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遇刺80周年之后（四）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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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突袭与暗杀

「报应将会回到卑劣的谋杀者身上。」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娜塔莉娅与一群关係亲密的人抵达墨西哥。

墨西哥的卡德纳斯（General Lazaro Cardenas）政府是托洛茨基在世上最后几年的生涯中唯一准予其庇护的政府，与其他地方的政府接待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托洛茨基在这裡受到了官方的盛大欢迎，并住在他的友人兼政治支持者，知名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借给他位于墨西哥城郊区科约阿坎的房子中。

托洛茨基刚抵达墨西哥时，莫斯科正恰逢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且在不久之后又迎来了第三次、更为怪诞的审判。

娜塔莉娅提及此事：「我们听着收音机，打开信件与莫斯科的报纸，在墨西哥，亦或是在挪威，我们都感受到同样的疯狂、荒唐、愤怒、受欺和鲜血淋漓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汹涌而来。」（《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212页）

托洛茨基再次揭露这些骇人的作秀中使用的假证据如何自相矛盾，并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彻底反驳了那些专对他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所有不实指控，此外，事实更证明了是可能组织一个由美国自由派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反审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免除所有针对托洛茨基的控诉。

托洛茨基警告道，大审判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接下来新一波的恐怖浪潮合理化与正当化——这恐怖浪潮将落在所有会对斯大林独裁统治产生任何一丁点小威胁的那些人头上，无论是积极的反对派，还是潜在的官僚敌手，又或是仅仅让他感到尴尬的过往同伙，托洛茨基深知对他宣判的死罪不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判决。

从托洛茨基抵达那刻起，忠于莫斯科路线的墨西哥共产党，开始呼吁要对托洛茨基的行动加以限制，防止他回应作秀公审的种种指控，最终目标是要将他驱逐出国。共产党与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CTM）发行的报纸和期刊提出一连串诽谤的指控，宣称托洛茨基对卡德纳斯政府图谋不轨，还打算跟法西斯分子、反动人士进行合作，托洛茨基清楚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新闻界所用的是那些主事者的措辞，不是用选票而是用机关枪。

5月24日至25日深夜，托洛茨基生命中遭遇第一次遇袭，一群武装分子闯入他的住宅，用机枪扫射卧室，接着蓄意放火摧毁托洛茨基的文稿与档案库，尽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坏，托洛茨基与娜塔莉娅伏在床底下，惊险地逃过了死亡，他们的孙子塞瓦（Seva）遭子弹轻伤。

幸亏入侵者留下的一颗巨大炸弹并未爆炸，后来发现施袭者是由保镖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放入的，显然他遭到了某个他所熟识且信任的武装分子的欺骗，他的尸体后来被发现埋在石灰岩坑洞当中，另外，施袭者知道建筑物与安全设备的佈局——代表他们确确实实有内应。尽管有指责的声音声称哈特为帮凶，但他无疑是被欺骗了，像托洛茨基当时所强调的那样——被熟悉不过的人愚弄了。没有谁比麦卡德（外号「杰克森」，1940年8月以冰镐刺杀托洛茨基者）更能验证这个推论了。

一切证据都指向幕后黑手是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在他们身后操控的格别乌，通过详细分析遭遇突袭前几周的斯大林主义新闻媒体，托洛茨基清楚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将有一场对自己性命的武装袭击，并且有所准备。墨西哥警方很快地逮捕了袭击者中的次级同伙，他们提供的证据立刻使墨西哥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被定罪。首先，涉嫌人曾经参与西班牙国际纵队——早已因成为斯大林的特工而恶名昭彰。线索很快指向西基罗（David Alfaro Siqueiros），此人跟里维拉一样都是知名画家。但与里维拉维拉大相迳庭的是，西基罗是墨西哥共产党的主要成员，他曾在西班牙居住，长期被怀疑与格别乌有联繫。虽然斯大林主义者蛮横地试图描述这次袭击为托洛茨基「自导自演」的把戏，为了抹黑共产党和卡德纳斯政府，但警方最终还是逮捕了包括西基罗斯在内的主成员，但是由于共产党和工会联合会施压，西基罗斯和其他人在1941年3月被释放，理由是「缺乏实质证据」！

西基罗斯没有否认他在袭击中所担任的角色，事实上，他还公开地吹嘘此事，共产党感到尴尬不已——不全然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它的失败，他试图让自身同袭击事件分割，将一切归咎于「不受控的因子」与「密探内奸」。斯大林主义媒体一边称赞西基罗斯为英雄，一边又称他为「半疯癫的狂人」或「不负责任的冒险家」——甚至还收受托洛茨基的金钱！共产党媒体以无耻的「逻辑」断言这次袭击是针对共产党和墨西哥国家的挑衅行为，因此托洛茨基应立即被驱逐出境。

