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大陆译布尔什维克）的历史

马列托主义者

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的历史

——回答纪容君的《关于托派问题十答》
许　人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派一方面对敢于站出来支持天安门群众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同时更发动其宣传机器，展开了一个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围剿。“批托”的文章，多得如一个惊慌过度的人底冷汗一样，是和他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再次大规模“批托”，倒不是偶然的事——上次大搞其“批托”，就正是反加价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当时香港正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挣扎，物价飞涨，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然而，毛派领导下的工联会却没有领导香港的工人对抗老板把资本主义的恶果专家到他们身上，放弃了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结果起来呼吁群众斗争的，反而是一些青年组织，这无疑引起了工会下层曾眼对领导的不满。为了消除那愈来愈大来自下层社会的压力，工联会的领导们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批托”行动，正如一些国家用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一样，毛派的目的，是要把敢于出来号召保卫工人利益的激进分子，打为别有用心的托派分子，并特别强调他们只不过用“左”的行动来保卫“右”的利益，用“反华反共”的压力来迫使一般的群众不敢投入“反加价”的行列。这样工联会便能达到“制动机”的功能。

　　天安门事件后的“批托”潮，基本上怀着同样的目的。只要我们细看这些“批托”的文章，便不难发觉在内容方面并没有对任何问题作出分析，它的作用，就只不过当为一顶政治帽子，意图吓阻那些本来不愿做中共应声虫的青年们，乖乖地臣服在“祖国”的权威之下。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毛派把一切不同意他的人都列为“托派”了。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法，无疑可造成一种“声势”，迫使一些软弱的人急急“表态示忠”。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了不少关心社会的青年对探讨“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趣。毛派的理论家们，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共的官僚们至死也不会明白，就是他们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官僚统治，埋下了天安门暴动的种子一样。

　　毛派刊物《新知识》第五期也加入了“批托”的大合唱，刊登了一篇自问自答方式的“批托”文章，在此，我们不妨对纪容君的一些观点和“历史事实”也来讨论一下，帮助他对“托洛茨基主义”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过，我们的批评和讨论都只会集中在理论问题，特别是历史真相这方面；至于其他占文章大部分的谩骂和诬蔑，我们都认为不但对讨论无益，反而有害。这除了作者继承了斯大林和毛派的“辩论手法”外，实则可以不理。

“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

　　斯大林派一直都把不断革命论作为“托洛茨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泉源而加以攻击。然而，任何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是马克思而非托洛茨基。但是，纪容君却硬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对立起来。纪容君怎样解释马克思的论据呢？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既有彻底革命精神，又必须是革命发展阶段论，是两者的辩正统一。”这样，作者便利用了所谓“辩证法”作为幌子，抽空了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和革命经验的结论，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为“在彻底革命的精神”下，实行“革命发展阶段论”。问题的重心应该在哪里呢？不是什么抽象的“彻底革命精神”，而在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政权底推移的问题。

　　1848年德国革命以前，马克思虽然明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也知道资产阶级胜利之后要利用新的权力来反对无产阶级，但他总认为在封建专制下为了本身利益，资产阶级至少也会肃清封建残余，解决其本身的民主任务。然而，两年的革命使他明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不一定会去肃清封建，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不一定会建立种种社会和政治条件，让工人拿作武器去反对它。因此，虽然工人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但是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应当努力使政权尽速脱出封建专制党派之手，但又不使之稳定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手，而应当使之赶快落到无产阶级手里来，才能保证社会改造成功。这才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真正内容！

　　列宁捍卫的，就正什么棵这一理论，在1906年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大会上便和门雪维克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上展开了斗争。然而纪容君不提这些，却说列宁发展了不断革命论是“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原理”，即“一国社会主义”。

　　事实是否真正如此呢？在大会上，列宁在答复普列汉诺夫关于复辟的问题时说：

　　“我想这样来说明这个道理：俄国革命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市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分配也好，复辟都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的后备军。”（《列宁全集》第十卷P249）

　　如果按照纪容君的观点，列宁简直是在“散布消极失望的思想了”。然而并不，当时不单只列宁，就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像当时俄国这样落后而且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能在一国的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只有先进的欧洲才有这些物质条件。因此，列宁把俄国革命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全集》第十卷P71）这以纪容君的话说，就是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了。

　　纪容君强“借”了列宁的口来说他自己要说的话后，便“引证”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性”的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纪容君责难托洛茨基“在俄国1905年民主革命高潮中……故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质的区别，主张无产阶级‘跳过’民主革命阶段，抛开农民，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夺取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其实，只要读者曾阅读过托氏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著作，便可知纪容君的指责是如何与实际不符的了。托洛茨基并没有主张“无产阶级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但他却指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不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托氏更没有“抛开农民，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夺取政权”，而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要将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上夺过来，领导农民，并且只有在这个同盟军的支持下，才能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吗？并不！“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之政权形式就只可能体现为得到农民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否认1917年4月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这两个公式上发生过争论。但在俄国革命的国际性和不断性的问题上，列托都是一致的。纪容君之所以有意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歪曲，和加以对立起来，目的只不过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披上“革命传统”的“遮羞布”，这些革命的叛徒愈是要反对革命，就愈是要借助革命的威望。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都不惜千方百计，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正统继承人。

　　跟着，纪容君指责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夜“用极‘左’的姿态取消实际上已经条件成熟了的革命”。又指十月革命后“散布消极等待和悲观失望的思想”，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在民族国家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马列托主义者

