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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中国 (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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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4 23:13:04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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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何以在中国复辟?


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


本文于2015年首次发表于希腊《马克思主义思想》杂志。现在是首次以中文发表


2015年3月,中国的花瓶“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在北京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年度会议。全国人大及其“孪生”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辩论和审议,只是为中共独裁政权的内部圈子中已经做出的决定上盖上橡皮图章。


与往年一样,很多人都关注中国的财阀金融精英参加这些会议的情况。今年,中国的超级富豪以“立法者”和“协商者”的身份参加会议,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纪录。这其中包括中国10位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中的5位。正如《日本时报》指出的那样,他们出席年度会议凸显了“中国超级富豪的影响力”。


这5人分别是互联网巨头腾讯的马化腾(144亿美元,根据《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马化腾是中国第3大富豪)、饮料巨头宗庆后(110亿美元,排名第6)、手机制造商小米的雷军(91亿美元,排名第8)。上述均为全国人大代表。而全国政协委员中,还有拥有互联网公司百度的李彦宏(147亿美元,排名第二)和太阳能巨头李河君(130亿美元,排名第五)。


如果类似的现象发生在美国,那就意味着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和沃伦·巴菲特都坐在国会里。但在老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般更喜欢躲在精心收买和游说的民选“人民代表”后面低调地统治。但中国的人大代表不用担心落选,这让他们的美国同行“看起来像个穷光蛋”,彭博社在2012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当时,最有钱的70名人大政协代表的财富总和,是美国政府三个部门(国会、最高法院和奥巴马政府)所有660名高官财富的10倍以上。


《日本时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资本家和地主受到迫害,直到江泽民领导的90年代企业家才正式被允许加入共产党”。这概括了过去30年中国发生的转型规模,发展出一个与国家和中共独裁政权紧密结合的特富资本家阶层。


中国:不平等的全球领军者



超级富豪的党


如今,中共本身就是由超级富豪所领导的。根据《彭博新闻社》2012年的一项调查,习近平的家族拥有价值3.76亿美元的投资。这比整个英国政府的财富多出三倍(虽然英国政府29名高官中有18个身价过百万美元)。


“人们常常轻描淡写地解释说,共产党只注重权力,好像这是以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某种统一的产品。事实上,更好的描述可能是,该党现在关注的是利益。”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凯瑞·布朗说。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根据北京大学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国最上层的1%的家庭拥有总资产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层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拥有1%的财富。 《福布斯》报导说,中国213位亿万美元的富翁(仅少于美国的亿万富翁的数量)的财富在过去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长20%[2] 。


同时,住房、医疗、教育费用作为“三座大山”压在人民身上。没有免费的学校教育。而医疗费用高昂,是每年医院发生17000多起伤医事件的原因之一(袭击医生和医务人员,有些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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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政权最担心的。然而,它的对策是增加镇压资源,加强政治控制,同时进一步放开经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习近平经济改革的核心)。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以来GDP增长了30倍)和广泛的、日益复杂的镇压(包括200多万名网警!)是阻止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的主要因素。然而,两位数的增长率属于过去,如今的实际增长率大大低于官方GDP数据。日本式的债务危机有可能会出现。


中国每年有超过10万起“群体性事件”——暴动、罢工和农村抗议,但这些事件都是局部性的,很少出现跨地域的串联。大多数抗议活动集中在经济要求或具体的官员滥用职权的案例上,并不直接挑战中共的统治。这有很多原因,包括害怕镇压和觉得政府太强大而无法对抗。


中共禁止任何类型的独立政治活动,对那些试图组织串联的活动人士更会进行严厉打击。这就是2015年五名年轻女权主义者的在三八妇女节前夕被捕的原因。该案件引发了全世界的抗议。可以说中国完全打破了自由派评论家的理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带来民主改革,相反,政权的压制控制更加严密,尤其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压迫到达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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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4 23:15:5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春华 于 2020-8-24 23:36 编辑

邓小平与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1949-76年),官僚阶层对社会和经济行使权力,中共政权是其独裁工具。虽然权力很大,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分析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时所解释的那样,这个由官员和国企经理组成的特权集团是一种过渡性的、不稳定的社会形态。革命废除了资本主义,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计画经济。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延迟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俄罗斯的孤立。

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成为统治阶级的持久性,因为他们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那样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权力。

毛泽东官僚体系以斯大林的俄国为模式,但在更加落后孤立的条件下,缺乏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这解释了毛泽东时代的无休止的动荡。其中最鲜明体现这点的就是 1966-76 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中甚至包含了内战的因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的地位是必要的,但在计画经济中,毛泽东/斯大林官僚完全是多余的、寄生的——按托洛茨基的话,他们是“癌细胞的生长”。

毛泽东政权特别是在最初几年拥有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土地改革、赶走列强、堪称典范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廉价住房——这些社会改革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是因为废除了资本主义而代之以国有制和计划经济。

但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应该有权选举每个企业的管理层,并且管理职责应该是轮换制。工人阶级通过选举代表、积极参与、民主讨论和实施监督,对整个经济行使真正的决策权。一群拿着高薪的常设董事和官僚是没有必要的,是经济发展的累赘。

70年代末邓小平的上台,反映出官僚精英已经陷入僵局,但中国群众的革命能量也濒临耗尽了。国有经济在缺乏工人民主计画的情况下表现不振,而统治阶层在毛泽东末年的动荡中深受震撼,渴望安全和稳定:保证自己的地位和特权。邓小平的纲领反映了官僚逐渐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官僚计划经济来实现愿望,所以他们开始在各种资本主义实验和“改革”的基础上寻找替代方案。

转向资本主义并不是来自一个精心设计的总纲领。邓小平和他在中共领导层的盟友用一种他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实验性地朝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前进。最初的市场改革规模不大,但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开始不断加剧的阶级分化,并开始有了强大的惯性。在中共高层中,一个有意识的亲资本主义阶层集结了起来,他们对同样是一党专政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了羡慕。邓小平宣称他的市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僚体系中这一新生资产阶级派别日益增长的信心。

中国的历史性转辙的世界背景是国际上工人阶级运动的一系列挫折,其根源在于缺乏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群众党派,导致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得以暂时巩固。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斯大林政权垮台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这极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自由派“自由贸易”的口号掩盖了世界各地对工人薪资、待遇、工会和公有制的攻击。因此,中国的转型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并不只是中国的历史发展。


邓小平与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



继续阅读:资本主义与中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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