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施用勤译审访谈录目录
施用勤,1949年生于上海,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1984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工作,后转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研究工作,近20年来,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和相关研究。出版了译作《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先知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与他人合译,全书统校),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论文。本刊特委托民间托洛茨基思想研究者、工程师赤心先生就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问题采访施用勤先生,整理出这篇访谈,以飨读者。 图片来源: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
赤心:施老师,我一直关注您对托洛茨基的译介和相关研究工作,您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写的译者前言是国内正式出版物中首次全面肯定托洛茨基的文章,您参与翻译和全书统校的《先知三部曲》对国内读者全方位了解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斯大林对它的歪曲和背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您连续出版了您编译的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论中国革命、论反法西斯斗争这三本重要著作。此外,您还翻译了他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三卷本)、《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他被斯大林驱逐出国后的文集三卷。依我管见,您是当前国内译介托洛茨基工作中用功最勤的人。另外在您的相关研究文章中,对俄国革命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您的文章见解独到,论证严谨,史料翔实,很有说服力。很荣幸受《文艺研究》的委托,请您谈谈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 施用勤:这是一个大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领导了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内战期间红军的创建者和统帅,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列宁身后,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争取党内民主和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斯大林进行了殊死斗争。他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革命,还涉及军事、文化、经济、思想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说,他的生平如此丰富和辉煌,随便从中抽取一个片段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不知你想从那里开始。 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桥梁赤心:那就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吧。托洛茨基于1905年革命前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其后又不断地对其进行补充和发展,请您谈谈不断革命论的内容及其对俄国革命的实际影响。列宁一直未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他是否反对这个思想? 施用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不复杂,可简单概述如下: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没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俄国无产阶级肩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不可能让运动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上,必然会使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论证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还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他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证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并明确地说,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取得政权。这一理论打破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致认可的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据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证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远的历史前景,而是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助产士的作用。不过在这一理论于1904年底问世时,却遭到了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一致攻击。不仅如此,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胜利,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和逝世后,这个理论被当权的多数派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时,也都从批判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使这个理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首先来看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这是误读。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推翻了沙俄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土地革命。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结束战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完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最终完成。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满的证实,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间隔,它们交织在一起,交错在同一个阶段中。 你说列宁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不断革命论,是不对的。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开始主张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都认为这是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人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为什么呢?列宁从1905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一直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这点上,他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的预见截然不同:列宁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只能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表明,列宁当时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与三个阶段论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与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只是他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列宁在1905年预测当时的革命结果时明确地说,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临时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任务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因而排除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还点名批评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说后者忽视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即无产阶级不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最终要夺取政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难怪当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夺取政权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高层对他的抵制,如斯大林、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拒绝刊登列宁的《远方来信》。列宁回国后,他的《四月提纲》也遭到党的上层的抵制。在信和提纲中让他的战友认为是不能接受和发表的,就是他在其中号召工人进行二次革命,即推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政权。而这大大出乎那些已经准备在苏维埃中充当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意料,他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他们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采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虽然二人在表述上不完全一致,在列宁的文章中,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说成是革命的第二阶段,但由于这两个阶段紧密地衔接在一起,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都没有彻底实现的情况下,就要开始实现最高纲领的第二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融合在一起了,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也就是说,列宁以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比在口头上承认和支持更加重要。但列宁未能使党的上层心服口服,未能消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因此,每到紧要关头,党的上层都会产生重大分歧,最突出的是在十月革命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然反对起义,斯大林等人是消极观望。而在这些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完全一致。这大概也是在十月革命及其准备期间,列宁不仅不能依靠他的弟子,而且还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并分外倚重1917年5月(俄历)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的原因吧。 托洛茨基
有望改变历史进程的斗争赤心:您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集,能否叙述一下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意见吗?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是否正确? 施用勤:直到改革开放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才不再是禁区。近20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做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但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研究有限,很难在这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 对托洛茨基研究介绍的缺乏,甚至在权威党史著作中也有反映。如几年前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肯定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说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认为他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有: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我在这里首先指出作者的无可争议的误读。托洛茨基坚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托洛茨基坚持的只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独立政党的身份与后者合作。至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说法,表明作者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无所知。正是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革命才能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土地革命。莫非大革命失败后,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我把双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归纳为三点:在理论上是不断革命论VS三个阶段理论,在力量对比问题上是革命社会力学VS常规社会力学,在对待南昌起义和后来的广州起义态度上,则是对高潮与低潮的判断。我在观点在拙译《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译者前言》中有详细的论述。限于访谈篇幅,在此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拙前言。在此只想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之前,都发出过警告,还预见到后来的宁汉合流。在武汉政府清共后,他和斯大林在武装起义上的分歧,实质在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在革命遭受两次沉重打击后,它是处于高潮还是低谷。斯大林认为这时革命进入高潮,于是主张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着手建立此前他坚决反对建立的苏维埃。托洛茨基认为此时革命陷入低谷,因而反对武装起义。两次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为两种形势判断的对错做出了最权威的定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建立在他的错误的三个阶段的理论上,建立在错误的预见和对形势的错误的判断上,建立在错误的依靠对象上,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的政策则建立不断革命论上,建立在正确预见和对形势准确判断基础上的,建立在正确的依靠对象上,不论它是否会带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使那场革命避免实际遭受的惨败,使其进程和结果朝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赤心:主流左翼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大资产阶级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根本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所以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托洛茨基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没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无出路,不是工人阶级革命就是法西斯野蛮主义。但实际情况是现在欧美等国资本主义民主大行其道,甚至原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向它们学习,那托洛茨基的这一分析是否有问题? 施用勤:共产国际提出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是希特勒上台后的事了。而纳粹的胜利,恰恰是斯大林的左倾关门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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