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右共产党的基本属性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 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 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汙，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 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 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幹預股市分不開 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系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 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幹涉股 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 度采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 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幹預經 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 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 幹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幹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幹預經濟，認為只要 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 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 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 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復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 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幹 預，而不是不作幹預，只是幹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 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 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 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 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 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 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 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 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 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 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 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 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 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 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麽 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麽不 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麽中央容許他們這種 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汙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 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 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壹）「上市公司中符 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 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 （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 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幹預太多，不 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 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 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 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 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 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 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裏面牽涉到如何挑選 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 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系，如何產 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 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 作都直接關系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 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 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 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 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 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 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系』才可買到。」（註三） 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 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 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制造機會（註四）。「股份制企 業裏邊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 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 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 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麽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幹預，但另壹方面 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 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幹預仍是起很大 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幹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 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幹預 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幹預不幹預，而在於幹預什麽、怎 樣幹預，尤其是由誰幹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 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麽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 很少關系，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沈大有關 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麽鄧旋風很有關系。所以，要解 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 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 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 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 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 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 政治不幹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 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盡管也可以搞， 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 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麽強大，那麽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 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 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 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 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 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 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 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閑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 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 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 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 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汙。事實 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 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汙、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 潤為目的，那麽，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註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 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 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 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 性投資，那麽，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 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 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 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 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 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 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 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 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 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 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 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 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 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 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麽生產， 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 業和商業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 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 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 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麽玻璃 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 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 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 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 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 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 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 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 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 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 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 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 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 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系。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 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麽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 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 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麽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 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 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 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 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 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 位強烈幹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 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 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麽，在跡近無法無 天的中國，說什麽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 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癡迷

　　我們這裏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鑒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 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镕基更說，該熱的 （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 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 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 員貪汙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 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 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 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 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 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 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 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 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 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 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 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 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 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 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 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 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松」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 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 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 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 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 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誌士的夢想。然而，幾 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 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 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 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 「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 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 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 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 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 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 產積極性。」（註壹） 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 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 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 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 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 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 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 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 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 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 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 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傑瑞米柯賓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麽分配上 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 原因。 甚麽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 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 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 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 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 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 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采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 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 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 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 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 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 麽，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 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 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 距偏大。」（註四）這裏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 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 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 （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 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 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 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 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 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 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 19 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 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 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 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 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 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 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 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 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 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 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 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麽，中國的實際收入差 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 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 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 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 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 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 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 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 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 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 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 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 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 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 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 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 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 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 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 竈」和「大竈」，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夥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 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 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 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 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竈」而進 壹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裏。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 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 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 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 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 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 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 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 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 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 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 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 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壹）結論就 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 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 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 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 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 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 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 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 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 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 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 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 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 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 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 產的時候盡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 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 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 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 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 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 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 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 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 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 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 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 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余，比較願 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系不能完全取消， 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系，實行供給制， 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 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 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麽吃甚麽 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 「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 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 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 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 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 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 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 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 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禦用文人總是 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 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 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裏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臺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 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 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 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 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麽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 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裏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 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 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系，以便轉移二 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 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 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 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 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壹個樣， 幹多幹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麽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壹個樣， 幹多幹少壹個樣，幹好幹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 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 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 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 至少在國營企業裏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 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 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麽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麽工人「幹多幹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 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 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 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 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 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 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 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 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 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 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 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 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 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 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 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 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 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 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 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松懈的重要 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 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 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 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 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 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 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 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 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 的。」（註十八） 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 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 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 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 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 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 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 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 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 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沈重代價，中國企業的 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 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 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 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 「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 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 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 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 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癥。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 罪責。

