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對生產資料企業的統計評估

我們可思考壹下這個公式：產品X的市場價減去產品X的勞動價值。出於在第7、8章中解釋的原因，我們會希望這壹公式針對所有消費品的平均值都接近於零，然而，會有許多獨立的作用力推動這壹差值偏離零：比如伴隨著供應方面短期和長期的變化（如技術的變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產生的消費需求模式的各種變化。這個被統計學家們所熟悉的“中心極限定理”原則告訴我們：大量的獨立隨機變量作用的總和趨向於“正態分布”，即形成壹個帶有知名統計屬性的光滑對稱的鐘形曲線。因此當我們認為在所有的消費品中，市場價減去勞動價值的差將遵循壹個近似零均值的正態分布時，這種假設看起來是合理的。對有些產品其差值可能為正，有些則可能為負，而與零偏離得越大，則與零發生任何特定絕對偏差的可能性會在可預見的方式下減小。

現在假設壹個產品不是用於個人消費而是用於生產大量消費品所做的投入。消費品的相關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產品的壹個樣本。如果我們從這些產品的零均值正態分布的數量中隨機選取壹個樣本，我們也希望得到壹個樣本的零均值。只要我們能確定該數量的標準偏差（即對數量的要素圍繞它們的平均值分布的廣度所做的測量），那麽正態分布的列表能讓我們對隨機樣本的平均數提出概率推斷。例如，隨機樣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於零加上或減去數量標準偏差除以樣本大小平方根兩倍的這個範圍內。

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壹個線索來判斷為消費品生產所做的各種投入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益。假定我們有這樣壹個投入，譬如某種類型的機床。我們記錄使用機床所生產的每份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的差異，同時計算這些差異的樣本均值。假設該均值最後大於零這個“預期值”。這或許只是碰巧，但運用上面提到的統計推理，我們應該可以對這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並發現這僅僅是壹個隨機事件。與此相反的假設是，上述大於零的平均不僅僅是隨機的，而是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我們的機床本身是在高於社會平均效益下生產出來的（比如它可能是為某項工作特別設計的產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別高的質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勞動和最少的材料損耗生產的）。所以這個有社會效益的投入導致與其相關聯的各種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產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規劃部門應該能夠識別哪些投入在社會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們發現使用該投入而生產的消費品中，其市場價格減去勞動價值的結果明顯為負數，那這壹投入就應屬於這壹類（在該語境中的“明顯”壹詞意思是指與零的差值遠大於單純可用幾率來合理解釋的情況）。

那麽我們的建議是，應該在此基礎上對所有用於生產消費品而投入的生產資料進行例行評估。只不過這種方法是概率性的，它並不能產生明確的結論；因為即便幾率很小，某種生產資料碰巧得到壹個明顯的“好”或“差”分數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但這個程序的結果可被合理地拿來做進壹步詳細研究的基礎，比如針對那些從表面上看做得特別很好或很差的企業。[1]



反壟斷

壹些商品和服務是不可以用於直接消費的，且它們也不直接作為生產資料投入用來生產消費品的。這些商品沒有市場價格，此外也不能隨意拿消費品的市場價格來間接地對它們進行評估。但即使在這裏，勞動價值的計算也還是有幫助的。只要存在壹個以上的產品生產者，計劃部門就可以對來自不同企業所生產的相同產品計算出來的勞動價值進行比較。對於在某些情況下的勞動價值超過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釋，否則就應該促使高成本生產企業進行整改。換句話說，“競爭”也是有優點的，盡管我們不壹定要用資本主義模式，同時社會主義經濟也應當防止在某個特定產品上形成壹個壟斷的供應商[2]，除非對重復建設生產設施的論證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獎勵與處罰

我們已經強調對經濟表現采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為這樣的衡量能夠讓企業覺得提供正確的信息以及與中央計劃部門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問題出現了：如果經過衡量後的業績會影響到工人的財富，那會怎樣影響呢？此外工人們在雇傭他們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中能獲得什麽利益？

那種認為金錢激勵是人類的最大動力的觀點是壹個商品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並非源自普遍的人性——這種觀點在西方經濟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觀點的狹隘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業的成功，在那裏雇員對公司的忠誠要遠高於對個體激勵的重視。

我們只需想想商業之外的職業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標準的重要性，如士兵們的榮耀、解除他人痛苦的護士，對學者的尊敬和演員的聲望等等，並由此意識到有些回報比起金錢來說毫不遜色。雖然窮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希望得到金錢來維持生存，而富人對它渴望主要是因為它是成功、地位和聲望的象征。

然而我們卻仍然要解釋壹下為什麽我們的保守派會如此狂熱地相信金錢動力對獲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須的。對資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標準是自我擴張，這確實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錢來衡量的。而對於資本家個人和其理論的提供者庸俗經濟學家而言，所有壹切似乎都顛倒過來了：金錢似乎成了行動的必要激勵或獎勵。事實上，將崇高的意義附加到對金錢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資本的內在必要性鼓吹的結果，或是這種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為資本的代理人，經理人和企業家不得不將金錢看做是人類動機中的最終驅動力。

當然，這裏的矛盾是，壹個資本家的利潤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決於他的員工如何努力為他工作。對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大多數人來說，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長時間內都要先讓別人富足，而資本家的最終成功恰恰就建立在這些慈善家自我犧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對東方傳播的這些信條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經濟學家從自我激勵的必要性出發對其宣講，並且是按照其表面意義被他們所接受的，那麽人們將被迫得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結論。否則怎麽會有這麽多人被說服為了他們雇主的利益而自願奉獻自己呢？[3]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將獎金與企業的價格價值比掛鉤。當然這會與第2章中的分配原則相沖突。的確，某個行業的高價格價值比意味著該行業需要擴張。企業可以通過開發壹種人們非常喜歡的產品，或利用壹個特別有效的生產方法來達到壹個高比率，這兩種做法都是值得贊許的。但我們還可能遇到與工人的工作績效完全無關的價格價值比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因為企業的壹些不可控制，甚至無法預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產技術、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資源的成本和獲取上發生了變化等等。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很容易地區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來的，哪些是靠運氣的來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現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為壞運氣造成的。只不過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不是壹個問題：好運氣和良好的判斷力都會獲得回報，而壞運氣和磨洋工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但我們希望這種任意性不要進入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體制。

即使我們避免將個人薪水、獎金與企業績效掛鉤，但是對效率的激勵卻仍然有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獎勵。從消費品營銷算法形成的結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會勞動力上特別有效的企業將被分配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因此工人也就會獲得更多機會（比如有更好的晉升前景，有機會參加和打造壹個不斷增長的業務等）。而當企業呈現出持續低於平均水平的效率時，那麽該企業就會縮水，同時他們的工人將會被分配到別處。而要讓這壹機制得到良好的運轉，工人們就不應該任何固定的企業或行業內長期工作下去（雖然他們有被聘用的權利）。我們將在第14章對維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模式所需的財產關系進行討論時再回到這壹點。

第十章：對外貿易

如果兩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壹人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壹人強壹些，不過制帽時只強五分之壹或百分之二十，而制鞋時則強三分之壹或百分之三十三，那麽這個較強的人專門制鞋，而那個較差的人專門制帽，豈不是對於雙方都有利麽？（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14頁）

社會主義運動缺乏確定的外貿理論。馬克思打算在《資本論》中用壹卷的篇幅來討論國際貿易，可是這項工作還沒開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數與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運行相關的問題都很難從馬克思那裏獲得明確指示，但起碼他通過對資本論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應用到新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概念工具。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總體上來源於李嘉圖，而且因為馬克思缺乏關於貿易的具體理論，所以顯然應該從李嘉圖開始。李嘉圖認為當各國在生產商品時享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才會產生。因此理解這裏所說的“比較優勢”概念相當重要。起初人們認為壹個有著高生產率產業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幾乎無利可獲。德國服裝行業生產衣服消耗的勞動力可以少於中國服裝行業。德國的汽車行業在生產汽車上消耗的勞動力很明顯要少於上海後街服裝廠生產服裝需要的勞動力。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德國在生產力上比中國有優勢，但是盡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國的奔馳汽車和從中國進口的棉織品卻是經濟的。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德國汽車行業有著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在生產力方面，與手工生產相比，奔馳汽車這個高度自動化的汽車行業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貿易生產力可提升空間就沒那麽大。盡管德國服裝公司在生產衣服時效率更高，但其優勢並不如汽車行業。因此德國將其勞動力集中在有著最大優勢的工程行業。

假設在德國生產壹輛奔馳需要1000小時勞動力，生產壹件女裝襯衫需要1小時，而在中國生產同樣壹輛奔馳車需要5000小時，生產同樣壹件女裝襯衫需要2小時。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在德國奔馳車與女裝襯衫的相對交換價值比可以是:

壹輛奔馳車=1000件女裝襯衫

然而在中國其交換價值比則是:

壹輛中國豪華轎車=2500件女裝襯衫

假設在自由貿易情況下，壹資本家在德國購買奔馳車，運往中國，然後換成襯衫，那麽這位資本家可以大賺壹筆。因此他就能夠減少更為高效的德國服裝生產商的數量。國際市場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從中國進口的衣服往往會壓縮德國國內市場衣服的價格，同樣從德國出口的汽車也會降低中國市場內的豪華轎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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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國際生產可能性

假設德國人有壹億小時的勞動力可以花在汽車或襯衫的生產上，而中國人有4億小時的勞動力，根據圖10.1我們可以得出，沒有中國的參與，德國則可以生產10萬臺車或1億件襯衫或根據公式可以得出的這兩種商品的任意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德國勞動力/臺車）+（襯衫數量*德國勞動力/件襯衫）

另壹方面，中國可以根據公式單獨選擇任意這兩種商品的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中國勞動力/臺車）+（襯衫數量*中國勞動力/件襯衫）

整個世界都受這兩種關系約束：全球汽車產量=德國+中國汽車產量，而全球襯衫產量=德國+中國襯衫產量。受這些關系約束，結果就是：

（1）全球汽車最大產量 (MW y )=德國+中國最大產量=180000
（2）全球襯衫最大產量(MW x )=中國+德國最大產量=300000000

MWxy 這點對應的各自產量是2億件襯衫和10萬臺汽車。當德國只生產汽車，中國只生產襯衫時，這種全球產量交叉現象才會出現。這也表明如果每個國家既生產汽車又生產襯衫那麽就不可能生產出這麽多汽車和襯衫。從兩國完全專業化生產了的起始點開始，讓德國生產9萬臺汽車和1000萬件襯衫，讓中國生產1萬臺汽車和1億7千5百萬件襯衫，那麽全球汽車總產量將保持在10萬臺不變，而全球襯衫總產量則會從2億件跌至1億8千5百萬件。任何分工上的變動都會減少至少壹種商品的產量。 這就是李嘉圖在其有關鞋子與帽子生產的寓言故事中辯論之真正意義之所在。這類問題是個典型例子，可以用數學中的線性規劃解決。國際貿易中可以通過分工實現全球總產量的增加。

附加產量構成利潤來源，且此利潤不包括對工人的直接剝削。在古代或中世紀時期，那時生產的直接受農業奴隸主階級或地主階級掌控，商業資本能夠利用這壹利潤來源。商人能撥出壹部分剩余資本的能力構成了像羅茲和威尼斯這樣的貿易城市的財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成而成的勞動力價值理論認為壹個國家的商品均衡價格與其勞動力占有量成比例。此理論能預測到全球價格方面的問題嗎？壹讓我們考察兩個國家沒有進行完全分工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兩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將會受到其國內勞動力價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襯衫表示的汽車價格將處在1000上衣（在德國）和2500件上衣（在中國）之間的某處。它的數量不會低於1000上衣也不會高於2500上衣。因為兩種商品在兩個國家都進行生產，不廉價的國內產品就要和相對廉價的進口產品競爭，所以汽車的相對價格在中國下降，而襯衫的相對價格則在德國下降。兩種不同價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人獲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讓兩國進行完全分工，並將產量固定在圖10.1中的MWxy所對應的值上，這是不可能的。要想兩種商品產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過偶然。所以，均衡條件可能是壹個國家進行完全只生產某種商品而其他國家兩種商品都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可以得出兩國市場商品交換率受沒有完全專業化生產的國家中的勞動力價值比例決定。因此如果汽車總需求大於10萬臺，同時襯衫總需求小於2億件，那麽德國在汽車生產上會進行完全分工，中國就也會做出改變，既生產汽車也生產襯衫。這樣看來中國國內價格比例將決定全球價格比例。德國汽車生產商繼而能通過以更高的價格向中國市場銷售汽車來獲取超額利潤。
在李嘉圖的理論中，維持各國間貿易平衡這個重要角色由貨幣往來扮演。假設德國與中國進行貿易卻長期維持貿易逆差，那麽為了支付進口貨款德國商人將不得不以人民幣同其中國貨物供應商進行結算。但是如果進口商品數量不大，那麽將用金銀結算。為了支付進口商品貨款，德國不得不動用壹部分金幣或銀幣庫存，這就會導致國內市場貨幣匱乏並且導致價格降低。國內通貨膨脹將導致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上漲以使貿易回歸平衡。

壹般來說，此種論斷形式實際上僅僅適用於國際貿易——國內地區間貿易也同樣適用。如果蘇格蘭與英格蘭進行貿易並獲得貿易盈余，那麽就會出現向其邊境北部貨幣凈流通現象。這會導致當地通貨膨脹（比如房租變貴等等）。但是會刺激進壹步消費從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區內貿易失衡現象。如果國內市場貿易中商品有統壹的價格，那麽與關於國際貿易所下的論斷相同，各個地區會集中生產那些具有最大相對優勢的商品。

經典的外貿理論非常抽象，沒有考慮到現代全球市場的許多細節。比如說，現今的全球貨幣機制不再像李嘉圖的時代壹樣基於金本位。因此，通過金銀流通手段減少貿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過金銀的流動來消除貿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當李嘉圖寫書的時候，貿易流量系統性扭曲的國際債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的理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麽這些比較優勢會產生。

傑瑞米柯賓

西方國家的壹個主要擔憂是所謂的“數據保護”或“計算機安全”問題。許多計算機公司會花費數百萬英鎊來專門研究和完善限制訪問計算機信息的機制。計算機上的數據都以某種方式被加上電子標簽，並根據公司等級只供特定的授權人員使用。計算機的用戶可被分配不同的權限，以此來規範他們對計算機文件的訪問許可。這種對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習以為常，以致於從未在計算機行業裏被質疑過。在現實中，建立壹個只讓管理者了解員工工資而禁止工人知道老板賺多少錢的系統已經成了數據庫設計中的壹個典型教學案例。

所有這些努力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信息是作為壹種私有財產而存在的。但這是壹種奇怪的財產，原因是它壹邊可以被竊取，壹邊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實上信息並不適合作為壹種財產，因為它很容易被復制也很難保護。但不管怎麽說，計算機產業還是圍繞著信息保護和隱蔽的理念而發展了起來。而要建立自由、開放的信息流來支持合理的計劃系統，則我們不僅需要廢除商業機密這樣的法律條款，也要重新設計當前大多數已在使用的計算機軟件。



壹個統計服務的要求



讓我們思考壹下，如果是以國家統計服務這種方式來開展計劃，那麽我們需要什麽東西，以及如何通過技術上可行的手段將它建立起來（所謂“技術上可行的手段”，並不是指人們上街隨時就能買到的產品，而是指在當前水平下可以實施的技術）。



產品編碼

計算機處理的是符號；它只能模擬以符號來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們想寫壹個電腦程序來計算如何將資源分配至不同的生產流程，我們要用壹些方法將資源進行識別。在寫程序的時候，壹種簡便的方式是跟隨經濟理論學家的思路，簡單地將資源的所有類別貼上從1到n的索引號。但是如果這壹程序必須要有客觀指示物，那麽這些數字就得要以某種形式與真實的產品聯系起來。這壹計劃過程會涉及大量進行著信息和指令交換的計算機，如果它們之間使用不同的標識符，就會造成混亂。

如今，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庫存控制代碼編號系統。同樣的產品可以分別被初始制造商、批發商和使用產品的公司分成三個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碼。這樣的多重代碼系統會給計劃過程帶來很大的麻煩。為此我們需要壹個通用的產品編碼系統：即每壹類產品將被分配壹個特定的識別號，而該代碼可以在所有的計算機信息交換中使用。

壹個標準化的編號系統具有如此明顯的優點，以至於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對它采納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條形碼來識別產品。用於識別產品類型的條形碼已經包含了計算機計劃所需的大部分屬性。條形碼有12字節的標準長度，可被機器讀取， 並且每個碼只標識壹類產品。不過它也有壹些不足，就是來自不同公司的相同產品會被分配不同的代碼，但這是壹個操作上的問題，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統壹的庫存控制

接著我們將產生第二個需求：壹個標準化的庫存控制系統。我們可能會希望為條形碼加上額外的字節使其功能得到延伸，這樣壹個特定的編碼就不僅能精確地識別某產品的類型，同時還可以確定它的來源和/或位置，從而使得庫存控制系統能夠在整個經濟流通過程中跟蹤到每壹個產品的走向。我們在計劃方法上所做的壹個理論預設是資源可在選擇性使用之間進行切換，但是這需要計劃系統準確地知道每間工廠裏有哪些資源目前正在使用，並能針對重新分配的對象發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統壹的信息格式

