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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经济环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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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8 10:29:2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9-8 10:44 编辑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轉載者的話

      本文作者現在是商業資產階級右派與市場自發秩序的辯護士,本文是本文的作者還沒有被商業資產階級右派收買之前寫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經濟環境的本質,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

  每壹種經濟制度都有相應的道德觀念和法制基礎,自從中國經濟改革開始,權貴私有化進程推進得相當迅速。那麽中國人是在壹種怎樣的經濟倫理觀念支配下完成這壹過程的呢?這裏談的所謂“經濟倫理”,包含的內容主要有:1、市場交換中的道德秩序;2、分配法則;3、占主導地位的價值體系,如對財富的追求方式、使用和以及管理。本章的分析主要是圍繞上述三個問題進行分析。

  壹、政治、經濟和倫理道德的不同步變化

    自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但只要稍作觀察,就會發現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經濟倫理這三方面的變化極不同步,總的特點是:政治制度的變遷嚴重滯後,經濟制度的變化相對要快,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則快得驚人。毛澤東時代用各種社會壓力強制社會成員遵守的社會主義奉獻型經濟倫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並被壹切圍繞實利作取舍的價值判斷標準取代。結果導致了社會嚴重混亂脫序的局面:社會成員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純粹的買和賣。極端自私的利己主義(往往被誤解成西方的“個人主義”)、以鄰為壑的地方主義、化公為私的腐敗行為……人心浮躁飄蕩,行為混亂失序,不少社會成員連起碼的道德感都喪失殆盡。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惜損害他人、損害整體、損害民族、損害社會。政府不得不承認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公眾安全感日益下降。

  社會主義奉獻型經濟倫理,在物欲的沖擊下如此不堪壹擊,正好說明了它完全藐視人的求利動機,從根本上違反了人性。它之所以在社會上壹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從較淺的層面看,是依賴於中共政府意識形態強有力的約束。但從深層次分析,實質上更有賴於計劃經濟體制的支撐。當人們舍政府提供的就業機會之外無法以別的方式謀生時,其行為自然也當遵循政府劃定的界限。壹旦社會主義經濟倫理的支柱--計劃經濟體制發生變化,這座在沙灘上苦心構築的倫理大廈自然也就失去了支撐的基礎。可以說,自改革以來,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對人的約束作用日漸式微,社會政治道德日益敗壞,其實是經濟改革和法制建設不同步的必然結果。中國政府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進行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設來規範人們的求利行為,才導致如此混亂脫序的狀態出現。

  這裏有幾個人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為什麽在財富的沖擊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倫理會如此不堪壹擊? 中國以“安貧樂道”為主調的傳統經濟倫理,為什麽在全社會群情洶洶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見不到半點影子? 對傳統經濟倫理和社會主義經濟倫理到底揚棄了什麽,繼承了什麽?它在目前經濟倫理劇變中到底起了何種作用?

  西方發達國家的公民社會奠基於市場經濟體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礎,即對他人生命、財產、自由權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為出發點。而中國現在發展市場經濟,為什麽竟會出現這種以社會整體生活的理想和道德準則作交易、整個社會“人皆為盜賊”的局面?人們追逐利益時,往往是以損害他人(或國家、集體)的權利,甚至損害他人的財產和生命為前提,以此為代價獲得的經濟發展到底值不值得?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究竟是單純追求經濟的發展, 還是為了求得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上述這些問題,尤其是第二個問題,凡有社會良知的人都在思考。憑心而論,中國之所以走到今天這種狀態,並非“開放”帶來的“外來”影響。正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任何社會的人都存在對財富的貪欲,和其它制度相比較,資本主義恰好更多地是對貪欲的壹種抑制或理性緩解。對西方社會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否認,功利性確實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徵,但西方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早已建立起相當完備的法律制度,比較成功地將社會成員對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損害他人生存的範圍內。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烈變化,最引起研究者興趣的問題應該是:就在對“道德人”和 “道德經濟” 的批判尚余音裊裊時,就出現了令人驚詫的“道德大崩潰”。而人們的道德倫理觀總是從他們所處時代的實際關系引伸出來的,這中間的劇變說明,壹定在中國人表面上還是“道德人”的時候,在民族心理的深處,已埋伏下某種導致日後道德劣變的隱性因素,只是研究者過多地註意到表面上粉飾出來的“道德”狀態,沒有進行更深的內在挖掘而已。

  二、當代中國人對商業道德的看法

  1996年,由新加坡昂記科技公司委托零點調查公司進行了壹項名為《中國企業家的商業倫理指南調查報告》。在調查中,調查人員采用了分層抽樣的方法,電話訪問了北京、上海、廣州300家國有、民營、三資、個體企業的負責人,調查內容涉及到商業倫理的作用,對不道德行為的容忍程度,企業經營者心目中的理想倫理規則及其道德實踐,經營者個人信念等。根據這次調查結果,該公司研究人員概括了中國企業商業倫理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企業經營者對商業倫理的熟悉程度尚不夠,對商業倫理規則處在低水平的自發遵循狀態,對商業倫理的重要性的認識與對實際生活中非道德商業行為的高度容忍形成強烈反差。調查表明,只有34%的人聽說過“商業倫理”這壹說法,且多將“商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等同視之,只有約15%的企業經營者能較全面地理解 “商業倫理”這壹概念的內涵。

  雖然多達8.5成的企業經營者強調商業倫理在企業經營中的重要性,但調查人員提供的非道德行為測試結果又令人擔憂:企業經營者中對相當壹部份非道德行為采取高度容忍的態度,或持道德中立立場,其中對於外部權威與客戶關系中的非道德行為的容忍更為明顯。

  企業經營者對非道德行為的容忍度  序位 非道德行為類型 容忍度% 道德模糊%  1 行賄受賄 79.0 3.7  2 賄賂客戶 71.3 6.3  3 缺斤少兩 55.4 0.7  4 不實廣告 55.0 0.3  5 無企業文化 25.3 9.0  6 偷漏稅 18.7 2.7  7 環境汙染 3.3 2.32、經營者們期待誠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業倫理關系,但是利益和現實功用的驅動往往使大家屈從於違反道德價值的現實。在回答經營者心目中理想的商業倫理關系時,與客戶交往應保持信譽、相互信任原則被受訪者放在首位(37%),其次是雙方真誠合作的原則(28.3%);在與政府等外部權威的交往中,企業經營者希望能真正做到公事公辦者占32.3%,做到相互支持者占71.7%;而在企業內部文化規則方面則反映出多樣化的形態,從大類上看,主張在企業內強調感情聯系的經營者占49.1%,強調管理規則的占25%,強調報酬規則的占6%。

  “守法”是企業經營者認為應該在其經營中堅持,而且在實踐中也能做到的基本原則。但除此以外的經營原則則在“應該”與“實際”之間表現出較大的差距,處在應該堅持的原則前幾位的次序依次為:“誠實信用”、“自信自強”、“尊重和信任他人”、“不斷創新”,而處在大家現在實際奉行的原則前幾位依次是:“隨機應變”、“穩定發展”、“只重視效益與利潤”、“自信自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兩者之間差距相當顯著。

  3、良好的商業倫理體系為經營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習氣則被主要歸咎為社會環境作用,經營者缺乏內在的道德自省,是企業經營中非道德現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信用”、“事業心”、“把握商業時機”、“吃苦”被經營者們推崇為事業成功的四要素,並認為這是個人可以把握的因素。但對於社會上存在的相當普遍的非道德經營行為,經營者往往歸結為外在環境的影響:“社會風氣不好,大家只顧掙錢”(36.7%)、“用來支持商業倫理建設的法律制度不健全”(24%)等,而企業經營者很少做自我道德反省。相反,在維護自身利益時,企業又往往樂於接受不道德行為,甚至有時推波助瀾。企業對商業倫理的矛盾看法,反映了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的道德雙重標準:對於非道德經營行為的批評,多著眼於指責他人,是壹種他律規則;而在自律方面則寬以待已,將非道德行為歸咎於大環境,拒絕為自己個人的不道德行為承擔道德責任。

  4、商業倫理規則的制度化的水平尚不高。規則制定的主要推動者是企業的高級管理層與上級單位,缺乏對企業全體成員的道德訴求的整合,從而存在著將商業倫理規則作為某種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難以成為企業從業人員由衷接受的共守規則。調查中發現,85.2%的企業經營者表示,壹旦企業能把倫理規則制度化並確定下來,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基本能堅持正確的倫理指向,顯示制度化較之非制度化有壹定的優勢。但是,事實上只有不到半數的企業有壹些不完全的商業規則。而在商業倫理制度化的過程中,企業的高級管理階層又起著主要決定作用,其中有31.1%的人表示企業倫理規則是企業的高級管理階層來推動確立的,很少有企業報告其員工能參與制訂企業的商業倫理規則。

