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遇刺80周年之后（一）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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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伟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务懦夫地暗杀的80周年纪念。托洛茨基当时在墨西哥流亡，但斯大林独裁仍然惧怕他的思想，还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来建立一个群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潜力。

流放與迫害

托洛茨基与同列宁共同领导了当年的革命。为了纪念托洛茨基对于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政治和理论遗产，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可怕反动的勇毅，我们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关文章。

托洛茨基通过对反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与斗争；为今天的阶级斗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这篇有关托洛茨基遇刺的文章，于1980年首次刊登于战斗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即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英威苏支部于当时的前身）的理论性季刊。

「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斗争，他不是攻击对手的思想，而是攻击对手的头颅。」

Lynn Walsh，原文写于1980年，现内容有微调

今年（1980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逝世40周年。

在1940年8月20日，拉蒙·麦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镐对托洛茨基造成致命一击，前者身份为斯大林秘密警察「格别乌」（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往墨西哥的特工。斯大林这麽做是为了谋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被放逐的革命者，过去是十月革命领袖列宁身旁的战友，曾创立并领导红军，同时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创始人之一。

托洛茨基遇刺，不仅仅是斯大林的恶毒的邪念所造成的。

这还是针对所有世代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及所有的后辈青年革命者而来的系统性血腥恐怖之终极表现，因为他们正准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并对抗为官僚所控、充满压迫的政权。

当格别乌1940年拿下托洛茨基时，他的家人、许多密友和合作者，以及无数国际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和支持者，已被谋杀或被逼上自杀之路。

尽管官僚们谋杀了整整一个世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以排山倒海的力气要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历史作用埋葬在谎言、诽谤和史实扭曲捏造之下，托洛茨基的思想却从未像现在 （原文年代为1980年代初）这样对工人阶级中的活跃份子产生连结和吸引力。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受限的前殖民地国家，以及俄罗斯与东欧的畸形工人国家当中，无疑有着新革命得以发展的远景。

今年8月，资产阶级媒体也无疑会很不情愿地承认这点。可预见资产积极媒体一定又会因为不能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历史作用，又或故意掩盖混淆和托洛茨基有关的政治问题，而写下一大堆废文。

例如，尽管存在无可辩驳的证据（当时已有些明确证据，后来又发现了更多佐证），一些周刊（例如1978年12月8日的《新政治家》）似乎仍在急切地为斯大林主义开脱，甚至试图否定格别乌在托洛茨基被谋杀一案中的罪嫌。

但从根本上来说，有个老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例如1930年代的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党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领导人兼红军统领，那麽为何他让斯大林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为何托洛茨基为何不亲自夺权就好？这些问题无疑将再次引起托洛茨基「太过教条主义」、他的政治观「不切实际」以及斯大林比他「聪明得多」的论点。而提出这些论点则必然意味着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来得更加「务实」，而且也更为「精明」和「有力」。

托洛茨基则亲自完全地驳斥了这些观点，不仅是在回答马克斯·伊斯特曼的问题上，并还对苏联工人国家的堕落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批判了官僚们的政治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把1923年以后所爆发的冲突仅仅归结于彼此对立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个完全错误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1935年写道：「从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观点来看，这点预先注定了官僚政治的胜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胜利。无用的观察家和蠢人把这种结果归因于斯大林有着强大的个人力量，又或者至少认为这是因为他它特别狡猾。其实，导致这种结果的更深原因在于历史的推动力。斯大林的出现是作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后』 的半自觉表现。」 （《流亡中的日记》，第38页，参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下同）

托洛茨基和1917年的任何一名布尔什维克领导，都不认为俄罗斯工人阶级能够在一个经济与文化还处在原始状态的国家中孤立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坚信工人必须掌权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但是当论及如何完成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迫切任务时，俄国工人阶级便只能与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一同合作进行才行，因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更高级的生产力和物质文化水平。

春华

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这得归咎于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组成的领导层之误判）令苏联更加被孤立，被迫退而採取新经济政策，加快了官僚阶层的形成，他们将自己追求安宁、渴望特权和使自己能够舒适生活的私慾摆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

官僚中的统治阶层们「迅速的发现到斯大林其实是他们的一份子」，而且他反映了官僚层的利益。斯大林开始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他创造出了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外皮的异形怪物，以便歪曲和汙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所捍卫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真正意涵。官僚们害怕反对派恢复工人民主的计划会在新世代的年轻工人们中得到回响，从而为反对腐败官僚的斗争提供新动力，而这激起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反对派的信念是「斯大林的梦魇，因为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软弱无力的，这便是这个残忍的傢伙惶惶不可终日的根源。」（《流亡中的日记》，第66页）

这种恐惧也说明了斯大林为何会产生渴望对托洛茨基及其家人报仇的个人情绪。如托洛茨基所说，斯大林「够聪明到能了解就算今天的我，也不会和他换位思考、对他予以同情……因此我在他这人的心理如鲠在喉。」（于1935在法国的一间「感化院类型的监狱」中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