積為99,938.5千公頃，人均1,030平方米、戶均耕地面積 5,730平方米；到了1995年，在耕地面積下降了4.5％、變為94,970.9千公頃時，人均面積卻銳減24.3％，降至780平方米（0·078 公頃），戶均面積銳減28.8％至4,080平方米（0·408公頃）。[4] 這個驚人的下降速度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繼續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增加。這種耕作規模小型化距離現代農業所要求的農民人均耕種面積相距越來越遙遠。

　　而更危急的是這個龐大的人口基數增長慣性將壹直延續到21世紀中葉。據人口專家們測算，假如總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總人口高峰可以控制在15億。而如果按目前這種趨勢發展，到21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將達到17～18億，這個數目，無論如何都使人感到不安。因為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資料，中國的整個自然環境最多能容納15～16億人口，許多短缺性資源能容納的人口低於10億。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規模在21世紀第2個10年末將達到環境的最大容量值。據粗略統計，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1/3要用於新增人口和安排就業及退休人員。中國社會在長時期內將存在的經濟社會問題，如就業、新生貧困人口、社會治安等壹些社會難題，無壹不和人口過多有關。

　　人口問題的實質，是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矛盾，是人口無限增長的趨勢與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空間、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人口的膨脹給整個環境帶來壓力，影響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已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約因素。這壹點，在2000年表現得尤其有象征性。這壹年，中國自稱經濟已經初步復蘇，改變了連續幾年增長速度下降的趨勢，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達到8％。然而就在中國自稱的經濟繁榮背後，社會狀況並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好轉。具體表現在：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就業狀況沒有好轉，各種社會問題仍在繼續惡化。這幾項指標中最重要的是就業狀況。從1997年以後的情況看，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多少新的就業機會：

　　表8～1：中國GDP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 　年 份 GDP增長率 就業率  1997年 8.8% 1.1%  1998年 7.8% 0.5%  1999年 7.1% 0.89%  2000年 8.0% 0.79%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數據，可計算得出中國的真實失業率至少為20.2％。 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必將成為中國最為嚴峻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從2001年開始，中國將失業率改為“登記失業率”，意謂去政府勞動部門登記的才算失業人口，未登記者不列入失業人口，已經純粹是政府在玩概念遊戲，國內亦無人將這壹統計數據當真。面對各種質疑，政府部門只得出面解釋：“城鎮實際失業情況確實和登記失業率存在壹定偏差，前者的數字要大於後者。”[5]

　　2、“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下的農村城市化

　　在分析中國城鄉關系、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轉移等問題的時候，必須要借用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 1915～，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這壹理論認為，所謂“二元經濟模型”有三個特徵：第壹，它包括“現代的”與“傳統的”兩個部門，現代部門通過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動力而獲得發展；第二，在提供同等數量與同等質量的勞動條件下，非熟練勞動者在現代部門比在傳統部門得到更多的工資；第三，在現行工資水平下，對現代部門的勞動力供給超過這個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有趣的是，據這位經濟學家聲明，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勞動力過剩”這壹個詞來表述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無限供給（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這壹事實，而用“在現行工資下，對現代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彈性(Elasticity of Supply) 是無限的”這壹頗學術化的語言來表述同樣的事實。

　　但中國的情況不同於壹般發展中國家，不但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把十多億中國人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類別，維持這種結構的是有關社會福利的13種制度（從90年代中期起，有些制度如糧油供應制度等己廢除）。考察中國農村城市化道路，就會發現其受制於“二元社會結構”而產生的種種特點。

　　中國農村城市化道路開始於80年代初期。可以說這條道路上有三個裏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在這壹決定中，中國政府第壹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農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發出了壹號文件，允許農民進集鎮經營第二、第三產業，但是國務院發的《關於農民進集鎮問題的通知》中則規定不許進縣城，有些大膽壹點的省自行開了口子允許農民進縣城；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幹決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鎮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務工經商。這三個中共中央文件，是推動中國城市化的三個裏程碑。經歷過近20年的曲折發展，壹大批繁華的小城鎮掘起，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小城鎮發展特別迅速。但從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鄉鎮企業發展的遲緩，中國小城鎮的發展又進入停滯狀態。中國政府在中國發展大城市以帶動區域經濟還是發展小城鎮以推動鄉鎮企業發展方面壹直舉棋不定。

　　必須指出的是，上述三個文件中用的“允許”壹詞，多少表明了中國農村城市化的被動特點。中共中央制定這三個文件時，不得不考慮中國城鄉經濟差距大，現有城市就業擴張能力和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有限等客觀因素，維持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也正因為如此，中國至今還保持著典型的城鄉分立的二元社會結構。

　　隨著城市經濟建設的發展，每年都有至少5,000萬農民工湧向沿海城市（此數目不包括流往當地城市的農民工）。壹個被廣為引用的數據是：目前中國4.4億城鎮人口中，農民工人數已達1.4億，[6]如果再加上在鄉鎮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全國農民工總數則高達2.5億。[7]但是在戶籍制度的管理下，農民進城務工首先要辦妥相關手續，否則就會成為城市裏清查的“三無人員”－－“三無人員”是中國政府自90年代以來創設的壹個名詞，指“無合法證件，無合法住所，無固定工作的流動人口”，即俗稱“盲流”。以北京市為例，壹個外地農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需要辦理的證件多達6、7種。這些證件包括：《流動人口證》，《暫住證》，《就業證》，《健康證》，育齡婦女的《婚育證》，《職業資格證書》等。為辦理這些證件，來京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且上述證件不少是需要每年更新的，也就是說，來北京打工者每年需要支出壹筆相對於他們的收入來說價格不菲的支出。[8]其他城市的農民工所需要辦理的證件與北京市壹樣。

　　面對這筆不菲的付出，許多人選擇了逃避。據官方估計，外來人口中辦理了暫住證的約占89.6％，而外來人口中78.2％的人為務工或經商。據此估計，在京務工、經商的外來人口仍接近200萬人，而發放《就業證》的額度僅為95萬張。由此推之，黑工的數量應在100萬以上。[9]

　　二、城市化滯後引起的問題

　　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水平為78％，最高的達92％，中等收入國家為60％。而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官方估計己達30％。盡管這壹估計過高，但仍然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僅與印度、印尼等國相近。由此可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即使就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來說，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城市結構極不協調：

　　壹是城市規模過大，大城市過多，中小城市發展滯後。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在10萬以上人口城市人口中的比重為43％。而日本、美國等國在城市化處於30％的水平時，百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占1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僅為33％；中國10～30萬人口的小城市在10萬以上城市總人口中的比重為27％，而英國、法國都在60％以上。這壹特點說明，中國的城市化趨勢與世界上的壹般趨勢正好相反。

　　二是地域分布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城市發展嚴重滯後。

　　三是城市產業結構失衡。主要集中在工業，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後，特別是交通運輸業和市政基礎設施發展滯後。

　　城市化滯後是中國非典型化的工業化發展的壹個嚴重缺陷，它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

　　1、二元經濟矛盾不斷拉大

　　改革以前，中國重工業超前發展和城鄉隔絕制度下的城市化進程，造就了十分懸殊的二元經濟結構。

　　1985年以來，由於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緩慢，使二元經濟矛盾又進壹步拉大。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大量勞動力滯留在比重不斷下降的農業上，導致農民收入不斷下降，農民與非農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據國家統計局對29個省、市、自治區6.7萬戶農戶的抽樣調查，1994年前三個季度，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為838.4元，增長33.6％；而城市職工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38％（據說有瞞報的可能），高出5個百分點。[10] 根據有關統計資料測算，1997～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僅增長4.0％，比1979～1996年年均增長16.0％的升幅回落了12個百分點。更為嚴重的是，1997年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僅很低，而且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97年為8.5％，1998年3.4％，1999年 2.2％，2000年進壹步降到了2.1％。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50元，增長8.2％；農民人均純收入2,366元，增長 4.2％。較城市低4個百分點，城鄉差距繼續擴大。[11]2003年，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為1：3.23，即3.23個農民的收入相當於壹個城鎮居民的收入。[12]

