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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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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30 12:00:3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0-6-30 13:05 编辑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A%E5%86%B3%E6%9D%83
V.I.列宁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的著作 。写于1914年2~5月,同年4~6月载于《启蒙》杂志第4、5、6期。中译文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

《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对俄国的民族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批判了R.卢森堡无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错误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反对民族自决的言论,揭露了维护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国家特权的民族自由主义。列宁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当时在民族问题上的任务是: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包括承认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列宁最后概括说:“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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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对于当前特色党· 中修叛徒复辟盗国集团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大汉族沙文主义造成的巨大和致命的民族问题具有强大的肃清与挫败作用。所有马恩列斯毛主义者都必须根据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这篇文章的光辉论点,做出对官买资产阶级反动民族主义正确的理解、批判和整理出关于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问题的纲领性指导方针。四十四年来被特盗集团法西斯式对内镇压和对外(美)投降主义几乎完全蒙蔽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视野,必须深刻反省特盗集团的大汉民族主义对人民群众推动二次文革所产生的极为明显的阻挠作用并必须展开全面批判并且将其危害清洗干净。[Mark Wain 20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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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纲(1916年1-2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lenin-191601-02.htm

1.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发展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2.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行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比方说,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梦想”,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劳动货币或危机的消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不能实现,那是完全不对的。第二、即使只举1905年挪威和瑞典分离的例子,就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美国在今天或明天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波兰、印度等新国家的形成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四、金融资本竭力向外扩张,“自由”收实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以及任何一国、甚至“独立”国的被选出来的官吏。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和一般资本的统治一样,并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灭的;而自决则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金融资本的这种统治,丝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这一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显明的形式的作用。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于政治民主的一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一切论断,归结起来,就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断定。

  在第二种场合,这种论断是不全面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决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只是不完全地、残缺地而且是以罕见的例外形式(如1905年挪威和瑞典的分离)“实现”的。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经过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社会民主党并不因此而拒绝为实现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绝这种斗争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须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而要打破这个范围;不要满足于议会中的发言和口头上的抗议,而要使群众积极地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剧争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直接进行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并且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和萨比林事件[1]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在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上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并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相反地,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就在这种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作为群众行动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

3.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2]。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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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30 12:02:4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0-6-30 13:07 编辑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个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3]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问题的革命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们最低民主纲领中的一切条文,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就已经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资产阶级到现在还是空想地提出这一切条文,因为他们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加强,而相信“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拥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空想就是这样的。同这种市侩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笼统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谈去反对兼并和赞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该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达到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们是闭口不谈被“他们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们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各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如巴尔干小国的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很少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主义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如罗曼语各国),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拒绝自己的共和主义一样。[不用说,如果认为从自决权中似乎会得出“保卫祖国”的结论,因而否认民族自决权,那是很可笑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1914—1916年常常拿民主派的任何一个要求(如它的共和主义)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主张,为“保卫祖国”辩护,这也是不值一驳的。马克思主义承认欧洲某些战争中,例如,法国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而否定1914-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都是从分析每次战争的具体历史特点,而决不是从什么“一般原则”和纲领中某一条文得出来的。]

5.民族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表现。这些要求中的每一个要求都能成为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拿来同其余的要求相对立,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际行动中,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的斗争服从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认”民族问题的蒲鲁东分子相反,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4]。正是从英国工人的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5]。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驳斥资本辩护人的论调,他们大叫什么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而马克思却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的理解来坚持这种集中的进步性的,他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国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只有这样,乌克思才能也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拿群众的革命行动来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它所揭露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伪善的奥吉亚斯的牛圈[6]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种政策应当成为备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有些人常常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承认民族自决的必要性,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连施在《钟声》杂志[7]第八、九两期上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8]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6.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分成三类主要国家: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正象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在某些没有参加1914-1916年战争的小国中,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这就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维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即否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但提出的论据不正确。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中表现了一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果特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和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里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才特别发展了起来,民族斗争才特别尖锐了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和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融合起来。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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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30 12:04:3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0-6-30 13:07 编辑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十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而有机会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任务。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也就是说,在那些把“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中间,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有两种主要色彩。

  一方面,我们看到,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的进步性而赞成兼并,否认似乎是空想的、梦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自决权。属于这类人的,在德国有库诺夫,帕尔乌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在英国有一部分费边社分子[9]和工联领袖;在俄国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拥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虚假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要求“过分了”(《zuviel verlangt》,见考茨基在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10]上所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正是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的策略;相反地,却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使他们易于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池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所说明的那种策略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迫切性。

  至于其中讲到兼并,这个问题由于战争而变得特别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难相信,反对兼并的抗议,或者归结于承认民族自决,或者是基于主张维持现状和敌视一切暴力、甚至革命暴力的和平主义的言词。这种言词根本是虚伪的,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8.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资产阶级,特别是费边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有限的民主目的。如果说,在无产者开始冲击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情况下,一切纯民主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都会起着阻碍革命的作用,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也就是他们的自决权)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正如1848年德国的或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今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1914—1916年那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传和革命群众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比林这样的事件来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来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的行动。