然而，三十八年后，墨西哥共产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承认了事实。该党的资深成员坎帕（Valentin Campa），在1978年由墨西哥共产党自身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中，断然反驳该党官方否认参与一事，并详细说明了他们企图谋害托洛茨基生命所做的准备。坎帕回忆录的关键摘录发表在更具影响力的法国共产党日报上（1978年6月26日至27日，人道报），该篇文章得到该党总书记马尔凯斯（George Marchais）的授权（参见我们在1978年10月出刊的《战斗派》）。

坎帕讲述了1938年秋天，他与卡里略（Raphael Carrillo，墨西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如何被党的总书记拉沃尔德（Herman Laborde）叫去获悉「极其秘密和精细的事务」。拉沃尔德告诉他们，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实际上是格别乌代表）曾拜访过他，告知他「除掉托洛茨基的决定」，并要求他们落实「肃清托洛茨基的任务」。但在经过坎帕积极的分析后，他们拒绝了这项提议。

「我们的想法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早就结束了，他的影响力根本趋近于零，这件事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如此频繁地说过。此外，他被除掉的话，将对墨西哥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作用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提议除掉托洛茨基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由于他们反对意见，拉沃尔德和坎帕被指责为「宗派机会主义」，且「对托洛茨基持柔和态度」，随后便被开除出党。

春华

为墨西哥共产党做好谋杀托洛茨基的准备的人，是一些实施过莫斯科主子残酷命令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西班牙活跃的西基罗斯，大概从1928年就是个格别乌特工了；阿根廷斯大林主义者科多维拉（Vittoria Codovila）曾在西班牙的爱廷贡旗下工作，他有可能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领导人安德烈斯·宁（Andreas Nin）的严刑和谋杀；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切卡（Pedro Checa），实际上这个假名是从苏联秘密警察「契卡」衍伸而来；以及化名为维达利（Vittorio Vidali）的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他曾以「卡洛斯（Carlos）将军」的假名活跃于西班牙格别乌的「特别任务小组」。当然，无所不在的爱廷贡上校统筹了他们的作为。


在西基罗斯与其党羽意图强行入侵托洛茨基的住处失败之后，坎帕写道，「第三种替代方案付诸实行，麦卡德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暗杀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认为从西基罗斯的突袭中逃过一劫只是「缓刑」。娜塔莉娅写道：「住处再次遭到入侵的可能，以及为此做的防备，冲淡了我们对救赎的喜悦之情。」托洛茨基的住所加强住宅防御，也採取了全新的预防措施。不幸的悲剧是，尽管怀疑家庭中有几位成员对此人的奇怪性格起疑，但最后仍未彻底认出来这个最终被证实是刺客的人。

托洛茨基抗拒他的保安替他提出的一些额外安保措施：例如，让保镳随时跟在他旁边。娜塔莉娅写道：「怎麽可能将一个人的生活完完全全转变为自我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然而，鑑于托洛茨基的工作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性质——以及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暗杀行动，毫无疑问，安全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应当採取更加严密的应变措施。

比如说，在其保镳哈特被绑架的不久前，托洛茨基注意到他允许加固房屋的工人自由进出庭院。托洛茨基抱怨说这很粗心，讽刺地是，这还只是哈特被害一周前的事情。「你可证明了你是粗心大意的第一位受害者。」（纳塔莉娅，《父子》）

在西基罗斯突袭几天后，麦卡德首次遇到了托洛茨基，但已为他的暗杀行动准备已经很长时间了。通过兹博罗夫斯基和其他渗透到美国托洛茨基支持者间的格别乌特工，麦卡德在法国被引介认识年轻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格洛夫 （Sylvia Agaloff），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随后到墨西哥的科约阿坎（Coyoacan）为托洛茨基工作。格别乌特工成功地诱惑她，并使她成为麦卡德罪行裡的隐性帮凶。

麦卡德的「精心掩饰」尽管引来了许多怀疑，不幸地是他最后依旧达到目的。麦卡德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并在1933-36年成为活跃基层党员，当时该党早已斯大林主义化。他的母亲卡里达·麦卡德（Caridad Mercader）早已是格别乌特工并与爱廷贡有所联繫，麦卡德本人大概是通过母亲而也进入了格别乌底下。斯大林对西班牙革命的破坏下，西班牙共和国战败后麦卡德便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为自己的未来角色作准备。1938年在巴黎与西尔维娅．阿格洛夫会面后，他随后于1月陪同她前往墨西哥，并逐渐与托洛茨基的家人讨好关係。

在获得托洛茨基一家的接纳之后，麦卡德以讨论他写的一篇文章为藉口安排亲自与托洛茨基会面。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段令人尴尬到近乎无聊的过程，从而兴趣缺缺。第一次会议显然是一次暗杀的「彩排」。