傑瑞米柯賓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 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 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 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 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 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 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 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 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 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 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 人的關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系，而很少依賴 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 「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 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 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 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 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 各種處分。」（註二十）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 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 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 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 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 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 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 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 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 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 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 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 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 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 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 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 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 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 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 利、勞動紀律，雇傭與解雇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 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 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 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 （！）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 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 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 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 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 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 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 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 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余，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 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 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 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 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 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 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 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 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 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 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 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 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 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 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 稍有松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雇傭勞 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 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 身子不動頭」（註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 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 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 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 點羞恥之心，早該下臺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 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 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 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 司制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 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 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 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制這種「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 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 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制據說並不能 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 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系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 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 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 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 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 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 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 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板』 又當『婆婆』。」（註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 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 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 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制 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 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 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 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 承包制制造籲論的時候，也反復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 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 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 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復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 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 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 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 又是什麽？是「眼前的所有權」麽？二者有什麽分別？界限何在？連 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麽「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 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 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 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 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 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 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 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 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了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 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 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 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 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 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 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 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 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 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 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 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占有兩成股權， 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 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只 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 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 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 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 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 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並、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 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 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幹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 那樣熱心褒揚，個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 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 了。後來嘗過承包制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 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 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 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 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 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 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 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 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 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 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 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 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 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 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 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 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畢竟， 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 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恒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 過，這位作者盡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 麽「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 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 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 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 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 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 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 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麽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 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麽樣。但總之，不論哪壹 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 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 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 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 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 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 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 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 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麽中國國 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 具體負責？為什麽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 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麽非要跑到 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 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 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 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 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 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裏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 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麽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 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 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 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 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 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 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 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 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 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 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 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 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 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 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 壓迫工人。

傑瑞米柯賓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 制下的企業，應采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 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余—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 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 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 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麽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 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 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 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 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 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 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 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 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 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 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 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 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 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 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 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 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 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 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 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 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 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 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 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 才留給企業。」（註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 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 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臺，辦公室主任可以批 賣多少臺，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臺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 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 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 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 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 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 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 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 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 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 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 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 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 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 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 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 （註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 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 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 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 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 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 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 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 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 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 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 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 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 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 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 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系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 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 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 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 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 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 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 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 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個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臺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 行為—只要找到後臺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麽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 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采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 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 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系 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 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臺 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 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 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並。然而，有關部門 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 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麽了。 這麽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 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 兼並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並手續，須 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 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 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 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 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 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 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 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 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 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 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 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 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 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 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麽，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 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 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 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 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 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糊塗，多 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 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 始的，那麽，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 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 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 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 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 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 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 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閑置、貨物積壓的現象 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 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 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汙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 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 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 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 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 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 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 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 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 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 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 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 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 壹面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雲：「壹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 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 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麽利得稅、承包制，卻 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 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 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發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 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 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 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 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 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 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 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 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 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 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 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麽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 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 權，他收權，怎麽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 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 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 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 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 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系﹖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 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 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 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禦用文人卻不著壹字，輕輕化解 到「產權不明確」的五裏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 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 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 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 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 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 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 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 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 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 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 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 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麽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 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 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 級吃壹級，下不保底。」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失，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 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 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 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 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傑瑞米柯賓

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

　　自從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引 人註目。同樣引人註目的，還有社會不平等的滋長。目前全國城 鎮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過兩千多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平均才大 約壹千元，另方面卻已經出現了百萬元戶和千萬元戶，連億元以 上的富戶也有了。這些大富戶自然只是少數個別例子。但是整個 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也是無可懷疑的。1995 年年底有中國人民大 學經濟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發表壹篇研究 報告：《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顯示出全面的情況。現 在根據《新華文摘》1996 年 2 月號轉載的該文，摘錄主要的統計 數字給讀者參考。 大家知道，現在各國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示貧富差距。基尼 系數的數值在 0 至 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壹樣；1 表示絕 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財產都集中在壹人手中。國際上多年測 量的結果，認為基尼系數在 0.3-0.4 之間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 的 1978 年，是 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後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鎮與農村合在壹起計算的個人收入基尼系數：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見 1994 年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已經超過 1990 年的美國。 比較收入的差距，還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測量方法。就是按收 入的高低，將人口分為五個等份，計算每個 1/5 人口層的收入在 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 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收入 的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6.04（1989 年為 11.65） 次低的 1/5 11.16 中間的 1/5 15.77 次高的 1/5 22.57 最高的 1/5 44.46（1989 年為 29.38） 農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4.59（1989 年為 7.63） 次低的 1/5 9.79 中間的 1/5 15.01 次高的 1/5 21.82 最高的 1/5 48.79（1989 年為 39.56） 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並計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27 次低的 1/5 9.12 中間的 1/5 14.35 次高的 1/5 22.13 最高的 1/5 50.13 為了比較，請看 1990 年美國家庭的收入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6 次低的 1/5 10.6 中間的 1/5 16.6 次高的 1/5 23.8 最高的 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幾 年間，貪汙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現在又看到了貧富 不平等的急速發展。中國已經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壹級，超 越了美國。但中共還說這是社會主義！

　　壹九九六年六月

　　事實上從來就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改革開放更不是對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而是復辟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