  調查表明,在作為商業倫理規則的主要確定者的企業高層管理人士中,他們的個人信仰以工具型(科學與知識)、親情型(父母與朋友)、權力型(有權者)最為突出,而政治型(某種特定政治信念)及奉獻型較為低落,從而可用於解釋目前中國企業中經營者重視眼前功用,家庭化色彩濃厚及為什麽接受權力尋租行為的趨向嚴重。

  上述行為與觀念在90年代中後期的畸形發展,其結果是社會對行賄受賄等貪汙腐敗行為的高度認同。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 2002年5月14日發布“2001年腐敗度指數”( The 2001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前身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俄國名列第壹,中國大陸名列第二。 2002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即全國人大代表大會與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共有40多位政協委員提出20多件有關建立社會信用的提案,認為中國現在政府、銀行、企業以及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嚴重的信用危機。[1]

  三、被破壞的市場道德秩序

  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經濟倫理的第壹層次--職業道德和經濟信用構成,這兩者構成了人們的行為準則,使人們的經濟交往有了規範。但現在的中國,這兩者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1、職業道德感的缺乏和行業風氣的敗壞

  所謂職業,從本質上來看,是社會職能專業化和人的角色社會化的統壹。由於職業所固有的社會性質和地位,決定了每種職業在道德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做官有官德,行醫有醫德,從藝有藝德,經商有商德,執教有教德,從事學術研究有學德。各行各業都有與本行業相壹致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可以說,職業道德是壹種高度社會化的角色道德,在經濟倫理體系中,它與經濟信用壹樣,同屬於第壹層次,是整個經濟倫理體系的基石。

  所謂職業所固有的社會性質和地位,簡單地說,主要是指職業和職務集中地體現著社會關系的三大要素--責、權、利。“責”是指每種職業都意味著承擔壹定的社會責任,如遵守職業規則程序、承擔職權範圍內社會後果的責任,實現和保持本崗位、本職業與其他崗位、其他職業有序合作的責任等;“權”是指每種職業都享有壹定的社會權力,即職權,如使用、操作、管理或支配某些社會資源的權力,通過職務報償獲得社會財富的權力。這些職權是社會公共權力的壹部份,在如何承擔和行使職業權力上,體現著社會公共道德;“利”是指每種職業都體現和處理著壹定的利益關系,尤其是那些以公眾為服務對象的職業,都是社會利益(或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行業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集結點。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既是職業的責任和權力所在,也是職業內在的道德內容。

  從中國的現狀看來,在處理職業的責、權、利三者關系上,恰恰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可以說無論在何種職業群體中,都沒有多少人認識到自己的職業責任,對職業的 “權”和“利”倒是有著特別清楚的認識。從社會實踐來看,許多人獲取財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職業責任,而正是依仗職權、破壞其職業的基本道德準則得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利益分配的砝碼自然是朝個人利益和行業集體利益傾斜,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成了後者的犧牲品。少數人從事所謂“第二職業”,如壹些資源部門的官員到企業兼職,出任董事或名譽董事長之類,恰好是憑仗其第壹職業的便利和權力,因之這些“第二職業”往往是以損害“第壹職業”的責任和道德為前提的。

  中國許多行業如房管、電力、電話、醫療、教育等行業都具有壟斷性,至於工商、稅務等更是凡開辦企業者都需仰其鼻息的職業。由於生存需要,老百姓需要和這些行業打交道的時候很多。而這些行業中,幾乎每壹職位都有“權”可資利用,所以老百姓談到“電老虎”、“房老虎”以及某些行政執法人員的劣行時都很憤怒,對許多行業濫用“職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看病動手術要給“紅包”;小孩上學要送禮,要滿足學校裏各種各樣不合理要求;到政府部門蓋章批條要行賄等劣行,無不切齒痛恨卻又無可奈何。這方面的極端例子為河北省雄縣電力局副局長李玉成,這位李副局長1995年8月某天到該縣壹家酒店跳舞被婉拒,他遂利用職權編造謊言下令有關人員停電,造成4座35千伏變電站、15個鄉鎮企業及大半個縣城停電長達半個多小時的惡性事件,使該縣工農業生產蒙受了巨大損失,最後在調查組查實此事後,這位李副局長卻只受到撤銷行政職務及留黨察看壹年的處份。[2]

  《中國青年報》曾載有壹篇“行業風氣問卷調查數據”,該文談到,公眾最為痛恨的八種行業不正之風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亂收費;利用特權索要財物;亂罰款;亂攤派;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無償占用下屬單位和企業的錢物。[3] 社會公眾痛罵這類行為“比妓女還不如”,認為妓女拿了錢還要提供服務,還要講“職業道德”,而這類人拿了錢,連起碼的職業道德都不講,還要破壞這壹職業的聲譽。比如在政府中擔任公職本不是壹種純粹的雇傭關系,有其倫理上的精神意義,即要求擔任者有個人獻身精神。但現在不少政府工作人員拿了國家的工資,亦即人民的血汗錢,不但沒有“為人民服務”,還要貪汙腐化,挖政府的墻腳,破壞政府聲譽,削弱了政府計劃的實施,甚至還破壞了許多社會公共政策的原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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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8 10:31:26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說上述行為可冠之以“不正之風”,那麽下述行為就只可以用“反社會、反道德”這類詞來形容了。如走私販毒、制假販假、賣淫設賭、以及設立各種騙局等等。不少長途汽車的乘客都受過“車匪路霸”坑害,不少旅客上車之前說好的票價,等拉到半途,司乘人員強行加價,稍不依從,就是壹頓毒打;或是半途甩客,旅客如有異議,就會被飽以老拳。[4] 壹些路邊店強行攔截過往車輛,用打罵等威脅手段要求旅客花高價“買”他們供給的飯菜,壹輛車上只要有壹個旅客不買,就堅不放行。有的旅客坐上壹天車,被攔截7次,強逼吃飯5次。[5]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壹些沒有辦法從公有財產中分壹杯羹的官員,為了撈錢而設置“色情陷阱”誘人入局。如江西省上饒地區萬年縣石鎮政辦,在206國道線萬年境內路段,與沿線部份路邊店老板及妓女串通,利用賣淫婦女在店內或上路搭車等方式勾引過往駕駛員、貨主或旅客嫖娼,店老板隨即向石鎮政法辦“報案”,政法辦派人到路上攔車將嫖客抓獲處以罰款。自1992年11月至1993年9月止,石鎮政法辦人員采用上述手段共“抓獲”嫖娼案118件,對161名嫖客處以罰款,總共罰沒款項34.86萬元。象這種設局騙陷他人謀取財物的行為,竟出自基層執法者,可見世風之壞。[6] 這壹類行為早已不是正常的買和賣,和打劫已沒有什麽本質區別。如果說政府官員的腐敗和企業經營者監守自盜的腐敗行為屬於權力制衡的範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職業便利謀私屬於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問題,那麽這類強買強賣和設置“色情陷阱”之類則說明部份人已根本無視他人生命、財產的權利,根本不想付出市場交換中的“交易費用”,而用準暴力強制性地將別人的財富占為已有。上述種種行為的擴散,敗壞著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

  職業道德是壹種軟性的行為規範,在經濟倫理體系中居於第壹個層次。作為起中堅作用或者說主導型的道德規範,它本身受良心和社會成員個人素質的制約,同時又調節著人們的自我行為、人際關系和壹切非法律關系的交往,是全體社會成員都需恪守的道德規範。據壹份調查資料,1993~1995年這三年,社會公眾最不滿的三大問題當中,對社會風氣的不滿都很強烈,1993年有87.1%,1994年有93.3%,1995年有89.6%的被調查者對社會風氣表示了強烈的不滿。[7]

