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兼2023-2050的形势分析
虽然国内经历过1990年代、2008年等多次经济金融危机,但这次无疑是最大的,也最难解决的。(补:评论说的对,我没什么原创性,其实我写的大家都懂,我只是见了很多前辈的观点,自己做一些梳理。大家可以查漏补缺继续评论。
一、国内经济下行的原因
先总结。简单来说全球长期来看处于经济下行期,这是技术发展和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共同决定的。在这个根本原因之下,因为中国显示出另类政治制度的叫板力量,自由阵营加速了自身阵营的形成并与中国脱钩,试图在更小范围的自由经济圈内重新积蓄经济动力,解决内部经济矛盾,维持自由经济秩序。
而中国,因为被脱钩,失去了市场和技术来源,经济链条的前后端都受损失。只剩下不上不下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以及少部分国外市场,弱小的国内市场。所以,国内不仅受到和全球一样的技术和经济下行周期影响,而且被脱钩,无法在国际上抱团取暖,只能主要依赖内循环。
然而,恰恰我们自己内部一团糟的问题也更加凸显。根本上是内部市场法治度自由度较低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这使得技术缺乏原创性。我们的贫富差距不比发达国家乐观,原先一直依赖强大的房地产和土地经济,但现在不仅无法支持,反而成为定时炸弹。疫情只是加速和凸显了这一过程。
计划生育和贫富差距的恶果之一就是人口生育率极低、老龄化外加人口减少,更加让财政压力巨大、消费萎靡。
所以,近年来的经济下行是叠加了国内和全球两个发展趋势的共同低谷。全球低谷是资本主义分配矛盾、经济和技术周期;国内低谷是特有制度下发展模式的趋势。两个低谷的叠加,让国内经济颓势显著。如果不解决根本原因,给与经济根本性动力,一切扬汤止沸甚至抱薪救火之计,都只是加速经济和民生退化。
积极的变数主要在于技术和制度学习,但这两者的概率都不高。所以总体上80%的悲观。
具体原因罗列:
1、 内部长期原因之一是人口老化和生育率极低,人口减少。长期来看生育率降低是正常趋势,但国内的生育率低还受到贫富差距、底层生活无望的影响。所谓少生不生、幸福一生!只有降低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给与生活希望,提高生活水平才能解决生育率过低问题。
2、 内部长期原因之二是贫富差距较大,大多数人一直缺乏足够保障和收入,消费能力低。前期主要靠房地产和政府投资在拉动消费和生产。但共同富裕必须和加强法治结合,否则按路径依赖的做法,只会加大企业家的恐惧。
3、 内部长期原因之三是经济改革一直未保障足够的自由度和法治程度。这是根本原因。包括民营经济在某些地方可能受到政府的随意管理,被政府剥削,等等。所以这可能导致自身内循环不畅,广大的国内经济未充分激活。
4、 内部长期原因之四是技术缺乏创新。这是内部长期原因第三点的结果。法治程度低、市场自由程度低,不仅是市场经济部门,也包括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高校,甚至可以说是全社会的自由度和法治度。这种情况下,无法激发技术原始创新,一直靠模仿和追赶。等到逐步脱钩,就无法模仿、借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实力了。现在开始搞有组织科研,用更加行政化的手段(路径依赖的原因)试图短期快速追赶,但对其结果我并不乐观。自由度和法治度的不足,即使是基于既有技术的一些商业化产品也较难出现,二次创新都不太顺利。
5、 内部的影响因素之一,房地产泡沫临近破灭是经济下行的表现之一,但会继续恶化经济下行趋势,造成大量个人和公司破产。
6、 内部的影响因素之二,疫情是一个偶然中含着必然的外加因素,让经济提前暴雷,经济颓势提前显现。
7、 外部原因之一是出口下降。美国的脱钩导致中国与自由主义国家及其阵营的经济联系变弱,它们不再寻求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国的外部市场骤然缩小。但这不是初级原因,而是二级原因。需要追问为什么美国要脱钩,要结束现有的全球化,见外部原因之二。
8、 外部原因之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经济自由化,但经济的利润分配极为不均,导致资本家集团与普通大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又因为自由政治制度,普通大众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影响了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发达国家(主要是老米)将中国作为替罪羊,迎合国内民粹情绪,进行了意识形态指导的国际政治活动,出现了逆全球化、脱钩和两大阵营的逐渐形成。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企图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将中国踢出局只能暂时延缓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即使没有中国,它们自己玩自己的,它们自己的自由主义阵营内也会出现另一个挑战者来颠覆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比如印度、澳大利亚等。这是自由经济制度本身决定的,自由意味着庄家可能会转换,不会一直某家天下。但老米既想要自由经济制度,又想要长期做庄家。不过也不否定还有一种中间的可能性:在自由阵营内,所有国家都遵循自由的意识形态,庄家较为和平过渡到下一任,老米卸任。如果是这种结局,从结果来看,拒绝中国的主要原因就不是“不想让你做老大”,而是“你这个人不守规则,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但从过程来看,这两个原因兼有。
