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龙翔网友继续看）

马列托主义者

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
张　开



　　近几个月来，香港的中共或亲中共分子，在他们的刊物和集会上大力刮起“反托”风。石中英也参加了这个反托大合唱。他在5月16日、23日和6月27日的《新晚报》的“风华”副刊上，分别发表了三篇长文，题目是：“托派要的是什么‘民主’？”“托派到底在‘反’什么？”“托派分子是‘新左派’吗？”

　　在前两文中，他似乎想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引用列宁和马克思的一些文字，像要进行理论斗争那样！

　　由于他所谈及的问题，大都是目前许多人所关心和想了解的问题，而他又以马列主义的阐释者自居，大责别人的“歪曲马列主义”，因此，笔者愿与石先生讨论一下他所谈论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

　　石先生引用列宁的说话：“只要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这些话是绝对正确的。

　　但石先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却是这样的：

　　“概括起来，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或‘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阐明这个原则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这就公社的原则！”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

　　石先生把马克思所说的“首要条件”改说成“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算不算是“阉割”和“歪曲”呢？让列宁下面的话来答复吧：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57页）

　　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又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列宁在发挥“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殊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形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国家与革命》同上书207页，粗体字原有，以下所有引文粗体字也是原有）

　　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忘”记解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最重要的意见，正表现出他也是列宁所批评的“人们”之一。列宁用这样多的字眼来强调取消特权和高薪，同时要“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以随时撤换”，以便使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全民化，由人民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的重要性；这种思想贯穿在《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而石先生却只“强调”“无产阶级的军队”，并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这是多么明显的篡改列宁的主要思想。

中国的实际

　　是否石先生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而不知呢？不会吧。那是不是因为他认为列宁所强调的这些意见并不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它的军队）那么重要；而共产党就是工农的全权代表，它所享有的权力就是工农行使国家政权职能的全民化表现呢？

　　他表面上不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应该享有“社会主义大民主”。他还举出些“事实”，来证明现时中国的人民大众正在享有这种“广泛的民主”。但他却赞成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同时，他还举出了毛泽东的“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等“标准”，去判断何种言论或行动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内。这就是说，全国劳动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这个党又必须绝对服从党主席的领导），只有在拥护中共领导这个大前提下，人民才有“民主权利”；任何与中共最高领导有不同的意见、批评甚至反对中共的意见或表现，都会被视为“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便是“阶级敌人”，便是反动的言论或行动，必须加以禁止和镇压。这就是说，全国人民只有跟着中共最高领导后面走，说同样的话这样一种“自由”；全国只有“一言堂”，只能有一种完全“统一的认识”和意见，亦即八亿个脑袋都必须全部变成一个脑袋！

　　石先生举例说：中国工农“运用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直接对党和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发表意见，讨论和监督”。他企图以此证明人民大众享有广泛的民主。但他能否证明，中国工农可以对中共主席所代表的路线和政策，发表不同的、尤其是相反对的意见，而不会受到打击，不会被视为“反革命”吗？

马列托主义者

他又举出大半年前对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为例。但谁都知道，当时在中国进行的，绝不是不同意见各方面从事针锋相对、自由发言的“大辩论”，而是在党中占优势的“官方”的意见对不同意见的大围攻；任何不同于党主席路线的意见，都没有发表的机会（除了被官方片面而零碎地引用作为抨击的题材之外），更不要说替自己意见进行辩护并反驳批评者了。在所有报刊电台上，全国人民所见到的听到的“大辩论”，不都是千篇一律地拥护党主席的路线政策，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些不同意见为“修正主义”吗？

　　其实，不要说一般的工农大众，即使是中共的干部甚至高层领导人，如果一旦被列为受抨击和斗争的对象时，他们也同样被剥夺了公开发言替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前的丁玲、胡风，文革时的刘少奇以至陈伯达，数月前的邓小平，都无一不是如此。）

　　对于所有这些铁一般的有目共睹的事实，石先生是否闭起眼睛不看，而只是站在替当权者歌功颂德的立场，坚持这样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呢？

　　列宁曾经无数次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三卷634页）。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和劳动群众一样所要求的民主。但石先生却断言今天中国已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了。如果中国存在着的不民主事实竟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话，那它只是毛泽东框框内的“民主”，是拥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民主”！

　　去年初，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显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又同时规定人民的基本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置于一切权力之上，“合法地”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力。它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又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置于“最最高”的地位，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这虽然是把多年来的现实毫不掩饰地写进宪法之中，替中共的官僚独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但这种做法却是荒谬绝伦的，正如把林彪的地位写进党章中去一样。

