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马列托主义者

反对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焚火



　　大约在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以后（录入者注：这里是指作为具有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性质的1966—68年文革的结束），毛泽东在与斯诺作私人谈话时说：“党正走着修正主义（苏联）的复辟主义道路，正在诞生一个新阶级，一些官僚势力的统治者，一群脱离人民的干部贵族。”（见1972年×月新晚报译载《革命长程》⑩）

　　我们对毛泽东的百分之百附议，但他没有把这样正确的话写成指令，当做语录，普遍登载在报头和所有刊物的第一页。现在进行中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远没有指出这一个明显的目标，我们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反党，反国家机关，军队，工厂，公社等组织中的自发形成的官僚主义，官僚阶层。

　　真是历史的讽刺，1924年开始的苏联的左派反对派（托派）与斯大林派争论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斯派则反对托派的“平均主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现在已成为“经典著作”了，此次学习运动中，大家有许多文句是征引这本书的，托斯争论时也大量征引，但征引列宁文句，目的为的是反对官僚主义，与宽泛地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同，从这方面说来，可见毛泽东避重就轻，未能贯彻他与斯诺谈话时提出的目标。

　　苏联当时争论本身，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消亡”问题，官僚主义正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阴影之下的，所以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专政，乃是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一个桥梁。所以在它本质上说来，它带有暂时的性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附带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准备自身的解体。”

　　这个“过渡时期”的特征，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即刻供给每个人到‘各取所需’程度，因之还要被迫去鼓励每个人尽可能的多多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在国家方面，也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按照劳动来支付的方法，虽然加以种种修正和改良。”

　　托洛茨基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于马克思这段话有如下的解释：“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结论对于了解苏维埃国家的习惯那种，有决定的意义。他说：“只要以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己任的国家，一天还要被迫以强暴手段来保卫不平等，即保卫少数人物的物质特权，那它就一天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纵然没有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发展，它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才对——但这只是在最后的分析上说的话。工人国家从最初即直接带有两重性质：在它保障生产手段（资料）的社会公有上，它是社会主义的；在生活品的分配上，它采用资本主义的计算价值的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所发生的各种结果，它又是资产阶级的。……”

　　“工人国家之最后的面目，是由它的资产阶级的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之间，相互关系的变迁如何而决定。若是后者战胜，那事实本身就应该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亦即国家解体成为一种自治的社会。仅仅从这点看来，就可明白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有何等重大意义，不但在它的本身而且以它作个象征来看。”

　　以上所引托洛茨基的话，都见于他著的书：《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科学地分析和批评走上官僚主义的过程种种方面，绝不含有党派成见。这种批评也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从列宁死后，托洛茨基就继承列宁遗志，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了。

　　这种斗争之中的一个方面，乃是“反公平，反平等”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说得来也是从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批判》的一封信中，得出下面结论的，即：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初期，分配范围内仍将保持资产阶级法权。但马克思并不是说在那时候要创立新的不平等，只是说，在工资范围内，旧的不平等不能一下子就消灭，需要相当时期逐渐地消灭罢了。斯大林利用马克思科学的论断，不正确地解释成为官僚阶层取得特权与利益的理由，反复过去革命所获得的胜利，只不过让官僚阶层能坐享其成。他们进行凶猛疯狂的斗争来反对“平等”，反对“不断革命论”，免得这些理论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在保卫这些利益时，得到大批大帮的拥护者，其中有以前的自由党人，社会革命党人，门雪维克。他们簇拥进国家的甚至党的机关中，对斯大林大唱赞美歌。

　　毛派向来不许贬斥斯大林，但发生学习运动之后，《学习与批判》有一篇文章说，“苏联从列宁逝世之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在工资分配方面，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和缺乏经验，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强调专家而忽视群众，强调物质鼓励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而不反对高低悬殊，结果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同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

　　下面几句话，说的虽是赫鲁晓夫，但对于斯大林一样合适：“在工资分配方面，他用‘物质刺激’来偷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扶植起那些盘踞各级领导岗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形成苏联社会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以上的话，除了不准确的用语“阶级”两字我们不能同意外，其余都可以签字在上面，我们几乎怀疑这都是从左派反对派当时纲领上抄来的呢！

　　无产阶级专政之加强，乃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毛泽东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官僚阶层发展得如此根深蒂固，简单地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无补于事的了。我们赞成毛泽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运动，但这运动必然广泛而深入，直至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扩大无产阶级民主，实行真正的专政！

　

马列托主义者

　官僚阶层的形成，与党员成分大有关系，据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引用在党中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的回忆：“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屠杀之初，我们共有五万人。在几次大屠杀之后，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万人。今天，我们这群人中只留下了八百名。”

　　“我们的党员人数目前超过了1700万人”，中国共产党一位负责人于1961年6月30日宣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而百分之七十是于1953年后入党的。他们是党的新血，很多人还未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知识分子党员（指教师、学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人数从1956年的5%增加至1960年的15%左右。工人阶级党员的比率也占了15%，少数民族的党员占4%。农民党员仍然占着较大的比例，但比率从接近70%跌至66%。”

　　后来在 《革命长程》中，斯诺有更简洁的说明，“到1965年，人民共和国只有7岁，党员已达到1000万，其中80%是革命后才入党的。到1960年，党员人数增加到1700万，其中有70%是朝鲜战争之后才入党的，到1965年，党员据说接近1800万，还有3000万共青团员。2/3的党员是农民出身，但行政干部中有许多技术人员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除了高级领导层以外，党的老战士变成了递减的少数。”

　　关于党员成分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从未加以分析，中共是在农民武装斗争的胜利中取得政权的，但农民出身的党员，据后来事实表示，容易走上资本主义腐化的道路，最近报刊上又重新加以揭露。1953年，中共昆山县西宿乡的九个党员中，四个买地的，可见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如何能使党员变质！

　　这种党员成分的变化，正是让斯大林走上官僚主义道路的土壤，据托洛茨基的分析：“在十月革命之后五年以内，97%的党员在革命胜利之后入党的。再过五年，则100万党员中之绝大多数，对党在革命初期的情形是茫然的，更不用说革命以前的秘密状态了。

　　“只要说出这一层就够了，那时至少有3/4的党员只是在1923年以后才入党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数——这是说，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已不足1%。1923年那年，党被大群青年无试炼的人所冲淡了，他们很快地被定型着，藉以在机关中职业家们的激励之下起灵活的YesMan（百依百顺的人——译者）的作用。党的革命核心之此种削弱，乃是党机器对‘托洛茨基主义’胜利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我们非常同情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运动，而且也相信他企图解决的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种种问题，但要这种运动行之有效，必须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党外有党派存在的权利，而且要彻底解除斯大林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历史真实，排除个人崇拜，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马列托主义者

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当然很多都是吸取了马列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但是1949年获得政权后，他的做法很多都没有按照这些思想彻底地去做，都是反复的，保留的，甚至没有正确地去尝试，毛派说他是没有能力做，面对的敌人太强，这就不是一个革命者的态度了，敌人无论如何强，你原则的东西不能退让，哪怕马上失败，就如马克思那时力量完全在资产阶级一边，马克思也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