托洛茨基之领导十月革命这一事实，就正好反驳了纪容君的“指责”。托洛茨基并没有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反之，他底不断革命论的其中一点，就正是指出：俄国的无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民主任务，“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提出民主任务”，“而且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于议事日程”。（《十月教训》P83）托氏绝非反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认为要顺利完成建设，却不能在一国范围，而要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之后三年，即1920年，列宁在论及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国内外形势和党任务时也反映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

　　“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始终肯定地说这个胜利只要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估计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P371—P372）

　　最后，笔者不能不一提的，就是“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自从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证实后，到列宁死前，党都在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没有人把它提出来争论。只不过在列宁死后，斯大林才把它用作攻击他底政敌的口实而已。

　　托氏的《总结与前瞻》一文，最有系统地发挥了“不断革命论”。该文曾于1906年收集在他的论文集《我们的革命》中出版。在1921年，《总结与前瞻》的英译本在莫斯科出版前，俄文版已再版多次，英译本也包括了作者在1919年3月12日的俄文版序言。在序言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正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

　　小册子的封面引着：“共产国际出版，莫斯科1921”，封底则印着“共产国际印书馆”。当时，共产国际的主席是后来“三头”之一的季诺维也夫，而布哈林则是共产国际的全职人员。故此，中央委员会和列宁都没有可能不知道这再版多次的小册子。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托的“不断革命论”真是反革命的大毒草，那为什么当时列宁在这样重要的问题还是竟不加以批评，而且还会容许“毒草”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版和发行呢？（特别是作者在序言中竟强调历史已证明不断革命论正确），难道纪容君以为在1924年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是无知或被蒙蔽？我们还可以列举不少当时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赞同“不断革命论”的言论。纪容君对此事又如何解释呢？

托洛茨基和门雪维克

　　纪容君在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性后，便跟着列举了一系列的“历史”，企图制造星星，把托洛茨基说成一个在 十月革命前一直都是站在门雪维克的立场来反对列宁，到“革命高潮”才“随风驶舵”“混进了列宁领导的布尔雪维克”的“骗子”。

　　在讨论纪容君所说的历史之前，我们不妨说明一下：我们绝不会掩饰托洛茨基在当时所犯的错误，唯心地塑造“永不犯错”的人就只适用于神，这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通之点。但在批评这些错误时，却绝不能恶意地加以夸大和歪曲，而应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错误的原因，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可惜，纪容君却为了要攻击托洛茨基放在首要地位，竟不单恶意地夸大托洛茨基在当时的错误，更实行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以达其“批托”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纪容君所说的“历史”！

　　——1902年，托洛茨基“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时时摆向鼓励工人只应进行阶级斗争的‘经济派’”。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时，托洛茨基”“否认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后来又滚入了孟雪维克（少数派）的泥潭。”

　　根据纪容君的“历史”，1903年第二次大会时开始发展成布尔雪维克（多数派）和门雪维克（少数派）的分歧，是由于“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论”。而托洛茨基则支持门雪维克反对列宁的布尔雪维克。

　　事实上，在1902年，“托洛茨基是个激进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列宁全集》二十卷P346）。后来，列宁严厉批评托洛茨基，主要并不在政治上的分歧，而是他当时在组织上的调和主义。另一方面造成1903年两派分歧的，并非什么“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却是有名的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当时的分歧还未发展得明显，还未到原则的不同。那时列宁极力反对开除少数派。到1904年，列宁才成立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委员会的局（Bureau of Majority Committees），也就是那个时候，争论已发展到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革命前途的问题，秋天，托洛茨基便脱离少数派，从此再没有以门雪维克自居。1912年前，无论布尔雪维克和门雪维克都还是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直到1912年，在多次事变的冲击之下，两派才正式分裂。

　　纪容君故意不提门雪维克和布尔雪维克分歧的发展，也没有指出后来和门雪维克造成主要分歧的关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态度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致（注一）。这无非是要把当时的种种争论都说成为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然而，1911年1月24日斯大林致友人的信中，还把当时的争论指为“茶杯里的风波”而已，这些“茶杯里的风波”现在竟成为“反革命”的滔天大罪了（注二）。

　　托洛茨基在那个时期的错误，并非如纪容君所说的；而是在于争取门雪维克“中派”分子的地位看得过于重要。他以为排除了门雪维克右派的取消派和布尔雪维克的左派的前进派，就能把两派团聚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之中。他不明白，正如列宁指出的，真正的团结只能通过对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决裂，特别是在革命退潮的时期，要保留马克思主义力量并非靠抽象、表面的“团结”，而是建筑在对干部关于运动策略和前瞻的正确教育上面。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稳定、集中和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当时如此严厉地批评托洛茨基，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反对门雪维克和布尔雪维克相近，然而在组织上却是“非党派性”的“超然派”。托洛茨基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承认当时在组织问题上正确的是列宁，错误的是自己。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托洛茨基说到“联盟”的问题时，曾详细地解释了1912年8月联盟的错误。

马列托主义者

“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8月的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门雪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左派的布尔雪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近于布尔雪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复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严厉的打击落在我身上。列宁证明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门雪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雪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血维克也被邀请出席八月会议。但因列宁直率地拒绝与门雪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门雪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雪维克主义这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是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尚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藉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露出是一个正确的前景，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门雪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托氏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即中译《论苏联国家性质》P.141—142）

　　这样，托洛茨基便坦率地、诚实地解释了他自己的错误。然而，正如托洛茨基在1924年给苏联党史局的信中指出：

　　“当我站在布尔雪维克外面，当我和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分歧达到顶点时，我和列宁意见的距离还没有如今天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每一个基本问题上和列宁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这样大。”同时，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如果和斯大林及老布尔雪维克在1917年4月前的妥协和摇摆相比，后者的危险更不知大得多少倍！

