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习近平公开表达对朱镕基东北政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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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日在一个“群”中，有一个网友经常发布寻找“紫薇圣人”的言论。闲来无事，从百度上了解了一下相关知识。为了帮助该网友寻找他们心中的“紫薇圣人”，特写下此文。希望对他们能够有所帮助。）

　　第一个问题，圣人是否存在？

　　首先存在圣人才能找到圣人，如果不存在，则肯定找不到。所以必须先判定是否存在圣人。那么该怎么判断呢？我们知道所谓的英雄、豪杰、大师、圣人不是无缘无故地要来到世上的。他们能够出现其实完全是时代的呼唤，此谓时势造英雄。乱世就会呼唤英雄豪杰和枭雄狗熊。没有乱世的前提条件，所谓的英雄、枭雄，最多不过是一个因不守规矩而蹲在监狱里的罪犯或瘪三。当然，老子、孔子、孙子等诸子百家也都是春秋战国那样的大时代才能够塑造出来的大家，没有他们所处的大时代他们最多当一个风花雪月的骚情文人。西方的大师如洛克、托克维尔、霍布斯等也是西方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才出现的。只有大时代，才能创造出大人物；而且大人物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一窝一窝地出现。是大时代为大师、圣人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那么判断是否会有圣人出现，则就只需要看目前是不是已经存在可以导致圣人出现的环境和土壤。

　　鄙人认为，在当前这个因技术发展而使得人类几乎进化成妖精的时代，如果没有一种思想能够一统天下，解除宗教、文化等造成的人类之间的隔阂，则核武器、转基因武器、生化武器、地理武器、气象武器等，可以瞬间将地球生物消灭殆尽。这种全局性的危险必然要逼迫全人类进行反思，进而寻找解决办法。从而激发人类最深沉的思考。当人类之中的佼佼者不停地对人类冲突的本源进行追问的时候，则他们之中一定会涌现一个或数个突破者。这个突破者将自己的思考写下来，而且确实能解决问题，则就可以被称世人之为圣人。所以，鄙人认为在当今这个危世之中，圣人的出现几乎是铁定的事实。

　　第二个问题，圣人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

　　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举目四望，整个地球上的国家中，只有中国是一个没有多少宗教色彩的国家。既然人类冲突的根源就在于内在的价值差异，则要想解决人类之间的冲突，就必须自身首先要能够超脱自己社会的价值束缚。以超脱的姿态来观察所有宗教和文化。西方世界，由基督教控制；中东北非西亚由伊斯兰控制；印度由印度教控制；南美等国家由天主教控制；俄罗斯由东正教控制。他们的社会成员，几乎全部都是教徒。教徒对自己的宗教五体投地地膜拜都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反思自己宗教的缺陷呢？找来找去，只有中国虽然有淡淡的佛教底蕴，但是对中国人根本构不成任何思考禁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的思考是无拘无束的。超脱任何既有价值体系的伟大思想，最可能出现在中国。

　　中国旧有文化体系从五四运动以来，几乎被完全颠覆了。曾经被视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也被贬为孔老二，儒家被当成孔家店打到了。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明哪里是在交流，分明是在你死我活地较量。东方固有文化体系已经被西方学术全面压制住了。中国学术只是在社会的一个角落里苟延残喘着，唯一残存有完整的固有学术的领域——中医体系也被当成迷信的东西而遭到主流社会的否定。很显然，中国原有文化、文明体系已经基本宣告死亡了。

　　我们知道，人将要死亡的时候会有回光返照的现象。回光返照用《易》学的术语叫做：“一阳来复”。在中医看来，回光返照其实是起死回生的大好时机。这个“一阳来复”如果能够抓住，则就会“否极泰来”。所谓的圣人，就是中国固有文化、学术体系将要死亡时的回光返照式的“一阳来复”。也就是说，所谓的“紫薇圣人”是整个中国文化、文明体系的最后挣扎。如果紫薇圣人失败了，则整个中国历史就都失败了。也即三皇五帝、诸子百家、唐宗宋祖，统统失败了。紧跟着，中国人会变成世界强势文化体系的俘虏；很显然基督教是目前世界上的最强势文化体系，中国将从此全面基督化。所有中国人都会变成西方式的教徒，至此传统中国人的灵魂就彻底死亡了。中国就会同古波斯一样，变成伊斯兰化的伊朗。中国人会将自己的历史统统抹杀掉，五体投地地改宗耶稣基督。