  在公務員之外所有的職業當中,以醫生與教師這兩大行業職業道德的敗壞對社會影響最為惡劣。這裏僅以醫德為例。新疆建設兵團壹家被評為高等級的“三甲”(三個甲等,是中國目前最好的醫院等級)醫院的院長曾經揭露醫德的嚴重敗壞,他談到的現象讓人觸目驚心:醫院領導的指導思想是“能賺錢的科室就是好科室”。醫護人員為了“創收”,不擇手段從病人身上刮錢,主要手段有:1、醫生每開壹張CT申請單,CT室即給該醫生4.5元回扣。該院長統計過,某醫生在壹月之內曾開了60張CT申請單。而事實上,在這60位患者中需作CT檢查的僅為20%左右;2、對同壹病床可開3~4個住院證,被列為“加床”。每加壹床,科室可增加收入5元;而事實上每壹張病床只能住壹個病人,其余名為住院的病人在家診治也得交住院費;3、亂收費。壹胡姓少年僅16歲,1997年6月以後曾住院3次,每壹次診斷結果都不壹樣,共收費5,000多元,其中亂收費達1,000多元,是病人從未使用過的醫療器具或多開的註射器之類的費用,此外還加收了不少其父母的陪住費、護工費等。該院長指明,這只是隨意抽查的壹個病例,並非亂收費的典型。這位院長還指出,大多數醫護人員向錢看,收紅包、吃回扣現象司空見慣。而該醫院自被評為“三甲”醫院以來,為了保榮譽、保領導職位、保科室及個人獎金,上下共同說假話、說空話,根本無職業道德可言。這個醫院全年收入8,000多萬元,當地政府主管部門衛生局從中得了不少好處。曾有人多次向衛生局反映這個醫院的嚴重問題,而衛生局等主管部門竟將這些信件原封不動地轉回醫院,以至於寫信反映問題的人受到打擊報復。[8] 著名的河南愛滋病蔓延事件,就是當地醫院缺乏醫德,在為賣血者抽血時未使用消過毒的針管而導致交叉感染。這種情況在中國各地時有發生,黑龍江雞西市滴道區婦幼保健院在為新生幼兒辦理出生證明時強行賣針劑--家長不購買針劑就不予辦理出生證明--導致大量新生幼兒中毒,從1996年6月1日到1998年9 月,共有192位新生幼兒中毒。[9] 山東省濟南市壹些醫院(包括壹些很有名的大醫院)為了賺錢,不顧病人身體安危,在給病人輸氧時竟然輸工業氧,收費時則按醫療用氧的價格收取,每年賺取的差價高達30多萬元。[10] 醫院強行向病人賣高價藥收取回扣的事更是比比皆是,湖北省武漢市壹醫院60多名醫生都向病人強行賣藥,收取回扣,每天每人的回扣費高達100~200元。 [11] 醫療行業是壹個絕對的“賣方市場”(Sellers’ market),患者面對醫生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能力,只能任醫生宰割。其職業道德墮落到如此地步,實為文明社會所罕見。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認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道德基礎就是‘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源於每個人對自己行為的壹切後果負責的道德感。”沒有基於道德感基礎之上的責任感,任何職業都將失去它的社會價值:對於社會,它不能有效地實現職業職能、創造效益、組織社會結構與穩定社會的價值;對於個人,它不能實現長期謀生,進行個人技能的積累,為社會創造服務與作出貢獻的價值。要言之,完全喪失了責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視為文明社會的壹員。由無數多個這種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其生存意蘊也將降低到壹種非常可怕的程度。

  2、社會道德崩潰的制度原因

  中國社會道德崩潰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

  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體制發生了兩個最重要、也最引人註目的兩個變化:壹是指令性經濟計劃的消失,二是非國有部門的擴張。不少研究者面對這兩個變化,很自然地簡單運用“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這樣的“兩分法”,很快得出結論:中國現在已經形成了市場經濟機制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制。他們顯然沒有註意中國的現實:計劃經濟消失以後,填補制度空白的卻不壹定就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計劃經濟固然已經瓦解,但來自政府和壟斷性國有機構的對經濟活動的幹預不僅沒有減少,而且變得更加“隨意”化。可以說,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並非由市場機制主導,而是壹種半市場交換、半“隨意化”行政性幹預的“雙軌制”。這種體制既與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不同,也與東亞地區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體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現存的社會主義政治社會體制上,阻礙資源的有效配置,滋養著日益泛濫的腐敗。

  在中國大陸,政府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將“改革”狹窄地定義成“改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和調整排斥私有經濟的意識形態”。在這種宣傳的浸染下,久而久之,連很多學者也習慣成自然地接受了這種觀念,以為只要在意識形態中給市場經濟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經濟活動中清除了價格的計劃管制以及生產、流通、勞動力的指令性計劃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經濟活動決策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實上,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計劃經濟加意識形態”的簡單構成,在社會主義的制度的長期作用下還生成壹定的社會結構並產生壹種制度性文化。這種社會結構與依附其上的制度性文化不可能隨著中國這種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跛足”改革而消失。事實上,這種社會結構與制度性文化不但頑強地生存下來,還為中國的轉型過程深深地蓋上自己的“烙印”。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在原有的政治社會基礎之上建造了壹種既承認原來的權力體系、又承認市場交換活動的經濟體制。

  中國計劃經濟的經濟管理方式消失以後,它的兩個基礎仍然存在:

  第壹,從中央政權到鄉政權那龐大的黨政部門和壟斷性國有機構的組織架構並未解體,只是作了某些合並、或更換壹些名稱。這些機構擁有的可以隨時插手日常經濟活動的權力從未被取消或否定過。

  第二,黨政幹部和壟斷型事業機構的員工依然享有相當高的政治社會地位。這些利益群體的活動能量比改革前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其生存環境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1、隨著經濟決策權力的下放,過去集權體制中自上而下的紀律約束大大軟化,各機構或個人獲得了充分的活動空間。2、各機構和個人的行為目標也有很大改變。過去是努力完成上級指示,以便有機會擴大機構的權力和級別,謀求個人的升遷。現在則是機構要努力“創收”,個人更是“壹切向錢看”。3、計劃經濟的瓦解使財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樣壟斷財源,隨著國家財政能力的下降,上級機關再也沒有足夠的財力為下級機構撥付足夠的正常活動經費,更無法滿足這些機構員工永無止境的提高工資福利的要求。

  在這樣的情勢中,機構和幹部們的行為方式自然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不再是單純聽命於中央政府的“馴服工具”,可他們也不是真正受民眾監督的公務員;他們既不願意放棄優越的政治社會地位,也不甘於經濟地位有所下降。於是他們壹方面代表政府執行公務,另壹方面也利用執行公務的權力獲取額外經濟利益,因為這是他們輕車熟路與最可能抓住的機會,“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撈了也白撈”這兩句話就是當前中國政府官員們普遍的心態與行為動機。

  在轉型過程中,政府或其他壟斷型機構對經濟活動廣泛的行政性幹預,還表現為90年代行政管理與公共服務業的商業化趨勢。由於行政事業機構僅依靠財政撥款度日,壹定會陷入“半饑半飽”狀態。為了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當中的壹員,絕大多數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都在精心盤算著如何借手中權力使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樣就形成了壹種轉型期獨特的制度性文化,即政治權力資本化與政府行為企業化,具體表現為相當普遍的“創收”活動,這在開始被視為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最後竟成了屢屢見諸於官方文件的壹個專門名詞。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利用機構本身擁有的權力和機會來交換各種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利益,諸如屢禁不止的行政機構借故攤派、新聞媒體實行“有償報道”、大專院校辦短期“培訓班”與巧立名目賣文憑、中小學賣學位(即學生讀書的指標,並非高等學校的學位)、收“高價生”、出版社賣書號、醫院向公費患者強行推銷昂貴藥物、搭售日用品等等。這樣,稅收稽查權、新聞播報權、學歷授予權、出版發行權等過去與商業交換無關的權力機會都變成了 “創收”的工具,其結果是將“市場交換”擴展進政府機關和公用事業,這種“市場經濟”活動的範圍比任何發達國家還要寬廣,其必然結果是大大擴展了“尋租” 活動的空間。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為了謀利,不斷制造機會、增加對日常經濟社會活動的幹預,並將這種幹預變得更沒有規則、更隨機化。在財政支付能力縮小、而機關事業機構並未相應縮編的情況下,這類活動可以在短期內有效地減輕財政負擔,增加機關事業部門員工的收入,起到穩定官員隊伍的作用,中央政府因此對這壹現象“睜只眼閉只眼”,從未認真禁止。但是從社會效果來看,這類活動卻嚴重擾亂了社會經濟活動秩序,瓦解了道德標準,腐蝕了社會肌體。當這類活動是由單位有組織地進行時,常常被稱為“搞活經濟的‘創收’活動”;如果是員工假公濟私、個人單獨進行,壹經查獲則被視為“腐敗”。比如高等院校以集體名義賣文憑與學位,只算“創收”,教師員工人人擁護;但如有教師向學生賣分數賺錢,壹被揭發則身敗名裂。如新疆烏魯木齊市衛生學校壹位高級講師向不及格的學生索費數百元,將學生成績升等,不及格改為及格,理所當然被視為腐敗行為。[12] 實際上,當行政事業機構有組織地從事這類活動時,它與個人假借機構名義所進行的同類活動常常無法區分,機構的不當“創收”與個人的“腐敗”行為可以彼此轉換、相互掩護。在這種極為混亂的秩序之中,很多社會成員壹方面是受害者,壹方面又是混亂的制造者。他們有兩副隨時可以輕松轉換的面孔:在評價自己的行為方式時,他們會從利益的角度出發,為自己的不當謀利行為進行理直氣壯的辯護;在評價他人類似的行為時,卻從道德的角度義正辭嚴地加以指責。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陜西省鹹陽市工商局官員商標廣告管理所副所長尚美英敲詐勒索案。1997年6月,尚美英認為其轄區內的步長公司在商標使用與宣傳廣告中存在不當行為,於是威脅步長公司負責人,她將以工商局的名義向該公司的151位客戶發出損害該公司形象的151封信,每封信勒索價碼1萬元,共為151萬元。步長公司多次央求尚美英降低價碼,尚美英堅持壹封信1萬元的勒索價。該公司只得向當地公安部門報案,公安局將這位尚副所長拘留數天後,判令取保候審,在其出獄當天,鹹陽市工商局竟然為這位涉嫌敲詐勒索的副所長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視其為“英雄”。[13]

