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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斗争中怎样处理与自由派的关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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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06:33:1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5-13 06:58 编辑

在群众斗争中怎样处理与自由派的关系?

     —— 就成都49中事件与西红柿收割机同志商榷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各劳动阶级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受到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死人的事是常有发生的,由此而引起的普通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基本权益的斗争也是经常要发生的。在这样的斗争中,怎样处理与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是马列主义左派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围绕成都49中事件,西红柿收割机同志(以下简称“西红柿同志”)提供了大量资料,并对事态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与西红柿同志做了大量交流。在“中帝论”、“灌输论”等许多问题上,我们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与西红柿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或接近的。西红柿同志关于若干工人具体斗争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但是,即使是马列主义同志,即使是对许多重大问题意见都一致的同志,即使是同一个小组内部的同志,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了解的情况有差别、对问题认识的角度不一样等原因,对于各种具体问题的看法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

      对于成都49中事件,我个人经过反复考虑,仍然不能认同西红柿同志在这一事件上的一些看法。现在把我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供同志们讨论和批评。

      西红柿同志认为,在自由派组织了一次大约有数十人参加的在成都49中校外的抗议活动以后,马列主义左派必须立即、坚决与自由派“切割”,并对自由派展开斗争。

      西红柿同志的意见大致是基于如下的理由:


(一)自由派介入此次群众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窃取领导权。自由派的宣传会蒙蔽群众,大批怀着朴素正义感但无法认清自由派狼子野心的群众会倒向自由派的阵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破坏左派的群众基础,群众运动就会被自由派领导,也就是被私人资产阶级领导,进而危害无产阶级的事业。

(二)就成都49中事件以及随后的群众斗争来说,自由派起到了“极端反动”的作用。这是因为,这起事件本来属于群众与地方官僚之间的矛盾,但因为自由派的介入,就转化成了群众与整个特色当局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地方官僚有理由挟持特色中央当局以镇压“境外势力”为借口镇压群众斗争。

(三)自由派的介入引起了群众的分裂。因为在自由派介入后,许多群众必然要怀疑整起事件是否有自由派等政治势力在背后操纵,甚至认为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是自由派造谣,从而不再支持追查事件真相的斗争。

(四)自由派操纵事件的作风恶劣,用欺骗、造谣的手段误导舆论。据西红柿同志分析,5月11日晚,在成都49中校外,某自由派男子首先动手打49中的女老师,挑起冲突,事后又嫁祸警察,企图欺骗舆论,博取同情。

关于西红柿同志提出的马列主义左派与自由派争夺群众斗争领导权的问题,下面再讨论。现在先就成都49中事件本身以及相关的策略问题谈一些想法。


      虽然关于此次林唯麒同学不幸坠亡的来龙去脉仍然有很多细节不清、扑朔迷离,但是大致有几个方面的情况现在基本清楚了。林唯麒同学母亲所介绍情况(或网上传闻)中有几处细节已经证明是不确实的。一,事发后,救护车并非过了两个小时才到事发地点,而是在基本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就尽快到达了。二,林唯麒同学并未马上火化,而是由公安机关做了尸检,并且殡仪馆允许家属做了探望。三,事发时间段的监控录像并未丢失,并且林唯麒同学父亲曾经与校方一起观看。四,校方对于林唯麒同学父母并非完全不予理睬,而是分别由校长和副校长做了接待。

      另一方面,学校一方与地方官僚对于若干重大问题仍然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使林唯麒同学确属自杀,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突发情况使得林唯麒同学竟然下决心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后,校方又为什么严禁当时在校的同学、老师对媒体、社会各界讲出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及个人看法,并且据某些传闻,以不得参加高考等手段相威胁。从资产阶级法律角度来说,学校作为非政府机关,无权限制任何公民的言论自由,更无权决定任何适龄青年能否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即使不考虑这些,从澄清事实真相的角度来说,校方的此种做法不但不利于澄清真相,而且反而增加了社会各界的种种猜忌。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限制,我们可以相信,绝大多数师生的言论将是接近或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即使有个别的片面的、远离真相的说法,也不难被大多数比较正确的言论所澄清。

      成都49中事件,表面上是个偶然的事件。但是,近年来,各地中学、大学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学生自杀、他杀事件层出不穷,事发后,有关部门又往往逃避责任、掩盖事实真相。这就说明,类似事件,已经反映了正在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刻矛盾。