　　中国犹如一个历经沧桑的大树，鸦片战争以来，遭到“凭借船坚炮利、工业领先之西方文明”的全面绞杀。这棵生长了数千年的大树遭到了刀砍火烧、虫吃鼠咬，已经枝叶尽失。甚至这个中华大树的树干也折掉了。还好曾经繁荣了数千年的中华大树曾经根深叶茂过。虽然树冠、树干都被毁掉了。但是地下的根系依然庞大，一时半会还难以被斩草除根、连根拔起。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社会流行起文化解构现象来了。西化的上层精英开始全面解构中华文化的概念体系，爱国概念被解构，英雄概念被解构，民族的概念被解构、血统的概念被解构、统一概念被解构。主流社会试图将自己的传统连根拔起。令人悲怆的是：中国人自己在挖自己的祖坟，而且是在咬牙切齿的状态之下狠狠地挖。主流社会痛恨自己的祖先没有给自己带来普世价值，痛恨祖先们制造了专制，影响自己享受西方文明的光辉。

　　当一个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主流们都在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斩草除根式的大清除时，这个文化体系还能靠谁来保护呢？至此，这个文化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抵抗能力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否极”的状态。

　　传统中国的死亡，在我看来已经不远了。传统中国仅仅生存在这个社会的草根阶层之中，草根阶层是否能够抵抗掌握强大话语权的主流精英阶层呢？如果能，则这个文化体系还不至于死亡；否则，不出“一甲子”的时间，整个传统中国都将彻底变成历史。如果这个文化体系不能在仅有的草根支持者中，迅速产生一个可以适应新时代的“集大成者”；则任谁都无力回天了。甚至连“回光返照”都不会出现，只会“否极”后，无声无息地死亡。传统中国只有迅速产生一个足以引领时代的“集大成者”，才足以扭转颓势避免死亡的结局。这个“集大成者”，就是推背图、马前课之中的拯危救难之圣人。或者是所谓的“紫薇圣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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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抽象为一个太极，而太极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圆”。潮起潮落、一张一弛、盈亏圆缺，才能长久生存。“只涨不落”或“只落不涨”，“只张不驰”或“只驰不张”，“只盈不亏”或“只亏不盈”；统统不可长久。老子曰：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认为天地尚且不能长久，万事万物都不可能不顾张弛而直线前进。根据易学原理，任何事物都在兴盛时期全面展示自己的内涵和外延；而都在衰落时期全面检讨和提升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兴盛时扩张自己的领地，衰落时提升自己的内涵。兴盛有兴盛的作用，衰落有衰落的作用。而持续兴盛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也有自己的涨潮期和落潮期，虽然王朝的兴衰也是一个张弛有度的周期，但是从文明角度来说，王朝兴衰的周期太小了。只有文明兴衰的周期，才足以提升整个文明的质量。一种文明，只有在遭遇到全面而系统的危机后，才有可能得到全面而系统的提升。中国文化目前的“否极”状态，就是一个全面提升的机会。可是这也是一个绝对危险的时期，到底是“否极泰来”呢？还是“回光返照”呢？这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

　　一张一弛为之道也，张有度、驰亦有度，才能保持一个事物的生存和发展。持续刚强则会坚而易碎，持续衰落则会魂消魄散。长久处于“否极”状态，则就会逐渐死亡；可能会永远都迎不来“泰来”状态。而“否极”状态会激发事物生存的欲望，这种欲望会挣扎着给自己创造生存的机会。这是“泰来”状态出现的根本保证。中华文明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处于“否极”的状态，到如今将近100年了。而“否极”状态下的中华文明，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因为自己的主流社会已经全部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原先为自己辩护的群体逐渐消失了。连最根本的爱国、民族、统一等事关生死存亡的概念，都遭到了自己社会精英阶层的不懈解构；这个国、这个族也到了气数将近的时候了。若不能尽快结束“否极”状态，核心价值观被解构完毕后，一旦王朝崩溃则就意味着整个文明的彻底崩溃。所以，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产生一个足以同整个主流社会相抗衡的“集大成者”。就变成了这个文明能否继续生存的最后希望。如果有所谓的“紫薇圣人”，则该“圣人”就是这个可以扭转乾坤的“集大成者”。

　　中华文明在自身文明的“落潮期兼王朝衰亡期”，遇到一个勃兴的新基督文明。遭遇到了非常彻底的失败；可以用一触即溃、一败涂地来形容。印度教、伊斯兰教都不曾遇到如此彻底的失败。让人喟叹不已的是：一个持续兴盛了数千年，创造了几次辉煌盛世的庞大文明体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西方文明真的如此厉害吗？可是如果说是西方文明太厉害的话，为什么他们对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束手无策呢？鄙人经过反思，认为同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缺少了刚强的宗教外壳。缺少宗教体系的保护，就没有清除异己思想的强力。在伊斯兰文明中，如果有成员离经叛道，会立即有肉体死亡的危险。缺少宗教体系的保护，看似是中华文明的劣势，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优势。正是这个特点，才使得中华文明拥有更化自新的能力。而所有拥有宗教外壳的文明，一旦宗教外壳被攻破，则就将失去所有的内涵。并且，因为宗教外壳的存在，使得他们文明都存有无法逾越的思维红线。这些文明的更化自新的能力已经被死死限制在一个固有的范围之内了。蜗牛壳虽好，可是蜗牛永远不可能脱离外壳而获得彻底的发展自由。只有中华文明，才可能不停地更化自新，直至发展为人类的终极文明。而一旦中华文明能够在目前的“否极”状态下，产生一个足以同整个主流社会相抗衡的“集大成者”。则中华文明也就完成了“否极泰来”的转换，这个文明的再次兴盛将变得不可遏止。

