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資本主義危機不止是經濟上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的，特別是對社會高層而言，伴有數十年來資產階級所有階層的最大和最公開的沖突。他們的政治領袖因為無能力展示前途而幾乎受到蔑視。資產階級們像是不滿意他們足球俱樂部教練的球迷，大喊著“你簡直不知道你在幹什麽！”他們的徒勞無效在11月召開的20國集團戛納峰會上得到了非常明顯的證明。會議進行時期，法國媒體充滿了樂觀主義，用法國發音仿效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我們能（戛納）做到！”（戛納（Cannes）的法語發音與英語中“能夠”(can)發音相似，“我們能做到”（We can do）是奧巴馬的常用口號）”。結果，最後的結局是“我們沒能（戛納）做到!”。
80. 在西班牙，隨著歐盟強硬地要求更多財政刪減，右翼政府將快速引入各種“改革”，其實也就是大規模的反動。一項約涉及160億歐元的削減支出方案必將施加於西班牙人民以緩和“市場”的走向，而實質上只有極少的債券交易秩序委員在控制。大眾黨(Partido Popular )的領導拉霍伊默默地勝利了，或許是期待他的政府將在之後能修正當前經濟。然而資本家對這個右翼政府所能供應的毫無信心，PP大選的勝利導致隔天股市大崩盤！這也是默認了即使在龐大失業率存在時，西班牙的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依舊是一個強大的勢力必須審慎對付。薩帕塔洛（Zapatero）的政府選擇抑制與工人階級進行全面廣大的對抗的政策，因為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出身；然而實際上，他們已經向右翼走得如此遠，就像在“憤怒運動”(indignados movement)所顯示的一樣，只能將之視為另一個資本主義政黨。
81. 也許在開始階段抗爭會有暫時的停頓，西班牙群眾需要匯集他們的勢力和想法，準備對抗一個完全右翼的大眾黨政府。在西班牙的社會、工業和政治領域內，一場持久的鬥爭展開了。“憤怒運動”始於西班牙，很明顯是受到埃及革命的啟發，運動一開始就采取明確的“非政治性”立場。這明白無誤地是由於青年中對腐敗的主流政黨的完全失望。這也包括對工會和聯合左翼（United Left – IU）的失望。確實聯合左翼（IU）在西班牙國會中的席次增加了三倍，但但是，在（群眾）對所有資本主義政黨失去幻想，尤其對“社會主義黨”也幻想破滅的情況下，加之整個毀滅性經濟危機的背景，它（聯合左翼）的表現本應該遠遠好得多。西班牙第三大城瓦倫西亞（Valencia）有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處於失業中。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artidoc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 PSOE)在2011當地議會中席次為1977年佛朗哥政權垮台以來最低的，只有110席。
在其他國家也發生了類似路線，包括那些類似於所謂意大利民主黨的貝爾薩尼之類的所謂“左派”力量。民主黨是曾經強大一時的意大利共產黨的殘余，而他們加入了資本家們的共謀，用蒙蒂組建的完全不民主的“技術官僚”的政府取代臭名昭著的貝盧斯科尼。事實上這是右翼發動的一場“軟政變”，但是“左翼”政治領導人們對此沒有絲毫抗議。他們現在表現出對於奪取政權上台的恐懼，正如托洛茨基對20世紀30年代比利時社會民主黨的“亨利-德-曼計劃” 的評論所分析的（註：前比利時弗拉芒族社會民主黨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提出的如何限制納粹主義在比利時的發展的計劃，當時被媲美於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德國納粹占領比利時後亨利-德-曼曾與納粹合作）。部分是由於貝盧斯科尼長期掌權而隱藏的毀滅性危機現在已經清晰可見。意大利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去的十年”，而如今經濟增長位於世界排名表的底部。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只有津巴布韋、海地和厄立特裏亞的經濟增長表現比意大利更糟”。正像其他南歐國家，首當其沖遭受打擊的是失業率至少30%的青年，而且其中許多人因為住房危機被迫繼續與父母同住直到他們40多歲。作為“國家保護傘”的蒙蒂政府在歐盟敦促下，將試圖攻擊所有意大利工人階級在過去所贏得的成績，特別是削減養老金和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7歲。但這不會毫無代價的贏得，正如北方聯盟的博西在貝盧斯科尼下台前提出的警告，如果他們敢動養老金的話，“人們會殺了我們”！這同樣適用於蒙蒂政府或其他任何將取代它的政府。
隨著嚴重的信貸緊縮（這使歐洲經濟衰退更加惡化），歐元區銀行正面臨新階段的危機。一些銀行已經再次被迫尋求政府財政協助。歐元區銀行需要總共募集1150億歐元的資金來滿足新巴塞爾III協議（Basel III Agreement）對於資本準備金的要求，這大約剝奪了9%的資本積累。這一政策意圖避免不顧後果的借貸，那曾經導致2008/09年銀行業的崩潰。但以現在的情況來說，新的法規正在使情形惡化。新的資本準備金的要求，以及為維持目前業務而進行滾動式歸還債務，意味著歐元區銀行在今年底需要募集到5000億歐元。同時，歐元區的政府也須要募1.6萬億歐元來歸還現有的貸款和資助他們的日常政府支出。這導致了被一位銀行家形容為「死亡循環」的政府和銀行間對資金的爭奪。
