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原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壹)生產力

　　生產力是人的勞動生產能力，表現為勞動生產效率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壹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壹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的，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麼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因此，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了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0頁。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壹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壹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壹代人都得到前壹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壹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壹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的，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例地變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4頁。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我們在這裏壹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壹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6頁。

　　因此，可以說剩余價值有壹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壹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壹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別人，比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壹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做食物[2]。決不應該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各種神秘的觀念同這種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壹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壹個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另壹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系才會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壹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他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3]。此外，資本關系就是在作為壹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系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頁。

　　商品生產的壹般規律是: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的價值創造成反比。這個規律，像適用於其他任何產業壹樣，也適用於運輸業。在壹定距離內運輸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死勞動量和活勞動量——越小，勞動生產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頁。

　　壹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壹起，——在這裏表現為另壹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減少，從而費用減少的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商品作為產品從壹個產業部門生產出來後，會作為生產資料再進入另壹個產業部門。它的便宜程度，取決於把它作為產品生產出來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同時它的便宜程度不僅是它作為生產資料參加其生產的那種商品變得便宜的條件，而且也是它構成其要素的那種不變資本的價值減少的條件，因此又是利潤率提高的條件。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裏，壹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壹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這裏，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如果壹切生產部門都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那麼，單從剩余勞動——壹般勞動時間——的普遍增加就會產生出如下結果:生產部門會劃分得越來越多，勞動和進入交換的商品會越來越多樣化。如果在某壹生產部門中，100個人勞動的時間，與以前110個人在剩余勞動或總勞動時間較短的情況下勞動的時間壹樣多，那麼就可以把10個人轉入其他新的生產部門，過去雇用這10個人所需的那部分資本也是如此。因此，僅僅勞動時間越出即延長到超過它自然的或傳統的界限，就將導致在新的生產部門中使用社會勞動。這是因為勞動時間被遊離出來了；剩余勞動不僅創造了自由的時間，而且還把被束縛在某個生產部門中的勞動能力和勞動遊離出來(這是問題的實質)，使之投入新的生產部門。但是，由於人類本性的發展規律，壹旦滿足了某壹範圍的需要，［Ⅲ－109］又會遊離出、創造出新的需要。因此，資本在促使勞動時間超出為滿足工人的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所決定的限度時，也使社會勞動即社會的總勞動劃分得越來越多，生產越來越多樣化，社會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日益擴大，從而使人的生產能力得到發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發揮作用。但是，如果說剩余勞動時間是自由時間的條件，那麼，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的擴大是以工人限於必要的生活需要為條件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23—224頁。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壹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的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壹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起重物、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4]在這裏，結合勞動的效果要麼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麼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裏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壹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且不說由於許多力量融合為壹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個人在壹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幹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壹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6]這是因為人即使不像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頁。

傑瑞米柯賓

二)最後動力、直接動力和合力怎樣促成了西歐封建社會解體

      當居於統治地位的封建貴族的瘋狂爭鬥的喧囂充塞著中世紀的時候，被壓迫階級的靜悄悄的勞動卻在破壞著整個西歐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固然，在農村裏貴族老爺們還是作威作福，……但是，周圍已經興起了城市:……在這些城墻和城壕的後面，發展了中世紀的手工業(十足行會的和小規模的)，積累起最初的資本，產生了城市相互之間和城市與外界之間商業來往的需要，而與此同時，也逐漸產生了保護商業來往的手段。

　　在15世紀，城市市民在社會中已經比封建貴族更為不可或缺。誠然，農業仍舊是廣大居民的營生，因而是主要的生產部門。……貴族越來越成為多余並且阻礙著發展，而城市市民卻成為體現著進壹步發展生產、貿易、教育、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階級了。

　　……但是不管手工業以及經營手工業的市民多麼弱小，多麼受限制，他們還是有足夠的力量來變革封建社會；他們至少壹直在前進，而貴族卻是停滯不動的。

　　……

　　現在所有這壹切都完全改變了。貨幣重新成為普遍的交換手段，因而貨幣量大大增加。貴族沒有貨幣也不行了。但是，因為他們很少有或者說沒有東西可賣，再加上這時掠奪也完全不再那麼容易，所以他們不得不決定向城市的高利貸者借貸。騎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轟開以前很久，就已經被貨幣破壞了。實際上，火藥可以說只是為貨幣服務的法警而已。貨幣是市民階級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貨幣關系排擠了人身關系、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的地方，封建關系就讓位於資產階級關系。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村中繼續存在著古老樸拙的自然經濟，但是已經有整個地區，例如在荷蘭、比利時和下萊茵，農民都向主人繳納貨幣，而不是徭役租和實物租了；在那裏，主與奴在向地主與佃農的過渡中已經邁出了決定性的第壹步，因而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在農村中也喪失了它的社會基礎。

　在15世紀末， 貨幣已經把封建制度破壞和從內部侵蝕到何等程度， 從西歐在這壹時期
被黃金熱所迷這壹點看得很清楚。 ……這種到遠方去冒險尋找黃金的渴望， 雖然最初是以
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實現的， 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已經與封建主義不相容了， ……
因此， 在15世紀時， 封建制度在整個西歐都處於十分衰敗的狀態。 在封建地區中， 到
處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 有自己的法和武裝的市民的城市； 它們通過貨幣， 已經在壹
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會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從屬於自己； ……無論是城市或農
村， 到處都增加了這樣的居民， 他們首先要求結束連綿不斷毫無意義的戰爭， 停止那種總
是引起內戰——甚至當外敵盤踞國土時還在內戰——的封建主之間的爭鬥， 結束那種不間
斷地延續了整個中世紀的、 毫無目的的破壞狀態。 這些居民本身還過於軟弱， 不能實現自
己的願望， 所以就向整個封建制度的首腦即王權尋求有力的支持。 在這裏， 我們就從探討
社會關系進入探討國家關系， 從經濟方面轉到政治方面來了。
……
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 王權是進步的因素， 這壹點是十分清楚的。 王權在混亂中
代表著秩序， 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族( Nation)而與分裂成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對抗。
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壹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 正像王權依賴他們壹樣。 ……

