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镇压或“改良” （上）

春华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12/14/25750/

中国劳工论坛的telegram连结：https://t.me/chinaworkerISA

中国劳工论坛的Twitter连结：https://twitter.com/OctRevolution17

如果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发电邮至：chinaworker.isa@gmail.com

执政党内统治集团将继续维持镇压，但变得「更为技巧」。

本篇文章首次发表于2011年7月11日。

尽管专制当局忘乎所以地宣传其经济成就，但现实是阶级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层穷苦百姓中对自己不断恶化的局势日益表现出沮丧和绝望。在内蒙古为例，当地生产了中国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拥有中国最大份额的风力发电资源，但仍然有7万农户没有用上电。甚至在各省内部贫富差距也非常极端——如在广东省最富的地区深圳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的地区河源市的10倍。

当局的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整整下降20个基点——从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报告显示，「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增加了20%。（《财经》杂志，2010年5月12日）。这些数字证实了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的，政府大规模下岗和解雇国有企业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议活动，并鼓励血汗工厂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国家的财富从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向资本。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23.4%的工人在过去5年未有加过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极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过去十年的初期，数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支援下，致力刺激国内消费以「平衡」大规模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经济仍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刺激施和大规模信贷增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体经济的消费的份额从2000年的，从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发展：难以负担的购买新住房的价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来越多的积蓄而非消费，而通货膨胀则使较高的零售收入掩盖了实际销售数量的变相下降。而消费者支出的主要扩张集中在相对富裕的城市新中产阶级，这一少数人口中，而并不是实际工资水准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体系支持的大多数人口身上，这迫使人们不得不积攒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当局在最近二十多年执行的政策培育出一个超富的资产阶级和房产业主。中国现在有96万个千万富翁，个人财富在1000万元以上。根据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国百万富翁的财富来自私人企业，20%是依靠快速上涨的房价炒楼而得的。」千万富翁毫无疑问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已取得相当的经济话语权。正如内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团的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些主要的资本家们正被纳入政府和准政府的体制中。事实上，在起初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资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党的官员出身，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建立商业帝国。根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网上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调查者相信新富阶层获得财富的方式与他们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联系。

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预见到，他曾经警告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工人阶级的失败，使得俄罗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计划经济的权力，并在此后越来越多地威胁到社会革命和国有经济的进步，除非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才能阻止这一局面出现。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对斯大林主义极为精彩的分析，解释了一个基于国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官僚集团如果能成功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将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 「（对官僚们来说），仅仅做一个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成为真正的股东才行。官僚集团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概念上的胜利意味着它也就转化成为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

党国体系的转变

在中国，这一（官僚转化的）进程发生在中共这一毛主义/史达林主义的执政党内部。这是资本家群体爆炸性增长的结果，而且由于与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彻底决裂和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也这是（中共）成为了这个国家新的经济统治集团的工具。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中共的蜕化）在国际范围内给工人阶级运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从1990年代初期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到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充满矛盾，（中共的蜕化）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暂时的稳固。中国的这一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维基解密所报导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国泄密的电报，「中共的政治局其实是一个商业帝国组成的小集团，他们将自己的既得利益置于普通穷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们限制媒体自由以避免将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给新闻界。」这份报告还注意到，在中国内部，对于前总理李鹏和其家族控制国家电力行业，负责政法的周永康石油产业，和总理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控制珠宝行业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这与此前毛泽东时代相比代表着质的变化。此前，在毛主义-斯大林主义制度下，虽然官员们也涉及腐败，并根据在政府内部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而享受大量特权。

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全面国有经济的条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官僚化扭曲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制，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限制也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国家拥有的资产无论一个人能盗取多少，但是他们无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将之转化为私人财产，如房产、公司所有权、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而如今在新的形势下，限制已经被彻底解除了，「共产党」和其领导层个人领导了这一蜕化的进程，他们使自己的家族变得暴富，并积累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党则成为他们在新经济制度下用来保护自己资产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向社会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样地，党也作为一个秘密和等级化的组织正好合适作为调整和调节不同经济部门，不同竞争省份和不同经济集团间利益冲突的一个讨价还价的平台。

春华

由于物质和历史的原因，对中国而言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严重不同于旧的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与其他东亚国家存在相应的类似之处。它倾向于一党专制统治以维持对一个庞大、复杂和不稳定的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对压制工人阶级和农村群众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这引起了猖獗的腐败现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员因腐败被惩处，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县级以上官员。许多「大鱼」因此得以放过，而这绝非偶然现象。正是因为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与党国体制的存在，使之成为不同的政商集团、省级团体和不同政治派别的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级官员腐败案是很罕见的事件。通常党内部会进行准备详尽的派别谈判，以避免引发执政「不稳定」和公开的敌对。被抓住的官员都受到派系关系保护，而各派别则保护他们不那么合法的活动。