列宁的榜样

　　在列宁时代的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布尔雪维克和任何个人的名字，更不要说硬性规定某一党或个人一直享有最高的绝对权力了。反之，它们都明白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独属于劳动群众及其全权代表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代表大会的呆板，则具体规定由一定人数的选民选出（中国四届人大的代表却是由中共内部各种势力、集团“协商选举产生”，并把这一办法正式写进宪法内）。

　　布尔雪维克，和其他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一样，当时都可以在选举中竞选为苏维埃代表，事实上也争取到多数的席位，但他们完全是由于选民的衷心拥戴而当选，丝毫不是由于自订自封的“合法”特权而垄断了一切国家权力的。

　　石先生认为中共天然应享有这样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全国工农之上，把全国人民原应享有的民主自由“集中”在中共手里。为了借用列宁的权威来辩解这个事实，他重复地引用列宁如下的话：“谁要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但他漠视或故意不提列宁在同一篇文章内的那段话：“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同最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就必然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列宁选集》第四卷181至182页）

　　在列宁领导期间的布尔雪维克，是具备列宁所举出的这些条件的。但中共却与列宁时代的布尔雪维克不同，并没有这些条件。它虽然利用二次战后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势领导中国革命获得了胜利，但它夺取了全国政权而成为当权党后，却高高在上地脱离了劳动群众，不能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丧失了对革命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推行了许多错误的政治路线、政策，使最广大的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不能确信其领导正确。“没有这些条件”而强调“铁的纪律”，这不是列宁所批评的“空谈”、“废话”是什么？

　　而且，即使当时的布尔雪维克具备了这些条件，赢得了劳动群众的衷心信赖和拥护，但列宁决没有滥用国家权力，践踏劳动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反之，他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利用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保护工人免受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要善于利用国家的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的政权侵犯。”（同上书408页）这表明列宁是如何重视将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高置于第一位，而群众的利益则包括他们的民主权利在内，国家政权（包括领导国家的当权党）是不应加以侵犯的。

马列托主义者

特权官僚层

　　中国共产党在成为全国的当权党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握有无限大的政治权力，控制着整个国家机关；他们的职权既非经过劳动群众“全面选举”产生出来，更不受劳动群众的监督及随时撤换。他们完全剥夺了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实行官僚的专横统治。他们也同时享有经济上的特权，越高级的领导人，所享受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和薪酬就越优。这是国家在全国明令实施的制度（如1956年公布施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等所确定下来的。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会体会认识到这种官僚统治及其政治上经济上特权的普遍存在。既然上中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长期而固定地拥有这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一群人（或称之为集团）构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即一个享有官僚特权的阶层（简称为“官僚层”），那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完全合乎事实的。

　　石先生认为这是可笑的谬论。他不从中国有无存在这种事实来说，却反而说，托派“蔑污”党为“官僚层”，是因为托派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政治权力不集中”，工人阶级就不能够通过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党的领导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削弱了，资产阶级复辟也就容易了”。

　　其实可笑的正是石先生的推论。苏共“政治权力集中”的结果，如照中共今天的说法，不但把苏共变成法西斯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也把苏联这个工人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哩！这种判断（自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比诸托洛茨基派之判断在斯大林当权后，一直存在着特权官僚层，不是更严重得多吗？当时斯大林正是以石先生的大文所引用的那些话来加以反驳的。想不到石先生今天仍要用这些话和推论来反驳。

　　托派对新中国也存在“官僚层”的判断，完全是根据二十多年来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作出的。还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许多事例，已开始由中共证实早有这种官僚特权的存在：文革时期揭发出来的官僚特权事实则更多更普遍。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了党、政大权，中国政权一度被称为“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大片”而非“一小撮”（正因为这种形势，才迫使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居于少数地位的毛派，要发动红卫兵来夺回权力）。在文革十年之后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升级了，他们更被指为“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即是说，那些被指责的中共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已经构成一个“阶级”，而不仅仅是一个“阶层”），并且是历史上已成反动阶级的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骑在工农头上的官僚们），他们都已成为被打倒的革命对象了！石先生，这些都是“污蔑党”吗？这些都不是反证托派评价的正确，经得起事变考验吗？

　　人们也许要说，刘少奇等“阶级敌人”已被清除了，邓小平也被撤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占优势，党是更加纯正、更健全了，二十多年来的斗争，“正是防止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这些搞资本主义的‘大官’们重新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不少重大措施，都能“防止‘新的资产阶级’搞复辟”，“是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有力保证。”（石中英文）