他下次来是8月20日上午。尽管纳塔莉娅和托洛茨基的保镳感到不安，但麦卡德又被允许单独访视托洛茨基。「过了三到四分钟，」纳塔利娅说：「我在隔壁的房间裡，听见可怕的刺耳叫声……列夫·达维多维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出现，靠在门框上。他的脸上沾满了鲜血，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没戴眼镜，胳膊弯曲地垂在了身旁…」麦卡德用藏在他雨衣裡的短冰镐予以托洛茨基后脑剧烈的击打。但是击打并没有立即致命。正如麦卡德本人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尖叫了很长时间」。托洛茨基勇敢地与刺客搏斗，挡下更多的攻击。

纳塔莉娅说：「医生说伤势不是很严重。」

列夫·达维多维奇表情毫无波澜地听着，就像在听俗套的安慰一样。他指向自己的心脏的位置，用英语对汉森说：「我觉得…这裡…到此结束…这次他们成功了。」（《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268页）

托洛茨基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术后存活超过一天，于1940年8月21日去世，享年60岁。麦卡德似乎希望，在西基罗斯受到宽容处置之后，他也可能会被判轻刑，但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然而，即使通过指纹和其他证据都已经确定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拒绝供出自己是谁或谁命令他谋杀托洛茨基。

尽管罪刑几乎普遍归咎于斯大林和格别乌，但斯大林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否认所有责任。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麦卡德的母亲与爱廷贡从墨西哥逃亡，她被带到斯大林身边，并为她的儿子和她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官僚荣誉。服刑期满后，麦卡德本人很荣幸回到东欧，即使他选择保持缄默，但现在仍然可以从在美国受审的俄罗斯间谍的详尽证词，还有在不同时间叛逃到西方国家的高级格别乌特工以及斯大林主义者迟来的回忆录中获得的一连串证据，都显示麦卡德与斯大林位在莫斯科的秘密恐怖机器有所连结。

最后，斯大林成功地谋杀了与列宁齐名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但是，正如纳塔莉娅·谢多娃随后写道：「行凶者将得到报应。列夫·达维多维奇在他整个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类在未来将会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裡，他的信仰并未动摇，但是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坚定。从一切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未来人类将战胜各种胁迫……」（《事情如何发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托洛茨基的重要角色

「用革命性的方法为新一代武装……」

很多人尝试将托洛茨基描绘成「悲惨」人物，暗示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政治革命的观点是「高尚」……但却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是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托洛茨基传记《流亡的先知》第三卷中所隐含的观点，其中他否定了托洛茨基为重新组织和武装新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所做的努力，驳斥托洛茨基顽强而艰苦的工作并视之为徒劳。另一本最新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egal）为其着作取名为《托洛茨基的悲剧》。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生活中有悲剧性的因素，那是因为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之后，他的整个生活和工作都与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这段时期先是撤退，然后是灾难性的失败。

由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因素，他的过往已预示了他也将随着革命的消退，而被迫流亡和处于政治孤立。但是，当胆怯的人和怀疑论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与斯大林主义或资本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乞求相安无事时，托洛茨基和少数仍然致力于反对派思想的伙伴，为重新武装新一代的革命领袖的斗争，为工人运动的复兴而奋斗。

春华

在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以巨量的着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着述，但他远未接受他仅仅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员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他的《流亡日记》（第53-54页）中写道：

「我现在只能限缩于通过报纸进行对话，或者通过报纸发表事实和观点。

但我仍然认为，尽管从事的工作极其不足和零碎，但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重要，比内战时期或任何其他时期都重要。

说得更明确清楚一点，如果我不曾在1917年出现在圣彼得堡，那麽在列宁在场并指挥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仍然会发生。如果列宁和我都不曾在场，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将会阻止它的发生，对此我丝毫没有怀疑！如果列宁不在圣彼得堡，我怀疑我是否能够克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抵制，这些领导份子与『托洛茨基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会从1917年5月就开始，于是就很难确保当时这场革命的成功结局。

但我重複一遍，如果列宁的存在，无论如何十月革命将是胜利的。内战虽然可以说是第一次，特别是在辛比尔斯克（Simbirsk）和喀山（Kazan）陷落之时，但总的来说，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列宁动摇了，并被疑惑所困扰，但这无疑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情绪，当时列宁的心情除了我以外他可能没有和人讲过。

因此，即使在1917年至1921年之间，我的作品谈不上「不可或缺」。但是，从我的眼光来看，现在我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这主张一点也不自大。两个国际组织的瓦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它们是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没有能力解决的。我个人命运的变迁使我面对了这个问题，并为我提供了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经验。

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执行以第二和第三国际领导为前车之鑑的革命方法，来武装新一代的使命。我完全同意列宁（或者更确切地说，屠格涅夫）的观点。最糟糕的恶行是活过55岁！我至少需要再进行大约五年的不间断工作才能确保将这份能力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