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轉載者的話

      本文作者現在是商業資產階級右派與市場自發秩序的辯護士，本文是本文的作者還沒有被商業資產階級右派收買之前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本質，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擴大

　　在被視為中國經濟改革開端的中共中央十壹屆三中全會(1978年)上，鄧小平首先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但到了90年代初期，中國人不無遺憾地發現，共同貧困的局面雖已消失，確實有少數人先富起來了，但“共同富裕”卻還只是紙上的藍圖。現在深深困擾中國社會的是這樣壹個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壹種“馬太效應”（語出《聖經·馬太福音》）：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由於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有導致貧富分化的自發趨勢，更兼中國普遍存在權力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貪汙腐敗行為，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大。

　　本章不討論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與農村的貧困問題。因為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多地是由自然條件、歷史背景等多種因素造成，與當前中國城市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成因並不壹樣。農村的貧困問題將在8、9兩章討論。本章討論的主要是權力市場化造成的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差距。

　　壹、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的形成過程

　　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存在，但那時社會公眾的不滿，和9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壹份很詳細的調查報告說明了當時的社會輿論主要是針對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報酬倒掛，個體、私營業主收入過高，承包、承租者和壹般職工收入差距過大，地區之間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問題。

　　而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由於權力市場化進程加速，這方面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壹是高收入者的主體加入了大批通過非勞動手段致富的人，二是國有企業職工成了城市貧困人口的主體部份。自1990年開始，國有企業處於破產半破產狀態的數量急劇上升，國有企業工人的情況更加困難。1992年，全國總工會通過調查得出數據，全國貧困職工家庭人口數超過2,000萬人。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根據他們的有關調查推算，中國城鎮居民有近5,000萬貧困人口。2001年月人均收入為200元左右的城鎮貧困人口為2,300萬人，約占城鎮人口的5％；月人均最低生活保障資金不足100元（2000年為 58元）的城鎮貧困人口為1,400萬人，約占城鎮人口的3％，總共為3,700萬人。[ii] 三是收入高低懸殊的情況已比80年代顯著得多。

　　由於中國政府完全忽視了社會公正問題，完全不顧及國有企業對職工的歷史負債。[1]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開始進行醫療、養老、住房、教育收費體制改革，這些所謂“改革”對城市貧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紀初，中國已經形成壹個向上流動極為困難的城市底層社會。

　　這些城市貧困者主要由下列幾類人構成：

　　1、長期失業者。失業津貼壹般比下崗職工津貼要低壹些。

　　2、下崗無業人員。每人每月生活費80～320元不等。

　　3、其他靠社會救濟生活者。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每人每月60─230不等。

　　4、早年退休人員。有的退休人員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艱辛。

　　5、停產、半停產國有企業職工。黑龍江森林工人家庭每月每人的補助只有15元錢，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裏刨食。

　　從收入狀況、財產狀況和消費狀況三方面分析，大體上可以看出中國城鎮貧困群體基本生活狀態：

　　收入狀況：國家統計局對城鎮17,000戶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顯示，2000年，占調查戶數5％的貧困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25元，不及城鎮居民 6,280元平均收入的36.9％，與10％的高收入戶相比（人均收入為13,311元），則相差5.7倍。

　　財產狀況：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到1999年6月底，城市居民戶均金融資產已達52,895元，與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時戶均金融資產 1,338元相比，增長了38.5倍。但居民金融資產的分布呈不均勻狀態。20％最低收入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5％，戶均為4,298元，僅為平均水平的1/12，與20％的高金融資產家庭相比（戶均146,615元，占全部城鎮居民金融資產的55.4％），則相差34倍。以如此微薄的金融資產，卻要面對諸如子女教育、買房、贍養老人、醫療保健以及人情交往等必不可少的開支，其生活困難可想而知。