9、 外部原因之三是随着中国强大,中国模式越来越明显地与自由资本主义秩序格格不入。中国借助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壮大,但是强大之后,成为了老米最大的挑战者。而且一些迹象显示,它在政治上绝对不会采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且中国越强大,羽翼丰满,越多表现出对现有资本主义自由秩序挑战的苗头。这对自由阵营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又因为外部原因第二点贫富差距拉大,老米受损,所以老米借机要逼迫中国退群(自由经济阵营)。
10、 外部原因之四是由于外部原因第二点,本身全球就在一个经济下行周期,表现为新技术还有待成熟,市场逐渐乏力。
11、 外部原因之五是俄乌冲突作为外部偶然因素被老米利用,用于脱钩和阵营划分,加速了逆全球化和自身自由阵营的形成,也加大了对中国的退群压力。
二、国内的理想策略
加入自由阵营是不可能的,所以两大阵营的竞争几成定局。国际上一个困难但理想的策略就是它打它的、我打我的,我们不要去以阵营、意识形态来开展国际政治活动,继续竞争合作、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对一切挑衅采取理性态度。在意识形态上更加明确地承认普世价值,但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普通大众没有获得感。并在此批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政治正确性,加强自身制度的正义性。
一个必要但也理想化的策略就是国内自由度和法治度的加强,这也可以弱化对方阵营意识形态上的借口,加强彼此接近的可能,减少对抗。这需要我们在诸多根本性制度和关键制度上取得快速突破,大的方面就是司法系统更多自主权,互联网开放,言论、社会组织度、全过程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政治等,更多的不能说。小的方面比如学术自由、高校去行政化等。如果没有这些,地方政府的权力必然不受限,企业必然置于政府的揉捏之下。
然而,这两个策略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几乎都只能实施极小的部分。如果没有内部的更多压力,理想策略不可能出现。
三、国内当前策略评价
不理想的现实策略基本就是现在的策略,我只能说决策者也付出了现有认识下的一些努力。目前还在策略准备期,有一些理想策略的迹象,但特点不突出,效果不明显。对抗性、老路特点也不是没有。希望未来更接近理想策略。
目前如政府投资、放水、政府开始营商、引商,许下美好诺言。都是政府为行为人,口头的、表面的一些工作。(补:刚发现海南省建立了营商环境建设厅,看得出还是老路子,用行政方式解决行政问题。所以说法治方面还得继续期待。。。)
房地产继续被扶持,但真的没钱了,6个钱包都老了,要自己给自己养老的。更年轻的一代,该有房的已经有了,甚至还太多房子。所以,房地产泡沫不破已经是万幸了。
科技方面的政策也在试图突破原来的行政化和过于量化内卷的指标体系,希望学术自由度加强。但因为意识形态上不可能全面解开,所以原则性的内容不能直接表达、宣传,尺度极为有限。也依然是用行政方式解决行政问题,老方法用着顺手。其他方面也类似。
总体上路径依赖过于明显,突破性改革的魄力还不够。大原则大方针实际上有些模棱两可,需要再次开放地讨论并凝聚共识,开放地批判一些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你的决议,我的句号”。否则政策转向困难,依然老方法、老思路,就走不到理想策略上。
如果那样,现有策略就是未来主要策略了。
四、可能的未来
我随便说一个时间,就是未来二十年,多地政府债务累累,如果有破产概念的话,会出现糟糕情况。不过我们没有政府破产,那估计是靠发债借钱继续运行,很多地方的公共设施会逐渐老化、体制内收入会保持低位。二十年后,很多小地方甚至被撤并,出现了相对比例不大但绝对数量不少的鬼城、鬼村。
技术发展停滞,越来越多的概念ppt。人口继续下降,房地产导致更多个人、公司破产,小动物死去,庞然大物笼罩全场,贫富差距只会加大。民生等各方面原因导致治理危机却又无法形成改革动力。
结局就是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现在的俄罗斯的状况。经济上一直穷而不倒,政治上被西方孤立,也一直没有真实的自我价值观,宣传的正确思想实际上依然“细思不懂”的。真相不被讨论,所以真实的解决之道无法形成。
如果不希望是这个结局,那么就绝对需要前面说的“再次开放地讨论并凝聚共识”,直面困难,揭示真实情况,理性选择道路。
最终结局,无法预料。
五、积极的变数
积极变数我认为在于技术。国内和国际都在努力加速新技术的成熟。如果人工智能、储能、新能源发电、其他计算机技术任何一方面出现突破性创新,那么国内会迎来经济新增长。但同时,经济新增长又会弱化制度缺陷的重要性,让制度改革再次失去契机。
不过我认为这些技术创新更可能出现在自由阵营。依当前来看,国内行政化的氛围不利于新技术发明、成熟和快速应用。(补:借鉴村长的评论,加几句:短期内也会出一些成果,但因为体制的掣肘,缺乏对个人的驱动力,专利转化慢、产品盈利和利润分配不顺畅,开发后劲不足。之后就逐渐失去原创动力。但新产品也能维持较长时间的应用,还能吸引自豪感和政治关注。怎么说呢,单纯技术而言就像harmony系统,可以用,不过总觉得粗糙。也像邓亚萍搞搜索引擎。)
社会、政治上的积极变数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看命。从自然规律而言,两个体系的竞争一般会引发互相适应和学习,但人类行为有情绪和偏见的极大影响,会违背自然规律。具体表现为,可能会为了坚定自己的内部团结,加剧对立状态,加强斗争和安全心态,拒绝合作和互相靠拢。意识形态化的处理,对方的一切都是要严防和避免的。
希望我们的理性能够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的情绪和偏见,展开共识讨论,那么社会和政治上的积极变数会更可能出现。