　　放眼整个世界，制造了无尽冲突和屠戮的几乎都是那些自以为是、不肯反思、唯我独尊的宗教文明。将人类社会推到难以为继边缘的也是为了自身的永续兴盛而不断向外界转嫁危机的西方宗教文明。将世界推入恐怖主义深渊的，是弱势但是又从来不肯反思、不肯服软的另一个西方宗教文明。出世的佛教文明不事耕作，过于重视自己精神世界；哪怕其他文明将世界推向灭绝的深渊，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也是同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怕造业，怕下地狱，怕死（精神之死）怕的胆小如鼠。印度教文明醉心于“高种姓统治低种姓，低种姓死后转世高种姓”的游戏；靠他们救世，不如找块石头去膜拜。所以，拯危救难；唯有中华。拯救中华，唯有新“集大成者”。这个集大成者，可以被世人称为圣人或者“紫薇圣人”。

　　易经是中华文明远古时代的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文化成就。善《易》者，可以将任何事物抽象为一个太极图。也可以将任何事物的发展演化，抽象为一个六十四卦的卦象图。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只要被抽象成相应的卦象；则其所有的发展变化，就都可以了然于胸啦。所谓“善易者不卜”，就是因为“善易者”已经看清楚事物发展的前景了。鄙人在没有习《易》时，认为所谓的推背图和马前课等，绝对是“玄学”。可是现在却认为，能够知晓上下五千年的，并不一定是玄学。

　　“圣人”或“紫薇圣人”，是古人根据易学卦象而推测的一个“否极”和“泰来”状态转化的枢纽人物。古人根据《易》学，认为只有这样一个圣人出现了，才能使得人类社会不至于走到自我毁灭的深渊。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在拥有核子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当代，人类毁灭、地球毁灭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旦人类社会长久不能产生一个能够消弭各个宗教文明之间隔阂的伟大思想者，则毁天灭地事情出现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可以断定，这样的集大成者肯定会出现，至于这个集大成者被称为伟人、圣人还是“紫薇圣人”，这无关紧要。

　　从第二个问题中，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圣人只能出现在中国。所以，不用坐飞机全世界去寻找了。只要在中国范围之内寻找就可以了。中国的港澳台，地处文明的边缘。对于文化的沦丧没有彻肤之痛，对于国家的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有感性认识。海外华人作为一个脱离母体的群体，中国亡与不亡不太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港澳台、海外华人群体几乎可以被排除了。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主流社会恨不得传统中国早点死亡，他们在热切盼望着一个基督光辉照耀下的中国，作为香蕉人他们对中国彻底消亡一定是乐观其成的。君不见有些人宁可中国被殖民也要实现宪政民主吗？君不见他们为了促进宪政民主而在不懈地解构中国固有文明的概念体系吗？靠他们实现传统中华文明的复兴，几乎是不靠谱。所以，可以将目前中国主流社会的所有精英全部排除在外。

　　经过一翻排除之后，还剩下谁呢？是的，只剩下中国社会的底层了。而最底层中没有为了生计而没有闲暇时间的多数工人、农民、农民工，也几乎可以排除在外了。他们没有时间思考这些距离生计比较遥远的事情。那么，就只剩下一个群体了。是的。它们是底层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之中的草根阶层。而在这个电脑和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如果有圣人，则这个圣人一定就在网上进行自己的理论构建。所以，寻找圣人，不用坐车到处跑，只要在网上寻找就行了。只要这个所谓的圣人已经面世，则一定会在互联网上到处得瑟的。所以，大家只要在各大论坛、各大社区里去寻找就行了。

　　祝大家好运，希望早日找到能够拯危救难的圣人或“紫薇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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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3日，新华社北京推出人物特稿：“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就是说，习近平将坚持一切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无论是改革、建设还是反腐，都是如此。这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习近平的政治立场。

　　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否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是鉴别一个干部是真为人民还是假为人民的标准。那种仅仅宣扬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利益，还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为人民。因为，封建社会的许多官员也都这么说。其实，他们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是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只有那种不仅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还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地为人民。尽管习近平在十八大就职演说中已经强调“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但是，这一次新华社将其单独拿出来且整篇地讲，其分量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看来，“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源泉”，就是习近平的政治宣言书，宣示习近平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之福，人民之福。

　　习近平的立场确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为人民服务？

　　究其实，就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由于前面没有道路可循，全凭自己摸索。前苏联走偏了，结果，党垮塌国解体了。中国也在摸索。从毛泽东那个时候起，搞合作化、人民公社、文革，都是对社会主义之路的探索。道路虽然走得艰难，但是，大方向正确，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毛泽东去世后，这个探索停止了。不问姓资姓社了，不管白猫黑猫了，不争论了。结果，路也跑偏了。现在，国家变得岌岌可危了。

