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1964年毛主席与王海容(不久前刚刚去世)的一段谈话,在其中我们也许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用于应对“港独”。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语写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 Chiang。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我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告诉我的。 毛: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作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 毛: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这是毛主席一贯的看问题的方式,有正面就会有反面,有一些蒋分子是正常的,一个没有才不对,肯定是伪装起来了。毛主席还设了一个三千人里面应该有七八个的比例,也就是千分之二多千分之三不到。这个比例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也许是随口说的。 香港人口目前在730万左右,根据毛主席说的那个比例,有两万左右的“港独分子”是很平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港独分子”并没有这么多,我问了下内行的朋友,真正活跃的死硬的“港独分子”,也就两千人左右。 那么,根据毛主席上述谈话中所表达的意思,他会怎么应对当前的“港独”问题呢? 首先,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杀不杀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暴动的行为。如果有,那就要镇压,这没什么可商量的。事实是,没有,我们常说港怂港怂,“港独分子”也很怂,没这个胆子,担心这个属于多余。就算所谓的“占中”行动,也没发展到杀人放火的程度。 其次,既然他们“不杀人”,对他们的反动标语不必紧张,对付他们可以采用辩论的办法,用文斗的方式,让他们讲讲“港独”为什么好,我们讲“港独”为什么不好。处理得当,这些人就是反面教员,他们的存在反而有利于正面阵营的团结。 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来,办法就是这么简单。但这个简单的办法今天能不能拿来直接用呢?一问这个问题,就知道毛主席的办法在简单背后还有不简单之处,那是他不怕跟反面人物公开辩论的底气所在。 什么人会怀念老蒋?是来自大地主大资本家这个阶层的人,他们当然觉得老蒋好。但站在人民大众的角度,老蒋不好,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天下已然大变,人民群众的地位跟老蒋时代有了天壤之别,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蒋介石为什么不好”。 这样的辩论,稳赢,老百姓一人溅一颗唾沫星,也把反动分子淹没了。 承认对立面存在的必然性,主张用辩论的方式解决矛盾,以及对辩之必胜的信心,都来自阶级斗争的话语以及实践,来自由此得来的民心基础。 今天,跟“港独分子”辩论,有必胜的信心吗?信心从哪里来呢? 一方面,在政治话语这个层面,内地能用的就是法治,香港有基本法。但法治并不是那么管用,你跟他讲法治,他可以跟你讲政治,比如一触碰23条立法一类的问题,人家就上街了,说你专制。这时候,你的政治在哪里?自己都弄丢了,找不着了。 另一方面,死硬“港独分子”虽然不算多,但缺乏国家认同的香港人多啊,根据调查结果,年轻人里有国家认同的不足四成,但认为“我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差不多有一半。这些人,是“港独”的潜在的群众基础。 其实,再往深里想想,这些有香港认同的人,就真的认同香港?难说,他们选择“我是香港人”,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选项呢?那些住在棺材房里的人会跟住在半山别墅里的李嘉诚们共享同一个“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吗? 毛主席会怎么应对“港独”?或者说,学毛主席的方式,今天怎么来应对“港独”问题? 我想,应该从改造香港的社会关系做起,打倒香港的房地产制度,或者,就算不彻底打倒,也逼着李嘉诚们把不义之财吐一点出来,这样一来,就把民心争取过来了,国家认同就建立起来了。这要比改教科书管用得多。 在这一步的基础上,应对“港独分子”以及其他的什么反动分子就都游刃有余了,完全可以允许他们贴反动标语,然后跟他们辩论,让他们当反面教员。 一点也不难,就这么简单。可是……(此处省略一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