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唯物论经受住正反两方面实践的考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逝世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里,经受住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考验。
在世界的西方,人们往往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在那里,哪怕是上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毫不掩饰其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政府,但它最终却不得不承袭或采取各式各样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看上去简直就像是直接抄袭自《共产党宣言》或《共产主义原理》或其他马克思主义文献。譬如:征收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对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童工劳动;最高工时限制;最低工资限制,等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些理想,这些带有鲜明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理想,这些为共产党人制定的管理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却在当今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变成了现实。从欧洲到北美,从东亚到澳洲,这些已经让人们见惯不惊的日常生活,均有力地证实了唯物史观早就阐发过的这一历史大趋势:社会化的生产力必将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由此可见,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内在地蕴含着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所展示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资本主义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使之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
然而在世界的东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图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和缩小阶级差别相反,在东方后发国家里,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自从列宁当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小生产经济基础时起,历经一个世纪,整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最终没能靠国家强制力而阻挡住各自国家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中国,毛泽东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使出浑身解数至今也仍然反不掉那前仆后继、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情形,中国如此,苏联如此,东欧如此,朝、越、古亦如此。可见,与历史必然性作战,就如同唐•吉珂德同风车作战。如果说,斯大林当年一批又一批地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都仍旧阻挡不住苏联的“变修”;如果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全面阶级斗争”都仍旧阻挡不住中国的“走资”;如果说,中国历经三十年反腐却是贪官越反越多、层级越反越高、数额越反越大;如果说,朝鲜共产党政权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结果竟然是公然以世袭王朝示人,……,那么,当年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大论战;也即最终导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的那场世纪大论战——“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读到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今天总该得出结论来了吧!
这个结论便是:在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何人,无论以何种动机,无论打什么旗号,将反帝与反资混为一谈,大反资本主义多元文明的结果,就只能导致本国的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大复辟。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其实,正是这种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且无论多么残酷的国家暴力也压制不住的东西,才是历史发展途程中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才往往反映了历史的大趋势、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偏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历史必然性为敌,就难免由当年与人民心连心的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变为如今与人民“油水情”的风声鹤唳的纸老虎;就难免遭受历史周期律的惩罚了。因此,凡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晚期封建宗法专制皇权社会了。因为,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胎胞里才可能孕育成熟。由此可见,基于历史唯物论,基于历史必然性,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作如下表述了: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可以或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末期社会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可以或已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末期资本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 = 已可以或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末期封建宗法专制皇权社会。
如此看来,中国今天正处于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该进行怎样一种性质的革命?就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了。什么叫“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当西方文明已经开始步入后资本主义、乃至前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转型期时,而东方文明才开始渐入后封建宗法专制皇权向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自1848年中国传统文明被西方殖民主义的船坚炮利轰开国门开始,历经166年,其中几经复辟——包括以小农空想社会主义、小农-封建社会主义为其鲜明特征的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大复辟——至今尚未完成。
自近代航海术将人类各部分文明连成一片、从而人类开始真正的世界史以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便与人类各文明史在它原本的封闭或半封闭条件下,所达到的那种历史发展阶段遭遇和碰撞了。如此,便发生了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地球的不同文明区域同时并存的问题。从横向上看,在时间轴上它们是同时的;从纵向上看,在文明史上它们又是不同时的。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和伦敦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时,那么与此同时的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在莫斯科和北京就只能讨论资产阶级革命,讨论前一个人类历史阶段所面临的课题。列宁和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分别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脱颖而出,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打天下时,能力排众议,牢牢地把握住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同理,列宁、毛泽东后来的“跌得粉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后,又都偏离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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