　　由此看来，摆在习近平面前的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问题，而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不仅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所有社会主义者努力破解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已经彻底变修了的中国，倘若不首先从理论上破解这两道难题，要想光复社会主义，那是绝不可能的。好在，这个诞生了世界级伟人毛泽东的泱泱大国，不仅拥有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有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有毛泽东时代的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经验，还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教训，更有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且非常热爱毛泽东的几代人，我们坚信，我们一定不缺这方面的人才。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中具有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只要习近平坚定地践行自己的政治宣言，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祝福中国，祝福人民，祝福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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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击水按：该文曾经于2015-1-12贴在网络上，点了许多人的名。当时，李定凯来信回复“你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啊。天下的人都给你批尽了，不妨你自己实行一下你的主张，做个示范如何？ lidk”  。一年多过去了，现在，回头看，我依然坚持我对于他们的批评，并在这篇的基础上，又写了一篇《请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论者思考并回答》，对激进的左倾革命派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革命左派斗争的首要目标是修正主义，是走资派。革命左派未来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两点上，左派应该是一致的，至少表面是这样。大家的分歧在于实现的方法。所以，左派内部的争论，不是目标的争论，方向的争论，而是方法的争论。

　　那么，斗争的正确方法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呢?

　　众所周知，马列毛主义讲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如果无产阶级左派搞无产阶级革命而脱离马列毛主义，自己躲在屋内苦思悯想，期望依靠拍脑瓜凭空杜撰出一个什么理论，就要拿来指导中国革命，那可就滑天下之大稽了。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去看一看马列毛主义是如何说的，虚心向革命导师请教吧。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第一条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我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里面的“条件”二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获得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决不能委托给其他的阶级，必须要依靠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斗争。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且不谈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其他条件，就谈马恩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要依靠无产阶级自己和毛泽东强调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有一个革命党，我们不妨就拿这两个条件，将所有自称左翼的人士照一照，并以此为标准，给中国左派来个大致的分类。

　　一、以红歌会网、复兴网、正道网、昆仑策网、华岳论坛等网站的张宏良、张勤德、恽仁祥、韩德强、孔庆东、昆仑岩、王立华、戴旭、罗源、艾跃进、巩献田、黎阳等为一派，对于这两个问题，他们究竟怎么看？事实是，他们从未赞成过。尽管他们整天把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挂在嘴边，也一再提出要搞大众民主或者人民民主，但他们从来不赞同“另起炉灶”，从来不是坚持依靠无产阶级同修正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而是把中国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了修正主义特色当局的身上，寄托在已经彻底变了质的特色共产党的身上，寄托在当朝皇上搞二次文革的身上。不仅如此，他们中有人竟站出来，公开指责“另起炉灶”的左翼人士为“左派带路党”，恶狠狠地将这些人置于特色当局的专政机器之下。既如此，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能说他们是真正热爱毛泽东么？能说他们是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么？能说他们是赞成革命么？能说他们是革命左派么？他们的阶级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啊？一直以来，这些左派大佬长期霸占左翼的话语权，严重误导左派，极大地干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觉悟了的革命左派如果不站起来和他们进行积极的斗争，不有力地批驳他们散布的大量谬论毒论，行么？倘若我们依了这些左派大佬，同他们妥协，无产阶级革命还如何开启啊？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二、以红中网的李民骐、左向前、水边和红旗网的位卑、清源等为代表的一派，尽管他们也主张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要依靠无产阶级自己，也不反对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但由于他们无视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被专政的客观现实；无视特色无产阶级没有丝毫的政治民主权力的客观现实；无视特色无产阶级至今一盘散沙的客观事实；无视毛泽东一再谆谆教导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无视毛泽东一再谆谆教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无视毛泽东一再谆谆教导的“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无视毛泽东一再谆谆教导的“【反动派的】‘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他们整日幻想者“毕其功于一役”，一口吃个胖子，不屑于首先为组织起来另起炉灶做积极的不懈的努力，结果，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一直就是空谈，最终沦为不干事的口头革命派。尽管他们也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们也猛烈抨击修正主义，尽管也猛烈批判左派内的右倾投降派，但在实际效果上，他们和张宏良、张勤德、恽仁祥、韩德强、孔庆东、昆仑岩、王立华、戴旭、罗源、艾跃进、巩献田、黎阳等殊途同归，对特色终究是落了个小骂大帮忙。