　　但是，单只打倒了几个或“一小撮走资派”，就算是肃清了“党内资产阶级”（实即是官僚特权阶层）吗？不！既然被视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就决不止这么“一小撮”；而且，官方报刊今天仍在宣称走资派“正在走”！单只把干部短暂地轮流下放劳动，就能铲除掉他们所拥有的官僚特权吗？单只在思想上言词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能根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破除实际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和特权吗？不！就算是那些声称大反“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大破“资产阶级法权”的“大官”们，他们本人仍然照领着高薪，照享着优厚的生活待遇，照旧行使着政治上无限大的权力。（甚至在文革初期号召红卫兵造反时，为首的号召者，仍把自己几个人划定为不许别人批斗的人，这便证明这些领导人是如何的热爱自己的“特权”。）不管他们如何激烈地抨击某些干部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如何谆谆地劝告人民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但对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不厌重复地指出的巴黎公社的经验，要全面选举并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取消其特权和高薪等，却绝口不提（因此石先生在其本文中也不提这些），更不敢谈及中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高等级高待遇，何以依然维持不变（虽然从文革时起已减低了些）。为什么近年人们只在重复指出现行八级工资制相差三几倍的“不平等”，却不见指出高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一般工农间收入待遇相差几十倍的更无比大的不平等？为什么人们不首先从取消这样大的不平等来开始，以身作则地示范去“破除”特权（或称为“资产阶级法权”）？

　　石中英先生，你自称那样熟识马列主义，遵行马列主义，憎恨官僚特权（但又否认中国存在官僚特权），那么，你是否能够给读者解答以上的问题，并加以辩护呢？

第四国际的立场

　　石中英先生在他的第三篇批托大文中，完全像他所说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那样，跟着热闹一时的反托论调，搬出他所能搬的污蔑骂人字句，一反他在前两文作出的谈理论、摆事实、讲道理的姿态。

　　他确定地说，第四国际“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性的反动组织，打着‘左派’旗号的帝修反的别动队而已。”他根据什么事实作出这个断语呢？

　　首先，他说第四国际在1938年9月成立，“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这时成立“就是急急准备为德、日帝国主义效劳，反对人民革命，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石中英，你能够拿出任何证据，任何第四国际的文件，来证明你这几句话是真实而非污蔑吗？根据历史事实和第四国际的文件，与石中英所说的完全相反，第四国际在成立时候，公开发出宣言，号召各国人民起来革命，以阻止和反对那场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另方面又号召全世界工农和苏联人民一起“无条件保卫苏联”。（“打倒苏维埃贵族”绝非反对苏联，而是有效地保卫苏联及其国有财产制的途径之一，因为这些“贵族”错误地领导苏联、侵蚀着苏联的基础，败坏着苏联的威信。）

　　历史事实证明，与石中英所说的完全相反的，“为德、日帝国主义效劳”，给“德、日帝国主义打气”的，正是斯大林所代表的“苏维埃贵族”，而不是第四国际：斯大林在1938年8月25日，同希特勒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使希特勒放心进攻欧洲其他国家，因而在一个星期后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德国占领了波兰等国，并得到苏联大量战略物资供应之后，1941年又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这些错误政策，当时都曾受第四国际及托洛茨基所指责、反对，后者更及时提出正确的反帝反战主张。（中共只在1956年才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公开但又轻描淡写地指出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

　　石中英先生接着仿佛证据确凿地说：“例如中国的托派分子，接受了‘第四国际’‘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请问石中英（你所说的这个“指令”，是在何时发出，由什么人签名发出，而你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如果你不能提出证据，加以具体说明，那就至少证明你是误信第四国际政敌所捏造的谎言。事实上，根据第四国际所有的文件，他们从始至终都坚持中国抵抗日帝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解放的战争，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保卫主义的立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在日帝占领区中坚持对日帝汪伪的斗争，并因而遭受了许多打击和牺牲。

　　

马列托主义者

石中英又说：“近一两年来，‘第四国际’更为苏修霸权主义效劳。他们公开支持受苏修指挥的葡修夺权，支持苏修侵略安哥拉而称之为‘支持革命’，反对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要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接受苏修的指挥，以反对‘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名，帮助苏修争夺‘世界霸权’。”

　　第四国际从来支持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帝国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运动，包括支持安哥拉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但反对葡萄牙对它的束缚，而且反对南非及扎伊尔的入侵；因此它不支持那两个已成为南非及美国工具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联盟（UNITA），而批判地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它所宣布建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种批判地支持的态度，不因苏联及古巴的大力援助而改变，正如它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批判地支持，不因苏联的大力援助而改变一样。但石中英却把第四国际这种立场说成是“支持苏修侵略安哥拉”。如果这种明显的歪曲能自圆其说，那就请问石中英：你以前是否支持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政权，有无以苏联的援助作为先决条件？而这种支持是否就等于“支持苏修侵略”越南？