　　2、鄉鎮企業的低層次發展

　　中國農民壹直存在從農業部門向比較利益較高的非農業部門轉移的強烈沖動，然而由於城鄉隔絕的“戶口”制度的限制，基本上是離土不離鄉，實行就地轉移，轉移半徑不大。農民既不將非農產業看作自己的長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農業也不給農民提供穩定的工作機會。另壹方面，由於城市化發展滯後，農村工業被迫就地發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應”十分低下。正是由於存在這些問題，中國的鄉鎮工業長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層次上，難以進入現代化工業層次。到後來，這壹問題是造成鄉鎮企業發展勢頭減緩，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國的鄉鎮企業因其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壹直被視為中國經濟改革中壹項引以自豪的成就。1996年是中國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勞動力最多的壹年，超過1.3億人。此後，隨著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日益凸顯，鄉鎮企業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它們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這些企業開始調整、收縮、整編、改制、淘汰。自1996年以後，鄉鎮企業連續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上千萬勞動力。這就使得“離土不離鄉”這條路對於廣大農村低素質勞動力來說，已經不再是壹條暢通的坦途。1996年以後的三年中，鄉鎮企業的增長率都低於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經跌到14.2％。與此同時，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也日漸枯竭，1996年以後的三年當中，鄉鎮企業的就業人員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在減少，2000年以後，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員已經遠遠低於1.2億人。[13]

　　正當鄉鎮企業開始吐出農民工時，城市吸收農民工的大門也同時變窄了。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壹直用銀行貸款餵養低效率、高浪費、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雖然暫時維持住了表面的經濟增長和城市就業，並得以回避國有企業改革這壹在意識形態、社會控制政策諸方面令政府極為頭痛的難題，但卻為銀行埋下了壞帳高築、風險叢生、金融系統可能崩潰的隱患。90年代下半期，為了挽救金融系統免於崩潰，政府不得不部分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政策，結果國有經濟部門立刻陷入破產與半破產困境，數千萬國企職工陸續下崗。為了減輕城市就業壓力，自1996年開始，中國4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都制定了壹些規定，要求企業雇傭勞動力時必須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從而限制外來勞工的就業，減輕本地的就業壓力。

　　3、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緩慢

　　第三產業要依托於人口、工業相對密集的區域，這樣才能發揮其服務功能的規模效益。由於城市化滯後使人口和工業分布過度分散，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大大延緩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從而使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變動，都大大偏離世界工業化發展壹般規律的標準結構，由此把中國的大多數人口排斥在現代工業文明之外。

傑瑞米柯賓

三、農村勞動力大轉移－－民工潮

　　目前中國4.2億農村勞動力中，至少有1.6億剩余勞動力，按政府公布的數據，90年代中後期鄉村勞動力年平均增長2.07％，而鄉鎮企業平均每年吸納 570萬人，即使在鄉鎮企業發展勢頭最旺的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也只能吸納農村全部剩余勞動力的26.6％。在此情況下，這些剩余勞動力必然要到城市中尋求出路，這就是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原動力。中國傳媒將此現象稱之為“民工潮”。

　　“民工潮”的湧現是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必然產物。簡言之，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勞動力轉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使農村出現了勞動生產率低、農產品商品率低、農民收入低的“三低”現象，累積了十分突出的社會矛盾。在農村就業機會日漸稀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尋求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實為時勢使然。

　　1、“民工潮”的社會效應

　　大量農民工進城，給中國的城市管理帶來了空前的困難。關於其社會效應，社會各界討論得很多，基本上都承認有正負兩方面效應。得到社會壹致公認的正面效應是：

　　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對輸出地區來說，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增加了農村社會購買力。農民將部份收入用於發展第二、三產業，為農村勞動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所謂“出去壹個，脫貧壹窩”的說法就是據此而來。壹部份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領域後，使另壹部份農業勞動力得到更多的農業資源，為發展規模經營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如人口數量為全國之冠的四川省，每年多達600萬的出省打工人員為四川賺回了140多億元的勞務收入，成為該省發展本地經濟的壹大資本來源。對輸入地區來說，從外地引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促進了本地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彌補了本地經濟發展中勞動力的不足。

　　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不僅激活了生產要素，溝通了城鄉關系，促進了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壹體化轉變，還有力地促進了全國統壹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並帶動了戶籍、就業方面的制度改革。此外，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使農民開闊了視野，接受了許多新事物，這對提高農民素質起到了壹定的積極作用。不少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直接受到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開闊了視野，學到了本領，他們當中很多人回到鄉下後，成為當地鄉鎮企業的技術骨幹，有的還成為農民企業家。

　　勞動力大規模跨區域流動，是對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第三次大沖擊。改革以來，中國農民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三次大沖擊，第壹次沖擊是農民用家庭承包責任制沖擊人民公社體制，第二次是農民用鄉鎮企業沖擊毛時代把農民排除在外的工業化方式，第三次沖擊是農民通過以尋找就業機會為直接目標的自發性大規模跨區域流動，沖擊舊的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但這種沖擊帶來的欣喜還未過去，人們就已經發現，農村勞動力帶給城市的不僅僅是活力，還有許多問題。

　　對農民大量外流在農村產生的負效應， 社會各界的看法如下：

　　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對農業生產帶來了壹系列影響。首先，由於走出農村的絕大多數是有壹定文化基礎、體魄健壯、智力較高的青年農民，留下的多為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明顯下降，嚴重影響了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新技術的推廣；其次，“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流動，使多數人在向外流動的過程中，不肯輕易放棄耕地，即使有了穩定的非農產業工作時還是如此。這樣既使新增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獲得土地，造成耕地資源的分配和占有關系日益緊張；第三，外出人員無法經營土地，對土地實行粗放式經營，耕地撂荒或變相撂荒現象大量出現，許多地區的農田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嚴重老化。

　　2、無奈的城市詠嘆調－－生活安全感下降

　　近20余年來，中國處入壹種矛盾狀態：壹方面，在少數高等教育發達的大城市裏，科學技術有了明顯的進步，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在持續增長，需要不少受過訓練的高素質勞動力；另壹方面是農村教育的雕敝，新增的文盲半文盲高達1億，每年因貧困失學的兒童就達300萬之巨。這些人長大以後，根本就無法進入現代經濟部門工作，所以這種湧向城市的“民工潮”多少帶有盲目性。大多數民工並不知道城裏的實際需要，盲目奔向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於是在各大中城市，常常遊蕩著壹些身無分文，身無長技且無業可就的農民工，給城市的治安、衛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困難。近年來城市和交通線上的偷盜、搶劫、賣淫、嫖娼、賭博、販毒等各種犯罪活動，絕大多數都是這種流民所為。中國政府的許多政策，如計劃生育、衛生防疫、工商稅收、義務教育等政策，在這壹批人中根本就無法落實。

