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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角債”為例,到1991年6月1日“三角債”被提到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時,實際上已處於國家不能不管的被動局面。當時全國“三角債”累計達 3,000億元,在工商銀行開戶的4萬戶企業,三項資金占用達3,523億元,其中產成品占用1,306億元。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國家共註入清欠資金 555億元,清理了拖欠款2,190億元,達到了註入1元清欠4元的效果。雖然經過這幾次大規模的清欠,但前清後欠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形成“三角債”的因素在1992年仍在發展。[18] 接下來的幾年相互拖欠的“網”越織越密,越拉越緊,陷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困難境地。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壹組數據:1994年底,中國工業應收而未能收回的帳款凈額為6,314億元,比1993年末增長了51%,相當於工業企業全年銷售總收入的15.8%。1995年上半年,拖欠的情況仍有增無減,截至5月末,己超過7,000億元。[19]1998年約為11,000億元。更為嚴重的是,目前拖欠勢頭正在向拖欠銀行貸款利息、國家稅收方向發展。 [20] 據壹份資料顯示,在發達市場經濟中,企業間的逾期應收賬款約占貿易總額的0.25%,而中國這壹比率高達5%以上。大量追債公司應運而生,以黑社會手法追討債務的事例屢見不鮮。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條也越來越緊,國有企業欠銀行的錢不還,銀行出現大量爛帳、呆帳,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持續增加。中國在中國、農業、工商、建設四家國有商業銀行開戶的62,656戶改制企業,涉及貸款本息5,792億元,經過金融債權管理機構認定的逃廢債企業32,140 戶,占改制企業的51·29%。這些企業通過各種手段逃避銀行貸款本息1,851億元,占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31·96%。[21]壹些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的考慮,公開或私下幹預法院獨立審判,縱容企業逃廢債,甚至有組織地推動企業實施違規違法破產逃廢債。山東省滕州市有137戶改制企業,逃廢債金額近12億元。其中利用連帶組合包裝破產方式逃廢債的有97戶,逃廢債金額為8.5億元。又如北京市平谷縣,把破產作為解決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歷史遺留問題和難點問題的壹條主要出路。這壹個縣在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縣支行開戶的改制企業148戶,涉及銀行貸款本息3.1億元,其中改制企業有逃廢債行為的131戶,占改制企業88.51%,逃廢債金額達2.4億元,占改制企業銀行貸款本息的78.19%。吉林省吉林市管道煤氣總公司也是壹個制造銀行呆帳的突出案例,該公司投入1.2億元的資產,與香港捷美公司和中國新興石油公司共同組建新吉美公司,同時,將所屬的安裝公司、設計院、經貿公司等重新註冊登記,帶走有效資產4,098萬元,導致工商銀行的7,099萬元貸款本息被懸空。[22]
2、偽劣商品與各種假貨充斥市場
由於中國市場自我調節功能較弱,市場準入制度很不嚴格,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人,獲得成功的概率比失敗的概率要大得多,高額利潤使不少人趨之若鶩。統計數據表明,1993年初至1995年壹季度,在全國共查出假冒偽劣商品標值52.4億元;銷毀假冒偽劣商品標值15.8億元;全國共立假冒偽劣案件21萬多起;[23] 每年中國都要開展所謂打假專項鬥爭,僅以2001年為例,打假立案查處的就高達120萬起。[24] 偽劣商品中,數量最多、對社會公眾危害最大的是充斥全國市場的各種偽劣藥品。山東、遼寧、四川等都是全國假藥的集散地,1995年5月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局、國家中醫藥局等幾家聯合宣布,全國共查處非法醫藥經營戶6,451家,取締藥品集貿市場36個,查處價值2,000多萬元的藥品共11,309批(件)。[25] 據路透社2002年7月12日報道,黑龍江省密山市近千名中小學生,接受當地防疫部門提供的腦炎疫苗註射後,出現發燒、嘔吐,嚴重者出現心臟病。這些疫苗就是偽劣產品。