地方国家机关与私人资本沆瀣一气，使腐败日益严重。只有很少数的违纪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程式，而许多案件则通过「双规」等党内的纪检系统方式偷偷地解决，以确保幕后交易和派别关系勾兑。避免腐败官员就如司法体系，以避免他们共处更多腐败现象，也以此掩盖腐败的真实情况和不暴露于公众眼中。据说大约有五分之四设涉及「双规」从来没有最终进入司法体系。这导致了政府反腐败的行动变得极端无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进一步腐蚀了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曾经有民间传言表明这一困境，「不反腐，则亡国；反腐，则亡党。」



这一现实为近来央行人民银行的报告所揭露，据说自1990年代起有高达18,000名官员和国企高管逃往国外或失踪，带走了近8000亿元人民币（1230亿美元）。数字本身是耸人听闻的，但或许更说明问题的是这篇67页的报告在几天之内从银行的网站上被删除了。政府官员和媒体称这一数字是「不准确的」，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数字。这不是主要国家机构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实例。中国的「国家实体」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越来越多出现的「不和谐」互相竞争的实体的共存。在关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如此。

谢国忠预测大约1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败所吞噬。他认为这导致严重地影响「经济效率」，并带来社会不稳定和革命的种子。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权有多稳定？

在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共产党试图建立新支持基础——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国家公务员和在一定程度上还剩馀（精简后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编制内员工。这些技术工人和高薪雇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贵族」的特征。统治集团通过各种政策以赢得他们的「忠诚」，譬如鼓励市民拥有私房产权（主要是储蓄作为投资保值），并赋予一定农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当然这种忠诚度还有待经济危机的考验，并需要基于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得以高速发展的情况。

当局的宣传还包括对于「不稳定」的恐惧——这一假设在于假如发生政权变化的话，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的恶化——以及民族主义和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形象。但这些政权维持统治的社会化阶层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可能面临严重的侵蚀，特别是考虑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现大规模的投机泡沫。

在现阶段仍然作为。许多中产阶级业主当然也对通货膨胀、痼疾般的腐败、专制压迫和对外来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满和深感担忧。但他们也在当局的宣传下担心出现「不稳定」——而这真正是当局不断重复宣传的内容——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发生政权更替的「无政府现象」，那么情况会变得更为恶化而无法控制。

中共党国体制所反映出这种内在矛盾导致其调整的空间远远小于许多评论家的想像。而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

户籍改革？

一个当局缺乏这种调整空间的极佳例证就是户籍改革问题。外来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后，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福利体系。作为歧视外来人口的基础，户籍制度也成为近来引发广东省骚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广东增城新塘骚乱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类似于美国绿卡的「积分制度」，从而允许相对少数的收入高的、有技术的和教育背景的和当地公司需要的外来人口能入籍，从而躲过如终身诅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农村户口。

但同样地方政府并不想因为彻底废除户口制度，而承担需要大规模扩展的医疗保健、交通、教育和社会服务支出等成本。这将意味着增加地方税收，这反过来会令工资上升和吞噬掉雇主们的利润。当局就户籍改革问题已经争论了近二十年而总是没有任何结果。

政府的智库近来所做的一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来人口，使他们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为每个外来人口花费8万元人民币。根据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万农村人口流动进入城市，这就意味着废除户籍制度的成本每年将高达难以置信的1.2万亿元人民币（1850亿美元-或者说相当于6.1%的中国外汇储备）。而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这笔费用，中央政府仅会在教育和健康医疗方面提供极少一部分的预算支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们而言，几乎不可能有多少积极性推动这一全面改革。

就此问题当局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争论而迄今仍然没有任何结论。 2010年3月在两会前夕，当13报纸冒险就户籍改革问题发布联合社论时，各报社的编辑立即遭到了中宣部严厉的纪律处罚和威胁。而他们的「罪行」就是因为没有在小范围的范围内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这个问题，而是直接将之公诸于众。

2008年后推动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较贫穷的内陆省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们用来掩盖资产负债表的各种媒介通过债务驱动融资热潮所推动的。而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格局，因为更多的外来工开始选择留在本地省份，因为相对更​​容易就业。

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是迫使它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应地，也出现技术含量低和劳动密集型工厂向内陆省份的方向流动，因为当地劳动力仍然丰富而便宜。地方政府为在这一产业转移中争夺份额，竞相提供廉价或免费土地、厂房、税收减免，以及众多的优惠政策。

虽然外来工人的工资（在增加工资后）仍然很低，但企业纷纷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计件工资等，以抵消最低工资上升的影响。劳动力的短缺给与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这也为工人更为激进的情绪所反映。内陆省份工业化的蔓延将很快带来其政治以及经济影响。这些地区的罢工将可能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制在工厂区内，面对讲不同的方言的当地人——他们将更多地根植于本地社区。随着这一情况的发展，声援行动和罢工蔓延到其他地区的情况将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