　　消費狀況：2000年，城鎮貧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320元，比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人均4,798元）低51％，其中用於食品方面的消費支出 1,173元，恩格爾系數[1]為50.6％，比城鎮居民平均水平（恩格爾系數為39.2％）高出11個百分點，按恩格爾系數的壹般分類，為勉強度日。貧困群體成員在其他主要消費項目的支出也遠低於社會的平均水平。由於貧困群體收入低、消費水準低、營養不良狀況比較普遍，加上心理壓力大，因而他們的患病率往往要高於非貧困者。但是，貧困群體的醫療保健條件則較差，患病後能不看就不看，能拖則拖，這就加重了貧困群體生活的困難程度。許多貧困戶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形成惡性循環。[ii]

　　2001年以後的情況並無好轉。2003年中國貧困人口人數出現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第壹次大幅反彈，比如2003年，中國實際解決貧困人口1460 萬，但又有1540萬低收入人口因病因災返貧，於是出現了20年來首次增加了80萬貧困人口。[iii]

　　中國官方與大多數學者壹般習慣於從以下三個角度來解釋失業下崗問題：壹是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普遍虧損；二是連年經濟不景氣，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三是產業結構的轉換。這樣解釋的結果造成壹種幻覺：失業或下崗是由於某些暫時性原因造成，壹旦這些暫時性原因（如經濟不景氣或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消失，這些人就會獲得重新就業的機會。

　　正是基於這樣壹種幻覺，人們總是對創造再就業機會寄予厚望。但實際上這是壹個難以成為現實的夢幻。

　　如果觀察壹下失業群體的狀況，再比照新創造出來的職業需求，就可以發現新的工作位置並不會給失業者提供多少再就業的機會。目前的失業群體具有如下特征：年齡基本在35歲以上，大多數只受過中等教育，過去所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工作。而新的就業機會多集中於技術密集型行業，主要吸納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即使新的經濟增長機會來臨，中國失業工人的狀況也難有改變，因為對於他們當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既不可能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也不可能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新興的高科技產業更不會為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這就意味著目前的失業者事實上是社會中的被淘汰者，而且這個群體的規模很大。承認這壹點，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是提供另外壹種解決問題的思路。因為如果將現在的失業者僅僅看作是由於某些暫時性原因而失去工作，那麽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創造再就業的機會；而承認這些人永遠也不可能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甚至無法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那麽解決這壹問題的辦法就是在創造邊緣性就業機會的同時，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來保障這些社會邊緣化階層的基本經濟和社會需求。不過中國政府極不願意承認這壹現實。在強勢群體對政策的主導作用日益加強的今天，社會公正的要求事實上退出了政策設計。壹個非常嚴酷的現實是：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結構性斷裂，城市的失業工人與廣大農民已經被甩到現代化進程之外。

　　直到2003年中國大學畢業生有將近壹半找不到工作以後，中國政府才公開承認：“從勞動力供求總量上看，城鎮新生勞動力加上現存的下崗失業人員，每年城鎮需要就業的勞動力為2,400萬人，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最多卻只有900萬個左右，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中國的扶貧救濟

　　除了上述失業工人以外，中國還存在壹大批常年需要救濟的人。據民政部統計，自90年代中期以來，每年需要救濟的災民和貧困戶達1.4億人，優撫對象近 4,000萬人，孤老病殘人員5,000多萬，總計2.3億多人。[ii]但民政部另壹統計顯示，截至2000年底，全國實際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範圍的人數僅為1930.8萬，[iii]不到貧困人口總數的10分之1。

　　上述貧困人口雖然得到壹些救濟，但這些救濟對於他們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中國社會化救濟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業救濟。而那些特困企業連工資都無法兌現，整體貧困的職工群事實上已得不到本企業的救濟。 那些尚有救濟能力的企業由企業工會負責發放職工困難補助，標準雖幾經調整，但全國大部份城市在1998年以前仍然執行國務院1988年(51)號文件中所規定的補助標準，這種標準單以城市規模來劃分，既未與當地經濟發展相聯系，又未與物價指數掛鉤，在市場物價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實際上根本難以保證困難職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負責的城鎮貧困者的救濟，同樣存在標準偏低的問題。 1993年，全國城鎮享受定期社會救濟的38.8萬人，救濟費1.4億元，年均428.5元，月均才35.7元。1994年參加社會保險的人只占總人口的 34％；[iv]