計劃系統預先假設在不同計算機之間存在著日常的信息交換。比如貨物的流向、庫存狀態、可用的最優生產技術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換。這就要求信息交換的技術要有壹個標準。當前國際電信機構國際電報電話咨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簡稱“CCITT”）便制定了通過電子方式進行圖文交換的標準。而對於經濟數據的交換我們也需要壹個類似的標準。



獲取技術系數

從前面的各章節我們應該清楚，計劃的有效性取決於是否能獲得生產工藝的準確數據。但收集這些數據存在技術上和社會上的障礙。技術問題主要與必須收集的數據純粹數量有關；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壹個問題。而故意提供不正確的信息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將在下壹節討論。

雖然收集每壹個應用於經濟目的的生產工藝信息看起來是壹個巨大的任務，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信息正在被記錄下來。它們可能被正式記錄在公司的內部計劃或者非正式地記錄在公司的采購訂單中。壹個公司的采購信息為我們展示了該公司所用技術的輪廓。因為多數公司都實行計算機管理，它們的訂單便以計算機可讀的形式來保存。而大公司已經開始利用計算機輔助制造技術來完成生產計劃的制定。只要進行相應的標準化，這類信息便可以提取用於計劃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計算機的電子表格做計劃，所以在任何時候市場都會由幾個電子表格程序所主導。可以想象的壹種情況是，有壹天我們所有的計劃可以用幾個軟件來完成，而它們的功能中已經包含了將現有技術的詳情傳到計劃網絡的能力。其中從工廠層面詳細闡述技術的過程中所捕獲的數據將被用於制定國家計劃。



信息：社會問題



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企業管理人員在統計報告中將數據虛報給規劃部門這種系統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假如企業管理者想過得“舒服壹點”，他們便傾向於低估當前技術的生產力，對應的便會是對該技術的投入產出系數有所高估。如果這些高估了的數據得到規劃部門的認定，企業會被分配比完成實際生產指標所需還要多的資源，讓企業“松馳”下來並更容易地完成計劃（當然這種結果也可被認為符合當前企業工人的短期利益）。另壹方面，當涉及到對投資項目的評價時，企業管理者對資源則會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國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誇張地描述對他們的業務經營範圍加大投資將會取得怎樣的好處。

我們應該使用單壹的程序來記錄當前生產和未來投資的技術詳情，以盡量避免這種扭曲。假設我們有壹個系統能讓生產工程師通過它將技術記錄在計劃計算機上，那麽他們就會對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產出提供詳細的信息。在對不同生產技術進行集中評價的基礎上，規劃系統會選擇每壹項將要被使用的技術的強度。然後要求生產項目用某個已經記錄的技術來開始生產。因為某個工藝流程的提出者事後可能要對它加以實施，因此盡可能準確地指出該生產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的產出就會對他形成某種激勵。



信息、績效衡量和激勵

為了進壹步討論，我們不妨將它與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壹種情形進行對比來說明這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些傾向，即管理者為了讓自己“過得舒服”而高估當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時又誇大他們自己業務範圍長期擴張的好處，也可以很好地適用於壹個大公司的分支機構。假如這些部門是通過公司內部規劃而不是經由市場而整合的，那麽在這個範圍內，那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考慮的因素對它們也同樣適用。但當涉及到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關系時，這些傾向就會被市場競爭力量所制約（假設我們所說的市場本身確實存在競爭的話）。

資主義的公司也時常會希望“過得舒服”；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且如果進入他們這個特定市場的門檻並不太高，那麽更有進取心的企業就有機會進入該行業，而這些新的企業會通過接近現有技術極限的方式開展生產並削弱現有的公司。這就迫使原來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就要承擔市場份額喪失、盈利減少，甚至最終走向消亡的痛苦。另壹方面對於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很明顯其最大阻礙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為投資目的所借貸的資金支付利息，因此過度借貸無異於自殺。為此人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對投資項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實際的評估（盡管如此，嚴重的投資錯誤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還是時常發生）。

那麽我們如果也將這類制約對社會主義經濟下的企業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為進行模擬的話，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解決兩個新問題：即如何對企業的績效進行評價，和什麽樣的獎勵與處罰是適當的。



評價企業績效

關於績效評價，第8章裏清楚地說明了針對消費品的市場相關準則（這與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產品的市場清算價格與該產品勞動價值的比率。有人認為該比值越高就意味著越“成功”，且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傾向有關企業。對於生產消費品的企業來說，這應該會阻止對投入需求的誇大，因為高估會導致更高的勞動價值，從而使得市場價格與價值的比要遠低於對投入需求的正確估計。

我們希望強調這壹點，因為選擇壹個合適的績效衡量指標對於經濟合理性是至關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會責任感，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如果實施欠考慮的績效衡量方法也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Nove（1977）指出蘇聯歷史上曾因為目標設定錯誤而產生企業投入越大（比如盡可能多地使用鋼材）反而越受獎勵的荒唐故事。

這個特定的標準，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僅可直接適用於具備市場價格的商品或服務（即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下只針對個人消費品）。但是，同樣的原理通過歸屬方法也可以間接擴展到這些進入消費品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後者的產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費的就不會有市場價格，但以它們作為投入而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的價格對評估其 “社會效益”也有很大的關系。

傑瑞米柯賓

這就是我們這種“市場算法”的總體思路，而在本章中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拓展這壹思路。首先我們將考慮的問題是，確立市場出清價格是否總是合適的。其次，我們將說明市場算法和前壹章討論的宏觀經濟計劃之間有何關系，並從中對該算法給出更正式的解釋。第三，我們將討論我們的建議與資本主義體制利潤機制的關系。最後，我們將對Alec Nove針對“勞動價值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能發揮作用”的批評做出回答。



市場出清價格



市場出清價格是對商品的供應（在計劃制定時預先確定的）和需求進行平衡的價格。從定義上看，這些價格是為了避免表現出短缺和過剩。出現短缺（即過度需求）將造成價格上漲並使得消費者減少對某壹產品的消費。這時供應就會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錢的人。而出現剩余則會造成降價，從而鼓勵消費者增加對某壹商品的需求。

當某件商品相對於消費需求發生供應短缺時，在調價之外的壹個辦法是實施定量配給。我們可以正式地做到這壹點，比如像戰時那樣發放定量配給簿；或者以非正式的形式實現，簡單地讓人們去排隊或加入等候名單即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願意早起去排隊等候的人就能獲得產品。而我們的市場算法依靠的則是在每個時期按市場結算水平來設定價格，然後用這些價格與勞動內容之間的差額作為下壹個時期增加或減少生產的參考。那麽定量配給對解決短缺是不是更為公平的手段？同時在壹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上，我們的算法預先假定某個商品的均衡價格按照其勞動價值測量應該等於其生產成本。不過是否存在商品應該獲得補貼，即應該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提供甚至長期提供給消費者的情況？

答案取決於如何在社會中對收入進行分配。在表8.1中我們對不同定價和配給政策的適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時，配給制是確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因為它能防止富人囤積居奇。我們可以拿食品來做個例子：正式的配給能保證每個人都獲得生存所需的足夠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貧困使得某些人無法吃飽飯，那麽實施糧食補貼就成了配給政策，盡管我們不清楚這是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的辦法：也許給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發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在食品稀缺的時候就嘗試以降價的形式來進行食品補貼，那麽現有的供應就會從商店裏消失，而任何時候只要有新的供應到來那裏就會排起長隊。這種情況不管收入是否公平都會發生。無論是今天的歐盟委員會通過提高糧食價格讓農民受益，還是前蘇聯為稀缺的糧食提供補貼，這兩種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這兩個例子中，變革都因強大政治壓力而受阻）。

表8.1：市場價格和配給制

商品供應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給
充足 不平等 補貼
稀缺 平等 市場價格
充足 平等 市場價格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麽以市場價格獲得的分配也就趨向於公平，因此補貼就沒有必要了。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壹些存在嚴峻形勢和供應中斷的特殊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獲得生活必需品而采取配給政策是合理的。不過總體上我們將制定市場出清價格視為是壹個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最佳政策。



消費品和宏觀計劃



在上壹章中我們討論了不同最終用途之間的社會勞動分配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在該背景下我們通過消費這壹概念指出了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總體社會勞動。現在讓我們通過勞動券消耗的概念來說明購買消費品的總勞動券支出。宏觀計劃的目標是讓勞動券消耗與消費盡可能地接近相等。這同時涉及到(a)確定稅收水平和(b)對家庭的儲蓄行為進行預測。計劃制定者確實有壹些能夠影響到家庭凈儲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預測要素卻可能保持不變，這意味著勞動券消耗和消費之間不太可能達到相等。如果凈儲蓄低於預測，那麽勞動券消耗則會超過預定的消費水平。這種情況下計劃制定者可在下壹階段通過增稅、鼓勵增加儲蓄或增加對消費品的社會勞動分配等手段來處理。或者，如果計劃制定者認為低於預測的儲蓄只是暫時的現象，那麽他也可以選擇不作出回應。而如果儲蓄高於預測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恰好可以用到並行推理。

這個意思是說，盡管勞動券的消耗與消費相等只是壹個目標，且這個目標應該在壹段時間內以“平均”的方式達到，但勞動券消耗與消費之間的比值在不同的時期卻應該圍繞1.0這個目標浮動。這裏我們應註意該比值可被視為是各類價格水平的綜合：它可代表在消費品市場為購買壹個小時社會勞動產品所需的勞動券的平均數。我們在上面討論的市場算法是將每壹消費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作為重新分配資源的指標。當我們首次提出這個想法時，我們曾假設在所有消費品行業中這個比值的平均數都應為1.0。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想法有些過於簡單了。如果我們對某個時期中所有的消費品都形成壹個加權平均的價格與勞動內容比，並用某商品在總消費中所占的比例來對每個商品加權，那麽這個平均數將恒等於勞動券消耗與消費的宏觀經濟比值，這個比值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將在壹定程度上偏離1.0。

出於這種宏觀考慮，我們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確地重新制定消費品市場算法：

(1) 中央市場機構（CMA）向生產企業下達各類消費品的訂單，前提是訂單代表的總勞動內容應該與計劃的總體消費限額相等。

(2) 中央市場機構收到其訂購的產出並將其以市場出清價格銷售給消費者。

(3) 計算每個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並記錄下勞動券的總支出，即勞動券消耗。然後對每個產品運用以下決策規則：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增加商品訂貨。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保持商品訂貨數量不變。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減少商品訂貨。

因此我們對於價格/價值比高於平均的生產線要加大資源投入，而對於比值低於平均的生產則需要撤回資源。

(4) 回到第1步。

這個算法中的某些步驟可能還需要詳細解釋壹下。第2步要求市場部門為所有消費品確定市場出清價格。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確定壹個接近場清算價格的規則很容易的：如果對某商品有超額需求就提高其價格，如果其供應過剩就降低價格。但是這個價格變化幅度應應該是多大？如果沒有經濟學家們提供的諸如“瓦爾拉斯拍賣者”這樣的理論虛構，則我們很難確定能夠清算所有消費品市場的價格。嚴格來說，我們只能說按接近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價格。計劃制定者在工作中必須試錯，要像今天的資本家公司用市場力量來確定他們自己產品的價格壹樣通過對需求彈性所做統計分析的結果來得到正確的理解。此外，即使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場價格（即在流量需求與當前生產之間完全平衡），但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否是合理的。這有可能引起超額的價格波動。對於任何可儲存商品，改變庫存是減少價格波動的壹個手段。我們可以通過減少庫存，而不是調整價格來部分地滿足超額需求。

更詳細地了解壹下第3步對我們也是有幫助的。這壹步驟要求計劃部門根據消費品的價格/價值比是高於還是低於社會平均值來增加或減少不同產品的生產。這裏的目標是生產足夠數量的產品以使市場出清價格能夠等於其勞動價值（即比值為1.0）。和我們發現每個時期的市場出清價格壹樣，這也必須是壹個（在充分了解情況後）的試錯過程。確定產品的產出水平並通過市場價格來假設某種特定的水平是在給定某種預先設定水平下發現市場出清價格這壹問題的倒置。只有我們確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應（即某壹商品的價格變化可能影響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詳情，我們才能直接地解決這壹問題。第二個復雜情況是勞動價值本身就是壹個移動目標：即改變某壹特定產品的產出規模也可能帶來單位勞動內容的變化。如果規模經濟占主導地位，那麽某商品的勞動價值就可能會隨著該商品產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報遞減是主要趨勢，則勞動價值就會隨著產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們應該把消費品的市場算法看作是始終在朝“價格=價值”這個條件運動，而不是要達到“價格自始至終完全等於價值”這種靜止狀態。

由於這個原因，該算法有壹個特征值得註意。用勞動價值和市場價格來標記每個商品的做法可能引發某種的投機行為，從而限制市場價格的波動。我們需要指出，某商品的現有勞動價值會為其可能的長期價格提供指導。假設某壹特定商品當前是以明顯高於勞動價值的價格在交易。看到這種情況，某些消費者就可能推遲消費該產品，希望它在未來會降價。相反如果某壹產品的售價要比其勞動價值低很多，這就會給消費者壹個“現在買這個商品會很劃得來”的印象，從而可能暫時地提升對它的需求。通過壓低對高於價值產品的需求和刺激對低於價值的產品的需求，這種在需求上的投機性變化常常會限制市場價格與價值的偏離。



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比較

我們建議的市場算法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機制有何關系？我們認為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商品的生產水平是隨著盈利的變化在壹段時間內進行調整的，其中更多的資源流向利潤高於平均水平的行業，而從利潤低於平均水平的行業中流失。在這裏我們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很明顯也扮演了和利潤相似的角色。我們比較了在各種情況下消費者對每種商品的支付意願與生產成本（以某種方式來進行測量）。

在支持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壹個標準論點中，市場價格據說是對消費者為不同商品“投票”的記錄。如果某商品被消費者認為有很高價值，那麽它的價格相對於生產成本也就高，由此產生的高利潤就會造成那些高價值產品生產的擴大。對資本主義這壹論點的明顯反對主要來自於消費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消費者的“票數”要高很多倍，因此生產結構也就傾向於滿足前者的需求（無論這些需求多麽沒有價值），而窮人的需求卻因為無法以貨幣需求的方式來記錄而無法得到滿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麽這種反對就會消退，而投票的類比是有壹些力量的。

除了消費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們的消費市場和資本主義體制還有其它什麽不同？讓我們重點考察我們的“成功指標”（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與資本主義盈利這壹成功指標的對比。資本主義體制下商品生產的利潤來自於市場價格與產品生產（貨幣）成本之間的差額。這種“生產成本”是在將每次投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乘以每單位產出所需投入的數量相乘之後得出來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中對生產成本的計算就預設了生產投入的市場（在經濟學術語上叫做“要素市場”）。正是在這些市場上形成了勞動力、原料、機器等貨幣價格。

而在我們設想的計劃經濟中卻並不存在這種“要素市場”。我們只有消費品市場，並使用這個市場的“信號”來指導如何對不同類型消費品所需的投入進行分配。而壹旦產品的最終產模式被確定之後，我們將對支持這種模式的資源投入規模進行集中的計算，同時由計劃部門對所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力進行分配（見第6章）。單個的企業並不是對生產方式進行處理或買賣的權利主體（更多這方面的詳情見第14章）。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源主要是其供應商在願意賣掉產品的條款下提供的，並以此來得到這些資源的價格，但社會主義生產卻並沒有這樣的“提供”。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成本”必須以社會的方式來計算，同時（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我們相信直接和間接勞動內容總量（即“勞動價值”）是對社會成本的合理計算。

我們提出的調整算法可以應用於無要素市場存在的情況，但除此以外從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認為它還有壹個顯著的優勢。資本主義企業的“成功指標”，即利潤，部分取決於企業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例如，如果兩家企業生產同壹種產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術，支付工資更低或強制勞動時間更長的那家企業取得的利潤也就越高。而我們提出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卻與企業內部的剝削無關。壹家企業只有通過(a) 生產能吸引消費者或者消費者願意支付高價（從而提高市場價格）的產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產方法來降低產品的勞動內容這兩種手段才能達到特別“成功”的業績（即高價格價值比）。企業不會因為支付低於平均的工資或執行長時間勞動而得到“回報”。



結論



本章所提出的論點盡管並沒有得到完全詳盡的闡述，但是這些論點卻支持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需要對消費者需求無反應”這壹看法。我們對能夠按需求變化而調整消費品產出模式的機制做出了概述。雖然這種機制依靠各種各樣的市場，但它卻與資本主義機制有明顯的不同——它既不取決於生產方式中的私人財產，也不取決於生產過程中所用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

在形成了我們的基本觀點後，讓我們回顧壹下Alec Nove（1983）對在社會主義計劃中利用勞動價值提出的批判。Nove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壹起，聲稱不管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對分析資本主義有多大的優點，它都和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無關。假設勞動價值能夠充分測量社會生產成本，即使這樣，Nove說它們也是誤導性的，因為它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消費者對不同商品的評價。

而通過我們本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反對意見與其說謬誤，倒不如說是弄錯了對象。的確，壹件商品的生產需要3小時還是300小時這壹事實本身並不會告訴我們這件產品對消費者有多大用處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適的生產規模應該是多大。簡單來說，這種客觀的生產方信息必須得到需求相關信息的補充。如果我們知道在當前生產規模下，某商品的勞動內容是三個小時而它的市場出清價格也是三個勞動券，那麽我們就知道這樣的生產規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場出清價格大大高於三勞動券，這就我們當前的生產規模太小，而如果價格遠低於三勞動券，則這個生產規模又太大。於是計劃部門就能夠做出適當的調整。主觀地將價格設定為等於勞動價值很可能帶來不良後果，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9世紀對此種結果的建議中指出的那樣[1]，但是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背景下對勞動價值的唯壹可能的使用。

