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改革为何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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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改革为何走进死胡同?

                                

     2012-10-11 18:57:08  作者：韩德强

10月10日，人民网发表署名公方彬的文章称，不改革死路一条。同时又承认，为什么不改革，是因为“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也就是说，改革是找死。公说只要将旧政治观改成新政治观就能脱困。新政治观是什么呢？
                                                               

公方彬的新政治观与导致苏联解体的戈氏新思维如出一辙

　　  10月10日，人民网发表署名公方彬的文章称，不改革死路一条。同时又承认，为什么不改革，是因为“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也就是说，改革是找死。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句口头禅。由人民网发文承认这个两难困境，还是头一遭。换句话说，上上下下都承认，改革走进了死胡同。

　　公方彬出来了，他说有办法可以破解这个困境，走出死胡同。什么办法呢？只要将旧政治观改成新政治观，问题就解决了。什么是新政治观呢？民主政治观，现代政治观，西方政治观。

　　明白了，还是要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西方政治体制，不是什么新方子。101年前的辛亥革命先贤们就是这么想的。想不到，推翻了旧体制，迎来了国家分裂、北洋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拉一派打一派的新体制。前苏联也用的是个方子，迎来的也是苏联解体、社会动荡、卢布贬值8万倍、金融寡头掌握国家命运、外国资本廉价收购苏联资产。

　　这不就是找死吗?

　　不想找死，不愿等死，只有一条出路，严厉整肃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实现共同富裕，回归为人民服务宗旨，回归毛泽东思想。这也就是重庆模式。

　　显然，公方彬们不愿意选择重庆模式。所以，他的分析矛盾百出。他承认，“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什么原因呢? 地球人都知道，这三十多年来提倡“一切向钱看”、鼓吹“党员也是人”，加上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造成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官商勾结、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才会越来越严重，改革才会走进死胡同。

　　但公方彬则援引马克思的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得适应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现实，树立新政治观，搞西方型的多党政治、民主政治。

　　和公方彬完全相反，一些老同志也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认为应该改变的不是上层建筑，而是经济基础，应该恢复完全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显然，这种观点也并不现实。

　　现实如何? 现实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半，认识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重庆模式并没有消灭私有制，也没有搞计划经济，而是鼓励“国进民也进”，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需要重庆有一支特别能受制度约束、特别经得起腐蚀的干部队伍，这就必须要“唱红打黑”。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新政治观，才是真正的新执政观。

新政治观是利益政治观，与为人民服务无关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需要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者越具有这种精神，就越能发扬民主，越能够动员群众。相反，领导者越自私自利，就越害怕民主，越脱离群众。毛泽东之所以敢号召人民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手段，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就因为他自身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公方彬还是愿意承认的：“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 但是，公方彬不敢进一步指出，现在，各级党的干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自身利益，已经不再具有先进性，所以，也就害怕民主了。

　　公方彬以新政治观立论，“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

　　也就是说，公方彬承认，新政治观是利益政治观。一旦是利益政治，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较量与制衡。政治就与道德无关，与信仰无关，与为人民服务无关。说得更直白一些，公方彬大概会说：什么“为人民服务”? 还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

　　果然如此，则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就立刻丧失。为什么一党执政还有合法性? 因为这个党承诺没有自身利益，只是为人民服务。用西方政治思想来解读，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长期执政，这不是现代政治，这是古典政治，是圣贤政治，是哲学王政治。

　　对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体制从根本上是为民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为民政治的执政合法性，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孔子强调，“政者，正也”。政治的政，是正确之正。这样，社会才能道德昌明，人民才会安居乐业。而现代政治强调政治无道德，价值多元化，造成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贫贱则移，富贵必淫，人心躁动，杀亲灭友之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我们党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党。尽管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文化，锻造的是仁义之师，实行的是为民政治，但是，在学理上却用西方的语言作包装，也存在强烈的民主迷信。焦裕禄式的好领导，其实是亲民爱民，深入民众，为民服务，却被说成是民主领导。结果，事情是为民政治干的，原因却被归结为民主作风，甚至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此沿袭下来，以致公方彬一类的不明就里的党内书虫，从相信社会主义民主，到相信西方民主，形成强烈的民主迷信。

　　公方彬的幼稚还表现在，主观上想分清楚革命与执政两种心态，实际上正好把革命和执政颠倒过来。民主与革命，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法国大革命本来只是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一步跨过去就成了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本来也只是争取民主的运动，一步跨过去就成了武化大革命。近来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其实本是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公方彬以为他提出了新政治观，可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至于找死。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公方彬其实只是急于找死而不知死在眼前的糊涂虫，想好好执政却引来政权颠覆的政治白痴。

　　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就在事实上和心态上都是执政党了，其标志就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挂到了每一级的政府大楼上。重庆模式无非就照着做了，就取得了民众的热烈拥护。别的地方干部既想捂住自己的腰包，还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无论用什么样的新政治观作包装，都免不了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