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後，全中國只有香港可以公開舉行集會，控訴一黨專政的殘暴。

近年的六四集會都接近廿萬人參加，是90年以來的高峰，而內地來港觀摩人數也在上升。六四集會的人數多寡反映社會對政府的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不能保證廿三條立法通過後，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會受檢控。可見，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

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劃退聯行動，八大院校中有四間退出了學聯。退聯派攻擊學聯支持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本土派主張中港區隔，認為反對中共獨裁與香港無關，幻想可以在中共統治下「保住香港」。

面對批評，支聯會出版了《六四小冊子》回應，但論據卻十分薄弱。支聯會認為，「建設民主中國是出於中華民族感情」，但中華民族主義往往是中共用以統治的手段，強調愛國因此需要維穩。習近平上臺後，更要在國際上裝扮成強人角色，強調要維穩。此外，支聯會因此不支持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於藏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受到的壓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時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繼承英殖的「法治民主價值觀」，可以逐步改革邁向主。「我們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憲政民主的價值觀，並爭取在香港實現，以成功的經驗提供示範作用。」因此，支聯會持有中國自由派的觀點，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獨裁體製，而要讓其自我改革慢慢開放。

此外，支聯會長期被溫和泛民政客操控，內部運作不民主，兩年前有傳出過很多組成團體只是掛名，讓保守的領導層可以控製選舉保持領導地位。這些組成團體看似來自不同背景，但實際上都是溫和泛民各界別的組織，而一些政治立場更激進的團體則會受到排擠。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從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到今年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權人士最後被釋放，都可見到基層民眾的跨境聲援是必須的。

六四集會應該變成一個動員群眾鬥爭的平臺，並開放讓不同團體民主組織和發言，結束由溫和泛民壟斷的情況。此外，只有一個以推翻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的綱領，才可將八九民運的戰鬥遺產延續下去，直至勝利。

日灑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們對「電話銷售員」這行業並不陌生，因為每天總有一個在街頭的易拉架檔站著。24歲的新仔（化名）剛剛從IVE畢業，便做了一間電訊公司的全職電話銷售員。

他的工作就是推銷電話，幫客人提供出電話卡或購買電話的服務。他說，從前的電話推廣多數在商舖門市進行，但電訊公司為節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現了越來越多在街頭的易拉架檔，俗稱「街霸」，即是他的工作。這種模式為公司節省成本，但員工就需要日曬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時很長，朝十二晚十，十小時工作，還要經常加班。「一日十小時工作，這只是在街上的時間，員工通常都經常要加班，例如開單後，客人必須在某一天前上臺，開單後員工需要回公司處理單據等工作，沒有其他同事會幫你，必須親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時開檔，也需要早上9時回公司先處理單據；有時候公司開會，也是在開站外的時間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為一下雨就不能擺站了，太熱太曬的話，客人也不一定會停下來。所以有時候，晚上十時後人流也多，就不會那麼早收檔，會做晚一點，多開一些單。所以即使正常規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實因為追單，我通常兩星期才放假一天。這份工作很長時間，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處去開站，有時候遇上對臺公司，見你是新人不懂規矩，會表示他擺開的位置不準你擺。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請，很多時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別的公司員工鬥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間公司，一些外判工，稱「特許經銷商」，他們可以佔的位置是優先的，我們不能和他們爭奪。這些外判工沒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屬員工，底薪有沒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規定他們的位置優先，我們不能將站放在他們的位置。」

「這份工作很大壓力，正常員工都需要『追數』，因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開單的傭金，每張單的傭金約二百元，每個月至少要開四十多張單才僅僅夠收入，也很辛苦。現時我月入兩萬多，自己每月給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現在我覺得甚麼都關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們（社會主義行動），因為我會想，為何要起機場第三條跑道？為甚麼樓價會貴了？買一個麵包會貴了？為甚麼坐巴士又貴了，很多這些為什麼，原來都與政治有關。」

「我以前認為這些與我無關，因為由媽媽去為我交學費交租。現在自己出來工作，我改變了。尤其是自從我成為『黃絲帶』後，在雨傘運動坐了二十多天，變化很大，我以前是鍵盤戰士，現在認為不應純粹宣泄，一定要出來發聲表達訴求。」

政改方案被否決　表決淪為鬧劇

政改方案表決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否決已成大局，曾經被質疑會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李國麟、梁繼昌等，也因為後雨傘革命的群眾壓力而否決方案。此外，功能組別醫界學的梁家騮也加入反對陣營，令最終有28票反對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鬧劇令建製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於建製派想等待遲到的劉皇發回來一起投票，故集體離席希望令法定人數不足，但最後因小部份建製派仍在席中，人數足夠進行表決，方案順利被否決。雖然方案被否決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結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顏面無存。

由於建製派想將政改被否決的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本來準備在方案被否決後向媒體「強烈譴責」反對陣營。但今次卻是建製派庸碌懶散和欠缺組織，放棄了投贊成票的機會。建製派召開記者會低頭致歉，成為政改方案荒旦劇的最後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選的計劃雖然失敗，但民主鬥爭也遠遠未算勝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準備下一步的鬥爭？

溫和泛民雖然因為受到壓力而否決方案，但即使在普選路線圖幻滅，循序漸進改革路失敗後，似乎仍然堅持期望在現存體製內爭取民主。溫和泛民政客的思維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在否決方案後，泛民議員拉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的橫額，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口號會實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盡快重啟政改」。溫和泛民極力喚醒「逐步改革」的死屍，只是想避免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路線。

中共知道若果給予香港真正普選，會引發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統治。除非中共面臨革命性的倒臺危機，否則不可能撤回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決定。但如果爭取民主的群眾起來革命了，還會停留在懇求中共重啟政改嗎？

在人大八三一決定一錘定音後，基本法框架內跟隨普選路線圖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今後中共會準備加強媒體審查、加強警察暴力、為廿三條立法鋪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也準備向民主派發動攻擊。泛民主派30年來向中共談判妥協爭取民主的路線被證實徹底失敗，事實擺在眼前，要爭取民主就必須打倒中共專政。溫和泛民右翼的經濟主張，希望在不觸碰大資本家利益的同時爭取民主，也應被徹底摒棄。

雨傘運動的一大弱點就是運動內部欠缺基層的民主監督，令運動不能蔓延更廣，也不能持續升級至更有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乃至政治總罷工。新一輪的民主運動需要有戰鬥性的新領導層，也需要建基於基層民眾鬥爭的組織，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也需要將運動積極蔓延至中國內地以至國際，爭取各地的群眾聲援行動。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具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連系至革命的民主訴求，以及需要廢除商家財團操控的經濟製度。

香港：七一4萬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遊行有4萬8千人上街。遊行人數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來第三低的遊行數字。經過了去年79天的雨傘運動，加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民主運動似乎走入喘息的階段。

主辦方民陣今天的主要訴求是「梁振英下臺」、「追究黑警責任」、「廢除公安條例」，而「踢走提委會」和「修改基本法」這兩句新口號，也意味著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討論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爭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黨，在雨傘運動後冒起了眾多新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眾希望自我組織投入抗爭。這些組織通常是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例如關註煙民權益、社區議題組織、捍衛同誌權益等。另一方面，可見目前欠缺有力的群眾政黨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顯得零碎化。

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提到要維護港澳治的「國家主權」。中國經濟衰退及政治動蕩，促發愈來愈多群眾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強箝製內地的反抗聲音。而近年，港臺澳都分別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強控製。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為廿三條國安條例立法。而作為實質上獨立國體的臺灣，也不過是一種權力宣示罷了。

梁振英下臺？

最近習近平在首次與曾俊華握手，而唐英年與田北俊這些建製派唐營人士都公開表示支持曾俊華當特首。不少人預計中共政府準備2017年換上一個較能穩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測如果局勢繼續不穩，中共準備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臺。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今年遊行人數下跌，不少聲音表示遊行已經無用，不是對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單靠遊行並不足以對抗政權，而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行動）。但是，七一遊行是動員運動和燃起討論的重要平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未有一個有力的工人群眾政黨能夠帶領更有效的鬥爭。

在後政改時期，社會主義行動今年在七一的口號為「當循序漸進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為政改方案後民主鬥爭進入新階段，再沒有所謂「中共承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突顯中共不會讓香港有吋進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獨裁體製才能成功。此外，我們不能像泛民幻想能爭取商家支持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與中共獨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資本家不倒　民主不會到」。「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打倒中共專政」，我們強調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擺脫過往的失敗，必須要蔓延至中國大陸，連系內地的群眾鬥爭才能成功。未來民主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階級鬥爭為路線。

傑瑞米柯賓

香港：假普選方案的殘局

隨著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後方案，2017特首選舉製度之爭經已進入新階段。去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觸發了79日的雨傘運動。但政府仍根據人大決議的框架，提出篩選候選人的「伊朗式」選舉製度。

要通過政改方案，必須得到立法會議員中三分二的支持。有關表決將於六月進行，如無意外很大可能會被否決。縱使建製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恐嚇宣傳──從股市崩潰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國兩製，政府的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至今這只成功地激發公眾的反感，因而未能像當初計劃那樣從泛民手中奪走四張倒戈票來通過政改。

這些資產階級反對派政客為甚麼突然有「腰骨」起來，背後原因很簡單：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贏得真正的普選，但卻完全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氛。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支持者）與中國勞工論壇當時指出，雨傘革命雖然未能贏得任何讓步，令部分的參與者認為運動失敗，但縱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慘勝。正當立法會的表決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會有人最後轉軚（關於這點本文稍後討論），明顯泛民領袖受到了更大群眾壓力而要去反對政府的方案，否則隨時自己會被政治滅門。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傳攻勢「2017一定要得」來試圖爭取公眾對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歡方案也應策略性地「袋住先」，來讓所謂的「民主進程」有所邁進。他們說，假若政改方案被否決，未來數年內將不會再有民主化的機會。據報，不單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會原地踏步，就連立法會也不會得到普選。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經已看穿這些謊言。過半市民反對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廣泛明白這個中共設計的假普選只是為了使獨裁者欽點的候選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稱政改將會是邁向民主的踏腳石，但實際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發展」，因為對北京來說香港越來越是眼中釘，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對所有方面都收緊了控製。中共當局希望將權力集中到特首手中，並利用假普選來為此爭取合法性，同時間將立法會等機構的權力削弱。雖然立會本身有許多局限，畢竟其還是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定的製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計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條立法，打壓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們認為假普選產生的特首會更有能力地推動二十三條。