第九章：計劃和信息

我們正提出壹套計算機計劃系統。這套系統涉及到對經濟行為的極其詳細的模擬。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計算機提供大量的技術信息，例如，生產的產品清單和每壹個生產過程中所用技術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計算機系統則將記錄每壹種原材料的庫存量和每臺機器的型號，使得這些約束可以被加入到計劃過程中。

信息問題有社會方面的也有技術方面的。我們不僅需要優良的硬件和軟件，也需要正確的措施和激勵，這樣提供準確的信息就能符合人們的利益。在這壹章裏，我們將研究這兩個方面（該主題的相關材料見第3章最後壹節和第6章的最後部分，其中在第3章裏我們討論的是信息交換如何參與勞動價值計算的，第6章則概述了斯塔福德·比爾在智利阿連德時代下建立的控制論系統）。



信息和財產

顯然，建立壹個有效的中央計劃系統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壹個能夠支持數字信息傳輸的國家電信網絡。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壹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網絡可能有些落後）。但僅擁有通信網絡是不夠的。商業機密已經影響過去數據通信系統的發展方式，且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產計劃所需的信息。詳細的生產工藝只掌握在私營企業的管理層手中。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的電信部門已經鋪設了計劃所需的有線網絡，且其他必要的生產數據也已經放在公司電腦的文件存儲器中了，但是這些計算機並不會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開放。

傑瑞米柯賓

考慮壹種情況，即在個人部門消費者更趨向於儲蓄而不是信貸。在這種情況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壹些關於信貸的”免費”的條款，甚至定成負利率。以這種目的而使用所有凈儲蓄看起來像是壹個並非最優的政策:這種流入的壹部分可能被看作是壹個能獲得更高社會回報率的積累的“資金來源”。

這個解決方案的潛在問題是,消費者儲蓄存款是相當具有流動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貸是快速自動清償的,而用這些資金去購買的生產資料不是“流動的”壹,在積累項目”成熟”之前，我們面對壹個未預料到的存款外流，國家不得不創造多余的勞動券。而這提高了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並會破壞我們提出的核算系統。

這就是被凱恩斯發現的問題的本質，即儲戶希望以流動資產的形式儲蓄，然而他們的儲蓄被用於購買非流動性的生產資料。但是這個問題在國家壟斷金融體系中是可以被解決的:國家能夠告訴儲蓄者,它並不能吃掉他們的蛋糕。如果消費者儲蓄存款/信貸系統產生盈余，政府可以宣布,這些存款的流動性是有條件的，還可能實行配給制,而不是當對流動存款有大量需求時通過發行勞動券引起通脹來解決問題。

如果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產生赤字,即使消費信貸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類似的問題也會出現，難道還會用別的來源的資金（如退休的盈余賬戶）來支持額外的貸款麽？或者應該配給消費者的貸款？

現期在退休金賬戶上存在盈余的人要求為未來支出做積累，確保這些要求被滿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將盈余用於生產資料積累的生產。這要求在退休金賬戶和消費者信貸上有嚴格的界限。另壹方面,消費者在緊迫的時候取出貸款，（盡管對於借方來說是現實的——很顯然這是同意貸款的條件），他們聲稱致力於減少未來支出，相對於他們的未來的勞動券收入。但這種減少應該”適應”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會具有謹慎的靈活性:雖然不是操作壹個完全分離的賬戶,通過儲蓄存款/信貸賬戶配給可以避免過度赤字(或盈余)。



儲蓄的利息？



從上面的討論中產生的壹個問題是，對於私人部門的儲蓄是否應該支付利息。讓我們首先考察壹下在這樣的儲蓄上的“名義”利率為0所帶來的結果，如果這樣，人們就能夠從系統中提取出恰好等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過去所繳入的勞動券的累積總和。但要註意，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勞動生產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勞動量在下降，所以勞動券實際上變得“更有價值“了，也就是在勞動券的儲蓄中存在著壹種隱式的利息。並且人們能夠在他們長期的儲蓄上獲得這個“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們的不消費（儲蓄）使生產資料的加速積累成為可能，而這又引起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卻沒有要求任何額外的報酬二。

在傳統的、充分就業的資本主義模式中，儲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夠的儲蓄來為投資提供經費，但在我們設想的系統中，投資是社會化的，並且用於積累的資金的基本來源是稅收。從某種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賬戶上的是當期剩余（資金），個人儲蓄也許會對資金的積累作出壹些貢獻，但這是次要的。沒有必要鼓勵個人儲蓄，因為當積累和稅收計劃被制定時，社會儲蓄率（也即不消費的比例）就被民主地決定下來了。



稅收政策



無論對於處理家庭儲蓄有多麽精密的安排，稅收政策都將在平衡宏觀計劃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應該以何種形式向賺得勞動券的人征稅？在蘇聯式經濟中，傳統上大部分的稅收收入是通過“流轉稅”取得的。通過這項稅，國家使商品購買者支付的價格與銷售者所取得的價格有差異，而那差異就流入國庫。這樣的壹種稅與我們所提出的系統是不壹致的，因為它將導致系統定價下的消費品的價格高於它們真正所包含的勞動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們更贊成壹種所得稅；我們也建議國家適當地收取級差地租作為壹種補充稅。

社會主義所得稅應該像什麽樣子？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贊成壹種累進所得稅（在這種所得稅體系中，那些有著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稅率繳稅），依據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夠承擔更大份額的稅收負擔。事實上，累進所得稅被視為在資本主義下減少收入不平等的壹種方式（盡管在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稅收體系是否達到了這壹目標仍然是具有爭議的）。但如果正像我們已經提出的，個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麽累進稅所適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壹種統壹稅也許是最公平的稅收體系：每勞動力每月或每年征收壹定量的勞動券。

統壹的勞動券稅率傳達了如下的信息：每壹個處於工作年齡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為共同體完成壹個基本量的工作。與貢獻的勞動相交換，人們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滿足。如果人們想要壹個額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來獲得消費品，他們將必須工作超過這個基本量的最小值。我們在工作時間上設置最大的靈活性，這樣個人就可以選擇他或她的工作時間，如果壹個工人選擇工作更長時間，那麽他或她可以享用這帶來的好處而不用交額外的所得稅。

統壹稅也具有對於稅收收入的可預測性較高的優點。從按比例征收的所得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取決於人們賺了多少錢（在這個系統中，也就是人們選擇工作多少），但從統壹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僅僅取決於工人的數量。這種可預見性將對確定社會供給和積累有好處。假設計劃者在社會勞動時間中除去個人消費後分配出x百萬小時使用，那麽統壹稅就可以被定在能夠產生x-z百萬勞動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萬勞動券是預測的家庭凈儲蓄的水平③。

將這種統壹稅與英國綠黨（Green Party）的提議相比較是有意義的。綠黨的提議是，所有的公民，不論他們工作與否，都應該被付給社會保障收入。這個社保收入可能來自於普通稅收，包括所得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的提議的另壹種表述而已，因為我們所提出的統壹稅可以被視作壹種負的社會福利。綠黨的建議是十分可行的，並且相較於現行制度中發放救濟的好處有著更大的價值，它避免了聲名狼藉的“貧困陷阱”四。盡管如此，我們對於這壹社會保障收入的提議有兩點批評。第壹，它似乎暗示了對於失業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慮到壹定有失業，綠黨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處理它。我們不接受這個。我們主張壹個經濟能夠在充分就業下運行。收入平等、充分就業和統壹稅的結合消除了“貧困陷阱”和抑制就業的因素，這比綠黨的計劃更有效。第二點批評是由於隱含的妨礙，社會保障收入系統需要壹個高稅率的所得稅為其提供資金。我們設想了壹個零邊際稅率的所得稅，結合靈活的工作時間，這保障了個人自己決定何時從額外時間的工作中獲得的收益能與必須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經濟中，綠黨的計劃——實際上允許人們選擇過有補貼的懶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養懶人的大多數人勞動者所怨恨。



地租



我們參考其他系統的財權關系來支持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見第十四章）。這涉及到國家土地所有權。雖然我們不反對私人對於壹部分住宅的所有權，但國家應保有對於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權。房屋擁有者應負有支付基於他們宅基地的可租用價值的租金。在這些情形下，某個買了壹個房子的人只是買了那個建築，為相似規模和裝修標準的房子所支付的價格在倫敦和在布拉德福德壹樣。超過那個價格的部分，是占有者向國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稅，反映他們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適上的差異。這樣的租金會對國家財政做出重要的貢獻伍。

如果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討論的系統的稅收中發揮宏觀作用，顯然它們需要能夠被用勞動券來估值。但這樣支付的勞動券租金會與勞動券只用來購買根據它們所含勞動量定價的勞動產品的壹般原則不符。



消費稅



在稅收上的最後壹點也許值得壹提。我們已經說過，消費品總的來說應該根據它們所含的勞動量用勞動券定價。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例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家出於某些原因——壹般來說是因為這些物品的過度消費被認為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後果（酒精、煙草等）——對某些消費品征收消費稅，以期限制它們的消費。除了取締這樣的商品以外，社會主義國家也許希望實行相似的政策。註意，這不是壹般的營業稅或增值稅而是對選定的消費品的特殊的收費。



征稅和積累



在西方經濟體中，新的生產資料的積累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是分離的。私人部門的積累是公司自主決定的結果，並且主要是通過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資金，但有壹部分通過金融機構再流通的儲蓄會進入積累。傳統上公共部門的積累是通過舉債獲得資金的。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情況恰恰相反。公共部門的積累主要通過國有企業的流轉稅供給資金，而再流通的儲蓄則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們也設想稅收是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但附帶條件是所有的稅收水平必須由民主投票決定。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壹個關鍵批評就是，關於增長率，以及因積累率的決定事實上是由壹些政治精英做出的。這使得積累部分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性質。為避免這壹點，有關多少比例的國家收入應被投入積累的備選方案應該被提交給公民投票。如果投資應占總的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過，那麽然後國家就有權征稅來為此提供資金。考慮到積累的資金還有其他來源——也就是，儲蓄和租金——積累的全部成本將不會全部來自於稅收，但不同的稅收會為平衡社會預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第八章：消費品市場

外界對蘇聯式經濟體的壹個普遍的批評，就是它們對消費者的需求反應遲鈍，且提出這種批評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詆毀者。因此對我們的總論點來說很重要的壹點是說明計劃經濟也能很好地應對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都聽膩了的短缺、排隊和無用商品的過剩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特征。本章主要討論消費品中的社會主義市場概念。

切入這個問題的壹個方法是回到我們在第四章中對計劃所做的總體介紹。我們將計劃區分為宏觀經濟、戰略和詳細計劃這三個層次。在宏觀和戰略產業計劃的範圍內，詳細計劃主要考慮如何選擇最終產出的目標模式，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達到這樣的目標。但是針對消費品的最終產出目標是如何確定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機制根據消費者們的反饋來調整這些目標？

我們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所有消費品都可以用它們的勞動價值（即生產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間接社會勞動時間）來標記。我們在第三章中對這些價值的實際計算進行了討論。但除此以外，以勞動券形式表現的消費品實際價格將盡可能按照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假設某產品需要10小時的勞動來生產，因此它被記為有10小時的勞動價值，但如果該產品在10勞動券的價格下使人們對它產生了超額的需求，就需要提價來（大致地）消除這種過量需求。假設該產品的價格碰巧是12勞動券，那麽該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就是12/10，比值就是1.20。計劃者可將每種消費品的這個比值記錄下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比值隨產品的不同而變化，有時在1.0左右，有時要高壹些（如果產品需求旺盛），有時可能會低壹些（如果產品相對不太受歡迎）。然後計劃部門可以遵循這壹規則：對比值超過1.0的消費品提高其產出目標，而對比值低於1.0的消費品則降低其目標。

這裏的要點在於這些比值為我們測量社會勞動在不同行業中是否有效滿足了消費者需求（按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叫“使用價值”）提供了壹個參考。如果某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和勞動價值比大於1.0，這就說明人們願意花比生產該產品所需勞動時間更多的勞動券來購買這個產品（即工作更長的時間來獲得它）。但是這同時又說明為生產這壹產品所投入的勞動取得了高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反之如果市場出清價格低於勞動價值，這就告訴我們消費者並沒有按其完全的勞動內容來給它“定價”：即投入該產品的勞動取得了低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相等或比值為1.0則是壹種均衡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從他們自身的勞動時間出發，按社會所需消耗的生產成本來確定某壹產品的“價值”。

傑瑞米柯賓

第壹，除了個人消費以外，社會產品在最終用途上還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給社會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為了增強經濟的未來生產力而進行的生產資料的凈積累；還有可能貸款給其他經濟體。這三方面簡化來說分別是，社會、積累和貿易（貿易順差），並且如果把個人消費表示為消費，那麽我們有：



凈產值=消費+社會+積累+貿易（7.4）



等式（7.4）將凈產值分為四個基本用途。如果計劃要求積極的社會支出水平和積累,很明顯,消費必須低於凈產值，因此當然也就必須低於當期勞動券，即為當期勞動所發行的勞動券。要達到這個目的，壹種方法是對工人的勞動券收入征稅。但征收的稅款不壹定要與當期勞動券和該計劃的消費限額的全部差額相等，因為工人們可能會決定將他們的部分勞動券儲存起來，這樣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他們在為消費以外的用途“釋放”資源。我們會再談到這壹點。

第二，計劃中總的個人消費中的壹部分必須提供給非工作者——退休人員、殘疾人、半失業者。如果購買個人消費物品是使用勞動券的唯壹途徑，那麽必須通過國家預算使無工作者可以獲得壹定數量的勞動券。為了讓發行的勞動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價,這些給無工作者的勞動券不能簡單的“印出來”(這將會導致通脹)；相反,他們必須從勞動者中征稅獲得並且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

在轉向稅收和存款這些實質性問題之前,把上面的想法應用到“流動資金”賬戶情況中是很有用的。這使我們能夠檢查他們的壹致性。讓我們把經濟分成兩部分消費群體:家庭部門和政府部門。家庭部門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而政府部門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經濟單位。我們假設在生產資料中沒有私有財產,所以沒有單獨的企業或金融部門需要考慮。我們將通過程序確定每壹個部門詳盡的資金的來源和使用情況。

從家庭部門來看,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所做勞動的勞動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們有壹個把勞動券（轉移）給非工作者的問題,我們稱之為轉移支付。家庭部門可以用三種方式使用這些資金。他們可能會用來交稅,可能會花在消費品(消費)；或者可能會流入凈儲蓄部門(凈儲蓄)。如果這個關於資金來源和使用的計算是全面的，那麽這兩個總數必須相等, 因此：



當期勞動券+轉移（轉移支付）=稅款（稅收）+消費+凈儲蓄(7.5)



轉向政府部門,其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稅收收入。另外,在它作為“金融機構”（下面會談到）時,政府部門將吸收家庭部門的凈儲蓄。政府部門利用其資金將勞動券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轉移支付），提供社會福利供給(社會)和積累(積累),和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貿易）。同樣,如果我們這些來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們可以得到：



稅收+凈儲蓄=轉移支付+社會+積累+貿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種方式重組。 壹個簡單的變化是令稅收和轉移支付不變。我們定義凈稅收是稅收減去勞動券轉移部分(稅收−轉移支付)。這是凈勞動券作為“收入”是除了消費以外可用於國家“經濟”活動的部分這壹修改,我們可以重寫(7.5)和(7.6)如下:



當期勞動券−凈稅收=消費+凈儲蓄(7.7)

凈稅收+凈儲蓄=社會+積累+貿易(7.8)



把兩個方程相加我們得到第三個方程。如果我們把(7.7)和(7.8)相加，凈稅收和凈儲蓄抵消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消費+社會+積累+貿易　(7.9)



但由於當期勞動券等於凈產值，因此我們實際上又再次回到了7.4，這證明了我們勞動時間賬戶的壹致性。

我們發現在上面的證明中借用資本主義貨幣核算的術語(“稅收”、“融資”、“資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的宏觀經濟,我們必須探究這種語言背後的東西。在這壹體系中,勞動券純粹用於家庭部門采購消費品，政府部門發行勞動券直接換取國民經濟中的勞動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們獲得產品,本質上是因為國家被認為擁有除了賣給消費者的產品以外的所有產品。假設建立壹個醫院:國家以每小時壹單位勞動券價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勞動力，但不必須“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個完成的建築。政府永遠不可能用完“錢”(在系統裏沒有錢)。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勞動券，因為這僅僅是以工人的名義創建壹個會計賬戶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員的名義–見12章)。

然而,有壹個關於宏觀經濟平衡的真問題。如果足夠的消費產品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並且沒有壹個由於通貨膨脹而貶值的勞動券，政府必須確保在第壹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實際上,抵消了)它發放給勞動者的勞動券。例如,假設整個宏觀經濟計劃要求55%的凈產值用於消費品。為簡單起見,我們還假設，消費者沒有儲蓄部分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通過”凈稅收”抵消45%的勞動券的發放。如果凈儲蓄和稅收少於這個數量,勞動券在消費者支出中的流動量將超過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社會勞動總量。結果將是“勞動券通貨膨脹”(在價格穩定下的則會表現為短缺和排隊現象)。另壹方面，如果凈稅收過度,消費者用於支出的勞動券將少於生產出消費品的勞動價值。造成勞動券緊縮或剩余產品的堆積。