　　1917年11月14日，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列宁提到就算在十月革命后调和主义还对党构成威胁时说：

　　“基于妥协，我甚至不能着重地谈到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说‘统一’是没有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由那时候起便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布尔雪维克。”

　　列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以前把托洛茨基和布尔雪维克分开的，也就正是他的“调和主义”，自从托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后，便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布尔雪维克了。而且列宁更好象预知有人会利用托洛茨基和布尔雪维克的旧分歧来大加攻击，在他最后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即著名的列宁遗嘱）中，论及季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的“个人品质”时，就指出“十月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雪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P.616）

　　纪容君一味抓着当时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如获至宝地大造其文章，这种偷梁换柱，以假乱真，歪曲篡改的伪造“历史”，是斯大林派的惯技，在以后的证论中我们就会渐渐“习惯”的了。

马列托主义者

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

　　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这一事实，纪容君也明知再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煞。因此便借用了毛派攻击“党内走资当权派”的“论句”，说什么托洛茨基只不过“是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才混进党的”，还“窃据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要职。十月革命后，窃据了人民外交委员会（外交部长）、陆军和海军部人民委员（国防部长）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从内部来篡党。”

　　纪容君不敢一口否定托洛茨基的地位，便索性简单地来一个“窃据”作为交代！然而，纪容君，如何解释为什么十月革命竟会由一个“骗子”所领导呢？是否“能说会道，巧于伪装”就能成为十月起义的领导者？作者又是否想指出列宁和当时所有的布尔雪维克，都被蒙蔽了呢？为什么斯大林和其他的布尔雪维克在当时的作用竟又比不上一个“骗子”呢？以为能用阴谋手段来代替革命政策的人，只适合作为资产阶级底政客。一次革命的高潮，却正是对革命者、甚至整个革命党的理论、组织、能力、忠诚之最高考验。同时也是对各派革命理论的试金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一切的优点劣点也必特别明显地展示出来。1917年布尔雪维克所发生的几次政治危机，便是最佳的证明。这正如列宁在革命后曾指出“1917年，布尔雪维克吸收了在当时最接近它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最佳分子。”

　　托洛茨基回国后并没立即加入布党，只不过为了争取当时拥有四百名彼得格勒工人的区际派和布尔雪维克合并，而不是和列宁有任何的分歧，布尔雪维克在1917年5、6、7月所发出的大量文件，很多都是出自托洛茨基之手。同时，七月事变之后，外面正疯狂地指责布尔雪维克是德国间谍，在列宁和齐诺维也夫被迫隐藏起来，卡明尼夫则被捕入狱，当时整个党迫得再转向地下。在这个最危险和困难的时刻，托洛茨基竟公开地保卫布尔雪维克，并在7月23日致信临时政府，声明站在列宁和布尔雪维克的立场（该信原文刊于《不断革命的年代》P.98）。这不但表明托、列的一致，同时更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勇敢精神。

　　另一个例子，也可说明列宁当时对托洛茨基的信任。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关于布尔雪维克在立宪会议的代表问题时，列宁论及托洛茨基和他的候选人：

　　“我们不可能容许没有经过考验同时加入党不久的候选人（例如U.Larin）……我们必须对提名作特别的重新考虑和更改……

　　“不用说……没有人会反对，例如托洛茨基的被提名。因为，首先，当托洛茨基一抵埗的时候，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第二，他极力争取区际派和布尔雪维克合并。最后，在那麻烦的七月事变中，更证明他能肩负起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并献身而依附着它。明显地，这并不适用于大部分被提名更证明的新加入成员。”（《1917年布尔雪维克第一次合法的中央委员会》P305，列宁格勒历史局出版）。

　　大家都应知道，列宁对于选择在公开场合代表党路线和意见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托洛茨基的信任，没可能只因为托“能说会道，巧于伪装”。在1918年11月6日，即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在《真理报》（第241号）一篇名为《最杰出党领袖的作用》的文中写着：“所有十月暴动的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可以肯定地说，关于军队之所以迅速走向苏维埃，党都特别地和主要地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勇敢地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当然不是“托洛茨基及其死党”的“吹捧”。纪容君的强词夺理，正如斯大林后来竟能改口说“在党或十月暴动当中，推斥力机都起不了特别作用”（斯大林：《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P.68）一样，大可获得斯大林伪造学校的毕业证书！


注一：在反对资产阶级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治上观点是一致的。列宁指出门雪维克之所以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自觉地趋向妥协”（《列宁全集》第十卷P258），而“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间断的’革命的问题不谈，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列宁全集》第十二卷P.456）

注二：1925年12月23日的《Zarya Vostoka》刊登了斯大林在1911年1月24日致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把列宁和门雪维克的争论指为“茶杯里的风波”。该信刊出后，便立刻被斯大林禁止再刊登。

马列托主义者

托洛茨基与布列斯特和约

　　当纪容君义愤填胸地谴责托洛茨基对德和约之态度时，他只告诉读者托洛茨基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拒绝签和约”，“公然对抗列宁的指示”，因此“是叛徒的行径”。然而，我们的“批托”专家却没有告诉读者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完全通过党内讨论，同时是获得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多数意见！

　　另一方面，纪容君更故意混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意见，当然也没有把造成党内意见分歧的原因和争论的过程介绍出来。以纪容君“为批托而批托”的立场来说，争论的真实意义相对来说当然是毫不重要的了。

