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运动如何走出僵局？(1)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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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政府的专制统治面临上任以来最大的挑战


社论 《社会主义者》杂志第51期

极度严厉的政治打压没有换来统治的稳定。由沙中线丑闻、兴建东大屿人工岛、放生贪赃枉法官员、收紧长者综援以至公立医疗体系崩溃，每次民情反弹都出乎政府预料，其救火行动显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在综援事件爆出以后，林郑的民望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满意率净值为负23个百分点。



严厉的镇压未能令港府变成强势。非建制政党虽然陷于瘫痪，但政府也陷于极低民望。习近平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对香港民情一无所知，一意指挥林郑开展政治打压，因而更容易触发群情愤怒。

政府继续连串对民主权利的攻击，为准备国歌法立法、修例容许移交逃犯至内地。可以预计今年区议会选举将会有不少非建制派参选者会被指控倡议“自决”或“港独”而被筛选。但关键是中共会否以候选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为由取消参选资格。如果这样的话，立法会将变成彻底的人大式举手机器，并可以完全封杀任何非建制派候选人了。此外，政府准备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与中国大陆及台湾之间移交逃犯，意味着港人可以因挑战中共专政而触发国家安全罪行，然后被移交内地受制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郑若骅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愤怒。据《南华早报》报道，林郑月娥曾经向北京提出将防止贿赂条例扩大至规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许任何形式的独立委员会监控和挑战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只需对北京负责。习近平过去几年发动反腐运动，实质上不过是清洗敌对派别的权斗工具，借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贪措施意味着分散统治者的权力，中共就会大力反对。

梁振英卸任特首后并没有淡出。他代表着中共强硬的治港势力，通过向港府施压要求更强硬的统治手段，例如发出打港独的声音、要求港府尽快为廿三条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继续充当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护（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荫权那样受到审判）。而且如果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检控乃至定罪，那么中共政府的权威势必大大受挫。

由于温和泛民失败的路线令群众运动陷于瘫痪，统治阵营意气风发，自以为占尽上风。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现在“时势不同”，推动廿三条不会再有50万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条首次立法时，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被赶下台。她指2003年有独特的环境，“背负一身债，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对廿三条。”这是后见之明。当年上街人数使当局震惊，甚至有传媒引述时任特首董建华在当天早上仍估计只有5万人会上街。高高在上的叶刘似乎看不到，今天贫富悬殊、楼价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规模群众反抗的客观因素并不缺少的。

大湾区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大湾区纲要。大湾区首要目的是将香港作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融资中心。在中美冲突下，中共希望强化一带一路计划，与美国争夺地缘政治的主导权，因此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系统及独立关税地位，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中共要通过香港的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吸纳海外资金推动一带一路。此外，由于美国限制对内地输出高科技产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作为缓冲。



然而，整篇大湾区的纲要并无什么新意，只是将政府一直实行的政策重新包装起来。而且在中国经济下滑的局面下，大湾区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什么具体成效。大湾区的经济融合只为会香港带来更多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金融和地产炒卖、医疗和教育私有化、兴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制度下，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