然而，當假普選被泛民議員否決後，中共對香港民主的敵意就會更深，並認為民主不單疾礙中共對香港的控製，更會為中國自身帶來不穩。

支持度下滑

明顯地，政府的宣傳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遊擊式」的突然落區來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個宣傳運動已變成個鬧劇，一些建製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斬宣傳。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從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華早報）。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標要將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當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壓力能讓四名泛民議員轉軚，但另一方面這個宣傳運動也是在為方案被否決作出準備，屆時北京的輿論機器就會歸咎泛民斷送香港的「普選」了。

泛民的領袖試圖利用當前的對立來挽回他們過去在雨傘運動時期所失去的支持，當時他們淪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時間，右翼及溫和泛民仍相信他們能夠從北京手中贏取一些妥協，並接受遠離自己原則上的「真普選」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決定卻對此關上大門，亦令主張妥協的泛民領袖們手足無措。

去年群眾運動的爆發導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爭的時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對政府來說這也更為棘手。

雖然今日並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這樣認為「溫和派」會變得更有戰鬥性那就大錯了。不幸地，這些政客們尋求循序漸進的多餘策略依舊是階級鬥爭的絆腳石，而只有建立這樣的鬥爭才能擊敗專製當局。

不過縱使如此，政府現在絲毫不讓，就連一些象徵性的讓步也不作出，同時間雨傘革命的餘燼猶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這個時候倒戈是很困難的。無線電視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在選舉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選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體都有著一份公開的「倒戈嫌疑犯」名單。當然在現今的力量對比下，就連這些嫌疑犯也準備否決方案，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倒戈的話，他們隨時會變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時候不同，泛民陣營不可能讓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臺。

2010年民主黨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點兒的可能能夠贏得四張倒戈票。一些流傳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夠讓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認為其無威脅的）出閘作為三名特首候選人之一。當然一旦政改通過後，沒有人能保證中共方面會恪守這些承諾。這些協議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建製派有著壓倒性的資源操控輿論及選舉，但北京仍是會擔心有泛民參選的話會讓他們失去對選舉的控製力。

最後，倒戈者可能藉口說通過政改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因為政府作出各種口頭上要脅，包括取消未來重啟政改的可能、甚至終止「一國兩製」並由中央直接控製香港。

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些威脅又有多大可能實現呢？這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憲製」上的權力，而是實際上的政治力量對比。北京方面在雨傘革命期間抑壓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對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態發展會蔓延到中國大陸。這關係到習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黨內權力鬥爭、國際外交爭端，而且未能改善經濟嚴重放緩。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可說是後雨傘革命的勝利，中共和港府會因此損失政治權威，對它們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

泛民在今天攤牌過程中沒有變強，反而愈來愈進退失據和分裂。他們認為否決政改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而不想為新一場戰鬥作準備。

民主黨的何俊仁曾經提出今年稍後辭去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以足發一場全港補選運動。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黨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進派對手。愈見明顯的是，2015年版本的辭職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製，且受民主黨機器由上控製。這些組織上的束縛肯定會令綱領更為溫和，而且更難吸引年輕一代投入運動。

由於種種局限，學民思潮拒絕加入公投委員會，加上內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對公投而分成兩派，足以令民主黨高層說要重估形勢，在政改表決後再決定是否發動公投。學聯則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因此似乎也會與民主黨領導的公投保持距離。

學民思潮表示「不敢茍同」民主黨堅持公投委員會「擱置泛民主派間的爭拗」。我們認為學民是正確的。泛民這句聲明是荒謬絕倫的，但可惜這卻是他們的典型──泛民機器主導的運動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內部民主。為什麼一個聚合不同力量去達成特定行動（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運動）要製止參與團體提出不同的意見？

正如雨傘運動期間，泛民領導層及其盟友設立空殼的所謂「五方平臺」，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運作群眾運動，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黨企圖禁止「爭拗」（與自己的思議）的手法是與中共的政治一脈相承的。可見2015的公投運動與之前的分別。如果不斷然拒絕這種不民主的手法，就會令運動不能有效成為真正反政府鬥爭的平臺。民主黨害怕民主辯論和基層參與，是與它避免激進政治和群眾鬥爭相承的，它寧願附和建製當局。

學聯分裂

同時，八大院校的學生會中有四間退出學聯，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本土派發動退聯行動，往往以歇斯底裏的方式人身攻擊學聯的領導層，得到一群不滿學聯官僚體製的學生的和應。這些不滿的學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場。

可惜，泛民領導的不民主手法及其與政府枱底交易的歷史，為本土派混亂而矛盾的政治立場製造了土壤。學聯在政治及方法上沒有與泛民領導保持距離，甚至用類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領導群眾鬥爭（包括雨傘運動），現在因此付出代價。同樣，「左翼廿一」近年來都有成員在學聯領導層具影響力，但卻沒有鮮明地爭取對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為領導層的基礎。

他們慣用「委員會式手法」，鮮有在校園發起群眾活動去組織活躍的成員基礎，也沒有民主架構，不幸為本土派及其網戰開了打門，讓其在短期內成功。若學聯是群眾學生組織，具有民主傳統和政治意識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壞行動的。

退聯事件不但是學運的挫敗。事件會令大學的政局更為複雜，令學生更難聯合發起運動。本土派自己沒有能力領導任何真正的鬥爭，也不能在建製當局面前取得勝利。他們「什麼都反」都教條，他們不會嘗試建立替代現存領導層的選擇，而主要想關註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權註視著政改方案的挫敗。中共雖然可讓這情況發生，但這代表它失了預算，而香港政局會持續不穩並可能感染中國。現況是欠缺工人群眾的替代方案來運用政權的不安局面來帶領前路。

這是雨傘運動的關鍵教訓。泛民陣營的領導沒有戰鬥性戰略，只在盲目信仰資本主義的願景：自由市場經濟是民主製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實況都反証了這點，當獨裁製度有利資本家時，他們會誓死保衛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導的中共獨裁體製，才能實現中港兩地的民主。為了實現這個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國際上建立一個走社會主義政策的新的工人政黨。

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及教育權

工聯會陳婉嫻召開記者會，高調要求政府讓一名無證逗留香港的十二歲小童獲得居港權。肖友懷06年經雙程證來港，後逾期與外婆同住，多年來沒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紹璇說，肖友懷出世時被棄置紙盒內，母親懷孕時患乳癌、父親又因工傷需截肢。父母並無為他申請戶籍。事後曝光後，肖友懷現時只獲得臨時身分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未能獲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他們指如果肖友懷獲得居港權，會有大量內地人跟隨湧至香港，分薄公共資源。事實上，入境處過去3年來只酌情容許38名無證人士留港，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比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個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懷。他們亦到一間幫助肖友懷辦入學手續的大成小學示威，甚至嘗試到肖友懷住所滋擾他，令他被迫遷離。

本土派對待內地移民的立場是與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出生的子女，都可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了推翻判決，肆意製造恐慌，當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將會有多達167 萬港人內地生子女湧入香港。但從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

建製派通過誇大，製造內地人來港搶公屋、學校和床位等輿論，從而將公共資源不足的責任歸咎外來人（包括內地及南亞裔移民、外勞和難民）。如今，本土派卻成為這些政府輿論的流氓打手。

工聯會陳婉嫻忽然高調處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調譴責本土派示威者，借機抹黑整個民主運動。令人質疑建製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改方案的憤怒。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府都越來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來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貨行動中，中央電視臺早前大肆播放（平時不會播放香港的反政府運動），而大陸五毛網軍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論。

香港公屋、醫療、教育和老人服務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對公共服務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會為政府轉移視線。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排外主義，從去年開始我們支持香港的難民鬥爭，反對政府極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政府階級歧視及種族歧視的入境製度是針對窮人、有利富人。

我們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和教育權利，支持不同族群/種族的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掠奪我們資源的政府和資本家。

傑瑞米柯賓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幹。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製、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國泰員工不滿剝削　八月發動罷工

近千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在5月19日開始於機場發起靜坐抗議，抗議資方剝削員工，不滿國泰剝削員工的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對員工的法律保障。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對資方發出回應的截止時間為今早（25日）十時。數百名國泰員工今早遊行至國泰城外，包圍國泰總部，高呼「國泰可恥！最佳無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資方的正面回應，工會表示會將行動升級，於八月份的旅遊旺季發動罷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會外務副主席丘誌雄表示，國泰有一萬名員工，工會約有6,300名成員，如發動罷工，將對公司影響很大，並歡迎更多人加入工會。工會又在下午四時率領員工到中環市區向公眾宣傳，在交易廣場天橋上示威及派發單張，得到市民支持。

扣減津貼　實際減薪

在國泰任職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國泰航空公司一向給人良好的形象，但實際上她見證到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滿是公司對外宣傳我們加薪，但事實上在減我們的福利。機票越來越貴，但錢都沒有回報給一班不斷付出的前線員工。」

潘小姐指，經理楊詠儀向外公布員工有雙位數字的升幅，但實際上員工的外站津貼不斷被削減，變相不但沒有加薪，實際上是減薪。

空中服務員抵達外國時屬於休息時間，公司提供站外津貼，覆蓋員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現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質素下降，我們的合約也規定，公司需要提供我們享用中等價錢的膳食，但這些質素也不斷下降，變相就是扣減了津貼！」

最令這些員工不滿的其中一項，是休息時間被縮減。公司扣減了外站所逗留的時間，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間少了，其實直接影響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職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奧克蘭、四日波士頓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奧克蘭為例，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時的長途機，但我們站外的休息時間只有廿四小時，奧克蘭的時差快香港五小時，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國泰扣減成本　前線員工壓力大

「現在油價這麽低，為什麽機票（價格）年年加？我們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職的同事合約條款不同，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一名任職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滿，「長約的時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為什麽會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站外津貼對於新入職的同事來說是他們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現在扣減了對他們是很大影響的。」

實際上，國泰對機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務也不斷下降，這名空少表示，其實餐盒內的份量減少了。潘小姐又指，飛機餐的數量減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選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務員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時候我們要犧牲自己的餐盒去給客人。為什麽要我們這樣？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我們一班前線員工做出來的，但公司沒有照顧我們。」很多員工在抱怨，他們連工作時本來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減了。

國泰員工上一次罷工在1993年，約3000名空中服務員在農歷新年期間發起了長達17天的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國泰員工的鬥爭，爭取應有的工資和津貼，反對同工不同酬，團結一致對抗剝削！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傑瑞米柯賓

勞動節2015：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五一勞動節是紀念國際工人鬥爭運動的傳統節日。130年來，五月一日就等同於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八小時工作製。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要為這些權利而戰鬥。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工人階級受到新一輪打擊，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緊縮政策等。勞動群眾需要在五一當天動員起來抗爭，並建立自己的組織，討論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會主義政策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天堂」，香港對草根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內部的憤怒日增。工時過長，令很多基層家長幾乎沒有時間與兒女相處，但政府今年否決了製訂最高工時，以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合約工時取代，只會讓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時。實質收入在過去15年來沒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傘革命」不單單為了爭取民主，而且不滿樓價高企，工作條件差，沒有未來。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歲）為在職貧窮人士，一個月工資低於8,315元。超過130萬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貧窮線以下，諸如樂施會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重。香港老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去世，可見香港政府的涼薄。