　　其实，列宁当时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布哈林和那些左派共产主义者，而非托洛茨基。列宁在那个时期的争论性文章，主要是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进行“革命战争”的立场。至于批评托洛茨基的立场，列宁则只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总结整个争论时提及，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在他拖延谈判的时候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当战争状态已经宣布结束而不签订和约”（《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101）。不过，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却丝毫没有影响列、托之间的关系，和约签订后数日，列宁还动议把托洛茨基选为人民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军事要职。

　　争论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1918年初，列宁根据具体的客观分析认为在当时旧沙俄的军队正完全瓦解、军队纪律当然无存的情况下，要俄国继续作战，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因此必须立即和德国签订就算是“掠夺性的、无比苛刻的和约”，以获得喘息的时间。但以布哈林、拉狄克等为首的一派却反对签和约，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对德帝抗战。至于托洛茨基，他明白由于军队的瓦解，已没有可能继续作战，因此他同意立即结束战争。不过他认为在停战的同时，应拒绝签和约，以尽量拖延谈判，并利用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他后来更和列宁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他们就一直坚持下去，等到最后通牒才让步（见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101）。托氏认为和约的条件只有在德国继续进攻的“大炮威胁下”才可接受，以便展示给全世界和德国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已用了它最大的努力来对抗德帝国主义，粉碎英法帝国主义者诬蔑布尔雪维克为德国间谍的谣言。另一方面，他更期待西方的革命能及时爆发，援助俄国。

　　其实，整个问题的中心并非在“革命战争”这个抽象的原则上，而是在估计1918年初德国革命是否成熟到可以使苏维埃政权不用继续战争而同时能避免签订不利的和约。正如列宁后来总结时说：“革命战争一定会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在于：德军不会进攻；我们是否应该宣布战争状态已结束；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做实际上的退却，放弃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争和政策要求我们签订最耻辱的和约。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策略，我们的分歧就会完全消失了。”列宁这一番话，不但直接指出分歧的核心所在，并说明这次争论本身并非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对客观估计的策略上的分歧。类似的争论在1920年曾再度发生，不过反对者和支持者却互调了位置，——当时毕苏斯基底波兰侵略军被逐出苏联领土后，党中央委员会便为“应否继续追击波兰人到华沙”这问题发生另一次争论。列宁和齐诺维也夫等主张继续进攻，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则以波兰革命局势尚未充分成熟，波兰群众不能给红军以足够支持为理由反对进军华沙。列宁获得党多数通过，红军继续西进。但结果攻势在华沙郊外被遏止，红军战败溃退。列宁后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承认当时的错误。（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162）正确的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那么，纪容君又会怎样来评价列宁当时的估计错误呢？

　　1918年1月21日，对德和约的分歧在党内公开爆发，列宁在党的工作人员扩大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立刻签订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的提纲》，认为应立刻和德国单独媾和。然而在当时出席的63人中，支持列宁的只有15人，支持托洛茨基“不和不战”的有16人，至于支持革命战争的却有32人。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见都属于温和派和少数派。

　　1918年1月24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了和谈代表团所应采取的态度。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约定在德国进攻前不签订（如上所述），因此会上列宁并没有作出立即签订和约的动议。跟着大会投票表决托洛茨基提出的动议：“我们结束战争，但不缔结和约”，投票结果以九票赞成七票反对获得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2月会议纪录》，国家印务局19129年出版P.207）。托洛茨基才于2月10日以和谈主要代表的身份宣布战争结束，但拒绝签订和约。至于斯大林当时对托洛茨基底动议的态度可见于1918年2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同志：‘在这困难的局势之中，托洛茨基的立场——他处于中间的意见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同上P.216）

　　如今，读者不难看出纪容君是如何“创造历史”，他指托洛茨基“公然对抗列宁的指示，破坏谈判”，是如何与事实不符了！

　　1918年2月17日，即在一星期的期限未满以前两天，德军统帅突提出最后通牒，声明从2月18日就处于交战状态。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晚间的会议上，再提议立即开始同德国进行新的谈判，签订和约。结果还是以六票对五票被否决。托当时投反对票，是因为进攻还未开始。为此，列宁把问题提出的方式改变一下：“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国的革命，又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未满是否要缔结和约？”这提议进行表决时，弃权的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列宁全集》二十七卷P.68），而托洛茨基则投票赞成，因为这和他们的协定一致。第二天（2月18日），德国人开始进攻，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晚间会议通过列宁的提议，给德国政府拍发无线电报，通知同意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2月18日夜间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

　　2月2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同时24日才在《真理报》发表列宁早在1月21日所提出的《关于立刻签订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的提纲》。列宁的意见，到那时才正式成为党的多数意见！

　　可是，德帝国主义者却有意使和约不能签订，1918年2月21日，德国荷芙曼将军一方面提出更苛刻的和约条文，另一方面更进行挑衅，镇压芬兰的工人运动。这使一部分的布尔雪维克（包括托洛茨基）认为德国很有可能已和协约国达成了秘密协定，来摧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就算布尔雪维克签了和约，德国还可能会继续进攻。在这种情绪下，2月23日，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便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应否接受更苛刻条件的问题。会中，列宁动议立刻接受德国政府的媾和建议，并且主张准备革命战争。会中支持签订这个和约的有列宁、齐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和索科里尼可夫。反对的是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洛莫夫。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是全体一致意见，我们就能从自卫组织着手，而且定能有很好的成就……不过这必须要看有着最紧密的团结。但既然这个一致并不存在，因此我不能承担投票赞成战争这个责任。”