　　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壹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正像王權依賴他們壹樣。……無論國王或市民，都從新興的法學家等級中找到了強大的支持。隨著羅馬法被重新發現，教士即封建時代的法律顧問和非宗教界的法學家之間出現了分工。不言而喻，這批新的法學家壹開始在實質上就屬於市民等級；而且，他們本身所學的、所教的和所應用的法律，按其性質來說實質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還是市民階級的。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的社會的生活條件和沖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壹切後來的立法都不能對它做任何實質性的修改。……

　　……

　　我們已經看到，在中世紀後期的社會中，封建貴族是怎樣在經濟方面開始成為多余，甚至成為障礙；它是怎樣在政治上也已阻礙城市的發展，阻礙當時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族國家的發展。盡管如此，還是有壹種情況在維持著封建貴族:直到此時為止他們仍然保持著軍事上的壟斷地位，沒有他們就不能進行戰爭，壹仗也不能打。這種局面也必須改變，應該采取最後步驟向封建貴族表明:他們統治社會和國家的時期結束了，他們的騎士身份再也沒有用了，即使在戰場上也是如此。

　　……從14世紀初起，國王們就力圖擺脫這種封建軍隊，建立自己的軍隊。……同時，在城市和在自由農民中間(在還保留著自由農民或重新出現自由農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征善戰的步兵的基本條件。……

　　……

　　後來，同樣在14世紀，阿拉伯人把火藥和大炮經過西班牙傳到了歐洲。……重炮卻已經多次打穿騎士城堡的無掩蔽的石墻，向封建貴族宣告:他們的統治隨著火藥的出現而告終了。

　　印刷術的推廣，古代文獻研究的復興，從1450年起日益強大和日益普遍的整個文化運動，所有這壹切都有利於市民階級和王權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

　　所有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於這些原因日益增強的、越來越朝同壹方向發展的相互影響，這種共同作用也逐年增強)，在15世紀下半葉就決定了對封建制度的勝利，盡管這還不是市民階級的勝利，而是王權的勝利。

　　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 1884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5—224頁。

　　三)勞動大眾的態度決定歷史的結局。得到勞動大眾擁戴或認可的領袖人物能在歷史創造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批判的歷史中，事情當然必定是以另壹種方式發生的，批判的歷史認為，在歷史活動中重要的不是行動著的群眾，不是經驗的活動，也不是這壹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相反，“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僅僅是“壹種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在群眾以外的進步之敵恰恰是獨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眾的自輕自賤、自暴自棄和自彝饣漠a物。所以，群眾用反對他們的自輕自賤的獨立存在的產物的辦法來反對他們本身的缺點，就像壹個人用反對上帝存在的辦法來反對他自己的宗教熱忱壹樣。但是，因為群眾的這些實際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於現實世界中，所以群眾必須同時以外在的方式同它們進行鬥爭。群眾決不會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這些產物僅僅看做觀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識的單純的外化，同時也不想通過純粹內在的唯靈論的活動來消滅物質的外化。早在1789年路斯達洛編輯的刊物上就有過這樣的警句“偉人們在我們看來顯得偉大，

　　只是因為我們跪著。

　　讓我們站起來吧!”

　　但是，要想站起來，僅僅在思想中站起來，而讓用思想所無法擺脫的那種現實的、感性的枷鎖依然套在現實的、感性的頭上，那是不夠的。可是，絕對的批判從黑格爾的《現象學》中至少學會了這樣壹種技藝，即把存在於我身外的現實的、客觀的鏈條轉變成純觀念的，純主觀的、只存在幹我身內的鏈條，因而也就把壹切外在的感性的鬥爭都轉變成純粹的思想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8頁。

　　被壓迫階級的存在就是每壹個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的必要條件。因此，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必然意味著新社會的建立。要使被壓迫階級能夠解放自己，就必須使既得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系不再能夠繼續並存。在壹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壹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55頁。

　　在兩分鐘之內這個天才的頭腦就停止了思考，而這正是發生在醫生們給了我們最大的希望的時候。這個人(指馬克思——編者註)在理論方面，而且在壹切緊要關頭也在實踐方面，對我們究竟有多麼大的意義，這只有同他經常在壹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廣闊的眼界將同他壹起長久地從舞臺上消逝。這種眼界是我們其余的人所達不到的。運動必將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但是已經缺少那種沉著的、及時的、深思熟慮的指導了，這種指導到現在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長期徘徊。

　　恩格斯:《恩格斯致威廉·李蔔克內西》( 1883年3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501頁。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誌，根據壹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壹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裏，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裏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裏我們就來談談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壹定時間出現於某壹國家，這當然純粹是壹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壹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壹些或差壹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侖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壹個人來扮演。這壹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壹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裏、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而摩爾根對於同壹觀點的發現表明，發現這壹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壹觀點必定被發現。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9頁。

　　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壹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壹個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那是壹些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給資產階級的現代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沒有市民局限性。相反，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那種勇於冒險的時代特征。那時，幾乎沒有壹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萊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發現。阿爾布雷希特·丟勒是畫家、銅版雕刻家、雕塑家、建築師，此外還發明了壹種築城學體系，這種築城學體系已經包含了壹些在很久以後又被蒙塔朗貝爾和近代德國築城學采用的觀念。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歷史編纂學家、詩人，同時又是第壹個值得壹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掃了教會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掃了德國語言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創造了現代德國散文，並且創作了成為16世紀《馬賽曲》的充滿勝利信心的贊美詩的詞和曲。那個時代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而分工所產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在他們的後繼者那裏我們是常常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們幾乎全都置身於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意氣風發，站在這壹方面或那壹方面進行鬥爭，有人用舌和筆，有人用劍，有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他們具有成為全面的人的那種性格上的豐富和力量。書齋裏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09—410頁。