由於分年列舉不太可能,這裏僅以2001年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為例。2001年,中國政府以食品、藥品、農業生產資料、棉花、拼裝車為重點,開展了“打假專項鬥爭”。據不完全統計,各有關執法部門在這壹專項鬥爭中,共吊銷生產經營許可證及營業執照35,600家,取締制假售假窩點32,600個,[26] 而國家工商總局則公布,2001年上半年工商行政管理系統共查處制售假冒偽劣案件139,572件,受理消費者申訴案件192,423件,造假主要針對化妝品、飲品煙酒、服裝鞋類、音像制品、藥品和農業生產資料。[27] 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2001年的報告談到,近年來中國在有關人體健康方面的打假已經分成幾大類:壹是開展食品打假專項鬥爭。共涉及肉類、食鹽、糧油制品、集體供餐和學生飲用牛奶、嬰幼兒食品與兒童食品等。二是開展藥品、醫療器械打假專項鬥爭,其中以壹次性輸液(註射)器作為整治重點。三是打擊非法行醫、非法醫療廣告等嚴重擾亂正常醫療秩序的行為。四是打擊非法采集供應血液血漿。尤其是最後壹項采集血漿已經成了中國近年來愛滋病流行的壹大渠道,河南的幾個愛滋病村就是因為農民賣血引起。[28]
中國大陸偽劣商品問題近年來已成為國際焦點,許多國際知名品牌皆深受其害,據統計美國企業每年在仿冒問題上的損失金額高達2,500億美元,其主要生產源頭即是中國大陸。包括中國奇瑞汽車制造廠仿造美國通用汽車所設計車款,嚴重侵犯通用汽車的知識產權;[29]美國任天堂於1994年因中國大陸進口零件廠商仿冒造成高達12億美元的損失,事後中國大陸雖壹再保證杜絕仿冒,但任天堂公司在2003年因仿冒的損失仍達7.2億美元。[30]
與90年代中期以前不同的是,假冒偽劣商品生產不僅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鼓勵,還有黑社會勢力的介入,[31] 這兩大勢力的介入,使在中國市場上消滅假冒偽劣商品事實上成為不可能。中國的地下經濟門類當然不止上面列舉的幾大門類,在侵犯知識產權方面,中國堪稱世界之最,各類盜版書籍、盜版光碟盛行。但這些行為往往受到地方政府鼓勵,壹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增加稅收,公然鼓勵造假制假,並認為只要不生產毒死人的假藥與食品,其余的壹切都可以偽造假冒。2005年5月18日,商業軟件聯盟(BSA)發布了2004年全球80多個國家盜版率研究報告,中國以 90%的盜版率高居第三位,排名僅次於越南和烏克蘭。中國盜版生意每年賺取的利潤在190億美元到800億美元之間。《今日美國報》披露,根據2002年的統計,中國家庭的DVD和錄影帶有91%都是盜版的,當年美國家庭娛樂業的損失為1億6,800萬美元。[32]由於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甚為嚴重, 2005年美國與中國政府的貿易談判中將知識產權作為壹條重要內容。2002年來自中國的假冒產品占領歐洲市場的比例比2000年增長了6倍多。[33]
在所有制造假冒偽劣的地下經濟活動中,中國政府比較認真對待的是危及國家財政與貨幣金融市場的偽幣制造活動。流風所及,連學歷都成了偽造的物件,2002 年3月廣東省教育廳公布,在3,500多份送來鑒定的文憑當中,竟有800多份是假貨,超過送檢量的20%。個別單位送檢的文憑幾乎全是假的。成都市則有 7.5%的處級幹部學歷為假造。[34]
3、企業財務報表弄虛作假嚴重,與會計師事務所做假帳互為表裏2000年財政部組織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對59戶企業1999年年度會計信息質量進行了抽查。這次共抽查了外貿(糧油食品進出口、化工進出口)、電信、汽車、機械等行業的159戶企業和為這些企業出具審計報告的117家會計師事務所。在被抽查的159戶企業中,資產不實的有147戶,共虛增資產 18.48億元,虛減資產24.75億元,資產失真度0.95%;所有者權益不實的有155戶,共虛增所有者權益19.36億元,虛減所有者權益 18.17億元,所有者權益失真度1.82%;利潤總額不實的有157戶,共虛增利潤14.72億元,虛減利潤19.43億元,利潤總額失真度 33.4%。[35] 上海市國有企業會計失真問題相當普遍,財政收支中的弄虛作假行為十分突出,不少企業做假帳、報假帳、算假帳,盈虧嚴重不實。據市審計局1998年組織對 22家市管企業及202家子公司進行經濟責任審計,查出114家企業虛增利潤22.69億元,65家企業虛減利潤4.93億元,相抵後虛增利潤17.76 億元,占審計前報表利潤總額26.45億元的67.15%。[36] 1998年,全國各級註冊會計師行業協會對有關事務所和會計師進行了處理。