　　由於這些負面作用的存在，城市人對農民工的看法非常不好，認為他們的到來，劣化了城市的生存環境，破壞了社會治安，使城市人的安全感下降；而農民工則認為城市人非常勢利，瞧不起農村人。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例，該地存在大量外來勞務工，使該地的社會治安形勢近幾年越來越嚴峻，據公安局公布的材料，在深圳特區發生的搶劫、殺人、強奸、輪奸、賣淫、販毒等惡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這些主要來自各地農村的“三無”人員所為。北京市同樣也存在壹支龐大的民工隊伍，在對外地民工既感惱火且又需要的情況下，北京市政府於1995年上半年出臺了壹部《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希望在這部條例的規範和約束下， 1,000多萬北京人能夠和300多萬外地民工和平共處。

　　外地民工到北京、廣州、上海、深圳這樣的地方來打工，無壹不是抱著來賺大錢的想法。在他們的想像中，城市就代表金錢。在這些城市裏，簡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掙大錢。於是這些民工南下北上，東進西出，到處都湧現“民工潮”。在這些城市中，北京市和外地民工的關系很有代表性，這裏就以北京為實例，來剖析在“民工潮”沖擊下城市不堪其擾的“詠嘆調”。

　　據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的壹次定時普查資料顯示，北京的流動人口己達到329.5萬人，這些人己成為北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壹部份。保姆、清潔工、蹬三輪車的、炸油條、開餐館的，凡是臟活累活，北京人不幹的，外地人都幹。有關統計表明，北京市環衛、紡織、礦山、煤炭等臟、重、累行業中，總共雇傭 24萬民工。80多萬外地建築工人，是北京建築工勞動市場的主力軍。

　　由於外地民工幹的是拾遺補闕的工作，而且這些工作沒人幹還真不行，所以北京人最開始還是很感謝這些外地民工，各種輿論為此很叫了壹陣好。但好景不長，還在叫好聲余音裊裊之時，北京人就感到事情並非那麽美妙，他們發現了民工們許多缺點：他們隨意遺汙，破壞市容衛生；刺激消費，拉動物價上漲；商販們缺斤少兩，粗制濫造，所制作的大餅、油條據說極不衛生，讓人不敢吃……等等。最惱火的還是大批外地人進京帶來的治安問題，北京警方公布，在違法犯罪案件中，不少是外地民工所為，以1994年為例，刑事案件中，有46％是外來民工所為。為數眾多的盲流，搶劫偷盜、殺人越貨，簡直無所不為。特別是團夥犯罪相當嚴重。近 30個外地人聚居地，如新疆村、浙江村等，成了藏垢納汙之所，吸毒販毒的基地。北京人用兩句話來形容這些外來民工：無所不為（指工作），無惡不作（指犯罪違法）。至於廣州，且不談“民工潮”平時的壓力，僅是每年春節前後的疏散工作，就使廣州疲累不堪。[14]

　　對於老百姓來說，大量民工的進城，直接影響到就業和安居。對於政府來說，這些民工的大量存在，無疑給管理帶來了極大的難度。社會各界要求加強對勞務工管理的呼聲日高。1995年初，北京市304名人大代表提出提案，要求就此問題立法。壹部既要保護外地人建設北京的熱情，又要讓北京人滿意的《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就在這種情況下出臺。其它地方也開始采取各種措施限制民工的大批量進入。

　　3、城市對農民工的就業限制

　　商品經濟的要素是自由選擇、自由遷居、自由就業、自由發展。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相比，中國人現在已多少有了壹點這種權利。但是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要想實現這種夢，畢竟還有困難－－這倒還不完全是中國人故土難移的稟性使然，而是中國在目前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狀態下，勞動力呈無限供給趨勢，城市人口也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

　　就業形勢嚴峻，其實也不是新鮮話題，早幾年這片烏雲就已籠罩在部份城市人的頭上。不過那時城裏人還不怎麽擔憂，因為思維定勢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餓不死人，政府總會給大家創造就業機會的。部份需要再就業的職工，對重新安排的工作還挑肥揀瘦，嫌好道醜，這不幹，那不去。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這幾個城市中特別突出。壹直到1994年下半年，大家才知道失業這壹只“狼”這次是真來了。國有企業改革導致的失業問題，使生存空間本就狹窄的城市負累不堪，只好將敞開的大門關緊壹點。從1995年開始，壹些大城市已做了相應的調整限制措施，如北京、上海就出臺了壹些對外地流入其管轄範圍的勞務工、經商人員進行管理的法規，在某些行業限制使用外來民工。壹向對外來工特別寬容的深圳，從1995年開始，也采取了壹些措施，如對外來勞務工所從事工種采取限制的方法，規定某些行業象金融、郵電、駕駛、餐廚、話務員、打字員、會計員等，壹般不再雇傭外地勞務工。這些措施還不能被指責為“地方保護主義”，因為這些地方政策巧妙地利用了1994年11月勞動部頒布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該規定第五條為：當本地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經勞動就業服務機構核準，確屬因本地勞動力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員；用人單位需招收人員的行業、工種，在本地無法招足，或在用人單位規定的範圍和期限內，無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員時，方可跨省招用農村勞動力。這個規定的出臺，意味著對那些盲目進入城市找工作的民工們，城市的大門將不會再被輕易推開。

　　1996年10月中旬，農業部負責人齊景發在“全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交流會”上表示，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問題必須遵循市場規律，而不是政府包辦。他表示，計劃體制下由政府提供崗位安排就業的做法，在今天不僅不適用於城市，更不適用於農村。勞動力市場情況異常復雜，政府沒有能力了解和創造各種就業機會，以往城鎮勞動力安排的教訓已說明了這壹點。將來數以億計的農民就業問題，政府更是包不起，勞動力的供求銜接只能依靠市場來完成。這次會議傳達的信息可以被視為中國政府對待農村剩余勞動力政策的轉折點。

傑瑞米柯賓

四、勞動力的過度供給與農民工的悲慘處境

　　1、農民工的悲慘生存狀態

　　從1996年開始明確的從嚴控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已說明中國消化天文數字般的農村過剩勞動力（至少2億人）已經成為壹件不可能的事情。低素質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將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壹個瓶頸。

　　對城市來說，民工潮的波濤洶湧之勢確實已經暫時減弱，但對中國社會來說，這並不意味著問題已得到實質性解決。從1996年以後，無路可走的農民工象洪水般四處漫溢，據新華社2003年7月31日報道， 2002年，中國有9,400萬農民工流向城市，這個群體近5年來以每年500萬左右的數字增長。有關調查顯示，中國農民收入17%來自勞務收入，其中勞務輸出大省安徽和四川，這個比例高達30%，而農民收入增長的41.8%依靠外出務工。外出務工已經成為中國許多地區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壹。這種極度傾斜的勞動力供給市場使農民工的生存狀態陷入非常悲慘的狀態。

　　農民工離開家鄉之後，多在“三資”（港、臺、南韓投資）企業、鄉鎮企業及私營企業這類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這些企業具有勞動強度大、超時工作多、工資低、勞動保護設施差等特點，是中國勞動爭議及勞動事故多發的企業。壹般來說，農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幾種侵犯：

　　（1）勞動強度大，勞動時間長。廣東沿海地區的三資企業2/3以上都需要超時工作，有時甚至發生工人過勞死現象。筆者1998年12月就曾親自處理過壹起民工過勞死事件，年僅25歲的江西農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制衣廠打工，被老板強迫連續工作48小時而活活累死。壹份調查報告曾談到河南省私企竟有2/3強迫工人超時工作，有的農民工每天的工作時間竟達14小時以上。[15] 另壹項專門針對非公有企業（含三資企業與私營企業）女工的調查表明，每周工作44至48小時的女工占被調查者的41·1％，壹周工作在49～56小時占 22·9％，每周工作57小時以上的占10·2％，其中最長者竟達84小時，而政府規定的每周勞動小時只有40小時。[16]