9.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
以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

  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早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11]上就表现出来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并且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抗议把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第九条列入了这个党纲。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重新提议把第九条从我们党纲中删掉,或提议用其他某种说法来代替这一条。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1912年1月重新恢复的我们的党,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12],这项决议肯定了自决权,并且正是根据上述具体意义作了说明。1914-1916年,不论在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社会党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13]等等)中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都曾猖狂一时,这就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认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政府。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负任何责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立场的最新说法(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14]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耍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使波兰人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把完整的国家重新分成几部分”……宣言斥责那些让霍亨索伦王朝担当……“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的社会党人。它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异国统治的一切形式,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战争“对波兰人”是“双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1915年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15]第2号第15页;俄译文见《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页)。

  这些论点实质上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的政治措词比第二国际大多数的纲领和决议更含糊不清。用确切的政治措词来表达这些思想和确定它们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尝试,都将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决是错误的。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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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30 12:05:4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0-6-30 13:09 编辑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应当根据上述论点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内容;(3)必须分清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纯粹是口头上的,因此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虚伪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坚持受“他们”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的;(6)必须使为争取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去欺骗人民,结果使他们错误地否认自决)的观点搬到“国际”中来,是一个理论上的错误,是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上,考茨基公开向最卑鄙龌龊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尔利茨伸出基督徒的和解之手,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有被压迫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承认俄国的波兰有这种自由,是为了向兴登堡和威廉二世效犬马之劳。这是考茨基主义自已揭穿自己的再好不过的事实!

写于1916年l-2月
按《文集》原文刊印
载于1916年月《先驱》杂志第2期
1916年10月用俄文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卷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716-729页

*

注 释

[1]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的君主派军间集团于1894年对总参谋部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组织的挑拨性的审判,诬告他进朽间谍和到国活动。军事法庭把德雷福斯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法国展开了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共和派同君主派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1906年被宣告无罪。

  萨比林事件于1913年11月发生在亚尔萨斯的萨比林城。这个事件是由于普鲁士军官侮辱亚尔萨斯人引起的。当时激起了当地居民(大多是法国人)反对普鲁士军阀的压迫的怒潮。关于萨比林事件,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14-516页。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

[3] 关于对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见列宁《论“民族文化”自治》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4—507页,第20卷第1-35页)以及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注释6。)

[4] 见恩格斯《布拉格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卷第95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宁引自弗兰茨•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108-114页,这篇文章在该书中没有标明作者。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

[6]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图”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

[7] 《钟声》(《Die Glocke》)是1915年至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格尔方德)出版的杂志。

[8] 见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宁引自弗兰茨•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达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264-264页,这篇文章在该书中没有标明作者。

[9] 费边社分子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维伯利比•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遍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0] 《新时代》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注释6。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注释45。

[12] 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由列宁起草,经有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案载于《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6-428页。(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注释27。)

[13] 《我们的事业》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杂志,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1915年创刊于彼得堡,用来代替1914年10月停刊的《我们的曙光》杂志。

[14] 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列宁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其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国际主义者的反战立场。

  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认为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事。代表会议谴责了“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号召欧洲工人展开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表示同情的决议,并选出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使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并使他们团结起来,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道到失败,建立第三国际。

  关于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意义,见列宁《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2-367、 368-372页)。

[15]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L•S•K•-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是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选出的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从1915年9月至1917年1月用英、法、德文出版了机关刊物《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共出了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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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 01:31:4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无套裤汉 于 2020-7-1 02:16 编辑

评:

Subject: Re: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和 讲个悲惨的故事

很好!谢谢!国内昔日同事、亲友等,很需要这些政治思想营养。我将把这些马列斯毛论述及相关看法收集起来,寄给他们。

L,H两位先生不厌其烦地发表其民族主义观,他们的立场观点是非常鲜明的,这完全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的观点!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到,这种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对中国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多么根深蒂固!

我深深感到: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与长远发展上看,它对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都是非常严重的,是不得不迫切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拦路虎,中国无前进可言!

很可惜,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造诣非常贫乏,唯有指望像你这样在这方面有深刻的、契而不舍的努力的同志了。[J June 30, 2020 ]

特盗集团非法统治下的“左翼”早在八十年代就堕落了,经过四十年进一步地威迫利诱,就更不堪设想。他们将一路走到黑,跟随特盗集团修正主义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直到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是不会上当的,特别是每月收入一千元以内的底层。革命的火种来自他们而不来自堕落已久的假共帮闲们。[Mark Wain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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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 07:51:30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者使用污蔑斯大林的障眼法来暗中污蔑列宁,特别是关于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伟大卓见和指示起见,转发两篇:

【参考材料239】诬蔑斯大林的弥天大谎
点击: 504  作者:旗帜中流    来源:左旋  发布时间:2018-11-02 09:51:49
http://www.kunlunce.com/klzt/fanduilishixuwuzhuyi/2018-11-02/128992.html
参阅:《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时期是最伟大的时代》;《从俄国人怀念苏联谈起 》
        在当今中国,“反斯为反毛,反毛必反斯”,这是一条定律。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以来,陆续揭密的苏联档案,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攻击斯大林的“炮弹”,反倒一次次地戳穿了诬蔑斯大林的弥天大谎。这里,就例举几个最主要的问题,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一、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1亿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作被镇压的人数。《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人定罪,其中89人被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按照疯狂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的问题
以前有人认为斯大林“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