      在其它文章中,笔者曾经论证过,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严重地依赖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这种剥削模式,现在已经延伸到中学教育中,用残酷的剥夺青年学生一切自主发展、青春快乐的考试、作业、课堂灌输、死记硬背、所谓的“补课自习”等手段压榨青年的一切可支配时间,将他们变为不能思考、失去生命力的僵尸和奴隶。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在学校中,在同校同班同学之间,也必然得到反映。官僚、资本家的子女势必要胁迫一些企图攀附他们的同学欺压另外一些拒绝屈服于他们的淫威的同学。凡此种种,都必然使得还在中学阶段的青年蒙受远远超出他们的年龄段可以承受的巨大生活和“学习”压力,进而造成种种极端的矛盾,直至引起自杀或者恶性的犯罪事件。

      当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作为马列主义左派,我们理所应当要对受害者给予应有的同情,并且在有条件时帮助受害者争得应得的权利和合理的补偿,并且揭露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刻、更广泛的背景,帮助广大群众认识到在这些事件背后的资本主义压迫根源。

      另一方面,凡是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时候,马列主义左派并不是试图影响舆论和群众认识的唯一政治派别,其他的政治派别,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都会试图介入。即使在马列主义左派内部,各个小组的认识和主张也往往不尽一致。这个时候,怎样处理与其他政治派别的关系,怎样正确地解决马列主义左派内部的分歧呢?


      西红柿同志提出,由于自由派的介入,就使得地方官僚可以挟持特色中央当局,以“境外势力”介入为借口,对群众斗争展开镇压。而如果没有自由派的介入,这次斗争本来是有可能有一些具体成果的。

      这里,首先应当注意,作为学校家长的维权斗争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经济斗争是有差别的。即使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离不开工人的参与,工人可以用罢工、怠工甚至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等手段对资本家的利益造成切实的威胁,因而许多经济斗争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相比之下,中学学生以及家属的维权斗争,尤其在受害者是某些个体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广泛的、集中的团结,也难以对地方官僚和学阀造成切实的威胁,因而难以形成在当时当地对维权者有利的力量对比。以往的经验表明,类似的情况,仅仅靠网上舆论的影响,即使没有资产阶级当局的镇压,也往往是不了了之。毛洪涛死亡事件就是个例子。

      因此,作为马列主义左派,我们参与类似事件网上舆论斗争的目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参与网上舆论斗争),一般来说,不是为了争取维权斗争的直接胜利(直接胜利属于例外的情况),而主要是以这些事件为契机,对群众展开广泛的教育,用这些事件及其结果来教育群众,使得群众普遍认识到,即使是他们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在现存社会秩序下都得不到满足,即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子女的生命在现存社会秩序下都得不到保障,从而为未来政治条件成熟时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准备条件。

      从成都49中事件本身来说,我们不赞成自由派在此次事件中所采取的策略。即使不考虑他们的政治动机,哪怕他们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他们在事件中的做法—— 不是依靠当地的群众(尤其是与事发地点直接相关的学生、家长),而是出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社会活动家”集中一处,企图“运动群众”,制造某种舆论热点 ——这样的做法,也不是正确的群众斗争的策略,如佳士斗争的教训所证明的,是必然要失败的。

      但是,这种策略上的错误,并不意味着自由派在此次事件中的做法乃至动机都是“极端反动的”。在历史上,国际共运中错误路线造成严重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中国革命历史上由于王明、博古路线的严重错误,造成了成千上万红军战士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中共党内历次斗争,也从来没有说他们是“极端反动”的。当然,自由派不属于国际共运的范畴,但是,第一,他们并不是中国最反动的势力,第二,他们在此次斗争中的行为,并没有给群众带来具体的危害。

      仅从5月11日晚成都49中校外的抗议来说,虽然参加的人员以自由派为主,但并没有喊出自由派性质的政治口号,而仅仅是要求了解事件真相,与以往自由派的一些活动相比,不能算是“冒进”。至于抗议活动之后发生的“镇压”,目前看来,也就是抓了几个人,而且没有长久关押的迹象。以特色的标准来讲,这是十分轻微的镇压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镇压延伸到了纯粹要求澄清事实真相的普通群众。

