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民族自信心(ZT)

反毛者乃畜生

         二
    1920年底到1921年初，毛泽东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毛泽东民族自信心有了新的发展，赋予民族自信心更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把民族自信心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民族革命，最大限度地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激励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民族自信心。毛泽东懂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本国人民的自强不息，团结战斗，就不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就要遭受外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中日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把发扬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摆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深刻指出：只有“提高全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打倒日本，“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其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无数英雄儿女在毛泽东民族自信心的感召激励下，精忠报国，赢得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振起的转拼点。抗日战争一胜利后不久，手中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新的考验。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面对美帝的政策，“中国丈、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历史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内外压迫者，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多次指出：“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国际援助为辅。”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自持其经济实力，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大义凛然地指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民族骨气和民族自信心。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比较顺利地度过了难关，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不仅能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他十分强调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此，他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搭起了中国工业的基本框架，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
    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维护祖国的尊严，处处表现出民族自尊和自信。1949年1月，毛泽东等在西柏坡宴请苏共代表米高扬一行。米高扬来华时，处处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架势。席间，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是新捞的活鱼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吃。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行为看不惯，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苏联，苏联人给毛泽东送来死鱼，毛泽东命令随行的中餐厨师把鱼扔出去。苏联人慌了，马上抓活鱼送来。于是，克里姆林宫里人人皆知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挑剔。他之所以这样，是为了维护民族国家的尊严。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坚定地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对任何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都给予坚决回击。1956年后，我国遭到来自苏联等国家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困扰和胁迫。毛泽东顶住了苏联为控制我海岸线而搞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淫威。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屈服任何大国或集团的压力，坚决反对外来势力的控制和干涉，是毛泽东民族自信心的重要表现。
    在对待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上，毛泽东也表现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曾以满腔的热忱颂扬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他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阐明了学习历史遗产的重要性，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认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取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他主张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对待和吸收外国文化，以达“洋为中用”之目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反对所谓“国粹主义”和“西学中源论”。他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缺陷和不足，认识到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意义，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即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反毛者乃畜生

毛泽东民族自信心的形成，一方面与时代紧密相联，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直接有关。一个人民族自信心的确立和维持，是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毛泽东从8岁起开始读私塾，先从《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又读《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还特别爱读《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1914－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接受了系统的中国文化的教育。他认真研读唐代思想家韩愈的著作《韩昌黎全集》和南北朝时期梁朝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秦汉以来的古文文集《昭明文选》，他还喜爱读东汉孔融、南宋陈亮和叶适等人的著作。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和明末史地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是毛泽东爱不释手的著作。从毛泽东当时的学习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从古代到近代，涉及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一大批思想家和文章家。青年毛泽东已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和渊博的历史知识。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广泛深入学习，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艰苦勤奋、富有智慧的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充分的认识。他对中国古老的历史，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革命传统，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对无数先人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力量产生了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民族的自豪感、尊严感和自信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中，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对毛泽东民族自信心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并对整个湖南乃至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其渊源可追溯到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该学派的开创者创办岳麓书院，使湖湘学派得以流传下来并发扬光大。湖湘文化中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知识分子大都重视民族气节，具有民族自信心。早在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始人抗金御侮的政治态度就非常明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湖湘弟子们也积极参加抗金斗争。明末清初，岳麓书院学生王夫之在反抗满清的民族战争失败后，发愤著书四十余年，用“带着热，吐着火”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民族的热爱，具有“感动后辈中国人，鼓励并召唤他们去行动的力量。”进入近代以来，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谭嗣同慷慨就义，以昭示后人变法图强。杨昌济认识到“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毅然出洋留学。他学成归国后，热忱于教育事业，大力宣传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杨昌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民族自信与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人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自1911年春到1918年夏来长沙求学7年。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以后，又曾与蔡和森等同窗好友一道，多次住进岳麓书院。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经历来看，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势所必然。由于毛泽东青年时期长期生活在湖南，耳濡目染，特别是老师杨昌济的言传身教，湖湘文化爱国主义的传统深深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他能理解和认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毛泽东民族自信心形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