  從中國的現狀來看,在計劃經濟消失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濟體制會是壹種與計劃經濟無關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幹預並存。這裏講的行政性幹預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觀管理,主要是指兩類情況:壹種是為滿足個別利益集團而實施的政策,例如銀行奉命向長期虧損、拖欠大量逾期貸款的國有企業繼續提供新貸款,這樣作既有損經濟效率也有損社會公平;另壹類是擁有權力的機構或個人對社會經濟活動的不當幹預,主要是為了滿足幹預者個人或小群體的經濟目的,這樣的幹預不可能有明確、統壹的規則,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難有效地控制,只能定期地發動“反攤派”、“反貪汙”之類的“運動”加以遏制。實際上,這類現象正是現行的半市場調節、半“隨意型”行政性幹預的“雙軌”體制的壹種“體制病”,不從體制方面祛除病根,只是借助樹立“模範人物”的道德宣傳或進行“運動式” 打擊懲處,根本無濟於事。

  這樣的“雙軌制”可能存在相當壹個時期,因為壹方面它具有市場機制的壹部分功能,為生產者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提供了市場規則,保證了經濟活動的進行;另壹方面,它不但承認和保留原有的權力結構,而且為原有的權力結構註入了新的活力,從而鞏固了原有權力結構的基礎,使廣大公務員群體成為改革當中最大的受益者與中國“改革”的堅決擁護者。正由於這壹點,中國政府根本不打算在短期內進行觸動權力結構的政治體制改革。

  四、經濟信用

  所謂“經濟信用”,和職業道德壹樣,在經濟倫理體系中居於最低層次,是人們在經濟交往中的基本行為準則,也是任何社會中經濟實體生存與發展必不可少的壹項道德資本。因而它的要求往往十分明確、具體、清楚,甚至壹目了然,使從事交易者很容易識別、理解並遵循。如貨到款訖、不銷售偽劣制品等。關於經濟信用在經濟生活中的意義,有壹句著名的話,即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反復強調的那句“信用就是金錢”。中國傳統也非常強調信用是個人品質中非常重要的壹部份,古語中有“人無信不立”這句話。基於此,可以將人力資源分成兩部份,壹是人的能力,二是人的道德素質,後者構成經濟信用的載體,其水平高下決定了物質資源是否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所以經濟信用被視為市場經濟的基石。

  然而,中國到了80年代後期與90年代上半期,已出現了嚴重的經濟信用失常的現象。其中三種最有代表性的行為,壹是經濟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現是中國企業之間互相拖欠貸款或服務費(俗稱“三角債”)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已導致經濟信用嚴重梗阻,社會經濟無法正常運行。二是假冒偽劣商品越來越多,充斥全國各個市場,絕大多數消費者都受過假冒偽劣商品之害。三是企業的財務報表弄虛作假越來越嚴重,這壹點與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時的弄虛作假互為表裏,成為不可小覷的社會公害。

  1、經濟合同欺詐行為多,合同履約率低

  據中國國家工商總局調查測算,每年全國違法合同占合同總數的6%,企業因合同欺詐等違法行為的侵害造成上千億元的損失。中國每年簽訂合同超過40億份,而合同履約率僅60%左右。政府部門曾對江蘇省部分企業進行調查,合同履約率只有65%左右。[14] 廣州市每年因生意往來而簽訂的合同有上千萬份,但這些合同的履約率只有40%左右。[15] 由於合同欺詐事件屢屢發生,壹些企業因此陷入停產、半停產困境。為了避免上當,不少企業在經濟交往中放棄現代信用,重新選擇了以貨易貨、現金交易等傳統交易方式。據統計,自90年代中期以來合同交易只占整個經濟交易量的30%,合同履約率只有50%左右。中國每年不誠信的代價為5,855億,其中因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產品質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種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約有2,000億元。[16] 據有關部門對江蘇省1,500家企業的調查,在簽訂的28萬份合同中,交易總額的30%是現貨交易,接受調查的國有企業交易總額中35%采用現貨交易,私營企業交易總額中更有69%采用現貨交易。信用的缺失明顯增加了交易成本,甚至造成交易失敗。[17]原因很簡單:沒有遊戲規則的市場無法獲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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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角債”為例,到1991年6月1日“三角債”被提到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時,實際上已處於國家不能不管的被動局面。當時全國“三角債”累計達 3,000億元,在工商銀行開戶的4萬戶企業,三項資金占用達3,523億元,其中產成品占用1,306億元。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國家共註入清欠資金 555億元,清理了拖欠款2,190億元,達到了註入1元清欠4元的效果。雖然經過這幾次大規模的清欠,但前清後欠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形成“三角債”的因素在1992年仍在發展。[18] 接下來的幾年相互拖欠的“網”越織越密,越拉越緊,陷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困難境地。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壹組數據:1994年底,中國工業應收而未能收回的帳款凈額為6,314億元,比1993年末增長了51%,相當於工業企業全年銷售總收入的15.8%。1995年上半年,拖欠的情況仍有增無減,截至5月末,己超過7,000億元。[19]1998年約為11,000億元。更為嚴重的是,目前拖欠勢頭正在向拖欠銀行貸款利息、國家稅收方向發展。 [20] 據壹份資料顯示,在發達市場經濟中,企業間的逾期應收賬款約占貿易總額的0.25%,而中國這壹比率高達5%以上。大量追債公司應運而生,以黑社會手法追討債務的事例屢見不鮮。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條也越來越緊,國有企業欠銀行的錢不還,銀行出現大量爛帳、呆帳,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持續增加。中國在中國、農業、工商、建設四家國有商業銀行開戶的62,656戶改制企業,涉及貸款本息5,792億元,經過金融債權管理機構認定的逃廢債企業32,140 戶,占改制企業的51·29%。這些企業通過各種手段逃避銀行貸款本息1,851億元,占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31·96%。[21]壹些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的考慮,公開或私下幹預法院獨立審判,縱容企業逃廢債,甚至有組織地推動企業實施違規違法破產逃廢債。山東省滕州市有137戶改制企業,逃廢債金額近12億元。其中利用連帶組合包裝破產方式逃廢債的有97戶,逃廢債金額為8.5億元。又如北京市平谷縣,把破產作為解決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歷史遺留問題和難點問題的壹條主要出路。這壹個縣在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縣支行開戶的改制企業148戶,涉及銀行貸款本息3.1億元,其中改制企業有逃廢債行為的131戶,占改制企業88.51%,逃廢債金額達2.4億元,占改制企業銀行貸款本息的78.19%。吉林省吉林市管道煤氣總公司也是壹個制造銀行呆帳的突出案例,該公司投入1.2億元的資產,與香港捷美公司和中國新興石油公司共同組建新吉美公司,同時,將所屬的安裝公司、設計院、經貿公司等重新註冊登記,帶走有效資產4,098萬元,導致工商銀行的7,099萬元貸款本息被懸空。[22]

  2、偽劣商品與各種假貨充斥市場

  由於中國市場自我調節功能較弱,市場準入制度很不嚴格,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人,獲得成功的概率比失敗的概率要大得多,高額利潤使不少人趨之若鶩。統計數據表明,1993年初至1995年壹季度,在全國共查出假冒偽劣商品標值52.4億元;銷毀假冒偽劣商品標值15.8億元;全國共立假冒偽劣案件21萬多起;[23] 每年中國都要開展所謂打假專項鬥爭,僅以2001年為例,打假立案查處的就高達120萬起。[24] 偽劣商品中,數量最多、對社會公眾危害最大的是充斥全國市場的各種偽劣藥品。山東、遼寧、四川等都是全國假藥的集散地,1995年5月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局、國家中醫藥局等幾家聯合宣布,全國共查處非法醫藥經營戶6,451家,取締藥品集貿市場36個,查處價值2,000多萬元的藥品共11,309批(件)。[25] 據路透社2002年7月12日報道,黑龍江省密山市近千名中小學生,接受當地防疫部門提供的腦炎疫苗註射後,出現發燒、嘔吐,嚴重者出現心臟病。這些疫苗就是偽劣產品。

  由於分年列舉不太可能,這裏僅以2001年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為例。2001年,中國政府以食品、藥品、農業生產資料、棉花、拼裝車為重點,開展了“打假專項鬥爭”。據不完全統計,各有關執法部門在這壹專項鬥爭中,共吊銷生產經營許可證及營業執照35,600家,取締制假售假窩點32,600個,[26] 而國家工商總局則公布,2001年上半年工商行政管理系統共查處制售假冒偽劣案件139,572件,受理消費者申訴案件192,423件,造假主要針對化妝品、飲品煙酒、服裝鞋類、音像制品、藥品和農業生產資料。[27] 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2001年的報告談到,近年來中國在有關人體健康方面的打假已經分成幾大類:壹是開展食品打假專項鬥爭。共涉及肉類、食鹽、糧油制品、集體供餐和學生飲用牛奶、嬰幼兒食品與兒童食品等。二是開展藥品、醫療器械打假專項鬥爭,其中以壹次性輸液(註射)器作為整治重點。三是打擊非法行醫、非法醫療廣告等嚴重擾亂正常醫療秩序的行為。四是打擊非法采集供應血液血漿。尤其是最後壹項采集血漿已經成了中國近年來愛滋病流行的壹大渠道,河南的幾個愛滋病村就是因為農民賣血引起。[28]