      至于西红柿同志所说的,5月11日晚,是自由派主动挑衅,然后才引起警察与群众的冲突,并为此提供了若干视频和照片为证。这件事,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因为在有大量群众聚集的情况下,一些偶然的、个别人的过激行为往往是难免的,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不能凭主观臆断,就下结论说,整个事情,是自由派一开始就策划好的。无论这件事是个别人的过激行为还是自由派事先策划好的,个别人的挑衅行为,不是警察对在场群众采取集体镇压的理由。即使自由派有他们的政治阴谋,并不因此剥夺他们作为公民的集会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被抓的是自由派,我们马列主义左派就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即使到了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只要自由派分子没有现行的反革命行为,也不能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我们有差别,就剥夺他们通过言论、集会等方式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

      从时间顺序来说,网上舆论的逆转(综合各方面情况,这种逆转确实已经发生),确实发生在自由派介入之后。资产阶级当局与民族主义分子确实企图利用自由派的介入,误导舆论,恐吓群众不要采取“激进”行动维权。但是应当看到,在此次以及其它类似事件中,这种逆转,在当前的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多半是难以避免的。、

      就这次事件本身来说,林唯麒同学母亲在事发后由于丧子之痛、情绪激动以及一些日常生活习惯(资本主义条件下残酷的日常生活往往逼迫一些劳动群众在日常纠纷中采取某些不得已的“无理搅三分”的做法),在公众场合透露的信息不完全符合事实。这种信息偏差不可避免地要被资产阶级当局利用,从而影响网上舆论。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绝大部分舆论工具总是要被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因此,当某些社会关注的事件在舆论发展上发生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某种倾向时,资产阶级必然要出动他们可以公开控制的各种工具,如官媒、主流媒体,以及非公开控制的工具,如网上“水军”,来操纵舆论。这种操纵,可以利用自由派介入这种契机,也可以利用左派介入作为契机,也可以利用其它的借口。指望自由派不介入,资产阶级媒体和“水军”就不会操纵舆论,就不会制造某种逆转,是不现实的。在近年来的许多类似事件中,公众舆论形成某种倾向后又被“逆转”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当然,如西红柿同志所说,自由派介入后,网上舆论发生了某种“分裂”,并且被资产阶级利用。但是,在目前群众运动客观上包括着多个政治派别的情况下,类似的“分裂”多多少少总是会发生的。即使不是自由派介入,左派或左派某一小组介入的某种群众斗争,也会在舆论上引起类似的“分裂”。在客观上存在多个政治派别的形势下,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要求,只有我们自己赞同的政治派别可以介入某些群众斗争,而不许其他政治派别介入;也不应该幻想,如果我们自己的政治派别介入了,别的派别不介入,资产阶级当局或其媒体就不会努力操纵舆论并制造“分裂”或“逆转”。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客观上多个政治派别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某些群众斗争的时候,在现阶段,我们怎样处理与自由派的关系?


      西红柿同志认为,自由派在政治上是私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是我所不赞成的。首先,严格来说,中国现在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之外的私人资产阶级,仅仅存在着在统一的、基本阶级利益一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不同集团。

      就自由派这个政治派别来说,无论就其基本的组成部分还是就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主张来说,都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某一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代表。作为小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代表,自由派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十分反动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当时的官僚资产阶级(后来演变为统一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帮凶,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工人阶级,为国企私有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自那时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以外,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其中的一部分向无产阶级靠拢,成为目前在青年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马列主义左派的社会基础。即使是自由派,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自由派上层来说,仍然代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利益,并坚持新自由主义反动立场。但是,就自由派思想所影响的自由派内部的中下层分子来说,包括了一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失败的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包括了一些带有朴素正义感甚至某些对劳动群众的朴素同情但尚未受到马列主义影响的政治活跃青年。

      如笔者在“要善于想象革命”一文中所说的任务,马列主义左派在未来一个时期的任务,是要努力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半无产阶级和进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同盟军、孤立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同盟。在这样的同盟中,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其中也包括自由派中的中下层人士)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而是人民大同盟中要争取、要团结的对象。像西红柿同志在“自由派介入成都四十九中学生死亡事件”的报道中所引用的那位新闻专业学生,应当就是一个(也许受了自由派影响的)有朴素正义感的并且想要如实向社会揭示事件真相的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对于这样的青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努力争取、团结,而要“坚决斗争”呢?