全球：面對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榨，就業保障受到打擊。從美國到南韓，各地政府們都紛紛推出反工會法例。五一遊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戰鬥性的民主工會，並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打好基礎，以擊敗資產階級政客。

女性權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貧窮人口皆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女工受到最大的壓迫。在深陷危機的希臘裡，女性的失業率飆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的投入被削減、而老闆們也不再遵從法定產假等。在中國，萌芽中的女權運動被習近平嚴加鎮壓。反歧視、反壓迫的平權鬥爭會是重建並強化工人組織的強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達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庫房儲備充足，但不願加大投入社會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兒設施，全港有295,700名0-6歲的兒童，但全港幼兒中心只有26,000個名額，婦女很多時一力承擔沈重家務。九成的家庭因此認為不會生第二胎。社會欠缺庇護中心等設備，女性面對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無處容身而不敢舉報。

香港：《福布斯》雜誌報道，香港的富人的財富從上年的166,00億增加至今年的19,200億，增幅為14%，商家財團又再豬籠入水！難怪有錢人都支持中共獨裁體製製，拒絕香港有真普選。正如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時所講，政府政策不能「傾斜於窮人」！

李嘉誠的身家為2,600億，比波利維亞或約旦的年均生產總值更高。這筆錢等同香港四年醫療開支。愈來愈多人認清一個事實：極端的財富累積與「勤奮」或「聰明」沒有關係，而是靠裙帶關係，靠與政府勾結。尤其是房屋政策成為鉅富進一步搜括財富的工具，令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板間房，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最近一項民調顯示，77%受訪者認為不能負擔今天的樓價（南華早報，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製度崩潰後，令全世界陷入危機，但之後卻富者越富。樂施會報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擁有的財富會比其餘99%多。這極端的財富不均是前所未見的，愈來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對種族歧視！

全球：在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也門等地爆發戰爭，令全世界都處於危險。敘利亞有一半人被迫遷離家園。即使難民遷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這難民的地獄），也會被檢控、逮捕或者過不人道的生活。

腐敗的獨裁者、石油戰爭，美國作為「世界警察」造成的亂局，都是這些破壞的源頭。在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警察種族歧視射殺黑人，令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再次重燃反種族歧視、反建製的運動。五一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節日，應藉此展示一個取代今天世界亂局的替代：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及社會主義。

香港：葉劉淑儀最近發表針對菲律賓外勞的種族歧視言論，可見香港建製派正煽動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是為了分化工人，禍害全體工人，我們必須以團結鬥爭作回應。在中國內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不要排外主義，而需要兩地團結抗爭，反對政府親商政策造成的資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來3年輸入中國內地1萬至1萬5千名工人，以輸入外勞的手段壓低香港工人工資。我們支持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誰是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亂局及苦難。五一勞動節，我們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40多國的姊妹組織一起參與遊行，共同發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種族主義、打倒獨裁！
在美國，工國委的民選西雅圖市議員為15元美金最低工資打先鋒角色。西雅圖上個月開始實施15元美金最低工資，是美國首個城市達到這目標。4月15日，6萬快餐店工人發動全國大罷工。在愛爾蘭，工國委的同誌正在領導一場集體罷交稅運動，反對政府強推水務稅壓榨工人。在英國，工國委成員將與工會及社會主義聯盟（TUSC）組成聯盟，參與將於5月7日舉行的全國大選，挑戰親商政黨（包括工黨）。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統治中國及香港。但我們將反獨裁的鬥爭連繫至打倒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將大企業及大銀行置於公共民主擁有，用來計劃增加就業職位，增建廉價公屋，擴建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活躍於今天的鬥爭，支持最高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歧視，但我們也將這些議題連繫至製度變革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五一遊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資本剝削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抗爭捍衛權利的一天。在香港，職工盟發起「拼尊嚴，五一大遊行」，職工盟各屬會（碼頭業工會、巴士業工會、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外勞工會、大學學生會等多個團體都有到場參與。

遊行隊伍下午由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並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訂立標準工時」等口號。主辦單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參與遊行。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遊行，舉著「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剝削」的橫額。

參與遊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職維他奶公司當送貨員的張先生認為，現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強積金殘缺不堪的製度，並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來自鐵路工會的三位工人，任職港鐵公司的司機、維修人員。三人都認為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人的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都是相輔相成的權利，缺一不可。現時的狀況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勞工政策」。除此之外，他們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並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於政改問題，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謂的提委會根本就是要延續少數人壟斷的「小圈子選舉」。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每周工時四十小時、最低工資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廢除外判製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政府分化勞工等。

此外，工聯會亦有3,000人於另一隊伍遊行，但工會理事長吳秋北亦借機呼籲市民接受假普選，稱這才可以改善勞工問題，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有參與遊行。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葉劉淑儀種族歧視　被迫道歉

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4月25日）發表聲明，就其近日在報章一篇針對在港菲律賓外勞的言論道歉。她早前在報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又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大量菲傭為外國男士提供性服務？」的圖片，惹來外勞及左翼人士批評其種族主義及歧視女工的立場。

4月23日，外傭團體到新民黨總部外抗議，舉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葉劉淑儀可恥）」、「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種族主義是社會病毒）」等標語。亞洲移居人士聯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論已經冒犯了在港17萬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將要求消除社會對外勞的種族歧視。在葉劉淑儀收回言論後，團體在星期日（26日）繼續上街，拒絕接受葉劉虛偽的道歉。菲勞Stella來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論是種族歧視，令我很憤怒。我看過她的道歉聲明，根本完全不真誠，只是受到壓力，想平息事件。」來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來港是為了生計，是為了賺錢養家，不是為了所謂的勾引僱主！」

群眾壓力　虛偽的道歉

葉劉自言論公開後一直態度強硬，拒絕道歉，直至受到社會極大譴責的壓力下才作出讓步。她在道歉聲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奮工作及對香港的貢獻，又說她對待自己的傭人如家人，對於文章引起誤會深感遺憾。可惜，這只是為平息事件的虛偽言辭，更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巧正部署參選特首，為了爭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選製度下穩定民心，起碼暫時要避免負責新聞。實際上，葉劉過去反外勞、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場已經惡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擊外傭權利。

反外勞　反工人　反民主

葉劉淑儀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長，她的此番言論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員、建製上層的思維，態度囂張地打壓工人階級。

葉劉曾經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又倡議要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伺機讓中共加強控製香港法律機關。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僱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僱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僱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也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03年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強推廿三條惡法，在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在兩個月前更重新提及「當局需重研23條立法」。

反種族主義運動需要持續　對抗排外主義

2013年底，一項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日工時達17小時，2/3受訪者曾受身體或精神虐待，強製留宿規定令外傭在面臨虐待時難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卻回應指香港法例沒有問題，指外籍家務工的工作本質如此，工時長屬理所當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現代奴隸製，外勞的示威迫使法院製裁暴力僱主，可謂戰勝一仗。本港外勞抗爭的信心大大加強，在其他被虐外勞事件上更大力發聲，希望可以改善權利。葉劉淑儀的言論証明有錢人及老闆已經感到壓力，因此氣急敗壞，散播荒謬言論以作反擊。但這只會激起更大憤怒，令外勞鬥爭的士氣持續高昂。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對抗像葉劉淑儀這般可恥的資本家及其代表。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抗爭：

不要種族歧視，不要性別歧視
廢除兩星期條例，廢除外傭留宿限製
廢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門接管
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剝削

退聯潮一浪接一浪

繼香港大學退出學聯後，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也通過退聯公投，而嶺南大學的退聯公投則未成功。這可以說是對學聯的一大沖擊，有報章報道，學聯最近由於忙於處理退聯事件，無暇關註政改問題。

各大院校的退聯關註組都有本土派組織的影子，或者組織人士受到本土派影響，但投票支持退聯的學生大多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是泛泛對學聯不滿──包括學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製、與泛民有緊密的政治連繫。支持退聯人士寄望退出學聯後可以由學生「自主」，決定，但是只要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沒有改動，沒有在廣大學生之間根，大規模組織活躍的學生，學生最終還是由一小撮人控製，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決」。

這些不滿都是合理的，也由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提出。但退聯並不能解決學生會官僚化的問題。我們支持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用外來的壓力清除學聯的官僚體製，建立民主的學運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學聯。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學聯的力量，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等建製派報章都大幅報道退聯事件，並為本土派的輿論推波助瀾。退聯派指退聯是為了「走更遠的民主路」，但為什麼走這條路會受到中共喉舌夾道歡迎呢？

在雨傘革命之前，學聯並不為普遍學生所熟悉，在廣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傘革命爆發後，由於溫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協作風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現一種「抗拒政治」的情緒，學聯慼著無政黨背景的形象得到廣泛支持，一躍成為運動領袖。可是，學聯沒有在學生群眾中根，也沒有大規模的活躍成員應對雨傘革命這個大型運動的挑戰，因此決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調查發現，51.4%受訪學生對退聯持中立態度。調查又指出，61.2%受訪學生認為，大專學界需要一個聯合組織，推動聯校參與政治和社運事宜。兩個結果結合起來，可見學生普遍支持一個學運的聯合平臺，但同時也不想維持現狀。因此，學生需要的是一個由下而上決策的學生群眾組織，讓同學決定政治路線及學運訴求。

右翼本土派攻擊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因此今年學聯在壓力下不參加六四悼念。這是對泛民的一個大沖擊。

由於近年由民主黨主導的支聯會愈來愈不受年輕人支持。然而，關鍵不在於六四集會的節目安排(事實上本土派六四集會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聯會(即泛民)沒有提出一個切實打倒中共的綱領，甚至愈來愈淡化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愈來愈多年激進化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到泛民對待六四只是行禮如儀，沒有連結至實際抗爭。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只是一個退步。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也就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製派控製，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製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製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沖出馬路與警察爆發沖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吊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你愛要就要　不要拉倒）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製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製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愈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傑瑞米柯賓

元州及蘇屋區的成績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競選的元州及蘇屋區議席，本來是屬於兩個選區。民建聯長期割據蘇屋，當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經遷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聯於選舉工桯期間極少作公開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當日他們動員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選民。可見，他們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選舉機器。

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元州：民協 2,420票，民建聯 1,736票

蘇屋：民建聯 3,074票，民協 1,245票

2011年選舉成績

元州及蘇屋：民建聯 3,403票，民協 1,947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 493票