據不完全統計,對478家問題較多的事務所分別給予撤銷、警告、暫停執業和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處理,其中撤銷事務所103家,撤銷分支機構近千家,還向壹批未達標的事務所發出限期整改通知。[37] 中國股市中的違法違規現象之普及,如設局騙錢、虛假包裝上市、欺詐上市,虛假重組、虛增利潤、虛假做帳等等,事後經調查,發現無壹不是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互相勾結,如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華倫會計師事務所、立華會計師事務所、華鵬會計師事務所等就是已經曝光的幾家社會中介機構。壹位外國觀察者根據中國近些年來披露的材料,寫出了壹篇“騙子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38]來形容中國目前經濟信用體系崩潰的可怕局面。
上述這些現象都可以稱之為經濟信用失常。
五、經濟信用為何失常
中國近年來之所以出現如此嚴重的經濟信用失常現象,已有許多文章討論並總結了幾條原因,認為某些不適合市場經濟的體制性因素成了經濟信用失常的溫床,如歷史原因造成企業自有資金缺乏,高負債經營從而導致企業硬性違約;宏觀調控波動性與信用約束軟化的矛盾;大量資金體外循環;金融機構的不良信貸;銀行間占匯壓匯,等等。由於這些行為的目的都是通過占壓別人的資金解決自己的困難,其結果就導致大家陷入“三角債”旋渦。
上述分析其實都只是壹些表面現象,因為如果只是這樣,那麽由國家出面,采用放松銀根等方法,這壹問題還不是不可解決的。但是中國經濟信用失常的深層次原因並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簡單,它關涉到壹個民族的經濟倫理觀念劣變的問題。
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目前在經濟交往中發生的硬性違約,並不完全是企業生產經營不景氣或自身資金緊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從而使經濟合同成為壹紙空文。許多經濟主體在成立之日開始,就有意設置陷阱,利用欺詐手段和另壹方進行經濟交往,壹旦騙子面目敗露,這些人就會卷款潛逃,隱匿蹤跡,根本沒有想到日後承擔義務、履行合同的問題。這方面的例子近年來經常見諸報端,如湖南嶽陽縣榮家灣壹些黨政單位,自1992年開始,根本不理會政府有關“黨政單位不許辦公司”的規定,興起壹股辦實體“搞創收”的風氣,逼著工商部門發執照,開辦大量皮包公司。由於這些機關工作人員根本不懂如何經營企業,便從社會上聘請了壹些無業遊民來搞經營,或是將公司承包給他們,自己坐收漁人之利。這些被聘請者當中,有許多本來就聲譽不佳的騙子,但卻被這些黨政單位視為“能人”。有了“國營企業”這塊招牌以後,這些騙子則以“國營企業經營者”的面目四處出擊,采用五花八門的騙術,在全國各地騙貨、騙錢。全國許多追債者近年來雲集嶽陽縣討債。其中壹些慣騙經常采取“打壹槍換壹個地方” 的辦法,今天是這個公司的經理,明天可能是另外壹個公司的董事長,而且行蹤不定,有的已經把公司開到外地去了。榮家灣亦因此而得到 “騙子灣” 的“美譽”。[39] 這類以行騙為目標的公司目前在中國絕不是少數,僅是傳媒公開曝光的就不知凡幾。
上述這類商業欺詐行為在中國目前廣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於當代中國信用觀念缺乏:既缺乏傳統的道德範疇的“信用”,又缺乏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契約意識。加之眾多社會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張個人利益,從而導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騙看作是市場經濟的交易謀略,認為市場經濟就是騙子經濟,可以自由行騙,不講信用。如安徽省阜陽市農副產品經營處負責人王某某多次利用庫存的少量商品作樣品,與外地簽訂標的額較大的合同,壹旦合同簽訂,他就千方百計刁難對方,想方設法制造糾紛,然後以對方“違約”為由向阜陽市地方法院起訴。由於他采用賄賂行為買通法院壹群法官,所以他每件案子都能勝訴。在這個案件中,涉嫌者18人,被立案查處的14人,其中法官8人,律師2人,其他4人。[40] 據公安部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天津、沈陽、大連、深圳等壹些計劃單列市每年因詐騙造成的經濟損失均在2億元以上,全國每年損失約幾十億元。其中被公安部門追回的僅占40%,大部份不是被犯罪分子揮霍、侵占,就是流出國境。更令人深思的是壹些地方政府當被騙者上門求告時,對本地的經濟信用失常行為不是進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縱的態度,深層意識裏甚至認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還對失信者采取保護政策。1996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在壹份情況通報中透露,以簽訂經濟合同作幌子的違法活動非常突出,名目繁多,花樣叠出,主要手法有18種之多。大致可分成五大類:壹是移花接木,假冒或借用他人名義或貨物,騙取對方信任;二是利用廣告、信函、傳單等媒介,散發虛假信息;三是虛構貨源,偽造文書,如偽造執照、私刻公章,或者內外勾結,竊取合同文書等;四是利用用回收產品、包銷產品、低價銷售,誇大產品真實價值等利誘手段;五是利用對方法律素質低或法律不健全,在合同中設下種種陷阱,或惡意串通,騙取對方財物。[41]