　　第四国际支持葡萄牙的革命，号召葡国工农兵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成立工农政府，实施社会主义政纲；它不以目前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葡国共产党、社会党等）之暂居群众领导地位，葡共和社会党会在可能成立的苏维埃和工农政府中暂占优势而改变其立场，正如列宁在1917年4月后，不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暂居优势而仍然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样。列宁这个立场表面是支持改良党派夺权，实则是迫使它们与资产阶级决裂，不然就要在群众面前暴露它们的妥协性叛卖性，以此争取群众站到革命政权方面来。难道列宁这样也是为敌人“效劳”，而不是已被十月革命胜利证明为正确吗？

【录入者注：正如本人在小册子一开头的说明就特别指出的，此时第四国际已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这段话不仅有对被压迫民族运动的“批判地支持”这样含糊不清的话（当它作为一项原则投入具体政治实践时，其政治边界是模糊不清，往往是要出人命的），最后一段更表现出一种与第四国际机会主义倾向有关联的态度。

作者在这里含混地把“苏维埃”与“工农政府”（而二月革命出现的临时政府也一度被主流认为是一种革命政府）相提并论，却以当年列宁党对苏维埃的支持这一正确路线作为掩护，就包含了可能的错误倾向。革命运动中临时出现的“激进政权”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苏维埃，根本不是一回事，苏维埃和“激进政权”的确都可能有改良党派占据优势的情况。革命工人党应该支持即使是改良党派占优势的苏维埃，却万不能支持本质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政权”，而不管在这种政权里有多少“工人代表”（有再多真正的工人代表也是作为小资民主派的人质处于其中）。作者的这一“细微”的“错误”当然不是“一时不慎”造成的，而是第四国际机会主义倾向的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第四国际为了“批判地支持”尼加拉瓜的小资激进派——桑地诺政权，更是炮制出一种带有系统性的机会主义理论：把桑地诺政权看作从资产阶级专政向工人政权过渡的一种既非无亦非资的激进革命政权。那时的第四国际，已是病入膏肓，离开马恩列托的政治立场很远了，尽管理论上只是修改了“一小部分”。】


北京的外交路线

　　北京从错误地断定苏联是战争的主要危险亦即主要敌人出发，要建立一条“国际反霸统一阵线”，目前是“动员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所有愿意进行斗争的力量，中立美国，集中打击苏联”；同时也“不排除将来所有力量会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危险”（《盘古》95期33页韩丁访问稿）。即是说，不排除将来同美国及德日等所有帝国主义结成统一阵线，去反对苏联。这种政策是极端危险而有害的，它只能有利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完全不利于世界工农群众，特别是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工农群众。如果将来苏联在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争中而被击溃，那不仅表示克里姆林宫官僚层之被推翻，而且表示十月革命所建立迄今仍保持着的国有财产制的被推翻。

　　为了建立这条统一战线，北京对葡萄牙革命、安哥拉革命都采取了有害的错误立场，为的仅仅是苏修势力的影响葡共和安人运。这表示北京要把世界各国工农的革命利益，都完全从属于这条反苏战线的利益。

　　第四国际及其前身（左派反对派），从莫斯科官僚层形成之日起，即一贯坚持：必须打倒这个官僚层，才能根本改变苏联政府的一切错误有害的内外政策，才能使苏联顺利走向共产主义；但它坚持必须经过苏联工农的一次胜利的政治革命，便可从上层割去这个肉瘤，继续保存国有财产制，而绝不能假手于外国帝国主义，以免危害苏联十月革命的成果——进步的生产（财产）关系。这个一贯立场，绝不等于“帮助苏修争夺‘世界霸权’”，或者要其他工人国家“接受苏修的指挥”。如果石中英所批评的这两句话是真实的，就必须公开明白指出：这两句话是引自第四国际哪一个文件的。如果他办不到，那就暴露人们只是在歪曲或捏造而已。

　　关于上述的问题，还是建议人们去认真研究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盘古》第95期译载的贝却敌等的文章吧。客观研讨、独立思考才是追求真理的应有态度。一味随声附和，无论对己对人都是无益反而有害的。

石中英的阶级立场

　　石中英最后以“坏事做尽的托派”为小标题，列举了香港“托派分子”所“做尽”的“坏事”。为了揭穿他到底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有必要摘引他所列举的“坏事”如下：

