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二零一二年

河南：融資公司跑路，破產投資戶元旦示威

2012年元旦，數千向融資公司借錢的投資戶（也有報道稱3萬人）聚集在安陽火車站，要求政府解決非法融資問題。示威者高唱國歌，並試圖沖入火車站、堵截京廣鐵路幹線；火車站全面戒嚴，附近交通要道路口被特警封堵。當局調動上千警力到場驅散示威者。據稱當時警察持槍要求示威者“十分鐘內離開現場”時，有人高喊“向我開槍。”到了下午人群逐漸散去，沒有引發暴力沖突。

1月2日安陽官方稱將“最大限度為群眾挽回損失”，同時將“全力以赴做好穩控工作”。

事實上，早在11月中就已經發生過因非法集資公司超越集團破產，投資民眾封堵交通和集資公司的現象。而在12月26日，更有數百名民眾前往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幹預，但都遭到當局的打壓和驅散。

相關報道稱，事情起因是安陽一些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突然失蹤，涉及資金越400億元；而當地兩成家庭牽涉其中，導致很多人傾家蕩產。

其實早在去年7月安陽市思麒汽車租賃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汽車租賃進行變相融資的事情就暴露了出來，當時思麒已無力償還租車人的押金。7月到10月，全安陽市已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知情人士稱，安陽當地政府將40多家本地和外地借貸企業被列入非法集資黑名單，其中超過10家借貸企業遭到刑事立案。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成立於2000年的思麒公司曾被視作該市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公司僅在安陽就擁有汽車2000多輛，多為奇瑞、QQ、吉利熊貓以及長安奔奔等微型車。”看是一個正常的汽車租賃公司，然而其卻喊出“零元租車”的口號。宣稱：“租車人只需交納每年365元的會員費，就可免費使用汽車一年，車輛保險、上牌、保養等費用均由思麒公司負擔。”但根據租車協議，租車人必須向思麒公司預交相當於車輛市價1.8倍到2倍不等的“押金”後，方可獲得租車資格。實際上這就是一種非法集資的手段。

眾多融資公司通過諸如此類的虛設項目、房地產公司高息貸款、汽車租賃等方式集資。而且安陽高利貸幾乎處於公開的狀態，有房產公司在市區設立六七個接待處公開收錢。

而且幾乎是全民參與，據安陽銀行系統人士稱“基本上是全民集資、全民高利貸，就市區居民而言，參與程度達到3-5成是沒有問題的。市郊農民參與能達到8成以上。”（《時代周報》）

而由於資金鏈斷裂，到了11月已經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40多家借貸公司由於涉及非法集資被列入黑名單，10多家借貸公司被刑事立案調查。這40家企業中“房地產企業有12家，煤炭企業僅1家，其余均為投資性質的企業和一些名目可疑的公司。”而在此不久前‘安陽市政府發出的“防範和打擊非法集資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中，就將擔保公司、典當行、房地產公司、投資公司、汽車租賃公司等作為重點監管對象。’（《時代周報》）

這一情況如同2009年的伯納德•麥道夫案的重演。當時其詐騙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其受害者包括匯豐銀行等大公司。而麥道夫公司操作其“龐氏騙局”已經數十年，但由於當時經濟危機導致其資金鏈斷裂，騙局最終暴露。

事實上，在2003年時安陽市也曾爆發過一起華通公司非法集資案，涉案金額2.8億余元。其執行董事2005年最終被判死刑，但仍給集資戶造成將近6千萬的損失。當時部分集資戶曾於2003年9月堵截京廣鐵路，迫使鐵路停運17分鐘，4輛火車停運。

在2008年末，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以挽救經濟，然而卻導致了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的瘋狂誇張。而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當局為了防止銀行危機、抑製通貨膨脹開始嚴格限製新增貸款，由此導致眾多項目資金不足。由此包括地下錢莊在內的影子銀行系統急劇膨脹。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這些地下銀行和所謂的融資公司面臨資金鏈斷裂，由此出現了眾多無法還貸的情況。溫州資本家潛逃和現在安陽融資公司跑路都印證了這一情況。

而這只是中國地下融資借貸的冰山一角，隨著國內國際經濟情況的日益惡化，這些地下融資平臺或者影子銀行系統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的暴露出來，並影響到銀行業本身。事實上，大量影子銀行的資金也是通過第三方融資（如國有公司）而來自合法的銀行系統。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形勢的逐步發展，中國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將愈發尖銳，新的鬥爭浪潮將席卷入更多的工人、青年、農民和底層民眾，社會主義者需要為新到來鬥爭最好準備。

農村與青年：采訪大學生“村官”——青春沒有在基層綻放

青年人包括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由於經濟危機而更加嚴峻。幾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找到的工作往往也是天天加班，工資每月一般也就兩千元左右但除去高額的房租和食品支出每月所剩無幾。

從2006開始，全國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村官”工資從低的一千多元到高的兩三千元不等。雖然相比從事IT、翻譯等工作工資較低，但是大多數地方“村官”（免費）包吃包住，得到的工資不需要用於房租，食品等生活開銷。另一方面比起城裏的白領天天“自願加班”，“村官”的每天工作也相對輕松很多。更重要的是當上“村官”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體製內，比如重慶市“村官”兩三年後就可以“自動”轉成公務員，而其他省雖然不會自動轉成公務員，但也有針對“村官”定向的公務員考試（例如今年中央機關招錄了大學生“村官”81名），“村官”也可以競選當地的村（社區）支書、主任。與此同時現在很多公務員考試要求參考者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而“村官”工作兩年後就滿足了這一條件。

相比幾千人選一的公務員考試，考“村官”還是容易很多的。因此當“村官”就被很多大學生視為進入仕途的捷徑。對於那些來自官商家庭的大學生（比如采訪中談到的有車有房的“村官”）來說，看中的顯然不是“村官”的工資而是想通過“村官”工作進入體製內。

而“村官”各自的家庭也會對其今後的升遷產生影響。對於本身來自官僚家庭的“村官”來說，通過父母在政府中的關系，今後的升遷機會就會很多，而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村官”通過家庭與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等等也會得到很多機會升遷，而他未來在政府中的位置也會為他或者他的家庭的生意提供不少便利。例如近年來頻頻爆出的“最年輕市長”、“最年輕局長”等等。

另一方面，當局招收大量“村官”也是為了向中共官僚體系註入新鮮血液，增加政權的基層統治能力。就比如在采訪中提到的鎮政府裏大多數原來的公務員都是四五十歲的，其中很多都不會用電腦。

而對於在政府裏工作的大學生，官僚製度也對他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學生時代的激進化的“青年病”蕩然無存。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靠國家預算生活，而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精神的”性質，必然會在他們和官僚體製和有產階級之間建立起精神上的聯系。就算平時私下言辭激進，工作中也只能是領導的“打字機”、“傳話筒”。他們不得不與工人、農民、窮人等處於經常的對抗中，“他們被迫反對工人，捍衛資本家的利益。這些職能最後使他們的觀念和觀點適應於自己，這是不言自明的。”“他應當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說話的聲音中找到與部長、銀行家和他們的高級娼妓的愛好和習慣相一致的調子。”“他們被迫出賣的可不是純粹的勞動力，不是自己緊張的體力勞動，而是自己的整個人”。（引自《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托洛茨基）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在政府裏工作的經歷，原來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官僚化了，成為了“合格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接班人”。

以下是中國勞工論壇對重慶某地的一名“村官”的采訪，在采訪中這名“村官”談到了“村官”被截留，黨政不分，中共基層黨組織渙散，三公消費等問題。

能解釋一下大學生“村官”究竟是什麽嗎？

在重慶就是指選派到建製村擔任村支書助理或者村主任助理的大學（畢業）生。如果是黨員就當村支書助理，非黨員擔任村主任助理。按照重慶的政策選派生服務兩年後（2011年新招的“村官”要服務3年），經過考核後就可以被錄用為公務員。據我所知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

你當“村官”多久了？

一年多了。

“村官”待遇怎麽樣？

我每月有工資加補貼大概1800元。人身傷害和醫療保險每年200元（這個是商業保險不屬於社保，沒有五險一金）。我有個朋友原來在四川當“村官”工資就1200元，不過聽說今年四川的“村官”漲工資了。我們鎮上新來的幾個事業單位（編者註：這裏指一些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單位，它們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是一些國家機構的分支如社保所、畜牧站） 的大學生，他們的工資只有六七百塊。因此相比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我們的工資還可以。

除了工資以外，我們有免費宿舍，一人一間臥室。平時在食堂吃飯也不花錢，水電費也不用交。不過據我所知每個鎮的待遇都不一樣，很多經濟發達的鄉鎮“村官”年終能發很多錢，有的鄉鎮（街道）還有幾百元的夥食補貼，有的離縣城很近的鎮每天上下班還有專車接送。

能談一談你為什麽會當上“村官”？

其實主要是家裏的壓力。當時並不想報考，覺得“村官”和自己所學的東西一點關系也沒有，自己一點也不想做行政類的工作，但父母覺得這個工作穩定，公務員的待遇不錯，不像公司裏面天天加班。所以也就是考試前一天看了一下書，最後還是考過了。當時也找其他工作，不過到了鄰近畢業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由於家裏的壓力和害怕失業最後就去縣組織部報到了。

你們學校考“村官”的多嗎？

我們學校考的人很少。因為我們學校是211工程的，如果是黨員或者班幹部可以考選調生，不過考的人也很少。  我是理工科，在我專業近60個人中除了我就只有1個人考了選調生。

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相關信息。我也問過我們專業很多人想不想考這個，但他們覺得自己不適合在行政部門工作，更願意從事技術類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的學歷怎麽樣？

我們鎮上本科和大專的都有，本科生中還有三個來自211、985工程的學校。我這一屆全縣還有幾個研究生。據說今年這個縣還來了一個博士當“村官”的。

其實鎮上大部分“村官”都是在外面工作（大多數在重慶市工作）了一年以後才來考“村官”的。他們覺得“村官”的工資待遇都還可以，雖然工資沒有外面高，但是不用交房租，吃飯的錢也省了，因此實際上能夠讓自己支配的錢並不比在外面工作少。另外鎮上的消費水平也比在主城低很多，平時自己想花錢都沒有地方花，能夠存上錢。另一方面覺得在外面打工沒有什麽前途，作為普通打工者沒有多少晉升的機會，而且工作也不穩定。而“村官”至少兩年後是公務員，之後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往上升，就算永遠只是辦事員（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也是一個十分穩定的工作。

你們鎮上一共有多少“村官”？

到現在一共來了4屆，前兩屆的“村官”已經轉成公務員了。“村官”和“前村官”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多個人。

你們鎮上“村官”的家庭情況？

據我了解其中有一個有親屬在縣裏當公務員的，有一個父親是本鎮一個村主任，有兩個家裏應該很有錢因為他們在縣裏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前幾個月都買了小車，還有個來自農村的家裏很窮還欠很多錢。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鎮上）“村官”中大概接近一半是外地的，其中還有一個是外省的。本縣的人中有四個家裏就是本鎮的人，有兩個平時都住在鎮上自己（父母）家裏。

據你了解“村官”中來自公務員家庭的多嗎，對他們當“村官”和今後的發展有什麽影響？

應該占了相當一部分。其實如果你家裏有人是公務員，你得到信息就比別人多很多。比如，“村官”考試很多其他大學生連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清楚“村官”的待遇，“村官”未來的發展等等。而據我了解到有的公務員家庭的子女一年前就開始準備（考試）了。而且家裏有人是公務員，自然也可以通過各種關系找人說情，而且考上後也可以（被）分到好的鄉鎮（街道）工作。

據我所知分到街道辦事處和鄰近縣城的鄉鎮的“村官”中很多都是在縣裏甚至市裏有背景的，而離縣城遠的鄉鎮（政府裏）家裏有人當官的“村官”相對就會少很多。因為“村官”到哪個鎮都是直接由（縣）組織部決定的，如果家裏有人在縣裏當官，或者認識組織部的人，當然就可以分到好的地方。

不光是“村官”，很多其他考試，比如事業單位招人也都這樣。我們縣今年就有一個文件說要在“村官”和選調生中招聘幾名鄉鎮領導，我們鎮上一些老的公務員說我們去了就是去當炮灰的，人早就定好了。

此外有很多招人的文件本身都是“量身定做”的。今年曾近有過一個遴選已經轉成公務員的前“村官”到縣裏部門工作的考試，其中很多要求很奇怪。比如檔案局的招人的要求是要有一年檔案處理的工作經驗，“村官”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經驗，除非他之前曾被借調到檔案局工作過。

你們“村官”都做些什麽工作？

我們鎮上“村官”會被分到不同的辦公室，比如信訪辦（又叫維穩辦）、計生辦、黨政辦等等，他們主要負責做具體的工作。此外一旦上面有大的任務下來，比如人口普查，農房頒證（編者註：給農民的房子頒發房產證，之前農民沒有宅基地上的房子的房產證），大部分“村官”都要把時間同時花在這些事情上，也有可能自己辦公室的事情暫時不做了，專門搞這些所謂的中心任務。

能談一談“村官”被截留的情況嗎？

我們鎮的“村官”都不住在村上，其他鎮也一樣。“村官”一般上都截留在鎮鄉（街道）。實際上全國的情況應該都差不多，我有個朋友在四川做“村官”，那裏“村官”同樣被截留在鎮上。

鎮裏除了前“村官”、選調生外，其他公務員年紀都比較大。其中三十多歲都很少，大多數是四五十歲的。

他們對電腦不熟悉，而現在辦公基本都要有電子檔。另一方面有了“村官”後，原來的公務員也有了依靠，大部分具體的事情都讓“村官”做了。鎮裏領導說如果真的把“村官”都弄到村上，政府就沒法運行了。

今年的幾項大的任務基本都是“村官”具體在做，比如人口普查，土地頒證等等。他們說沒有這麽多“村官”根本完成不了，而且有人說就是因為有了這麽多“村官”才會有這麽多任務。其實以前政府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會把任務包給外面的人比如打印店或者學校的老師等等，現在有了“村官”就不用花錢把任務包出去了。不過也聽說有的鎮上的“村官”做事情比較拖，最後任務完成不了，那個鎮也只好把任務包出去。

今年下過一個文件要求鄉鎮（街道）和縣級部門嚴禁截留“村官”， 被截留的大學生將不能轉正。鎮裏的領導最開始還想讓我們去村上住幾天再回來，但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聽說有個鄉鎮讓“村官”下村住了一個月再回到鎮上去的。今年查的嚴的時候，一些村幹部、“村官”還受到過相關短信，上面還有投訴電話。甚至個別村幹部還讓“村官”打投訴電話（他們希望“村官”能下去幫忙做事）。但“村官”都不敢打。