　　意大利是典型之邦。自從現代世界的曙光在那裏升起的那個偉大時代以來，它產生過許多偉大人物，從但丁到加裏波第，他們是無與倫比的完美的典型。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4頁。

　　

　　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裏，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壹個人的意誌。

　　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這是對的，但是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以某種權威，而是某種委托。”這些先生以為，只要改變壹下某壹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壹事物本身。

　　這些深奧的思想家，簡直是拿世界開玩笑。

　　這樣，我們看到，壹方面是壹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形成的，另壹方面是壹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和產品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

　　恩格斯:《論權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7頁。

傑瑞米柯賓

歷史發展的動力。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壹)最後動力。直接動力。合力

　　結果就是:生產力——財富壹般——從趨勢和可能性來看的普遍發展成了基礎，同樣，交往的普遍性，從而世界市場成了基礎。這種基礎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可能性，而個人從這個基礎出發的實際發展是對這壹發展的限制的不斷揚棄，這種限制被意識到是限制，而不是被當做神聖的界限。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聯系和觀念聯系的全面性。由此而來的是把他自己的歷史作為過程來理解，把對自然界的認識(這也作為支配自然界的實踐力量而存在著)當做對他自己的現實軀體的認識。發展過程本身被設定為並且被意識到是這個過程的前提。但是，要達到這點，首先必須使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成為生產條件，不是使壹定的生產條件表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172頁。

　　如果說在16世紀，部分地說直到17世紀，商業的突然擴大和新世界市場的形成，對舊生產方式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產生過壓倒壹切的影響，那麼，這種情況反過來是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1頁。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 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
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 那麼問題涉及的， 與其說是個別人
物， 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 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 使整個整個的民族， 並且在每
壹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 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
光， 而是持久的、 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 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
地， 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 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
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
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壹途徑。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頁。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壹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壹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裏，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壹切動力，都壹定要通過他的頭腦，壹定要轉變為他的意誌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壹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誌(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壹內容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頁。

　　至於我們，那麼，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壹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壹貫強調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壹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壹道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蔔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879年9月16—1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頁。

　　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壹個獨壹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當某壹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權力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壹切政治權力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經濟發展總是毫無例外地和無情地為自己開辟道路，最近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我們已經提到的法國大革命。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1頁。

　　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壹樣，有著奇特的命運。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壹的意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實行某種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復匈牙利的某種程度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也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只有賦予人民憲章以法律效力。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4頁。

　　不同階級的這種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向來是壹切革命的必要條件，卻不能持久，壹切革命的命運都是如此。當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後，戰勝者之間就要分成不同的營壘，彼此兵戎相見。正是舊的復雜的社會機體中階級對抗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迅速成長，壹個接替壹個掌握政權，使壹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動蕩時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100年還走不完的途程。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3頁。

　　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壹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3頁。

　　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語言是農民階級在行使選舉權時所獲得的經驗本身，是農民階級在革命的急劇發展進程中接連遭到的失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壹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壹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壹種經濟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1頁。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壹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壹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壹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壹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壹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壹種自然過程壹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壹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誌——其中的每壹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壹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壹個總的平均數，壹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壹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誌等於零。相反，每個意誌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面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2—593頁。

　　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壹，而這壹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壹條貫穿始終的、唯壹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頁。

傑瑞米柯賓

民族

　　壹)民族是歷史地形成的。民族內部結構和民族關系決定於各民族生產力、分工和交往關系的發展水平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於每壹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壹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壹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頁。

　　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國人本世紀在愛爾蘭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 ；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於征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 ；或者是發生壹種相互作用，產生壹種新的、綜合的東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壹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壹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壹定歷史生產的產物。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頁。

　　相繼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壹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顛人是第壹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壹切，從而摧毀了印度的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頁。

　　二)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的存在是民族壓迫和民族沖突的根源

      舊社會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統治階級只有靠民族鬥爭和民族矛盾才能繼續執掌政權和剝削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民群眾，很自然，他們都把國際工人協會看作自己共向的敵人。

　　馬克思:《馬克思致保·拉法格》

　　年3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8頁。

　　自古以來，壹切統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進行活動的目的可以歸結為壹點:為了延長專制政權的壽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殘殺，利用壹個民族壓迫另壹個民族。

　　恩格斯:《德國的對外政策》( 1848年7月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月第1版，第177頁。

　　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只不過是最大的虛榮，它給資產階級的種種蠻橫要求罩上壹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義是借助常備軍來使國際鬥爭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撥本國的生產者反對另壹國生產者弟兄的辦法以壓服本國生產者的手段，是阻撓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的手段，而這種合作是工人階級解放的首要條件。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頁。

　　壹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蘭沒有從德國人壓迫下解放出來，德國就不可能獲得解放。

　　恩格斯:《關於波蘭的演說》( 1847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6頁。

　　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後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只要俄國兵士還侵占著波蘭，俄國人民就既不能獲得政治解放，也不能獲得社會解放。

　　恩格斯:《流亡者文獻》( 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55頁。

　　

　　人對人的剝削壹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壹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頁。

　　要使各國真正聯合起來，它們就必須有壹致的利益，要使它們利益壹致，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壹些國家剝削另壹些國家的條件；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只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階級有辦法做到這壹點。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對民族沖突和工業沖突的勝利，這些沖突在目前使各國互相敵視。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壹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