上面的例子中依賴於簡化假設，即消費者不進行任何儲蓄。顯然,如果消費者儲蓄壹部分，那麽對於壹個平衡的稅收政策要求會變得更加復雜。下壹節中，我們將會解決在家庭部門的儲蓄和借貸的問題，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研究稅收政策的細節問題。





家庭儲蓄和信貸



為什麽人們儲蓄？對壹些人來說,儲蓄是美德,或許自己的獎勵，但是經濟學家則要求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理性的動機並且展示給我們儲蓄動機的層次性。

在最低層次的水平上消費品存在儲蓄，生活中會有壹些節儉的窮人和中產階級下層會把錢存起來用於高檔品:汽車、自行車(在作者寫作本書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自行車仍算是高檔消費品。——譯者註)或度假，因為用於購買這些事情的花銷超出了當期的收入。還有壹些人選擇儲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以後不能再工作時準備的。而最模範的儲蓄者是這樣壹些人，他們不考慮自己現在而是考慮未來，把錢投入信托基金為後代提供教育或把遺產留給他們的繼承人。

在現有社會的水平上，人們選擇儲蓄是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艱難時刻:失業、嚴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過早死亡。另壹方面,有些人節約是因為”不得已的”，即當期的消費被滿足卻沒有耗盡收入或者沒有足夠的產品能夠刺激消費者額外購買，這壹類講的是成功的資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東歐和蘇聯由於缺乏消費品而”被迫儲蓄”的消費者。

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弱上面導致個人儲蓄原因中的壹些。例如，公共義務教育的升級(即使私人教育沒被禁止)和減少收入差距將削弱對教育信托的需求，並且還能夠維持教育信托。壹個適當的養老金制度將減少私人儲蓄的必要性。如果妳不害怕在妳的晚年貧窮，那為什麽不在妳可以享受的時候花妳的錢呢？在妳活著時候妳可能永遠不會退休。

隨著充分的就業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因失業而導致的收入減少做準備的需要就會消失。如果妳對妳的孩子的未來有信心,而且他們不可能沒有財產收入，妳不太可能為給他們留下遺產而儲蓄。

現在讓我們探討壹下現期個人貸款的主要原因。作為短中期貸款，這是主要為了及時向購買耐用品的消費者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必須儲蓄——尤其對於壹些期望收入在未來能升值的年輕人。另壹方面,個人長期貸款的主要原因很顯然是為購買房子。

這些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很可能還會存在。雖然在當前環境下毫無疑問地存在著與個人信貸相關的“貸款推動”的因素，鼓勵個人占據無法勝任的債務地位，而這將會被阻止。此外,用於購房的儲蓄的存在和規模取決於現期可用房的狀況,並且壹個運行良好國家租賃部門會降低對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激勵。

盡管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少壹些導致個人儲蓄和信貸的動機,但是這些現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儲蓄和信貸的基本原因是人們希望以相對獨立於收入曲線時間表的方式，來計劃他們的消費曲線的時間表。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儲蓄代表滯後消費，而信貸提倡的則是提前消費。

但關於什麽對社會是合適的和對個人是合適的之間有壹個重要區別，在以前的社會市場結構中儲蓄很簡單理解。囤積糧食為了匱乏時期的消費。埃及法老或毛時代的中國會在非常物質化的意義上進行儲蓄。毛澤東建議中國”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他顯然在主張滯後消費。在伊索寓言聰明的螞蟻為即將到來的冬天儲存糧食，而蟋蟀卻只是吃、唱歌和盡情的享受快樂。

在現代社會，個人儲戶可能對儲蓄仍然有這個簡單看法，錢已經取代谷物，但它仍然可以”儲蓄以備雨天”。所以保險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傘。但古人在儲蓄錢和儲蓄糧食之之間存在壹個反論，即什麽樣的人才是大富翁。妳不能吃黃金或金錢。除非妳用錢去購買東西否則儲蓄錢根本沒有用。個人囤積黃金可能度過饑荒。壹旦發生饑荒，糧食的的價格就會上漲,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現金的人可以買到吃的。但社會作為壹個整體，它的發展不是靠壹些現金儲蓄者。只有真正的谷物庫存才能防止饑餓,所以饑荒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沒多少而窮人餓死。

那些把錢存在銀行裏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侖金幣的農民更進壹步脫離了”自然節儉”的狀態。在戰爭時期,自然或經濟災難導致他們很可能看到他們的儲蓄在惡性通貨膨脹或銀行崩潰下消失。當戰爭的破壞或戰爭的賠款帶來的混亂，使壹個經濟體失去了市場上的貨物,這種真實的產品供應短缺表現出來就是貨幣的貶值。最後那些在戰敗後手握壹堆貶值紙幣的人，通過這種艱難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訓。

普遍的說,今天的儲戶僅僅能意識到他們明天的財富不等於他們明天的收入。有人為退休後30年儲蓄就可能認為他是在推遲消費，不過是因為他不樂意在他年老的後30年裏以面包為生。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商品的消費是滯後的。相反儲戶獲得金融系統支持的合法頭銜，允許他們索取未來社會的部分產物。退休的人實際上不是被他們的存款支持著，而是被他們的兒女贍養著。人壽保險和全面的養老金制度沒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齡化的負擔。年輕人仍將是唯壹的贍養老人的人，從孝道轉向互惠基金並沒有改變這壹現實,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是這樣。

在這方面儲蓄是和未來的壹個契約–壹個奇怪的契約，契約中將要提供最終產品的壹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來訂立契約是壹件不確定的事，年輕壹代可能違背契約。他們可能會追求通貨膨脹下工資增長，盡管會影響到他們退休後固定收入。他們可能會發動壹場革命，毀掉股票市場。

盡管如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今天的儲戶可能會增加明天的實際收入。通過今天儲蓄，人們放棄他們當前消費支出的壹些想法，因此他們“釋放”資源,否則這些資源就會被用來生產消費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有壹個相當大的危險，那就是釋放出來資源會得不到利用。當消費者決定儲蓄他或她的部分貨幣收入時,這個不消費行為本身並不會傳遞出壹個固定的信息來說明，在未來的壹個確定日期內哪些消費品會被消費並且消費的數量是多少。最多不過是，儲蓄的增加通過利率下降傳達壹般性的信息,即為了將來銷售進行的生產更有利可圖。但凱恩斯認為,即使這種途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參見：凱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爾·萊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 >壹個很有價值的觀點,1981年)。因此儲蓄增加可能降低對商品的總需求,導致經濟衰退。

另壹方面，在計劃經濟中,沒有理由不把通過儲蓄釋放的資源歸入可以使用的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提高未來的勞動生產率。在我們設想的經濟中,生產資料的最小總積累率是由民主決定的。積累率決策的的第壹個輸入是人口；面對人口中退休人員比例增加的前景，積累的比例應當也要增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滿足未來對生產工人數量的需求。這顯然是以犧牲當期消費水平為代價的。但考慮到這是基於共同的決定,當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許個人偏好在邊際上影響利消費和積累劃分的情況。什麽機制能夠保障個人選擇的合理範圍，並且同時符合總體規劃的限制呢?這裏有壹些建議。

(1)當前勞動券可以自由兌換部分種類退休金(例如在未來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後開始每年度返還壹定數量的勞動券)。這樣的交易將依賴於壹個統壹的國家“金融體系”,以便於它們的總量能被計劃機構監控。

正如我們以上所討論的，對應這種儲蓄的是從消費品生產中釋放的當期勞動力，計劃者的合理反應是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分配到當前用於生產資料凈積累(被社會決定的超過最低積累的比例)的生產中。這將使未來更高的消費品產能成為可能。計劃者能否通過制定好儲戶在未來某個時期想要消費的精確的產品數量來使用“釋放的”勞動時間，這壹點顯然是沒有保證的。這取決於戰略規劃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經濟體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預測。盡管如此,規劃者可以集中考慮流入的儲蓄量，以確保如此“釋放的”勞動時間得到充分利用。

(2)允許短期的靈活性,儲蓄存款也可以交換當期勞動券。為了購買各種耐用消費品，休假等等，人們可能從儲蓄存款中取出勞動券。如果這類存款的流入大於每周期流出,那麽余額就可以用來為個人借貸提供資金。如果需要,這些信貸的期限，尤其是他們還款的利率，可以被用來平衡貸款的需求和供給。這壹供給來自於儲蓄賬戶的凈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只會是個體消費之間的變換而不影響總體的宏觀經濟平衡。

(3)除上述被認可的儲蓄形式，個人不允許囤積勞動券。這種囤積將擾亂勞動力分配計劃,但可以通過使勞動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銀行拒絕兌現超過規定時期的個人支票壹樣來避免這種情況。



這些關於儲蓄和信貸的要點可以用到我們在本章的第壹部分闡述的關於資金核算的內容。我們指出,家庭凈儲蓄（凈儲蓄）作為家庭資金使用的壹部分，也作為國家收入的壹部分。我們現在討論凈儲蓄的細節。總儲蓄是家庭對於退休金的獲取(退休金獲得)和消費者在儲蓄賬戶的存款(儲蓄存款獲得)的總和。

獲得凈儲蓄,我們必須減去家庭部門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從消費者個人儲蓄賬戶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費信貸 (新的信貸)。

我們得到方程：



凈儲蓄=退休金獲得+儲蓄存款獲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貸



或者,把獲得退休金的和消費者存款和貸款的項目用括號整理在壹起:



凈儲蓄=(獲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獲得儲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貸)



關註消費者儲蓄和信貸——而不是退休金，註意它的數量(儲蓄存款獲得減去取款再減去信貸)是作為國家的凈資金來源。這個術語代表了流入到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的凈資金。上面已經建議過，把上面這個資金流設為0，通過設置不同消費者貸款的條款，使信貸的需求剛好耗盡凈流入的存款。這壹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決於能否制定達到這種平衡的條款。

傑瑞米柯賓

計劃者們可以算出生產出x萬億千瓦時的電力所需要滿足的條件。投入-產出系統的均衡可以確保足夠的油、煤或鈾來滿足需求，但是，有足夠的發電站嗎?任何時期，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都被需要長期建設的生產手段的庫存所限制。此外，還有勞動力：有足夠的勞動力來生產計劃所需要的大量產出品嗎？

壹旦產出品的數量被算出，這些問題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計劃系統可以預計每個部門的大量產出需要，分布式工業計算機（代替超級高速計算機）利用每單位產品所需生產資料和各自的勞動效率，就可以算出他們對於生產手段庫存和勞動力的需要。這些部門的需求可以反饋到中央計算機統合，再與各種生產手段的庫存相比較，與各自勞動力的計算結果相比較。

如果約束正好滿足——即，如果各產業部門不再要求比現在整個經濟系統更多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註意，即便所有約束都被滿足，依然有在生產部門之間重新分配資源的需要：中央計劃部門需要優化重組，發布相應的指示。但如果總體約束在這裏不滿足，計劃就需要做相應調整。最初關於最終產品的目標不再能夠達到（除非額外的約束可以以某種形式放寬），而計劃者們必須重新考慮。壹些社會效益最低的目標將被舍棄，整個計算將重來壹遍。由於計算過程可能花費數小時，甚至數天，對於壹定的計劃的期限，會有多次重復。

最後這點的重要性在於，不考慮投入-產出流系統中的其他因素，生產力的約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賴計劃決策的期限。如果計劃是相當長期的，庫存約束就變得無關緊要。如果需要更多的電力，可以相應地建設起來。在這種條件下，對於投入-產出系統唯壹的額外約束是勞動力的供給和足夠的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如果那樣的話，依照額外約束來調整計劃目標水平相對容易。但另壹方面，期限越短，額外的庫存約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設時間比計劃期限更長的生產手段都必須作為庫存約束被考慮；如果計劃周期特別短，原材料的庫存狀況也變得十分重要了。作者之壹研究了適合於後壹種情況的算法，與之前的標準投入-產出過程很不同。在下壹部分中，將展示這種替代算法的理論基礎，並舉例來說明其應用。



新的計劃均衡算法



假設我們從年度產出的購物單出發，我們想得到十萬種不同的消費品。這些目標是可以轉換的，資源被孤立，或者它們過分了，超越現有資源。我們想知道是否應調整目標來使資源，包括各種機器的現有庫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對每壹種消費品限額做壹定百分比的調整。壹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調整。

如果我們有壹定數量的綿羊和化學工業空閑，我們想知道這對於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額意味著什麽。羊毛衣物的目標應該削減嗎？這對於丙烯酸的生產有什麽影響？多少針織品應該從生產羊毛轉換為丙烯酸？

假設空閑的針織品機器應該壹千條針織衫的生產線。可以將所有空閑的生產能力用於生產壹種特殊的熒光藍色毛衫，胸前印著粉色的“St Tropez Sport”，但這種設想是否能使消費者滿意是令人懷疑的。需要的是壹套規則，計算機可以決定根據資源約束明智地調整計劃目標。我們開發了壹個計算機程序，可以基於邊際效應遞減的經濟原則作出這樣的調整。算法的完整記述見Cockshott（1990）。



調和值函數



算法應用了神經網絡仿真技術（人工智能的壹個子領域）。這壹領域的研究者們提出，神經系統可以用熱力學的概念來分析。神經系統由大量互相松散連接在壹起的實體組成，這樣，它可以被抽象為統計力學中的問題。已經發現，熱力學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應用在神經模型裏。每個神經元就像是固體中的壹個原子，與全體連接在壹起並相互作用。兩種情況下，都是大量實體在隨機規則[4]下相互作用而發展的系統。可以為神經系統定義壹個合適的模擬能量——其狀態大體上有多接近於期望的狀態。可以看到，如果為神經系統的狀態引入溫度的仿真算法，經過弛豫過程後，其穩定於期望狀態。

同樣被仿真算法證明，神經網絡和晶體，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經濟系統。經濟系統中，各部門通過相互作用與其他部門聯系起來。這裏的相互作用關系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代替了突觸連接或靜電力，但在抽象層次上是相似的。

註意圖6.3中的神經網絡和投入-產出矩陣的相似之處。圖中的縱線表示右側的神經細胞的輸出。突觸傳遞給細胞的輸入由橫線表示。在橫線上，他們的輸入所激發的水平被加起來。輸入激發的等級反過來決定（軸突）細胞的輸出。我們可以做壹個仿真，用投入-產出表的列來代表壹個經濟部門的行為水平。我們把突觸標記上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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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隨行改變，j隨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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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數字表示，要生產第j個部門的壹單位產品，需要的第i個部門的產出產品的數量。神經網絡理論證明，這樣的網絡將進入這樣壹種激勵模式：與突觸上的權值相壹致。細胞的激勵水平將表示相應部門應當運行的合適的強度。神經網絡可以在數學上仿真出來。即我們可以用神經網絡中的松弛算法來使經濟保持均衡。要做的只是找到我們能夠使其最小化的模擬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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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網絡的研究者們經常反過來看問題——不再試圖使網絡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稱為調和值的東西最大。形式上，這只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觀的說法。神經網絡在學會對外界刺激給出“正確”答案時，擁有最大的調和值（harmony）。

我們可將調和值的概念應用於經濟。我們為每個部門定義壹個調和函數，如圖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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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產品的網絡輸出（允許其他部門耗盡）低於目標，調和值將迅速變為負數。如果我們達到了目標，調和值將逐漸變為正。這是用來說明，短缺造成的問題比剩余帶來的好處要更厲害。下面是壹種具有該性質的仿真函數的代數形式：

令u = （產出 – 目標）/目標

若u<0 那麽 調和值=-

否則，調和值 =

人們每消費的壹額外單位商品，所獲得的滿足感是逐漸下降的。當妳第壹次從親戚那裏得到茶壺時，妳的感謝是真誠的；但第五次時，感謝就顯得勉強了。這裏蘊含的意思是：來自超出目標的產出品的額外社會滿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們對於短缺十分不安，而對於充足的愉悅程度並不如前者那麽大。我們可以用之前的調和值函數來表示這壹點。

當產品輸出正好符合目標時，我們定義調和值為零。如果輸出過量，調和值為正，而如果輸出不足，調和值為負。調和值函數被計算機用來調整輸出。我們的目的是令整個經濟的調和值最大，來使全體處於平衡。



算法步驟



（1）隨機為各部門分配資源。這只是計算機中進行的名義上的分配。在真實的世界並沒有發生。由於松弛算法的健全性，初始值選擇隨機即可。

（2）對於每個部門，找出限制生產力的因素，即扮演短板角色的資源。

（3）各部門拿出多余的資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對於需要有盈余），放進壹個公共蓄水池。這壹步不會降低生產力，所以調和值沒有變化。註意，這次的重分配還是在計算機內存中進行；在整個算法完成之前，與真實的世界無關。

（4）算出各部門的調和值。

（5）算出整個經濟系統平均的調和值。

（6）將各部門按調和值排序。

（7）對調和值最高的部門，減少它們的產出，直到其生產力水平使其調和值等於平均調和值。由於調和值函數是可逆函數（即，從調和值反推出產出和從產出計算調和值是同樣的過程），這是很容易的。於是又有資源進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對調和值最低的部門，為他們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資源來增加其產出，直到他們的生產力使得其調和值等於平均的調和值。