其實縣裏、甚至市裏都知道這一情況。有一些“村官”就被長期借調到縣委縣府工作。另外我聽說重慶組織部的一個負責人有一次在黨校對一些“村官”講課的時候就說他知道“村官”平時都住在鎮上，說他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不會故意為難大家。

你們“村官”是想呆在鎮上還是村上呢？

“村官”基本上都想呆在鎮上，因為鎮上吃飯方便，住宿條件一般也比村上好，上網也方便，鎮上“村官”平時可以一起玩不會很孤獨，住在政府宿舍裏也相對安全。

不過我們鎮上也有一兩個“村官”說住到村上也沒什麽不好的，他們主要覺得呆在鎮上“村官”做很多鎮上的工作而對自己村上的情況很不熟悉，很多自己村的村民都不認識他們，怕對自己今後的考核不利。不過“村官”的最後的考核也需要鎮裏面領導的評價，所以“村官”都不敢得罪領導，對“村官”被截留也不敢說什麽。

“村官”會做些什麽村上的事情呢？

主要涉及村上和鎮裏工作交接，比如把村裏交上來的一些報表輸入電腦，有些大的任務比如人口普查也做本村那一部分工作。有時候也給村上打打文件。

也有一些經常下村的“村官”會參加村上的會議，也會有群眾向“村官”反應困難的。其中一個村的主任就說（比起村支兩委）村民反而相信“村官”一些，有些事情直接給“村官”說。不過就算下村也會當天回到鎮上而不會住在村上。

而下村下的少的“村官”可能只會在鎮裏要求“村官”下村的時候（比如參與如換屆選舉）或者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村裏遠程教育的電腦壞了的時候才會下村。

傑瑞米柯賓

事實上如果實施習近平團隊追捧的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會使經濟問題惡化，正如當前歐洲災難所顯現的。但是新領導層對這樣的經濟政策明顯的共識，突顯了當局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僵局。統治集團內部認識到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這一模式導致了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2011年中國工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鋼鐵行業產能過剩2億噸，比12年前中國總的鋼產量（1.28億噸）還要多。即使鋼鐵需求和價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而繼續下滑，新的煉鋼廠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報導，“去年底，中國鋼鐵行業總負債4000億美元——相當於南非的經濟總量。”

通過增加家庭消費來平衡經濟的嘗試，不斷與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平臺的角色相抵觸。在胡溫時期家庭消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37%，比江澤民任期的46%還要低。

其後果是中國面臨潛在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公司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這遠遠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認為“危險”的90%。瑞士信貸銀行認為，在瘋狂的基礎建設中積累了巨額債務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些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在銀行系統中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Ratings）估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在過去五年的新增貸款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在短短五年裡複製了美國整個商業銀行業”。惠譽的中國銀行評級主管的朱夏蓮 (Charlene Chu) 評論稱。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傑瑞米柯賓

現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權謀的幕後交易。特別是關於經濟政策（將強“改革”）的輪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職務的派系分布。盡管胡的團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別。團派成員總體更加年輕，因此被預計將在2017年的領導層換屆中被提升。

權力鬥爭

由於中共內部危機不斷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討價還價幾乎一直持續到十八大前夕。這是殘酷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派系之間的角力甚至進入公眾視線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醜聞。而在之前這是各方試圖避免的，以避免觸發群眾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錦濤的關鍵親信令計劃的晉升，“平安保險事件”——《紐約時報》發布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調查（有可能是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泄密），估計總理溫家寶的近親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

最轟動的事件是高層太子黨薄熙來的倒臺，他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面臨嚴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將在2013年處進行的審判。薄熙來的派別對手花了很長的時間挖掘犯罪證據以打擊他，然而卻是他自己動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決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由此揭露了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謀殺醜聞。盡管薄熙來事件打擊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太子黨，激起對於他們的財富、腐敗和傲慢的大量憤怒，但是仍然是他們在今年的中共換屆中提升了地位。這一事實突顯了中共領導人與社會是多麽遙遠和脫節。太子黨現時的強大是得益於政治上“死而復生”的前領導人86歲的江澤民和84歲的李鵬，他們強行介入幕後談判。尤其是江澤民作為其派別的黨鞭，動員對太子黨和他的“上海幫”的支持。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評論家章立凡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太子黨主張維持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底線。”

太子黨，在中國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擁有財富的新興精英階層，其社會地位的前提是一黨專政。因此他們被視為一塊城墻，抵禦將有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民主“實驗”。太子黨占據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獨裁者家族類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後，他們除了打擊群眾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會在一個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結果，即之前權力鬥爭的結果，顯示中國繼續拒絕所謂的政改。同時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似乎達成了共識。自從1989年中共擊敗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和專製統治的混合體成為中共政權的特色。其在湖錦濤的十八大演講（據報道被習近平審核過）中被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 ，也不走改旗易幟 [結束一黨專政] 的邪路……”

腐敗“蛀蟲”

另一個廣泛引用的，來自胡錦濤在十八大上演講中的一句話是，他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錦濤，當局發言人也公開承認，不斷增長的腐敗醜聞和公眾憤怒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習在上任後也有類似的表示，將腐敗比作”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但是現實是，最高領導層將能對這一問題做些什麽呢？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評論，“據說有三種選擇。槍斃腐敗，放任腐敗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只能選擇第三種。”

習近平和新領導層希望在他們統治早期顯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們的現任一樣，他們受製於整個體製都是腐敗的這一現實。實際上，反腐運動將局限在一些被廣泛宣傳的姿態或者檢出一些“臭雞蛋”用來以儆效尤。這已經發生在四川省副書記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現在，李春城涉及賣官和非法房地產交易而被調查。將常委王岐山任命為中國新的“反腐沙皇”同樣是為了釋放出強硬的信號。值得註意的是，王岐山沒有子女，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潛在“利益沖突”。

除此之外，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禁止官方宴會和豪華紅地毯接待到訪中共官員和軍官的決定。盡管這一措施無疑將會為新的領導層贏得短期的支持，但是這主要是作為一種粉飾，因為從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回扣遠遠大於公開的排場的開銷。事實上，這一新的禁令是為了加強官員自我監督，避免在公眾面前大擺排場。換句話說，這不過是一個煙霧彈。

為了保衛他們的製度，中共領導人會試圖達到一種平衡，一方面緩和公眾對於腐敗的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製反腐鬥爭的範圍，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員的腐敗有可能引發群眾抗議而且同時可能觸發黨國體製的“內戰”。真正揭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族幕後的商業聯系的神秘面紗，將對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借用習近平的隱喻，這將打開歷史上最大的“蠕蟲窩”！

要求“陽光法製”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一部分官方媒體呼籲高級官員公布他們的商業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官員向中央政府報告他們的金融交易。這是另一項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結果當然不會接受公共監督，而且中共官員也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藏他們的資產，例如將資產處於他們的親屬或者商業夥伴名下，甚至使用空殼公司或者其他明目。盡管公眾呼聲增加，就公開官員商業交易立法對當局來說無異於自殺。“如果他們宣布他們的資產，他們統統都會進監獄——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退休官員姚建福評論。現在有一項試點項目被提出，廣州省中三個相對較小的區域，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和韶關始興從明年起開始官員財產公示。這這些試點地區，地方官員被要求對其投資和個人資產進行公示。甚至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懷疑。“有了製度不執行，危害會更大，會讓人民群眾失去對製度的信任，”廣東黨校唐曉陽教授稱。

自由派的有限綱領

呼籲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稱“沒有獨立機構，就沒有可能解決體製內的腐敗”。和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自由派不提出基於群眾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徹底改變，因為他們明白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立即構成威脅。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漸近和受到控製的方式，建立獨立的“製衡”機構，即於中共控製下的機構平行的精英機構，如獨立法院、更自由的媒體、不受約束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但是他們並沒有建議這些結構由選舉產生，或者受到某種形式的公共控製。這是由於（根據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們的角色在於代表沒有政黨的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受到他們政治影響的社會團體。這也許包括當前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給這些階層影響國家事務的渠道。自由派將之視為一種途徑，通過限製和中共有聯系的企業的角色，來減少政府中的腐敗和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另一個似乎被習近平采納的概念是“協商民主”——在一黨專政的製度下，更多的候選人競爭同一職位；舉辦地方論壇對政府的政策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但是不做實際的決定。

這是總理溫家寶和前廣東書記汪洋的支持者主張的政改綱領的一部分。這些派別並不尋求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希望小修小補，給這一製度設立“安全閥”以延長其壽命和阻止革命的爆發。和中共內部強硬的反改革派一樣，他們同樣害怕群眾，不希望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建立獨立組織參與政治，以及挑戰政府權力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汪洋一類的自由派青睞的、在當前製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廣東烏坎村今天的現實中展現出來——在其發生史詩般的群眾抗爭一年後。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廣東省政府達成談判協議之後，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成員面臨打壓和威脅，而（在之後的村委會選舉中獲得主導地位的）抗爭運動中的親中共的溫和派，沒有實現運動的任何主要訴求。

盡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習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馬和政改陣營弄到一起，而更願意試圖達成一種平衡。中共等級製度下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對手害怕者這會打開要求改變的群眾壓力的閥門，最後導致中共倒臺和現政權（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類似於中共的附屬）的解體。政權高層希望不計代價，將派系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地區、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維持在黨內。他們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獨立司法，都可能將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使得政權試圖將其掩蓋在幕後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0月31日），“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開始行動，可能會如同搬走一塊能夠引起雪崩的石頭。”

“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

今天中共的政權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保留了許多斯大林主義政黨的特征和形式，但同時結合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政治局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這是在2007年“維基泄密”發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國政府電報中的用詞。在中共首腦會議中，我們發現聯合了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黨”。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後代的電力集團。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由於她掌控寶石行業而被成為中國的“鉆石女王”。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5日）報道，“《紐約時報》發現，通過經營國有鉆石公司（後來被私有化），她幫助她的親屬將他們持有的少數股權運作為一個十億美元的龐大股權，涉及保險、技術和房地產投機。”

新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ITI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劉樂飛在2011年《財富》雜誌的亞洲前25名商業領袖名單中排名第22位。根據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產、科技和稀土礦業中累積了3.76億美元的財富。“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參與推進其親屬的商業交易，習及其家族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報告緊急補充道。這只是凸顯了一個事實，在當今一黨專政條件下，中共高層家庭能夠利用他們的權勢非常“合法地”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資產階級們非常興奮地期待習和他的團隊會啟動親商改革議程。彭博社在11月末對投資者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現實，53%的被調查者對習的政策保持“樂觀”，而兩個月之前只有42%對胡錦濤的政策保持“樂觀”。“這是非常積極的。神秘難懂的胡錦濤離開了，這[習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業和人民建立關系的人。”一位澳大利亞礦業發言人說。

資產階級媒體稱贊習的自信作風和“隨和的”無套話的演講，而不是像胡錦濤那樣僵硬的表現。但是習的自信源於他的太子黨身份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相信他們的出生決定了他們的統治的集團。資產階級評論家贊許地提到，在習的仕途中，他曾經管理廈門經濟特區。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因促進私人企業發展而知名。據報道從那時起，習和許多中國頂級私人部門的億萬富豪建立緊密關系，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李書福和中國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宗慶後談到習近平：“因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私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

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重啟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在新領導層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強，將在不久後接替製訂經濟方針的溫家寶，是新領導層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黨，對這些問題一直最直言不諱。李克強和新自由主義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有密切的關系，該報告是由世界銀行和（李克強控製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在這460多頁的報告中，“民主”一詞沒有出現過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結論是需要“體製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包括人們所熟悉的組合——私有化、放松管製和打破國家壟斷。

在十八大後，李抱怨，“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在資產階級耳中，這猶如美妙的音樂。

盡管新領導層的政治組成和預期的方向是明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言論會自動變為行動。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為習李和新的領導人所青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會在某一階段遭遇群眾性的抵抗，因為這一政策會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而遏製腐敗和讓政府更加“開放”的陳諾無法兌現。這也是為什麽習會使用更加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關於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別是如同日本新領導人，習近平會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迷惑群眾和減弱對其親資本主義方針的抵抗。

太子黨會同意在保證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觸動的條件下的經濟改革。來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能夠阻礙即使相對較小的措施和導致派系沖突加劇。同時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產能過剩和債務堆積（見方框）意味著計劃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銀行，可能加劇現有對金融系統的威脅。

為兩億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言論，現在被吹捧為刺激國內消費的一個途徑。但這很可能將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財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負擔這一額外開支）。同樣，現在北京正在推動的，增加對農民的征地補償也會面臨同樣的障礙。由於近年來的過度投資，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他們會試圖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於窮人的支出。這些事實意味著習近平未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社會主義者對中共內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的利益。我們警告不要對現政權將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許基本的民主權利（如結社自由，建立獨立工會和政黨的權利，等等）有幻想。這些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些群眾鬥爭必須獨立於中共政權和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團體，這些團體害怕普通工人獲得民主權利，將之視為對他們支持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威脅。我們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工人政黨，在目前階段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綱領是用全面的民主權利、民主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取代一黨專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數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將胡溫時代描述為“失去的十年”。這一短語的含義根據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共黨內和黨外的所謂的“政改派”來說，指出的是胡溫時期鎮壓和審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實。特別是自從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溫家寶總理發表的很多政改論調的演講和這一事實相違背。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的大量增長顯示了這一事實，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億元，超過了過去兩年中每年用在軍事上的費用。胡錦濤的口頭禪“和諧”現在已經成了鎮壓的代名詞：抗議者時常被防暴員警“和諧”。

對於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資產階級評論家群體來說，“失去的十年”用來表達他們對停滯的經濟“改革”（自由化，去規則化和國企改製以便為私人資本創造更多獲取利潤的機會）的不滿。中國媒體中的經濟自由派往往將胡溫時期的兩位數增長歸功於之前的領導集體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經濟沙皇”朱鎔基。他們由於“大膽改革”而受到讚揚。其中包括在國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崗潮，以及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些改革極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為回報）。這些措施產生了爆炸性的社會緊張局勢，在1997-2002年摧毀了6000萬個國企工作崗位。這迫使江的繼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為本”的論調，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策改變，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簡而言之就是“不折騰”。 當前正在進行的討論，無論是在十八大之前還是之後，反映了來自中共黨內外和境外資產階級要求當局進行“改革”壓力不斷增加，他們希望回到江朱時期的改革步伐，這意味著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工人階級和窮人經濟負擔的增加。