　　馬克思:《關於波蘭的演說》( 1847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4—695頁。

　　

　　按照公有制原則結合起來的各個民族的民族特點，由於這種結合而必然融合在壹起，從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種不同的等級差別和階級差別由於廢除了它們的基礎——私有制——而消失壹樣。

　　恩格斯:《共產主義信條草案》( 1847年6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月第1版，第380頁。

傑瑞米柯賓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成為實際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淩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無神論，作為對這種非實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義，因為無神論是對神的否定，並且正是通過這種否定而設定人的存在；但是，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已經不再需要這樣的中介；它是從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質這種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感性意識開始的。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像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財產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壹樣。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壹個現實的、對下壹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態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6—197頁。

　　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期未來， 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
新世界。 ……我指的就是要對現存的壹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所謂無情， 就是說， 這種批
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 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沖突。

　　所以我不主張我們樹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而是相反。我們應當設法幫助教條主義者認清他們自己的原理。例如共產主義就尤其是壹種教條的抽象概念，不過我指的不是某種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產主義，而是如卡貝、德薩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講授的那種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本身只不過是受自己的對立面即私有制度影響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特殊表現。所以，私有制的消滅和共產主義決不是壹回事；除了這種共產主義外，同時還出現了另壹些如傅立葉、蒲魯東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為這種共產主義本身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原則的壹種特殊的片面的實現。

　　馬克思:《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

　　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頁。

　　壹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壹些人對另壹些人的剝削[23]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頁。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這種困難處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裏呢?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貧富之間的鮮明的對照、商業的不景氣和由此而產生的資本浪費的現象是由什麼引起的呢?就是人們的利益彼此背離。我們大家辛勤勞動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壹己之利，根本不關心別人的福利。可是，每壹個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壹事實卻是壹個顯而易見的不言而喻的真理。雖然我們大家都應該承認，沒有自己的夥伴我們就寸步難行，應該承認僅僅是利益把我們大家聯系起來，但是我們卻以我們的行動來踐踏這壹真理，我們把我們的社會安排得好像我們的利益不但不能壹致，而且還是直接對立的。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嚴重的錯誤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要消除這種悲慘的後果，就必須消滅這種錯誤。而共產主義就抱著這樣的目的。

　　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人和人的利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壹致的，因而競爭就消失了。當然也就談不到個別階級的破產，更談不到像現在那樣的富人和窮人的階級了。在生產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時候，就不會再發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壹個人都不必再單槍匹馬地冒著風險企求發財致富，同樣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會再有商業危機了。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無論生產和消費都很容易估計。既然知道每壹個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壹定數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時生產已經不掌握在個別私人企業主的手裏，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機構的手裏，那也就不難按照需求來調節生產了。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 1845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月第1版，第605頁。

　　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壹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於大工業以及由大工業帶來的後果，是由於世界市場的形成，是由於隨之而來的不可遏止的競爭，是由於目前已經完全成為世界市場危機的那種日趨嚴重和日益普遍的商業危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的積聚，是由於由此產生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共產主義作為理論，是無產階級立場在這種鬥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

　　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2頁。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歷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不僅需要改變分配，而且需要壹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毋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著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壹革新的事業將不斷地受到各種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8—199頁。

　　“社會壹切成員”和“平等的權利”顯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實質在於: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勞動者都應當得到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麼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

　　現在從它裏面應當扣除

　　第壹，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中扣除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於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無論如何根據公平原則是無法計算的。

　　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另壹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

　　在把這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還得從裏面扣除第壹，同生產沒有直接①關系的壹般管理費用。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壹部分壹開始就會極為顯著地縮減，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

　　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壹部分壹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並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

　　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於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

　　只有現在才談得上綱領在拉薩爾的影響下狹隘地專門註意的那種“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

　　……

　　在壹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於是，“勞動所得”這個由於含義模糊就是現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語，便失去了任何意義。

　　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全部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各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的壹份。他從社會領得壹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壹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領回來。

　　顯然，這裏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壹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情況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壹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麼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壹原則，即壹種形式的壹定量勞動同另壹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裏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是平均來說才存在，不是存在於每個個別場合。

　　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壹個資產階級的框框裏。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壹尺度——勞動——來計量。

　　但是，壹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壹個人，因此在同壹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要當做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壹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壹切權利壹樣是壹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壹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壹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壹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壹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其他壹切都撇開了。其次，壹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壹個則沒有；壹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壹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壹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壹個人多些，也就比另壹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壹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2—435頁。

　　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壹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壹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頁。

　　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24]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頁。

　　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壹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壹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傑瑞米柯賓

五)共產主義社會

　　生產力高度發展和腦體分工的消除是發展到共產主義階段的必要條件

　　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 並不是取決於剩余勞動時間的
長短， 而是取決於剩余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余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 事實
上， 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
的本性來說， 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 為了維
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 必須與自然搏鬥壹樣， 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 而且在壹切社會形
式中， 在壹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 他都必須這樣做。 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
展而擴大， 因為需要會擴大； 但是， 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 這個領域內的
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 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
換， 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讓它作為壹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
小的力量， 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但是，
這個領域始終是壹個必然王國。 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
揮， 真正的自由王國， 就開始了。 但是， 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 才
能繁榮起來。 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頁。

　　個人力量(關系)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壹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壹現象的壹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17]。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過去的在分工條件中進行的壹切革命，都不能不導致新的政治機構的產生；從那裏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消滅分工的共產主義革命，最終會消除政治機構；最後，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和“社會天才的發明才幹所創造的那些社會結構”相適應，而是和生產力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頁。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壹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壹切科學的發展，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的，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關於機器體系所說的這些情況，同樣適用於人類活動的結合和人類交往的發展。)這裏已經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