  中國大陸偽劣商品問題近年來已成為國際焦點,許多國際知名品牌皆深受其害,據統計美國企業每年在仿冒問題上的損失金額高達2,500億美元,其主要生產源頭即是中國大陸。包括中國奇瑞汽車制造廠仿造美國通用汽車所設計車款,嚴重侵犯通用汽車的知識產權;[29]美國任天堂於1994年因中國大陸進口零件廠商仿冒造成高達12億美元的損失,事後中國大陸雖壹再保證杜絕仿冒,但任天堂公司在2003年因仿冒的損失仍達7.2億美元。[30]

  與90年代中期以前不同的是,假冒偽劣商品生產不僅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鼓勵,還有黑社會勢力的介入,[31] 這兩大勢力的介入,使在中國市場上消滅假冒偽劣商品事實上成為不可能。中國的地下經濟門類當然不止上面列舉的幾大門類,在侵犯知識產權方面,中國堪稱世界之最,各類盜版書籍、盜版光碟盛行。但這些行為往往受到地方政府鼓勵,壹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增加稅收,公然鼓勵造假制假,並認為只要不生產毒死人的假藥與食品,其余的壹切都可以偽造假冒。2005年5月18日,商業軟件聯盟(BSA)發布了2004年全球80多個國家盜版率研究報告,中國以 90%的盜版率高居第三位,排名僅次於越南和烏克蘭。中國盜版生意每年賺取的利潤在190億美元到800億美元之間。《今日美國報》披露,根據2002年的統計,中國家庭的DVD和錄影帶有91%都是盜版的,當年美國家庭娛樂業的損失為1億6,800萬美元。[32]由於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甚為嚴重, 2005年美國與中國政府的貿易談判中將知識產權作為壹條重要內容。2002年來自中國的假冒產品占領歐洲市場的比例比2000年增長了6倍多。[33]

  在所有制造假冒偽劣的地下經濟活動中,中國政府比較認真對待的是危及國家財政與貨幣金融市場的偽幣制造活動。流風所及,連學歷都成了偽造的物件,2002 年3月廣東省教育廳公布,在3,500多份送來鑒定的文憑當中,竟有800多份是假貨,超過送檢量的20%。個別單位送檢的文憑幾乎全是假的。成都市則有 7.5%的處級幹部學歷為假造。[34]

  3、企業財務報表弄虛作假嚴重,與會計師事務所做假帳互為表裏2000年財政部組織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對59戶企業1999年年度會計信息質量進行了抽查。這次共抽查了外貿(糧油食品進出口、化工進出口)、電信、汽車、機械等行業的159戶企業和為這些企業出具審計報告的117家會計師事務所。在被抽查的159戶企業中,資產不實的有147戶,共虛增資產 18.48億元,虛減資產24.75億元,資產失真度0.95%;所有者權益不實的有155戶,共虛增所有者權益19.36億元,虛減所有者權益 18.17億元,所有者權益失真度1.82%;利潤總額不實的有157戶,共虛增利潤14.72億元,虛減利潤19.43億元,利潤總額失真度 33.4%。[35] 上海市國有企業會計失真問題相當普遍,財政收支中的弄虛作假行為十分突出,不少企業做假帳、報假帳、算假帳,盈虧嚴重不實。據市審計局1998年組織對 22家市管企業及202家子公司進行經濟責任審計,查出114家企業虛增利潤22.69億元,65家企業虛減利潤4.93億元,相抵後虛增利潤17.76 億元,占審計前報表利潤總額26.45億元的67.15%。[36] 1998年,全國各級註冊會計師行業協會對有關事務所和會計師進行了處理。據不完全統計,對478家問題較多的事務所分別給予撤銷、警告、暫停執業和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處理,其中撤銷事務所103家,撤銷分支機構近千家,還向壹批未達標的事務所發出限期整改通知。[37] 中國股市中的違法違規現象之普及,如設局騙錢、虛假包裝上市、欺詐上市,虛假重組、虛增利潤、虛假做帳等等,事後經調查,發現無壹不是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互相勾結,如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華倫會計師事務所、立華會計師事務所、華鵬會計師事務所等就是已經曝光的幾家社會中介機構。壹位外國觀察者根據中國近些年來披露的材料,寫出了壹篇“騙子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38]來形容中國目前經濟信用體系崩潰的可怕局面。

  上述這些現象都可以稱之為經濟信用失常。

  五、經濟信用為何失常

  中國近年來之所以出現如此嚴重的經濟信用失常現象,已有許多文章討論並總結了幾條原因,認為某些不適合市場經濟的體制性因素成了經濟信用失常的溫床,如歷史原因造成企業自有資金缺乏,高負債經營從而導致企業硬性違約;宏觀調控波動性與信用約束軟化的矛盾;大量資金體外循環;金融機構的不良信貸;銀行間占匯壓匯,等等。由於這些行為的目的都是通過占壓別人的資金解決自己的困難,其結果就導致大家陷入“三角債”旋渦。

  上述分析其實都只是壹些表面現象,因為如果只是這樣,那麽由國家出面,采用放松銀根等方法,這壹問題還不是不可解決的。但是中國經濟信用失常的深層次原因並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簡單,它關涉到壹個民族的經濟倫理觀念劣變的問題。

  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目前在經濟交往中發生的硬性違約,並不完全是企業生產經營不景氣或自身資金緊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從而使經濟合同成為壹紙空文。許多經濟主體在成立之日開始,就有意設置陷阱,利用欺詐手段和另壹方進行經濟交往,壹旦騙子面目敗露,這些人就會卷款潛逃,隱匿蹤跡,根本沒有想到日後承擔義務、履行合同的問題。這方面的例子近年來經常見諸報端,如湖南嶽陽縣榮家灣壹些黨政單位,自1992年開始,根本不理會政府有關“黨政單位不許辦公司”的規定,興起壹股辦實體“搞創收”的風氣,逼著工商部門發執照,開辦大量皮包公司。由於這些機關工作人員根本不懂如何經營企業,便從社會上聘請了壹些無業遊民來搞經營,或是將公司承包給他們,自己坐收漁人之利。這些被聘請者當中,有許多本來就聲譽不佳的騙子,但卻被這些黨政單位視為“能人”。有了“國營企業”這塊招牌以後,這些騙子則以“國營企業經營者”的面目四處出擊,采用五花八門的騙術,在全國各地騙貨、騙錢。全國許多追債者近年來雲集嶽陽縣討債。其中壹些慣騙經常采取“打壹槍換壹個地方” 的辦法,今天是這個公司的經理,明天可能是另外壹個公司的董事長,而且行蹤不定,有的已經把公司開到外地去了。榮家灣亦因此而得到 “騙子灣” 的“美譽”。[39] 這類以行騙為目標的公司目前在中國絕不是少數,僅是傳媒公開曝光的就不知凡幾。

  上述這類商業欺詐行為在中國目前廣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於當代中國信用觀念缺乏:既缺乏傳統的道德範疇的“信用”,又缺乏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契約意識。加之眾多社會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張個人利益,從而導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騙看作是市場經濟的交易謀略,認為市場經濟就是騙子經濟,可以自由行騙,不講信用。如安徽省阜陽市農副產品經營處負責人王某某多次利用庫存的少量商品作樣品,與外地簽訂標的額較大的合同,壹旦合同簽訂,他就千方百計刁難對方,想方設法制造糾紛,然後以對方“違約”為由向阜陽市地方法院起訴。由於他采用賄賂行為買通法院壹群法官,所以他每件案子都能勝訴。在這個案件中,涉嫌者18人,被立案查處的14人,其中法官8人,律師2人,其他4人。[40] 據公安部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天津、沈陽、大連、深圳等壹些計劃單列市每年因詐騙造成的經濟損失均在2億元以上,全國每年損失約幾十億元。其中被公安部門追回的僅占40%,大部份不是被犯罪分子揮霍、侵占,就是流出國境。更令人深思的是壹些地方政府當被騙者上門求告時,對本地的經濟信用失常行為不是進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縱的態度,深層意識裏甚至認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還對失信者采取保護政策。1996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在壹份情況通報中透露,以簽訂經濟合同作幌子的違法活動非常突出,名目繁多,花樣叠出,主要手法有18種之多。大致可分成五大類:壹是移花接木,假冒或借用他人名義或貨物,騙取對方信任;二是利用廣告、信函、傳單等媒介,散發虛假信息;三是虛構貨源,偽造文書,如偽造執照、私刻公章,或者內外勾結,竊取合同文書等;四是利用用回收產品、包銷產品、低價銷售,誇大產品真實價值等利誘手段;五是利用對方法律素質低或法律不健全,在合同中設下種種陷阱,或惡意串通,騙取對方財物。[41]