傑瑞米柯賓

之後的2012年，群眾抗爭變得更加頻繁，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不斷發生。今年初海南樂東縣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之後7月份什邡和啟東也發生了抗議環境汙染的示威，數萬人參加，其中90後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烏坎事件發生一年後，正處於中共召開十八大的前後，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寧波爆發了反PX化工項目的群眾抗議運動，當地居民連續數天上街抗議，最終寧波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並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

之前2011在大連，2007年在廈門發生反PX項目的群眾示威之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當局都做出了部分讓步。寧波反PX遊行顯然也受到了這些之前類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寫作幾天前，12月7日17時貴州遵義仁懷市城建局強拆民房造成兩死三傷，23時許死者家屬擡屍遊行到市政府，萬人“圍觀”。政府出動武警鎮壓，發生暴力沖突，多人被打傷和被捕。

群眾抗爭的發展

今年“群體性事件”在規模和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示威在各地持續發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群眾對此也越來越熟悉。甚至連中國官方《環球日報》都承認：群眾抗議已經成為“公眾已經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項目上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2012年10月29日《環球時報》）

由於微博、手機的普及，群眾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這也迫使當局無法再掩耳盜鈴，而不得不報道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使得群眾，特別是無法看到被當局屏蔽信息的民眾，獲得更多這方面的信息。群眾抗爭變得公開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發生示威數天前有公開的通知。在什邡和啟東事件中，90後中學生自發地派發傳單和進行宣傳。

青年在群眾抗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

中共當局的鎮壓手法也出現了變化，手法上更加靈活，很多時候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仍然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亞市樂東縣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示威（中國勞工論壇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址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然而這也使得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電廠修建地區，使得當局數次變更電廠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而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

烏坎抗爭的教訓

一黨專政的條件下，當前的群眾抗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大多數抗爭沒有一個民主的架構組織抗爭。使得很多群眾抗爭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不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傷亡發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爭無法根據形勢隨機應變和發展。當然中共對任何的暴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討論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烏坎村的理事會也是以宗族形式選舉產生的，而且在和地方當局達成協議後不久就被新的村委會取代。新的村委會雖然是選舉產生的，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群眾組織。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且無法被選民召回。中共當局首先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威脅和財政激勵——讓這個弱小的村委會屈服於當局的意誌，這樣就能在這三年裏控製新的村委會。這造成烏坎目前的抗爭沒有真正的民主的領導層，自然也就無法推動抗爭的繼續發展。

而且烏坎的大多數抗爭領袖之前在外經商。其中林祖戀也是中共黨員，曾經是中共基層官員。他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談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無意義。”（《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這些抗爭領導者大多來自中小資產階級，真正希望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不希望中共政權垮臺，雖然希望獲得更自由的經商環境。因此他們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當局作出讓步後，一些抗爭領袖不希望通過繼續推動抗爭來實現全部要求。而希望請盡快的回到適合投資的環境。“我們需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然後吸引外資”林祖戀說，“如果烏坎持續政治動蕩的話，我們怎麽會實現這一點？”（《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現階段大多數群眾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往往集中於單一的訴求。如什邡、寧波的抗爭是單一的環境訴求。即使烏坎抗爭中最主要訴求也是要回被腐敗官員賣掉的土地，而沒有提出其他更廣泛的涉及民生的訴求。這使得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發動群眾和推動運動向前發展。

而且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例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聯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林祖戀說烏坎的事只是一個小鄉村的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然而正如像其他群眾抗爭一樣，烏坎村民反對官員剝奪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於建嶸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新京報》2010年11月05日）而烏坎抗爭中突顯出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更不僅僅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個村子的範圍裏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烏坎抗爭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烏坎抗爭高峰時，附近的一些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有密切的關系。

2011年12月20日，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數萬群眾前往鎮政府集會抗議，並封堵汕頭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對政府在當地修建第二座高汙染的燃煤發電廠。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議貪官賣地。烏坎村附近的鄉村如龍頭村等村莊也由於土地問題發生了大規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沖突。

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

這顯示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這一目的，則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僅僅是基於當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臨陣磨槍”的組織。在目前階段，這只能通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組織得以實現。

罷工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大多數群眾運動沒有聯系到工人的罷工，沒有爭取工人支持進行聲援罷工。然而和工廠之外的群眾運動一樣，今年中國爆發的了不計其數的罷工。

在中國最大的工廠富士康，其在太原、鄭州、深圳等地的工廠都發生了罷工、暴動等事件。（對此前幾期的《社會主義者》作了大量的報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十多名工人連環跳樓，他們由於血汗工廠環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廠中雖然仍然出現了工人跳樓，但是更多的出現了工人罷工和暴動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剝削。

2012年10月蘋果公司由於iPhone 5設計缺陷提出苛刻的生產質量要求，造成鄭州富士康數千工人罷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發生由於保安毆打一名女工，而導致兩千工人暴動。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廠已經於2012年上半年發生過數次工人罷工和工人以“集體跳樓”方式抗議。

這顯示了工人意識的改變。從選擇消極的跳樓到選擇進行罷工抗爭，以實際行動爭取自身的權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蘇泰州靖江市東方重工船廠，數千工人罷工，抗議被拖欠5、6個月工資。上千工人沖上京滬高速，把江陰長江大橋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癱瘓。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港資華彩印刷廠，三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公司對員工太過嚴苛，請假太難。

面臨很多群眾抗爭的中共當局，對於罷工也無法像以前一樣一味的鎮壓。很多時候政府以勸說和威脅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罷工和組織工人上街，很多時候資本家不得不作出讓步。

同時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也在嘗試通過收買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會等方式防止工人抗爭激進化。

在罷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廠外的群眾抗爭類似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工人們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廠中進行罷工，而不是走出工廠進行抗議。這當然有當局鎮壓的原因，但是這使得工人罷工處於孤立的狀態，無法聯系到其他群眾。另外不同工廠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聲援和聯合行動。

總結

即將到來的2013年中國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巨大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主義者需要對此作出提前準備，總結教訓和經驗，因為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需要正確的鬥爭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工人代表只領取普通人的工資，並受到其他成員的民主監督，最終推翻現有的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

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毫不遲疑地建立起一個熱心於所謂的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形象。經濟改革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代名詞。這受到了海內外商界領袖和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新上任的獨裁者享受暫時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吳敬璉贊揚新的領導人，“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盡管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經濟改革的言論，但是沒有任何即將放松政治管製的跡象來印證這些言論。相反，盡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態的廣泛宣傳，新政權同樣采取了新措施控製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奧威爾的風格評論“‘管一管網絡亂象’是許多老百姓的願望”。
習在12月對廣東省進行了五天訪問，作為中共總書記第一次離京視察，最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訊息。習的旅程有意地模仿1992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當時，鄧小平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會回到計劃經濟，全中國應該向’南方學習’”。2012年習的“南巡”賦予了鄧小平式的象征意義，其中包括和在當年“南巡”中陪同鄧小平的四名退休官員見面，向深圳的鄧小平雕像敬獻花圈的儀式。作為對之前胡溫領導層言論的回響，習呼籲“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製度，改變政府職能和加強法製”新華社引用習的講話，“ 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中央有關部門要進行認真研究，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製機製、……加強法治等措施來解決。”

陪同習南巡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被晉升，而由被稱為“小胡”的胡春華接任其廣東省委書記職務）。由於總理溫家寶將於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視為中共黨內主要的自由主義旗手。雖然汪洋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國的權力核心，但毫無疑問，南巡額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確認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指：“ [習近平] 向外界表達的訊息是‘我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習強調他自己和廣東——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搖籃——的聯系。習的父親習仲勛在1978-1981期間任廣東省長和省委書記，而習的母親現仍居住在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是鄧小平的關鍵盟友，幫助鄧對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義的一派。習仲勛參與創建了深圳“經濟特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復製到中國其他地方，後來還“輸出”到亞洲等地區的低工資經濟體。經濟特區被用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逐步削弱工人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廠替代“低效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出口領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晉升，新領導層組成揭曉。在此之前的數月，就常委人員組成（從9人減少到7人以“提高決策效率”）上，發生了數十年來最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高層的分裂預示了未來革命的激變。美國評論家裴敏欣對十八大新產生的領導集體充滿疑問，“這一整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是否類似於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溫時代

2012年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可怕的一年”。經濟急劇減速，債務危機惡化和反政府情緒上升，在中共“團結”的外表上出現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裂縫。乍一看來，在刻意宣傳的中國經濟“奇跡”下，這一轉折是不相稱的。表面看來，即將離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領導層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經濟增長。以美元計算，中國GDP在胡溫時期（2003-2012年）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長為10.6%.

十年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產值都大於中國。而中國今天遠遠超越了這些經濟體。在2012年，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合組織，中國將超越十七國組成的歐元區，擁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額，並有望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超過美國。在胡溫時期，中國電力消耗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網超過之前的三倍，私家車擁有量為之前的八倍。財富500強（以收入為標準的世界領先的公司的名單）中的中國公司從11家上升到79家，僅次於位於第一位的美國。

然而經濟增長的蛋糕，並沒有被廣泛的民眾分享。群體抗議增加，估計在2010年有18萬起，這是群眾不滿達到沸點的跡象之一。胡溫政府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以成為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當胡錦濤上臺時，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有251人，僅次於美國，其中7人作為代表參加中共十八大。同時，幾乎5億的中國人靠每天不高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據世界銀行報告，半數中國人口很難獲得基本的安全飲用水。

太子黨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主導。和習一樣，他們是毛時代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家族關系賦予了他們難以想象的權力和財富。七人組成的政治局黨委中有四人是太子黨：習近平、張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這代表了中共高層一次顯著的變化，這將對政權未來走向發揮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屆9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只占據三分之一的席位。

“許多國家都有權勢家族，但是在中國，這些大家族正在變成政商兩界的主導力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曉波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2013年3月將國家主席的職位移交習近平）的派別，看起來是政府權利鬥爭主要的失敗者。胡的“團派”是非太子黨官員的主要派別，他們在官僚機器中爬升到現在的位置。團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強一人，他是領導層中的二號人物。

習近平不僅僅被確認總書記的職務，而且胡錦濤同樣向他移交了控製軍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軍委主席一職提供了關於2012年內部權力鬥爭更多的線索。胡的前任江澤民在2002年卸下總書記的職務時，拒絕放棄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以平衡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直到兩年後才卸任。江是“上海幫”的老大，“上海幫”有時也被稱為“太子黨”派別。

中共黨內主要有兩大派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別界定。甚至“專家”也對一些關鍵人物的派別歸屬有不同的意見。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黨是江派的成員，但是張德江和俞正生屬於江派，而張高麗雖然不是太子黨也屬於江派。中共內部派別並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線（關於理念和政策）劃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陰暗的密謀，相互保護，劃分對不同領域的控製。十八大後展現出的對習和他團隊的團結，並不意味著中共派別鬥爭的終結，而不過是不同勢力之間評估狀況而暫時休戰，以謀劃下一步的行動和等待新領導層的第一個動作。

習近平曾經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條獨立的道路，特別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為胡的繼任者之後。習是競逐候選人中唯一同時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選，如果一派試圖強行任命自己的人選，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內戰”。習顯然利用這一形勢，在新任班子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大概解釋了，關於胡錦濤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協議，以及將常委人數從九人減為七人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很可能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習近平的手中，但習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傑瑞米柯賓

權力鬥爭繼續

圍繞著薄熙來的事件無法僅僅用腐敗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夠解釋的。“薄熙來倒臺和謀殺醜聞的諸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說，“所有我們看到的都不過是政治密謀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在中國，高層腐敗案件的動力往往是黨內派系關於影響力和權力進行的鬥爭。這些派系不是基於任何完備的政治目標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幫派忠誠或者權力政治。盡管由於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別而往往產生混淆，當前的權力鬥爭反映了在這些派別之間的顯著分歧。溫的“改革派”（據說也同時包括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希望加速去經濟管製和私有化經濟，減少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則傾向更多的政府幹預和保衛民族資產階級抵禦外國資本。

薄熙來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原則上受到86歲高齡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派別支持，他們同樣被稱為“上海幫”和“太子黨”。他們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來受到正式審判主要不是出於政治團結（大多數太子黨反對薄熙來的帶有毛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是感到需要一種集體自我保護。薄熙來罪行的公開揭露將威脅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權階層的“太子黨”的根基，而且同時也將對一黨專製的黨國體系本身造成更大的體製性的威脅。

諾丁漢大學研究當代中國的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最近事情的改變意味著江派“已經同意將他徹底拋棄，以換取領導層換屆上的協議。”

江澤民派系似乎通過犧牲薄熙來換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謠傳稱，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澤民參加了9月28日開除薄熙來的政治局會議。這同樣顯示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團派，為了換取薄熙來的人頭，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設置上作出了讓步。

但是並不像一些評論者宣稱的，這並不是胡溫的“改革派陣營”的一場勝利。這更可能是一場交易，包括向江澤民妥協，顯示出他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預計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將從9人減少到7人，以便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這同樣會加劇權力鬥爭——這就像一場野蠻的“搶椅子遊戲”。

反日遊行

同樣有可能的是受到習近平支持的胡錦濤派別最近改變了他們的立場，支持對薄熙來問題“做個了結”，即使這意味著讓江澤民的“太子黨”在新一輪的領導層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壞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國一百多座城市發生的反日遊行。這場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潮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回應高姿態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者。這些遊行同樣顯示出中共內部分裂的更多跡象。

盡管北京試圖保持對抗議的有力控製和利用抗議來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談判的籌碼，然而在遊行中出現了一些讓北京大為震驚的現象。許多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特別是支持薄熙來的口號，讓中央政府感到這些抗議被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中薄熙來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綁架”了。這“警告了黨內的許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明說。

通過把槍口對準薄熙來，中共領導集體不僅想防止薄熙來未來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而且也同樣打擊了薄熙來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們在未來挑戰政權及其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全球許多資產階級政府紛紛表示決定審判薄熙來意味著北京及其黨代會和領導層換屆“重回正軌”。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場對中國政府癱瘓和“僵局”異常緊張，不亞於對美國和歐盟。這顯示了資產階級慌張地看著中國經濟可能陷入硬著陸，他們渴望北京重新“出臺”措施包括更大經濟刺激計劃。

但是無論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命運，這都不意味著政權內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權力鬥爭本身也只是中國社會中根本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由結合一黨專政的腐敗叢生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僵局）。鬥爭將繼續，政權新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新的沖突的動力。

“將這些醜事徹底大白於天下對黨來說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為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並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派別（不論是右派還是所謂的“左派”）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廠工人跳樓身亡 鄭州富士康爆發罷工