　　中國政府壹直聲稱要在這方面做巨大努力，但看來成效甚微。到2000年，中國自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社會保障系統，城市中的覆蓋面高達80％以上，農村中除重慶市之外的1,930個縣市區也已經全部建立了社會保障系統。但實際情況遠未像官方數字那樣令人樂觀。據2001年全國總工會對121家破產企業的 28.2萬名職工調查，破產程序啟動後，有32％的職工領不到基本生活費。在部分經濟發展滯後的地區和困難行業，拖欠職工工資情況仍然十分嚴重，據全國總工會2000年末對已建立工會的近86萬個單位統計，拖欠職工工資的占9.2％，涉及職工1,393.4萬人，占這些單位職工總數的12.1％。到 2000年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595萬人，目前因各種條件限制實際能夠領取失業保險金的僅有220多萬人，僅占37％。此後失業率持續攀升， 2003年7月30日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截至6月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795萬人，登記失業率為4.2%，比2002年底增加了0.2個百分點。這項失業統計僅包括參加了失業登記的城鎮人口，並未包括數百萬國企下崗工人，以及城市中的外地流動人口。[v]

　　壹些地方財政拮據，社會保障工作陷入困境，壹些城市的勞動保障部公開聲明，社保體系面臨崩潰邊緣，現已無計可施。在國有企業員工失業最嚴重的黑龍江省，根據該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調查，全省有下崗職工的國有企業中，具備支付經濟補償金和償還債務能力的僅占1.4％，有部分支付能力的占20.2％，完全沒有能力支付的占78.4％。醫療保險的情況更糟糕，到2000年底，全國有303個地市啟動了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但僅覆蓋職工4,587萬人，占應保人數的 29％。據有關部門調查，約有50％的企業職工不能按規定報銷醫療費。壹些患病職工因此而債臺高築，個別大病患者因無錢醫治而陷入困境。[vi]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03年底，參加全國醫療保險的人數僅占城鎮人口的20％，而農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夠享受到合作醫療的保障。 [vii] 中國的醫療費用在同等發展中國家中，所占的GDP的比例相當高，但是醫療的公平性卻接近最差標準。在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成員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的評估排序中，中國列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倒數第4。[viii]調查顯示，有五六成的老百姓應該看病卻不看病，大約三成的老百姓應該住院卻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貴。武漢市總工會壹項統計數據表明，貧困已經成為導致武漢相當壹部分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之壹。被調查460戶最貧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離異。因貧困而自殺的悲劇近年來不斷在各地發生。[ix]

　　表7～1　1995年、2001年中國中心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1995年 2001年  城市 標準（元/月） 標準（元/月）  上海 200 280  北海 130 　  廈門 220 265-315  桂林 120 　  青島 96 200  柳州 120 　  福州 150 200-220  海口 170 221  大連 155 221  沈陽 85 195  廣州 200 300  本溪 150 　  無錫 120 　  撫順 120 　  梧州 110 　  丹東 70 　  武漢 120 195  錫山 100 　  南寧 125 183  北京 170 280  深圳 286 319  天津 　 241  杭州 　 220  寧波 　 215  濟南 　 208  長沙 　 200  石家莊 　 182  哈爾濱 　 182  昆明 　 182  拉薩 　 170  長春 　 169  合肥 　 169  鄭州 　 169  重慶 　 169  銀川 　 160  太原 　 156  成都 　 156  貴陽 　 156  西安 　 156  蘭州 　 156  烏魯木齊 　 156  西寧 　 155  呼和浩特 　 143  南昌 　 143註1：表中貨幣單位為人民幣，按中國匯率管制標準，8·34元人民幣可兌換1美元。