縱使此運動的重點不是選票，493票仍是一個好成績。社會主義行動於六個月前在選區開始定期活動，而之前不論社義行動或社民連於當區都沒有活躍成員。

社民連出選27個議席，平均得票率為24%（資本主義媒體所宣傳的「徹底失敗」與事實很大距離）。在社民連其他4名與泛民主派候選人對撼（即除了建製派或所謂「獨立」候選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選人競逐）的選區中，平均得票率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協擁有穩健根基，但其在當區以至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與2003年選舉比較，民協由25席跌至15席。鄧美晶的8.4%投票率不僅是反對民建聯的一票，同時亦反對民協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及與北京方面妥協。故此，這一票是有意識地支持年青的社會主義基層鬥士，令人鼓舞。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淩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製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製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製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傭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製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製力竟不過是強製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製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青年上樓遙遙無期　長策會紙上談兵

不打破地產霸權，何從解決房屋問題？

眾所周知，房屋問題是香港人面對的第一大問題。普通市民連覓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難題，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輪候人數每況愈上，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當中未滿30歲的單身青年申請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體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情況令人擔憂。

每當談及青年人大量輪候公屋的現象，政府輿論和資產階級政客往往歸咎年輕人「不思進取」、「懶惰」雲雲。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跟不上樓價的升幅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自2001年以來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實質工資（扣除通漲影響）的話， 2014年度的實質工資更下跌了7.4%！相對而言，房價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則增加了一倍。根據知名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樓價中位數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17倍，這難以負擔的程度不單是冠絕全球，更是史無前例！該研究認為3倍以下才屬於「可負擔」的水平，並指出澳洲的6.4倍已經是「令人擔憂」。在這樣絕望的條件下，廉價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與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就連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南華早報》的撰文中承認，本港的問題「極端」。而長策會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長遠房屋策略」，並提出十年房屋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實際上原來只有六成是公營或資助房屋，亦即是說只有28萬個單位（當中20萬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應量為2萬間)。只要屈指一算，現時有超過27萬個公屋申請，就算未來沒有新的申請，也要13.5年才能讓所有人上樓，而近年來每年的公屋新申請都超過3萬單，也就是說公屋不足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惡化。

況且，房委會承認在未來五個年度只有77,100個新公屋單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個單位落成，遠低於長策會提出每年平均興建2萬個單位的目標。特區政府亦會在2017年換屆，到時候「長遠房屋策略」大可以像當年的「八萬五政策」那樣「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經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歸咎市民反對開發東北或郊野公園，來為其低下的公屋供應做擋箭牌。住宿作為人類的必需品，社會主義者提出廉價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應量應至少5萬間，抗衡現時私樓支配房屋供應的困局。

事實上，政府預設的公私營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私營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雖然說單位數量只佔40%，但實際土地資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麼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達到50萬，平均每年5萬間公屋單位的目標是絕對有可能的。

政府聲稱增加私營房屋的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陳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說香港現在不可能使廉價社會房屋佔整體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樓宇價格瘋狂，假設房價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數的8.5倍。再者，香港業權壟斷非常嚴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擁有超過4萬單位，首100名更擁有7.9萬個。房屋被視為投機的工具，更多的私營房屋只會淪為資本雄厚的財團地主作囤積及炒賣之用。而有研究認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紓緩公屋輪候時間。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許仕仁與郭氏兄弟的世紀貪汙案，可以窺見一直以來官商勾結之嚴重。今天這已變成不個可調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地產霸權」，將地產發展商、銀行及金融企業公有化，由大眾民主管理，才可決定房屋乃至社會的發展。

傑瑞米柯賓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行政會議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三跑）工程計劃，造價高達1,415億，不但是香港歷史上最昂貴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跑道造價亦遠遠超出數倍。

三跑造價冠絕全球，但跑道卻只能降落不能起飛。而政府尚未解決空域問題，跑道落成後未必能增加飛機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龐大資金、落成後的可用性、以致對環境生態的汙染問題，全部沒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計劃作公眾咨詢，就突然繞過立法會，由機管局直接撥款，令社會出現極大回響及反對聲音。政府連跛腳的民主機關都想繞過，強推向富豪輸送利益的政策。群眾必須動員起來抗爭，否則為政府這種不民主的施政手法開了先例，日後變本加厲。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三跑工程計劃花費1,415億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國家如澳洲布裏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三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裏斯班的新跑道長3,300米（造價相等於80億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億），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獨立媒體）

大部份市民均反對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八人認為機管局應先集中力量改善雙跑道的效率，並在未用盡雙跑道的能力前不應考慮第三條跑道。六成四被訪者認為政府不應繞過立法會，讓機管局透過融資興建第三條跑道（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2-03-2015）。

機管局計劃耗資1,415億元，利用本來上繳政府的收入攤還，再增設離境稅作幫補及發債解決。三跑計劃繞過立法會，不用透過財委會撥款，也免除立法會議員反對計劃而拉布的「煩惱」。如果一項造價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實，日後必定會有更多類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繞過立法會而強行推出。

由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項目超支延誤已成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其中原本建造費669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至715億元，而這次三跑造價更比高鐵高出一倍，將來超支的責任，又是用人民的錢去負擔。

政府指，現時兩條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所以有建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但就連前天文臺臺長林超英也撰文反駁，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結論是，只要妥善規劃現時的兩條跑道，根本無需要再興建新一條跑道。

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預計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現時香港三跑計劃的空域問題尚未解決，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稱由於「涉及商業及戰略資料，所以不能公開詳細內容」！

「基建創造就業機會」的歪理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顧問報告指，三跑落成後有望提升本地生產總值4%至5%，可額外帶來4,500億元經濟效益，並創造逾10萬個新職位。縱觀過去的基建工程，沒有一項實際令基層工人得益，結果反而是眾多建造業工人被外判商壓榨剝削，2013年4月便爆發了200名高鐵地盤工人罷工的抗爭，抗議禮頓承建商為了趕工，強迫工人在地底內進食午餐、以及遲到五分鐘扣半小時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該地盤工人工時高達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勞工保障缺乏，可見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無助工人階級的利益，反而是地產發展商、外判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斷超支，但香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卻嚴重短缺。單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億，便可興建十四萬個公屋單位、可讓香港十六萬名學生免費讀大學、可興建十間公立醫院、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項目。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

本文於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將會是新一屆的區選，社會主義行動準備參與，因此重登這篇文章，解釋社會主義者整體上如何對待選舉，作為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手段。

作為成立於短短十八個月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1月6日區議會選舉對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大考驗。廿二歲的鄧美晶代表我們於工人階級地區元州及蘇屋區出選（當區選民大概有10000人）。在選票層面上，當區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最穩陣的一席，故此我們的候選人並無勝算可言。結果，我們拿得493票（8.4%），是一個好開始，然而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支持、經驗和影響力是更為重要的成果。

我們於此地區運用選舉作為平臺，宣揚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此地區年青失業率高企(12%)，而五個家庭之中有一個生活於貧窮線以下。香港縱然財富豐厚，卻患上長期的社會疾病。例如有數據指出，在34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合組織）中，平均使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9.2%於房屋、醫療、老年人、就業培訓、家庭服務等開支上，但香港於2010年的數字卻 只有5.8%。

對工國委(CWI)的支持者來說，11月6日面對中國地區首次舉行的選舉挑戰，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目標是增強組織、招募和建立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左傾青年展示社會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我們跟從列寧的建議，即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猶如「打作客賽」，即屬於我們的天然平臺是工人鬥爭和罷工等，而非選舉。外國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是諸多製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優待資本主義建製的。

選舉公平嗎？

香港是一個「受箝製」的資產階級民主之地，受中國獨裁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機器而統治。英殖統治時期，政府為製造「民主參與」假象而創立十八區區議會，實際上是純粹的諮詢架構。現今，五分之一議席由非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委任，而整個體製由政府官僚主導，聯合財團利益。

儘管行政長官曾蔭權可笑地指：「香港的選舉製度是公平、公開、公義和透明」，經已有證據揭露出大量親政府陣營的選舉騙局。於美孚南選區，有一個住址登記了13個選民的名稱，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所持有的。另外，有選民於一幢只有21層的樓宇上登記了32樓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製極其寬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門的反復核對，令最有錢的親北京陣營可以於關鍵議席登記「選民大隊」去操控選舉。相比2007年區議投票率38.8%，本屆投票率相對較高，達到41.4%。本屆有120,000新登記選民，當中有90,000人年齡高過50歲。年輕人的參與度相對較低，與去年反建製的五區補選形成強烈對比。

為2010年尋仇報復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選舉舞弊和騙局的規模，但肯定是相當大的。於區議會進行選舉操控比起立法會相對容易。由於區議會選舉使用的是「英國西敏宮」（Westminster model）的單一選區製，所以相比於使用比例代表製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會，更容易發生濫用操控選舉的現象。

北京當局精心策劃，甚至有部分針對逐個議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擊敗泛民反對派，為來年更重要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去年五區總辭觸發全港補選爭取民主權利後，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懲罰三個向其挑戰的「激進」政黨。去年補選勝利的五個議員中，有三位（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偉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必要地）落敗。正如公民黨領袖梁家傑評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們很驚訝他們的票從哪裡來。」

對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次選舉亦有其他難題需要克服。建製派長期培養一個意識，令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受到很大壓力，視區議會選舉為非政治化的平臺，強調候選人的「地區工作」及「良好地區紀錄」，反對「空喊政治口號」。大部分政黨（包括泛民陣營）滿足於玩這遊戲，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諸如派月餅或撿垃圾。當然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不會逃避跟進地區個案，盡可能幫助居民與政府官僚抗爭及捍衛個人公義，但是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墮入「蛇齋餅糭」的陷阱。建製陣營如民建聯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餅，我們要提出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以外的政治選擇。

群眾選舉運動

縱使有很多障礙及限製，社會主義行動判斷區議會選舉依然會給予我們一個平臺，讓我們宣揚社會主義理念、連繫地區抗爭、累積組織及政治經驗，以及擴大周邊的支持範圍。此判斷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首次運作一個群眾性的運動，當中我們在元州及蘇屋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單張、拍門訪問超過5,000戶、並致電承諾過投票給我們的數百選民，提醒他們緊記投票。縱使是對手陣營的義工都稱贊社義行動選舉工程的專業，包括派發四種語言的宣傳單張（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特別從少數族裔得到很大迴響，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們。

我們派發12,000份選舉宣言，當中解釋社義行動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以及爭取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選舉工程的重點是我們於六星期間每天進行的街站，在攤位豎起橫額、拉起易拉架和用揚聲器。同誌們無薪休假數天助選，更有一位同誌辭去工作成為選舉期間的全職人員。社民連成員告訴我們，以單一選區計算，我們的助選員人數比他們更多。除了在投票當日，我們每天活躍的助選員比兩個對手陣營多得多。投票當天，我們全天總計有26名義工，但仍遠遠少過兩個對手陣營。