　　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壹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壹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余勞動不再是發展壹般財富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壹般能力發展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0—101頁。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要消滅關系對個人的獨立化、個性對偶然性的屈從、個人的私人關系對共同的階級關系的屈從等等，歸根到底都要取決於分工的消滅。我們也曾指出，只要交往和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變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時候，分工才會消滅。我們還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個人得到全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消滅，因為現存的交往形式和生產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發展的個別人才可能占有它們，即才可能使它們變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動。我們也曾指出，現代的個人必須去消滅私有制，因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們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竟成了破壞力量，同時還因為階級對立達到了極點。最後，我們曾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滅同時也就是個人在現代生產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礎上的聯合。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即在個人莫殑摰暮妥杂傻陌l展不再是壹句空話的唯壹的社會中，這種發展正是取決於個人間的聯系，而這種個人間的聯系則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即經濟前提，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的團結壹致以及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因此，這裏談的是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決不是任何偶然的個人，至於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它本身就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6頁。

　　隨同人，我們進入了歷史。動物也有壹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態的歷史。但是這部歷史對它們來說是被創造出來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與了創造，那也是不自覺和不自願的。相反，人離開狹義的動物越遠，就越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未能預見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對這壹歷史的影響就越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這個尺度來衡量人類的歷史，甚至衡量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在這裏，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極大的出入。未能預見的作用占據優勢，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運用的力量強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歷史活動，這種使人從動物界上升到人類並構成人的其他壹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的歷史活動，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也就是今天的社會生產，還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為例外才能實現，而且往往適得其反，那麼情況就不能不是這樣。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現在壹個小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100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而結果又怎樣呢?過度勞動日益增加，群眾日益貧困，每十年發生壹次大崩潰。達爾文並不知道，當他證明經濟學家們當做最高的歷史成就加以頌揚的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對人們，特別是對他的同胞作了多麼辛辣的諷刺。只有壹種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壹般生產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壹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壹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時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動的壹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學，都將突飛猛進，使已往的壹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1—422頁。

　　共產主義的最重要的不同於壹切反動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之壹就是下面這個以研究人的本性為基礎的實際信念，即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別，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由此可見，“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制度為基礎的不正確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壹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37—638頁。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替它們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壹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另壹方面，生產勞動給每壹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壹種負擔變成壹種快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10—311頁。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為止的分工方式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工場手工業工人被卷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壹個人都只隸屬於某壹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裏，每壹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壹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的某壹個部門或者某壹個部門的壹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漸漸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壹個人變成農民、把另壹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的分工，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壹個生產部門轉到另壹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壹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必然消滅。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壹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壹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壹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壹切進壹步發展的障礙，這壹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壹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壹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8—689頁。

　　共產主義不是遙不可及的空想，而是改變現實的現實運動當然，我們不想花費精力[18]去啟發我們的聰明的哲學家，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把哲學、神學、實體和壹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如果他們把“人”從這些詞句的統治下——而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解放出來，那麼，“人”的“解放”也並沒有前進壹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19]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壹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20]……［……］[21]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的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527頁。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

　　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壹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並且第壹次自覺地把壹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壹種現實基礎，它使壹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頁。

傑瑞米柯賓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壹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壹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壹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壹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3—874頁。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進壹步結論的情況下，我從我自己的前提出發將進壹步作出下面的結論。人類的生產在壹定的階段上會達到這樣的高度:能夠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為少數人生產。這樣，生存鬥爭——我們暫時假定這個範疇在這裏是有效的——就變成為享受而鬥爭，不再是單純為生存資料而鬥爭，而是為發展資料，為社會地生產出來的發展資料而鬥爭，對於這個階段，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就不再適用了。但是，如果像目前這樣，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遠比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消費的多得多，因為這種生產人為地使廣大真正的生產者同這些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相隔絕；如果這個社會由於它自身的生存規律而不得不繼續擴大對它來說已經過大的生產，並從而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僅毀滅大批產品，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那麼，“生存鬥爭”的空談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生存鬥爭的含義只能是，生產者階級把生產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4頁。

　　在利息為5%的時候，資本不會用於修建新的公路、運河和鐵路，除非這些工程能帶來相應大的利潤；但是，在利息只有4%或3%的時候，資本就會投到這些改良事業中去，雖然它只能得到相對說來比較低的利潤。大的改良事業由股份公司來承辦，這是利潤率下降的自然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36頁。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同時，這種以前曾經是政府企業的那些企業，變成了社會的[15]企業。

　　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

　　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因此，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的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潤(因為經理的薪金只是，或者應該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壹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壹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像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壹樣。因此，利潤(不再只是利潤的壹部分，即從借入者獲得的利潤中理所當然地引出來的利息)表現為對他人的剩余勞動的單純占有，這種占有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也就是生產資料已經和實際的生產者相異化，生產資料已經作為他人的財產，而與壹切在生產中實際進行活動的個人(從經理壹直到最後壹個短工)相對立。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再生產過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4—495頁。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明顯地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頁。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隨著它的擴大和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也在同樣的程度上消滅著私人企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壹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他人的財產，從而他人的勞動的權利[16]。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壹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築的基礎。……在這裏，壹切尺度，壹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498頁。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壹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壹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

　　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壹定的發展階段上，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壹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壹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裏，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裏，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壹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壹方面，造成轉到壹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0頁。

　　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建立這樣壹種制度，使社會的每壹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壹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0頁。

　　在那壹章的末尾，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於自然變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壹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壹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版，第465頁。