　　註2：1995年數據來源於《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8月4日）。2001年數據為中國民政部救災救濟司提供，載於《中國青年報》（2001年4月10日第2版）。

　　中國的貧困人口正在逐年增長，據中國政府自稱持續高速增長的GDP增長率並未使中國的就業狀況有所改善。1997年中國GDP增長8.8％，從業人員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長7.8％，從業人員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長7.1％，從業人員增加0.89％；2000年GDP增長 8％，從業人員只增加0.79％。據報告，以1998年為起點，至2002年這5年當中，國有企業將完成下崗分流任務，預計這壹期間將向社會釋放 3,000萬到3,500萬人，同期國家行政機關的改革也要分流約400萬人，事業單位的冗員按1/3估算，也有近1,000萬人失業。與此同時，這壹時期每年還將新增勞動力1,000多萬人。而這壹期間的新增就業機會充其量也只有2,600萬，就業壓力相當巨大。[ii]

　　失業工人雖在不斷增加，但多數企業無力支付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所需支付的經濟補償和拖欠的工資、養老保險金、失業保險金、醫療費、集資款等。2002年3 月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公布對10個城市的抽樣調查：57％的失業職工與原企業存在債務關系，人均債務總額達3,624元。其中欠發工資的人數占 33.3％，人均3,067元；拖欠集資款（工廠強制性地讓工人交錢給廠裏作生產資金，叫做“集資”）的人數占14.8％，人均拖欠2,490元；拖欠醫藥費的人數占27％，人均拖欠1,361元。欠繳社會保險費的人數占20.6％。職工與企業脫鉤所需的人均經濟補償金為5,000元。[iii]

傑瑞米柯賓

三、收入分配中的三角結構

　　值得註意的是，80年代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基本上是在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礎上的差距擴大，但90年代以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已經開始伴隨明顯的“兩極化”特點，即富人越來越富、貧困者越來越貧困。

　　1、基尼系數的變化

　　衡量中國收入差距的方法有兩個，壹是基尼系數，二是銀行存款的分布狀況。實事求是地說，現在中國的貧困並不同於改革開放以前的貧困。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大多數地區的絕大部份民眾的生活水平都比改革以前要富裕。但是壹個人或壹個家庭的富裕程度，不僅僅要看它比以往的歷史紀錄是否更好或更差壹點，還要看它和其它階層相比的相對差距。

　　國際上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居民收入差異程度。從理論上說，基尼系數為零，則代表完美的公平狀態，基尼系數為1則表示社會最極端的不公平狀態。現實中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社會公平狀態，在0.3～0.4之間為社會公平基本合理狀態，而0.4以上則屬於收入差距過大，如果達到0.6，暴發戶和赤貧階層同時出現，則社會動亂隨時可能發生，所以0.6被定為警戒線。根據世界銀行2000年的《世界發展2000－2001年度報告：向貧困開戰》，24個發達民主國家－包括以色列－的平均基尼系數是0.34,日本和許多北歐國家都低於0.3。而中國的現狀遠比上述國家惡劣。

　　據世界銀行測量，在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5，這個指標在當時的世界上幾乎是最低的。這說明當時中國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盛行。而到80年代中期以後，收入差距迅速拉開，基尼系數的變化如下表：

　　表7～2　　基尼系數變化表 　年 份 城鎮居民個人收入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 中國人民大學PPS抽樣  1978年 0.15 　 　  1982年 　 0.22 　  1986年 0.19 0.30 　  1988年 　 0.34 　  1990年 0.23 0.31 　  1994年 0.37 0.411 0.434  2001年 0.458 　 　  2004年 超過0.4註：2001年的基尼系數並未分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為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見《經濟日報》2001年10月29日第7版。2004年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發布的調查，載於新華網，www.XINHUANET.com，2005年6月17日 。

