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列宁是比我飞的更高的雄鹰，但可惜他飞错方向了

amiredman

1917年11月著名的解散立宪会议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一措施对于他们后来的立场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策略的转折点。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谴责那一政府的一个理由，为他们进行激烈攻击提供了口实。这是事实。托洛茨基甚至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中说，十月革命简直是“对立宪会议的挽救”，正象它挽救了整个革命一样。他继续说：“我们说，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不是经过策烈铁里的预备议会，而是经过苏维埃夺取政权，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在作了这些公开的声明以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这个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本来是应当成为通向这一会议的入口的。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呢？答案也十分的简单，我们打算在这里引用他的论据：[“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是群众向左转、工人、士兵和居民自发地涌向布尔什维克的时期，而这一过程在社会革命内部表现为左翼通过削弱右翼得到加强。但是在社会革命党有党员名单上，老的右翼党员的名字仍旧占四分之三。。。。。（尽管社会革命党从性质上看依然属于社会主义政党的一支 ）

好吧，就算这一切是十分精彩和很有说服力的。只不过人们一定会奇怪，象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聪明的人竟没有从上述事实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既然立宪会议早在决定性转折点即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就已选出，并且就其组成来说反映了已经过时的旧状态，而不是新的形势，那就自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正是宣布过了时的、也就是说生下来就是死胎的立宪会议已经无效，并且立即举行新的制宪议会的选举！他们不想也不应当把革命的命运托付给一个反映了昨天的克伦斯基的俄国、反映了动摇和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的会议。那么好吧，只剩下一件事了，立即召开一个从已经更新、已经前进的俄国产生的会议来代替它。

托洛茨基不是这样做，而是根据十月间召集的立宪法会议这一特殊的有缺陷的情况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认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 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让我们再举一个惊人的例子，即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这一选举权具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不十分清楚。从托活茨基和列宁对民主机构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原则上否定根据普遍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只想依靠苏维埃。那么究竟为什么又要规定普选权，这的确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这一选举权曾经以某种方式实行过；人们对于根据它而选出某种人民代表机构的事毫无所闻。有人推测它始终只是一种理论产物，可以说是纸上谈兵，这倒是更有可能的。把选举权描述为一种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产物，这是荒廖的。正因如此，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认真的工具。

问题并不仅限于立宪会议和选举权，我们还要考察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这一问题：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反对者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要为这一侵犯自由和权利的行为辩护，上述托洛茨基关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笨重性的论据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证据：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时一样，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一样。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

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列宁语，见《通报》第36期）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社会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难置于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象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只不过他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

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秘密处决，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
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amiredman

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者”。当然，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者。难道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如果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的错误行为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象库诺-连施-帕尔乌斯那样把它扔进废物间吗？

这不过是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发生在俄国，如果他们仅仅称之为临时的策略。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当他们把这些致命的策略的一部分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从单方面给自己造成损害，变成加害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开始。从而把自己真正的历史功绩掩盖在犯下的过失之下。同样，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理论成果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武器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帮了倒忙，因为那些谬误归根到底只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后果。就目前而言革命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而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最终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

老汉

卢森堡确实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只朝着正确方向飞行的雄鹰。卢森堡当时的“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这些观点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观点何其相似。

马列托主义者

列宁的措施很多都是临时性的非常时期的，我说了n遍了，临时和常态的辩证关系，弄懂了吗
卢森堡和列宁都是正确的
但是卢森堡没有认识到临时和常态的辩证关系，所以最终被杀害而革命不成、
列宁的措施不是不变的，这些只是手段
看看法国大革命吧

老汉

只有毛泽东是太平盛世，不是非常时期。
卢森堡对列宁的所谓临时措施是这样说的，是手段吗？没有看见？
“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发生在俄国，如果他们仅仅称之为临时的策略。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当他们把这些致命的策略的一部分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从单方面给自己造成损害，变成加害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开始。从而把自己真正的历史功绩掩盖在犯下的过失之下。同样，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理论成果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武器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帮了倒忙，因为那些谬误归根到底只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后果。就目前而言革命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而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最终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

马列托主义者

老汉 发表于 2012-12-20 11:45
只有毛泽东是太平盛世，不是非常时期。
卢森堡对列宁的所谓临时措施是这样说的，是手段吗？没有看见？
“如 ...

他强加给卢森堡了吗，没有吧，否则可能卢森堡的命运就不一样了
毛30年的非常时期，你不觉得太长了吗？半个甲子啊

amiredman

马列托主义者 发表于 2012-12-20 08:54
列宁的措施很多都是临时性的非常时期的，我说了n遍了，临时和常态的辩证关系，弄懂了吗
卢森堡和列宁都是正 ...

好一个临时性的和非常时期 ，单从这句话本身就决定了十几个精力充沛的领导人在办公桌后发出的指示割裂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非常时期临时性由少数人来决定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少数人可以决定任何一切，他们可以决定这是临时性，也可以决定这不是临时性的，可以今天说民主是好的，后天说民主是没用的，似曾相识的一句话是 中国当前的国情不同，也属于非常时期，只有这么一句牵强附会的借口，不觉得荒唐可笑吗？这样说无非是表达了列宁是个特殊时期的坏皇帝，斯大林是个正常时期坏皇帝，而本来是该出个好皇帝的，但是你这个托派怎么变成了一个封建主义者呢？你自己相信你这个荒诞离奇的借口吗？难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那你这个托派不成了戈培尔的继承人？把屎都扣在斯大林身上？让他来替列宁这个体制顶罪？恐怕无助于你们走出思维的误区。就像卢森堡说的，假如只是俄国无产阶级自己受到损害还不算什么大事，危险的是他们将那些一次大战的副产品变成理论变成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样板，这样就实在是太可怕了。事实不正是如此发展吗？最具讽刺的是 列宁同志从来没有把他所有的错误当成是临时性的，而是自称为发展和巩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库，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加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成功了 但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了，卢森堡牺牲了巴黎公社失败了， 但她们的革命永存。

項觀奇

這是一個極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也許在今天看來，盧森堡的意見更為大家接受，但是，問題在於，從實踐的角度看，在當時的俄國有怎樣的可能落實盧森堡設想的民主制。實際生活，遠比理論更複雜。說清楚不容易。但是，有一點肯定，這是最值得討論的問題。12。20

马列托主义者

amiredman 发表于 2012-12-20 17:13
好一个临时性的和非常时期 ，单从这句话本身就决定了十几个精力充沛的领导人在办公桌后发出的指示割裂和人 ...

我说的革命非常时期，请问革命有没有一个烈度和强度特别大的时期（参考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是迅速有效地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这时只要领导人是群众认可的，就可以做出领导命令，而不能有很多程序性的东西，我认为一般非常时期不会持续5年以上，

赤色飞蛾

理论的真理与历史的真理是有区别的，俄国之所以形成斯大林主义——从列宁主义开始。是与其落后的生产力密切相关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可能是少数派的专政，必然得需要一党专政的形式。要社会主义，就必须禁止民主，以为工人为主的少数派统治保驾护航。当然世界革命未成，这就酿成了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