我們製作的傳單合共復蓋了超過16個議題，即每星期兩份或更多，包括醫療保障、種族主義、政治暴力、警察鎮壓、民主、房屋、最低工資、交通、私有化等等。我們一星期的每天淩晨於地鐵站外派發數以千計的傳單，於選舉期間亦有介入其他運動，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日。當天，鄧美晶接受給《南華早報》等媒體的訪問。十月份，我們的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銷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績，共賣出208本。

選舉工程中亦有組織數個規模細小的遊行和抗議行動，包括抗議領匯（領匯營運180個私營購物商場）。我們的候選人向領匯小商戶進行訪問，發現公屋商場私有化後，租金上升300%而令數間商舖被迫結業。這消息被印製成超過2000張的傳單並散播至媒體。我們亦將此議題連繫至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問題，以及對手候選人支持領匯上市的紀錄，更於商場門外將一張模擬的$900萬的巨型支票撕毀，喻意打破領匯行政總裁黃國龍的高薪厚祿。

透過此選舉運動，社會主義行動能夠招募新成員，達到我們招募目標的80%。我們正在開始成立組織第二個支部，這也是我們選舉運動的一個重大目標。

聯盟及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與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達成協議參選。由於社義行動並非註冊團體，沒有這協議，我們的候選人就沒有被選的資格。我們曾經與社民連於幾個運動中有所合作，而此選舉聯盟意味著，我們的選舉工程以自己的綱領及口號參選，而選舉材料及單張都是我們寫的。同時，我們呼籲其他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民連，其作為主流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並為選舉過後的鬥爭提供最好基礎。

此聯盟成為與香港及中國其他左翼分子的辯論焦點。有些左翼分子聲稱工國委支持者「加入社民連」（在特定情勢下，我們未來不排除會這樣做，但現在這不是真相），又指我們提出了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們重蹈中國共產黨的復轍，即其1920年代機會主義地融入國民黨。先不講1920年代的國民黨與今天的社民連之特質大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國共產黨錯誤地融入國民黨，但提議與國民黨達成共同行動的聯盟，同時保持獨立組織及社會主義的政治身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元州及蘇屋區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們選舉聯盟的策略。

與社民連的討論及分歧

即使我們選舉的焦點不在於影響社民連，但社會主義行動的取態及政治立場對社民連部分會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例如我們的候選人承諾當選後仍生活於工人工資水平。雖然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採取此立場，但此並非社民連的整體立場。

社會主義行動認知到反外傭種族主義議題將於選舉中至關重要。我們計劃進行回應，並主張社民連亦要這樣做。社民連原則上採取了支持外傭權利的立場，拒絕附和建製派（例如民主黨則可恥地支持建製派的立場），但可惜社民連沒有於選舉工程中公開正視此議題，並錯誤地認為可以拖延至選舉後進行。親北京陣營散播荒誕的種族主義謊言，輔助其選舉騙局。選舉工程當中，這謊言並無以群眾規模的揭露及回應。很多社民連成員現在承認，迴避此議題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行動於元州及蘇屋區派發三千張題目為「外傭居留權之真相」的傳單（點選連結閱讀傳單），警告親政府陣營的謊言，並呼籲所有種族團結為工作職位及福利抗爭。我們於地鐵站外及街站派發大量傳單，亦面對一些種族主義的攻擊（有人問我們的候選人是否「菲律賓人」）以及大量混亂意識，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製一方的技倆。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組織規模細小但有所迴響的反遊行，對抗種族主義團體「愛護香港力量」（一個帶著偽裝面具的、親民建聯及政府陣營的陣線）。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媒體復蓋，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堅定立場的機會，反映出嚴重低估種族主義的威脅，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

選舉結果出來後泛民主派遭遇暫時挫敗，妥協派及抗爭派的分裂更為明顯，前者繼續靠攏「勝出」的建製一方（包括在攻擊外傭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鬥爭運動的力量，而社民連可以為此提供平臺。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與社民連及其他組織站在一起，為民主權利及社會公義努力抗爭。同時我們強調三件事：以社會主義綱領取代崩壞的資本主義之必要、不要墮入本土主義的死胡同（事實上香港的命運是連繫至中國內地的反獨裁鬥爭的）、需要建設工人政黨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力量。

傑瑞米柯賓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製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製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製。在這個製度下，女性受盡製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製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三八婦女節　國際婦女大團結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是為了紀念百多年來女性和工人階級為爭取權利而上街抗爭的一天。

在婦女節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難民聯會、社民連、香港蕩婦遊行數十人一同發起抗議行動，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香港性暴力日趨嚴重的問題，提供公共庇護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們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護中心！」、「我要公共托兒服務！」「立即落實全民退保！結束女性貧窮」，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現時社會上只有280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庇護中心宿位，絕對供不應求她又指，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從事無薪家務勞動的女性不受強積金保障，造成女性貧窮的現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湊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萬名外籍家務勞工的假期。下午一時，數百印尼及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喊「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廢除兩星期條例！」、「我要外宿選擇！」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也有參加這次遊行集會。我們一直以來支持並積極參與外傭的抗爭，支持結束香港現時歧視外傭的條例，將外傭置於極易受虐的情況。在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證明群眾示威是可以帶來改變的，這是外傭鬥爭的重要勝利，也強化整體工人及女性的抗爭。

下午四時，我們舉辦了國際婦女節的街頭活動，香港、菲律賓、印尼的女性都團結在一起，向大眾講解女性要站起來抗爭反對性別歧視製度的必要。我們也特別製作了四種語言的婦女節單張，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衛外傭權利的抗爭。

反對性別歧視　反對向女性施加暴力

爭取同工同酬　擴大公共服務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數千人的遊行，為女性權利而抗爭。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屬於「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為工人和女性權利抗爭。過去多年女性所贏得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工運和婦運中群眾鬥爭贏得的成果。

外傭勝利，就是全體女性的勝利

今年，印尼外傭Erwiana的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成為外傭鬥爭的裏程碑。這次勝利推進了外傭運動，增強了整體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證明群眾運動是可以向政府施壓，帶來真正的改變。

外傭抗爭必須升級，爭取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及「兩星期條例」，避免外傭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須關閉，中介工作應由公共部門負責，由公帑支付，民主運作。

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權持續受到打壓。港府寧願花錢在千億基建項目上，輸送利益至大財團，也不願花錢在公共服務，改善托兒及老人服務，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們的經濟。

「男主外，女主內」這種過的父權觀念貶低女性，只會被親商政府利用來推動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資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貧窮。我們要結束這些不等的製度！

停止暴力對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勞動市場不但鞏固女性對男性經濟上的依賴，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縮減公共服務，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離開一段惡劣關系。

女人的身體一直被物化來為財團大企業賺錢。在主流媒體中，對女人的焦點總是其身材、年齡。無處不在的廣告及媒體渲染「女人一定要靚」才達到社會的成功標準，令很多女性花費幾萬至幾十萬光顧無安全規管的美容集團！最後往往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賠上性命。

社會主義行動對抗鼓吹歧視和虐待女性的性別觀念。我們要求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護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我們主張團結抗爭，對抗資本主義和性別歧視，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抗爭！

為什麽最低工資最少要每小時$45?

政府將於今年五月調升最低工資至時薪32.5元。底層打工仔等了足足兩年終於加薪。但是，這足夠嗎?

在2011年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兩大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還未追上當時要求的數額，更莫說將物價升幅計算在內！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開支持續上升，是次的調升不過是杯水車薪。

另一邊廂，月入9萬元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在2015年將會加薪9%，而特首亦會將每月薪酬增加兩萬元，達到約39萬元一個月。

相對2011年的28元，四年來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來的物價變動，如以低開支範圍的住戶計算(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升幅至少為22%。換言之，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實質工資變相被削減6%！連保守如工聯會亦要求將最低工資升至時薪39.7元。

為什麽要設立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層的工人，確保他們付出的勞動力能夠為他們賺取其個人及贍養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時的33元計算，根據四年來的通脹升幅應該達到至少每小時40元。其實，時薪40元一點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每月收入也不過是6,880元，亦未能足夠應付工人的合理生活開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等於其「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據各工會於2014年的計算，每名勞動者的最低月薪，應為8,066元(職工盟)至8,248.5元(工聯會)，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下，這代表每小時的最低工資至少要$46(兩大工會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因此倡議的水平較46元低)。因此，工人們要求最低工資45元只屬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訂立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低廉，與香港作為富有資本主義社會不符。相比其他經濟發展相若的地區，本港的工資保障最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產總值只與香港相差約40美元(港幣312元)，但其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平均6.94美元(港幣54元)，超過香港1.5倍。這代表雖然社會的財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層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勞動成果要遠遠的少！難道香港的勞工天生只配當個廉價勞工嗎？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獎座代表香港的勞工最沒有保障、勞工法例最寬松、去管製化最嚴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稅率最低，絕對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資只是蕓蕓眾多勞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衛普羅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我們同時要爭取八小時工作製(香港的工時是比起鄰近地區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才能為所有付出血汗的勞動者提供最基本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製度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這個製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傭Elis　周日上街討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勞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陽光女傭中心留宿時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擊中，經送院多次搶救、留醫六日後終告不治。昨日多個外勞團體約六十人到北角陽光女傭中心門外集會，要求立即檢控中介公司，還Elis一個公道。「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不是奴隸！立即檢控陽光中介！」的口號響遍整條街。

三十三歲的Elis是一名單親媽媽，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供養一對高齡父母及兩名分別十歲及十三歲子女。她同時是工會的活躍成員，是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TKI-HK）的一員，數月前曾參加為Erwiana爭取公義的遊行。悲劇發生之際，Elis剛獲發新的工作簽證，正等待新合約開始。

事發地點位於露天平臺，而中介公司安排給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頂。「這個安排導致檐篷石屎跌下時，Elis得不到適當的保護而被砸至重傷。」印尼移工工會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並非意外，而是人為慘劇，因事發地點為陽光女傭中介公司，中介為了防止外傭找新公司，在轉約期間，公司強製外傭居於其提供的地點。

事發地點屬「陽光女傭中心」持有，該公司總經理陳國梁承認，案發地點屬於僭建。警方將事件列為誤殺案處理。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是陽光女傭中心殺死了Elis！」亞洲移工協調組織團體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動地表示，Elis曾聲援過Erwiana，但現在她正正死於現代奴隸製下。

香港有超過一千間外傭中介公司，而陽光女傭中心是全港最大規模的中介之一，而過去已有不少關於此公司的批評和投訴。當日參與集會的一名印尼外勞也是由陽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說陽光為了防止外傭轉公司，會強製扣起她們的護照證件，這屬違法行為，但沒人監管。