　　投票结果是七票赞成，四票反对，四票弃权（托洛茨基的弃权给列宁一个必要的多数）。会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洛莫夫、布伯诺夫、耶可夫连夫、皮亚塔可夫和伟·斯米尔诺夫宣布退出所有党内和苏维埃的职位，以便自由地进行他们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鼓动，他们更通过莫斯科省委会进行活动，并出版自己的派系刊物《共产主义者》。和约终于在3月3日签订。不过到了1918年11月，由于德国的战败，和约结果被废除。

　　最后笔者想一谈的，就是斯大林当时的意见。虽然后来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把他说成是和约列宁站在同一阵线，“对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反党分子”，但正如笔者曾引用1918年2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纪录，斯大林是同意托洛茨基当时意见的哩。还不止此，让我们看一看迟至1918年2月23日中委会的会议纪录：

　　“斯大林同志：‘我们无须签订和约，但必定要开始和平谈判’。

　　

马列托主义者

　“列宁同志：‘……当斯大林说我们不用签署和约，他是错误的，必须签署这些条件。否则三个星期内你便要签署苏维埃政权的死亡证。’

　　“乌里茨基同志，在反驳斯大林时，指出我们一定要接受或反对和约的条件，但却没有可能继续谈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8月——1918年2月会议纪录》，国家印务局19129年出版P.249）

　　当时德国已在2月18日开始进攻并已占领Dvinsk时，斯大林在23日还说“不签约”而“继续和谈”。纪容君先生，你对斯大林的态度又有什么意见？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很顽强的东西”，歪曲历史事实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是终要露出马脚的。纪容君先生，还是真真正正的“摆事实，讲道理”吧。

职工会的争论

　　既然纪容君所关心的，就只是“批托”，那就难怪在他底眼中，整个托氏的政治生涯就只有和列宁的不断争论。至于托氏领导十月革命，组织第三国际和建立红军等事实，纪容君则要么就避而不谈，要么就捏造历史，给予读者们一连串假象。在“职工会的争论”这个问题上面，纪容君又再一次有意的故技重施。

　　根据纪容君，职工会之争论是由于列宁提出了“改变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征收农民全部余粮以供国防需要的政策，代之以新的粮食税政策，超过税额的余粮归农民自己支配，允许私人贸易有一定的自由，有利于商品统筹。”换言之，即是以“新经济政策”来取代“军事共产主义”。而托洛茨基就趁着“政策有重大改变，不少人思想上有混乱”，政治上动摇，因而“找到职工会问题，作为进攻的题目。”

　　这简直是颠倒历史！

　　事实上，在职工会的争论发生时，列宁还未曾提出他的新经济政策。而职工会的争论实际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产物。当时经过了三年的国内战争，工人群众已渐渐不肯忍受军事命令的方法。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死巷。1920年，制成品的总产量只及1913年的12.9%，农业生产则在1917年至1919年两年内降低了16%。城市的困境，造成大量产业工人流向乡间。1917年有300万产业工人，而1920年却只有124万人，即减少一般有多。这种状况，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意味着布尔雪维克的阶级基础（即本已占人口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正趋崩溃。因此，这不仅是“经济危机”的问题，而且是关乎苏维埃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

　　早在1920年初，当托洛茨基从乌拉尔回到莫斯科时，就已主张必须放弃军事共产主义。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主张废除粮食征发制而代之以谷物税和商品交换。可是当时遭列宁所反对，结果被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在往后的一整年中，整个经济还在死巷里挣扎，找不到出路。面对这种情形，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下，托便提出把工会纳入国家机关的提议，图谋使工会作出更加紧张的努力。托的提议引起热烈的争论。然而争论并未触及主题，党的讨论围绕着工会的作用、任务和它与国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而且争论的问题愈来愈多。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把这次争论指为“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他说：“几个月来，我们太奢侈了，我们时常醉心于研究各种细微的分歧。……这场争论应当帮助我们懂得，我们的党，是一个大约不少于50万党员，甚至超过50万党员的党……而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党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会局部地反映到党内来。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P166）不错，当时的争论就好象是军事共产主义陷于没有出路的反映，就争论的本身而言，错误的是托洛茨基，但是就争论的前提（军事共产主义）来说，错的就是列宁，因为如前所述，托在一年以前就说军事共产主义已不能再继续，主张采用新经济政策，但遭列宁反对。

　　从以后的进展来看，就算是列宁所赞成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这提纲也并不能解决当时的困境，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物质及文化保护者和共产主义学校这些作用，也绝不可能实现。

　　纪容君指责托洛茨基，说什么“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目的，是妄想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这只是恶意的夸大，以证明托氏的“叛徒行径”。列宁当时虽然严厉批评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并且毫不掩饰地指出了这些错误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但他却强调，不要夸大意见的分歧，因为不少对布尔雪维克怀有强烈仇恨的人，正到处造谣生事，利用党内的争论来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的总结时，列宁引用了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的话：

　　“党在学习不夸大意见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对托姆斯基同志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我常常说，我很清楚只有像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季明戏院，我也这样说：‘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影响。’（12月30日争论纪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96）（着重号笔者所加）

　　这种精神是毛派和纪容君不能理解的。在列宁的时代，当党内发生思想分歧时，便会通过民主的讨论来解决，论战双方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会被随便指为反革命或走资派，就算在第十次大会通过了禁止派别存在的决议后，对于分歧的意见，党还是采取耐心说服、解释的方法，而不会像中共今天的动不动就把“反革命、走资派”的帽子压制反对者。

　　在他的《遗嘱》中，列宁提及这次争论说：“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全集》三十六卷 P617）列宁对托的批评是中肯的，他明白到托洛茨基错误地提出要把工会归并于国家机器并非如纪容君所说那样，而是由于他“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读者不妨参阅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88页，列宁很清楚地说明他的这种批评）。