（9）算出新的平均調和值。如果這與之前的有較大差別，返回步驟（6）。



該算法能夠均衡各部門的調和值。如果叠代是成功的，在大約十幾次叠代後，平均調和值的變化範圍將不超過1%。然而，僅僅靠這個算法，會使經濟系統產生局部的最大調和值。在實際計算中，該算法常常剩余大量資源而總產出遠低於預期。由於不論從怎樣的平均調和值開始，算法都有很強的偏向性，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理解這壹點。

這點可以通過引入增加產出的偏移量來克服。在步驟（7）中，不再減少高調和值部門的產出，而是將其產出調整為（均值+B），B即為偏移量。在程序開始時，我們將B設置得較高，隨著叠代的進行逐漸將其降低。這樣的效果是，只有調和值特別高的部門產出會減少，而調和值較低的部門產出總會增加。總之，平均調和值趨向於增加，系統最終穩定於壹個最大平均調和值。

如果仔細選擇數據結構，該算法在運行時基本是線性的。也就是說，100個部門的問題將花費10個部門的問題十倍的時間。回顧之前關於投入-產出分析的討論，關鍵點是不用矩陣來表示投入-產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陣的稀疏性，用鏈表來表示它。算法的復雜度大致可表示為n*m，n表示部門數量，m表示每個部門的平均輸入數量。這樣，算法其實是很簡單的，曾經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運行300秒左右，就完成了對擁有4000個部門的經濟系統的計劃仿真。Sun的工作站每秒運行約三百萬次。由於其時間要求是線性的，要使擁有壹千萬種產品的經濟系統的計劃平衡，也只需要在68020（壹種流行的微處理器）上運行約壹百萬秒（不到兩周）。同時還需要壹千兆左右的存儲空間。這個要求並不難；相當於壹千臺個人電腦，按現價（1980年代末—譯者註）是五十萬英鎊左右。

英國公司Meiko推出了壹款多核處理器，將多達1024個微處理器芯片集成來加快速度。其設計的用途是粒子物理仿真，每秒鐘可執行百億次運算。如果我們可以在擁有1024個集成塊的Meiko平臺上運行這個問題，每個集成塊配4M內存，大型經濟系統的計劃將在十分鐘左右完成計算。

此外，該算法也可以算出關鍵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門間的正確分配，得到可行的產出目標。這事實上正是計劃者所需要的細節信息。

我們認為，只考慮物理可能性，不考慮金錢，現存的計算技術完全允許詳細計劃的進行。之前提到的這些技術，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計算機上實現，它們現在正被用於粒子物理和天氣預報。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對理想化的市場應該達到的那種均衡過程事先進行仿真。



智利的經濟控制



計算機化的經濟計劃和控制最有趣的實例發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連德時期的智利。斯坦福·貝爾設計了該系統，在其書《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介紹[5]。貝爾的目的是提供壹個實時的、分布式的經濟控制系統。由於他的系統提供了壹個使用我們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實例，分析這個系統的特征是有益的。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傳統的統計方法，當經濟統計數據到達決策者的桌上時，常常已經是幾個月之後了。於是，直到經濟危機發生幾個月後，解決危機的政策才能被制定出來。由於政策工具同樣低效，決策結果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當股票市場在1987年崩潰後，英國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減稅政策。當這壹政策發揮作用時，需求已經開始增加了，於是1989年發生了通脹。數據搜集的滯後意味著完全不合時宜的行為（但是在這裏意識形態也對減稅也有很強的要求，而無論宏觀經濟形勢如何）。

這種不當效應在反饋中會進壹步產生更糟糕的經濟震蕩，只有決策者能得到實時的信息並能實時幹預系統，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在智利，壹套計算機網絡系統被建立起來以完成這項工作，使懷疑者們吃驚的是，其建設只用了四個月時間，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幾年。這項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計算機技術和智利這種貧窮國家簡陋的通信系統基礎之上。微波和電傳連接將所有關鍵部門中心與首都的計算機連接在壹起。即使有技術落後上的限制，它還是能夠為政府提供壹天之內的經濟信息。更現代化的設備當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號的形式顯示的。“作戰指揮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顯示著加註釋的流程圖，表示經濟單元間的相互作用。圖形顯示避免了計算的麻煩。不同單元間流通的量由線的寬度來表示。各部門用包含柱狀圖的塊來表示，顯示其生產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間裏提供七個座位，這是能夠進行有效討論的最大人數。扶手上的大按鈕能夠控制顯示，或突出不同的圖表。

“作戰指揮室”的概念來自於空戰防禦。在戰爭中，即時決策需要實時的信息。決策可以由計算機仿真，來檢驗如果采取某項行動將引發怎樣的結果。在打破私有卡車公司反政府抵制的努力中，它類似於戰時的指揮部。計算機網絡使政府能夠使用所有可用的運輸手段，使貨物流通起來。

“作戰指揮室”本打算被用於所有部門的所有分支。復雜的統計學程序從系統底層的數據流分析，來尋找有意義的變化。決策者從超量的數據中解放出來，只了解對決策有用的數據。當某個分支有任何異常發生時，就會向對應的“作戰指揮室”發出報告。如果計算機檢測到危機，它們將向“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並啟動計時。如果在壹定時間內“作戰指揮室”沒有及時作出有效的回應，就會向更高壹級的“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這給了每個單元本地解決問題的自由，從而避免影響社會有機體的生活。在設想中，工廠級別的“作戰指揮室”將由工人委員會運行。民主的推測是：現代化的顯示技術和計算幫助能使人們不經復雜訓練就有管理工廠的能力。

伴隨著使皮諾切特上臺的血腥政變，智利的弗裏德曼貨幣主義經濟實驗開始了，而所有這壹切都被扔在壹旁。“作戰指揮室”和阿連德、民主被壹同埋葬在了總統府的廢墟中。

第七章：宏觀經濟計劃和預算政策

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宏觀經濟計劃必須要考慮不同部類的產品在最終使用上的總體平衡問題。宏觀計劃還必須確保這些產品的組成的壹致性並且確保其總數滿足總需求。要完善我們的宏觀計劃，我們還需要壹個與之壹致的會計核算方案。宏觀經濟的三個方面——理論、政策目標和會計系統之間密切相關。例如，凱恩斯在三十年代創造性的工作使得國民收入核算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反過來，合理可靠和壹致的國民經濟核算也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後得以推行的先決條件。蘇聯式的經濟體采用了另壹種不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論根源的，即是相當狹隘的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論述。而我們提出的計劃需要壹種基於勞動時間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這壹概念雖然也源於馬克思主義，但與傳統社會主義實踐相當不同。

本章將首先討論在整體經濟中壹般意義上的勞動時間核算，然後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的運行中政策面臨問題時豐富這壹核算方式，從而解決遇到的問題。壹旦這樣的基礎建立起來了，我們將可以研究壹些具體與之相關的問題，如儲蓄、信貸和稅收政策。





建立在勞動時間上的宏觀核算



我們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總產值定義為在給定的壹段時間，例如壹年內，所生產的勞動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勞動的來源，可以將生產總值分成兩個部分。大的部分是當前勞動的投入，即在給定時期內勞動的投入。我們稱之為當期勞動。此外還有過去勞動，即從前壹段時間生產的產品“轉移”過來的勞動。這些勞動可能以上壹期生產卻在當期使用的存貨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使用逐漸磨損的耐用生產工具（機器、廠房和設備）的形式存在。我們將這種過去勞動的轉移整體看做是折舊。這壹分析給我們提供了第壹個宏觀核算恒等式：



生產總值=當期勞動+折舊（7.1）



我們還可以把凈產值定義為總產值的勞動量中超出需要用於補償過去勞動消耗（折舊）的部分。因此我們有了第二個恒等式：



凈產值=生產總值-折舊（7.2）



現在我們制度基本分配原則是，工人們應當得到與他們所提供的勞動量直接對應的勞動券（見第二章），雖然就個人而言我們承認某些資質上的不同，但全經濟範圍來說仍然是有效的：每壹時期發行的勞動券總量等於完成的勞動總小時數。用當期勞動券表示當期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勞動的勞動券，我們就有了第三個恒等式:



當期勞動券=當期勞動（7.3）



由（7.1）和（7.3）我們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凈產值





我們姑且假設能夠把全部的當期勞動券作為“可支配收入”拿回。還假設他們希望將所有的收入用於消費品。我們提出的制度有壹個原則，那就是消費品以勞動券表示的價格應該等於該產品的勞動量，至少作為初次近似應該如此（下壹章將會闡明這壹提議的細節）。由此推斷，如果工人把全部當期勞動券花完，他們的消費就會耗盡凈產值。根據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費完全部總產值，因為他們的收入（當期勞動劵）比總產值要少，差額部分用於折舊，以此保證有足夠的資源用於補償過去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消耗。但即使是這樣，工人們的消費會耗盡凈產值的論據也是站不住腳的，有以下兩個原因。

傑瑞米柯賓

評判糧食生產分配體制的壹個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體的營養標準，以及這個體制所產生的生態影響。現在已經有了壹個龐大的有關飲食的科學知識體系。甚至在二戰之前，營養學家們已經計算出了壹份平衡的飲食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糖類以及維他命的數量。這個知識被很好的用在了戰時糧食配給額度的設置上。即使往常的供給來源變得混亂，但理性的計劃以及合理分配現有的資源也使得國民整體的健康和營養標準在實際增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關營養的建議現在看來已經有些過時了。對飲食以及心臟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已經引入到了現代的處方建議中，比如少食用黃油和動物脂肪、多食用復合糖類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則仍然是適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學知識合理飲食，那麽整體的健康水平將會得到提升。問題不再是防止由長期營養不良助長的軟骨病和結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飲食習慣帶來的現代人類健康的大型殺手如癌癥、心臟疾病。

這表明食品供應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得到計劃。對於壹個給定規模和年齡結構的人口，總的食品需求可以輕而易舉地計算出來。糧食的來源有三個：進口、社會化的農場和漁業，以及私人農場和私人漁業。我們假定食品出口受制於與各生產國的長期供應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氣候災難，這能夠給那些不能在本國裏很經濟劃算地生產的食品提供壹個可靠的供應基礎。

進口長期合同確定之後，國內生產的目標就自然是確切可知的了。如果我們假設農業領域是由國營農場、合作社以及家庭農業組成的，那麽問題就在於如何從這些來源來完成生產目標。農業比其他工業都更容易受天氣因素的影響。它的生產值年年都在浮動，要做出精確的年度計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幾年為壹個時期的階段內這些波動是相當平緩的，通過緩沖庫存，常規的供給是可以保持穩定的。為農業制定壹個三年或四年的浮動生產目標是合理的。家庭農業和合作社將被要求競標承擔三年壹期的固定數量的谷物供給。他們會被要求詳細說明在機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們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們想要多少附加價值作為自己的勞動所得。供應合同將根據壹個公式制定出來，這公式不僅會考慮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勞動），還會顧及由於使用特定量的化學物質及化肥而對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競標體系將會避免折磨著西方農業計劃體系的生產過剩的痼疾。它把消費者和環境的要求置於生產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勵效率，促進了那些不經濟的邊緣農場的倒閉。那些贏得合同的農場將會獲得長期穩定的價格和市場份額。

第六章：詳細計劃

在第四章中，我們介紹了作為反饋控制的計劃思想。圖6.1概括了這個基本思想。現在，我們可以將這個總體概念加以擴展，把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具體要點考慮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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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講到，戰略計劃處理經濟產業結構的基本形態。在本章，我們關心的是詳細計劃，它將具體處理各種產品將分別生產多少，以實現這些基本目標。比如，戰略計劃規定，把百分之七的國民收入分配給電子消費品。詳細計劃必須明確這意味著什麽——各種型號的電視產量、各種規格的放大器產量等等。此外，為了達到這些生產目標，計劃必須指定所需的零件數量：500,000個14寸，300,000個20寸彩色顯像管，12,500,000個10陶瓷電容，等等。

圖6.2表示了詳細計劃的輸入。通過構建壹個經濟運行的詳細模型，仿真和計劃可以預測各個中間環節分別需要多少投入，來產生最終的各種輸出。市場機制間接地引入了詳細計劃：通過人們所願付的價格是否足夠高，來決定計劃的下壹步。如果人們可以接受的價格相應的勞動時間比生產產品實際所需的勞動時間少，這種產品就將削減產量或停產，將資源用於其他方面。我們的市場反饋原理將在第八章單獨說明。現在先來關註仿真和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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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在計算商品所需總勞動量時，我們介紹了投入-產出表。這個重現經濟運行的方法在規範表述和理解詳細計劃時也很有效。表6.1是壹個例子。讀者也可以回顧壹下表3.2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產出表（或矩陣）記錄了產品從每個部門到其他部門的流動。每個部門在行和相應的列上分別出現兩次。其中，每壹行表示該部門供給給其他部門的產品數量。例如，第壹行表示石油業，行中的數字分別表示供給給自己、電力行業、卡車制造業等等的石油數量。而在每壹列中可以找到該部門所需各種產品的數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車制造業所需的石油、電力等等。



表6.1：壹張投入-產出表



石油 電力 卡車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電力 50 20 40 ……

卡車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門產出的去向。
列表示各部門所需的投入。
表中數字應該被看做是在合適的單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電力、多少輛汽車）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引入壹些基本的術語。首先，總產出是指壹個部門不分用途的總輸出。總產出又分為中間產出和最終產出（或凈產出）。中間產出表示生產系統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煉鋼時用掉的煤，生產電腦用掉的鋼）。最終產出則是其余部分，可以被最終利用（不論是消費掉的，私人的或集體的，或是投資時為了建立生產系統的）。

壹些產品幾乎是純粹的中間產品。比如鋼板，除了壹些金屬加工愛好者，消費者完全沒有需求。事實上，可以將整個鋼板產出視為進入各行業生產過程的中間產品。另壹方面，壹些產品完全是最終產品，而沒有中間用途（沒有行業將成包的香煙用於投入生產）。但壹些產品具有雙重屬性。天然氣可用於家庭烹調和取暖，也可作為多種行業的生產輸入。

更重要的是：兩個產業技術上的系數可以直接告訴我們，需要多少前者的產品，來產出壹單位後者的產品。例如，制造壹輛自行車需要10公斤鋼材，那麽鋼-自行車技術系數就是10（鋼以公斤計）或0.01（鋼以噸計）。註意，自行車業對鋼的總直接需求可以由其總產出數量乘以相應的技術系數算出。制造2000輛自行車就需要2000 * 0.01 = 20噸鋼材。

現在我們做好了準備，可以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者們面對的問題了。對於經濟活動，人們根本上關心的是最終產品。假設我們有壹系列的計劃目標[1]。達到這些目標需要生產出合適數量的中間產品。要制造出我們想要的數量和型號的電腦，需要電腦制造業從供應者那裏得到相應數量的塑料、鋼材、矽等，並且相應行業的供應者們同樣得到他們所需的中間產品，等等，形成壹個互相依賴的復雜網絡。

所以，問題就是：從期望的壹系列最終產品出發，如何計算出需要的每種產品（包括中間產品）的總數量？理論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如下（對於數學公式恐懼的讀者可以跳過幾段直接看結論，但我們只用了最簡單的代數）。考慮壹個簡單的小型系統，只有兩種最終產品。Ｇ為總產出，I為中間產出，F為最終產出。下標代表部門1和部門2。由於總產出等於中間產出加上最終產出，可以將我們的玩具經濟表示為如下兩個方程，各代表壹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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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產出的雙下標中，第壹個數字代表來源，第二個代表去向，例如代表部門2中用到的部門1的產品。第壹個方程用語言來表達，即部門1的總產出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例如，石油業消費壹些石油；對於不消耗自身產品的產業此項為零）；其次是部門2所需要的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最後是部門1的最終產品。

現在，將中間產出用總產出乘以相應的技術系數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車和鋼材的例子中的那樣，自行車業需要的鋼材數量等於自行車的總產出（輛）乘以每輛自行車所需的鋼材。如果用a來表示技術系數，即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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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壹步壹步來解，我們也可知這個方程是可解的。I被替換為a乘以G後，方程被化為有兩個未知數（即兩個部門的總產出）的兩個等式。簡單但卻乏味的代數可以證明，總產出僅僅由最終產出和技術系數即可求出，同樣，中間產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車的例子）［２］。

自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西裏·列昂惕夫和馮·諾依曼的開創性工作以來，這個問題的算法已廣為人知，並且，如果系統不大，解並不難。但如果用來處理整個經濟系統，使問題簡化的唯壹方法就是將其化為高度歸納的部門。我們表中的行和列將變成形如“消費電器”，“汽車”，“油氣”，等等。對於其他用途，這可以接受，但對於實際的社會主義計劃，這是不夠的。如果計劃者要提供能夠有效指導生產的藍圖，確保所有經濟活動井井有條，必須能夠精確地確定輸入和輸出。但那樣的話，投入-產出表會變得極其冗長，百萬計的行列會有千億計的技術系數。解聯立方程的工作已經不簡單，何況，甚至在計算開始前，還需采集海量的詳細信息（技術系數等）。

信息采集及其計算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先假設必要的數據“已知”（經濟學家喜歡這麽說），來研究計算的問題；在第九章中，我們將回到獲取數據的問題上。