　　前兩欄為國家統計局數據。但中國人民大學根據他們於1994年在全國範圍內作的壹次嚴格的PPS抽樣入戶調查問卷的數據所作的計算，中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34，這已經超過了西方國家通常的基尼系數。這組數字表明，在短短的20余年間，中國已經從壹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壹個貧富差距引起社會動蕩的國家，這種變化無論如何不應該被忽視。1998年，城鎮人口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的20％人口的9.6倍，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總收入的38.4％，而收入最低的20％人口僅占有總收入的5.5％。世界銀行（1998年）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國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經超過了東歐國家和不少相鄰的亞洲國家。[ii]從中國政府現行的稅收政策以及中國貪汙腐敗的發展趨勢來看，收入差距在中國還將繼續擴大。

　　必須要指出的是，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數和老百姓的感覺並不壹樣。因為在這些調查中，對中低收入階層家庭的調查比較可信，那是因為這些家庭收入透明度較高；而對高收入階層家庭的調查卻應打個折扣，因為這類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事實：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幾大投機行業：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這幾大投機行業的興起，使得壹部份人可以依靠權力和資本的投入，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幾次資本原始積累的高潮中，中國湧現了壹大批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這些人由於財富來源大多處於壹種可疑的“灰色”狀態，故此對其財產的處置方式多處於隱匿狀態。而在這些人積累著巨額財富的同時，作為中國國民主要就業渠道的國有企業，卻陷入了日甚壹日的虧損之中，相當部份國有企業的職工長期以來只能領40～60％的工資，基本生活都成問題。所以壹些民間調查機構在對中國的現實進行調查了解以後，竟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9。[iii]

　　2、財富分配的“倒金字塔結構”

　　2000年中國居民存款資料顯示：1.26％的人占有7萬億元銀行存款的27％，7.8％的人占有7萬億元存款的65％。另有材料表明，現階段中國15％的人擁有85％的財富，另外85％的人僅僅只占有社會總財富的15％，[iv]據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對全國54,000多戶城鎮居民家庭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3年，10%居民占有45%城市財富。占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長 13.0%；占總體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長8.7%。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 5.1∶1擴大到5.3∶1，最高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高於最低組。[v]

　　根據本文羅列的詳細資料，可以將中國的收入狀況形像地比喻成壹座金字塔，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座金字塔的頂端，高踞著占總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們儲蓄著其收入的大部份，擁有占全國份額壹半以上的私人財富。讓中國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花園別墅、高級公寓、進口豪華轎車和各類精品店，都是以他們為供給對象。在積累財富的前壹輪競賽中，這些人由於社會關系、所居職位（只有少數人是由於個人才能）而成為這個社會的富裕者。由於他們的成功，他們用來餵貓養狗的食物都比貧困者用來哺育後代的食物要好得多。

　　在這座金字塔的底座，是占總人口20％的貧困人口，這些人當中的絕大多數在積累著債務。他們的情況在前面已有詳細的描述。居於金字塔中部的是為數眾多的工薪階層。他們辛勤工作，只能積蓄收入中的小部份。從90年代的城市生活狀況來看，這些工薪階層的“財富”，主要是家具、家庭設施和數量不多的儲蓄、國債、股票等。在沿海地區，如深圳，工薪階層最典型的“財富”就是有壹套不能進入市場買賣的“福利房”。這些家庭中的壹部份（即處於金字塔腰部中線以下的那壹部份），如果不辛苦撐持，就有可能掉入金字塔的底座。因為他們存款的增長速度，無論如何都無法與政府意在掏空他們錢袋的種種“改革措施”出臺的速度相比。

　　3、官員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本書的前五章中從各方面分析了中國財富分配的現狀：中國的貧富差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權力介入市場，分配機制已嚴重扭曲為以權力、人情（實際上是金錢）關系和投機為本位進行分配所致，所以在分配中的不平等問題因此也就顯得特別突出。陳宗勝曾專門就非法收入對中國收入分配的影響進行量的分析。（有刪節）按照他的計算，可以推算出非法收入大約使收入分配差別基尼系數上升 31％。[vi]這壹點因已經在第四章中提到，此處不再復述。