在港外傭超過三十萬人，面對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剝削。中介公司在外傭簽署工作合約時，強製收取大量費用。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數個月的工資。這令外傭像奴隸一樣工作，當受到不平等對待如被雇主毆打時被中介公司無視，正正導致Erwiana的慘劇發生。

而印尼政府強製所有外勞都必須經過中介公司安排，才能來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領事館更禁止外傭在兩年合約期滿之前更換中介公司。這令私營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壓榨外勞，牟取暴利。

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Elis，支持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支持立即檢控陽光女傭中心、註銷其牌照，然後廢除私營的中介製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門安排外籍家務勞工來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勞的基本權利。

呼籲各位與星期日（22日）由外傭團體發起的遊行，將於下午三時從印尼駐港領事館出發，往導致Elis死亡的陽光女傭中心抗議。團體呼籲參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對女性的壓迫，由職場歧視到媒體廣告的性別歧視和暴力，根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世界上70%的貧窮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這樣的「富裕城市」裏，右翼的建製派政客、大媒體、以至國家機器—高級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輸保守的意思來強化性別的壓迫（如認為女性要避免被強奸就不要飲醉酒！），目的是限製女性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者反抗這些思想和態度，並為加大公共服務如全民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而抗爭，從而減低女性的負擔。我們支持法律改革的抗爭，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連系至與資本主義完全決裂的必要。我們為社會主義政策而抗爭——民主控製經濟——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礎。

各大院校出現退聯潮

香港大學通過退出學聯決議後，學聯面臨分裂的危機。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聯關註組，無疑反映本土派勢力日增。本土派學生策動退聯，只求嘩眾取寵，但卻沒信心爭取學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種族主義綱領，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聯並不會將學生會的民主化，也不會強化學運的力量，反而只會令民主運動更為零碎化，組織更為困難。

但普遍學生之所以大力批評學聯，並不只是因為本土派的影響，而是對學聯官僚體製的不滿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對學聯的真誠批判與本土派嘩眾取寵的技倆分開來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地位崇高，退聯事件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如何避免學運分裂，同時改變學生會架構和領導層的不民主，要建設戰鬥性學運。

香港大學舉行退出學聯的公投，結果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以224票之差通過退聯。事件引起連鎖效應，嶺南大學也有同學成立了退聯關註組，將於三月初舉行退聯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學生成立退聯關註組，中大的「本土學社」亦表示或於下月發起退聯公投。

退聯關註組的學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響，其中嶺大退聯關註組的周韋樂就是熱血公民成員。各大院校的學生會都愈來愈受本土派的意識形態影響。嶺大三年級生的余同學就向筆者表示，新一屆的嶺大學生會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區隔」、「香港獨立建國」等右翼民粹思想。他們利用退聯議題為自己造勢。但支持退聯的學生只有少數是明確的本土派，多數是泛泛不滿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我們一定要將兩者區分。

學聯雖然承諾會進行「體製內改革」，但沒有實際方案。兩方都沒有將背後的政治鬥爭放在枱上公開辯論，而只集中在於繁複的技術性問題。沒有人提出戰鬥性學運的新選擇。

組織官僚化

在雨傘運動中，群眾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運動後腿，因此大力支持學聯，令學聯一躍成為運動領袖。但同時，學聯卻沒有與泛民過往小圈子的組織方式決裂。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親泛民的民間團體開閉門會議，決策後通過媒體「知會」學生及群眾。這令學聯與普遍學生愈來愈脫節。嶺大的同學又表示：「罷課委員會應該盡量吸收同學進去，但他們點到即止，有很多同學來開會後，認為自己沒有實際權力和位置，就沒有意欲再來。」

由反國民教育到去年的雨傘革命，學生愈來愈投入政治運動，開始與學聯由上而下的組織方法發生沖突。各大學生會未能在學生群眾中紥根，建立有實體架構和具動員能力的組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往往以「學生純潔性」的名義，排斥不受泛民控製的組織參與，令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論受到扼殺。如果有學生提出更鮮明的立場，就會被指控為「騎劫學生會」。「政治背景」不應該是禁忌，任何學生組織都會有其政治傾向。在群眾運動成熟的地方，各政黨都會有青年部在大學裡公開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讓學生在民主辯論的環境下選舉。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野草」的會長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員，被本土學社揭發後進行「公審」。這種獵巫行動製造一種反左翼的白色恐怖，從而貶低整個左翼運動。我們捍衛任何政見人士參選學生會的權利。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應隱瞞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應該公開其政治身分、公開明確的政治立場爭取支持。

共識製的不民主

本土派虛偽地批評學聯決策不民主，學聯回應指自己向來以共識製決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討論直達全體一致的立場，就成為學聯的立場），可以保障各大學生會的自主性。共識製聽起來很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各大學生會為了勉強達成共識，連夜開會通宵達旦而不能明確決策，結果最後由一小撮人決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種情況，就是少數派在「團結」的壓力下被迫拋棄自己意見，令民主辯論窒息。專製者往往用「共識製」獨攬決策權，歐盟在共識製下還是由德國支配，美國政製也充斥著共識製。共識製在操作起時，只要有一方阻撓就可以停止一個議案或行動向前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多數製的民主概念，在重大問題上公開投票，並容許充足的討論和辯論。

學聯既然是一個平臺。各大學生會毋須在政治立場上達成一致共識，而應該各自表述爭取學生支持。在具體行動（例如組織聯校罷課）上盡量協調和團結。

與泛民緊密合作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緊密聯繫，深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在雨傘革命退潮後，年輕人及學生愈來愈激進化，尋求變革的出路，但感到絕望與不耐煩。泛民領袖無心無力帶領群眾鬥爭，又將小圈子領導層強加在運動上。雨傘革命期間，自封為領導的「五方平臺」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學聯及學民思潮，還有一堆從沒公開團體名的民間團體。學聯在「五方平臺」與泛民緊密合作，縱有分歧也不公開表態。因此，本土派伺機指控學聯「勾結」泛民，從而收割學生不滿泛民的情緒。這做法與他們在雨傘革命裡提出「沒有大會」、「不要領導」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在雨傘革命期間，學聯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懇求中共獨裁者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學聯與泛民政黨的立場一樣，為了避免觸動中共的神經，沒有鼓動中國內地群眾起來抗爭，將雨傘革命蔓延至中國，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黨專政。本土派學生團體更走得更遠，倡議中港區隔，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提出要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若果這一立場主導整個民主運動，只會招致鬥爭的失敗。

學生福利的鬥爭

退聯表面是技術細節的變動，但實際上這代表著香港學運反動倒退的一步，將令團結抗爭更加困難。當要發起聯校抗爭的運動，未來將會更為困難。學聯過往發動過抗爭爭取學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例如反加學費運動都需要聯校參與。實際鬥爭將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場，他們嘩眾取寵的技倆只會危害學運。

退聯無補於事
清除官僚體製　建設獨立民主學生會

本土派策動的退聯成功後，會令他們的信心大增，從而逐步把持學生領袖席位。但同時若果學生會沒有製度變革，即使學聯全面瓦解，八個學生會還是會繼續官僚。此外，沒有各院校學生會聯合行動的平臺，社會運動更為零散化，學運的組織力量不但不會加強，反而將會倒退。因此，我們認同現行學生會及學聯的架構並不完全民主，但我們反對退聯。

學聯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向學聯領導層施壓，清除學生會的官僚體製。現時學聯架構冗贅，作為一個協調各學生會行動的平臺，完全可以簡化。此外，學生會往往受校方製肘，沒有真正獨立性，因此有需要與校方官僚抗衡，爭取學生會的自主權。

學聯過往召開的全民大會很多時淪為空談俱樂部，實際決策權還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9月28日雨傘革命爆發當晚，城大舉行的罷課會議後，完全沒有落實討論的結果，學聯號召「無限期罷課」後並無做過動員和組織工作。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當有大事發生時，學生是會全程投入鬥爭的。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雨傘革命退潮　政改風暴醞釀

在雨傘革命結束後，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宣傳所謂「民意逆轉」，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對政府的壓力，把民主運動變為防守。沒有在政治檢控和愛國教育等議題上反攻，反而靜待政府拋出的方案，最多只會在六月分時投票否決，但沒想過發動大規模鬥爭推倒人大決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見雨傘運動退潮後，開始再吹起妥協之風，準備轉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準備安排與中央會面，討論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條件。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誌源表示，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由「極度悲觀」改為「審慎樂觀」。

只要有4名泛民議員轉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會有足夠票數通過。最有可能轉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分別是：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教育界葉建源、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務界李國麟、會計界梁繼昌。他們提出各種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條件，表示會考慮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誠在長實業績發佈會上，亦三度呼籲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則會成為「輸家」。在去年雨傘革命期間，《環球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指責香港富豪沒有出面反對佔中，其後被迅速刪除。現在從李嘉誠的論調可見中共與港商又再一氣連枝了。

英國政府在一月份呼籲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後，最後又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明確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並認為人大決定對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仍存在空間。可見，所謂外國勢力支持雨傘運動並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心的是與中國作生意勾當，而不是民主價值。

中共標籤：「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

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反而挑起公眾對民族自決的興趣。中聯辦、鄉議局、建製黨派也齊聲譴責港獨，好像港獨是民主運動的主流路線。政府從而有藉口合埋化鎮壓，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雖然中共表面對港獨恨之入骨，但卻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的標籤。中共最害怕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這一標籤煽動族群分化，從而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愛國流氓組織領袖在網上散播黃絲帶即港獨的訊息，甚至捏造「香港導演彭浩翔罵大陸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網軍亦假裝大陸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極右本土派，通過反水貨客、指罵大陸旅客的行動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優先」、「中港區隔」客觀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無疑，港獨與民族自決的思想正在醞釀發酵，由於中共加大政治箝製，而中國資本輸出造成香港的經濟問題，愈來愈多年輕人視之為政治抗爭的出路。但在現階段，與其說他們真的準備為港獨而戰，不如說只是一種宣示式的叫喊。

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決權，獨立臺灣，只有能團結中國大陸群眾，打倒一黨專製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才能確保每個民族的真正自主權。

鎮壓加強

建製派早前大談引入國安法，製造輿論恐嚇，目的是為廿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倡議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更要加強防止外國勢力幹預的條例。目前群眾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貿貿然推行廿三條立法。但新一輪的政治檢控準備開始，不排除會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殺一儆百之效。

雖然洗腦教育在2012年的抗爭後被迫擱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繼續推行。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每間學校提供12萬元資助。很多校方面對這招銀彈攻勢都會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早前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軍總會由梁振英擔任榮譽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總司令，在成立典禮上建製派政客濟濟一堂。青少年軍具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詞中包括了「報效祖國」。