  在經濟信用失常和大量經濟行為失範現象的背後,起深層次作用的是所謂“地方保護主義”。這壹點,中國政府其實也早已看出。1996年1月,國家經貿委主任、全國打假辦主任徐鵬程接受《中國質量報》記者采訪時就談到,地方保護主義成為嚴重影響“打假”的壹個深層次問題。有些地方“上動下不動”,對本地發生的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不管不問,甚至縱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內,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對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責,避重就輕;對外地到當地查辦的案件故意推諉刁難,制造種種障礙。有的地方由於有地方保護主義作後臺,制假售假違法者氣焰囂張,暴力抗拒執法。近年來,在廣西、雲南、山東、河北、河南等地都曾發生過暴力抗拒執法的惡性事件。徐鵬程認為,這裏不僅是個認識問題,也有個利益機制問題,還有少數幹部的腐敗問題。少數地方存在“假冒得利”、“假冒出效益”的錯誤認識,把造假售假視為發展經濟的壹條出路,把“打假”和搞活經濟對立起來。[42] 有些傳媒引經據典地論證,國際上某些地區、某國在經濟起飛時期,是如何依賴大規模制假售假積累了資金,才有了後來的發達興旺。這種思想上的誤導,無異於對經濟信用失常行為加以鼓勵。

  可以說,中國信用失常的問題關系到政府、行業協會、信用中介機構與信用消費者等四個層次。從政府方面來說,這方面起了相當惡劣的示範作用。中國政府本身就是壹個虛假信息的制造者與提供者,統計數據造假與“為維護黨與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聞均算得上舉世聞名,不少政府官員更是具有兩面人格的人物,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已經成為官員人格的壹部分。兼具政府機構功能與民間組織代表這二重角色的行業協會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場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必須能夠輕松自如的隨時進行角色轉換。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信用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既缺乏信用觀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壓力,違規做假賬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壹些客戶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迫使會計師事務所造假,如果會計師不協助客戶造假,就有可能失去業務。近幾年發生的股市欺詐案中,每壹起中都可以看見會計師為虎作倀,協同企業造假。

  經濟倫理關系是否失常,實際上關系到壹個地方投資軟環境的好壞。改革以來經濟發展日趨落後的湖南省,其省委書記王茂林在1996年2月9日的壹次會議上就指出,湖南投資環境不被看好,主要不是“軟”“硬”件問題,而是人文因素的缺陷。他指出:“壹條107國道本是湖南的經濟動脈,可壹些人設關立卡,屢禁不止,名曰查走私,其實是敲詐勒索。車壹停,這個上來強賣礦泉水,那個硬行賣雞蛋,弄得過往客人怕在湖南段落腳。廣東某報壹個版,登了我省嶽陽市榮家灣還有多少騙子的文章,湖南人臉上有光彩嗎?嶽陽市人臉上有光彩嗎?如此,湖南對外開放能擴大嗎?”“做生意要講信用,這是自古以來的道理,可早壹段,好幾家外省公司寫信給我,說我們省幾個公司收了他們的款不發貨,意思是要我幫助解決。省地市各級法院也受理了不少這樣的案件。”[43] 這位省委書記在這裏講的“人文因素”,實際上就是包括經營哲學、企業文化、職業道德、行業規範在內的經濟倫理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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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8 10:34:39 |显示全部楼层
六、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分配法則畸變

  平等和效率在經濟倫理中屬於貫穿始終的分配法則。在經濟學這個大家族中,以講分配法則為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其實處於心臟地帶。但由於以往那種布道式的單壹講授,政治經濟學這些年倍受冷落,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因之也就壹直未被認真研究過。但改革中矛盾的集結點恰好就是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使中國從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分配狀態直接走向由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嚴重不平等。

  1978年中國剛開始改革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就是發展戰略的選擇。應該說,中國當時(甚至在現時某些決策者的頭腦中)還錯誤地將經濟上單純的數量增長看作是“發展”。而其實比較壹下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理論,就可以看出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裏,經濟增長和發展從來就是壹個內涵不同的概念:增長是壹個經濟單純的數量增長的經濟過程,而發展則是隨著產品的增長,包括收入分配、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及社會制度變化在內的復合的社會發展過程。

  翻壹翻中國80年代的著作,隨手可觸的是這樣壹些從先哲著作中引來的警句:

  “在壹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會不公推進的。”

  “科學和藝術都是從我們的罪惡中誕生的。”

  應該說,這些話還比較含蓄,只是表達了這些學者的對社會發展動力的見解。但壹些作者引用下面這段凱恩斯的話,無論怎樣,都有點直接為腐敗辨護的意思了--因為當時大家都以為中國只是象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壹樣,面臨著無可避免的 “階段性腐敗”,而這是改革必須要付出的“社會成本”和“代價”,所以當時有人常用這壹段先哲名言為這種“階段性腐敗”的不可避免作出如下解釋:

  “要註意!……至少在壹百年內,我們還必須對己對人揚言美就是惡,惡就是美;因為惡適用,美不適用。我們還會有稍長壹段時間要把貪婪、高利剝削、防範戒備奉為信條。只有它們才能把我們從經濟必然性的地道裏引領出來見到天日。”

  這種對不公的道義張揚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選擇發展戰略的社會心理基礎:以效率優先為基礎的“先增長,後分配”的經濟增長戰略。這種模式本是西方的傳統戰略,其倫理依據是:在經濟增長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於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以收入懸殊為激勵機制的利潤最大化是最終目標,為達到這壹目標,可以付出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價。至於經濟增長的好處,可以通過“捐滴效應”慢慢流入下層貧苦階層。也就是說,“先增長”,把“蛋糕”做大壹點,再來談分配,壹些社會問題自會獲得改善。這種戰略理論在西方以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問世而告結束,在發展中國家實踐的最壞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為代表,引發了壹系列災難性的後果,被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壹些國家已進行戰略調整,轉向註重公平優先的發展模式。本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誕生,從經濟尤其是從分配上看,那種“按人頭分饅頭”的模式,在壹定程度是對西方國家先增長後分配戰略的否定。但中國還是在改革中選擇了這種先增長、後分配的發展戰略。現在分析起來,也許是因為當時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己習慣了那種“普魯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結果均等。為了喚起社會的活力,人們求助於利益機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打破那種壹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論家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呼喚的“機會均等”沒有到來,而由於機會不平等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卻以快得驚人的速度出現了。統計數據表明,1994年中國城鄉按家庭戶收入分組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445,已經超過了國際上通常認為的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的中等貧富差距程度,但這壹趨勢並未得到控制,2001年公布的基尼系數則達到0.458。[44] 比較197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0.16)。就算以保守著稱的官方數據遠未反映出真實情況,從中也可以看出在短短20多年間,中國已由壹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壹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

  而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中國20多年經濟改革的關鍵環節,即資源配置過程中起作用的,恰好不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是非經濟法則,即在轉型期嚴重變質的權力這只“看得見的手”。在權力作用下,社會成員依據其在政府和企業這兩大社會科層組織中所占據的地位,來了壹場起點極不平等的積累財富大競賽,其結果就是出現了目前這種貧富差距過大的局面。

  耐人尋味的是,面對這樣不平等的社會現實,還有人強調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並不大,認為分配不公的說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分配觀至今仍然影響我們對新時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義眼光看問題”,對“把中國貧富差距過大,解決這壹問題當成當務之急”,“當作主要矛盾對待”的看法 “不敢茍同”。[45] 近兩年,壹位自己家資豪富的“著名經濟學家”也公開在北大發表這種觀點。且不說在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年代,持上述觀點者犯了兩個不應有的常識錯誤:壹是對中國經濟轉軌時期的財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視了公眾對現實生活的實際感受;二是在談論“公平”問題時卻忽視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們不是根據現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壹點來衡量自己得利與否,而是根據壹個人得到的利益與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是否成正比,即所謂“既講奉獻也求收獲”的原則。

  也正由於中國近年來壹直強調“生產先於分配”,認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許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對如何形成壹種合理的分配機制,壹直缺乏有效的努力。在面對社會成員的功利追求這壹問題上,政府不但沒有限制權力進入市場,高層官員還縱容親屬子女利用特權經商,起了非常惡劣的示範作用,從而導致腐敗行為高度泛濫。在實際生活中,存在許多利用權力和職務便利而不正當致富的的現象。在中國實施這種忽視了公平分配法則的發展戰略,事實上已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它引起的財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權勢者的私囊,人民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應有的好處,而是被排斥在這壹過程之外,由此引起了壹系列的社會政治矛盾。毫無疑問,這壹忽視了公平的“先增長後分配”的戰略現在在中國正受到嚴重挑戰,因為在中國打破小農社會平均主義分配格局的不是機會均等,而恰好就是機會不均等!