　　這裏表現出了資本的那種使它不同於以往壹切生產階段的全面趨勢。盡管按照資本的本性來說，它本身是狹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發展生產力，這樣就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前提，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不是為了再生產壹定的狀態或者最多是擴大這種狀態而發展生產力，相反，在這裏生產力的自由的、無阻礙的、不斷進步的和全面的發展本身就是社會的前提，因而是社會再生產的前提；在這裏唯壹的前提是超越出發點。這種趨勢是資本所具有的，但同時又是同資本這種狹隘的生產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資本推向解體，這種趨勢使資本同以往的壹切生產方式區別開來，同時意味著，資本不過表現為過渡點。以往的壹切社會形式［V－28］都由於財富的發展，或者同樣可以說，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落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170頁。

　　資本本身是處於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壹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壹尺度和源泉。因此，資本縮減必要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以便增加剩余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因此，越來越使剩余勞動時間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條件——生死攸關的問題。壹方面，資本喚起科學和自然界的壹切力量，同樣也喚起社會結合和社會交往的壹切力量，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於(相對地)耗費在這種創造上的勞動時間。另壹方面，資本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創造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並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了把已經創造的價值作為價值來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內。生產力和社會關系——這二者是社會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面——對於資本來說僅僅表現為手段，僅僅是資本用來從它的有限的基礎出發進行生產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101頁。

　　現在有人因為害怕恢復反社會黨人法，因為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壹些草率的言論，就忽然認為，德國目前的法律狀況就足以使黨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自己的壹切要求。他們力圖使自己和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而不去考慮，與此同時這個社會是否還要像蝦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須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破殼而出，並且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是否除此之外，這個社會在德國就無須再炸毀那還是半專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亂得不可言狀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有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英國報紙上每天都在談論即將贖買王朝的問題，這個王朝在人民的意誌面前是軟弱無力的。

　　但是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壹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布要這樣做，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布要這樣做，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

　　恩格斯:《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 1891年6月18—29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3—414頁。

　　由於每個國家工人階級的各種隊伍和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所處的發展條件極不相同，它們目前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也不壹樣，因此它們反映實際運動的理論觀點也必然各不相同。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局》( 1869年3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393頁。

　　毫無疑問，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壹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鬥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采用的綱領壹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壹樣。在這方面，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民，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

　　恩格斯:《美國工人運動》( 1887年1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頁。

傑瑞米柯賓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壹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壹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麼?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麼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壹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壹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裏來呢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我的回答是:在俄國，由於各種獨特情況的結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壹切積極的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俄國的“農業公社”有壹個特征，這個特征造成它的軟弱性，從各方面來看對它都是不利的。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系，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並不到處都是這種類型的公社的內在特征，但是，在有這壹特征的地方，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就使壹種或多或少集權的專制制度淩駕於公社之上。俄羅斯北部各公國的聯合證明，這種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於領土遼闊而形成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由於蒙古人入侵以來俄國遭到的政治命運而加強了。在今天，這個障礙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這壹政府機關就行了，這種會議將成為維護它們利益的經濟機關和行政機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而且，政府和“社會新棟梁”正在盡壹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壹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壹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頁。

　　《共產黨宣言》[9]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麼試問:俄國公社，這壹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壹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2年1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頁。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實際進程的多樣性

      資本主義“自然規律”的共同性和各國進程的特殊性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頁。

　　描述不列顛王國無產階級的境況的典型形式，特別在目前對德國來說是具有極其巨大的意義的。德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起任何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都更加是從理論前提出發的，因為我們，德國的理論家們，對現實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現實的關系還不能直接推動我們去改造這個“醜惡的現實”。在公開擁護這種改造的人們當中，幾乎沒有壹個不是通過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的克服而走向共產主義的。關於無產階級的真實境況我們知道得這樣少，甚至連善意的“勞動階級狀況改進協會”(而我們的資產階級現在就在這些協會裏對社會問題大肆歪曲)都經常把那些關於工人狀況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見解作為根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德國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實際知識。雖然德國無產階級的境況還沒有像英國那樣典型，但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時地采取了為整個社會制度打下新基礎的措施，這種社會制度的出現遲早會達到和北海彼岸同樣尖銳的地步。在英國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和受壓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國也同樣存在，而且照這樣下去也壹定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同時，對英國的災難的揭露將推動我們去揭露我們德國的災難，而且還會給我們壹個尺度來衡量我們的災難以及在西裏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這種危險從這壹方面直接威脅著德國的安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79—280頁。

　　但是，英國現在已經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而其他國家則剛剛進入這個時期。法國、德國、尤其是美國，這些可怕的敵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那樣，正在日益摧毀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它們的工業比英國的工業年輕，但是其成長卻迅速得多，現在已經達到與1844年英國工業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拿美國來比較，情況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外部環境很不相同，但畢竟都是同樣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雖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卻仍然屬於同壹性質。正因為如此，在美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爭取縮短並從法律上確定工作日，特別是工廠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的鬥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實物工資制和農村地區的小宅子制，“老板”、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這些制度作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當我讀到美國報紙上關於康乃爾斯維爾區賓夕法尼亞礦工大罷工的報道時，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描寫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罷工的文字壹樣[10]。同樣是用假尺假秤來欺騙工人，同樣是實行實物工資制，同樣是資本家企圖用最後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趕出他們所住的屬於礦山管理處的房屋，來壓制礦工們的反抗。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9—370頁。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壹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做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3頁。

　　在研究德國歷史(它完全是壹部苦難史)時，我始終認為，只有拿法國的相應的時代來作比較，才可以得出正確的標準，因為那裏發生的壹切正好和我們這裏發生的相反。那裏是封建國家的各個分散的成員組成壹個民族國家，我們這裏恰好是處於最嚴重的衰落時期。那裏的整個發展過程中貫穿著罕見的客觀邏輯，我們這裏則表現出不可救藥的，而且越來越不可救藥的紊亂。在那裏，在中世紀，英國征服者是外國幹涉的代表，幫助普羅旺斯族反對北法蘭西族。對英國人的戰爭可說是三十年戰爭，但是戰爭的結果是外國幹涉者被驅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征服。隨後是中央政權同依靠國外領地、起著勃蘭登堡—普魯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國的鬥爭，但是這壹鬥爭的結果是中央政權獲得勝利和民族國家最後形成。在我們這裏，當時恰好是民族國家徹底瓦解(如果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的“德意誌王國”可以稱為民族國家的話)，德國領土開始大規模被掠奪。這對德國人說來是極其令人羞愧的對照，但是正因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從我們的工人重新又使德國站在歷史運動的前列以來，我們對過去的恥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60—661頁。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途徑:暴力革命或自我揚棄、和平長入