　　（2）各類工傷事故頻繁。這裏僅以“三資”企業較為集中，現代文明程度較高的深圳為例。據調查，深圳每天都要發生工傷事故30～50起。該市工廠集中在寶安區與龍崗區，1997年寶安區共發生工傷事故6,865宗，龍崗區發生4,000起。據社會保險局說，這還只是參加了工傷保險的事故，“私下了結”的不在此計算當中。[17] 1998年深圳市外來農民工傷殘11,415人，死亡80余人。[18] 作為對外展示中國現代化成就的深圳尚且如此，其它地區農民工的待遇則更糟糕。尤其是在私人承包的各類礦山，死亡等工傷事故經常發生。根據作者多年搜集到的不完整統計數據，可以看出農民工的工作條件之惡劣：1990年全國礦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19] 1995年礦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20]據壹份中國監察部網發布的最新的統計，2003年全國礦難的死亡人數達 6,177人，2004年全國共發生煤礦事故3,639起，造成6,027人死亡。[21]

　　但上述數字遠非全部。2001年廣西南丹煤礦事故發生後，人們才知道每年該礦向外公布的死亡人數遠遠少於真實死亡數字：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報了57人；2001年1至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報了94人。[22] 而這類瞞報事故中死亡人數的事情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2001年12月30日，江西萬載爆竹廠發生大爆炸，此次事件發生後的18天，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舉行了有關生產安全的新聞發布會，會上壹些記者就壹些地方政府抗拒輿論監督並毆打新聞記者壹事提問，該局主持會議的壹位副局長竟然作出如此回答： “安全生產事故的報道，原則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應該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對事故的現場報道，傷亡人數，處理情況應該遵循統壹調度。”[23] 據新華社2003年2月24日（星期壹）壹條簡短的消息，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的統計數字透露：2002年壹共發生各類事故107萬起，接近14萬人死亡，其中工礦企業發生的事故就多達14,000起，大約15,000人死亡；發生了26萬起火災，死亡2,400人－－每次事故只死亡了壹個人，每100起火災只死亡了不到壹個人，這種在政府“統壹調度”下公布的統計數字實在讓人難以相信。

　　（3）工作環境不安全，職業病高發。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壹些港臺資企業的工作環境差，沒有勞動保護設施，急性職業中毒事件時有發生。截至1997年，中國塵肺病人累計有53萬，其中12萬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約6,000人。[24] 據2000年國家衛生部發布的統計報告，當年各類職業病共發生11,718例，比1999年增加了14.5％。在總病例當中，塵肺病占77.7％，慢性職業中毒占10.2％，急性職業中毒占6.7％。[25] 其中最典型的是急性苯中毒事件，1999年1月～2月，福建省閩清縣如意箱包廠發生急性苯中毒6起，其中壹人死亡；與此同時深圳龍崗龍興皮件廠也發生苯中毒事件。據披露，福建制鞋業是主幹行業，因此也是苯中毒大省，截至1999年，該省已經有200多人死於苯中毒。[26]1997～1999年，上海市郊區壹家鄉鎮辦制鞋廠投產3年，就發生慢性苯中毒事件18例，中毒工人患再生障礙性貧血，壹名女工死亡。鉛中毒之類的事情也時有發生。[27]

　　（4）拖欠、克扣工資現象嚴重。這在私營、港資、臺資企業中時有發生，這些企業的老板認為這是控制與管理的經濟手段。1998年各級勞動仲裁委員會僅受理勞動報酬案件就高達31,396件。[28]另壹項調查表明，在中外合資企業中因勞動報酬而引起的勞資沖突占各種沖突總量的75.8％。[29]2000 年6月～12月，深圳市華清苑建築工地老板拖欠2,000多工人工資達1,000多萬元；深圳明思克置業老板共拖欠53名員工工資18萬元，悄悄潛逃。 [30]2001年2月9日，浙江義烏市蘇溪鎮徐豐餅幹廠工人徐冬根向廠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資，竟然被暴打身亡。[31]1999年1月至2月，哈爾濱《新晚報》記者金火與她的同事壹起為3,000多名打工者討回欠薪400多萬元，被傳為壹時美談。[32]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對農民工維權成本做了壹項調查，得出以下結論：農民工討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據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而為索回這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元的成本。[33]

　　（5）人身虐待時有發生。近年來這類事件著名的有：1998年廣東東莞清溪鎮展翊廠（臺資廠）接連發生40多位農民工發生斷指工傷事故，該廠工人經常被工頭毆打。[34] 2000年1月，上海浦東南匯四川打工妹劉文英因要辭工，惹怒老板夫婦而被砍斷兩根手指。[35] 深圳大白豚桑拿中心經常對員工實行脫衣搜身，壹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師自2000年12月～2001年3月這段時期，被強制脫衣搜身39次。[36] 鄭州溝趙鄉玉林磚廠老板對待工人象對待牲口壹樣，工人每天從清晨4點要幹到晚上8點共16小時，吃的是發餿變質的黴米飯，人均居住地不到1平方米，動輒就得挨監工與打手的毆打，有的工人被打斷胳膊，得不到醫治而殘廢。工人連辭工的自由都沒有，每天被嚴加看守。[37]盡管無法得到關於全國傷殘農民工的數據，但據報道，1998年僅深圳市發生農民工工傷事故就有12,189件，其中90%以上是斷指、斷掌或斷臂。[38]

　　上述企業的老板之所以有恃無恐，就在於得到當地政府官員與國營大礦負責人的支持。已有不少調查材料表明，事故頻發的小煤窯之所以能夠大量存在，與地方政府將其視之為小金庫有關。湖南永新縣郊鄉的鄉幹部每天輪流到該鄉的小煤礦“值班”，其實就是收“規費”，每天1,200元。[39] 還有的小煤礦就是國營大礦的負責人開辦，再承包或賣給其他小礦主，用以謀利。由於上述這些人構成了壹個利益共同體，所以每當小煤礦發生事故後，當地政府與國營大礦負責人總是隱瞞包庇。[40]

　　2、就業與犯罪

　　中國的人口壓力，早已從各方面顯示出來。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實際上生活在兩個隔絕的世界裏，壹個是都市中國，壹個是鄉土中國。同壹個中國的這兩部份的差距，是每壹個中國人都能非常明顯地感覺到的。從社會生產能力來講，80％集中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農村。人口的分布則正好相反，30％分布在城市， 70％則集中在農村。這種生產能力的大小和人口數量多少的不相協調，在世界各國中，以中國為最。其直接的結果，就是農村人口的大量過剩，而政府統計失業人口時，這些農村的過剩人口並不在統計之列－－毛澤東時代將“人口過剩”視為“資產階級謬論”，根本就不承認中國存在“人口過剩”。日趨激烈的人地矛盾壹直存在，只是在強有力的政策約束下，人們無法走出“黃土地”。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政策的松動使農民走出“黃土地”有了可能。無法再在生存空間日趨狹窄的農村裏生活下去的農民們，只有往城市裏擠，給擁擠的城市帶來了很多問題：城市居民抱怨失去了生活安全感；計劃生育部門抱怨超生遊擊隊使人口增長處於失控狀態；勞動部門抱怨他們搶去了城裏人本來就不怎麽富余的飯碗，使本來就嚴峻的失業問題更為突出；公安部門抱怨流動人口使城市的治安形勢變得相當嚴峻。總之，社會無法再忽視這壹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湧入城市，由於其數量往往超過就業崗位的實際需要，結果使城市裏常常流動著不少身無分文又無事可做的民工，這無論是對城市的治安管理，還是民工本身的發展都極其不利。