　　三、项观奇、高居矛、袁庾华、宇太、崔文华、卢麒元、孙锡良、大风、工弩、愚悻等，他们一致强调左派的独立性，坚持左派必须组织起来，是彻底革命派。依据彻底革命派对待特色党和资产阶级的态度，其又可分成三派。一派坚持推倒一切重来，是彻底革命派中的激进的左倾革命派。他们与社会主义革命派是五十步笑百步。另一派主张左右合流且以资产阶级为主导，无产阶级给资产阶级当尾巴，先干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推翻特色党，再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彻底革命派中的另一种右倾投降派，只是，投降的对象不是修正主义特色当局，而是资产阶级西化派和企图颠覆中国的国外势力。第三派，坚定地将民族主义的旗帜揽在手中，坚持依靠无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性，坚持建立反修民主统一战线，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对待特色党和资产阶级的另外两手，坚持阶段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辩证统一，坚持先干无产阶级主导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待取得这场革命胜利后，再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坚定地赞同后者，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代价最小且最有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斗争办法。

　　面对左派内的意见纷争，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秋石客回答：“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最近，不少善良同志高呼团结。他们不知道列宁同考茨基第二国际斗争才有第三国际;同孟什维决裂才有十月革命。同样，中共不批倒陈独秀就不能终止右倾投降主义;不批倒秋白、立三、王明就不能纠正左倾冒险主义;不开遵义会议斗争，就不可能找到正确路线和领袖毛主席。”我希望左翼通过热烈的讨论，激烈的斗争，最终能够拨云见日，在正确的思想上达成共识，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战胜一切困难，取得反修斗争的伟大胜利，从而走出一条可以引领世界走出困境、迈向文明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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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革命左翼内部围绕着当今革命性质的问题争论不休，一种是社会主义革命，一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一种是宁可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助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持这种主张的是极少数同志，这里就不提了）。究竟哪一种符合当前的实际呢？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就从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开始吧：

第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中流击水点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了如下两层意思：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包含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双重性质的革命。那种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仅仅看成是单一的民主主义革命或者单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都是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

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还包含了革除官僚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专制体制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以便巩固革命成果。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即便是革命胜利了，官僚资产阶级还会伺机卷土重来，社会终将跳不出朝代兴衰的周期律。事实也正是如此，前苏联因此党垮塌国解体，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因此早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在此，我请大家认真思考：当今特色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反帝、反一党专制、反官僚资本主义是不是当下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毛主席说的上面这段话，今天果真过时了么？

第二、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流击水点评：这一段，毛主席精辟地讲了整个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讲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在此，我提请大家认真思考：诚如清源等同志所说，“封建地主阶级是早已经被孙中山和毛主席领导的民主革命所消灭了”，但后来呢？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归了政府，上面又加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地主阶级换成了被毛主席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皇帝换成了党的领导重新粉墨登场，清源就不认得了，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啊？尤其是后来，随着毛主席去世，邓小平上台，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掩护下，他们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大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官僚资产阶级卷土重来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民主究竟在哪里呢？面对特色共产党的专制统治，面对宪法规定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大被架空，面对宪法第三十五条成为摆设，面对毛泽东旗帜网、主人公网、红旗网等左派网站不断遭到封杀，面对红中网不得不将域名搬到国外等客观事实，清源等同志竟然闭着眼睛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早已经完成”了，是这样么？

洛阳会议纪要的认识倒是符合实际，指出“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这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力量，我们都可以联合，只是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独立性，不要忘记我们路线、目的和方向。 ”这也就意味着洛阳会议纪要承认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这一事实。既然如此，你们凭什么口口声声坚持要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呢？你们不觉得你们提出的主张和客观实际相矛盾么？

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中流击水点评：所谓“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民主革命掌握了政权之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请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俄国十月革命是建立在二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掌握了实际权力的基础之上。“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在此，我请大家认真思考：面对特色现实，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了么？民主革命在全国果真胜利了么？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请问社会主义革命论者，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该如何启动啊？

恩格斯在其《共产主义原理》开篇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恩格斯回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何以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者那里，居然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不讲了呢？

第四、毛主席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有两场著名谈话：一场是和黄炎培的，是关于如何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另一场是和胡耀邦讲什么是政治的。毛主席告诉胡耀邦：“我认为政治就是两句话，把自己的人团结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中流击水点评：过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很好地贯彻落实了上面的思想。今天，我们结合实际再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是对这一思想的再次体现。美国华尔街斗争提出的口号是“99%对1%”，遵从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很对。可是，我们的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勇敢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者们硬是把特色社会分成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加分析地一股脑地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此次革命的对象。他们挽起袖子挥舞着鞭子赶处于中间状态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般资产阶级到敌人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来反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陷身处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于孤立。这样的革命若能取得成功，我看那得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才行？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