　　無產階級執行著雇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樣，它也執行著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時，無論如何決不會因此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到那時，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著它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會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1頁。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頁。

　　巴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逼迫下發動了六月起義。單是這壹點已註定無產階級要失敗。既不是直接的、公開承認的要求驅使無產階級想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已經到了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的地步。《通報》只得正式向無產階級挑明，共和國認為有必要對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且只有它的失敗才使它確信這樣壹條真理: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微改善壹下自己的處境只是壹種空想，這種空想只要企圖加以實現，就會成為罪行。於是，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誇而實質上瑣碎的，甚至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就由壹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3—104頁。

　　過去壹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壹切。

　　過去的壹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壹國範圍內的鬥爭。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壹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壹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壹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紮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紮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做支配壹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求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的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也就是采取這樣壹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無法持續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12]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裏當然會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征收高額累進稅。

　　廢除繼承制。

　　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

　　按照共同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13]逐步消滅。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頁。

　　現代工業的發展本身壹定會越來越有利於資本家而有害於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這種制度下的實際情況的趨勢既然如此，那麼，這是不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時機使生活暫時改善的嘗試呢?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淪為壹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我想我已經說過:他們為工資水平而進行的鬥爭，同整個雇傭勞動制度有密切的聯系；他們為提高工資所做的努力，在壹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必須就勞動價格與資本家討價還價，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做商品出賣了。他們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

　　同時，即使不談雇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壹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誇大這壹日常鬥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鬥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是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局限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遊記式的搏鬥。他們應當懂得:現代制度給他們帶來壹切貧困，同時又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他們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78頁。

傑瑞米柯賓

　三)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不能把某種特定的演進過程上升為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

　　規律的共同性必然因自然和人文條件的差異而表現為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從生產關系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

　　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我們越是深入地追溯歷史，同出壹源的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之點，也就越來越消失。

　　壹方面這是由於史料本身的性質，——時代越遠，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點；另壹方面這是由這些民族本身的發展所決定的。同壹個種族的壹些分支距他們最初的根源越近，他們相互之間就越接近，共同之處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誌民族性格、德意誌風俗習慣和法律關系時，壹向把從記載基姆布利人進軍的羅馬史學家到不來梅的亞當和薩克森·格臘馬提克所提供的壹切證據，從“貝奧伍耳夫”和“希爾德布蘭德之歌”到“艾達”和古史詩的壹切古代文學作品，從Leges barbarorum到古丹麥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習慣法記錄的壹切法律匯編，都看作同樣珍貴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這壹種或那壹種特點，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義，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種特征卻是整個種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遠，這種地方性的差別就越是少見。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0—571頁。

　　在第三類科學中，即在按歷史順序和現今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由哲學、宗教、藝術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中，永恒真理的情況還更糟。在有機界，我們至少是研究這樣壹些依次相繼的過程，這些過程，就我們直接觀察的領域而言，正在非常廣闊的範圍內相當有規律地重復著。自亞裏士多德以來，有機體的種總的說來沒有變化。在社會歷史中情況相反，自從我們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即所謂石器時代以來，情況的重復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個地方發生這樣的重復，也決不是在完全同樣的狀況下發生的。在壹切文明民族那裏，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出現和這種所有制解體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中的科學還要落後得多；不僅如此，如果壹旦例外地能夠認識到某壹時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內在聯系，那麼這照例是發生在這些形式已經半衰退和瀕於瓦解的時候。因此，在這裏認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因為它只限於了解只存在於壹定時代和壹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是暫時的壹定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的聯系和結果。因此，誰要在這裏獵取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獵取真正的、根本不變的真理，那麼他是不會有什麼收獲的，除非是壹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壹般地說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總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侖死於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4頁。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壹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壹切國家和壹切歷史時代都是壹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壹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壹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壹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壹般和交換壹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壹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壹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壹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農業公社的公有制由於歷史環境的差異有的很早解體，有的長期保存下來，出現不同的發展道路

　　農業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後階段，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形態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壹系列社會。

　　但是，這是不是說，農業公社的歷史道路必然要導致這種結果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壹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頁。

　　如果您回顧壹下西方社會的起源，那麼您到處都會發現土地公有制；隨著社會的進步，它又到處讓位給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在俄國免於這種遭遇。

　　我之所以註意這壹推論，僅僅因為它是以歐洲的經驗為根據的。至於比如說東印度，那麼，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誰都知道，那裏的土地公有制是由於英國的野蠻行為才被消滅的，這種行為不是使當地人民前進，而是使他們後退。

　　並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壹形式建立起來的。相反，從整體上看，它們是壹系列社會組織，這些組織的類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標誌著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俄國的公社就是通常稱作農業公社的壹種類型。在西方相當於這種公社的是存在時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現，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盧、西班牙等地的時候，它已經不存在了。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各集團之間、各氏族和部落之間已經逐年分配耕地，但還不是在公社的各個家庭之間分配；大概，耕種也是由集團共同進行的。在日耳曼尼亞本土，這種較古類型的公社通過自然的發展而變為塔西佗所描繪的那種農業公社。從那時起，我們就看不到它了。它在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遷徙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滅亡了；它有可能是亡於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卻為兩個不可爭辯的事實所證實。這種類型的壹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於各地，經歷了中世紀的壹切波折，壹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鄉特裏爾專區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農業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現在從它產生出來的新公社裏面，以致毛勒在辨認了新公社後能夠還原出這種“農業公社”。在新公社裏，耕地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而森林、牧場、荒地等仍然是公共財產；這種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地區。由於它繼承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壹中心。