在經濟信用失常和大量經濟行為失範現象的背後,起深層次作用的是所謂“地方保護主義”。這壹點,中國政府其實也早已看出。1996年1月,國家經貿委主任、全國打假辦主任徐鵬程接受《中國質量報》記者采訪時就談到,地方保護主義成為嚴重影響“打假”的壹個深層次問題。有些地方“上動下不動”,對本地發生的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不管不問,甚至縱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內,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對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責,避重就輕;對外地到當地查辦的案件故意推諉刁難,制造種種障礙。有的地方由於有地方保護主義作後臺,制假售假違法者氣焰囂張,暴力抗拒執法。近年來,在廣西、雲南、山東、河北、河南等地都曾發生過暴力抗拒執法的惡性事件。徐鵬程認為,這裏不僅是個認識問題,也有個利益機制問題,還有少數幹部的腐敗問題。少數地方存在“假冒得利”、“假冒出效益”的錯誤認識,把造假售假視為發展經濟的壹條出路,把“打假”和搞活經濟對立起來。[42] 有些傳媒引經據典地論證,國際上某些地區、某國在經濟起飛時期,是如何依賴大規模制假售假積累了資金,才有了後來的發達興旺。這種思想上的誤導,無異於對經濟信用失常行為加以鼓勵。
可以說,中國信用失常的問題關系到政府、行業協會、信用中介機構與信用消費者等四個層次。從政府方面來說,這方面起了相當惡劣的示範作用。中國政府本身就是壹個虛假信息的制造者與提供者,統計數據造假與“為維護黨與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聞均算得上舉世聞名,不少政府官員更是具有兩面人格的人物,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已經成為官員人格的壹部分。兼具政府機構功能與民間組織代表這二重角色的行業協會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場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必須能夠輕松自如的隨時進行角色轉換。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信用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既缺乏信用觀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壓力,違規做假賬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壹些客戶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迫使會計師事務所造假,如果會計師不協助客戶造假,就有可能失去業務。近幾年發生的股市欺詐案中,每壹起中都可以看見會計師為虎作倀,協同企業造假。
經濟倫理關系是否失常,實際上關系到壹個地方投資軟環境的好壞。改革以來經濟發展日趨落後的湖南省,其省委書記王茂林在1996年2月9日的壹次會議上就指出,湖南投資環境不被看好,主要不是“軟”“硬”件問題,而是人文因素的缺陷。他指出:“壹條107國道本是湖南的經濟動脈,可壹些人設關立卡,屢禁不止,名曰查走私,其實是敲詐勒索。車壹停,這個上來強賣礦泉水,那個硬行賣雞蛋,弄得過往客人怕在湖南段落腳。廣東某報壹個版,登了我省嶽陽市榮家灣還有多少騙子的文章,湖南人臉上有光彩嗎?嶽陽市人臉上有光彩嗎?如此,湖南對外開放能擴大嗎?”“做生意要講信用,這是自古以來的道理,可早壹段,好幾家外省公司寫信給我,說我們省幾個公司收了他們的款不發貨,意思是要我幫助解決。省地市各級法院也受理了不少這樣的案件。”[43] 這位省委書記在這裏講的“人文因素”,實際上就是包括經營哲學、企業文化、職業道德、行業規範在內的經濟倫理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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