同時，中共在內地加強網路審查，封鎖翻牆軟件，令內地網民不能登入多個熱門網站。此外，中共對大學作出一次愛國大清洗，教育部長袁貴仁指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中國政府禁製了載有「西方價值」的教科書，撤換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學學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發動的反水貨客的行動，吸引了一部分激進年輕人參與，被視為憤怒的出發點。在商場的沖突中，示威者與警察激烈對峙，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和展示警棍。雨傘革命由於欠缺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為行動至上的抗爭模式製造了土壤，當時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紙短暫堵路，乃至打爆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反水貨客的行動模式可說是後雨傘的延續，

示威者感到傳統的遊行集會無效，要加強組織化的抗爭路線（例如罷工、罷交稅）又非能短期內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這一不耐煩的情緒，為所謂「勇武抗爭」推波助瀾，強調與警察激烈沖突，同時煽動驅逐大陸人的種族主義。

在群眾鬥爭的一定階段，成立自衛委員會甚至武裝起來是有必要的，但這必須置於運動的綱領和組織之下。本土派無序的沖擊行動，甚至走向個人恐怖主義的路線，只代表一種絕望中還擊的情緒，對於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並無幫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學校、社區和工作地點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建立集體化的抗命行動，並以工運鬥爭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將於立法會投票，將成為民主抗爭的一個風眼點。社會主義者會堅持反對中共篩選，立即廢除功能組別，降低投票年齡到16歲、外傭的投票權、立法會議員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從而令議會有權向富人徵重稅、消滅貧窮、實施體面的最低工資、重有公有化私有產業，創造真正的工作職位。只有將民主鬥爭連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才可見帶來真正的變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風的最有效方法。

傑瑞米柯賓

百多名難民指控社福署為殺人兇手

二月六日中午時分，難民聯會率領百多名成員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示威，抗議社福署無視在港難民的安全，多年來將難民服務外判，縱容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及極不安全的房屋，導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錦上路八鄉吳家村鐵皮屋的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燒死。社會主義行動協辦這次遊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殺害難民）、「Down down ISS！」（打倒國際社會服務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締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頭默哀一分鐘，然後要求社福署代表回應事件。當局人員如臨大敵，早於難民示威前鎖上辦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殺了Lucky，政府從不在乎難民的生死！」難民聯會成員Raymond怒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到場支持難民的抗爭：「寮屋被發現是違法的，但為什麼政府不在悲劇發生前執法？」社福署對難民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知情，卻置難民生死於不顧，在火災發生時，鐵皮屋溫度極高，加上每間屋住20-30人，環境擠迫、密不透風，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為了逃避援助難民的責任，將援助服務外判予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社只給予在港難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貼，連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負擔。」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要求政府難民停止服務外判，由政府直接營辦，收歸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這次悲劇令我覺得要更堅決走出來打倒ISS，他的死正證明了ISS的所作所為。政府很早便知道這些鐵皮屋是違法的，這些屋由農地改建，它們的結構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規格，但政府無所作為。」居住在粉嶺鐵皮屋的難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鐵皮屋超過兩年。ISS多年來不人道對待難民，包括分配難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帶由豬場雞場改造的違法鐵皮屋。

「大約800-1000名難民住在鐵皮屋區，除了錦上路還有錦田、粉嶺、屯門泥圍等。在這次悲劇發生後，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們都很想搬走，他們不想住在鐵皮屋。我們要求政府增加難民的住屋開支，不只是現在的$1,500。」

來自埃及的難民Hanna要依賴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間很小的房間，那裡的洗手間的裝置極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經向ISS投訴過兩次，但沒有任何回應。最後在去年底，意外發生了，我跌倒了並跌傷了腳，要在廣華醫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後才願意為我更換房屋！」

難民聯會要求政府立即取締違法寮屋，大幅增加難民住屋津貼，停止將難民服務外判。社福署公開指如果對待難民「太好」，會造成磁石效應吸引難民湧港，這態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政府種族主義的本質，歧視窮人，只為富人服務。政府的難民政策一日不改變，難民必定抗爭到底。

Erwiana案件勝訴　現在加強外傭權利鬥爭！

香港法院裁決雇主嚴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將成為香港外傭反歧視、反虐待的持久鬥爭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決雇主羅允彤在20項罪名中有18項成立，持續八個月襲擊、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並導致她挨餓。這事件被《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形容為「重大案例」。《每日電訊報》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經歷「激起了全球義憤」。

「我希望他們會開始像對待工人和人類航對待外勞，停止待我們如奴隸。」Erwiana在六個星期的審訊結尾中說道。

群眾示威

之前香港一連串數以千計外傭的示威，顯然爭取到社會上各界層的廣泛同情，向當局（包括司法製度）施加了壓力，揭露了香港不公義的外勞雇傭製度。

「這次勝利令我們很鼓舞。我們會運用今次的勝利來推動外勞權利的鬥爭。」亞洲移工協調會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

很多人都認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壓。

「今次的判決雖然很好，但可惜不會就此改變政府的種族歧視外傭的政策。」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雇傭同居限製』以及『兩星期條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用來分隔和控製一批受超額剝削的工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指「外藉家務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對外籍家務工無從保障」。在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印尼外勞「奴隸般」的生活條件，控訴港府「不可寬恕」的無所作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傭的大規模示威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若果沒有這場運動，政府只會無視這宗案件。正是這場運動令全港和國際社會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動。」

「猶如囚犯」

從法院審訊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對待。她曾被雇主打臉至牙齒脫落，被雇主用吸塵機塞進口裏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餓，只允許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飯，每晚只可睡四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猶如羅允彤家中的「囚犯」。羅允彤曾威脅如果Erwiana報案的話，會殺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無薪資的奴隸」──Erwiana從未收過羅允彤的工資。法院裁決，羅允彤要向涉案三名傭工繳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總共有約32萬名外藉家庭勞工，有一半來自菲律賓，其他大部分來自印尼。近年，她們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以高調的示威行動要求改革不公義的雇傭法例，也要求對中介公司采取行動。中介公司往往違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費，迫使她們成為債奴。

廢除「雇傭同居限製」

在「雇傭同居限製」條例下，外傭被迫與雇主同住。這條法例只是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避免外傭獨立居住，在社會上紮根，從而增加她們經濟上的議價能力。「雇傭同居限製」剝奪了外傭的私隱權，而雇主同時為「房東」的情況下，她們更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點不免令工時更難管製，令家傭受到壓力而工時極長。國際特赦的調查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間接承認了這悲慘的現況：「說得好聽一點，她（Erwiana）猶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長時間虐打亦沒有作出相應反抗，也不為外界所知。」

對香港大部分的外勞來說，雖然虐打和暴力並非尋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覺卻是普遍切實的。判詞本身就是廢除「雇傭同居限製」的有力論據。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強執行這條法例，在數星期前警方突擊檢查，打壓外出居住的外傭。

Eman Villanueva說道：「如果港府堅持現時的政策，只會有更多『Erwiana』出現，更多虐打外傭的案件出現。」

港府無恥無極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歡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決，說道：「這亦顯示出政府當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權益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這一點是重要的。」

工人並不期望港府會帶來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賈鉅富。今天法院重要的勝利一定要作為一個裏程碑，在未來建立更有力的鬥爭以爭取外傭權利。外勞的鬥爭會作為所有工人團結鬥爭的一部分，對抗這個反工人的政府。

財政預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大家可能會感到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本雜誌評論2013年的預算案：「與過去的一模一樣，吝嗇得難以置信。」而這次同樣是照辦煮碗，所謂的一些「派糖」措施不過是庫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裝，用以掩飾預算案優惠富豪菁英的本質。

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期間，曾俊華嘗試將經濟的放緩歸咎於去年的雨傘抗爭運動。去年政府所預計的GDP增長為3%，但實際增長只有2.3%。事實上，經濟正瀕臨衰退，而財爺對於今年的增長預測只有1-3%。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隨時會海嘯航沖擊香港，並將重創金融及地產市場。

中國的「次按」放貸

隨著香港經濟「金融化」越來越猖獗，經濟危機越可能出現。香港經濟複製華爾街的那種高風險銀行產品，七年前就是這些玩意觸發美國經濟爆破。香港經濟上一次出現衰退（負增長）是於2008年，當時整個香港銀行的債務總值7萬億港元，但今天已經膨脹到26萬億港元，超過當年的三倍。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這些借貸增長當中，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時候只有10%。

這些對中國的借貸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次按」放貸，可以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造成沖擊。香港銀行的高度參與也令更易受到中國地產泡抹和壞帳的影響。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積盈餘，庫房儲備已快達到8,56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23個月的開支。政府要準備好註資拯救大富豪和投機者。

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時承認未來一年的經濟將會面對眾多挑戰，並指出歐洲和日本的通縮有可能使經濟進一步萎縮。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會沖突正在激進化，但是這份預算案卻沒有任何解決房屋問題、拉近貧富差距的政策，沒有措施能夠減低沖突。

五分四的資源到了中上階層手上

一些媒體稱曾俊華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轉變，他去年說過派糖和一次性紓困措施「將會成為歷史」。《英文虎報》甚至預測可能「背後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後撰寫這份預算案，亦可能是為2017年選舉鋪路。

可是，對於有輿論將這份預算案形容為「慷慨」甚至「民粹」、「贏盡年輕人的掌聲」等，我們則完全感到摸不著頭腦。所謂340億的派糖措施，但實際上當中五分之四的金額皆是去到中產上層的群體，而基層群眾只分到剩餘的20%。

荒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論調指新移民濫取綜援。事實上，在去年綜緩七年限製撤回後，領取綜援的總金額下跌了21億。領取綜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傷殘、單親等社會最底層。而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只是約5%，而且當中絕大部分都是18歲以下的兒童。「反政府」的本土派與建製派自由黨一氣連枝，將資源不足歸咎於新移民「搶福利」，煽動排外情緒。從這點就可見，本土派不過是建製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錯盈餘，今年財政年度的盈餘估計為638億，遠超於曾俊華去年估計的91億。這些盈餘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擠出來的，主要透過高企的樓價向香港工人、小企業和消費者徵收間接稅。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餘會重新回到社會上的底層，而且只是透過一些沒長遠目標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個月及綜援三糧。

財政預算案簡介：

稅收：正如《南華早報》報道：「中等收入家庭繼續從增加子女免稅額和薪俸稅優惠中獲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麼也沒有。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料，額外援助沒有照顧到在職貧窮人士，因為這些月入二萬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納稅。」

