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龙翔五洲应该看看）

马列托主义者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

——回答石中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史　骊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派对托派的诬蔑和攻击，再度炽烈起来。虽则其中并无新意，还是两年来一贯的手法：扣政治帽子、放政治恐吓；将“托派”打为“阶级敌人”，“与蒋帮、苏修勾结”等等。

　　两年来毛派不断“批托”这件事本身，正好证明了托派这个“幽灵”，不断徘徊于毛派斯大林官僚的头上，并且发生着影响力。

　　天安门事件清楚地暴露了毛派官僚主义的面貌，并且显示给人们看，托派长期以来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成果（国有化财产、计划经济等）与毛派官僚层之间，以及人民群众利益与官僚层狭隘私利之间的矛盾底正确性。人民群众之起来反对官僚层，并会最终导致政治革命，已经不再是托派纲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已揭起了第一页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了。真理本身具有无比的说服力，被事变发展证明为正确的真理就更具有无比的说服力。为此，毛派之重新发动攻击托派，企图以其庞大的宣传机器，来掩饰一件事实，是可以理解，不足奇怪的。不然的话，毛派对他们长期指责的“一小撮”托派如此声势汹汹，自然是小题大做了。

　　带领“批托”的，是《新晚报》，执笔人是颇负盛名的石中英。两年之前，石中英也曾扮演过“批托”闯将的角色。坦白说来，他的文章相较起其它毛派对托派的那些“不值一驳”的谩骂、诽谤和以历史谎言来诬蔑是，较有一点点内容的。亦为了这原故，两年之前我们便回答了石中英的“批托”论点（《十月评论》1975年7月15日及9月15日）。可惜他还没有回答我们，如今却来展开新的“批判”了。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并不害怕有内容的责难和批评。无论我们的反对者的论点如何荒谬怪诞，只要不是凭空诬蔑和滥扣帽子（石中英自然也用这一套），我们自当回答。

　　5月16日《新晚报》“风华”版上，刊登了石中英最近的“批托”文章：“托派要的是什么‘民主’”。其中第五节名为：“托派怎样歪曲马列主义？”在这一节里面，石中英断章取义地抽引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欲证明托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欲证明托派“硬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我们从未说过是“主要内容”，我们是说，社会主义民主乃是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需内容），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就来回答这种真理，看看是谁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石中英说：“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阐明这个原则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这就是公社的原则！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重点在石中英文章中原有）

　　我们知道，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的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谈及公社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内说过的——史骊）这点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列宁选集》第三卷205页，重点原有）

　　上引列宁的话表明，马克思是依据“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的；而后来马克思也的确是这样做了。但是石中英却指责我们所说过的话：社会主义民主是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石中英最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是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简单地“概括”（实则歪曲）为“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我们只要摘引石中英所引的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讲话中的整节，就足以暴露石中英的诡计：“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恩选集》第二卷443页，所有重点都是加上去的）

　　石中英先生，你引用马克思的说话时，是否明白马克思这些话的意思呢？马克思是说：公社需要“建立阶级统治的新形式”，这个“新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就是“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基础”，和要来一次彻底的“变革”；但要达成这个目的，却不能让资产阶级专政继续下去，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特别是它的军队）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军队。这个军队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后来在其它文章（例如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是“用武装的人民”来组成的。但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却要随之而实行上述的一连串消除特权和官僚制度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这段话的全盘意义，绝不是石中英所简单化的“公社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要证明石中英的故意歪曲，让我们再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释和引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话，也就够了。

　　列宁写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即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马列托主义者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单单’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单单’，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像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由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者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做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看做‘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一样。”（《列宁选集》第三卷，205—207页，重点原有）

　　对于这些巴黎公社的教训，对于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形式，石中英同样地“照例”不提。它反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抽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内容：他如此写道：“而且民主从来都是手段，绝不是什么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重点在石中英文章中原有）

　　我们同意这句话的表面意义。但是我们与石中英不同，他给这些话以唯理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理解，而我们却有一个辩证的理解。

　　在石中英看来，民主单单只是一种“手段”（不要忘记，石中英先生，依你的逻辑，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是社会主义本身——都只是“手段”，共产主义才是“目的”啊），而无阶级的社会才是“目的”。但手段与目的并无相连的、辩证的关系。手段是否正确的、是否必需的，完全无关重要。目的就是一切！