　　近年壹個名叫傑裏米·裏夫金的美國人寫了壹本書，叫做《工作機會的終結：全球勞動大軍的萎縮與後市場時代的來臨》。作者在這本書中說，當今世界上兩大突出問題是就業與犯罪，這兩個問題是交織在壹起的。人們失去工作機會會導致“出現壹個無法無天的階層”，這個階層以犯罪為最後的手段。如果將中國的人口、就業和犯罪率這幾者聯系起來，會發現其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安分守已是和安居樂業聯系在壹起的，既然連安居樂業都沒有辦法做到，那就只有壹途：掠奪別人的財物以維系自己的生存。

　　大量資料表示,用“犯罪浪潮”這個詞來形容中國目前犯罪率逐年上升壹點也不為過。1995年全國共判處殺人、搶劫、強奸、流氓、爆炸犯罪、涉槍犯罪、帶黑社會性質的集團犯罪、毒品犯罪、拐賣婦女及兒童等犯罪分子共274,914人。1999年全國法院全國法院全年共審結壹審刑事案件539,000余件，比上年上升12．27％；判處犯罪分子663,518人，比上年上升14．02％。2001年刑事犯罪繼續上升，高達729,958件。[41] 根據各地被捕罪犯的身份來分析，犯罪率高發群體就是上述社會邊緣化群體。這些邊緣性群體成員的犯罪動機，不能用西方社會犯罪學中常用概念來說明。

　　西方社會總是用犯罪者的反社會態度來說明其反社會行為的根源，而中國這些邊緣化群體的犯罪現象卻很難用反社會態度來說明他們的犯罪動機。事實上，通過對大量犯罪者素質的綜合分析，這些犯罪者都是半文盲或文盲，對整個社會根本就缺乏壹種系統的了解。他們的犯罪目的往往非常直接，主要指向是劫財劫色，尤其是財產型犯罪非常普遍。有些研究者認為現在社會分配不公導致財產型犯罪加速增長，是犯罪者反社會態度的壹種表現。這種看法是對當代中國刑事犯罪者素質的壹種過高估計，尤其是用於分析以貪汙腐敗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犯罪與以販毒或財產型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犯罪顯然已不合適。

　　中國邊緣群體犯罪之兇殘，既與他們長期以來的生活狀態有關，也與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缺乏人道主義精神，不珍視人的生命不珍視有關。這些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往往由於他們的家庭過度生育而處於極度貧苦之中，無法象正常家庭的後代壹樣獲得上學、就業及技能訓練的機會，這就使他們幾乎是“先天性”地處於社會邊緣狀態，在現代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這些邊緣性群體成員由於他們本身的素質，只有少部份人能憑借自己的能力抓住機遇，改變自己的邊緣性地位。因之他們比其他社會成員更直接地感到各種社會壓力。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他們都感到自己越來越無法發展自己的能力，開拓那不可知的明天，在感到自己有被文明社會摒棄的可能這種焦慮中，壹些人用犯罪手段來達到占有財物的目的自然就成了可能的選擇。在對很多“三無”人員犯罪實例的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些犯罪者的素質之低下：不少人在搶劫強奸以後，其活動半徑仍不超出原有活動區域，公安人員只要有點耐心守株待兔，不出幾天就能將人捕獲。這類情況可以說明這些犯罪者對自己的行為後果都缺乏了解。在犯罪者對自己犯罪動機的闡釋中，沒有幾個“三無”人員能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作出除占有他人財物沖動之外的任何解釋。只有幾個人認為自己因看到城裏人生活好而強烈不滿，仇視城裏人，而萌發要搶劫的念頭。2001年在中國轟動壹時的張君犯罪集團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於多子女的貧困農民家庭，張君自己就出身於有兄弟姐妹七個的多子女貧困家庭。這些人的共同點是家裏生活貧困，在農村找不到生活出路，又沒有進入現代城市經濟部門工作的技能與知識，最後在生活所迫之下鋌而走險，結成團夥搶劫殺人，以獲取金錢。從1998年4月至2000年9月1日，先後搶劫殺人22次，導致28人死亡。而就在張君被審判的同時，張君故鄉湖南安鄉就有壹批農村青年因為無業可就，提出向張君學習，成立新的搶劫集團，作案多起，安鄉城紛紛傳言出了“第二個張君”。 [42]

　　如果再進行深入分析，就會發現，犯罪浪潮叠起以及社會緊張程度與壹個社會的經濟“痛苦指數”有正相關關系。所謂“痛苦指數”由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構成，壹個國家的國民往往最容易直接由這兩者感知社會治道，並以此判斷自己的生活狀況在這壹社會中居於何種水平。中國在90年代中期以前經歷過高通脹的痛苦， 90年代中期以後通脹率雖然控制住，但城市裏各項加大城鎮居民經濟壓力的“改革”如住房改革、養老保險改革、教育收費制度改革等，使城市居民難以承受；而農村裏各種稅費的征收，也使農民無法承受。可以說，將這些因素相加，中國社會的“痛苦指數”高到社會成員難以承受的程度。

　　犯罪浪潮波瀾叠起，最終導致各種社會邊緣組織即黑社會組織與地方惡勢力勃興。在城市中主要表現為滋生了大量次生社會集團，在農村中則主要為帶黑社會性質的地方惡勢力。它們的存在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是這些黑社會組織與地方惡勢力的存在，竟與政府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傑瑞米柯賓

五、流民：黑社會組織的存在基礎

　　城市中出現的黑社會組織，其成員大多是遊蕩在各地的大量流民。從90年代開始，頻繁出現在報刊雜誌、電臺等傳媒上的“嚴打”壹詞，其目標就是針對社會上那些不勞動而又危害社會的刑事犯罪者。以1996年為例，從5月份在全國開始了百日“嚴打”活動後，每天見諸於報端的就是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以及還有多少“頂風作案者”落入法網。以後每年都要在全國各地開展“嚴打”，對“嚴打”期間被抓的人，總是從重從嚴判決。但是這種聲勢浩大的“嚴打”，卻並沒有使中國人感到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只要對中國國情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所謂“嚴打”對於中國日益嚴峻的治安形勢來說，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為不斷有新增的流民階層加入這支隊伍。電視裏面不斷曝光的那些刑事犯罪分子，無論是殺人搶劫、偷盜還是妓女（因為落網的妓女主要是俗稱“街邊雞”之類的下等妓女，真正的高等妓女以及“媽咪”們很少有落網者），壹望而知大多來自農村。各地警方也不斷證實，城市裏刑事案件大多數是這些“三無人員”所為。從“三無”這個名詞就可看出，壹個人只要落到這種“三無”狀態， 就意味著基本生存都成問題。

　　由此觀之，這些“三無人員”犯罪，並非全由於道德原因，而是因為無業可就。只是由於這些人素質低下，壹旦生存成為問題，或感到犯罪有經濟上的吸引力時，就很少受道德和倫理考慮的約束。