第五、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摘自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中流击水点评：中国毛派联合”《二次会议纪要》提出：“社会主义再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经过共产党），是以工农阶级、包括站在工农阶级一边愿意投身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广大干部、广大党员、广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同时，为了成功进行这一革命，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劳动者阶级的革命群众、包括从事劳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反对法西斯专制统治的集团、阶层、政治力量，从而结成最广泛最有力量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统一战线，孤立打击最反动最凶恶的以修正主义、法西斯专制为其政治特征并执掌政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死心踏地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私营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势力和公开或不公开支持、操纵这个阶级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势力。”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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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劳动者阶级的革命群众、包括从事劳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反对法西斯专制统治的集团、阶层、政治力量，从而结成最广泛最有力量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又摆出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架势，不仅不尊重处于中间状态的势力的利益，还要革你要团结的处于中间势力的阶级的命，你让中间势力如何向你靠拢啊？你当人家都是傻子啊？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尚未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根本谈不上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多少年来，我们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也不是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而是恰恰相反，屡战屡败，在这种状态下，你的反对主要敌人的统一战线如何能建立起来啊？既然如此，请问你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究竟如何启动啊？

第六、毛主席说“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摘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中流击水点评：这实际讲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合理分配，也是讲未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政权的建设。如果依照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主张，他们必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一人独吞”、“人莫予毒”了。这种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难道拿到二十一世纪就行得通了？真诚的奉劝尚未掌握政权、尚且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论者们：好好想一想吧！【完】

附：中流击水回复网友的评论【选摘】

长江边：今天的阶级斗争客观现实是普遍的无产阶级与企业主老板资本家直接的阶级矛盾冲突为主流的，难道要求今天无产阶级抛弃这一阶级斗争历史任务，去与这些老板资本家联合起来反抗今天官僚权贵资产阶级？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客观的阶级斗争运动过程会按照你耍嘴皮子的轨迹进行吗？
  
中流击水：既然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有差别，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差别本身就是矛盾。那么，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就要利用这种矛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尽管无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也存在着矛盾，则必然存在着斗争，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这种斗争的必要性（过去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共产党和屠杀他的国民党蒋介石就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相对于当权的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他们的矛盾是处于次要的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如同相对于无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共产党与一贯屠杀他的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一样）。因为，在同一个时期，不可能存在两个主要矛盾。要么无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么无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二者必选其一。只有那种自以为是的、刚愎自用的、顽固不化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鼠目寸光、愚蠢如猪、狗屎不如的糊涂蛋、搅屎棍才把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捆绑起来作为同一个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的主要敌人。比如，你就是这样。

赤胆忠诚： 共产党一国民党一日军，前两者是阶级矛盾，前两者与后者是民族矛盾，当民族矛盾紧迫于阶级矛盾时，故有国共联合对日;而现在的无产阶级一特资集团一在野资产阶级中，后两者同属资产阶级，在当今资无矛盾中，又岂有联合一部分资去反另一部分资的道理?当然，两种资之间也有它们的矛盾之处，无产阶级可以分化利用瓦解它们，但是，千万要记住了，它们虽有矛盾，在面对无产阶级时，却是会毫不犹豫的联合起来的。因此，所谓联合在野资去反特资，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流击水 我从来没有忘记在野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妥协性和投降性，从来没有忘记特资集团与在野资产阶级两种资之间虽有矛盾，但他们在面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定是会毫不犹豫的联合起来的道理。所以，面对无产阶级本身出于被专政的弱势地位的客观实际，我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论。因为这种论调将在野资产阶级和特资捆绑起来，极大地扩大了敌人，陷无产阶级革命与孤立，大大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难度，从而决定了这种革命必败的结局,并会因此给无产阶级革命势力造成极大的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但若因此否认联合在野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实际是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那就不对了。因为那样，则是否认特资和在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存在，否认无产阶级利用他们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是完全错误的。

另外，我利用国共联合抗日打比方，是说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一定要分清主次矛盾，要害是在这里。尤其是由于承担着种族大清洗任务的转基因大举进入中国并成为国人的主粮摆上国人的餐桌，面对亡族灭种的巨大威胁，使得民族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形下，不仅无产阶级与在野资产阶级联合反转基因的可能继续存在，即便是无产阶级与特资联合反转基因及其背后的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国外大资产阶级的可能性也冒了出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种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倘若我们看不到这种形势的变化，固守成见，则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有害的。

反转基因斗争的兴起，将为左翼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希望左翼朋友们务必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对反转基因斗争予以高度重视，一定要将其当作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对待！希望北京方面的有关人士尽快组织召集一次以建立反转基因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主题的全国范围的反转基因动员大会。

太行玉笛:中流击水同志，转基因主粮是美国强加给中国人的吗？  

中流击水: 是，这是一个阴谋，也是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佰骥:转基因还是我们政府的战略国策的选择.这其实毋庸质疑的。科学一点说是改开引起的。