這裏涉及的數學問題本質上和第三章中討論的勞動時間計算的問題相同。原則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決，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對於巨大的系統，這完全沒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勞動價值計算中，算法可以利用矩陣的稀疏來簡化。當十分細化時，由於矩陣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於香腸業，木材之於眼鏡業，等等），我們可以用鏈表更好地表示生產的條件，找到壹個叠代的解。

兩個主要的叠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賽德爾叠代算法）都可以接受鏈表形式的輸入。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問題的解，但可以產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對於經濟上的投入-產出問題，如果存在唯壹解（理論上可直接求出），那麽這些叠代方法將產生收斂的結果（Varga，1962）。

這裏的叠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數據輸入包括(i)最終目標產出表，(ii)非零技術系數，(iii)每種產品期望的總產出。將這些總產出的初始值代入這套技術系數，就得到每種產品所需要的數量。基於此，可算出壹套新的總產出。這些數據又被用於下壹輪叠代，等等。如果算法是收斂的（即有唯壹解），那麽隨著叠代次數的增加，總產出的變化將越來越小。當變化值小於預先設定的壹個界限時，算法就終止。

由於算法的收斂性獨立於初始值，初始值的選擇並不是關鍵：如果壹些值可以，那麽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見Varga，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近真實值，收斂將更快。計劃者們可以合理依靠過去的經驗來選擇具有合適數量級的初始值。

雅克比叠代法的運算次數由輸出數量，乘以每個生產過程所需的直接輸入數量，再乘以足夠產生滿意的近似值的叠代次數。例如，10,000,000種產品，每種有200個直接輸入，需要100次叠代，那麽就需要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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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計算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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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完成，即略超過半小時的時間。





蘇聯的計劃情況



把我們之前的討論和蘇聯計劃經濟的經驗聯系起來，兩類問題在此顯現出來。首先，有人會問：如果完全的詳細計劃所需的計算是如此龐大和復雜，在高速計算機發明之前，蘇聯是怎麽做到的？

實際上，在計算機發明前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計劃方法建立起重工業基礎時，蘇聯曾經做得如此成功是相當值得註意的。當然，那時的經濟簡單的多，而且計劃相對來說只有很少的關鍵目標。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計劃中仍有許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過人力和物質的大擴張意味著，即使有這樣的不平衡，關鍵的目標還是能達成。

另外，我們應註意到早期蘇聯的計劃並不是像我們描述的那樣進行的。從壹系列最終產品倒推，得出壹個完整而詳細的龐大輸入列表，這確實超出了當時的計劃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能力。於是，通常計劃者們只是從他們自己設定的粗略的目標出發：1930年之前生產多少噸鋼，1935年之前生產多少噸煤，等等。這種早期實踐按理說會對幾年後的經濟結構產生有害的後果。它會產生壹種“生產主義”，大量關鍵中間產品的生產成了最終目的。事實上，從投入-產出表的角度看來，人們其實想盡可能地節約中間產品。即計劃的目標應該是：保證所需最終產品產量的情況下，生產最少的煤、鋼、水泥等等。

這裏會遇到的第二種問題正好是前壹個問題的另壹方面：如果我們提到過的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是眾所周知的，那麽為什麽蘇聯的計劃者們沒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高速計算機技術產生後，取得太大的進展？

我們在討論前壹個問題時已經提到過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必要、但卻粗糙的計劃方法在後來形成的計劃系統中打上了烙印。考慮到斯大林時代特殊的意識形態僵化——被赫魯曉夫的“解凍”中斷，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恢復——蘇聯對於新的計劃方法基本上是持懷疑態度的。從蘇聯的經濟著作上能看出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思想，即以最終產品為目標來制定計劃，在正統的官方看來有些“資產階級”。

此外，在蘇聯，對於新奇的、基於計算機的計劃方法的興趣，和真正的技術可能性並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計劃系統的改進還有討論的可能時），蘇聯的計劃者們能夠使用的計算機系統在今天的標準看來還很原始。蘇聯經濟學家很清楚使用壹致的輸入-輸出方法的潛在好處，但他們所使用的設備僅夠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輸入-輸出系統。盡管它可以用於地區間計劃（研究蘇聯各加盟國的相互依賴關系），還是難以勝任日常的詳細計劃。大多數情況下，投入產出分析仍然是學術活動，和預期相比，計算機對蘇聯計劃的總體影響是令人失望的[3]。

需要註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計算機不是唯壹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勞動價值計算相關段落中解釋過的，由大量的個人計算機組成分布式網絡，由經濟信息通信系統連接起來，完成同樣的結果是可能的。這樣的設備在蘇聯認真考慮改進計劃系統的年代同樣還沒出現。廉價的個人電腦相對來說還是離今天不遠的事情，而且蘇聯通信系統的發展緩慢臭名昭著（任何想從莫斯科給列寧格勒打個電話的人都懂得）。

還有，正如將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詳細計劃需要壹個標準化的產品識別系統，相應地，這需要壹個復雜的計算機數據庫。而在蘇聯，計劃者們繼續使用著“物資平衡”系統。這個系統構建“平衡表”來顯示生產所需資源和每個產品的計劃用途，提供投入-產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計劃者們不僅難以有效地計算這些平衡間的相互影響，對於產品的識別也是不完整、不統壹的。

政治因素也與此有關。我們所提出的關於計劃的方案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計算機系統的自由訪問十分依賴，而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政治上是不允許的。即使是復印系統也被嚴格控制——為了防止政治異見的傳播。

最後，計算機化當然也不是靈丹妙藥。在不能應用計算機以產生更多效益之外，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不合理的僵化價格系統，許多商品的限價導致了短缺和排隊。）

對於復雜經濟系統，高效的詳細計劃的實現，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計算機和通信技術。而這時，蘇聯的意識形態環境基本上轉向了市場導向的“改革”。似乎蘇聯的經濟學家們——多少嗅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風向的人——對於我們所討論的算法和計算機系統沒有任何興趣。他們基本不再相信高效計劃的潛力，也許部分是對早些時候對於計算機化益處的吹噓過度的反應，部分由於西方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浪潮的影響。



詳細計劃和庫存約束



回到討論的主線，我們指出了，現在對於計劃機構來說，即使對於產業間關系的細節精確到分鐘的投入-產出表，從最終目標產品列表倒推出能夠使計劃平衡的總的產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這對於詳細計劃的計算還不夠。因為生產力和勞動力供給產生的額外的約束，還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終產出品算出所有產品各自的數量。

傑瑞米柯賓

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

在第四章我們談到，社會主義經濟需要采取壹種環境友好的發展政策。本節我們將探討這壹目標的壹些具體含義，並且評估市場和計劃關於環境問題的相對優劣。壹些深入的相關問題會在第14章展開，那時將聚焦於確保謹慎借鑒使用自然資源所要求的財產關系。

到目前為止，我們假設任何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都被用於生產的人類勞動總時間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壹次對社會主義計劃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再壹次提出了壹個陳舊的反對理由：勞動價值不能充分處理不可再生資源的成本問題。其論據是，根據勞動價值而言的成本花費不能處理自然的或者非勞動的投入。在市場體系下，自然資源都有壹個價格標簽，從而會計入生產成本中。但在勞動理論裏它們是免費的。因此，他們爭論道：勞動理論會低估由稀有自然資源生產的產品的成本。

這是個嚴重而危險的問題。但這個源自馮·米塞斯的論點也能反過來反駁那些支持市場的人，因為理性使用自然資源正是資本主義的弱點，同時又（潛在地）是社會主義的強項。

自然資源的“自由市場”價格是如何確定的？經典的回答是來自級差地租。在這種語境下，那些邊際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費的，並且生產的邊際成本壹來自於勞動（而在新古典理論裏，是資本）的投入。但是來自邊際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資源，但在市場體系下這種消耗沒有價格。實際上我們能夠看到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是魯莽而毀壞型的，而不管這自然資源是否是邊際的。這裏，我們值得回顧壹下馬克思對美國拓荒潮的看法。由於殖民者從沿海諸州遷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裏的土地質量。隨著原本在地理上很邊緣的土地變成了最高產的土地（因為是從印第安人那裏偷來的，所以這些土地都是免費擁有的），所有在自然資源開采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後農業生產活動（沒有輪耕而是單壹作物種植）在這片大地上開始了，但這種生產活動造成了急劇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在大多數市場主導型經濟體裏，這種生產活動的特點造成了災難性的土地的風沙侵蝕區。邊遠地區的木材開采也有這樣的情況。資本主義企業從北美西海岸或亞馬遜和婆羅洲原始叢林原住民那裏偷木材，將其看作是免費的自然資源。需要花費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幾十年裏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壹種情況下，市場體制會促使人們節儉地使用土地並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著壹個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地租獲得收入，在保持這壹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從學術上講，這意味著級差地租產生於邊際收益的遞減。政治上，這意味著地主階級是富裕的、政治經驗豐富的，並且背後有國家權力的支持。這種結合只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在資本主義時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土地由被貧農或者狩獵采集者擁有，而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政治權力。他們的自然資源已經被輕易地征用了。除此之外，對地主們來說，節約地使用還是開采這些資源（會破壞土壤肥力），哪個更理性，這取決於資源的貼現率。只要貼現率很高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竭澤而漁的耗盡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貼現率如果低而穩固，那麽采取壹些投資來加強土地的質量在經濟上就是切實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紀英國地主階級做的那樣，但這兒我們說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資源，而是緩慢的可再生資源了。

總之，不管利潤在增加還是減少，市場總是會浪費邊際資源。在低貼現率和邊際成本遞減的情況下它將節約使用那些緩慢的可再生資源。對於那些不可再生資源，市場總是竭澤而漁地耗盡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進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就像蘇聯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樣）就相當於是用邊際成本代替平均成本來計算勞動價值並且還假設勞動收益是遞減的。但是根據我們上面的討論，社會主義下的估算租金在節約使用資源方面將不如資本主義下的真實租金有效。我們提出壹個更激進的觀點，任何“經濟的”決策機制，也就是基於單壹目標函數的任何決策機制，都會造成生態破壞的結果。任何基於價格的決策過程都不能反映出壹個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後果，因為它們都很復雜，不能還原為壹個會計分錄。對環境影響的任何非定性評估都是具有誤導性的。壹個行為對環境所造成後果必須通過科學地調研才能確定，並通過通過政治鬥爭方能解決。這方面的其中壹個例子就是，蘇聯科學界曾發起壹場運動，以阻止在貝加爾湖沿岸的的工業開發，並中止將西伯利亞河引流到南邊用以灌溉中亞地區的計劃。

不能保證在這些問題上會采納那些明智的決定。最多能夠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許就問題展開自由而廣泛的辯論的政治條件，有科學調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終的決策通過自由投票來完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些決定最終幾乎始終如壹地都是為了符合那些能夠“買得”政治影響的大公司的商業利益而作出的。在社會主義民主體制下，主要的環境問題會在持久公開的媒體辯論之後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解決。如果壹個水力發電計劃會使得壹個峽谷被水淹沒，而這個峽谷既是壹個美麗的景點又是壹個獨壹無二的生態棲息地，那麽搜尋可以決定這個項目是否應該實行的經濟公式就是毫無意義的。這個問題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也就是說，要做壹個決定需要對優先要考慮的事情做壹個深思熟慮的判斷，而不能把這個決斷縮減為幾個簡單的數字的對比，不論這個數字是用勞動時間或是金錢來表示。

資源消耗的問題是有悖論性的，因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極度保護的政策會導致相似的結果。如果我們在壹個持續幾年的大繁榮時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麽我們就剝奪了後人對資源的使用，但如果我們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麽我們又是剝奪了自己對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選擇是以壹定的方式和速度來使用石油，可以讓我們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夠開發出相應的能源替代品。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市場正這樣做。另壹方面，有壹些證據表明蘇聯正系統性地按照這種方式處理。在過去的三十年裏，蘇聯堅持在高能核聚變研究中投入大規模的資源以期開發出壹種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裝置如歐洲聯合核變實驗裝置（JET）都是源自於蘇聯的托克馬克（Tokamak）設計。並且隨著1987年新的能源號重型運載火箭的發射，這使蘇聯開發太陽能量這壹太空計劃的主要目標得以被外界知曉四。這些運載火箭預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軌道鏡以在冬季給北極圈的工作點提供照明，建設軌道太陽能電站以把太陽的微波能量輸送到地球。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把這種長期項目作為常態計劃機制的壹部分予以實施。市場機制永遠也做不到這壹點。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他們設立模仿社會主義計劃的特殊的國家機構——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電力局）。

生產的時間維度

迄今為止，我們對勞動價值這個概念的討論都是基於這樣壹個假設，即在十年的時間裏，每天工作的價值和第二天都是壹樣的。可能會有人反對說這太不切實際了，這樣的計算體系會導致采用過度資本密集型的項目。我們可以用壹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為了發電並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之間形成壹條高速通道，現在提出了壹個在塞文河的河口處修建壹道大壩的方案。由於能量是由非同尋常的高達7米左右的潮汐振動免費提供的，所以這個項目壹旦建成就可以以壹個非常低的勞動成本來發電。但是建造大壩需要大規模的土木工程，這將比建造壹座同等產出的火力發電站耗費更大。

圖5.1在理論上比較了這兩個項目在五年期間將花費的勞動力成本。從整個30年的期間來看，產出等量的電力，火力發電要比潮汐發電耗費更大的總勞動成本。但是在項目建設的頭十年，火力發電站的花費較之更低。如果我們僅僅基於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動成本來考慮如何發電的問題，那麽潮汐系統將完勝火力發電。實際上英國電力局選擇了不去建造潮汐發電站，因為建造大壩需要償還的貸款的利息大於投入使用後它將節省的燃料的費用。如果是在壹個較低的利息率的環境下，那麽英國或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僅僅用勞動內容（亦即就純粹的勞動價值方面）來看這兩個選擇的耗費成本就相當於是在零利率或零貼現率的環境下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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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的貼現率對兩種電力計劃成本的影響

無論根據主觀情感還是客觀現實，人們都會反對零貼現率。今天的果醬總比承諾的明天的果醬好。照這壹原則，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許更好，即使這意味著以後要做更多的工作。壹個主觀決定的貼現率，可以通過政治的方式確立（人民每幾年可以就他們是否希望貼現率上升、下降還是保持原樣投壹次票）。但是壹個更為客觀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將生產力的平均增長率作為貼現率。這樣做的理論依據便是：如果勞動生產力每十年翻壹番，那麽現在壹小時的勞動將相當於90年代末的半小時勞動的工作（作者寫此書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為我們永遠沒法精確地預知未來，那就有必要根據最近的歷史來預估將來的生產力增長。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可能會意識到電力局不進行塞文河大壩項目的決定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因為在他們的計算中所使用的貼現率是遠高於經濟中實際的生產平均增長率的。這個例子有力地證明了：理性的經濟計算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才是可能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貼現率是由金融市場的偶然性決定的，而這種偶然性是和實際的生產可能性完全脫節的。它是由國際資本的投機活動和金融機構裏的不民主決策聯合推動的，很不穩定而且每個月都在不停地波動。不管是以經濟效率或是民主機制做理由，在經濟決策中使用這樣壹個變量都是站不住腳的。伍

市場和非市場的分配方式

有壹個和經濟的整體形態相關的戰略決定，那就是關於哪種產品應該由計劃直接分配、哪種應該交給某種意義上的“市場”來分配。我們設想壹個生產者產品完全由計劃分配而消費者品由市場分配這兩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情況。市場的確切性質將在第八章闡明。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這壹市場是和資本主義經濟裏的市場截然不同的，因為它從屬於社會勞動時間的計劃分配。但我們依舊面對著壹個問題，那就是市場分配和非市場分配確切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裏？或者說可以應該用哪些原則來判斷市場與非市場的分配？

有四個要點和這壹問題相關。我們會在這四個小標題下展開探討：公民權利、選擇的自由、應對稀缺和計量的成本。

公民權利

首要的原則便是，壹些產品和服務，應該由全民稅收提供資金，作為壹項權利提供給公民，因為這是全面參與生產的和公共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條件。這裏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衛生保健和保育（我們將在第13章討論到帶有電子投票機的電視也應該作為公民的壹項權利而提供，以保證政治民主的全面參與⑥）。為了能作為壹個積極的、生產性的成員在社會中起作用，壹個人必須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體健康，並且無需整日呆在家裏照顧幼小的孩子。這些產品在給予公民們“積極的自由”七來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衛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處不是僅限於公民個人，每個社會成員都富有生產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體健康對整個社會大有脾益。（用經濟學裏的術語來說，這裏存在著外部效應或說“正外部性”，而人們普遍認識到，市場在壹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並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

選擇的自由

第二點是，壹旦公民權益的基本前提條件得以保障之後，每個公民（或者家庭、群體）應該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來決定他們想要以何種方式來享用他們的勞動果實。國家分配或配給制是極不適應於這個要求的。我們需要壹個某種形式的“市場”，人們可以在其中花費自己的勞動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們將在第8章詳細描述這樣的市場。）這種分配模式將被應用於食物、飲料、娛樂、書籍、衣物、假期旅遊等領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並不重要的壹些產品。對壹個社會來說，雖然使其成員都陷入無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擾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裏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讓他們能夠在魚子醬、紅酒、書籍或是去高原地區旅遊方面做選擇卻也完全合乎情理。