　　當今在中國的每壹個城市的邊緣，即城鄉結合部，都是流民聚集之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廣州和深圳。在北京的300多萬外來人口，由於親緣和地緣關系，自發聚集組合，形成了壹些不被當今中國社會體系所認可的“村落”，這些村落被傳媒稱之為“編外村”，既有按“村民”原籍劃分的“新疆村”、“河南村”，也有按職業劃分的“畫家村”。[43] 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流民聚合的形式則只有親緣和地緣為紐帶的利益組合，沒有職業的組合，但流民數量卻壹點也不比北京遜色。[44]這些大中城市到底容納了多少流民，恐怕沒人能拿出精確的統計數據來。以1996年5月廣州市在“嚴打”中進行的壹次小範圍調查為例，就可見“流民”問題之嚴重。在廣州林立的高樓大廈下面，還有不少被稱為“都市裏的村莊”的原農民村落。由於這類房子的租金相對便宜，外來人員多棲息於這裏。這些小小的村落裏，演繹著當代中國過剩人口大遷徒的人間萬象。在這些地方，幾乎可以看到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人，除了農民之外，也有不少來自大大小小城市的俊男靚女出沒其間，職業復雜。據說，廣州從改革開放以來，已包容了壹百多個這樣的村落。壹些負案在逃、帶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夥也藏身其中。隨著流動人口的增加，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近幾年整頓社會治安壹直是各地政府的重頭戲，從1994年開始，壹些地方已經提出“不能保壹方平安的官不是好官”這壹類口號，由此可見社會治安形勢之嚴峻。所謂“車匪”“路霸”到處都是，刑事犯罪案件越來越多，這種形勢迫使政府不停地開展針對社會犯罪的“嚴打”活動，試圖整頓日益失控的社會治安。據政府介紹，當前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問題是：重大搶劫案件明顯增多，接連發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單位、運鈔車、珠寶金行為目標，持槍搶劫巨額財物的惡性案件；車匪路霸行劫；殺人犯罪案件增多；壹些地方犯罪團夥活動猖獗，尤其是壹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夥和流氓勢力為非作歹、橫行不法、欺壓百姓，成為壹些地方治安混亂的主要原因；制販吸食毒品、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制黃販黃、賭博等社會醜惡現象在不少地方蔓延；相當數量的槍支彈藥、爆炸物品和管制刀具流入社會，對社會構成極大威脅。[45]

　　流動人口增加導致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從涉娼兇殺案件的多發就可以看出因果關系。如深圳市1995年發生的36宗涉娼兇殺案，被害者主要包括情婦、暗娼、鴇公、嫖客等四類人。在這些被害人當中，壹是無正當職業者多，占被害人總數的71.1％，二是外地人多，占總數的76.3％。作案手段主要是以下幾種，壹是劫財劫色。這些暗娼大多手無縛雞之力，且90％以上是外地人，且兼錢財來得容易，往往成為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標，嫖宿－殺人－擄財是作案者犯罪的三步曲。二是作案者以嫖為名，行劫殺之實。犯罪分子通常是將暗娼引至較偏僻的地方，殺人劫財。三是內外勾結，合謀劫殺。即暗娼或情婦將嫖客或情夫引至某預定的地點，與其他案犯合謀將對方殺死。據公安部門分析，由於色情活動是功利性極強的非法交易行為，只要雙方談妥條件，無需多加了解，便能達成“交易”。所以壹旦有壹方轉化為犯罪主體時，便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隱蔽性，而這種人往往是公安部門平時較難掌握的“邊緣”人物，即外來流竄者。[46]

　　大量的黑社會組織，就誕生於這些群聚的流民當中。以深圳龍崗在1996年6月抓獲的壹個特大販賣人口犯罪集團為例，這個集團就是壹個以四川籍流民為主、以親戚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黑社會組織。由於這壹團夥頗具規模，其運轉之“高效”也頗令人吃驚：從1996年1月至4月這壹段短時期內，竟經手販賣了300多名婦女。[47] 這些黑社會組織控制成員的手段主要是暴力和經濟手段。

　　指望這類流民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減少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不斷增生的過剩人口，只會使流民象滾雪球壹樣，越來越大。

　　六、值得警惕的女性犯罪比率上升現象

　　壹份名為“值得重視的犯罪群體－－女性犯罪調查”的文章指出，90年代以來女性犯罪人數急劇增多，比80年代中期平均增長了30％以上，占全社會犯罪率的 20％左右。[48]在販毒、拐賣人口、以及財產型經濟犯罪當中，都有不少女性。這點絕非虛言，以廣東省為例就可知壹二。1996年11月14日至15 日，廣東省婦聯、省女政法工作者在肇慶開會研討女性犯罪問題時曾指出，當前廣東女性犯罪呈現5大特點：壹是女性犯罪的數量和比重在增加，犯罪類型呈多元化發展。1995年廣東抓獲的女性犯罪分子已占抓獲案犯總數的1.9％，而到了1996年1－9月，抓獲的女性犯罪分子已占抓獲案犯總數的4％。過去，男女違法犯罪多為“男盜女娼”，而現在的女性罪犯中，則有殺人、販毒、拐賣人口等多種類型。1996年5月間破獲的以四川梁平縣的犯罪分子為主的特大拐賣婦女團夥，同樣有不少女性參予其中。因為在拐賣人口這類犯罪行為中，由女性尤其是表面上看來清純可喜的少女出面，行騙成功率相當大，不少受騙者根本不會想到和自己年齡壹般大甚至還小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蛇蠍心腸。[49] 二是犯罪人員呈多元化，案犯的文化程度普遍是初中以下，但高學歷、高層次以及中年婦女犯罪也占相當比例。如原省民政廳副廳長蘇鳳娟巨額貪汙、受賄案即其壹例。民航系統的劉伊平則貪汙人民幣50多萬元，曾麗華索賄受賄700多萬元。三是財產型、暴力型犯罪突出。1996年1～9月，廣東省女性參與盜竊、詐騙等侵犯財產罪人數約占女性罪犯人數的近八成。而暴力型犯罪每年以較快速度遞增。四是犯罪情節嚴重，手段兇殘。如在殺人傷害大案中，杜潤瓊壹連三個多月投毒致163人中毒，18人喪生。1996年7月6日在從廣州開往深圳的列車上發現壹具被切成7塊的女屍，其中頭顱還被油煎過，經查死者是壹位風塵女子，殺害她的竟是與其關系密切的另外兩位“三陪女”，目的是劫財。[50] 五是犯罪形式團夥化。這類犯罪女性多混同男性壹起作案，女性以色相引誘被害人，並起望風、接應、銷贓等作用。[51] 深圳市1995年破獲的張小建殺人集團，均是外來流竄人口，其中就有5名年紀不大的女青年，專門以色相引人入圈套，幫助其團夥殺人劫車、劫財。這類事情可經常見諸傳媒的公開報導。

　　女性犯罪留給社會的影響較之男性犯罪要深遠得多。這“深遠”說得壹點兒也不誇張，因為絕大多數女性最終都要成為母親，而母親則是兒女們的第壹位教師，在人格培養上甚至可以說是終身教師，她們的行為和思想方式必將從各方面影響下壹代。從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力之大這點出發，可以推想，這些犯罪女性結婚生子以後，她們那種被嚴重扭曲的道德觀和行為方式必然會通過言傳身教，從各方面影響下壹代。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有大量調查材料加以證實的事實。國外壹項權威調查表明，犯罪者有70％出身於父母有犯罪紀錄的家庭，凡是母親有犯罪紀錄的家庭，其子女有86％以上行為不良。那些從事妓女這壹“職業”者，其母親絕大多數從事過這壹行業或在性問題上持相當開放的態度。