　　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互相关联的、辩证的关系。用的手段是否正确，会影响到目的是否能达成。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无疑是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但却是必须的手段。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无阶级的（正正是无阶级的，即没有压迫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是不可思议的。而更重要的是，假如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种形式）不是逐步消亡，从而逐步日益扩大民主，最终做成无产阶级民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多数对少数的强制）也消亡，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不可思议的。

　　让列宁来告诉石中英吧：“消灭国家权力是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和自由是不能实现的。只有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实际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为国家的完全消亡作好准备。”（《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列宁选集》第三卷，725页，重点是原加的）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削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更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208页，前一重点原有，后二重点是加上去的）

　　在这里，列宁不但说明无产阶级民主是到自由和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需桥梁；并且指出了要将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指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

马列托主义者

　　在后一点上，也正是石中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说：“你们（指托派——史骊）或者侈谈‘社会主义民主’，避谈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或者玩弄‘偷换概念’的鬼把戏，硬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

　　石中英先生，你对我们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你熟悉一点点托派和斯大林派（毛派）斗争的历史，你便不会说我们“避谈无产阶级专政”。在1949年之前，中国托洛茨基派都反对斯大林所提出的阶段革命论。斯大林主义主张在中国先建立资本主义然后才实行社会主义（或如毛泽东提出先实行新民主主义），托派以不断革命论的立场，指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将无可避免一开始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录入者注：早期的共产党人把1911年辛亥革命称为第一次革命，1925—27年大革命称为第二次革命。斯大林派曾荒谬地认为1927年5月武汉汪精卫国民党政权正是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完成的产物——“工农民主专政”，但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及时指出蒋的政变表明第二次革命已失败，民主民族任务一个都没有解决，还需要第三次革命，且只有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这个专政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尽管斯大林派—毛派理论上仍死抱“先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神话，但在十分特殊有利的国际革命情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压力下，1947——1956年所发生的激烈事变（1945—47年苏联决定在东北建立一个准工人政权作为对西方阵营的缓冲外围，与最强大工人国家苏联的有机联系和东北后方的存在对1946年开始的内战的历史前景具有决定性意义），也称1949年革命，反倒变形地实践了不断革命论，史称第三次革命】。托斯两派的斗争，历史已证明托派的正确。所以石中英今天才敢侈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而我们更从来都不曾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我们甚至不曾将二者等同起来看待。在你看来，只要有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万事大吉，就可保证共产主义的来临。因而，你将民主简单地当成“从来都是手段”，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里的作用，你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有效政治形式。因此，你将二者断然割裂开来。坦白说，将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是你，而并不是我们。（顺便一提，石中英的这种思维方法，是有其根源的。那是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将什么“主要”和“次要”割裂，实则忘记了“次要”。这种思维方法，往往是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泉源，并且已经在不少问题上产生极坏的影响。有机会时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是不能够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将无产阶级民主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去膜拜。并不像那些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变成统治阶级的初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是说，还需要一个国家机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但问题并不止于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历史过渡的形式，它的目的、它的历史任务（正如石中英引马克思的话），是消灭一切阶级以进入无阶级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就要使用一种与这目的相适应的必要方式（或是石中英所说的“手段”），那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列宁说得更清楚了：“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步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190页，前一重点原有，后一重点加上去）

　　这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政权形式，就是以巴黎公社（和后来1917年俄国革命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为蓝本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而“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在这里一再阐明了专政和民主的联系。

　　作为毛派的“理论家”，石中英不可能不熟读列宁的著作，更不可能不熟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但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断章取义和歪曲到什么程度。

　　新一代的毛派，其理论是建基在狭窄的中共官僚层利益之上的，这就是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因。石中英之把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专政硬生生割裂出来，因为他不能不保卫那个早已代替“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中共官僚层，这个官僚阶层，绝不会让中国人民享有无产阶级民主。因此，石中英就算在口头上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他却必须把它变成僵死的空壳。他企图把无产阶级民主说成“次要的”、“过时的”，或者是无关重要的，甚至叫人干脆“忘记”了它。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是有责任给这类官僚层利益的辩护士以一个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