中流击水: 改开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只要走这样一个路线，必然有这样的结果。其情形，就犹如只要蒋介石坚持独裁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围剿红军的路线，就必然给外敌以可趁之机一样。 所以，过去，要想抗战胜利，就必须反独裁专制的政治路线，争取民主，就必须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围剿红军的军事路线，坚持一致对外。今天，要想打赢反转基因这场战争，就必须唤起民众，争取民主，必须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 反帝、反官僚资产阶级、反专制，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过去，抗战是目的，争取民主是确保抗战取得胜利的保障或者手段。反过来，通过抗战唤起民众，使人民获得民主，又是斗争要达到的重要目的，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现在，反转基因背后企图灭绝中华民族的美帝是我们的目的，唤起民众争取民主反对专制是取得胜利的保障。反过来，通过反转基因斗争，唤起民众，达到争取民主的目的，从而为反对修正主义和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反转基因斗争，为左翼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唤起民众、争取民主而斗争提供了难得机会。我坚信， 转基因的大举入侵，必将再次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凝聚起来，从而开启中国伟大革命的崭新阶段。

林林:转基因为何能进口中国？连印度都能抵制，为何堂堂的特色敞开大门进口？找吗，要找真正的凶手。

中流击水:你说的，我都知道。难道日本鬼子大举入侵中国还不是蒋委员长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结果？无论如何，在面临亡种灭族的威胁面前，一致对外都是不二的选择。

马列托主义者:新民主主义论转向转基因了……

中流击水：反转基因是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主义，问题连着主义，二者密不可分。从本质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救国论和反转基因救国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为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造大船。反转基因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突破口。返回来，反转基因斗争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指导下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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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后来党校教授出面解释所谓“改旗易帜”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全盘西化），很对。因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但是，说和做是两回事。至于将来究竟怎样？我们还要继续看。另外，报告还强调“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具体内容有三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说法，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搞资本主义，最后就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一条道路，现在已经如强弩之末。因为胡锦涛坚持这样一条道路，曾被张木生先生形象地形容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如果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指的这种，则无异于习近平接住并抱紧了定时炸弹。其对于习近平本人、对党和国家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种说法，就是走没有薄熙来的改良主义道路。实践已经做了证明：重庆做法，一不可持续，二不可复制。由于薄熙来的做法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触动了他们的底线。重庆的实践最终以薄熙来失去人身自由而告终。薄熙来就是习近平的前车之鉴。即便习近平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要搞改良主义，也注定不行。换了谁，也不行。因为这是阶级斗争。你不找他他找你。回避是不对的。否认更是错误。一定要明白，薄熙来不是被具体的某一个人打倒的，而是被国内外党内外的敌对势力、贪腐势力、西化势力，是被国内外党内外的官僚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共同打倒的。这是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得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的修正主义路线。你的改良主义办法，是一定逃不出它的魔掌。自然，你的改良主义就一定跳不出既不可持续，也不可复制的怪圈。与此相对应，你期望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维持官僚资产阶级的独裁专制统治，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为，革命在后面已经跟上来了。

　　第三种，宪政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做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且谁率先走出去，谁就能开启新的文明，引领整个世界。

　　请问，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究竟是哪一种？显然，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是不清楚的。尽管习近平同志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尽管习近平同志此前曾经提出过清党的问题，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但是，这些话语有且只有统统化为行动，且归结到依靠人民主动开启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种解释时，才真正有用和有效。

　　三种解读，也就意味着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存在着三种可能。还有，我们要考虑到：习近平绝对不想让定时炸弹在他手中爆炸，这是其一。其二，习近平绝对不想做第二个薄熙来被孤立、被架空甚至被打倒。其三，习近平想成就一番大业。也就是说，习近平存在着走第三种解读的可能性。倘若看不到这一点，是近视眼。倘若否认这一点，更是完全错误的。既然如此，那么左派对待习近平的正确策略，在我看来，就应该是对习近平采取帮（把社会主义的道理讲清楚了）、促（就是坚决批判另外两种错误的选择）、逼（就是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要做的就是力挺薄熙来，一定要把事态搞大，务求还薄熙来自由）、联（就是拉着习近平和我们一起干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那种一味地把中国无产阶级的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这个新主子身上的做法，是右倾投降主义；相反，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考虑习近平存在左转的可能，一把将习近平推到敌人一边去并执意将其打倒的做法，是左倾教条主义。这两种认识和做法都是简单的，片面的，是完全错误的，是坚决要不得的。

　　20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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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党庆前夕，第五代智囊张木生接受共识网主管的采访时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说：“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充满信心地预言“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为此，张木生开出了“重归新民主主义”的药方。因为，我是一直主张“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出于好奇，我产生了要进一步了解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的冲动。于是，我通过网络搜到了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及其相关报道，仔细拜读，我发现，我主张的“宪政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主张的“重归新民主主义”，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下面，我就有关“新民主主义”的一些问题与张木生先生商榷，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斧正。

　　一、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我的认识是：新民主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两个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参加，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无产阶级阶级主导下，建立一整套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宪政管理体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义语。亦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

　　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都有详细的阐述。下面，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重要论述，也好与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做一个对照：

　　1、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是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摘自《论联合政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是冒险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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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利益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摘自《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摘自《论联合政府》）“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和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摘自《论联合政府》）”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那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导阶级该如何确定呢？