應對稀缺

第三點關註的是，那些供給相對固定的產品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需求超過供給的情況。拿壹段堵塞的高速公路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寬舊路，但這需要花費勞動時間且可能會因為環境理由而受到反對，讓我們先暫時假設高速路的供給實際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費的，那麽它就會變得特別擁堵以至於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這種情況下，收取通行費用是很合理的。這是“限量供應”稀缺資源的壹種方法。那些覺得快捷的個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會付通行費以滿足願望，而壹些人可能會選擇公共出行方式作為代替。

這種形式的過路費也會給計劃者們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設正在考慮修建壹條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將會在勞動時間方面耗費昂貴的代價。如果現有的公路已經過度擁堵了且沒有收取任何通行費，那麽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新建壹條公路是劃算的。但如果已經征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關的通行費之後現有的道路依然擁堵的話，那麽這時就有理由來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別強力的來自環境考慮方面的反對）。

這裏總的觀點是：反對資本主義並不是指完全反對應對稀缺問題的“市場解決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給當前社會下碰巧是“免費”（即從稅收獲取資金）提供的產品定價收費。

計量的成本

我們在上面提出：沒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應的消費品應該參與勞動券的市場交換。不過考慮到保證基本的經濟理性，這壹原則必須在壹些情況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計量人們消費和要求他們付款這兩項操作成本超過可獲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價並未包含這兩項成本時，個別地收取壹件商品的費用是毫無意義的。就此而論，即使把意識形態的考慮放壹邊，英國將水私有化的行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產品，並且並不完全清楚計量和收費的成本是合理與否的。（如果凈水將會成為壹種稀缺並且代價昂貴的商品，那麽情況將會有所不同。）

農業

在發達社會裏，農業領域的自由市場幾乎是聞所未聞的。那些倡導用自由市場來解決波蘭糧食問題的西方政府卻在他們本國內強烈抵制也這樣的政策。在日本、歐洲共同體以及美國，糧食市場是受到強力調控的。這種調控的目的在於壹方面確保供給的穩定，而更為重要的是緩和嚴厲的市場對那些政治影響很大的農業遊說團體的沖擊。所采取的措施在細節上可能稍顯不同，但總體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糧食價格高於自由市場水平以確保農場主們的利益。

這種措施所引起的可預料的後果便是刺激了生產過剩。過量的糧食被生產出來，然後全部被以補貼價格收購並積存在倉庫裏。對剩余的這種處置方式產生了壹個經濟難題。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它們全部低價出售給消費者，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削低價格並有損於農場主的利益。還可以訴諸於壹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聖誕節給領取養老金、撫恤金的窮人分發黃油。於是在救世軍的辦事處就出現了卑劣醜惡的壹幕：年邁的老人們排著長隊，競相占有那免費發放的幾磅黃油。甚至還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毀壞。大量庫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顏料弄臟以使得它們不能再作為人們的消費品。付給農民們壹筆錢以激勵他們使土地閑置而不是種植糧食。

同時，糧食的高價又激勵農民們愈發有動力去開墾邊緣的土地。岸邊草地、灌木叢以及樹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產生了谷物大草原。在補貼價格之下，在土地上濫用化學物質、汙染食品、濫殺野生動物以及用硝酸鹽化肥和農藥汙染水源都變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們步入了壹個極端荒謬的境地，即只有給土地所有者付錢才能使他們不去通過種植松柏而破壞那些科學價值地點。而如果不是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報酬，他們壹開始也根本不會想到去種樹。

西方現存的是壹種公共管制和個人私利的離奇的混合物，事實上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土地所有者的發財致富。盡管如此，這壹體制的辯護者仍然會指著東方說道：“至少我們不用像俄羅斯那樣在食品面前排長長的隊”。關於共產主義農業流行的印象就是永遠的短缺、俄羅斯的排隊以及波蘭的肉食品騷亂。

在東方的共產主義體系崩潰之前，那兒的農業系統就有著很大的差異。波蘭國內以私人農業占主導地位然而捷克卻全境實行的都是集體農業。當布拉格的國營商店堆著薩拉米香腸和臘腸的時候，波蘭的肉店架子上卻空空如也⑧。在蘇聯占主導的是集體農業，但仍然因為短缺而聲名狼藉。

正如這些事例所表現的，這不是壹個個體農業和集體農業孰優孰劣的簡單的問題。其他因素——物價政策、分配體系以及農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發揮著它們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貨架是空的還是滿的這壹標準是不能很好地來評判壹項農業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價足夠高那麽商店將壹直都會是滿滿的。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商店貨物充足，但人們卻在挨餓的情況。相反的，如果人為地壓低價格，那麽商店的貨物就會壹售而空。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的目標是次要的



如果消費者的需求不能扮演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外部控制參數的角色，那麽政府的政策可以嗎？只有在有限的意義上可以，因為資本主義政府為他們自己設定的經濟目標是次要的。這些目標與人民需求的直接滿足無關，與經濟本身的特征和缺陷有關。例如，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平衡，兩個主要的政府政策，不是直接關註人的需求。通貨膨脹是壹個我們與商品聯系起來的數字；這是壹個計量問題。通貨膨脹可以在極大的物質貧困的條件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或發生在相對處於物質繁榮時期的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在何種程度上，經濟滿足了人的需要，通貨膨脹率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信息。國際收支平衡也僅是壹個現象；它度量在何種程度上壹個國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債務人或債權人。這是合同關系的合計，同樣不能度量人們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這並不是說，通貨膨脹和貿易平衡是不重要的，只是它們是經濟運行本身的次要問題。失業問題也是這樣。

失業並不直接影響需要的滿足。失業者忍受著生活質量下降的痛苦，整體人口（不如失業者明顯）也是——由於缺少勞動者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這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引起的問題。人們無處勞動，但需求沒有滿足，生產需要的機器和設備卻閑置著，只因為企業認為滿足這些需求無利可圖。

資本主義政府在經濟上唯壹的首要目標就是增長率。這確實和經濟滿足需要的整體能力相關，但在這個整體的進程中，許多東西被掩蓋了。增長率意味著什麽？“真實增長”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減去通貨膨脹率。這實際又意味著什麽是另壹個問題。能不能說經濟增長了五個百分點，人民的幸福就增長了百分之五？如果是生活質量或社會公平的增長率呢？如果增長的代價是空氣和水的汙染呢，所計算出的經濟增長在什麽程度上真正促進了生活的幸福呢？除了從中獲利的人，廣告的增長或借貸真的使誰滿足嗎？



什麽才應當是首要目標？



我們贊同這樣壹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它關註計劃系統把民主決定的目標加在經濟發展過程之上的能力。讓我們先考慮壹下，壹個計劃經濟所能支持的政治決定的目標。

歷史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第壹個目標就是推動快速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壹個實現公共安全，建設基礎設施，以提高社會供給和個人消費水平的手段。根據保羅·葛瑞格利（ Paul Gregory）的詳細研究（1970），基本毫無疑問，在發展程度相當的情況下，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有更快的工業化速度。

對於已經工業化的經濟，社會主義計劃則有以下經濟目標：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廣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只要明顯的“工人階級”還繼續存在。這包括社會供給（集中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範圍的擴大；消費品種類的增加和質量的提升；工作時間的減少和業余時間的增加；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實現個人價值的嘗試。

（2）建設長期的資源節約型發展路線，即關註環境和生態，避免由於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留給未來難以解決的問題。

（3）通過淘汰重男輕女的經濟形式，改變經濟結構，確保性別間的經濟平等。

（4）減少階級、種族（以及不發達地區、城鄉）不平等。

明顯，這些都是很大的目標（雖然比資本主義政府的傳統經濟目標更具體）。它們必須在制定可操作的計劃時細化，下壹部分就將考察這個過程的不同方面。



計劃的層次



計劃的決策可分為三個層次：宏觀計劃、戰略計劃、詳細計劃。這些層次間的聯系如下。

首先，宏觀計劃設定壹些基本參數來管理長期的經濟運行。比如，它關心不同最終用途的高度聚合部門間的總生產的細分（或者，我們更願表達為總勞動時間的細分）。多少社會生產力應該花在消費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托兒所之類的社會產品上？多少花在生產手段的積累上以增強未來經濟的生產能力？多少花在償還外債（如果有）或購買國外商品？宏觀經濟計劃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同時，它也必須回答現有的生產力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是“越集中越好”，盡管在戰時這是正確的。例如，資本主義政府可能通過削減總需求，制造失業以降低通脹率——這就是壹種宏觀經濟計劃。社會主義的計劃部門將不會考慮制造失業，但同樣不會讓人們盡可能地努力工作。當宏觀經濟計劃者們計算有多少勞動時間將用來滿足不同需求時，在生產勞動和業余時間的權衡方面，將考慮人們的偏好。

其次，戰略計劃關註產業結構的變化。已知壹定量的勞動時間將分別用於公共產品，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那麽應該發展哪些部門，開發哪些技術？哪些商品在其他國家生產更便宜，應該進口？長期來看，哪些產業應該被淘汰？政策計劃中，產業、技術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可能的投資項目的合適準則等問題，都必須考慮。

最後，在宏觀的和戰略的產業計劃確定了基本框架後，詳細計劃關心資源的精確分配：哪些產品將在哪裏，用多少勞動，以怎樣的質量生產出來？哪些生產單位從哪些其他單位獲取商品？等等。

資本主義政府有能力出臺壹些宏觀層次和戰略層次的計劃（除了戰時，他們明顯不嘗試進行詳細計劃）。但這些政府由於沒有基本生產資料的財產權，他們計劃的能力有限，且取決於資本家的企業和其他私有的代理商的配合。從宏觀計劃來說。例如，政府想增發貨幣，降息以刺激投資，引起促進生產資料積累的資源再分配。但企業如果不認為投資有足夠的利潤，低投資率將不會有什麽改變。又比如，政府想通過減稅增加總產出，促進就業，但如果消費者選擇將從減稅獲得的受益花在進口商品上，結果將是貿易赤字，而不是國內的增長。

對於資本主義的戰略計劃，顯著的成功範例是日本的通商產業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生產模式，MITI促進了有遠見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的調整。在國家基金支持的研發的幫助下，根據MITI的計算能提供長期有增長競爭力的產業被建立起來。這個過程的更好表述詳見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難以復制的；它依賴於日本的企業與該機構合作的意願，而政企合作的環境不是立法可以創造的。

原則上，由於社會主義政府有生產資料的財產權，能夠更容易出臺連貫的、有效的宏觀計劃和戰略計劃。當然，政府有這種能力的事實本身並不保證這種能力將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計劃的過程隨時公開、民主討論，並系統地號召起科學界的最大努力，有理由相信，結果將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更好。

下面五章將在不同方面詳述計劃的概念。第五章詳細討論關於戰略計劃的問題；第六章討論高效詳細計劃的條件。宏觀計劃在第七章討論，而消費品市場在第八章。第九章考察計劃過程整體的信息需求問題。

第五章：戰略計劃

我們這裏所用的戰略計劃的這個術語帶有著某種綜合性。在這壹章裏，我們對計劃做了諸多方面的探討，主要會談到經濟的整體結構，但並不能將這個結構想當然地輕易劃歸到宏觀經濟的或詳細的生產計劃的主題下，這兩個問題我們將會在另外的章節裏解決。

本章討論的主題如下：

1. 產業結構的計劃；
2. 需要考慮的環境因素；
3. 投資計劃以及生產的時間維度；
4. 有關商品和服務分配模式的計劃；
5. 農業生產計劃；
產業結構計劃

我們可以對由政治決定長期生產目標的許多領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給、通信、旅遊、產業結構調整等）做壹些可實現的預想。在各種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做出壹些“崎嶇坎坷”的決定。例如，新住房的開發形式就是個絕佳的適合作民主討論、民主決議的問題。或者還可以思考壹下關於私人交通出行的問題。

國民出行依靠於私家車還是公共交通是壹個對社會有巨大而長期的影響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每個人基於獨立意識做出的決定的總和並不壹定與對社會最理想的結果相符。在那些大工業城市的交通運輸還依賴於火車和有軌電車的時候，人們坐車通過城市中心可比現在快多了。當然，對於那些能買得起私家車的人來說，這些新興的私家車確實比電車速度要快，因為他們不用每站都停下來載客。但是當越來越多的私家車湧上道路的時候，交通堵塞也越來越頻繁了，整體來看，造成的結果就是私家車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變得比以前慢了。因為私家車總是保有對公共交通的速度優勢，所以人們也就壹直熱衷於自駕出行。因為不斷增加的私家車的使用搶走了公交車和電車的生意，這些公共交通服務的境況就變得越來越糟糕了。最終的結果就是城市裏常常出現的危險而堵塞的道路、空氣汙染以及越來越冗長的旅途用時。這個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基於經濟狀態的社會決定，有可能產生比僅僅是個人決定的總和更優越的結果。

放寬還是限制私家車的使用，是壹個對國家工業有著巨大影響的決定。對壹個大國來說，汽車制造業也許直接或間接地雇傭了數百萬的工人來制造汽車或汽車零部件，供應汽油，維修汽車，修建和養護公路等等。私家車的占有量還會影響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業的類型。戰略計劃應該系統地考慮這些派生問題。如果決定要限制私家車的使用，那麽計劃就必須對與汽車制造業有關的勞動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應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關於壹門已經被充分了解了的工業技術。然而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產業戰略計劃也會隨之出現不同的問題。回顧以前的工業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壹系列由不同的工業領域所引導的工業潮流：紡織業、鐵路、重型機械制造業、化工行業、汽車工業、耐用消費品、電子工業等。每壹個工業經濟體的成功，都依靠於該經濟體迅速發展這些先鋒行業的能力。在前兩次的工業發展潮流裏英國處於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國。美國是大規模生產汽車和耐用品的先鋒，然而隨著電子行業浪潮的到來，領導者的地位流轉到了遠東。

新近的正在工業化的經濟體有壹個相對簡單的任務：因為他們沒有壹個已確立的工業基礎，由此出發就可以全力建設新興工業。蘇聯在30年代到50年代間通過擴大發展重工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率；臺灣和韓國通過電子行業也得到了四十年的類似程度的發展。這種最初的工業發展很適合進行計劃，因為負責計劃的機構能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先進國家的工業結構直接照搬過來。

對於壹個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來說，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並領跑工業潮流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現成的可以照搬。老舊產業必然會日薄西山而要支持壹些其他的新產業，這些新產業潛在的可能性的基礎在於某些尚待開發的技術。這需要壹定的前瞻性，必須要做出壹個計劃，這壹計劃能夠做出預測，即未來全新的工業體系都要建構在現在所進行的科研結果之上。要做到能夠識別出將來所必需的知識、科技和技能，並能組建有能力把科學轉化為技術的研發機構。要重新組建能夠“生產”出有能力使用這些新技術的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機構。最後，必須能構想並設計出將要用這些新技術制造的消費品。創造出相應的生產流程。還要發展生產設備以及零部件供應，建設新的生產線並投入生產。

如果經濟發展不停滯，將會以10到15年為壹個階段不斷地做出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計劃。這種水平的計劃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這壹點並不是十分清楚。剛開始，關於哪種技術很有可能在未來的10到20年裏是有價值的知識，將會集中在壹個小型的研究團體裏，而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很難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判斷。不過，也許可以先讓技術專家們提出若幹有關未來工業發展的可行的選擇方案，然後在公眾討論中征求意見。

負責制定戰略計劃的計劃部門的人員組成必須按照計劃相關的時間規模來決定。長期計劃必須要是壹個由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從日常工作中調派過來的）共同組成的小型委員會制定的。對於5到7年的計劃的制定，會由更多的經濟學家在產品工程師的協助下完成。短期計劃要在產品設計師和工業主管人員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礎上制定。

使得戰略計劃成功的壹個關鍵要素就是這些計劃利用創新的能力。這是壹個天生固有的矛盾，因為就其定義來說，創新並不能在其發生之前就為人所知。然而，壹個新的概念發展成為壹個常規的工業應用需要壹定的時間。即使創新的過程也許在壹開始不可能被計劃，但隨著這壹過程的發展，計劃會變得越來越可能實現。任何現代工業經濟通常都有壹個工業發展過程，通過這壹過程，使不可知變得可知，使可知的變成可用的。科學研發成為社會分工勞動的壹個分支，並且，在技術層面上來說，還相對獨立於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這並不是說社會關系對創新的過程毫無影響，很明顯是有影響的。但是相比壹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來說，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對於創新似乎並不十分重要。創新是勞動分工的壹個分支，在這種勞動分工中，壹個經濟體或許可以完成專業化但或許也不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將新科技轉化為工業應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國因其科技創新步履遲緩而臭名昭著，快速進行科技創新的日本廣受贊譽。這個原因不能過於簡單地做出解釋，當然更不能歸結於“市場越自由，創新程度越大”這壹簡單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壹個社會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應該同等地被納入考慮範疇。

除了這些難以衡量的因素之外，壹些具體的客觀因素也在起著相應的作用：壹個社會的教育體系的優劣能起到什麽作用？有多少國民收入用到了研發上？這些研發經費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軍事研究？壹個社會能不能有這樣壹個機構，它能整合產品從基礎設計研究到制成成品整個發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壹個社會花在教育和民用研發上的經費數量和它的創新速率之間有著許多顯而易見的聯系。壹個民主計劃體系的制度，像國防、教育和研發這些國家預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壹年壹度的普選決定。但這樣的制度並不保證會把大量的預算支出用於研發。這壹決策對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公民可能會給壹個優先級較低的考慮。但這是他們自由而從容地做出慎重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公司會計師做出狹隘的個人決定後所帶來的副作用。

