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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主义与中国 (一)
政治革命:天安门事件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更加坚定了邓小平和中共领导人没有回头路的信念。中国在利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吸引外资和技术的基础上申请加入WTO,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逐底竞争”的中心点[3]。
中国的反革命过程延续了几十年,期间经济、国家和中共政权的构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国政权粉碎了这场新生的政治革命。这并不是要重新巩固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尽管中共声称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反对反革命”),相反,这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前所未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是因为唯一能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是得到其他被压迫层支持的中国工人阶级,但新生的工人运动却是天安门后被重点残酷镇压的对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其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中所说,“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即具有一种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 [《过渡纲领》,1938年]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与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相比,显然釆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国政权粉碎了刚刚开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极端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多达1000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和青年被杀害),但却因此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稳定”,以进行根本上的复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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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察家试图精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反革命发生的历史时间点。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如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一场扼杀革命初期工人民主的政治反革命一样,我们面对的历史进程,是强大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的产物,而不能把革命或反革命看成是单一的事件。
然而,毫无疑问,1989年群众运动的粉碎代表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很多右翼和左翼政治群体对此都有误解。即便如此,1989年的事件并没有诞生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和调整,这个过程甚至今天还在变化。
三个代表
2002年江泽民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即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先进生产力”这个名号为资本家打开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大门。到2011年,中共党员中有四分之一是“企业管理者或专业人员”,是分类为“工人”的三倍多。 《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一书作者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将其描述为“党与私营部门关系的象征性转折点”。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作为中共国家的外延发展起来的,这与东亚其他国家“裙带资本家”阶级的发展方式有某些相似之处。私人部门最强大的资本家非常依赖国家的赞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或本身拥有中共党员身份。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想挑战政权或要求激进的政治变革。
身价40亿美元的重工业企业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说:“我的财产甚至生命都是属于党的。”。他的公司在中共的信贷推动的基建狂潮中分到了肥肉,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之一。
中国新一代资本家与中共国家的日益融合,是否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带来了希望? 1989年大屠杀后入狱7年的中共前改革派官员鲍彤给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答案:
“相反,这意味着控制一切的中共,是时候承认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富人党、贵族党和权贵党。就是这么简单,也不应该感到意外。有人预测,随着红色资本家的入党,中共将开始由专制向民主转变。我相信这种预测会让人失望,就像与虎谋皮。审视一下这些党内红色资本家的所作所为之后,就会明白了。他们是在发扬民主,还是在强化自己的特权?『三个代表』不会开启一个新的民主时代。那些被绝对权力吸引的红色资本家也不会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华尔街日报》200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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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实了鲍彤的预测,我们看到中国私人部门的大资本家都明显缺乏对民主化的热情。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说,邓小平1989年镇压群众民主抗议是“正确的决定”[4] 。
科技企业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评论说,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将使中国陷入“无望的情景”,因为,“大家都会支持高福利和均分财产”[5]。
提出“三个代表”的江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