　　真正能为当时困境指出了一条出路的，却是列宁在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党全体一致通过了这决议，关于职工会的争论便几乎被取消了。因为前提（军事共产主义）既然已取消，以此为根据的争论也自然随之取消，至少要用别的方式提出来。对托洛茨基来说，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只不过是重提他一年前已提出的建议罢了。他当然立即便和列宁取得了一致。至于纪容君所说第十次大会“责令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凡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开除出党”是“对托洛茨基一伙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实这个决议开头针对的，是柯仑泰的工人反对派，而非托洛茨基。我们只要引用列宁在大会上的一段说话便足够明白了。

　　“当我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托洛茨基、基谢廖夫两位同志进行争论时，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两种看法。‘工人反对派说’：‘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了。’‘托洛茨基发言说：{谁不了解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的说话。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是当在中央形成了一些互相对立的派别时，党就要进行裁决，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我和托洛茨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来到这里。”（《列宁全集》三十二卷P.193。着重号笔者所加）

　　这段话是不是对纪容君“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呢？

马列托主义者

列宁逝世后又搅了什么花样？

　　纪容君全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要算是他诬蔑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怎样篡党夺权这一套了。这段精彩之处，就是他用来攻击托洛茨基的一切，正适合用在斯大林身上。革命的叛徒愈是要篡夺革命的成果，愈是害怕革命的力量，便愈要“借助”革命的威望，来达到反动的目的。在列宁死后，“颂扬列宁”，“解释和改造”列宁主义，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的，是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不顾托洛茨基的抗议，斯大林和他的同路人在红场上建立了一座陵寝，把列宁的遗体放在水晶棺里。他们再不把列宁看做一位革命的领袖，而把他变成一个无害的“神”，用“死”的列宁来反对以前“生”的列宁。列宁的思想和他的著作，被人们任意歪曲和篡改，使之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演说家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有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人们一天天重述过去轶事，征引列宁二十年前所写的论战文章，混乱之，篡改之，歪曲之，尤其是使人觉得好象是昨日的事情。大家都莫名其妙。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列宁一定会知道的，十月革命不是发生于这一切之后么？国内战争不是发生于十月革命之后么？托洛茨基不是与列宁同为共产国际创立者么？……”托洛茨基指责的那些“人们”，不正就包括纪容君吗？请问纪容君，你要借列宁之名夸大歪曲那些大大小小的久争论来攻击托洛茨基究竟居心何在呢？

东方战线的“例子”

　　托洛茨基在内战时期的贡献，他底超卓的军事能力，无论在党内或敌对阵营都是一致公认的。可是纪容君却要告诉读者“托洛茨基多次违反列宁的指令给革命战争造成巨大损失”。并且取了“东方战线”的争论作为“例证”。不过纪容君没有同时告诉读者，当时类似的争论根本就穿插着整个战争时期，由于这些争论只不过是一些策略上的分歧，因此每次都能被事件的进程所解决。

　　关于东方战线的争论，基本上是由于两个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应继续进攻西伯利亚，而后者则赞成据守乌拉尔，把主要军力调到南方战线以瓦解对莫斯科的威胁。托洛茨基赞成后者，但结果采纳了前一计划，并得到辉煌的战果。当时列宁的态度怎样呢？

　　争论得最剧烈时，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7月5日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辞去人民军政委员会的职位之要求作出如下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顾及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并以详细讨论后，皆一致认为毫无疑问地不能接受他的辞职。

　　“在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选择的最艰苦最危险和目前最重要的南方战线的工作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将会尽力给予托洛茨基同志更大的方便。

　　“托洛茨基同志作为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有权同样地成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他自己提议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南方战线委员。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并给予托洛茨基同志采取一切手段的权力来完成他认为需要更正的军事策略。并且，如果他这样要求，会给予党大会便利”。

　　决议的签名有：列宁，加明尼夫，加里宁，斯大林，克列斯庭斯基，西列布里亚科夫和斯他史索娃。

　　纪容君企图用一个例子来篡改内战的历史事实，破坏托洛茨基的威望，但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成功。

谈谈左派反对派的“超工业化”

　　在前面谈及不断革命论时，笔者曾指出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心目中，俄国的十月革命实在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这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在革命胜利后即建立起第三国际，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反映了当时世界革命浪潮的兴起。然而，在德国革命失败，整个革命浪潮趋向消沉时，历史之神又替自己找到了另一个面谱——斯大林，革命陷入低潮造成群众热情底冷却，他们的悲观情绪，便是斯大林的官僚层成长之必需土壤。1924年秋天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便是这种转变的理论表现，也成为这些官僚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自从列宁病后，由1923至28年间，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党内发生了剧烈的斗争。早在1923年春天，托洛茨基已指出假使工业停滞下去，那么工业和农业的价格之悬殊，就会像两把剪刀一样愈分愈开，因而造成城市和农村破裂的危险。当时随着农业经济的日渐恢复，农民中的分化也日益增长，而富农在党底“面向农村”的政策下，更得到飞快的生长，一方面落在贫农身上的农业税，远比富农为重，而富农又把国家的信用贷款握在自己手里。在自己的政策的束缚下，政府向这些压力退让。1925年竟承认了农业中雇佣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到了1926年春天，大约60%必须出卖的谷物，竟握在只有6%的富农手里。国家不但没有能力用谷物来抵偿国外贸易，就连供应国内需要也不够。这样，便不得不放弃购入工业品、机器和原料，倒过来又阻碍了工业的发展。