　　女性犯罪率上升，對中國社會的傷害將是非常長遠的。正如拿破侖所說的那樣，壹個國家的未來在母親們身上。

　　七、“杜潤瓊事件”在人口問題上敲響的警鐘

　　人口問題帶給中國的負面影響已不容忽視，這方面已有發生於1996年初的“杜潤瓊事件”給中國人敲響警鐘。

　　1996年1月，廣東高要市金利鎮要西村村婦杜潤瓊連續投毒殺人的特大刑事犯罪案件披露以後，大多數人都覺得杜以壹個普通村婦的身份，竟想整肅社會十分荒謬可笑，而筆者卻從杜潤瓊殺人所持的理由－－社會問題叢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看到了這壹事件所蘊含的社會意義：人口問題必將成為社會危機的潛伏點。多年以前在寫《人口：中國的懸劍》壹書時，筆者己預感到會有這種局面的出現，只是它比我預想的來得更快，且萬萬想不到的是，竟然由壹個農婦用投毒殺人這種匪夷所思的非人道方式，來執行這種荒謬的“人口自然抑制”。

　　《嶺南文化時報》登載了壹篇題為“杜潤瓊臨刑前的妄語”的采訪，詳細記載了這位普通農婦那邏輯清晰、“理論”充份，顯得很有“道義感”的臨終自白。由於這實在是壹份不可多得的社會學研究資料，筆者將其中主要部份錄之於下：

　　記者：妳為什麽對社會現狀不滿？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現在社會上許多不正當的東西，都是因為人太多造成。社會治安不好，偷搶殺，民工沒活幹。毛澤東時代到哪個城市鋪頭都是食店，現在到處都是“雞店”（妓院）。毛澤東時代城市很少偷搶殺，現在經常看到。把毛澤東時代與社會現狀對比，覺得現在時代不正確。……社會不正當的，我們需要搞壹搞，對吧。

　　記者：壹個人可以通過許多正當的途徑去關心社會，不需要投毒殺人啊！

　　杜：海，將別人放毒殺害是不對的，但用放毒方法壹路去殺，人口就平衡了，自己認為怎樣公道就怎樣為自己做。

　　記者：妳是否認為現在社會不公平而造成妳的生活比別人差？

　　杜：為國家著想。樣樣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麽行？……我自己屬於窮的生活，我為大家著想。……我看大局顧大局。

　　……

　　記者：妳認為文革時期農民比今天富裕嗎？

　　杜：富就不富裕，但能長久平衡。

　　……

　　記者：妳平時總笑著摸小孩的頭，到時又讓他們吃毒藥，這樣很殘忍呀。

　　杜：為搞國事，唯有用這樣的治療方法，這不叫殘忍。

　　……

　　記者：妳懂宗教嗎？道教、佛教是怎麽回事，妳懂嗎？

　　杜：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槍，殺人應是這種方式。為辦好國家，要用這方法。

　　記者：妳在村裏被人稱“律師”？

　　杜：平時在村裏我和個個人都談得來，所以人人都說我好，為國家做事壹定要和群眾搞好關系，“啟民”很重要的。我壹向做人善，做善後要變成惡，才搞得成事，樣樣都隨人，怎麽搞得成？

　　記者：妳的這些思想是不是別人灌輸給妳的？

　　杜：我讀過三年級，是自己想的，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辦事自己應該的。

　　記者：妳怎麽評價自己的行為？

　　杜：社會人多亂，我用投毒治療方法做，為國家大部份，不是為別人說自己“肋”（厲害之意）。

　　－－杜潤瓊並非沒有自己思想的普通農婦，她對社會有自己的看法。這段話表明她有幾個“情結”：

　　壹是毛澤東時代情結；二是她意識到現在的社會有諸多問題；三是她感到人口壓力太大。她是廣東人，這個地方每年的“民工潮”帶來的諸多問題使她有這種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她自己的兒子高中畢業沒能就業，更使她對人口壓力感到可怕。她有思想但又不深刻，且兼認識有誤，於是便陷入了壹種危險的信念之中。在她做著這些滅絕人性的事情所持的那種自以為正當的信念當中，可以看到社會公共價值觀念己被扭曲到了何種可怕的程度。

　　杜潤瓊事件所發出的危險信號應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惕。

　　筆者認為，通過這壹事件，社會應該充份註意到這壹問題，即對改革究竟應該怎樣看？這方面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清醒認識的，沒有人會懷念反右、文革那種被剝奪精神生活，10億人民壹個大腦，赤裸裸地鼓勵虛偽和無恥的時代。更何況所謂“腐敗問題”“人口問題”等許多弊端並非改革所帶來的，它有著深刻的體制根源和歷史根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開始的那壹天就註定了中國的歷史命運。這壹點當然不是杜潤瓊這類農婦所能認識到的。她是壹個40來歲的中國農婦，所經歷的無非是“文革”和“改革”兩個時代，在其成長階段所吸取的精神營養都來自於“文革”時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育，這從她在法庭上說的“殺得屍骨成堆，繼續前進”那種文革式政治語言，以及她認為為了自己認可的“崇高”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去“辦好國家”的信念中可以得到證實－－因為這正是“文革”那種血腥的政治理想所培養出來的信念。杜的生存能力在平均主義盛行的年代裏沒有受到挑戰，而在社會轉軌期卻因其生活狀態受到懷疑。她個人自視甚高，卻沒能“發”起來，她對改革後的局勢判斷與其生存狀態有關。個人願望受挫後的失落，壹旦與對時代的錯誤判斷結合起來，就演化成對社會的慘厲報復。這種心態在中國有深厚的歷史土壤，從水滸英雄自以為“替天行道”就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到杜潤瓊自以為“為辦好國家”就可以用毒死別人的方法來控制人口，這兩種思想有壹脈相承的關系，似乎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在珍視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與珍視別人的生命與生活這兩者之間，始終沒有建立壹種因果鏈。

　　經過這樣壹件事情，至少可以使公眾更明白壹點：社會改革選擇從上到下有序進行的方式，是中國社會唯壹可以避免大的社會震蕩進行社會轉型的機會。對於社會來說，“流氓無產者意識”或曰“暴民意識”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敵。這幾年思想界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總結得已經很有水平，可惜這只是思想界壹部份人的認識。據筆者所知，有部份人居然還在設想通過“紅衛兵運動”來達到“均貧富”的目的，我不敢設想有那樣的事情出現，但我肯定那樣做的結果，只是使中國陷入無邊的苦難之中。

傑瑞米柯賓

八、人口問題：古老的祭壇

　　但是將眼光放長壹點，就會認識到人口問題確實是中國社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在杜潤瓊的法庭辨護詞中，她壹再聲稱自己殺人是“為國家，為人民”，是因為這個國家“不正當”，到處充斥著腐敗與犯罪，而罪惡的總根源則是人口太多，常規方式無法控制，她需以殺人方式控制人口，以便活著的人能夠過好生活。這種辨護的危險性在於其似是而非，很容易誘使素質低下的人相信並跟隨。說這種信念錯誤，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任何人都不擁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力；說它“似是”，是因為中國人口確實太多，很多問題都是由此而產生。

　　在《人口：中國的懸劍》壹書中，筆者談的主要是歷史，但其針對的卻是現實，是成書時的中國現實和歷史的對話。自寫完那部書以後，我很少再談中國人口問題。這倒也不完全是因為我個人興趣轉換到“國情研究”所致。而是因為我覺得人口問題對中國社會現在及未來的惡劣影響己無須討論，除了那些渾渾噩噩、毫無社會責任感的人們之外，控制人口增長的緊迫性應己達成朝野共識。

　　但是，不談論並不等於不再關註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壹直在觀察中國通過什麽樣的途徑來消化天文數字般的過剩勞動力，以及作為生育主體的農村人口的總體生育行為。因為我總有種預感：只要中華民族的大多數人不改變落後陳腐的生育習慣，我們最後必將受到大自然非常慘厲的報復。在人口問題這個古老的祭壇上面，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安定，以及文明和進步的積累，總是作為祭品擺在那裏。