　　在1973年捉葛柏反贪污运动中，“当时托派分子掩藏身份，联合‘专上学联’等学生团体组成了13个反贪污团体，……逐渐被托派分子骗得了领导权。他们硬要将这运动，引向所谓‘反资反殖’，并硬要搞什么示威游行，令到大部分大专团体的负责同学受到了票控……。

　　“他们千方百计插手劳资纠纷……在劳资谈判期间，他又通过其马仔，硬要工人罢工……。

　　“托派分子又恶毒攻击大专学生，搞‘认识’，不搞‘参与’。

　　“学联搞论坛，他们救济了大小喽罗，准备了‘理论’，在公开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妄图夺取发言权和运动领导权。

　　“他们搞什么‘四反运动’，搞绝食、示威、包围警署、集会，借‘反资反殖’，想将矛头逐步指向社会主义祖国。”

　　这许多指责都说明了一点：在石中英眼中，所有“反资反殖”，反贪污的示威游行，争取工人权益的工人罢工，反加价加费、反失业、反贫穷的“四反运动”，又在学联的论坛上面发言……，都是“坏事”。那么，只有不参加社会斗争，不反对一切不合理事物，只跟在北京外交政策后面同殖民主义者及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才是“好事”。这就是自称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者”的现实立场！到底谁是站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方面，谁是站到压迫阶级、剥削阶级一边，让群众的雪亮眼睛去判断吧！

　　由于石中英的三篇“反托”长文所谈及的问题很多，本文只能择其中较重要的问题加以评论。其他未谈到的，只好等将来视有必要时再谈了。如果石先生愿意对本文的意见作进一步的辩论，那笔者也很乐于再奉陪的。


1976年7月31日

龙翔五洲

1957年毛泽东谈“民主”：是一个方法

2014年09月22日09:0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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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共产党内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时候，党的领袖们几乎全都义正词严地抨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还说只要蒋介石真正地改变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则共产党一定会同国民党精诚合作。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延安的欣欣向荣感慨良多，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前途。但是，作为一个熟知古今兴亡大历史的学者，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则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泽东在共产党执政后领导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时候，明文规定了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还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一宪法诞生于1954年，正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也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不仅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排斥，而且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问题似乎发生在两年以后。

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指出这在苏联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说，毛泽东虽然深深地了解斯大林的错误，但他对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并不满意。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乃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第一个反应。此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想法。文章并不追究“个人崇拜”的问题，只是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发生了偏差：“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

四个星期以后，也即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举国为之欢呼，直到现在人们还念念不忘。实际上毛泽东所说这八个字，只是重申了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的贡献在于，以一种生动和朗朗上口的语言将这种权利加以概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民本身就拥有的权利现在不知不觉地成为党的领袖颁布的最新政策，宪法的权威之上已经覆盖着领袖的权威。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终认为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和法律。这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讲话里面可以找到许多证明。比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让人们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当然表现了一个领袖的襟怀和气魄，但也同时表明了，人民的说话的权利，是要通过领导人的“让”方能实现。毛泽东还曾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南斯拉夫的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指出赫鲁晓夫把“整个事件当做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做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不足，因为斯大林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同意这样的判断。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这正是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意见。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私下里并非没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党的一些领导人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一重要的细节是否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民主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制度?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揣测，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这种想法。他在公开的场合只是批评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有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无论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应当承认，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相当完整地表明了他对民主的看法。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能是缘起于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种种罢工、罢课、游行和请愿的事件。据薄一波的陈述，此类事件在邻近1957年的几个月里波及几十个城市，在乡下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毛泽东针对这些情节说他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他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还列举了发动群众斗垮蒋介石等事情，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而不是在人民内部使用的。

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亦即“说服教育”。毛泽东的设想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20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情形。

现在，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泽东1956年曾经说过而在生前从未公开的那句话，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悲剧，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发生么?

毛泽东也许已经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里是这样。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毛泽东的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他是把民主看做领导人的思想方法问题的，而不是看做一种制度。这一点也许是后来我们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之一。

作者凌志军，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畅销书作家，法学硕士。


转者注：文中的【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20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情形。】已在表明作者的立场是与中修叛徒复辟集团一致的。

马列托主义者

龙翔五洲 发表于 2020-1-31 08:41
1957年毛泽东谈“民主”：是一个方法2014年09月22日09:0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手机看新闻打印网摘 ...

该文对毛的所谓民主的认识是正确的，毛的民主观现在也被特色继承，他们把这种叫协商民主，并且认为高于西方的形式民主。特色的这种协商民主和毛的实践的区别只是范围有些不同而已，当然社会基础也不同，但是理念是一致的。和马克思列宁对照的是，巴黎公社原则民主和西方形式民主的不同是范围和社会基础不同，而形式上有很多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