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国工人运动的局限性

流水

在七八十年代发起进厂融工运动的左翼韩国学生的确是现在国内左翼青年十分景仰的榜样，今年1月外卖骑手自焚讨薪事件发生后，有左翼青年团体发起了“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活动，号召青年们关注外卖员的生活状况，用自己的能力帮助骑手们改善生活境遇，便是为了纪念同样自焚而死，遗言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的全泰壹和受其感召决心帮助工人的一代韩国学生们。

这一运动有其进步意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有着其局限性，有部分青年左翼同志将韩国学生进厂视作“灌输论”的历史依据，恐怕并不能完全这么看待。 首先一点青年左翼同志在理论上认同的“灌输论”和他们实践中进行“灌输”的行动是有着微妙差别的，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是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而大多数将“灌输论”付诸实践的青年左翼同志，往往希望达成的目的是将让工人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鼓动工人建立工会，比如18年运动的口号“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和最近盟主事件中左翼青年们撰写文章赞扬盟主为工人们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 这一点实践和理论的出入首先是一种进步，认识到了在如今的客观条件下，直接地大规模地向工人们进行政治宣传是不现实的，而是选择了更加接近工人群众的宣传主旨，但这无异于下了一个新的论断：“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连工联主义的意识都形成不了。”  这是与历史和现实不相符合的。

具海根的《韩国工人》第五章记述了学生融工活动：“从80年代初开始，实践进入工厂这种政治信念的学生人数急剧增多。其中有些人辍学，有些人则已经毕业。另外一些则因参与非法的反政府示威而被学校开除。1983～1986年间进入工厂的人数达到最大数量，一年有好几百人。奥格尔（Ogle 1990,99）估计，到80年代中期，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出身的工人。向我提供资料的人对此的估计稍高一些，这些人还让我了解到，那些学生当中大约有一半是女性（1996年夏与郑光弼、鲁会灿、沈相奵、李仙株等的访谈；另见Hwang 1985，15）。他们大部分受雇于位于首尔仁川、（首尔西面的）富平和（首尔南面的）安养附近的主要工业中心的中型制造企业。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到韩国南部的重工业地带，如蔚山、马山和昌原等地。”
（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rean-workers/05.htm ）

第七章总结1987年韩国工人运动时说道：“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看，这场工人大斗争也意义重大。与以前的劳动罢工不同，这场劳工斗争是在没有外部知识界团体发动、领导或积极指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完全是工人自愿和自发参加集体行动的结果。例如，1987年7月在现代公司开始的工会化斗争是由工人领导的，外部组织几乎没有提供支持。不仅在蔚山，而且在其他工业城镇，劳工抗议和罢工的领导人都是从各个工厂出现的：曾在80年代初工会化斗争中发挥如此突出作用的学生出身工人，在1987年没有发挥重要作用（Lim 1992,138；我1993年与蔚山现代公司工人的访谈确证了这一点）。1987年以前，大多数学生出身工人一直在首尔-京仁地区工作，另有一些在大邱工作；他们当中很少能进入南部工业城市中较大的企业[5]。因此，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证明，韩国工人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知识界保护和代表的程度。韩国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有机知识分子’以及组织资源，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rean-workers/07.htm ）

这里的记述显示了韩国学生融工运动的一处局限性：融工往往选择的行业是门槛较低的制造业，很难进入大型制造业。 这与如今的国内左翼青年融工实践中目标选择常常是沿海制造业是类似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庞大固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工人的代表，但是左翼青年融工一是不可能全方位接触到各地区个工厂的工人，二是从单个行业出发的结论难免有限。 壮壮同志19年的文章中写到左派没有在塔吊工人、卡车司机运动之前就发现端倪，当然是有左派自身力量不足的原因，但客观来说像塔吊工人、卡车司机这类门槛较高的行业，相较之下是更难进行工作的。 而在18年塔吊工人的运动就展示了在青年左翼的融工活动较少涉及的行业中蕴含的群众力量和组织的萌芽（ https://medium.com/@2019celebration/3-5-tower-crane-1bc38e854e5a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中对18年塔吊工人运动的一份翔实总结 ）。

部分左翼青年用这种改造过的“灌输论”进行工人工作，有部分原因是他们并不相信工人阶级从自己的生活、斗争中的经验而得到的结论，只相信自己从理论知识中、从大小资产阶级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中得出的结论，而如果秉持着这种“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意识”的这种想法，则会进一步影响理论和实践的策略。

工人阶级会从自己的生活斗争经验出发，选择恰当的斗争策略，韩国工人在1987年国家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动后迅速地组织起来发起运动：“全斗焕政权一宣布政治自由化计划，产业劳工马上就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在卢泰愚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两周内，爆发了一波劳工暴力冲突浪潮。劳工骚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愤怒程度像草原野火一样横扫全国。它从制造行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从1987年7～9月，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包含了停工、自发罢工或示威等行动。这一夏季发生的劳动纠纷数量超过了自60年代初以来整个出口导向工业化时期发生的纠纷数量的总和。” （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rean-workers/07.htm ）

而这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爆发没有此前“二十年等于一天”积累的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工人阶级在长期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不懈斗争的结果。1987年前的韩国，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1981年釜山读书会事件中，专制政府敢于凭着捏造的证据，荒诞的审判就堂而皇之地宣布宣传左翼思想就是有罪的，同现在扭扭捏捏挂着遮羞布的复辟政权相比，不说“更胜一筹”起码也是“平分秋色”。工人阶级们便是在这种条件下不懈斗争，积蓄力量，在恰当的时机建立了工会。

或许青年左翼同志们从韩国工运的经验中，应该思考的不是杞人忧天的主观结论“工人阶级没有组织、斗争性不强”，而是为什么韩国有进步的学生积极融工（不知算不算左翼青年眼中合格的“先锋队”），工人阶级也有组织意识，建立了大批工会 更有政治民主化的有利条件，而最后却并不能彻底击败资产阶级？  革命运动的发展的程度，究竟是却决于客观的内外部因素的矛盾，还是取决于有没有优秀的“先锋队”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