　　必須註意的是，上述所有的分析都排除了“灰色收入”與“黑色收入”。事實表明，中國城鎮居民工資外收入在這23年改革進程當中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壹項對城鎮居民收入的調查顯示，工資外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比重逐年上升，1981年工資性收入為87.3％；1990年下降為62.5％；1999年繼續下降為 44.5％，工資外收入則上升至55.5％，超過工資性收入。[vii]

　　四、民眾的相對剝奪感

　　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統計數據並不能很真實地反映現實，這壹點連政府官員都予以承認。[viii]且不談在經濟轉軌時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數據的情況日趨嚴重，僅僅由於地下經濟、泡沫經濟的存在，工資外隱性收入的增加，預算外資金比重日大，非銀行機構資金體外循環擴大等，就已對全面搜集生產、建設、分配、交換、消費等資料帶來嚴重影響，使統計信息難以覆蓋全社會。研究者亦很難根據這些統計資料對社會進行全面分析觀察。即使進行了分析，其研究結果也難以讓人信服。

　　從90年代以來，不斷有各種政府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就社會形勢之類到民間進行種種調查。在這些調查中，被調查者無壹例外地對當前貧富差距過大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如山東省有關部門在1995年壹季度就當前職工最不滿意的問題進行了壹次調查，結果職工們最不滿意的問題之壹，就是感到社會分配嚴重不公。被調查者認為，目前的分配既不是按勞分配，也不是按需分配，更不是平均分配，根本沒什麽標準。[ix] 而且相當部份高收入者，並不壹定做出了與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貢獻；倒是相當多的低收入者為社會、為國家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值得註意的是，民眾對貧富分化的不滿，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對不正當致富的不滿。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組織的壹項調查中，當問到“您認為在目前社會上的壹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時，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幾乎沒有”的占10.7％，回答“不知道”的占20.8％，僅有5.3％的人回答“很多”。

　　由此可見，多數人對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對致富方式的不滿，而不是對貧富分層的不滿。由於中國的社會財富分配很明顯是權力市場化作用的結果，隨著貪汙腐敗日益嚴重，上述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公布的壹項研究成果，從1999年至2001年，中國因官員腐敗共損失13,000億，相當於這三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值的14.5％～14.9％。[x] 這些因貪汙造成的損失當中，除了中途損耗，大多數都通過各種方式流入了腐敗官員們的私囊，但在國家統計局計算的收入分配當中，顯然並未考慮這部分黑色收入與灰色收入。

　　作者在和社會各界人士交談中發現，現在中國民眾對分配不公的抱怨已與80年代有很大不同。那時的抱怨還多少有點平均主義的遺跡，對個體戶帶有身份上的歧視，認為文盲之類的掙大錢，使教育顯得壹錢不值，但卻沒有人否定個體戶主要是依靠能力，通過市場行為賺錢。經過後來的“下海”潮，人們已經知道“下海”的不易，對個體戶、私營業主的含辛茹苦有所體會，憤慨小了許多。但民眾也看得很清楚，在90年代財富積累的幾次競賽中，基本都是權力圈中人或和他們有關系的人獲利。壹想到致富的原因是靠自己掌握權力，或是靠社會關系中有什麽人能弄到“條子”批地、批各類緊俏物資、批外匯額度、或弄到原始股票之類，這種機會不均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就顯得特別不公平。而在財富積累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是壹步趕不上，就會步步趕不上。因為在憑資本稱雄的90年代，不再會有那麽多的機會留給壹無所有、白手起家的人了。

　　毫無疑問，在高收入者和貧困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沖突。尤其是當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於奢侈性的揮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當的行業發展與寄生階層出現時，社會公眾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也就比較容易為人所理解了。據調查，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 22～45％，非常不滿意者在3,200～3,600萬人，其比例在7～8%。不滿者主要是那些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利益受損者，包括下崗失業者、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以及不同利益受損者。[xi]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城鎮人口的調查，如果考慮到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當中還有絕大多數是不滿者，對現行社會狀況不滿者至少占全國總人口80％以上。