　　面对这些危机，左派反对派提出“对于乡村中个别富农的生长，我们必须加速集体农场的发展以抵制之。我们必须有系统的拨出大批的款项，逐年的帮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场。一切合作社的工作，应该带有转变小的生产为大的集体生产之目的。”

　　然而，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便要有广大的工业发展作为基础。1926年党会议上，左派反对派答复说：“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对富农增税的方法，将会产生大量的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是有利的。……‘面向农村’，并不是教你们把背心对着工业，它只是说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业在内，那对于农村是没有用的。”托洛茨基在他1925年的著作《俄国往何处去，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便阐述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可是，当时以斯大林、莫洛托夫、赖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形成的联合，却反对这些勇敢的经济意见，他们虽然口头上没有抛弃农业集体化的主张，但却把它当作是几十年以后的事。而发展工业化，则正如斯大林在1927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所说：现在要企图建立涅泼斯特罗水电站，就如一个农民不去买一只母牛，而去买一架留声机一样，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超工业化”谬论。

　　1923年，反对派要求施行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遇到的是反对和嘲笑，但曾几何时，以前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在后来竟成了斯大林打击布哈林（右派）的武器。1927年的最初的五年计划，这计划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上之怯懦，被后来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所代替了，这种经验的180度转变，加上1929年11月斯大林宣布的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社会灾害，这些官僚的盲目强暴和赌博的方法，难道纪容君认为连一提都不值得吗？其实，纪容君不敢提到，是因为后来的发展，正好证明左派反对派的正确，而只不过由于官僚们的犹豫不决，眼光狭窄，和计划保守，才导致以后的不必要牺牲和损失。

马列托主义者

托洛茨基是如何被开除出党的？

　　1926年，反对派和斯大林的路线分歧日趋尖锐，党内斗争也一天天的严重。是年秋天，反对派公开在党支部会议上说话，而斯大林所控制的党机关则实行疯狂的对抗，1927年第二次革命被斯大林的阶级妥协政策所断送，数以千计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了错误政策的牺牲品。一阵怒潮弥漫于全党，斯大林政策的明确破产，的确吸引了不少人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但更重要的，中国革命的新失败却更加深群众对世界革命之失望，并迫使斯大林在组织上尽快地反扑反对派。

　　第十五次党大会的临近，使对付反对派的行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斯大林要在第十五次大会把反对派解决，因此赶紧要使分裂成为既成事实置于大会之前，纪容君极力强调10月至11月的所谓“全党大辩论”，其实大会代表的选举却是在正式宣布“辩论”之前举行。而且在这次“辩论”中，在“格别乌”的指挥下，“暴力”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拳头和鲜血，夹杂着诬蔑和谎言，致使这个“辩论”完全有名无实。斯大林只是用它替消极反对派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开会时，那些军队编制的打手使用纯粹法西斯的暴力手段来捣乱会场，使会议不能正常举行，虽然这样，反对派还是不畏种种危险困难，进行政治上的斗争。

　　11月7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莫斯科举行了示威，反对派以自己的标语参加了示威行列，要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纪容君说反对派搞的是“一个反党反苏维埃的示威游行”。但反对派的标语和口号，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标语绝非攻击党，他们要求党“向右派开火，向富农官僚开火”，“实行列宁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拥护列宁党底统一！”难道这就是反党的罪行，而且这些标语的一些内容，不正是斯大林后来反对右派时所采用的吗？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五期的《学习与批判》便把它喻作11月7日的红场示威。这种比喻当然并不正确，但却可反映出官僚们对革命群众的害怕和愤恨。起初，左派反对派和其他示威者一起和平游行，并没有暴力的事件发生，然而斯大林却着令专门组织的打手们抢夺反对派的标语，撕成片片，并殴打揭举标语的人。参加这些袭击的人包括着一些著名的不革命的、甚至法西斯分子。据托氏的回忆，一个民警还借口警告，公然对他的汽车开枪。

　　11月16日，越非自杀了，他企图以他的死来表示对官僚们的愤恨，为了要阻止莫斯科工人参加送葬，人们故意把他的葬礼安排在工作日举行，但结果仍有超过一万人参加。

　　12月底的党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虽然把反对派清除了，但却替这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开启了官僚专政的黑暗时代。大会决定开除全体反对派，交由格别乌“处理”。不过，这并未能阻止反对派的战士们保卫列宁布尔雪维克的革命传统，只不过以后的斗争场所，转移到监狱和流芳所中去罢了。

斯大林的丑剧——莫斯科审判案

　　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流亡国外。但他还坚持不懈地进行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说：“人们要求我放弃一切政治活动，这就等于说人们要求我放弃那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我不停地进行这个斗争已有32年长久了，即是从我达到自觉生活时候起就进行这个斗争了。把我这个活动说成为反革命的乃是那些人，他们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被我控告：践踏了马克思和列宁底教训，违犯了世界革命底历史利益，破坏了十月革命底传统和指示，不自觉地然而更危险地在准备着‘热月反动’”（《托洛茨基自传》P241）。纪容君就正是“那些人”之好学生，模仿着“老师们”的话，纪容君指责托氏“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勾结，搞破坏和捣乱”，然而，谎言掩盖不了事实，托洛茨基发表的无数文章和评论，不仅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驳斥斯大林主义，而且还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线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对由斯大林到纪容君等诬蔑圣手之最佳反驳。

　　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了，纪容君说它是“一个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不错！第四国际的成立正是宣告了在斯大林把持下的第三国际政治上的死亡——当时的共产国际已没有能力领导各国被压迫阶级实行世界革命。同时，第四国际的纲领，更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保守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对抗。至于它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就必须一方面从它的纲领和文件，另一方面则从它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才能判断，纪容君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指责，更不敢分析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第四国际究竟犯了什么政治上的错误。那就不可避免地陷于盲目的谩骂。