话语上是支持“民族国家”的,与目田不同,经济政策上又搞新自由主义,与工业党不同
同时,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高科技生产和新产品研发的主导权,从而在“价值链”上更上一层楼。正是这种富国在技术/劳动生产率阶梯上不断提升的动态,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崛起,但永远无法赶上。每当中国资本掌握了一个新工艺,并在技术阶梯上再上一个台阶时,当中国到达那里时,阶梯本身已经开始降低,所以以前的高台阶已经掉进了低利润的沼泽。
任何怀疑中国在技术上从属于帝国主义的人,只要看看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证据(https://red-ant.org/2019/11/16/w ... ar-against-the-usa/)就知道了——这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即使是最成功的中国公司(可能是中国唯一重要的真正的跨国公司)——华为,其5G网络设备业务和手机都依赖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技术——技术上的从属关系也是如此。华为的技术依赖性是美国对其实施制裁的原因,如果制裁继续下去,将最终有效地摧毁该公司作为高端生产商的地位。然而,华为应该能够继续生产二流的电信系统和电话。
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连一项旨在禁止使用中国技术的制裁措施都没有。这是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没有技术垄断。这就是中国资本通过四十年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增长所取得的地位。
换言之,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争取到的“垄断”,只是对其他非垄断资本的垄断;因此是一种内在软弱和不稳定的地位。它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第三世界社会之一——与巴西和墨西哥一起——在经济实力上高于其他第三世界社会(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它在技术和科学上——因而在社会和经济上——仍然被富裕的帝国主义社会所包围、限制和剥削。
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通过引进新技术来开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涉及到“不断革新生产工具”(即通过引进新技术彻底改变生产的方式)。新技术要么节省了劳动时间,要么创造了新的先进产品。无论哪种结果都会增加利润,因为新产品(不容易复制)可以高价出售,而在生产现有产品时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将使创新的资本将其生产成本降低到远低于市场价格。如果新技术不容易复制,那么加价就可以持续。这两种增加利润的方式——而不是改善人类社会或环境——代表了今天每个帝国主义国家所关注的“研究和开发”的真正本质。
与此相反,中国和其他非垄断资本试图掌握或简化现有的生产技术。也就是说,它们试图采用现有的垄断工艺(迄今为止不容易复制),并利用自己的劳动力、技术人员等复制它们。一旦成功,这就把一个特定的过程转化为非垄断过程,并允许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的资本开始接管该技术。在这一点上,垄断资本(如果它无法用新的产品或技术进行反击)将放弃生产受影响的产品,将其抛弃在非垄断(通常是第三世界)生产的领域。
无论是哪种竞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成功地将世界劳动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利润)重新分配给胜利的垄断资本或胜利的非垄断资本。然而,它们是不同的过程,有相应的不同的可能结果。
帝国主义对新技术垄断的成功发展,可以带来持续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因为新技术相对难以复制。此外,帝国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不断发展新技术,所以他们高于平均利润或多或少是永久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年前的那批国家今天仍然富裕。
另一方面,当非垄断企业成功地简化了以前复杂的生产过程时,这只能带来暂时的优势。一旦一个过程被简化,它就会因为现在的简单或更广泛的理解而被广泛而迅速地复制。因此,资本家出售以这种方式生产的产品所能得到的价格,往往会更快地下降到生产成本。非垄断产品的价格下降会进一步加快,因为更多的竞争来自于其他非垄断生产商,而这些生产商由于其危险的、往往是绝望的市场地位,更愿意投资于只有少量利润的生产领域。“逐底竞争”只适用于没有某种垄断的资本。
非垄断性劳动过程的从属地位,它们与垄断性劳动过程截然相反的技术和社会特征,以及世界经济中这种高科技/低技术专业化的持续强化趋势,意味着非垄断资本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持续统治并不构成根本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收入是两极分化的,并将继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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