　　毛泽东在他的着作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摘自《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城市斗争中，……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摘自《论人民民主专政》）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摘自《论联合政府》）

　　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的具体体现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宪法第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里实际讲的就是新中国的国体。随后的第三条至第二十条，不过是对这一条的进一步细化。宪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这里实际讲的就是新中国的政体。在此后的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和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以及第二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不过是对这一条的进一步阐释。完全可以这样说，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光辉思想的具体实践。

　　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局限性

　　第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的属于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这个权利必须归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根子，是共和国的命根子。一旦没有了这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复存在了。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里。毛泽东让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他领导的社会滑进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泥坑。

　　第二，宪法序言里面提到”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就使得共产党凌驾于”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之上，凌驾于人大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宪法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变成了共产党党国。

　　第三、毛泽东后来违背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论述，违背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提到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这一正确思想，在我们生产力水平尚未足够发达时，就着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当尾巴割掉，带领国家跑步跨入了社会主义。

　　以上是毛泽东在成功打碎旧世界后，在建设新社会时所犯的三个严重错误。可是，他却并不知道。这是产生他乃至于中国后来所有悲剧的总根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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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主义”

　　上面，我们已经谈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以及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下面，我们看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主义”。

　　在《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这篇文章中，张木生明确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张木生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显然，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干资本主义，就是改头换面的“邓、三、科”，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而他的”坚持共产党领导“，正是坚持专制，坚持特权，坚持修正主义统治的代名词。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线一直走过来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专制主义。张木生现在提出的”重归新民主主义“，无非是要中共第五代领导中国沿着这条祸国、殃民、亡党的修正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

　　但是，上述所说，也只是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的一面。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的另一面是，“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张木生要中共第五代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也执行他诠释的“新民主主义”。如果按照张木生的这个思路走下去，实际就是彻底的干资本主义，充其量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民主社会主义。张木生的这一面，不仅使他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流合污，同时，与他提出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相矛盾。张木生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如此看来，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不仅与新民主主义毫不沾边，张木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观点，更是对新民主主义的严重歪曲。尽管张木生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观都不合适。越是民主社会主义，越要与马列拉开距离。‘第三条道路’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工联主义思潮的复辟。欧盟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高福利国家都混不下去。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与战争、殖民存在直接关系。现在是‘一超独霸’，‘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五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干净的。西方民主实质上就是为民选主子，选出来的人都斗不过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西方政府管收税、打仗，老板管社会上的事，总统、老板换来换去，自由不过是买卖人的自由”，尽管张木生的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可是，张木生主张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又是什么货色呢？除了打着“重归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贩卖自由资本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难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解释么？这样的主义，解体了前苏联，摧毁了苏共，也早已经把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继续下去，又能是一个什么的样的结果？难道还用猜么？

　　在文章的开头，我就已经提到了，新民主主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先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方有新民主主义社会。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现实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在“邓、三、科”修正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制，中国的社会制度倒退了至少一百年，成了官僚特权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黑恶势力的法西斯统治。在不经过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绝无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可能。既然如此，张木生的不仅在经济上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也要实行这样一条路线的主张，除了必然泡汤以外，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结果么？更何况，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尚且认识不到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不足。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极大地限制了张木生，使其终究不能够开出破解中国问题的正确药方。

　　五、重庆模式与中国出路

　　我注意到，张木生谈“重归新民主主义”，大多是与重庆模式联系起来的，实际就是借总结重庆经验，探索中国改革发展道路。尽管张木生开出的药名正确，内容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其为国为民的良好动机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

　　另外，对于薄熙来及其重庆做法，我也是一直关注着的。我以为，中国出了一个薄熙来，不简单，也不容易。对于重庆做法，我一分为二地看。首先，我以为重庆做法的动机是好的，是有利于重庆人民的，是应该肯定的，否定之，是不对的。但是，重庆做法，一不可持续；二不可复制。这是必须要给其指出来的。对于那种过分拔高或者肆意贬低重庆做法的论调，我以为都是不足取的。

　　关于中国怎么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在《李文采：我看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已经做了大致的阐述（为了大家阅读方便，我将该文链接附在后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我把它复制过来，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

　　“我提出的一些列主张，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地区。而是事关全局的根本性的东西。无论是纠正修正主义路线，还是革除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最终的指向，都在中共中央。所以，我的这些喊话，不仅是对着革命群众，指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还是对着中央的。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在地方率先取得革命突破的可能。过去，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后来，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遗嘱，背叛革命，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结果，逼出了个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一九六六年，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么现在，中国地方的孙悟空安在？会出么？

　　我想，会有的！如果HW不纠正修正主义路线，不改革党国党国官僚体制，这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必然会出现！对此，我坚信不疑！关键是，这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要炼得火眼金睛。这个个火眼金睛就是吃透马列毛主义，掌握其精髓。不惟其如此，还得手持金箍棒。这个金箍棒在今天来看，就是宪政新民主主义。”

        2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