马列托主义者

作为斯大林的门徒，纪容君就有义务去宣扬斯大林的神话，正是“一则为神功，二则为弟子”，而后者无疑是更重要，因为斯大林的神像一道，那以斯大林为师的中共官僚们便会面临危险。他们看了苏共二十大之后，群众的矛头由斯大林的神像转向整个官僚层的逻辑发展，不由不恐慌起来。但，“神话始终是神话，月亮没有嫦娥是迟早要揭穿的”。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就是斯大林式神话的最高峰。

　　莫斯科审判案的被告，全是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唤起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体系的老革命家。但通过对他们的指控，斯大林却要我们相信，除他以外，整个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这些曾与列宁同生共死的老布尔雪维克，这些曾经以罕有的狂热，和自我牺牲精神毕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竟会背弃自己的理想，背弃那经过自己艰苦斗争而胜利的革命事业，毁灭了自己所建立的苏联政府，沦为间谍和卖国贼。

　　可是另一方面，在整个审判中，检察官都不能提供确实的证据，赖以判案的，就只是被告的“自白书”，自我招认为社会主义叛徒、法西斯分子和彼此的互相指证。

　　笔者不打算在此详述这出历史荒谬剧。我想特别一提的，就只是关于纪容君言之凿凿地说：“托洛茨基指使他的儿子谢多夫，串通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苏联秘密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害团总部’和‘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在一些城市组织暗杀团，按照托洛茨基和德日法西斯特务机关的指令，有计划地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刺探国防机密情报，破坏国防工业和交通运输，组织反革命叛乱……”这几点。这些也是莫斯科审判案中托氏的“罪名”。但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却由于捏造事实一时大意，而被揭露出来。纪容君用这个早已人所共知的谎言企图欺骗读者，难道不觉得汗颜吗？以下便是斯大林的阴谋被揭穿之大约经过。

　　由于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指为“阴谋组织”的领袖，就不得不把捏造的阴谋的线索延至国外，即托氏所曾到过的丹麦、法国和挪威，但人民检察官在审判中却位能提出托洛茨基和国内阴谋领袖据说曾通讯数年之久的任何证据，因此便捏造托氏曾与阴谋组织人员在国外会面。

　　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告霍尔斯曼“自我招认”于1932年11月间他因公务到达柏林以后，即与托氏的儿子西道夫（即纪容君笔下的谢多夫）秘密相见，并遵照一个阴谋党魁斯米尔诺夫的命令将一份报告和秘密电码交给西道夫转交托洛茨基。后来有一次会面，据说西道夫提议霍尔斯曼和他同到哥本哈根去见托洛茨基，两三天内他便到哥本哈根，住在布理斯托旅馆里，在那里的休息室和西道夫会合，一同去见托洛茨基。

　　霍尔斯曼又说，托氏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同时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选出适当的负责干部。”

　　当报纸刊出霍尔斯曼的供词时，托洛茨基斥之为伪造的，并立即透过外国新闻界请苏联法院和检察官维辛斯基问霍尔斯曼他进入丹麦时用的什么护照，用的是什么名字。

　　检察官明知不能向霍尔斯曼提出这个问题。因他深知丹麦当局对于所有入境外国人的姓名和护照均有记录，如果霍尔斯曼说出一个进入丹麦时用的姓名，新闻记者便会向丹麦当局调查，因而正式确定他根本没有到过丹麦，和托洛茨基会面的谎言便会不攻自破。

　　在当时，霍尔斯曼的供词在整个案子是一个主要关键，因为其他被告的罪状都是以此为根据的。他们的罪名是执行“实施恐怖行为的训令”，而这项“训令”则据称从哥本哈根托洛茨基处由霍尔斯曼带回来的。

　　为了要死无对证，法院立即宣判十六名被告死刑，第二天（1936年8月25日）便被枪决了。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如纪容君一样，“毫不怀疑”地便相信斯大林的神话。1936年9月1日（即十六人被处决后六天）丹麦政府发行的《社会民主报》刊载了一项石破惊天的报导：布理斯托旅馆，即据说霍尔斯曼和西道夫于1932年在此约会见面并由该处同王托洛茨基公寓的那家旅馆，早已在1917年拆毁了。

　　这项惊人的报导迅速地由世界各地报纸转载。斯大林罗织的冤狱被公开拆穿了。追究的信件如雪片飞来，但斯大林一直保持缄默不讲一句话。

　　由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担任主席的调查团，对于这“哥本哈根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并发表结论指出“霍尔斯曼并未与西道夫相见，也并未和他一同访会托洛茨基，并证明霍尔斯曼并未在哥本哈根和托洛茨基见过面。”

　　其次，调查团更列举了多项证据，证明谢多夫在11月23日至12月2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丹麦的那九天——不在哥本哈根。

　　现在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纪容君要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的真相，来达到其“批托”的目的呢？如果纪容君是严肃的话，也应该根据真正的事实，加以深入的政治分析后，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指出托派的“反动”。但可惜没有，这是纪容君所代表的毛派的一贯作风，他们这种对待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的态度，就只会使他们愈来愈为革命者所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纪容君语）。亲爱的读者们，无论你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怎样，都需要耐心地，深入地研读一下托氏和他底追随者的著作，需要学习一下布尔雪维克那些没有被歪曲过的历史。因为要真正培养出独立思考，主要都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仅以一句话结束本文：“进步的动力乃是实话而非谎言”。


197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