  同樣令人不能忽視的是壹部份人對目前這種不平等的反映,壹方面是決策者們也並沒有試圖通過立法來矯正這種不平等,理論界對這種不平等也甚少進行倫理追問;另壹方面則是有人提倡通過“紅衛兵運動”來“均貧富”。尤其是從90年代末起,中國公眾對毛澤東與毛時代的懷念隨著社會不平等的增長而與日俱增,不死的毛澤東成了中國底層社會要求“平等”的壹面旗幟。這對於研究中國的學者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壹個不應被忽視的信號。上述兩點昭示了這樣壹個事實:中國人理解所謂 “平等”和“市場經濟法則”,決不會按照西方觀念去理解。因為在“平等”和“市場經濟法則”這類倫理概念中,蘊含了壹個社會全部的政治、經濟、道德等社會因素在內。

  中國在犧牲了“平等”以後,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所謂“效率”,從經濟學意義上理解,就是用盡可能少的投入,爭取盡可能多的產出。80年代改革之初,時論認為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主要癥結在於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只要打破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效率就會提高,資源就會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會發展不相容”這類誤導社會輿論的理論也就是在那種背景中形成的。

  那麽,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聲中度過了20多年,中國到底有沒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機制”呢?

  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局面壹仍其舊,而國有資產的流失卻與日俱增,在企業領導層和壹般員工的分配問題上,“平均主義”分配原則早已打破,“效率”卻並沒有提高。在不少國有企業負責人通過掠奪國有資產而增大私產的同時,是為數不少的國有企業職工失業。企業虧損,經理個人發財的事例在中國到處可見。在中國有關部門查辦的經濟犯罪案件中,以企業“壹把手”犯罪問題為突出現象--這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

  整個社會的辦事“效率”也沒有提高多少。在這裏,無須去列舉那壹份公文需蓋幾十個公章這樣的例子,也無須列舉辦壹件事要經過多少環節這樣隨處可見的事實。只要列舉壹件事:每年在辦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國浪費了多少人民幣,便知道犧牲了“公正”,其實也沒有換得多少“效率”--不過這裏指的是整個社會的 “效率”,而不是指某個單位或某個人的“效率”,因為在“吃喝玩樂壹條龍服務”之後,肯定辦事要容易得多。這倒不是企業或那些私營業主喜歡去花這樣的冤枉錢,而是因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必須要進行這類“服務”,才能求得個別單位的“效率”,把事辦成。所謂“腐敗是消解舊體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據這種情況得出的結論。但實際上,這種尋租活動從總量來說,並不增加社會財富,而只改變財富流向,也就是說,從總體上來說,它並沒有為社會提高效率。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全國公款消費1980年為186億元,1990年為741.2億元,1993年則猛升至1283.5億元--這筆錢相當於1億多農民壹年的生活費;到1999年公款消費高達2,000多億,而當年的國家財政收入為10,000億元,其中通過各種途徑從農村搜刮上來的是1,000億, [46] 公款吃喝竟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5!而與此同時,中國有關方面為貧困山區兒童的失學問題在向整個社會呼籲,籌建“希望小學”。不少人在捐了錢以後憤憤地說:為何不讓那些當官的少吃點!少貪汙壹點!而令人對中國當前道德狀態真正感到寒心的,是還有良心泯滅的地方官貪汙挪用人們節衣縮食捐出來的扶貧款。如果說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會還對公款吃喝表示憤怒,那麽到了90年代後期,無論是什麽人,都已經不認為吃喝玩樂算腐敗行為。壹些紀檢幹部認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請吃請喝並不是貪汙腐敗行為,並以此作為界定自己行為的分界線。2002年3月份揭露旨在救助貧苦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發生貪汙巨案,中國人絕望地看到: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貪官汙吏們不敢伸手拿的錢![47]

  社會資源如此浪費,又豈能談得上“效率”?更何況,犧牲“平等”,除了沒有換來“效率”之外,還產生了許多嚴重的社會矛盾,其中對社會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公眾對“平等-公平”期望的喪失,而和“平等-公平”期望壹同喪失的,是對社會的信任感和責任感。由於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什麽是非感。道德信念的全面喪失,對當代中國人的行為準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導致經濟倫理惡性畸變。

  面臨這種現實,有識之士應認識到:要想重新塑造社會的平等觀念,僅僅通過經濟增長並不可能做到。現在經常用的“社會轉型期”這壹概念究竟應包含什麽,恐怕需要認真界定壹下其內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會轉型,其惡劣後果已有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為證。尤其是經濟學家們,更應該考慮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何者為先。因為從動態操作上來說,公平與效率理論雖然具體表現為時序問題,但哪個目標作為經濟發展起始階段上的優先考慮,哪個原則是解決另壹原則的前提和基礎,其實是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價值判斷之壹。

  七、財富的追求--經濟倫理失範的歷史考察

  與平等和效率共同構成經濟倫理體系的還有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人們對待財富的態度通常可以從財富的獲取(即追求財富的手段)、財富的使用以及國家對財富的管理這三個主要方面來加以測度。從這三方面考察,就可以發現從1978年以來,壹些有終極意義的社會價值目標在中國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1、“公”“私”觀念的畸變

  改革以來,中國人原來提倡的“集體主義精神”土崩瓦解,所謂“大公無私”、“先公後私”這壹類道德要求原本就沒有真正進入人的思想意識,被從形式上驅逐出去的“私欲”卻以壹種極端的形式外化成人們的行動。這壹點尤其在政府和企業官員的行為上充份表現出來。

  筆者在“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壹章中談到,在這20多年中國積累財富的競賽中,得利的主要是在政府部門中掌握資源分配大權者,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和那些攀附他們的形形色色的“中介人”。這些人早就沒有所謂“公”“私”之分,如果說這些年來他們在“市場經濟”中操練了壹些“本事”的話,那這些“本事”就是如何將手伸進“公有財產”這只口袋裏,用種種手段將“公有財產”化為已有。

  目前中國人在公有財產私有化上所持的是這樣壹種態度:拿的人認為,拿“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管妳什麽事,有本事妳也拿,沒本事站開點!老百姓雖然知道自己所在單位的權勢者在做什麽事,但大多數人都抱著壹種“這是國家的,又不是我個人的”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鮮有檢舉者。即便有些檢舉者,其中壹些人也是因為自己利益受損,而不是因為正義感的驅使。至於有些人因為檢舉了單位領導人的貪汙腐化而受到打擊,還會有人這樣認為:這人真傻,領導拿的是“公家”的,管妳什麽事,反正他不拿,那些東西也沒有歸妳。當然這種現象的產生,與中國缺乏保護檢舉者的機制有關,因檢舉而被“炒魷魚”並受到各種打擊迫害的事例在在皆是。

  這壹世態的變化和思想界提倡“個人主義”根本無關。因為思想界充其量只是對從50年代延續下來的壹些藐視人性的政治化倫理要求,如“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人民群眾應該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利益,服從“社會利益”等思想進行了淺層次的清理,壹是將個人(本位)主義和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區分開來,認為個人利益的存在,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存在有著同樣的合理性;二是將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秩序聯系起來,認為良好的社會制度,應該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統壹,在這種制度下,社會的發展將會更好地保證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以犧牲個人的發展作為代價。所有這些理論,都是要求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會規則。

  那麽在中國當代,目前這種私欲極度膨脹,對社會正常秩序造成嚴重威脅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這和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倫理的變化有直接關系。

  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建國以後,對中國傳統經濟倫理徹底揚棄。在新建立起來的經濟倫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饅頭”這壹思想確實深入人心之外--這壹分配法則忽視人的能力差異,大大迎合了素質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所謂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先公後私這壹類社會主義理想經濟倫理,雖然壹直見諸於報刊等宣傳材料上,但其實並沒有多少真正深入人心。不過當時中共意識形態對人們道德行為的約束作用相當強大,人們只能將私欲抑制在社會允許的範圍內。迫使社會成員壓抑私欲還有壹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當時中國民眾除了少部份生活資料之外,沒有私有財產的存在,政府亦對這種普遍貧窮狀態從道德層面加以肯定,在理論上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持大力批判之態度。但事實上,中共在進行這種說教的同時,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領導人以及公有財物的具體保管者在支配單位公有財物時,有等同於支配私人財物的權力。故此所謂 “公”和“私”,在中國人的心裏,實際上壹直沒有明確的界限,所謂“人民”財產人人有份,而“人民”這個集體名詞在中國,恰好是被引用得最多、又最容易被人將其涵義個人化的壹個名詞--“我是人民中的壹員,所以我代表人民”這說法,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在使用這個名詞時思維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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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8 10:35:51 |显示全部楼层
必須著重加以指出的是,在分析這壹問題的時候,不能忽視中國在上壹世紀50年代通過政治暴力強制性地實行財產轉移(農村裏打土豪分田地,城市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私人企業收歸國有),以及為了論證“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批判“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壹觀念時,實際上已將“把手伸進別人口袋裏”這種隱性經濟倫理合理化。這種隱性經濟倫理觀念在中國壹直存在,水滸英雄名之為“替天行道”的“劫富濟貧”,就是這種隱性經濟倫理的具體表現和闡釋。這種從現代觀念看來,無論如何都是任意侵犯他人財產生命的行為,壹直被中國民間視為英雄美德,並通過清代獲得空前發展的流民組織--江湖會社廣泛傳播,沈澱在民眾心靈深處。魯迅在“阿Q正傳”裏描寫的阿Q對“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躍進時代壹些鄉幹部對共產主義的荒謬解釋,就是流氓無產者意識對這種隱性經濟倫理觀念的壹種粗鄙的直白式發揮。中共領導人薄壹波曾講到這樣壹件事:“1958年10月中旬的壹天,跑馬鄉黨委書記在大會上宣布,11 月7日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11月8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會壹開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東西,商店的東西拿完後,就去拿別人家的;妳的雞,我可以抓來吃;這個隊種的菜,別個隊可以隨便來挖。小孩子也不分妳的我的了。只保留壹條,老婆還是自己的。……不過這壹條,還得請示上級。”[48] 可以想象,這種對不屬於自己的財產的覬覦心理,壹旦失去了外在的強力約束,就會生發出強烈的占有沖動。