太原富士康暴動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於被開除在iPhone5 配件廠跳樓身亡。

這名叫賀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歲，在該工廠工作不足一個月。在9月底向主管請假三天，但工廠正趕工生產，拒絕其請假要求。賀當時稱若不讓他請假，他就辭職，若廠房不讓辭，他就去跳樓。他最終獲批準請一天假，但他三天後始返回工廠，廠方決定當他自動離職處理。而按工廠規定，自動離職將不獲發當月工資。

9月29日上午11時許，賀城在獲悉自己被當作自動離職後，與主管爭論，要求取回工資，但被拒絕，他一怒之下從工廠大樓五樓跳下，當場死亡。

10月7日上午7時許，死者20多名家屬到富港電子追討賠償，他們堵住廠門，並拉起寫有：「血汗富港廠逼我兒子跳樓不賠償」的橫額。家屬情緒激動，手持擴音器向該廠員工痛斥工廠管理者。

當時工廠門口聚集數千人，很多工人趁機抗議工廠加班、夥食差等問題。警方接報派出警察到場戒備，並試圖勸離鬧事家屬，雙方多次發生沖突。兩個小時後，家屬最終被警方帶走。

富港電子工廠是東莞東坑鎮龍頭產業，由郭臺銘的弟弟郭臺強創辦。該廠經常與富士康合作，主要生產各種世界品牌的手機配件，包括蘋果iPhone5的手機數據線，當前有1萬多名工人。

鄭州富士康罷工

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停工，一直持續到晚上，罷工者來自iPhone 5質量檢測部門OQC(現場品檢)，停工直接導致“生產線癱瘓”。他們雖然屬於檢測部門，因而被稱為品管，但同樣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員。

中國勞工觀察報道，在10月5日上午，超過300名品管拒絕刷卡上班。之後三個廠區的品管參與罷工。工人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超過70個生產車間卷入罷工事件，而每個車間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罷工高峰時，有大約3000-4000名工人參與罷工。

之後資方承諾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訴求，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繼續罷工。第二天，廠方宣布任何曠工者立即開出。大多數工人復工。而一些工人選擇離開富士康。

富士康稱只有400名工人曠工，而且只持續了2小時。但是中國勞工通訊稱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復工的工人。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外，還向工人提出新的、異常嚴格的標準，但公司事前卻並未給予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

工人在網上稱：“就是現在…，負責生產iphone5的多天產線的OQC(現場品檢)集體罷…工，幾個廠區的多條Iphone5產線癱瘓。領導及蘋果客戶在設計存在缺陷的 情況下對iphone5的品質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鋁合金邊框及後蓋的劃傷、凹陷標準是0.02mm。按此外觀要求，根本就產不出合格的iphone5!員 工每天心理壓力巨大，且假日無休！”

而據報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戶抱怨黑色版外殼掉漆，雖然蘋果聲稱這是正常情況，但是他們已經有意改進該機的製造工藝了。”

隨後幾位品管與其他工人產生爭執，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肢體鬥毆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終品管工人罷工，工廠停產。

工人在網上發帖稱“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時罷工的原因；前段時間K區產線員工和品管發生沖突，導致鬥毆並砸了品管CA室，多名員工受傷和住院，此事未完，K區又有發生類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區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脅。反映到高層領導，領導無視矛盾的嚴重性。於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課長一致商議停工，產線癱瘓…”

據富士康員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近來iphone5的外觀問題使每個人壓力巨大，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訴，每天不挨頓罵就沒法下班。

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後後，出現過學生被強迫到iPhone 5工廠工作，保安毆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動，工人因被開除憤然跳樓，而現在又出現蘋果公司由於設計缺陷苛刻要求生產質量。這一系列的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管理問題造成的，而是國內國際資產階級聯合剝削中國工人的必然產生的惡果。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不顧工人死活，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呼籲，需要將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不僅解決工廠管理問題，而且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

後記：

就在鄭州富士康罷工後不久，另外兩家工廠也發生了罷工。

10月8日，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福佳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薪資低、產量高、法定節假日調休、加班晚等問題。10月9日，罷工繼續。
工人在網上抱怨：“深圳福佳電器有限公司老板太摳了，加班九點半以後一個鐘才八塊錢，星期六星期天補回來上正班，現在還搞成這樣，勞動法何在啊，還有沒有人管了……”

10月9日河南新鄉市新飛電器總部近千工人罷工，並在總部大門聚集。原因是十幾年來工資沒漲，而公司管理層腐敗，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將月薪從一千元漲到新鄉職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頓公司管理層。

中共十八大結束，5名男孩“凍死”街頭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氣溫只有6℃，5個10歲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他們只有蜷曲起來點燃木炭。由於垃圾箱封閉，木炭無法充分燃燒，產生一氧化碳，幾個孩子逐漸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發現有5名男性少年死於街頭一個鐵質可封閉垃圾箱內。事發路段距離流倉橋街道辦事處步行只需1分鐘。

事發垃圾箱旁邊是一個拆遷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紹，出事前若幹天，已見到5個孩子在此出現，“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膠鞋，衣服和褲子都很臟”。有目擊者稱事發前 曾見他們在工地上用棄用木材生火取暖，並在一百米距離外的畢節學院臨近菜場找吃的。更有目擊者稱，在拆遷工地看到孩子們搭起來的簡單窩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這5名兒童的父親分別是三個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三周前相約出去玩後就沒有回來。另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中有4個處於輟學狀態，盡管老師屢次動員，但他們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

留守兒童

七百萬人口的畢節市坐落於貴州山區。許多當地農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給祖父母和其他親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兒童中的四名兒童的兩名兄弟父親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母親照顧。這名奶奶年老失明，連照顧自己都很困難。

而整個中國農村約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同父母長期分離，很容易被家庭和學校忽視，得不到相應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同時造成很多心理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5萬流浪街頭的兒童，其中的半數由於家庭糾紛離家出走。

留守兒童的問題看似是由於家長外出工作，被迫和兒童分離。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無法為子女在城市中獲得相應的教育和看護服務。

然而當局並沒有因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應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教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同一個學校中，不同背景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註度也不盡相同。而由於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個班有六七十名學生屬於正常現象。即使教師希望平等對待每一名學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謂的差學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幫助，反而往往被教師忽視。結果是他們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時建立民主的學生會，由老師、學生和家長組成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學校。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學校和幼兒看護機構，免費提供給所有需要的人。為此需要培養大量教師和專業幼兒看護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會救助的投入，並由民主的委員會管理救助機構，以防止出現虐待和拒絕救助的情況。

而要實現這一切，必須首先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還需要在學校和工廠中進行罷課和罷工的鬥爭爭取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權利不平等和兒童貧窮的狀況是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的，即使統治階級迫於工人階級的壓力進行改善，也會不斷重新產生這方面新的問題。只有最終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新的物質和道德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國學術機構新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成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一份在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中國新一屆獨裁領導人的壓力。他們焦慮地希望化解不斷增長的群眾不滿。上個月在北京關鍵的十八大會議上，他們曾誓言縮小貧富差距，盡管他們已經年復一年的許下類似承諾。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聯合製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被廣泛作為測量貧富懸殊的指標）在2010年達到0.61。基尼系數被世界銀行等機構使用，數字越大，說明該國收入差距越大。報告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數高達0.61為世所少見。”

調查結果驗證了已知的事實：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出現了急劇上升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窮人被拋棄在所謂的經濟奇跡後面。十年前，胡錦濤和溫家寶上臺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他們即將退休的現在，中國有251名擁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只有美國能比之更高。

該報告基於對8,​​438戶家庭的調查，估計今年7月的城市失業率為8.05％，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發表這份報告的甘犁呼籲中國政府重組開支架構，將焦點放在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釋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產黨”專製當局超過10年沒有公布基尼系數，反映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敏感和尷尬。最後一次的官方數據是在2000年發布，顯示基尼系數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估計基尼系數為0.47。任何超過0.4的數據都表示社會不穩定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中國現在是世行第三大股東，世界銀行多年來沒有發布中國的基尼系數，無疑是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環球日報》評論這一報告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拉響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對《環球日報》說真正的基尼系數甚至可能高於0.61，因為調查很難接觸到超級富豪。

很少國家能夠在短短十年裏讓貧富差距增加幾乎50%. 0.61的基尼系數讓中國位列世界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這些國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廣泛的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社會，在2009年其基尼系數達到創紀錄的0.63。下面2007年《經濟學人》的圖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組合上看來，中國新的領導人可能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擴大。最近在中國資本主義搖籃的廣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無恥地重復了鄧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習近平承諾加快資本主義“改革”，以重新構建經濟並給於私人投資者更大的份額。然而甚至極端自由主義的《財新》雜誌也指出：“報告稱，地區上來看，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基尼系數越高。東部省份家庭的基尼系數高於中西部。”

該報告驚人的數據進一步顯示了一黨專政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必須建立獨立工人組織來領導抗爭，反對不斷加劇的貧富不均，以及全國的資源被一極少數的超級富豪竊取。即將到來的時期，群眾會對在中國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越來越感興趣。

震驚世界的烏坎抗爭一年之後

一年前，中國廣東烏坎村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群眾抗爭。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在當時看來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

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

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烏坎村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現上百村民對此不滿，在（新的）村委辦公室外示威抗議的事件。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爭領袖只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而沒有取消對他們的指控。抗爭領袖薛錦波的遺體是在家屬陳諾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條件下才被歸還的，而沒有進行獨立的屍檢。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傳播到全國，而且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製。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製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傑瑞米柯賓

我們反對任何警察行為，或者公司對工人參與太原暴動的犯罪指控。此事件必須由選舉產生的富士康工人代表和國際工會運動組織獨立調查。
富士康保安機關必須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工人選舉及輪替執行安保任務。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呼籲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全球科技巨頭（其事實上只是一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的一環）應該被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這要求將在中國大陸、臺灣和國際上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在iPhone5的背後，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近日，蘋果公司的新產品iPhone5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可在iPhone5的背後，卻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據《明報》報道，安徽省淮安市多間高校近日要求高年級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富譽電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實習”2個月。此次實習被納入了學分考核，不參加將得不到畢業證書，所以學生們不得不去“實習”。

據一位富士康老員工說，這一切的源頭的都是iPhone5。富士康接受了大量的iPhone5訂單，在暑期結束之後，大量的暑期工離開了工廠，公司的人力出現了緊張。於是便用十分廉價的學生工來補充人力空缺。

在這場交易的背後，地方政府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軍就承認，此次事件中可能夾雜著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只要地方政府為富士康提供生存的土壤，地方政府可以從富士康撈取巨大的錢財。正是由於這種共生關系，地方政府才要求當地高校為富士康提供廉價勞動力。

然而使用廉價的勞動力不是富士康的專利，在三星的工廠中也很普遍。據《中國勞工觀察》的報告，另一家電子巨頭三星的工廠也在使用學生工。在三星合作夥伴“海格國利”有限公司惠州的工廠中，在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80%，不是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60%。而且工人中至少還有十多名童工，他們做的是正式工的工作，但是工資只是正式工人的 70%，每天工作11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每個月要工作26-28天。如此繁重的工作，對於這些不滿16歲（中國法定務工年齡）的青少年來說完全是一種摧殘——這些童工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14 歲的童工吳小方，在從宿舍去車間上班途中，不慎在樓梯摔傷致使無法工作上班，公司拒絕帶其去醫院接受治療，也沒批準她的病假，還扣除了她 6 天的工資。

許多學生工無法及時得到工資，他們要等到工作期結束以後才能從他們的老師那裏得到工資，而且工資往往因為種種原因被扣除了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工人們沒法去申訴，申訴者往往會受到工廠的處罰。

這些決非是個別企業的行為，而是整個電子產業和中國經濟的根本。現今中國的經濟就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下去的。中國一系列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無情而殘酷的剝削。經過2010年員工14次跳樓之後，血汗工廠的代表——富士康並沒有改變對工人們的高壓政策，相反，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只能通過加強壓榨工人來贏得國際企業的訂單。可以預見，血汗工廠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改變，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它會不擇任何手段。

最近太原富士康廠發生的暴動就是工人在野蠻剝削之下的爆發。工人和學生都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進行罷課、罷工等抗爭。而學生在罷工抗爭中需要聯合工人。

最終需要將富士康等大公司公有化並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和控製之下。這樣才能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保障體面的工資。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王立軍判刑十五年

四川省成都中級法院於9月17-18日，開庭審理了王立軍涉嫌私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並在9月24日，判處王立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雖然官方媒體《環球日報》稱：“這一次笑到最後的顯然是司法正義。”然而整個案件更像精心設計的表演，因為其審判牽涉對薄熙來的處理。王立軍案件並不是像官方此前所說的一個“孤立事件”。

由於打黑而聞名的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一天，成為了薄熙來事件的導火索。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說，“薄熙來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領導層最嚴重的分裂。”

薄熙來之前一直被認為很有可能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即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掀起“唱紅打黑運動”，建設廉租房，試圖利用人們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社會改良措施贏得民眾支持，同時利用媒體提升自己形象。

然而薄熙來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卻被中共高層視為一種威脅。他們害怕地方官員挑戰中央的權威。

王立軍作為薄熙來“打黑”運動的主角，叛逃美領館為薄熙來的對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實在此之前王立軍原來任職的鐵嶺市公安局多人由於貪汙腐敗被判刑，可能正是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王立軍的腐敗問題，達到打擊其政敵薄熙來的目的。據說王立軍進入美領館之前曾向薄熙來尋求保護但是遭到拒絕，這加速了薄熙來自己的下臺。

但是王立軍受賄305萬元的消息一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似乎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成為過街老鼠，相反被很多網友稱為“清官”。“據說某人只受賄了305萬。靠，真是太清廉了。這個位置，收三個億不算什麽的。”

還有網友說他“會被很多鄉長縣長科長看不起的~”。果不其然。被稱為“表哥”的陜西安監局長楊達查最近被查出名表至少83塊，存款900萬元，現金至少700萬元。

網友的看法一方面顯示中共官員普遍腐敗的程度，另一方面顯示人們並不相信這場案件前前後後只是司法審判，而不牽涉到政治。

中共很可能在不久之後處理已經在3月15日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薄熙來。而如何處理薄熙來已經成為中共目前權力鬥爭中最重要的籌碼之一。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打壓江澤民為首的太子黨的勢力 。但是他們同時也擔心過多的暴露薄熙來的罪行會嚴重破壞整個政權的合法性。接任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位的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曾說，這件事情已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

