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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工运与学运中的决定性作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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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9 14:23:37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工运与学运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力一般不为外媒和广大自由主义“反贼”的葱友所认识。从去年的广州大学“读书会”案的毛左张云帆到佳士工人维权的岳昕(就说那个要求北大性骚扰案件原始档案的),顾佳悦等人,无一不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毛主义者,外媒报道往往雾里看花,只知道是中国青年同情农民工的悲惨状况支持工运,自由主义者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斗争策略。这里还包括matters上很多人都看到的《让丧家犬再跑一会儿》一文中提到的“大兔”郑楚然为湖南尘肺病人维权而被刑事拘留的丈夫危志立,以及大兔的偶像孙敏(见《我的偶像被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对派中的巨大影响在30年前的六四运动中有大学生唱《国际歌》就知道了。当时还可以说是资讯落后、西方思想资源匮乏导致,在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反对派中较有行动力的工运学运居然还是以马列毛为指导思想,为中共垮台后的中国社会转型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这种现象与中共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对其他思想的钳制、扼杀限制有极大的关系,在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活动空间上,中共对于奉行普世价值和法治的维权团体十分警惕,打压力度明显大于其对左派泛左派组织的的打压力度。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冯客(Frank Dikotter)区分了四种共产党人,这些参加工运的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只有两种人:虔信者(true believers)和幼稚轻信者(the naive)。这种现象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说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空前成功已经培养出了一批真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掘假马克思主义者“走资派”中共权贵的坟墓。这种对阶级斗争与剥削理论的依赖来确实自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社会化过程”,比如危志立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就说来自于中学事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兔回忆),向他这样出生底层阶级家庭的人显然不可能搞到中国大陆禁止出版的禁书(关于普世人权的和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书籍,甚至吉拉斯的《新阶级》都搞不到手),即便有些资源没有完全被封杀,他们也无从获得这些思想资源,因为父母是无知的社会底层工人阶级和农民农民工(除了极少数靠改革开放后高考改变命运的,90后的父母都是被剥夺真正教育机会的一代人)。比如一般认为是自由左翼的Rawls,《正义论》在中国不是禁书,然而就笔者经验来说,笔者上大学之前甚至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些底层左翼青年对面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公与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阶级矛盾中寻求出路。其他的左翼青年虽然出身不完全相同(岳昕是北京中产阶级出生),但是却惊人地未能找到非社会主义的左翼思想(比如基社民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确实说明了毛左青年的可悲,与现在的香港青年相比,有志的大陆青年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最终不免落到共产主义的同一性叙事逻辑中,这是将来中国民主转型最大的困难与悲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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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9 14:24:17 |显示全部楼层
转自右派新品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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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9 17:15:0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马列托主义者 于 2019-12-9 17:16 编辑

新品葱相对于马列主义者是右派,但是相对于特色法西斯是左派,他们是要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来打倒法西斯,我们马列主义是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打倒法西斯,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联合,他们可以是一支推翻法西斯的力量,但是他们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局势下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最终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因为中国特色的法西斯和过去的韩国台湾等不同,中国的法西斯脱胎于斯大林主义,是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框架废弃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基础(公有制计划经济)下进行的,在资本主义非危机情况下保留法西斯特征的少数国家,所以哪怕将来中国资本主义出现明显危机,只会强加法西斯(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下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手段)而不是走向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所以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新制度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如现在的台湾和韩国那种)而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中国不再是一个需要工业化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毛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基础也不存在,不可能回到毛主义的一档独裁下,只能是巴黎公社式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可以自由组织政党从事政党政治,同时这些自由派只要不进行武装反抗可以成立他们的政党进行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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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9 19:25:3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马列托主义者 于 2019-12-9 19:27 编辑

补充说明一点,中国特色法西斯和民主化前的韩国以及蒋介石的台湾除了它是斯大林主义演变来的外还有一个不同就是韩国台湾是小国或地区,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或者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他可以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下解决一些矛盾,特别是它融入的西方国家在长期群众斗争下都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所以韩国台湾只要本地的群众进行斗争是可能(现在已经成为现实)获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并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甚至还可以成为发达经济体,东南亚一些小国都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但是斯大林主义演变过来的中国特色法西斯就难以做到了,韩国台湾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他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就是资本主义还能发展,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平台期,就也能容忍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当然也是需要群众斗争才能得到),而中国特色不同,他资本主义也充分发展但是很难进入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平台期已经过去,但是可能在进入发达国家前出现危机,这种危机在通常成熟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通过战争和法西斯解决的,比如一二战的德国,早期的日本,英美1929年大危机时也有法西斯倾向,只是被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发动的战争给遏制了,战争为英美在进入法西斯前提供解决危机的通道(比如战时美国军工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可能通向革命的失业人员,在革命面前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会转化为法西斯)。而中国特色一旦危机爆发,法西斯会加强来和革命形势对抗,最终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法西斯没有出路,是资本主义特色最后的挣扎。也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恰恰需要稳定的资本主义环境。

香港就更加特殊,香港按道理应该和台湾韩国一样实现自由民主的(在出现目前这种规模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下),如果它不是特色占领的话,但是因为它在特色统治下,可能难以在资本主义实现民主自由。

新加坡也比较特殊,这个国家按道理如果有群众斗争也能实现民主自由,但是群众不斗争,就没有办法,类似香港的这种斗争如果发生在新加坡,新加坡肯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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