      这并不是说,马列主义左派不要与自由派争夺群众斗争的领导权。我们必须与自由派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反马列派别(如民族主义者)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因为,历史经验证明,自由派领导的群众运动不仅是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甚至不可能为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运动才能够不仅解放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而且解放小资产阶级。

      但是,我们与自由派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不是通过企图排斥自由派参加一切群众运动的方式,也不是通过一有自由派参加就马上要大声疾呼、要求群众对自由派提高警惕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还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包办代替”的做法,是对群众通过自身斗争逐步觉悟起来的可能性的极度不信任。就其实际效果来说,主张在一切群众斗争中都要同时对自由派“坚决斗争”,既是不必要的也是十分不实际的。这种“坚决斗争”是十分不实际的,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强大的舆论工具,甚至就目前条件来说,在马列主义左派内部也不统一,也不可能采取统一的行动立场。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可能通过少数网络平台的呼吁和“坚决斗争”就影响一般群众的态度并促使他们远离自由派呢?

      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必要的。我们与自由派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归根结底,不是依靠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秩序范围内舆论工具方面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我们永远不会有),也不是靠拒绝自由派参与群众运动(我们不是自由派的参谋长、做不了他们的主,我们也没有禁止自由派参与群众运动的专政手段,就是有了,也不该随意使用),而主要应当靠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发展不断地造成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不断地用事实教育广大劳动群众,也教育小资产阶级,并使得如上述的新闻专业学生那样的普通小资产阶级成员越来越多地向无产阶级靠拢,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合理利益和要求不仅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下无法实现而且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都是依靠专制统治过活的。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三十多年前,中国现代的马列主义左派是完全从零开始的。那时候的自由派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政治反对派”,是他们最“强大”、最“荣光”的历史时刻。那样历史的机遇,自由派都抓不住。三十多年后,马列主义左派在经过几轮波浪式发展中,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青年中最有朝气、最有前途的政治派别,我们背后还有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过去,我们不掌握媒体,也没有什么基金会资助,也曾经不被大多数群众理解,甚至不被工人阶级理解,但是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发展壮大。今后,我们仍然不会有媒体,仍然不会有资产阶级资助,但只要资本主义矛盾继续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就会走上马列主义道路,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就会从他们自身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马列主义真理并且一步步地远离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右派思潮的影响(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

      我们难道连这样一点信心都没有吗?我们既然不害怕“工业党”、“入关派”用他们的沙文主义狂热让广大劳动群众忘却现实的阶级冲突,又何必害怕自由派的空洞许诺就会把广大劳动群众骗得不会思考?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真金白银、实际利益,资产阶级不愿意拿,工业党拿不出来,自由派照样拿不出来。

      如果说,在1989年,自由派都没有能够欺骗全部人民,何况是2021年,可况是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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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06:40:15 |显示全部楼层
此文发表时,尚未来得及阅读西红柿同志的最新文章(511后 ... 如何发展),如有对西红柿同志观点表述得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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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09:03:1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1-5-13 09:03 编辑

虽然49中事件现在看来已经大致尘埃落定,本文中所提出的马列主义左派怎样处理与自由派关系等问题,还是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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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11:29:51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派的介入确实让资产阶级宣传机构有了一个反转的机会,现在网络上的评论清一色都是反对自由派质疑斗争,已经全部都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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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11:38:35 |显示全部楼层
激活 发表于 2021-5-13 11:29
自由派的介入确实让资产阶级宣传机构有了一个反转的机会,现在网络上的评论清一色都是反对自由派质疑斗争, ...

自由派这次是策略愚蠢,但不等于极端反动

这从反面说明,不需要害怕自由派夺取领导权。

就事件本身来说,现在看来是个误会。所以有没有自由派,真相大白后,斗争基础都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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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11:46:10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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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11:49:50 |显示全部楼层
壮壮 发表于 2021-5-13 11:46
那社会运动就与左派无关了啊!左派本该大有作为,但现在倒在理论上都觉得可以让出领导权…… ...

我是说 —— 自由派根本夺不了领导权,夺了也是昙花一现 —— 所以不需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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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11:49:51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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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11:51:05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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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3 11:52:3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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