和谷開來案件不同，在王立軍案件的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出現了薄熙來的身影。雖然文章沒有直接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文中“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一記耳光成為王立軍事件的導火索。文中還稱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無論是誰，只要觸犯了法律，都必須受到法律的製裁。”

這顯示雖然中共高層仍然在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進行談判，但是重判薄熙來的一方已經占了上風。

最近在很多場反日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甚至出現了“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的橫幅。這似乎是中共支持薄熙來的一派進行的“反撲”。中共領導層可能感到某種壓力，因此決定加重對薄熙來的處理。

然而即使薄熙來事件最後蓋棺定論，也不意味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束。在經濟低迷，民怨沸騰的形勢下，中共內部在選擇怎樣延續政權的道路上發生分裂。然而我們不應對中共任何一派心存幻想，需要通過群眾鬥爭和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為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勞動人民民主控製和管理社會財富和生產，結束當前的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

薄熙來和中共內部危機

9月2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將隕落的“太子黨”薄熙來開除出執政的“共產”黨。這標誌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一個新的階段，其至少是這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分歧推遲了中共五年一屆的黨代會，直到現在才宣布將在11月8日召開，比之前的預期晚了一個月。

這一推遲顯示了在十八大揭曉的新領導層的組成上，中共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前三次黨代會（在1997、2002和2007）的召開日期都早在八月底就宣布了，比這次早一個月。8月份，中共領導們和以前一樣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預期將達成關於競爭激烈的領導層人事組成的協議。但是推遲宣布十八大日期顯示任何協議都有可能在新的派系鬥爭中破裂。

命運突然改變

薄熙來的命運成為了在黨的領導層裏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對手博弈的籌碼。薄熙來的對手——包括現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領導集體——似乎在這一問題上掌握先機，但是問題是他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胡錦濤的“團派”將被迫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席位分配上作出怎樣的讓步？

“看起來，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派系沖突和權力鬥爭在這一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身處北京的評論人陳子明說。他認為這一問題“迫使最高領導集體改變之前的共識”（8月在北戴河達成的）。

一黨專政當局嚴重的分裂反映了社會中爆炸性的緊張氣氛——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滋生，每天數百起“群體性事件”。當前鬥爭主要集中在中共派系“太子黨”（中共元老其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比如薄熙來）和他們以“團派”為代表的對手之間。太子黨的對手想某種程度上控製太子黨的權力，打破他們的“既得利益”（包括強大的國有工業集團），其被視為加快經濟的自由化的阻礙。

一些評論者甚至把當前內部鬥爭的嚴重程度和1971年林彪企圖取代毛澤東的失敗的政變相提並論。當時企圖逃亡蘇聯的林彪在神秘的墜機中死亡。

薄熙來的開除是開始預先準備好審判表演的第一步，目的在於在政治上（即使不是事實上）“除掉”薄熙來。目前預計他面臨很長的刑期，甚至有可能是死刑。雖然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各地的挺薄者的激烈抗議，但是他的一些“自由派”對手希望出現這種嚴厲的審判——以排除任何他重返政壇的可能性。薄熙來的審判不太可能是公開的，以避免任何公開反對或者公開指控其對手也有犯罪行為。因此，審判過程很可能沒有1981年對毛派的“四人幫”的審判那樣民主。電視中播放了江青對檢方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說教。

薄熙來和“新左”派

在他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之前，薄熙來是重新崛起的“新左派”的象征性的代表人物。“新左派”是由基層受毛主義影響的青年、民族主義者和中共老幹部構成的松散的廣泛聯盟，他們批評北京的新自由主義和親全球化的政策。盡管自己家產百萬，薄熙來由於他明目張膽的自我吹噓和（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後果而產生的反對情緒）新毛主義的“唱紅”運動而贏得全國聲望。

現在已經鋃鐺入獄的薄熙來前副手和公安局長王立軍，具體實施了對重慶臭名昭著的“黑社會”的無情鎮壓。這一行動受到了人權支持者的批評，而且運動還針對許多不是“黑社會”的人。如此高調的運動和它受到的歡迎並沒有讓薄熙來自己得到當前胡溫領導層的青睞。薄熙來被視為一個威脅，北京希望加強對日益自以為是的省市地方當局的控製。同時薄熙來成為“太子黨”的象征，他們傲慢、腐敗和濫用權力，這些如果不加以限製，將威脅中共的統治。

冒險的策略

在他被“雙開”之後，官方媒體及其嚴厲地攻擊薄熙來，列舉其犯有濫用職權、受賄，甚至是“不正當的性關系”等罪行，而且一直追述到幾乎二十年前他當大連副市長的時候。他在《光明日報》中被抨擊為習慣“一言堂”，用“鐵腕”統治重慶，是一個“齷齪至極”的人。而《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控製之下的媒體。這個公開的自由派喉舌不能不攻擊薄熙來聲稱的左派立場，並將其稱為“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的老套政治模式”。

對薄熙來的攻擊是中共領導集體高風險的策略。“他們全力打擊薄熙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家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評論道。很明顯，目的不僅在於毀掉薄熙來，而且在於同時打擊日益公開的將薄熙來視為旗手的新毛主義左派。但是反薄的宣傳活動同樣可能助長公眾對整個政權的懷疑。

人們不禁會問，如果薄熙來“違反黨的紀律”超過20年的時間，為什麽當局直到現在才製止他？我們被告知薄熙來是“一言堂”（我們當然不會不同意），但是他的行為是否比其他中共官員不那麽或者更加專製呢？

正如自由派歷史學家袁偉時說：“為什麽他能夠作惡怎麽久，什麽樣的土壤產生了這些行為？”薄熙來被指責用人不當，導致他選擇的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其最終導致了薄熙來的下臺。但是維權律師劉曉原在微薄上評論道：“薄熙來對王立軍要承擔用人失察責任，那麽，誰來對薄熙來承擔用人失察之責？”

當局難以估計這些對薄熙來的攻擊將造成的後果。可能會引發薄熙來的反對者和支持者的抗議，因為他們都懷疑政權的清廉和政權處理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能力。有關薄熙來命運的死結以及黨代會的推遲顯示這一攻擊的嚴重性及其可能引發的風險。除了受到其他“太子黨”的保護，薄熙來還在中共黨外和軍隊中享有相當的支持，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中共官員能夠達到。

“薄熙來事件是空前的。他明顯擁有比陳良宇[前上海市委書記，因腐敗而入獄]和陳希同[前北京市委書記，也因腐敗而入獄]大得多的勢力，”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偉時提到過去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兩起腐敗案件。

谷開來的謀殺案審判

這顯示在八月谷開來（薄熙來之妻）庭審（她供認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後被判處死緩）之後事情完全發生了變化。谷開來的庭審演出沒有對薄熙來任何提及。而現在我們在新華社的報告中讀到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負有“重大責任”——這一點竟然在谷開來案件中沒有得到關註！同樣，在谷開來審判中淡化腐敗問題，雖然眾所周知，海伍德為薄熙來家族洗錢，並且由於和谷開來關於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後的糾紛而被殺。

通過不提薄熙來的名字，這一審判預示薄熙來將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過中共內部的紀委渠道軟著陸。而這是有關十八大的協議的一部分。但是很明顯，事情發生了變化。變化始於9月中旬判處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十五年徒行的審判（雖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試圖叛逃美國，他仍然得到輕判）。官方對王立軍這一及其秘密的審判的報道中提到薄熙來試圖掩蓋海伍德的謀殺案。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報道提到了“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

我們現在被告知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新華社，9月28日）。然而在兩個月前谷開來受審之時，還沒有針對谷開來和薄瓜瓜（薄熙來之子，據說現在藏身美國）這樣嚴重的指控。盡管和海伍德謀殺案緊密聯系卻不提到這樣的指控，這顯示出中共領導集體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扭曲谷開來案審判的程度，而且現在的說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即將到來的薄熙來審判也不大可能顯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給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質疑。9月26日，中國最著名的法醫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開質疑谷開來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為這會產生明顯的致命性中毒表現，諸如屍體的顏色改變，而這些表現不可能不被到現場的法醫註意到。王雪梅推測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殺。為什麽檢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於需要支持據稱精神不穩定的谷開來自己動手殺人的解釋。因為更簡單的（更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在薄熙來控製下的安全部門派出“專業人士”處理掉了海伍德。

類似的事實“修改”同樣很可能會發生在薄熙來的審判中。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在打擊薄熙來的媒體戰中，官方公布的薄熙來腐敗的程度被合適地“減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賄了2000萬元。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特別是這涵蓋了在他整個超過二十年的仕途裏的受賄。

“據我所知，遠遠超過兩千萬，”被薄熙來監禁過的律師李莊指出，“可以說，遠遠超過兩億”。

然而真實報道薄熙來家族的貪汙所得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嚴重的問題。壓低財富數額的決定，同時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系”（在中國不構成犯罪），是當局及其宣傳機器轉移人們視線的做法。盡管如此，許多人也會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壞蛋”；薄熙來在往自己口袋裏撈錢方面並不比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更好或者更壞。

大多數評論者相信薄熙來及其家族腐敗的水平，盡管可能達到數十億元，但是在今天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他們（中共官員）除了錢什麽都不信，”中國政法大學的劉俊生評論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專家。

海外媒體，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稱薄熙來在2007-2012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僅僅在安排官員升遷上，就收受了十億元賄賂。如果這樣的（更加真實的）數額在他的審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會激起要求進行更廣泛調查的呼聲。許多向薄熙來賄賂才得以升遷的官員仍然戴著他們昂貴的官帽——只有極少數人在他們“恩人”下臺後遭到清算。

傑瑞米柯賓

中國： 革命的幽靈

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發生的這場高層的權力鬥爭是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將對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三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戲劇性下臺揭開了統治精英的隱秘世界的帷幕。

最 高領導層，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控製權力鬥爭，以避免派系惡鬥擴散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成功，薄熙來事件都是中 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新的領導層將接手一個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權力架構，而其需要在國內和國際暴風驟雨般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使該政權尋求“穩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列寧解釋過高層的分裂能夠打開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

1989 年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之後中共政權努力保持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內部派系鬥爭的跡象都隱藏在幕後。因為政權公開的分裂會 鼓勵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薄熙來事件不僅僅只是終結了一個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了整個政權。空降到重慶填補薄熙來市委書記職務的 副總理張德江承認該事件“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 “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 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卷入 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薄熙來醜聞

中共中央領導集 體利用重慶醜聞（英國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後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扳倒薄熙來。在中共政權內腐敗的指控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慣用手 法（中共集團中有哪個官員沒有腐敗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於薄熙來的“特立獨行”和他通過一系列公眾運動熟練運用媒體來提升自己形象。雖然其往往缺乏實 質內容，但這些運動利用了公眾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對當今極端的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北京當局看來，這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鼓動“左翼思想”的危險。

雖 然“抓住了他們的人”，北京當局現在面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讓事情盡快平息下去而不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舉行公開審判，很可 能會激起公眾的憤怒，因為會有更多關於統治精英掌握巨額財富和腐敗的事實浮出水面，特別是對於太子黨，即像薄熙來這樣的“紅色貴族”。但是，如果對薄熙來 的處理仍然像以前一樣在幕後進行，該政權的信譽就更加值得拷問。根據境外媒體報道，薄熙來家族聚斂的房產、股份和公司價值1.36億美元。這就解釋了為什 麽名義上拿著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約16.6萬人民幣）工資的薄熙來能夠花費60萬美元（大約383萬人民幣） 把他的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讀書。薄瓜瓜是哈羅公學（英國一所精英私立學校）的第一名中國學生。該學校是為英國資本主義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搖籃，薄瓜瓜的校友 包括溫斯頓·丘吉爾和另外六名英國首相。

薄熙來家庭的商業活動絕非一個例外。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利用他們對國有公司的 影響和控製建立他們私人的商業帝國。“這是一個只會談論上億元金額的特權集團”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記者約翰·嘎爾納特（John Garnaut）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是如此錯綜復雜，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別和聯盟的合縱連橫，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在於對中國日趨激烈的爆炸性階級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富差距變化遠大於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中國用於衡量經濟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鄧小 平開始“市場改革”時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後政府當局停止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數。許多評論家認為今天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突破 0.5大關，這表明了經濟的極端不平等。

中共集團上層能感覺到群眾憤怒的火山即將噴發，但他們仍然猶豫不決，並在如何應對的問題發生了分 化。現階段的權力鬥爭就發生在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之間，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強大和喧囂的私營部門的資本家階層，並且得 到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試圖遏製太子黨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他們縮減國有經濟 成分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但同時也是因為擔心太子黨的腐敗不堪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絕望，擔心任何延遲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 改，都可能導致出現社會性爆炸的局面，並將之與1989年中國發生的群眾運動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發生的革命相提並論。唐雲（音譯）警告說，“政改正在與 可能的革命進行賽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對​新政府構成的派系進行調整，從而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激進”的改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他們將之看作是他們得以發展，而太子黨陣營被迫
退讓的天賜良機，溫家寶和自由派進一步提升了推動“政治改革”的呼籲，但其中並不包括推行選舉、普選，或其他真正涉及絕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

不 過，盡管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計劃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製改革和為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方面，但是部分中產階層，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家 和小商人，對此深具期待，希望醞釀之中的政改能遏製“裙帶資本主義”，並使與現政治集團無緊密聯系的資產階級能對政府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 共黨內的自​​由派最近幾個月努力地增強自己的聲音，並提出通過所謂的“法治”，即更明確的法律保護和其他保障來限製特權部門的權限，但這並不意味著為群 眾提供真正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自由、集會自由和建立政黨或工會的權利等。正如在薄熙來事件中所表現的，自由派全面封鎖和鎮壓左派網站，只要符合他們的利 益，自由派也會變得“極端不自由”。

中共政權之中並沒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眾一邊或者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即使為了遏製權力鬥爭而在不同派別 間達成妥協，從而形成一個貌似“團結”的新領導班子，但是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期之後，內訌仍將繼續發展，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或領導人能夠提供真正的出 路。正如列寧所解釋的，由於政府的統治危機，群眾會變得更為勇敢，從而可能推動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將堅持鬥爭，反對專製政府實現充分的民主權利，同時主張推進社會主義綱領將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民主地交付於工人 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

北京暴雨，沖走和諧粉飾

正當中共高層在北戴河忙於權鬥之際，北京周六（7月21日）遭遇61年來最大的強暴雨。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房屋倒塌10,660間。位於北京西南的房山區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降雨量達到了460毫米。暴雨引發了山洪和泥石流，80萬人受災。