　　人口壓力造成的環境汙染已不容忽視。（此處刪去壹段）在保護環境的長遠利益和快速脫貧二者之間，不少農村選擇了後者，對環境開始了掠奪性的使用。以淮河流域為例，該河流全長1,000公裏，流域面積270,000平方公裏，流經河南、安徽、山東、江蘇四省。兩岸農村為了發展經濟，開辦了不少用石灰法、鹼法和亞銨法制漿等對環境造成嚴重汙染的小型造紙廠。就是這條河流，每年要接納工業廢水和生活汙水23億噸，按國家地面水環境標準，幹支流總長約3,000公裏的河段，已喪失使用功能。環保專家警告，如再不采取果斷措施，5年以後，這條河將不再有任何用處。淮河兒女們終於受到了自己短視所造成的懲罰：從 1995年9月份以來，由於降水稀少，大量工業廢水滯留於淮河，飽受汙染的淮河水質迅速惡化，居住在淮河流域兩岸的人飲用水發生嚴重困難。在壹些鄉鎮造紙廠的周圍，農田顆粒無收。數百公裏的潁河，早已變成黑水河，兩岸的農村耕牛大量死亡，不少人被硫化氫臭氣熏瞎了眼睛，還有不少人患胃潰瘍致死。[52] 貴州西部地區為了脫貧，用最原始的土法煉礦，從赫章到威寧的76公裏的路上，就有6,000多個煉鉛鋅的爐子，直接威脅到不遠的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土法煉焦、煉硫的結果是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煉爐四周壹片赤黃，基巖裸露，土都隨著雨水流走，只剩下慘白的石頭和腐爛的樹根，象原子彈爆炸後的遺跡。另壹個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的有毒氣體，周圍的農民大都患上了呼吸道疾病。[53] 這種以汙染環境、毀棄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為代價“脫貧”的事，不獨在貴州發生，全國各地都有。據統計，由於大氣汙染，農村地區居民死亡的首位原因是呼吸道疾病，1995年的死亡率為169.38/10萬人,占死亡總數的26.38％；農村惡性腫瘤的死亡率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101.00/10萬人上升到1995年的111.43/10萬人，占死亡總數的比例上升到17.25％，成為農村居民第二位的死因。[54] 就這樣，農民生育過多使自己陷入了這樣壹個經濟“怪圈”：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為了快速“脫貧”又對環境掠奪性使用，最後使自己喪失基本生存條件。（此處刪去壹段）中國的生態汙染絕不止上述幾個事例，只要閱讀國家環保總局每年的年度報告，對中國的生態汙染現狀就會產生觸目驚心之感。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汙染造成的損失要占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汙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到GDP的15%。 [55]

　　中國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嶽曾公開說，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56]

　　在中國目前這種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現代經濟部門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非常有限，鄉鎮企業在這方面己盡了最大努力。從下列數據可以窺測到這方面工作的艱巨性：中國現有農村勞動力4.2億，預計90年代中後期農村勞動力年平均增長2.07％，每年新增勞動力達920萬；如果按1993年的基數計算，到20世紀末，農村勞動力將達到51,081.6萬，到2010年預計會達到62,696.7萬－－這還不包括那些漏統部份，即生活在城市邊緣、數量龐大的“超生遊擊隊”每年生育出來的人口。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己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人數並不因經濟的擴張而有所減少。有數據為證：從80年代改革之初到現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從1.3億增至現在的1.6億，生產能力的擴張遠遠趕不上人口規模的擴張，農村低素質剩余勞動力幾乎呈無限供給趨勢。天文數字般的龐大人口不管怎樣，都必將成為社會危機的潛伏點。

　　目前中國人口問題的障礙點是在農村，而不是在城市。因為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絕大多數城市人口有相當大的約束力，而且己有不少城市人己意識到生育問題和生活質量的密切關系。但在廣大農村，多生多育的古老生育文化還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尤其是近年來各地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更是使中國那種 “多生多育”的傳統生育文化得到了“實踐”意義上的支持：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依賴於家中男人多，家族在農村中的社會地位更是首先由人口數量（主要是男人數量）來決定。在這種社會背景涵蓋下，即便是家中壹貧如洗的農民，其生育積極性也決不比富裕家庭遜色。中國人口的總規模就在這種毫無理智的生育慣性下繼續擴大。那些體現人類關懷弱者精神的“希望工程”，其救助對象絕大多數都生長於貧窮而多育的農村家庭。這些家庭陷在 “越窮越生，越生越窮”那種自封閉生育怪圈裏，壓根兒不用考慮生育行為的社會後果和後代的教育費用－－他們計算“生育成本”非常簡單：有口飯吃就行。但社會出於人道主義，又必須救助這些家庭，使他們的後代享有人的基本權利，接受起碼限度的教育。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直到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人類壹切有關人口和資源的憂慮，以及有關人口危機的種種討論，離他們顯得非常遙遠。控制人口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政府的口號和知識分子的大驚小怪罷了。由於農村基層幹部將計劃生育作為罰款的手段，所以農民對中國政府最直接的抱怨之壹是計劃生育。

　　應對過剩人口的所有對策都不是根本性的治本之策，只能說是聊勝於無的補救措施。如將農村城鎮化和工業化作為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註重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等等。說這些措施聊勝於無，是因為這些措施展拓余地都己不大。比如城鎮化和工業化，在高潮時期都還趕不上新增人口的需要，更遑論今後平緩發展時期。

　　枯燥的數字所顯示出來的問題，遠遠不如實際情況那般觸目驚心。誰都知道，目前中國勞動者地位低下，其根源就在於勞動力市場的極度傾斜。在勞動者絕對供過於求的今天，即便是《勞動法》的頒布，也無法從根本上改善勞動者的處境。更可怕的是如前文所述，不少盲目流入大城市而又無法在這些城市裏找到棲身之地的盲流，常常鋌而走險，結成壹個個以偷盜、搶劫、賣淫、拐賣人口、逼良為娼、販運毒品的次生社會集團。這些集團無所不為，無惡不作，成為威脅城市安全的毒瘤。各大中城市的外來人口聚集地，往往是各種犯罪行為的集中發生地。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和他們的後代，附生在城市邊緣，他們和現代文明雖然只有壹步之隔，但可能永遠也無法跨越這壹步，進入現代文明。他們不能為現代文明創造多少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但他們的墮落，卻還要社會為他們付出沈重的代價。

　　借用當年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說的那名著名的話：“雖然人類制度似乎是人類許多不幸的明顯的突出的原因，其實，這些制度與自然法則（即人口增殖）所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罪惡原因相比，只是輕微而且浮飄的東西。”如今中國雖已到了這種人滿為患的地步，卻也不能因此就賤視人的生命。在人口和環境這個方程中，中國更不能期望單靠技術上的解決方法使自己擺脫這種惡性循環，還必須依賴教育來提高人的素質。杜潤瓊事件的啟示是：所謂道德教育再也不能依靠單純高唱“利他主義”高調，或者簡單的遵紀守法，應當喚醒每壹個人的良知。社會良知已經是中國社會道德的最後壹道防線，除此之外，中國已沒有別的防線可守。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這道防線還必須與強有力的正義制度相結合，也就是說中國必須建立壹個能夠降低社會不滿情緒、能夠體現人類公平正義原則的社會制度，否則前景堪虞。

　　對中國來說，當前和今後全部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只是民族的生存，而是要避免讓中國人在毫無價值的狀態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