　　但對中國貧困人口來說，最讓他們痛苦的還不是貧困本身，而在於他們的子女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通道受阻。這首先體現在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壹個題為《縮小差距 —中國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題》的研究報告揭示，中國教育差距的嚴重程度比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更大、更明顯。撰寫該報告的課題組以北京、天津、上海3個城市的平均數作為東部水平的代表，以廣西、貴州、雲南、甘肅和青海5省區的平均數作為西部的代表，通過對居民消費支出與教育支出的比較發現：東部3市與西部5省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差距從1995年的2.8倍擴大到2002年的3.73倍，而同期的農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則從3．71倍擴大到了3．88倍。而從城鄉差距來看，同期東部3市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差距從1.9倍擴大到了2.34倍，而城鄉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則從1.87倍擴大到了2.97 倍。西部5省區的類似差距拉得更大。學生人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同樣日益拉開：1995年至2002年，東部3市與西部5省區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3.23倍擴大到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2.65倍擴大到3.39倍。 [xii]

　　其次，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後就業機會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在壹次針對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家庭背景越好，畢業時的工作落實率和起薪額越高。由於家長可以直接通過關系網與掌握的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因此父母的社會地位越高，擁有的權力越大，社會關系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為其子女求學和就業服務的能力越強。[xiii]

　　這種情況說明，貧困的代際傳遞在中國已經成為現實，短期內無法獲得根本改變。

　　經濟中的不平等問題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處於中心位置。90年代的中國人自然不會再去追求那種純屬子虛烏有的“烏托邦”式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但這並不等於對目前這種貧富差距過大的現狀可以視而不見。

　　在80年代以前，中國是絕對平均主義下的“平等”。這種絕對平均主義使社會處於無效率狀態，制約了社會發展。改革以後，為了使社會擺脫當時的無效率狀態，更新社會思想觀念，讓社會成員適應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的不平等，在平等和效率二者之間，當時的理論界前衛人士是如此論述：現在優先考慮的不是社會公正，而是經濟發展。隱藏在這壹觀點後面的實際論點就是：在發展的目標和平等之間存在著沖突，要想發展經濟，必須犧牲社會公正。更兼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商品短缺，物質匱乏，研究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的“短缺經濟理論”成為經濟學界壹時盛舉。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先於分配”這壹思想在當時的經濟指導思想中無疑占有主導地位。無論是政府還是理論界都忽視了壹點：分配有如汽車的前輪和後輪，在同壹宏觀經濟領域內是互相依賴、互為作用的。忽視解決分配領域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其結果就是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引起劇烈的社會摩擦。

　　忽視了“分配”中的公平原則，忽視了“腐敗”在資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壹再強調“腐敗是消解舊體制力量的最佳選擇，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其結果就是造成了中國幾乎是轟轟烈烈的“自發私有化進程”。這種“把蛋糕做大點”，而不考慮及時校正分配機制的想法之所以是錯誤的，除了在第六章所談到的種種問題之外，還在於它忽視了壹個問題：在貧富差距日大的今天，由於就業保障已經沒有，對於許多人來說，在日益貧困化的同時還面臨著失業風險，而失業則意味著這些人將墮入更可怕的貧困境地。可以想象，人們工作的不確定性和失業的威脅必然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最後累積成政治問題。因為壹個人靠勤勞致富，另壹個人靠投機、貪汙受賄發財，就其金錢來源進行道德評判當然是兩回事，但在市場經濟的世界裏，這兩者卻是等值的，金錢並不因為它的不同來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跡。這在經濟學裏有個專門的說法，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而“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結果是：只要“劣幣”與“良幣”等值，只要現存體制不能使手持“劣幣”者受到懲罰，人們便不會奉公守法，而是會仿效那些投機取巧以及貪汙受賄者。簡言之，“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就是第六章所談到的經濟倫理惡性畸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