北京這個擁有鳥巢、水立方等現代化建築的國際大都市形象被一場暴雨沖的一幹二凈。正如中國其他城市一樣，中共官員只重視GDP這樣看得見的政績。北京市排水系統設計的是1到3年一遇，僅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

然而災後過後當局不僅沒有反思，反而大唱贊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總工程師劉洪偉通過中央電視臺介紹當地應對暴雨采取的措施時，講了“三個非常到位”：預報非常到位、預警非常到位、預案非常到位！被稱為“到位哥”。

僅僅大雨後的第二天7月22日晚上，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就宣布：“廣大黨員幹部身先士卒，全市人民團結一致協同應對，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初步勝利。”

22日晚上中共九常委集體“消失”在央視“新聞聯播”中。甚至總理溫家寶也沒有進行“例行”的親民秀演出。人們紛紛質疑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忙於權鬥，無人願意出來為北京暴雨災害承擔責任。

7月22日晚上郭金龍還要求“把工作重心轉到救災、善後和維穩上來。”而直到7天後星期五（7月27日），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代市長王安順才到房山區為暴雨災害死難者默哀。可見當局災後不忘維穩；慰問也只是維穩的一種方式。

有網友稱：“一場暴雨可以看到中共及其政府是真正的‘多余人員’，沒有中共和中共的政府百姓自救的很好，中共政府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維穩，打壓民眾。”

雖然7月25日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辭去市長職務。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兼副市長吉林也辭去北京市副市長職務，曾被網友傳為因大雨失職而受罰。然而這幾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職務變動。因為7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郭金龍當選北京市委書記。按程序應該辭去原來的市長職務。而且北京市委書記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屆中共政治局委員，地位僅次於政治局常委。可見暴雨並沒有沖毀其升遷之路。

北京7.21特大暴雨災害後，官方22號晚間公布的遇難人數37人一直未見更新，便引發民眾強烈質疑。到26日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7·21”特大自然災害遇難人員情況稱，截至目前，北京區域內共發現77具遇難者遺體，其中66名遇難者身份已經確認，11名遇難者身份仍在確認中。之後就沒有在更新遇難人數。但是據一些民間調查遇難人數可能達到數百人。

而7月23日，北京市政府號召為災區捐款也遭到攻擊，微博罵聲一片。自從“郭美美事件”爆發後，官方慈善機構信譽大跌。7月29日，官方《北京晚報》稱“對於捐贈的資金主要用於保證災民有衣穿，有水喝，有飯吃。”可見當局有錢保證“三公消費”卻不願出錢保證人民基本衣食。

北京暴雨並非個例，官僚盲目建設諸如高鐵這樣的形象工程，同時忽視建設質量，許多“豆腐渣”學校在地震中垮塌。而災後，不僅沒有實實在在的調查反省，反而高唱贊歌，同時打壓異議人士。例如譚作人就由於呼籲民間對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對遇難人數進行獨立調查，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對於城市基礎建設，需要社區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和專家一起進行民主規劃，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中國：富士康工廠兩千工人暴動

工資只占Iphone售價的2-5%。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在讀到最近富士康沖突新聞的時候請牢記這些數字。富士康是蘋果產品的主要製造商，包括新的Iphone 5.

保安被指責引發了這場周末的北方山西省富士康工廠的大規模暴動。事件成為了又一例證 – 監獄般的血汗工廠（如富士康）內中國工人受到超額剝削的中國工人，積累了爆炸性緊張局勢。

據報道暴動最高峰時涉及2000工人，其中40人送進醫院。星期天晚上的暴力沖突持續數小時一直延續到星期一早上。新聞報道五千名警察被派到工廠維持秩序。據新華社報道至少三名重傷者生命垂危。一些外國媒體報道有人死亡，但是被富士康否認。

醜聞纏身

富士康科技集團是一些著名電子產品如蘋果的Iphone的主要製造商。該公司同樣為戴爾、索尼、諾基亞和微軟代工。這家臺資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剝削者，雇傭了全國110萬工人，並由於虐待勞工、違反安全規定和野蠻的軍事化管理方式而臭名昭著。

富士康長期醜聞纏身，特別是自從其巨大的深圳工廠發生數十名工人自殺。這在2010年成為世界新聞。從此之後該公司就將其大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份如山西，四川和河南。當地政府對此也積極歡迎。但是新的醜聞接連爆發，包括以“實習”的名義強迫學生到富士康工作。此外6月在一家富士康工廠發生的罷工導致所有參與的工人被解雇。

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廠雇傭79000名工人。工人告訴新聞機構暴動首先是由於數名保安和工人之間的沖突引發。公司的保安和許多管理人員一樣是退役軍人，由於其對生產線工人嚴厲和傲慢的態度而臭名招著。憤怒最後於周末爆發，並不出人意料。許多評論者預測在富士康工廠和中國其他許多血汗工廠將會發生更多的暴動。

“這樣的暴亂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圳倡導勞工權利的劉開明說，“不再僅僅是加薪的問題。”

去年10月由數家大陸和臺灣大學發表的報告顯示，接近28%的富士康工人受過管理人員和保安的辱罵，16%的工人受過身體上的虐待。報道稱：“在長時間的工作期間，不允許工人說話、微笑、坐下、走動和不必要的移動。工人每天要完成2萬件產品，”報道稱。

太原工人面對這種習以為常的虐待，壓抑已久的憤怒終於在周日晚上發生爆炸了。工人和保安之間在宿舍相對瑣碎的爭吵掀起了騷亂，並很快蔓延，攻擊警車、金屬門和工廠內的櫥窗。微博的帖子說：“工廠保安毆打工人引發了這場肉搏戰。”

針對保安

一名工人告訴《南華早報》稱“數千工人尋找和毆打每一名他們看到的保安。”

新華社報道稱，來自山東和河南的工人之間的地域矛盾可能在沖突中發揮了作用。蘋果Iphone5的發售讓許多來自其他富士康工廠的工人來到太原工廠。特別是由於沒有真正的工會（在中國是非法的），地域矛盾可能在工廠中成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新華社的報道同樣可能是不實的，或者反映了官方媒體試圖把對富士康及其強硬的管理方式的指責轉移視線。

許多在富士康以及其他製造業的工人是只有臨時合同的農民工。管理人員實施的隔離措施讓工人被迫和其他來自同一省份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以傾訴委屈。工會的缺乏，工人自我組織受到打壓，意味著沒有組織力量在階級基礎上來團結工人。

高壓鍋社會

富士康的大規模暴動反映了在中國，特別是在製造業的更廣泛的緊張局勢。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經濟急速放緩產生了一個“壓力鍋社會”。太原暴動僅僅發生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當局更換其領導層的數周前。星期日在富士康發生的一切，未來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各地發生。一黨專政當局發生二十年來任何時候最嚴重的分裂和派系鬥爭，而暴動事件突顯了當中的問題。

由官方中國智庫發布的研究經濟發展趨勢的褐皮書顯示，五分之一被調查的公司正在裁員，而之前一個季度的數字是13%。該調查同時顯示5%的公司報告發生罷工。今年許多罷工涉及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工人要求拿到被倒閉的公司拖欠的工資，或者由於工廠從沿海省份遷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內陸城市而要求賠償。

iPhone 5

“因為iPhone5的發售，（富士康）用工需求驟然增加，”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在本月初的一份報告中稱。因此，在太原暴動和新iPhone5發售之間很可能存在聯系。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道廣泛傳播在富士康工廠中普遍發生的虐待，盡管蘋果和其他公司客戶不斷聲稱這些問題得到了緩解。其中包括要工人超時加班（遠遠超過中國法律允許的範圍），沒有加班費以及暴露在有毒化學品中。富士康工廠的工作日通常每天有三個小時的加班。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和工作的復雜特性，需要不斷生產新的產品和部件，令工作非常緊張。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告稱，在深圳富士康工廠接受采訪的一些員工稱他們工作30天而沒有1天休息！

征召勞工的問題也沒有被根除。英文的《上海日報》（Shanghai Daily）最近報道“新學期開始，一個中國東部城市的數千名學生被迫停課到富士康工廠工作。這些學生“被強迫到工廠……之前工廠無法召到足夠的工人生產蘋果備受期待的iPhone 5.”

不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象征。國際品牌公司把產品生產外包給沒有工會的血汗工廠，然後對必然會發生的虐待行為推卸責任。這一模式和富士康軍事化生產方式使蘋果成為股市歷史上最值錢的公司，上個月其總市值超過6,200億美元。已經去世的蘋果前CEO喬布斯在富士康發生自殺醜聞之後說了一段著名的話“這不是一家血汗工廠。你走進到這個地方，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家工廠，但是，我的天呀。他們有餐廳、電影院、醫院和遊泳池。對一家工廠來說，這非常好了。”

這一段富有生氣的評論被富士康召工者王誌前（音譯）的否定。“這絕對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他告訴《華盛頓郵報》（2012年9月26日）。“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管理上的問題。[管理上]一團糟。保安經常對工人濫用權力。我們今年召到的工人比2010年少的多。人們寧願到飯店和其他地方工作。這不是一個缺乏工人的地區——問題在於精神空虛。”

富士康太原工廠的暴動，僅僅發生在iPhone 5推出數周之後，顯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野蠻，勞工被利潤豐厚的大公司剝削的狀態。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長期以來為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鬥爭。

傑瑞米柯賓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接著席卷全球，迄今危機仍在廣度和深度上繼續發展，並日益影響到經濟趨冷的中國。這場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黨專製統治下，中國民眾對於改革的發展路徑無絲毫發言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改革詛咒”的犧牲者。改革開放成為官僚集團和權貴精英們單方面壟斷的話語權，成為加諸於民眾身上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名詞，改革共識已死。

面對內外危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面對危機采取了不同的立場，並日益分裂。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往往起源於基層官僚隊伍，依靠資歷而晉升到目前的位置。在與由”太子黨們”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競爭之時，以溫家寶為首的派系所依賴的支持基礎多來源於體製外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學者；所以，”繼續改革派”更希望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傾向與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製度。如近日溫家寶大力抨擊國有銀行壟斷，要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銀行產業，並首先允許溫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動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許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對外投資。

而中共黨內高層官僚子弟所組成的紅色權貴小圈子的”紅色太子黨”，由於歷史背景和關系，其家族在社會和上層中掌握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種資源。但在”太子黨”內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線；一些”太子黨”則更傾向於”開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黨”代表著中共內部相對”保守”和”維持現狀的力量”。

在權力鬥爭中失利，”十七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的”嫡傳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就是後者的代表，他們其實並不反對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復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舊統治集團控製的國家資本繼續主導政治與經濟發展。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煽動民粹情緒一展個人政治抱負。如果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從未突破鄧小平設計的理論框架。”唱紅”運動式的組織群眾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也曾經”紅遍全中國”，而”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會秩序的政府都會采取的治理手段，其打擊範圍和程度甚至遠不能與1980年代初鄧小平時代推行的”嚴打”相比；至於”共富”（共同富裕）的口號更是在鄧小平相關理論，甚至胡錦濤與溫家寶的言論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這種借助民意，從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開放”的窮途末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歸。

“重慶模式”今年年初由於王立軍叛逃案發而破產，雖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說明中共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遠，使得任何最起碼的改革原則下的”內部糾錯”機製已經無以為繼。雌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繭衣”（官僚專製的斯大林主義下）中的”資本主義之蛹”已化身為蝶，即將破繭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當立

但遍地燃燒的熊熊地火豈是影帝們的口水所能淹沒。這也是為什麽作為前黨內”開明派”趙紫陽繼承人的現總理溫家寶在危機重重的今時今日，會高調宣布堅持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復燃。中外統治集團對於那即將到來徹底改變秩序的大巨變大爆炸，懷有刻骨的恐懼與仇恨。

對於中國的億萬民眾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徹底性變變革。“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既是對往昔已經失敗的一黨專製官僚工人國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對於日益破產的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迷信的破除。

中國： 紅色光環下的資本重慶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臺正成為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戲，而在中國關於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有諸多爭論，這是否是對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的一種替代。本文作者張蜀傑是工國委（CWI）來自重慶的支持者，他遭到國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離中國。薄熙來事件起始於其助手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這揭開了中共當局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的序幕。但在當局宣稱這只是一個“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時，這同樣也是一場政治鬥爭，北京當局為薄熙來不願遵循北京所製定的政策而惱怒，這對北京當局對各省政府日益不穩定的控製是個重要危險。眾多的評論家將薄熙來事件與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相提並論，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成為一件謀殺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國內外秘密聚斂的財富成為媒體關註的焦點。薄熙來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黨”——即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他們在政府內部和經濟上都擁有重要的力量和影響。薄熙來成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慶模式”被視為通過增加國有經濟控製而為窮苦百姓提供社會正義和幫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出現一些所謂毛時代文化”唱紅歌”的復蘇。在一黨專製下，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和為之鼓勵的自由和開放的政治辯論的條件下，這毫不奇怪有相當一批人將薄熙來和重慶看作是替代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可行辦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來的政策並不能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事實上他不僅贏得了贊譽，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海外資本家那裏吸收了大量投資。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閱讀《薄熙來的下臺》(點擊鏈接）一文。

王立軍2月6日到成都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及之後4月10日薄熙來被”雙規”，其妻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從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消息傳出後，最高峰時，據稱有上億人”圍觀”。眾多網友稱此事件精彩程度勝過”懸疑大片”。

民眾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積極關註，不僅是底層民眾對上層權力鬥爭的一種隔岸觀火的消遣心態，而且顯示出民眾對當前的社會現狀極其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的願望。

王立軍事件之後，”重慶模式”、薄熙來和王立軍一起出現在主流媒體和網絡的激烈討論中。”重慶模式”並不是一些毛派宣傳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復興”，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稱的”文革復辟”。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強政府權力的同時，並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公租房

比如以重慶市公租房項目為例。重慶當局稱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這被很多改良主義者津津樂道。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很多底層群眾和青年也希望通過公租房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然而，在一片贊歌的同時，也存在關於公租房面積太小，離城市中心太遠的批評。重慶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為資本家免費修建的職工宿舍。據《重慶晨報》報導，西永保稅區的公租房將被建設成為”板式結構的宿舍型”。”西永綜合保稅區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約有10幢樓，可居住戶數3123戶，按每戶容納6-12名員工計算，計劃居住約18348人。配套有白領公寓、員工食堂、服務設施配套等，生活街、購物街等。”

黃奇帆在接受《中國改革》雜誌采訪時曾表示：”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員表示，富士康放棄生活區建設，與重慶公租房建設和戶籍製度改革兩大創新舉措相繼推行關系密切，後兩者將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