房屋： 沒有大改變，政府承認不能達到每年興建兩萬間房屋的目標。政府雖然實行所謂樓市加辣，價值七百萬元以下的自用物業，由過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數，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華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續」，因此不能落實。香港老人是最貧窮的一群，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住宿服務：政府承諾增加1,200個照顧及康復服務的宿位。有些地區的殘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這根本完全不足夠
醫療設施：醫療開支增加至706億，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開支（100億）是用來註資自願醫保計劃，即「鼓勵」病人從公立醫院轉用私立醫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個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對待的個案正在增加，響起了警號。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個案均有上升，而兩者之間是有關的。不論是肢體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對女性的暴力都是關於「控製」的。我們身處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有著奴役女性的權力結構；女性被限於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為例，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報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體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獲的首次呈報性暴力個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個月更接獲874宗，超過2013年的總和。真實的數字遠遠更為驚人，很多受害人懼怕「責備受害者」或遭到社會標簽等的原因不敢舉報。

特定群體

性暴力也影響到性小眾中的女性。一個LGBTQ團體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統計並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對待的性小眾。他們曾向社署要求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協助，但這些案件並不被紀錄為性暴力個案。

一名跨性別的青年被家人趕走而無家可歸，也找不到任何協助，因為香港的庇護中心一聽到她是跨性別人士，都立即掛斷電話，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眾的受害人，因為前線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處理性小眾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個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這些案件當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東華三院轄下芷若園指出，輕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單純、容易受騙，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傳統家長禁製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間接令這些女性處於容易受害的位置。資本主義社會要竭力控製女人的性自主，無法提供正確的性教育，包括教導女性（及男性）何謂健康、互相尊重的關系，何謂侵犯性行為。

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個問題。關註少女及兩性平權議題的機構Miss Alpha就年輕情侶戀愛期間的暴力態度進行調查，發現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響正常社交活動，38%受訪者曾遭伴侶企圖操控，12%人更被對方強行愛撫或性行為，涉遭非禮或強奸，當中一人更是十六歲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體暴力對待。同一份調查指出，社會中對「約會強奸」、在關系中被伴侶暴力對待等的意識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沒有觀念，令不少人受到傷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

新自由主義對整體公共服務的打擊，令香港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提供給女性，例如女性庇護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尋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難。香港現時只有五間女性庇護中心，三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的服務中心。所有中心加起來只有260個宿位，完全供不應求。一些庇護中心更缺乏托兒服務，一些有其他限製如煮食的時間限製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現存的組織架構，女性庇護中心缺乏足夠的支援，中心不會協助受害人處理如托兒、申請公屋、綜援或離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婦女團體也批評，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門，迫使受害者必須到不同的部門，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經歷。

總結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強抗爭的力度來提高社會關註，並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資源。需要結束保守及有害的社會態度，如為「保護」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性教育、責備受害者等的觀念。對性小眾的保守態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應有的協助。同時，我們必須加強鬥爭，為女性和其孩子爭取更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們脫離受虐的環境。提供足夠的庇護中心宿位，成立處理性暴力的部門，以一站式的社會服務提供協助。這一切對女性反抗性暴力運動中都至關重要。

傑瑞米柯賓

錦上路鐵皮屋發生火警　一名難民喪生

1月29日早上10時半，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貧民窟發生一宗火警，導致一名33歲斯裏蘭卡難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貧民窟約有30名難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豬場和農地改建而成，環境極度惡劣。房屋由鐵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環境擠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規格，發生火警時容易造成傷亡。火警發生時，就有三間這些鐵皮屋被燒著。

政府、社會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視難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會福利署將服務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服務差劣，惹來激烈批評。這次發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難民入住的。

我們深切哀悼這名死難者，並且強烈譴責港府及ISS無視難民的住屋安全，導致今次的慘劇發生。我們支持難民的抗爭，反對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訪問城巴司機：職場裏的委屈與壓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會主義行動在深水埗街站宣傳時，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機阿趙（化名），於是約了他作一個訪問。這天他受訪時，剛完成了大廈立案法團的義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經快踏入第13個年頭。阿趙也許只是個生活平淡的工人，但從他的言談裏卻最能體會基層在今天社會受到的委屈。

訪問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阿趙（城巴司機）

麗：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

趙：我現年 54歲，已經做了城巴司機差不多13年，我是一個有五名子女的父親。我是1997年後入行，之前是駕駛「拖頭」，我是70年代來香港的，已經在香港超過40年。

麗：你對於城巴的工作有什麽評語？

趙：公司的福利和薪金製度令同事之間產生摩擦。我是1997年後入職，屬於「新製」，當時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後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調升至11,000元。我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70元，而舊製度的司機卻有100元，新入行司機更只有60幾元。底薪內亦有「跳分」製度，同事每做滿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換句話說我的底薪是經過3次「跳分」，但舊製同事卻有10次「跳分」機會，新入行的司機雖然開始底薪只有大約9,400元，但他們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們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舊製」司機可享24次看醫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間產生矛盾。另外，雖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會調升，但非常緩慢，每年我只有數百元的升幅。

麗：你在城巴工作有什麽壓力？

趙：我們只靠底薪並不足夠生活，我們還有一部分工資是稱作 「酬金」，包括在司機在路上的安全獎、城巴專利獎、總共大約是3,200元，但這是要建基於司機工作的質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現良好，我總工資大約會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卻要將它連結至我們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體不適要請病假，公司會扣減「酬金」，現在社會怨氣越來越重，乘客很輕易會投訴司機服務，或有交通意外，扣減「酬金」之余，司機更可能要入獄，令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現在物價上漲，普通午飯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樓」，否則負擔更大。

麗：你在城巴服務多年，你對公司服務巿民有什麽看法？

趙：我認為公司不斷削減成本，令服務質素下降，犧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會要求驗身不合格，或快將退休的司機轉做兼職，就可以逃避驗身的成本。當巴士司機工時長，我年輕時也經常超時工作至每日15小時，但現在年紀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時，反而現在會留給新入行的年青人，因為新入行的年輕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時，他們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機也捱病了，腸癌、鼻煙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機也因病死亡，也是因為公司限定1小時食飯時間，時間倉卒大家也變得飲食不太健康。現時有很多乘客投訴巴士 「脫班」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司機的角度看，問題是因為公司對巴士司機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過大、年輕人也不願入行。惡性偱環下，司機都寧願請病假也不願上班，導至「脫班」。

麗：之前發生「占領」事件，對司機有什麽影響？

趙：老實說「占領」事件對司機沒有什麽影響，因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會刪減，工作量減少，司機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對某部份想超時工作的司機，公司會因應情況刪減班次，對他們來說可能賺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為現時社會氣氛變得暴躁，由董建華開始後到現在梁振英管治，不斷製造社會自相殘殺，政府刻意製造攻擊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論，很難怪年青人出上街頭抗爭的。

香港：三萬人上街爭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遊行是自雨傘革命後首次大規模動員，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黃傘之海，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不曾遺忘去年79天的占領運動。

傳統的元旦遊行推遲，變成今次的二一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雖然占領似乎不會這麽快就再次爆發，但警方就如驚弓之鳥，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場戒備，唯恐會有新一輪占領行動發生。

雨傘運動後可以見到政府的立場強硬起來，提出一系列的計劃，企圖打壓民主訴求。由從重推國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大會裏斥責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倡議「港獨」。這些做法伴隨著中共獨裁者在背後持續施加的壓力，他們聲稱「國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訴求威脅。

最不祥的是，北京與香港政客多次發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最近，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在立法會宣稱「外國勢力」正在幹預香港，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曾推動廿三條立法，因為大規模反對而失敗告終。她正在主張廿三條的強化版，包括禁製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團體。

建製派加強反擊，也令資產階級泛民領袖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是在測試一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的決心。在八月份，當人大常委頒布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篩選規則後，泛民主派表現得堅決反對這伊朗式的假普選。但是，最近北京與香港政府對於泛民在壓力下轉馱，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陣營人士轉馱，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內部分裂和矛盾

從星期日的遊行，可見群眾持續反對北京的假普選。但同時，與雨傘運動相比之下，遊行人士明顯以年長一輩居多，這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內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義，與重建群眾鬥爭和行動升級沒有關系，而似乎決定不參與這次遊行，。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但由於運動的綱領極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運動受到挫折，無法迫使政府妥協，之後內部的政治分歧就越來越尖銳。可逐步改革獨裁體製而贏得民主──這信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運動內部底層（尤其是年輕人）對泛民領袖越來越抱有懷疑，但他們對運動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2月1日的遊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導，但在雨傘運動裏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與學生組織，在遊行裏卻顯得較為低調，可能代表著他們對老一輩的不滿。

「占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和朱耀明帶頭遊行。但雨傘運動的爆發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終躲在後方，不斷呼籲與政府妥協，力勸占領者撤退。無論那時和現時也好，他們的思維反映了泛民政治領導害怕被更激進的勢力、思想以及鬥爭形式所取代。

左搖右擺的泛民

在幕後，泛民的右翼陣營已經彌漫著新ㄧ輪的妥協氣氛。最近《南華早報》的ㄧ項民調顯示，過半受訪者希望泛民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議員通過）。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過，泛民控製了70席立會議席中的27席。否決後選舉製度會原地踏步，由鉅富壟斷的1,200人選委會欽點下屆特首。但寧願這樣，也不要為北京的「中國特色的普選」把戲擡轎。

雨傘運動造成的群眾壓力看來有下降的跡象，泛民上層顯然開始動搖起來，一些較直言的妥協派正在尋求「袋住先」的方法。在這個階段，這些舉動只是試探性的，但除非組織起群眾反抗，否則這可以令民主鬥爭再次被「溫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在《無線電視》的訪問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泛民則應該「袋住先」。此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莫乃光在數小時內收回言論。他聲稱不是認為如果中央願意就此作出承諾。

不過，莫乃光的言論並非單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組別的議員李國麟表示，他可能會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同樣表明可能接受類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選舉來換取廢除功能組別。這所謂的「妥協」──將假普選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會兌現與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協」，就好像2007年時所「承諾」的2017年普選那樣。

打倒獨裁體製！

功能組別確立了股票市場與資產階級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權力，與親北京菁英的提委會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他們眼中，犧牲任何一方都會威脅另一方。這不代表功能組別不能廢除，但與香港政製的其他專製面貌一樣，是需要大規模群眾鬥爭與一個綱領才能掃除，而非拙劣地修補現存的不民主政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拒絕假民主，拒絕提名委員會，拒絕所有腐朽的妥協！
廢除功能組別！以真正民選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立法會，新議會有實權向富人征重稅、消滅貧窮、落實體面的最低工資、逆轉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賈鉅富的經濟束縛。
投票年齡限製降至16歲，包括外勞。
政治代表只領技術工人的薪金，將開支合理地公開受公眾審查。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建設運動內部民主，協調集體行動（強調罷課罷工），從而重建雨傘運動，聚凝爭取這些訴求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公有化銀行及大企業，置於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權利、保障就業職位、可負擔房屋，以及生活工資。
雨傘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國，打倒一黨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