　　同樣在亞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間也有“農村公社”。但是，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類型的公社，也可以說，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近形式。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585頁。

　　這種國家政權的形式，也是由公社當時的存在形式決定的。有的地方，如在亞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羅斯人那裏，當國家政權出現的時候，耕地還是公社為共同的利益耕種的，或者只是在壹定時間內交給各個家庭使用，因而還沒有產生土地私有制，在這樣的地方，國家政權便以專制政體的形式出現。相反的，在德意誌人侵占的羅馬領土上，我們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個份地，已成為自主地，成為占有者只需負擔普通的馬爾克賦役的自由財產了。

　　恩格斯:《法蘭克時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59頁。

　　原生態的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鐵的定律只限於西歐各國，非西方國家有可能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建立社會主義。即使同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具體形態也會各不相同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壹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壹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壹旦倒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懷抱，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壹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壹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壹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壹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頁。

　　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了……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壹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可見，這壹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範圍內。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復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9頁。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

　　……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壹定程度後，壹定會波及大陸。在那裏，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撇開其較高尚的動機不說，他們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們除掉壹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壹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壹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頁。

　　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出了這樣壹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壹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壹切災難性的波折。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頁。

　　“ 農業公社” 的構成形式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
素， 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 先驗地說， 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 但是， 對於其中任何壹種，
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 壹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 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
卡夫丁峽谷， 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壹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從理論上說，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單純從它可能延續的時間來看，在社會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頁。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復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0頁。

　　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壹的歐洲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壹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系，這有助於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壹過渡。另壹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8]，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壹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傑瑞米柯賓

社會形態

　　壹)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構成經濟的社會形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在壹切社會形式中都有壹種壹定的生產決定其他壹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壹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壹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壹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壹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裏面顯露出來的壹切存在的比重。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頁。

　　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雇傭勞動和資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4頁。

　　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1頁。

　　二)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伴隨著個人獨立性逐步增強和依附性逐步減退的過程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壹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壹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壹代人都得到前壹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壹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壹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壹切關系的基礎。這種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壹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都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壹樣，本身是壹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裏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2])，盡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壹定關系中的壹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3]。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壹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壹階段都是與同壹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壹個新的壹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頁。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壹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壹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壹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做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使他成為壹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壹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壹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9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作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基礎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壹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壹般關系)的時代。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李嘉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對於他那個時代來說，李嘉圖是完全正確的。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這是正確的。如果像李嘉圖的感傷主義的反對者們那樣，斷言生產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記了，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樣，把個人的福利同這個目的對立起來，那就是主張，為了保證個人的福利，全人類的發展應該受到阻礙，因而，舉例來說，就不能進行任何戰爭，因為戰爭無論如何會造成個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與那些掩蓋這種對立、否認這種對立的經濟學家相比較而言，才是正確的。)這種議論，就是不理解:“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壹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至於這種感化議論的徒勞，那就不用說了，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壹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利益相壹致，這些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裏。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24—125頁。

　　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如果從物那裏奪去這種社會權力，那麼妳們就必然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頁。

　　如果考察的是產生出不發達的交換、交換價值和貨幣的制度的那種社會關系，或者有它們的不發達程度與自身相適應的那種社會關系，那麼壹開始就很清楚，雖然個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較明顯的人的關系，但他們只是作為具有某種規定性的個人而互相發生關系，如作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農奴等，或作為種姓成員等，或屬於某個等級等。在貨幣關系中，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而這種表面現象使民主主義受到迷惑)，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壹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系；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壹般只不過是錯覺，確切些說，可叫做——在彼此關系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並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慮個人互相接觸的條件即生存條件的人看來(而這些條件又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它們盡管由社會產生出來，卻表現為似乎是自然條件，即不受個人控制的條件)，各個人才顯得是這樣的。

　　［Ⅰ—24］在前壹場合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種規定性，在後壹場合則在發達的形態上表現為物的限制即個人受不以他為轉移並獨立存在的關系的限制。(因為單個人不能擺脫自己的人的規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關系，所以在第二個場合他的自由看起來比較大。但是，對這種外部關系或這些條件的進壹步考察表明，屬於壹個階級等的各個人如果不消滅這些關系或條件，就不能把它們全部加以克服。個別人偶爾能戰勝它們；受它們控制的大量人卻不能，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個人從屬於而且必然從屬於它們。

　　這些外部關系並未排除“依賴關系”，它們只是使這種關系變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說它們為人的依賴關系造成普遍的基礎。個人在這裏也只是作為壹定的個人互相發生關系。這種與人的依賴關系相對立的物的依賴關系也表現出這樣的情形(物的依賴關系無非是與外表上獨立的個人相對立的獨立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與這些個人本身相對立而獨立化的、他們互相間的生產關系)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但是，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9頁。

　　在古亞細亞的、古代的等生產方式下，產品轉化為商品，從而人作為商品生產者而存在的現象，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共同體越是走向沒落階段，這種現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業民族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空隙中，……這些古老的社會生產有機體比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有機體簡單明了得多，但它們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的臍帶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它們存在的條件是:勞動生產力處於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著同他異己地對立著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其他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雖然令我們感到值得贊嘆，但他們彼此完全沒有差別，他們都還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4]。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使人感到從壹開始就是壹種退化，壹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而這壹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壹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113頁。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壹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壹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壹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壹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壹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2頁。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5]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6]，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