戶籍改革

（可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

所謂戶籍改革根據重慶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條”就是將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並”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彈性退出機製，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合法權益。建立農村土地權益置換城鎮公共服務的有效機製，確保農民進城落戶後同等享有城鎮居民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因為中國二元化的戶籍製度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製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官僚專製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製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因此，重慶當局在其”民生10條”中提到”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40 萬失地農民和 70 萬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戶口問題，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製” 。

共富 ——私有化的農村政策

（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和”采訪大學生村官”）

而重慶的農村政策則完全和”社會主義”不沾邊，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慶當局的”共富12條”中第三條”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 1000 億元以上。” （”農村三權 抵押融資”中的”三權”分別指的是農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抵押融資，使農民獲得資金。）

所謂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並不是一種作為生產組織，共同享有生產數據的農民合作社，而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之上的”農業公司”。入股的農民大多數是村委會或者村支部的成員，或者較為富裕的農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農民自己的土地，還另外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傭其他農民。除了專業合作社，農村裏還有種糧大戶，同樣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和雇傭勞動力，以農業生產銷售並享受政府的補貼。
共富12條中第四條，”建成 2500 個農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製度等辦法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管道。”農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聯系的。通過修建農民新村使農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來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產生”地票”，可以用於土地交易而轉讓。

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一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一百多億元。
招商引資

與此同時，重慶當局仍然繼續推行大力引進外資的”招商引資”措施。據報導，今年1 – 2月，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10.50億美元，同比增長52.01%；外貿進出口值5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增幅位列全國第二。

而重慶市官方文件”民生10條”中”新增微型企業 6 萬戶。市財政每年出資 3 億元，按企業註冊資本的 30%-50%給予補助，並通過稅收返還、融資擔保、規費減免等措施扶持創業。”

打黑

重慶的”打黑”運動，客觀上確實改善了重慶的治安狀況，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同時左翼活動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鎮壓。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組織”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重慶市萬盛區召開全國黨代會時遭到重慶警方突襲，所有與會人員遭到逮捕，其中五人總計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張蜀傑也在2011年遭到重慶國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國流亡。（請見《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4期”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

唱紅

自由派將重慶模式，特別是”唱紅”稱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也因此把重慶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紅”並不意味著重慶當局傾向社會主義，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而且這些所謂的”紅歌”大多數都是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的歌頌中共的歌曲，而決不會演唱”國際歌”。

“新上山下鄉運動”

重慶市政府宣傳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員”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視為新的”上山下鄉”運動。然而，根據中國勞工論壇采訪到重慶某村官，”實際上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並不會真正地下村和農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時候就是公務員拍拍腦袋寫個報告了事。比如所謂”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其實就是村委會招待幹部吃喝。而所謂住到農民家裏，實際操作中就是住在鄉鎮上鄉鎮政府安排的房間裏。大學剛畢業的”村官們”都沒有幾個住在村上的，更何況是公務員呢。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城市落後了幾十年，比如沒有廁所或者廁所很簡陋。另一方面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基層政府實際上也不敢讓公務員特別是女性公務員住到農民家裏。而縣裏的領導就只是到某個村上走訪一下，而鄉鎮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錢款待這些縣裏來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義的做法。”（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采訪大學生『村官』”）

改良主義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義毛派，諸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張宏良等人把重慶模式視為”保黨救國”的唯一希望。甚至稱”重慶模式生則共和國生，重慶模式亡則共和國亡”。

這些改良主義毛派的領導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幹部和大學教授組成。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把工人階級視為”弱勢群體”，因而改良只有依靠黨內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認為只有一個新的”毛澤東”才能領導工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張宏良甚至說：”…依靠人民群眾自發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才能使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同樣成為強者，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自己本身和工人階級的所屬階層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屬於當前官僚體製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他們內心渴望秩序，而對任何有可能推翻當前製度的群眾運動心存恐懼。甚至惡毒地將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堅持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派別）稱為”左翼帶路黨”。張宏良稱” 如何解決左派帶路黨問題,將是對未來中國左翼運動的巨大考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考驗。”

而王薄事件導致了部分毛派對”重慶模式”幻想的破滅，一些原來對改良懷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將轉向更激進的立場。

需要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者》明確認知工人階級並非如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所想的那樣是”弱勢群體”。工人階級的總罷工可以讓經濟停止運行，因為推動經濟運行的正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和群眾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變當前不合理的製度。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等這樣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資產階級自由派宣傳的，只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了，這一切就會自動得來；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認為的那樣需要依靠一個”偉大領袖”的施舍。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進的群眾性運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大規模罷工抗爭，才能贏得。

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會止步於此。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暫時的改良最終會失去，正如在北歐和整個歐洲所發生的新自由主義的”偽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體民眾掌握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和民眾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民主的計劃、管理和生產，才能確保社會生產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工國委（CWI）主張：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將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民主的全民所有。

傑瑞米柯賓

重慶：萬盛地區萬人抗議持續三天

4月10日，就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除中共黨內一切職務的同一天，重慶市萬盛地區數千市民和學生打著“還我萬盛區”、“我們要吃飯”等橫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萬盛當地民眾抗議原萬盛區和原綦江縣合並成綦江區，原萬盛區成為綦江區下轄的萬盛經濟開發區，由此導致當地資源受損和社會福利減少。

當天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導致和示威者爆發沖突。據媒體報道，綦江區區長王越和多名示威者被打傷，也有傳聞稱有學生被打死。4月10日的沖突一直持續到深夜，當晚學生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發帖和派發傳單號召第二天（4月11日）早上7點到萬盛高速路口集中。

4月11日清晨，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己經被部署在高速路口。早上7時，據稱有數萬群眾舉著“萬盛人民團結起來”、“萬盛要發展要繁榮”等橫幅，陸續來到高速路口，和成千武警對峙。武警發射催淚瓦斯和結成方陣試圖驅散集會群眾，抗議人群用磚頭、石塊進行還擊。據稱當天約有十萬人卷入和警察的沖突，許多警車被掀翻、焚燒，全區猶如戰場，商店全部關門。當局則稱有一萬人，有12輛警車被砸，4輛警車被燒。

網友在網絡上描述當天的情形：“剛到城邊上，城區已經被封了，到處都是煙霧彈，辣椒水，有車被推倒，接著就有很大的煙，說是被燒了，大部分的地方信號被屏蔽。路人有的興致勃勃看熱鬧，有的面色心慌。”

4月11日的抗議活動持續到黃昏方告結束。據悉，為加強鎮壓警力，當局不僅動用了重慶當地的武警和防暴警察，還從四川成都調動2個防暴警察大隊和四川南充武警機動師38師的一部分力量，萬盛區進入全面戒嚴中。

有報道稱，這次事件是十分有組織的行動。4月10日的大遊行，組織者在群眾中心受到保護下，指揮和策劃11日的 行動；安排退休人員堵高速、其他人員堵政府大樓，和準備石塊磚頭。因預計會有激烈沖突，抗議者亦事先通知餐飲行業和商戶關門停業一天。

4月12日上午，雖然處於全城戒嚴中，但是在區中心的如子廣場到步行街一帶，仍有數千群眾聚集抗議。由於當天下雨，大多數群眾都撐著傘與在現場的武警對峙，仍有部分群眾高呼口號。現場負責清場的武警結成3到4排的陣型，用警棍不停敲打防暴盾牌推進；往往當警察的陣列還未靠近，群眾就自動散去，但之後就在武警方陣後方或兩側重新集結。有群眾向武警和警察投擲礦泉水瓶，被當場逮捕。據悉當天在如子廣場的武警並非是重慶本地的武警，而是由四川南充過來的武警機動師。

4月13日，目前當地尚無進一步的抗議活動的消息。

重慶萬盛區在行政區劃上原是由貴州桐梓縣、四川南川縣和重慶一部分劃分組建的南桐礦區，屬三省交際地帶的國有大煤礦，當地居民多為礦區員工或家屬；1993年，南桐礦區正式劃歸重慶市成為萬盛區。近年來，由於當地礦產資源枯竭，經濟發展遲緩。早在2005、2006年，就陸續有人提出萬盛區與鄰近綦江縣合並的舉措。2009年到2010年，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做出了這一決策，2011年10月國務院批準將萬盛區與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萬盛區成為其下屬的經濟開發區。

在並區過程中，出現各種沖突和利益問題糾葛，當地官僚與綦江縣官僚之間也權利分配的鬥爭問題。特別是有傳聞，被兼並後的萬盛各行業職工（包括在職和退休人員）社保及醫保普遍下調20%用於對口扶持綦江的扶貧工作（註：綦江原為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貧困人口相對較多。）由於，當地民眾在行政區變更上毫無自主權利，而又涉及到實際利益受損，面對物價飛漲經濟增長乏力，這種福利損失對底層民眾而言顯然是沈重打擊。而當局罔顧民意，出現反彈和抗議又剝奪民眾基本權利進行蠻力鎮壓，引發此次大規模抗議和混亂。

為了平息民憤，中共重慶當局4月12日出臺了《關於促進萬盛經開區當前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政策意見》。當局稱：“一些人員之所以出現聚集，主要是因為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後，部分群眾反映的一些擔心和具體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擔心區縣合並後經濟會蕭條，尤其是第三產業滑坡；二是由於原萬盛區執行的醫保標準較高，現在按照市統一要求，必須納入全市統籌，執行同一政策，一 些原萬盛區群眾每月醫保費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區縣合並後產生失落感，認為區縣合並是錯誤的，希望“復區。” 所以，當局在福利、當地經濟發展和拆遷賠償等方面作出讓步。

但文件同時強調，“對打砸搶者要嚴肅處理，追究法律責任。” 據悉，迄今至少已有十數名抗議者被警方拘捕。

萬盛的抗議事件對於北京中央政府和重慶地方當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特別是僅在不到1個月前，因違紀而受到處理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被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所替代，重慶當地官僚正在進行內部新的清理和整頓，這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無疑是雪上加霜，對希望“和諧穩定”過渡的中共當局來說實在是個糟糕不過的時機。

雖然現在還不清楚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以及是否和薄熙來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的關系。但重慶發生的抗議反映了當前民生日苦，階級矛盾激化的現狀，也反映出統治當局專製非民主的統治方式難以為繼。

從廣東的烏坎到重慶的萬盛，群眾的憤怒如地火般四處燃燒。政治上野蠻的一黨專製統治與經濟上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迷信，製造出根深蒂固的製度性矛盾，使飽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不堪忍受；而這些矛盾帶來的反抗將使統治集團無法再按原樣肆意統治。暴力的壓迫正在為反抗壓迫的暴力所顛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當局的專製統治，要求立即從萬盛地區撤出所有軍警力量，釋放所有被捕抗議者和治療受傷人士，嚴懲暴力鎮壓和貪腐墮落的官僚，取消所有網絡和新聞封鎖，允許媒體和民眾自由進出和披露事件真相。當地民眾絕不能寄望於中共當局中的任何派別和個人。

我們堅定支持群眾言論、遊行、示威、結社等基本民主權利。社會事務都應交由本地社區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民主選舉的委員會管理。當地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青年與學生，應該向廣東烏坎的民眾學習，在工作場所、學校、大學積極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農會、自衛委員會和社會事務管理委員會。

“十八大”前——改革開放的終結與中共集團的分裂

中國共產黨原定於2012年春天召開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八大”），會議將決定中共新一任領導層和執政集團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廣泛關註。但根據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於中共高層內部鬥爭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開。

今年伊始，中國政治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2月6日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因出走成都美領館遭北京政府調查。3月15日，王立軍上司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晉升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因違紀被免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接受調查，其妻子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標榜”唱紅、打黑、共富”而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由此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明確提出，”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報告提出到2030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要從當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當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私有化製度）的企圖昭然若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高調宣布”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兩會過去不過月余，各地金融特區的改製如火如荼，民營化（私有化），外資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購，大連、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溫州、廈門、廣州、海南，乃至西安、重慶等地，地方省市紛紛推出所謂的金融體製改革。

三十余年前，曾經閃亮無比的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最後“瓜分盛宴”的瘋狂期，也將走到了其歷史命運的盡頭。

全民共識的改革開放？

歷經”大躍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黨官僚專製統治下，僵化的計劃體系導致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政治動蕩混亂，內部鬥爭頻頻。官僚集團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為烏有，而眾多普通民眾也仍處於貧困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已經耗盡。

1976年，周恩來逝世，數百萬群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明確反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為代表的中共黨內”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專製統治，遭到嚴苛鎮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保守派”華國鋒與官僚集團代言人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密謀政變，”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殘酷清洗。

為維持統治，走出”毛澤東時代”和”十年文革”進行變革成為了當時中共黨內官僚主流和相當多數底層民眾（至少是默許）的”共識”。但這一”共識”並非是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識，更不是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共識。

當時中共官僚集團內部也對於如何進行”變革”和”變革”的方向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麽鄧小平和陳雲（時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會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而充滿實用主義的口號。

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黨內資深官僚挫敗”保守派”的華國鋒等人執掌中共大權。同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舊理論，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為此後34年中國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製度全面贏得統治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即使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具體路徑也頗多爭議。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支持了趙紫陽和胡耀邦等黨內相對右傾的”開明派”的主張，希望積極推行與西方接觸、引進外資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並同時推動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而當時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在官僚計劃經濟控製下，逐步推行有控製的市場化，之後還提出”鳥籠經濟”的構想。”保守派”的這一路線也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回到此前絕對的計劃經濟狀態，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也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成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肇始。

“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危機與1989民主運動

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官僚階層及其家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新興資本家群體通過原始資本積累逐步形成，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社會中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日益明顯，底層工農深感民生痛苦。民眾極為厭恨特權腐敗與官僚專製；學生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不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各地屢現學潮和工潮。

知識精英和特權階層則日益受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體製外資本家群體也開始主張自身的政治權利。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和公開化，趙紫陽為首的右傾力量也越來越不滿於”保守派”對其推行”改革開放”的限製與羈絆。

改革開放進入其第一個瓶頸階段，中共統治集團趨於分裂；各種利益糾葛和矛盾沖突堆積，只待合適時機的爆發。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擠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全國性學潮。在運動初期，仍是知識精英控製的學生運動，並且得到了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的暗中支持。隨著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組織化介入運動。這場全民性民主運動已逐步脫離中共”開明派”與知識精英階層的控製，正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發展成為真正挑戰中共集團統治的政治危機，當局將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

“開明派”中鄧小平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兩敗俱傷；因此重新整合達成共識，不惜調動數十萬野戰軍於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數百人到數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捕；其中多數死者和被捕者為赤手空拳阻擋軍隊戒嚴的普通工人與群眾。