研發要想有效率就必須有壹個涵蓋了純學術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和大規模生產等各個時期的傳輸帶。亞洲的資本主義經濟似乎表明這個傳輸帶的後期階段尤為重要。西方資本已經有足夠多的公眾資金在支持純學術研究，但是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過多地面向了武器生產。結果就是制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戰鬥機和火箭，但是生產民用壹般產品的創新能力卻消失殆盡了。在將新技術應用於視頻錄像、摩托車和照相機這些貼近民眾生活的產品的方面，美國和英國都沒有蘇聯做得好。國防工業是惟壹壹個把公共資金支持的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引入生產的行業。對壹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來說，想要用科學來提高用於民事的國家工業，那麽首要的就先必須創造壹組民事研究機構來代替那些軍工復合體。

傑瑞米柯賓

定義勞動內容

為了按照勞動去估算成本，我們需要給壹個產品的勞動內容下定義。如果我們想知道壹個西紅柿的勞動內容，就不能只計算農民照看和采摘它壹共花費了多少秒。我們還要將間接勞動考慮在內：人們建造培育西紅柿的溫室所花費的勞動；石油工人生產溫室所需燃料的勞動，等等。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壹個循環的矛盾中：要想知道壹種產品的勞動內容，我們就還要知道另外好幾種產品的勞動內容。

為了解決這個復雜的相互依賴的問題，我們需要的壹個投入-產出表。它記錄著壹些部門的產出是如何被用作另壹些部門的投入的。在表3.2中給出的例子中，食品部門每周消耗2000桶原油，雇傭2000名工人，生產40000條面包。石油部門每周雇傭1000名工人，耗費500桶原油，生產出2000桶原油。這個簡單的經濟體凈生產40000條面包和500桶原油，作為3000名勞動者食品和燃料。

表3.2：壹個簡單的投入產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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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所展示的關系可以被用來計算原油和面包中的勞動內容。

先來看面包。我們希望發現，生產壹條面包需要多少個“人-周”的勞動，。

壹個人勞動壹周，也就是說，創造了壹個人壹周的價值。我們從表中可以知道：

40000條面包的價值=2000人-周+2000桶原油的價值（3.1）。

也就是說，面包生產中創造的價值，等於這項生產中直接勞動，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間接勞動。為了說明面包中包含了多少個“人-周”的價值，式（3.1）可以被化為壹下形式：

壹條面包的價值=（2000+2000×原油價值）/40000（3.2）

因此，按照勞動，如果我們知道原油的價值，我們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出的價值。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

3000桶原油的價值=1000人-周+500條面包的價值（3.3）

所以，2500桶原油價值1000人-周，而壹條面包的價值壹定值1【人-周】的0.4或者五分之二。現在我們可以算出面包的價值：

面包的價值=1.40/20=0.07人-周

所以最終結果是，壹條面包和壹桶原油的勞動價值分別是0.07和0.4人-周。③

規模問題

在《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1983）壹書中，亞力克·諾夫強調了現代經濟的規模的重要性。他說蘇聯經濟包括1200萬種產品，並且引用了O·安東諾夫的估計：為烏克蘭起草壹個完整且平衡的計劃會耗費全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年的勞動。

同樣的爭論也適用於計算勞動價值。投入產出表格裏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壹回事，而解開壹個由1200萬個方程式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卻是另壹回事。但是，僅僅指出計算壹個大經濟體的勞動價值是復雜的這壹事實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知道它到底有多復雜。諾夫引證的例子讓我們感覺這是壹種龐大的難以處理的復雜事物，而這種印象似乎關閉了進壹步研究的大門（我們應該指出，諾夫絕不是唯壹做出這種結論的人。這種論點在反社會主義者中經常可以見到。我們舉出諾夫的例子來證明即便是左傾的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計劃的復雜性也往往束手無策）。而我們需要描述壹套法則，這些法則能決定為復雜程度不同的經濟所做的勞動價值計算需要耗費的時間。

用人工方法準備這個方案（或者計算勞動價值）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用計算機也不行。為了著手做這件事，我們需要在將要制定的經濟規模和所需的計算機工作時間之間建立數量關系。計算機科學的其中壹個分支——復雜性理論所研究的，正是進行計算所需要的時間。

復雜性的理念

復雜性理論解決完成計算所需要的不連續步驟數量的問題。這些不連續步驟大體上要與在計算機程序中執行的指令壹致。舉壹個例子來考慮這個問題。

給妳99張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印著1到99這些數字。卡片的順序是任意的。妳需要把他們按升序排列。妳會怎麽做？有壹種解決方案需要應用下面所述方法。

(1)把第壹張卡片與第二張比較。如果第壹個比第二個大，則交換它們的次序。

(2)用第二、三、四對卡片去重復步驟壹，直到妳到達底部。

(3)如果妳發現這壹疊卡片的順序是正確的，那麽妳可以停下來了。否則，妳還要重新進行第壹步。

用這種方法給卡片排序會用多長時間呢？這取決於卡片原有的順序。最好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就是升序排列的，這樣進行壹遍98次的比較就足夠了。最壞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是降序排列的。妳現在需要將順序顛倒過來。妳看到的第壹張卡片上的數字是99。第壹步將它移動到第二張，然後第壹步會被重復直到我們翻到這壹疊的最後壹張。每壹次，印有99的卡片都會被移動壹個位置。最終，經歷98次重復，它到達了底部。

於是，壹次對這疊卡片的單程掃描會把壹張卡片移動到正確的位置。開始時，有99張卡片都處於錯誤的位置。所以，我們需要對折疊卡片做99次重復掃描。最壞的情況下，操作的次數將會是n²（n表示卡片的數量）。

這裏有壹個更好的方法。

（1）依據卡片的末位數字是0,1,2，……9，將這壹疊卡片分成10組。

（2）將各組按照0到9的順序排列，形成新的壹疊。

（3）從疊的底部開始，依據每張卡片的第壹位數字，將它再次分成10組。

（4）重復步驟2。這壹疊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我們只需要對每壹張卡片看兩次。操作的次數也就是2n（n表示卡片的數量）。相比於前壹種，這顯然是壹個更快的方法。我們說它需要耗費時間量級為n。

時間量級為n的問題比時間量級為n²的問題要容易。最糟糕的問題是需要指數級的步驟才能解決的問題。指數問題通常被認為實際估算起來很復雜，除非n是壹個很小的數字。

在考察壹個經濟計劃問題和用計算機進行必要計算的可行性的時候，我們需要確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時間量級和輸入數據的規模（n）。

簡化勞動價值問題

讓我們回到在壹個經濟體內計算各種產品的勞動價值這個問題。生產的條件可以體現為壹個投入產出表。從這個表格中我們可以得出壹組方程，就像上面的例子壹樣。理論上，這些方程無疑是可解的——我們所列的方程數和我們要解的未知的勞動價值是相同的。問題在於，這個系統實際上是否可解。

解決這些聯立方程的標準方法是高斯消元法。四這和學校教課書裏的方法是壹樣的。這種方法可以在與方程組內方程數量的立方成比例的運行時間中得出精確解。伍

讓我們假定，在要進行計劃的經濟中，不同的產出類型是百萬（10^6）量級。這種情況下，高斯消元法應用到投入產出表格裏，將需要（10^6）的立方次也就是10^18次叠代，每次叠代需要10次原始的計算機指令。

假如我們能在壹臺現代的日本巨型計算機例如富士通VP200或者日立S810/20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用多長時間呢？這些機器在處理大規模數據時，可以在壹秒內進行大約2億次計算。(見Lubeck et al., 1985)⑥。所以，計算經濟中所有勞動價值所需的時間將會是500億秒或者16000年。這顯然太慢了。(富士通VP-200是1983年出的超級計算機，速度不過400 MFLOPS。壹直到1990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只有23.2 GFLOPS（NECSX-3/44R，1990）。計算機技術壹直在進步，到了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是中國的天河二號，速度達到33.86 PFLOPS，即每秒3.39億億次雙精度浮點運算。對於文中列舉的計算量，1983年的超級計算機要500億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後的超級計算機則只需250秒左右。)

當壹個人遇到這種量級問題時，常常把任務重新劃分成不同階段。在實踐中，壹個經濟的投入產出表格多半會是空白。在現實中，每種產品平均只有數十個最多數百個投入，而不是壹百萬個。這使得用壹列向量而不是壹個矩陣來表示這個系統會更合算。其結果是，我們可以走捷徑得出結果——使用另壹種方法，即逐次近似計算法。

這個想法是，作為第壹個近似值，我們忽略生產過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費的勞動之外的所有投入。這給了我們第壹個每種產品的勞動價值的近似估計值。這將是壹個低估值，因為我們忽略了生產過程中的非勞動性投入。為了得出第二個近似值，我們在第壹階段中計算的勞動價值的基礎上添加了非勞動性投入。這將會使我們向真正的勞動價值又接近壹步。重復應用這種處理過程，將使我們得到所需要的精確度。如果壹種平均產品的價值來源於直接的勞動投入，那麽圍繞我們的近似值的每壹次叠代過程都會給我們的答案增加壹位二進制有效數字。壹個精確到四位十進制有效數字的答案（比市場可以得到的更精確）將需要在求解過程中進行15次叠代 。

這種算法七的時間順序的復雜性，與每件產品中投入的時間的平均值的數量成比例。根據我們原先的假設，這將可以在超級計算機上用幾分鐘完成，而不是高斯消元法需要的幾千年。⑧

高科技和中等技術的解決方法

對整個經濟的勞動價值的計算，在今天使用現代超級計算機的情況下，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這類計算機價格很貴，但還可以接受。它們已經被廣泛用於天氣預報、自動化武器設計、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給國家計劃局和氣象局同樣的計算能力並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級計算機技術已經為少數國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國和日本。英國通過使用高度並發的處理器現在已經擁有了生產有這種機器的能力；愛丁堡大學正在研制壹臺每秒計算100億次的機器。截止1988年，蘇聯有數項計劃正在開發類似的超級計算機，但是似乎沒有投入批量生產的。（見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實用相當低水平的技術就能夠取得本質上相同的結果。我們將概述如何實現它。

中等技術方法需要四個組成部分。第壹個組成部分是文字電視廣播，如熟悉的英國公共商業電視，像Cefax 和Oracle這些。它們是用少量電視頻道的帶寬就可以傳遞新聞、體育、前期等數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統。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公共電話網絡。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電視廣播的個人計算機，現在每臺總價約幾百英鎊。第四個組成部分是零售業中統壹的產品編碼系統。統壹的產品編碼就是幾乎所有能買到的產品所帶有的條形碼上的數字。

除了規模極小的公司外，在個人計算機上使用電子表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經幾乎成為標準實踐。在我們假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每個生產單位都用壹個這樣的程序包來建立其生產過程的模型。這個電子數據表格模型將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勞動量，其他各項投入以及總產出。
在有了各項投入的勞動價值最新數據的情況下，這個電子數據表能夠迅速地計算出產出的勞動價值。

從哪得到最新的勞動價值呢？它們會被公共廣播機構在文字電視廣播上持續不斷地廣播。和以前壹樣，我們假設有壹百萬種產品，文字電視廣播能夠每二十分鐘廣播壹次修正後的勞動價值。產品會通過統壹的產品編碼被識別。個人電腦偵聽並更新電子數據表模型，以回應任何廣播的勞動價值的變化。

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某個工作地點的個人計算機認定當地的勞動價值變化了，那麽它將會提醒中心的文字電視廣播的計算機並通知這個變化。這類改變或者是由於當地生產技術的壹些改變，亦或是由於某種投入品價值改變的廣播。整個系統將會像壹臺分布式的超級計算機壹樣，不停地通過逐次逼近法求勞動價值。

盡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簡單的技術，上述方法比壹臺中央高級計算機更有優勢。它不僅進行計算，而且進行數據收集。眾所周知，數據收集是任何計劃系統中最困難的部分。其次，它將是壹個更加健全的系統。如果壹些小計算機發生故障，其中壹些勞動價值的數據會過時，但整個系統會幸免於難。唯壹易受破壞的點是中心文字廣播電視系統，但它比中央超級計算機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備份機器來進行復制。
使用這個發布式計算系統，每個生產單位都能用得到它計算的各種備選生產方案的社會勞動成本。這些數據，即便不是按分鐘，也是按小時進行更新。這壹系統更新數據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市場快太多了。

第四章：計劃的基本概念

全面經濟計劃不是壹個流行的思想。看看現在的世界狀況，壹個人很容易認為計劃經濟是個過時的想法。經歷了美、英在裏根和撒切爾時代之後的經濟增長衰退，不受幹預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們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壹方面，垮掉的“鐵幕”——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幾乎是人們看到的全部。即使資本主義有明顯的缺陷，計劃似乎沒能提供另壹種可能的選擇。社會主義者的自信陷入了歷史低潮。

我們在逆潮流而行，但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傳統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是虛幻的，但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羅斯被放棄的體系只是計劃經濟的壹種特殊形式。它的目標被以下條件所限定：壹個陷入軍備競賽，且經濟發展水平壹開始遠在其敵人——開始是德國，後來是美國——之下的國家。軍備競賽和相應的貿易制裁是美國拖垮蘇聯的公開、蓄意的政策之壹。經濟的軍事化結構之於社會主義蘇聯正如其之於資本主義以色列，並非本質特征。其他的模式是可能的，而我們希望提供壹個能有效滿足消費者需求，同時導向經濟平等、政治公正、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體系的概述。其次，我們認為新的、有進取心的資本主義的代價是社會難以承受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將接受這個觀點。收入、財富分配和經濟安全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的無視；對自然環境魯莽的破壞——所有這些裏根和撒切爾時代的負面遺產必須糾正。我們相信，建立壹種新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是解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將介紹我們關於這樣壹個新計劃經濟制度的設想。我們將粗略討論經濟計劃的關鍵特征及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之處。之後幾章將在細節上討論我們認為會很有效的計劃機制。我們將指出它和傳統的蘇聯“官僚計劃經濟”的不同，並說明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過利用最新壹代電腦的非凡力量來付諸實踐。



計劃和控制



計劃可以看作控制論——對調節系統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論壹般處理自動工業設備中的控制問題。自動控制的過程通常可以表示為壹個反饋環路；集中供暖控制器就是壹個反饋系統的例子。比如目標是為了在指定時間內保持某場所的溫度，例如九點到六點，這個目標或期望的溫度就可視為壹個計劃指標。建築物內的實際溫度就是該設備（暖氣控制器）的輸出。實際溫度與指標相比較，產生出壹個誤差信號（實際和期望溫度之差）反饋給控制器。它控制流入鍋爐的燃料，以調節溫度。

簡易的暖氣控制器只是簡單地根據溫度偏低或偏高打開和關閉燃料開關。這將導致如圖4.1的不穩定的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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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例子中，暖氣9：00打開，但直到10:00屋子才暖和起來。然後過熱壹會兒，直到暖氣再關閉。之後建築物內的溫度下降，直到11:30暖氣重新開始工作，在12:30又達到過熱狀態。剩下的時間裏溫度繼續波動，我們都熟悉這種系統！

這種控制器的問題是它缺乏預見，且不能把設備如何響應考慮進來。更智能的控制系統能了解設備的參數。它了解鍋爐的輸出，用溫度函數描述熱量通過墻壁和窗戶的耗散速度，同時也就知道了具體的熱量。給出壹個加熱時間表，它就能精確控制何時需要打開加熱開關來保證9:00時足夠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溫度達到時逐漸關閉鍋爐來避免過冷和過熱。智能控制器可產生如圖4.2的溫度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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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集中供熱系統中的簡易鐘表和恒溫器更復雜的設備。它需要系統的內部模塊可控並滿足壹系列條件。控制器為它所了解的控制系統制定壹個計劃來滿足指標。提前幾小時開始加熱以保證到時房屋足夠溫暖，及時關閉來預防過熱。這樣做的可能性來自內部模塊可以模擬真實系統在不同輸入下的反應。對反應的內部模擬能力和對系統參數的控制能力意味著它沒有第壹種控制器的實驗性和試錯性操作。

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可與之類比。資本主義公司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比如價格和生產成本的關系。他們為了利潤最大化，調整生產以應對這些信號。這裏的控制模式與笨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相同：消極而短視。於是必定會有經濟波動和不穩定。實際上的情形更糟，因為沒有理由相信，數量眾多的企業對不同的信號做出反應會顯示出任何目標壹致的的行為。至少，壹個粗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還有清晰的總目標。而市場經濟就沒有這樣壹個總體目標。單個消費者的需求不能表現為目標或用於控制的輸入，只有在回歸於金錢購買商品這壹點上才是有效的。但消費者的購買力是經濟的壹個內部變量，它隨失業率、信貸市場的狀況等而波動。正如恒溫器的控制被鍋爐燃料的消耗量影響。

亞當·斯密提出了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的有力比喻。據說，個別企業對私人利潤的追求，和消費者對個人利益的維護將產生這樣的結果：“似乎”系統是被設計為可以產生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現代壹般均衡分析執行了壹個有用的理論功能，它表明確保斯密結果需要多麽嚴格的條件（見Hahn，1984）。二十世紀的經濟史——大規模失業，失控的通貨膨脹和環境破壞已顯示出更多的實踐證明，不能依賴市場力量的作用提供社會需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