  同樣必須加以註意的問題是:奉獻型經濟倫理的另壹個矛盾之處,就在於提倡“勞動光榮”“多勞多得”的同時,又用“我們的壹切都是黨給的”這壹提法,在理論上否定了勞動應該獲得財富的可能性;“按人頭分饅頭”的分配方式,又在實踐中切斷了勞動和財富分配之間的因果鏈。這壹切都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人們在如何獲得財富這壹問題上的認識。可以說,這種片面強調奉獻義務而藐視個人經濟權利的經濟倫理,使幾代深受這種思想儒染教育的中國人,在履行職業責任和獲得財富這二者的關系上,缺乏壹種道德認識。

  分析上述情況,或者有助於了解目前中國人在公有財產私有化這壹問題上的態度之所由來。也只有充份了解在這種隱性經濟倫理狀態下的民眾心理基礎,才可能較好地理解這壹事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有權主體缺位的國有資產成為權力階層大肆掠奪的對象,這壹過程在中國基本上沒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沒有能力加入瓜分國有資產行列的時候,可以痛罵腐敗現象和腐敗者,但壹旦自己具有了參加瓜分的“資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猶豫地把手伸進“國有資產”這壹只口袋裏。國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於整個社會缺乏壹種健全的公私觀念。壹種文化如果缺乏對個人及個人生命的延伸物──私有財產的尊重,自然也難以真正樹立健全的“公有”觀念。對比之下,倒是可以發現壹點,在視“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為鐵律的西方國家,對人的這種對財富的非理性渴望倒是抑制得更為成功,在“公”和“私”之間所制定的遊戲規則也健全得多。

  2、金錢至上和商品拜物觀念的形成

  這裏有必要簡單回溯中國歷史。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其實只是壹種人格理想,在此姑且名之為“理論理性”,事實上也只有少部份具有人格魅力的大儒與士大夫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識理性”。這種“常識理性”承認人們追逐利益的合理性,始終在中國人經濟生活中起著規範人們行為的作用,只是得不到道德上的張揚而己。所以中國儒家學說和老百姓在對待金錢的道德感情方面,亦即“利”的態度上始終有很大的區別。對於“財富”,直到洋務運動以前,中國歷代思想家幾乎都懷著壹種深深的恐懼,《管子》壹書的作者、商鞅、韓非等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思想家,都在追求財富的終點提出了“富國不求足民”的思想,認為老百姓富足不僅不足以言治,反而對國家有害。於是中國在鼓勵老百姓“安貧樂道”方面形成了壹整套道德信條,這種對財富的鄙視到了毛澤東時代被發揮到了極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極端輕視經濟活動,過份強調政治教化。這種思想發展到毛澤東的晚年,形成了他的兩個重要觀點:“窮則革命富則修”和“越窮越革命”,承認人們有追逐利益合理性的“常識理性”在道義上被徹底否定,應對“貧窮”而形成的壹整套安貧樂道的哲學,這時被發揮到以窮為榮的荒謬程度。但盡管政治戲劇上演得轟轟烈烈,“以食為天”的中國老百姓對財富則壹直持很實際的態度,為了改善生活而種自留地的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之類的行為就是明顯例證。

  物質貧乏的民族對財富的夢想都是貧乏的。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無論是對富裕本身的理解,還是對富裕的向往,其實都很原始。那時候的理想境界,在農村來說,無非就是壹首風靡壹時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樣:“床上蓋著花被窩,屯裏糧滿倉”。就在“允許壹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提出來以後的兩三年中,大多數中國人都還不知道百年難得壹見的致富機遇已經悄悄來到面前。在農村中有壹些頭腦比較靈活的人主動抓住了這壹機會。而在城市中,則只有壹些被當時的就業體制排斥在外的人,在萬般無奈,亦即連街道工廠都進不了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了這壹機遇的“垂青”。這些人或多或少都發了財,成了當時傳媒熱衷宣傳的“萬元戶”。

  “萬元戶”們的存在,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喚醒了人們被壓抑已久的物質欲望,由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奉獻型倫理”規範日漸式微。在充滿體制漏洞,且沒有設定任何追逐財富的遊戲規則的國度,十幾億處於長期貧窮狀態中的人,其物質欲望壹旦釋放出來,就形成了壹種前所未有的金錢饑渴感,那種在政治壓力下被迫退縮回意識深處的“常識理性”,壹旦沒有了外在約束,就以極快的速度膨脹起來,最終導致了當前這種道德嚴重失範狀態。追逐金錢的活動,在中國從未形成這樣壹種全民參予、鋪天蓋地、勢頭洶洶的金錢潮;對金錢意義的張揚,也從來沒有達到這樣壹種藐視任何道德法則的地步。諸如交通警察賣假牌照賺錢,[49] 自來水公司為增加收費,竟然經常派遣專人於深更半夜偷撥用戶水表,[50] 姐姐將親生妹妹賣給人販子牟利[51] 等類完全違背倫理的事情在當今中國時有發生。正在開展“十星級文明戶”評比活動的村莊遺棄年老無助父母蔚然成風。[52] 在這20多年商品大潮的強力沖擊下,商品拜物觀念已滲透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意識深處,以至教養、文化水準很不相同的社會各階層,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其行為方式之缺乏道德在本質上竟沒有多大的差別。

  這種狀態用民諺來表示, 比任何學術語言都來得直觀和生動:

  80年代初:“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80年代中:“擡頭向錢看,低頭向錢看,壹切向錢看。”

  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犯大法掙大錢,犯小法掙小錢,不犯法不掙錢。”“撈它幾十萬,最多判它十幾年。”前者是對社會現實的概括,後者是對鋌而走險賺錢者心態的概括。“兔子不吃窩邊草”這種以前的強盜都要奉行的準則,竟為“殺熟”(即專門以親朋好友為行騙對象)所代替,不少殺人搶劫、拐賣人口、綁票這類刑事犯罪案件發生在熟人、朋友、老鄉之間,人和人之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中國歷朝歷代都流傳了許多意味雋永的民間諺語,許多民諺口口相傳,頗能反映壹個時代不見於“正史”記載的風貌。特別是那些針砭時弊、嘲諷世態風情的民諺,因為表現了人民群眾對某種不良現象的不滿,常常無需通過傳媒不脛而走。近年來這方面的民諺很多,有壹些頗能反映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如:講人際關系變化的有“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 80年代各人顧各人,90年代見人就宰人。”講致富不擇手段的有“要想富,請上路,搶劫也有專業戶;復員哥哥(指復員軍人)組隊伍,搶了旱路搶水路,搶了公路搶鐵路,壹路搶進城裏去,刀子下面出金庫。”對近年接二連三出現的經濟犯罪大案,亦有諺語譏刺:“砍頭不要緊,只要金錢真,殺了我壹個,富了家中幾代人”。諷刺官商結合的有“無錢有權,以權換錢;有錢無權,以錢換權;用我手中錢,買妳手中權,靠權行方便,合夥賺大錢!”

  這些諺語雖只寥寥數語,卻比許多長篇大論更能刻劃當前的許多不良現象,其中蘊含的警世意味不言自明。中國從上古時代開始,就特別註意“采風”,周代還特設采詩官每年春天到民間搜集民諺,目的就是通過民諺了解民情,“以觀風俗知得失”。即此可見民諺實是對世風人情的壹種反映。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汙賄賂總局局長羅輯在1995年11月曾對傳媒談到,中國新聞機構考慮到宣傳的負面效應,很少利用新聞的特點直接去調查、揭露領導幹部中的貪汙受賄問題,見諸報端的總是己成定局的案例。[53] 這等於承認了中國的新聞傳媒在反映民眾意見方面有相當局限。只是羅輯並未說明壹個全體中國人都知道的事實:中國的報紙傳媒被置於中共宣傳部門的嚴格管制下,說什麽,不說什麽,在什麽時候說什麽話,全都由黨說了算。在這種情況下,用民諺這種非正式的資料陳述世態的變化,多少可以彌補文字資料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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