其实,斯大林是并不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的回忆文章,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

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问题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

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解密的档案证明,斯大林在1941年5月曾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四、所谓“流放少数民族”的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迁徙到边远地区,这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宣称,当时苏联内务部部队曾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让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确有投降行为。根据解密档案中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三,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法西斯军队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因此,这件事决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

五、所谓《斯大林传略》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斯大林为替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

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信徒的捏造。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说明问题。

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斯大林传略》一书“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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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 07:56:12 |显示全部楼层
六、所谓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企图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

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曾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穿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总之,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半个多世纪来对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议,不仅是在事实上有出入,而且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金石。

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污蔑攻击,不过就是朝伟人的坟上乱扔垃圾的无耻勾当而已,历史的风必将把这些垃圾,连同那些形形色色的跳梁小丑,统统刮走,一扫而空!
_____
斯大林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Hongqi/64/1964z2-71.htm

  从一九二四年以后,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转入低潮,但是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革命的高潮震动了整个世界。

  斯大林一贯重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号召“不要忘记东方”。

  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以后,斯大林对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关注。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斯大林为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新贡献,作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列宁的新贡献在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的基本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看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并且猛烈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动的民族观点。

  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

  (一)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狭隘范围内,他们根本没有把东方被压迫民族看在眼里。这些“文明”的老爷们只关心欧洲民族的命运。斯大林写道:“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民族和非洲民族,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二)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曲解民族自决原则,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甚至把民族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他们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然掌握在统治民族的手中。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三)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权”的问题,他们只满足于冠冕堂皇地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而不用实际行动去直接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四)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一个改良的问题,看成一个孤立的问题,认为它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没有关系,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关系。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驳斥机会主义者缩小民族问题社会意义的企图时,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瓷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

  斯大林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顿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达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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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 07:59:20 |显示全部楼层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巨流的汇合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系列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当时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引起了全世界反动派的注意,他们联合起来,力图用最残暴的手段扑灭它。同样,这个革命引起了全世界革命派的注意,他们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尽一切可能支持它,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期间,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论述,有很多都是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而展开的。

  当中国革命初露锋芒的时候,斯大林就预见到它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他在一九三五年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又说:“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中国革命既然具有如此严重的意义,它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分子的注意。所以在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反动派镇压和破坏中国革命的同时,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也按照帝国主义的节拍活动起来。他们利用自己假革命的伪装,作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样子,力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托洛茨基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一个阴险手法是: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以便使中国人民找不到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越过必要的革命步骤,结果必然陷于失败。托洛茨基说:中国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只有富农和高利贷者,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没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另外,托洛茨基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国革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是却把这种任务归结为实现“关税自主”。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受阻于关税受帝国主义控制”。根据这些胡说八道,托洛茨基企图使中国革命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斯大林揭穿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斯大林指出:“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斯大林还指出,中国革命不仅有反封建的任务,同时还有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不仅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一般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因此,斯大林对当时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革命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道路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革命的动力是哪些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有根本不同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抹杀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民族问题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想通过改良主义的“立宪”道路来“解决”民族问题。

*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当民族问题已经变成世界问题的时候,“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斯大林指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主要不在于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于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基本群众即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斯大林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从另一个极端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群众性。他们根本反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企图把无产阶级置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他们硬说,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的,甚至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反动与卑劣”。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是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敌人很强大,“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斯大林说,必须按照列宁的指示,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不触犯到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不但是可以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

  斯大林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性。当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给以热情的支持。他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强军事工作,“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

  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曾经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可以经过国民党这种几个阶级的联合组织,用和平的方法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坚决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指出,在中国,既然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既然有国民党右派,“那就非打架不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他明确地断定:这些人所主张的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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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 08:00:32 |显示全部楼层
  斯大林特别注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要使革命达到胜利,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时候,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支持革命,但总是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使共产主义的歌声“融合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合唱”当中。“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而且,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紧掌握住领导权,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支援殖民地革命,不能害怕得罪帝国主义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始终把支援世界革命作为自已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由于历史命运的支配,我们苏维埃联邦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先进部队”,“我们第一个突破了整个资本主义战线,由于命运的支配,我们走在一切人的前面。”这种地位给苏联党和人民加重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责任。他说:“或者我们把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东方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动起来,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或者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破坏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失掉共和国联盟在东方心目中的吸引力,那末帝国主义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失败。”

  斯大林在谈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时,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民族运动,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两种民族运动应当有不同的态度。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

  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当中,支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就要“得罪”帝国主义。有人害怕“得罪”帝国主义,因而不敢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可耻的想法,指出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他分析了这种民族利己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他说:“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伟大意义,给以极高的估价,他预见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将宣告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他在一九二五年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地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的革命运动“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没有决定的意义”。“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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