以趙紫陽為首黨內右傾”開明派”本企圖挾持民意挫敗黨內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趙紫陽被軟禁，大批體製內外的精英或遭監禁、或流亡海外、或離開體製。

“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堅持改革開放”

長安街的槍聲中，柏林墻的瓦礫下，百多年共產主義的理想化為烏有。前蘇聯和東歐等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官僚專製的畸形工人國家）紛紛土崩瓦解、改旗易幟，而中國披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甲，走上了”專製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高高舉起”新自由主義的利劍”砍斷了”斯大林主義的繩結”，卻誌得意滿地宣告：”社會主義的死亡”與”歷史的終結”。

“六四”鎮壓後，雖然陷入危機中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國內經濟停滯，國際上被孤立。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只有4.1%，1990年為3.1%，兩年內有超過100萬家無力經營的企業被強迫關閉，為文革結束以來經濟增長最慢的兩年。以陳雲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再提”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爭論，意圖重新將經濟模式導向可控的官僚計劃經濟。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張得到確立，那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將中途而廢。1992年春，為擺脫僵局，已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年屆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坐軍艦南下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花費月余時間推動”深化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停止了更為右傾的”開明派”所推動的政治改革。

此後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庇護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圖。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財力雄厚、看似國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諧盛世”的口號，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以階級對立嚴重、官僚腐敗不堪、環境嚴重破壞為代價，也正遭遇民眾愈來愈激烈的抵抗。特別是在江澤民與朱镕基主政期間，2001年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中共修改《黨章》後，在經濟上全面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資本主義復辟之路已是覆水難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大面積農民反抗強征土地賦稅和暴力計劃生育事件，數千萬城市國有企業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下崗運動，以及數億農民工反抗血汗工廠殘酷剝削和爭取工人權利的鬥爭。近年來民眾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與頻繁，各種群體性抗爭與罷工已經達到每年20萬起左右。

配合經濟基礎的巨變，上層建築的“偷梁換柱”也早已悄然開始。自由主義者們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卻專製地壟斷了話語權；“非政治化”成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而“不爭論”更成了中國右派精英們的“尚方寶劍”。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國家的外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為確保資本主義復辟的長驅直入，必須對曾經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進行顛覆，消解既往歷史性的結論（無論其正確與否）——也即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革命思想進行徹底解構。新民國終於在中國大地得以復活。

距離產生美。借古諷今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者——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左傾民粹主義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別不過是，一個將上世紀初的民國描繪成自由競爭，民主康樂的“失樂園”，另一個則將上世紀中期的毛時代中國打扮成正義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

“改革開放”第二次危機與”重慶模式”的興衰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

傑瑞米柯賓

中國：反對剝奪言論自由 要求新聞信息公開

自“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發生以來，隨著中共當局內部日趨分化和權力鬥爭更加激烈，各種真假難辨的消息廣泛傳播與互聯網和媒體上。雖然統治集團一方面高喊“政治改革”，並因此得到了海內外眾多自由派和右派的喝彩；同時卻在進一步加大對於互聯網信息的管理和言論自由的打壓。

3月31日新華網的英文報道（發布未久即已從新華網上刪除），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中國從三月底到八月初，將開展為期半年的“春風”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通過互聯網相關犯罪的運動，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雖然，官方消息聲稱，此次的互聯網整頓主要針對網上非法銷售武器、藥品、有毒化學品、人體器官、偽造文件、發票等，以及交易個人信息。但同時，也要求網民不要散布“有害虛假”信息，即政治類新聞。

目前被逮捕的1000余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因發布政治時事新聞，多少是因刑事犯罪而遭逮捕的，無任何官方消息。

但是，北京警方此前特別發布過消息，針對傳播“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也即謠傳中的“北京發生軍事政變”），迄今僅在北京已經逮捕6名網民。 同時，中國最大的兩個微博網站新浪和騰訊微博受到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警告，也在全面實行發帖審查後，並在三天（3月31日上午8時至4月3日上午8時）內禁止微博發表評論，對微博上已經發布的消息進行全面核對和整理。

網絡上，各種謠言頻傳和真假消息難辨的一個主要原因恰恰就是政府當局對新聞和信息的專製控製，不願公開真實事件，甚至有組織地蓄意製造謠言和“引導”公眾輿論，而很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事後，卻往往被證實為真實的。如此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諸多消息就是如此傳播開的，從而導致民眾對於所謂主流新聞和信息失去基本信任。

近日來，中國多個在海內外註冊的左翼網站也遭到大量“不明”黑客有組織的騷擾和攻擊，除較為著名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中國網”等網站外，即使一些不知名的新興網站如“紅星網”(hx001.net)和“中國大民主促進會”(daminzhu.org)等網站也遭到黑客連續攻擊，域名遭劫持；導致大量損失流量和無法登陸。根據其大規模的操作手法和攻擊的頻率，明顯新一輪針對泛左翼網站的攻擊。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自2008年以來，也屢屢遭到中國政府的屏蔽，使數以千計的中國內地讀者只能通過代理軟件和VPN等方式訪問本網站。從去年年底起，也曾連續遭到“不明黑客”的蓄意攻擊，包括劫持DNS和連續惡意註冊從而意圖“破解”網站操作後臺。

中國政府每年耗費數十億元用於互聯網的信息封鎖與屏蔽，2010年至少屏蔽140萬個海外網站和站點，其中包括諸多具有影響力新聞、政治和宗教類網站；關閉了300萬個國內網站。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專製當局壓製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尤其是針對左翼網站公開和秘密地破壞，要求保障民眾包括表達、抗議和結社在內的基本權利。我們相信， 媒體與言論乃社會公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需要擺脫少數精英（政府與資本）的控製，應該由大多數人共同民主決定。政府或某一政黨無權壟斷媒體，國家應資助媒體，同時允許不同派別根據政治支持率使用全民所有的媒體。同時，媒體也不應成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工人階級和人民對新聞和媒體進行總體的民主控製，允許和捍衛社會針對不同觀點存在充分的自由討論和決策。

中國：四面楚歌、左右開弓、清明不清明、一體被沈默

4月6日，全國近十家在左右兩翼群體中頗具影響力的網站與論壇，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網、四月青年、紅星網、大民主促進會、中國選舉與管理網、共識網論壇和凱迪社區論壇等，被當局集中查封。宣傳主管部門要求它們在一個月內進行自查整頓。一個月後經當局主管部門審查後方可恢復運營。

根據官方新華社消息，從三月底到八月初，當局開展為其半年的打擊互聯網犯罪的“春風”專項行動，行動集中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4月1日，在廣州天河區十幾位青年舉牌集會要求胡錦濤帶頭公布其私人財產。其中湖南籍維權人士肖勇、廣東惠州人黃文勛、廣西桂林人區榮貴、江西九江人楊崇、老羅已確定因“非法集會”而被刑事拘留，網名小劉、老田、李總、四川籍女孩劉珊娟等10余人下落不明。而且，警方以”案件涉密為由”，而拒絕律師與被捕人士會面。

4月4日清明節當日，山西太原、河南鄭州與洛陽及廣東深圳等地的毛派支持者組織集會悼念毛澤東，受到當局和警方的告誡與監視。

同日，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學學生校風糾察隊十幾名學生前往成都市人民公園緬懷祭奠100年前四川護路運動中捍衛路權而英勇不屈的先輩先驅。這是一場近年來較少的學生自發的集會。學生敬獻花圈、拉橫幅、誓頌詞、三鞠躬。十米長白底黑色大字的橫幅主題是“繼承先烈革命傳統，發言前輩愛國精神”

4月6日，上述近十家網站和論壇集體停止運作。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站曾經均在網站上發布告示：“今天上午，國新辦九局、北京市網管辦、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安全總隊聯合約談，稱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從2012年4月6日12:00起，關閉一個月。在此期間進行整頓自查。

而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立非營利機構卡特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聯合創建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也在4月6日中午發布公告，稱因“本網站在一定時期內進行技術維護，請網友諒解。”而暫時停止運作。自2002年以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一直代表學術界和體製內自由憲政派。

此外，分別代表“民粹民族主義青年”的四月青年網和精英右派群體的共識網的網站雖然沒有被關停，但是網站論壇均已關閉。

當局以這些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與信息為由，而集中整頓左右兩翼輿論與關閉有影響力網站與論壇的行動為近幾年之罕見，足見總理溫家寶等“黨內政改派”宣傳的政改與民主的虛偽，和深陷內部鬥爭與嚴重分裂中的中共統治集團的恐慌。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堅決反對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剝奪民眾基本權利。我們主張任何政治流派都有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而真正要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絕不能指望中外資產階級或者統治集團中任何一派，只有也必須依賴勞動人民民主的有組織的自下而上的團結抗爭。

中國：薄熙來的身敗名裂

根據新華社北京4月10日晚間報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後續相關的新聞報道還指出，2月6日王立軍（前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復查組。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誌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系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英國方面也迅速做出反應，英國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說，“海伍德的死亡原因需要在不考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的進行調查”。黑格還說，“希望調查是采取這樣的方式，我對他們的宣布表示歡迎。”

自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薄熙來與王立軍的相關新聞就一直是媒體和網絡關註的熱點。3月14日，溫家寶在人大會議閉幕時曾高調宣布要求現任重慶市委（薄熙來擔任市委書記）反思，同時高調誓言竭力推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當晚薄熙來被宣布解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接受調查。

此後，中共高層內部爭端、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真實原因，以及英國商人伍德的死亡之謎等傳言與揣測不斷，3月下旬一度還傳出北京發生軍事政變的謠言。中共黨內各個派別更是不斷通過媒體和網絡釋放各種信號，這邊剛講“總書記並非淩駕於黨的中央組織之上”《北京日報》3月31日報道），那廂又表態“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北京日報》4月3日報道）。而且，坊間民眾與新左派們中仍然有相當多薄熙來的民意支持，大量網上爭論為薄熙來與王立軍辯護，甚至有人在街頭散發揭帖、拉橫幅挺薄。

但直到4月10日晚，中共當局官方針對薄熙來事件發布上述決定，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內部曲折而秘密的較量。這些消息對於薄熙來家庭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不僅僅是結束其政治生命，而是試圖使其整個家庭身敗名裂，不得翻身。

在4月11日淩晨發布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一文，定性為“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刑事案件，薄熙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了損失，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很大損害。”該文明確將薄熙來與王立軍一起打倒，這也意味著薄熙來與王立軍均將遭到嚴厲處置。

但是，這並不是大局塵埃落定，而是新的紛爭開始；在“十八大”即將召開前夕，如此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更是凸顯出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不堪與分裂對立。

薄熙來與王立軍所鼓吹的“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風靡一時，曾經一度得到作為最高領導層的九人政治常委中六人的公開贊許，並且在眾多基層民眾和泛左翼得到廣泛的支持。

即使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所謂“重慶模式”沒有突破鄧小平當初設計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重慶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歸，是一種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糾錯。但是，今天中共統治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甚至統治集團內部力量也根本無法使上層倒退到“資本主義復辟”早期相對盤剝和內部對立不那麽嚴重的階段。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所謂“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的窮途無路，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糾葛已經無法用以往機製進行調解，是整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和貧富分化嚴重的反映。

隨著利益集團對於利益控製和爭奪越來越激烈，統治上層內部，也日益暴露出沖突與對立。這種內部鬥爭越黑暗越兇殘，也證明統治當局越反動越沒有前途。此次“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內部分裂與鬥爭的體現，但這只是統治集團大分裂的開始，而絕不是分裂的終結。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通過煽動民粹情緒得一展個人政治抱負。而且，這種借助民意，以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他其實代表的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條件下，與“繼續改革派”鬥爭失利的中共黨內的舊官僚和“太子黨”既得利益集團。

這正中在野的改良主義毛派的下懷。毛派們習慣於將自身定義為中共忠實的“謀臣參謀”，習慣於依賴、拉攏與寄望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力量。某些“毛派導師”，每有中共領導層輪換，必談“健康力量重新上臺”；每有重要會議召開，就說“中央政策左轉在即”。十多年來，毛派改良派，一邊如此“含情脈脈地”期待著早已變成“貪婪地吮吸中國工農熱血的吸血鬼”的中共當局的幡然悔悟與改頭換面，一邊繼續愚弄廣大支持左翼的基層群眾要安於現行秩序和耐心地等待轉變而接受中共官僚與權貴資本的壓榨。

“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使部分毛派的幻想與野心也日漸膨脹，更是吹捧，薄熙來是“紅二代的接班人”，重慶是“新時代的延安”。

但是根據目前披露的消息和傳言，薄熙來本非什麽艱苦樸素的“紅二代接班人”。薄熙來及家人生活一貫奢侈，其本人身穿價值數萬元人民幣的定製西裝，妻子薄谷開來與兒子薄瓜瓜長期在海外生活、經商與接受教育。（這一做法其實已經違反中共黨內對於幹部管理的紀律條例）。其子薄瓜瓜在英國和美國留學期間生活高調浮華，經濟來源不明，海外媒體《華爾街日報》甚至報道過他駕駛紅色法拉利跑車約會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女兒。

此次官方報道中用少見的“薄谷開來”稱呼薄熙來妻子谷開來，顯然也是某種暗示。中國內地自1949年革命後，為體現男女平等，很少出現將夫姓冠於已婚女性姓名之前的情況。聯系到薄谷開來和薄瓜瓜曾先後長期在香港、新加坡與英國生活，不排除薄谷開來已加入其他國籍而修改姓名，使之更符合海外華人的習慣。而且，就在薄熙來案件處理消息發布不久，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推動反腐倡廉形勢繼續好轉”一文中明確提出，“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由此可知，薄熙來可能是目前中共官方主動披露的級別最高的“裸官”之一。

就在薄熙來被清洗出中央委員會消息發布的前幾日，中共當局對國內的泛左翼的網站展開了近年以來最嚴重的清理與打擊。其中既包括長期支持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等出傳統的毛派改良主義網站；但也包括其他一些並不完全支持重慶模式，甚至與“重慶模式”保持距離的左派網站，諸如東方紅社科、紅色中國、紅石頭論壇和大民主促進會等網站。

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相當多數毛派改良派希望通過推出中共體製內一、兩個強人作為共主而實現中共當局左轉幻想再告破滅。哪怕他們心知肚明這些的強人很多時候並非是真正的“左派”，但仍希望通過挾持民意迫使強人們左轉，但結果卻往往是白白出賣了工農利益而為他人做嫁衣。越來越多的左翼基層群眾將會通過薄熙來事件認識到這一點，與妥協主義、改良主義等任何不切實際和投機取巧的幻想進行徹底的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