梅克爾和薩克奇兩人都宣稱自己在峰會上提出經濟成長的方案。但在當前完全應金融市場要求的緊縮政策下，他們又怎能刺激成長降低失業率呢？刺激成長要的是大規模的金融刺激方案——對金融資本來說一大詛咒。如一位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指出，「目前的市場已無空間施展凱因斯式財政政策，在進低成長率情況下擴大國家經濟需求。市場根本不接受這種政策。」（2012年1月10日，《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Crunch Time for Euro Is Not Far Off – 歐元破碎的日子已經為其不遠）
而在島內，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制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其他人也提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一些人把“烏坎模式”奉為政治改革(在中國意味著局限地，逐漸地和高層控制的“民主化”）的樣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放松了其早先對媒體的管制並容忍一些在線討論（在12月這個村莊曾經從互聯網上消失），希望把烏坎描述成獨立事件同時“沒有什麽特別的”。這些矛盾的現象並非是不典型的。許多海外媒體稱烏坎標志著中國民主進程的開始。（2012年1月30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模式”（Wukan offers democratic model for China）就是其中一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不想降低這個作為重要的抗爭的案例的事件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說明這些對烏坎事件的理解是誇大的和有些天真的。另一個《金融時報》的頭條（2012年2月8日）更正確地稱，“烏坎引領的方向，北京不會跟隨。”（Where Wukan has led, Beijing will not follow）,正如駐北京的記者羅素-雷-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寫道：
隨著占領運動的興起，反對現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主流。很難想像《時代》雜志（Times）的封面上戴著頭巾的女士成為了《時代》雜志「年度風雲人物——抗爭者」的代表，同時《時代》雜志又為資本主義說了很多好話，還有因電影《V煞》（V for Vendetta）走紅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無處不在，更進一步明示了革命思想是如何傳播的。
1918年一戰結束時，僅在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一地長期居留的中國海員人數達3000人左右。當時中國海員們知道西歐各國工人都有自己的工會維護權益。英國煤礦鐵路海員三角聯盟罷工（The Triple Alliance Strikes– 即今天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的前身），還邀請到達倫敦的中國海員參加，海員們必受到國際上的工人運動鼓舞。
林 肯本身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並沒有廢除奴隸制，而他自己也同樣有種族歧視觀點。林肯於1858年9月18日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第一次辯論時說：「我願意說， 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以任何方式促成黑種人和白種人的社會與政治平等地位。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讚成黑人投票和做陪審員，不讚成他們擔任公職，不讚成他們 與白人通婚 ……我和其他人同樣讚成把優等地位指派給白種人。
（1858年9月18日在伊利諾伊州渥太華，林肯與道格拉斯的第一次辯論，亞伯拉罕·林肯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3, pp. 145-146）
隨著他的安葬，非國大作為解放組織的神聖光環余暉也終將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將加速非國大衰弱的過程。圍繞在他的周圍非國大仍然能夠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榮耀帶來的光輝。隨著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現在得到全國交通運動（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著超過5萬工人從南非總工會下屬的腐敗南非運輸和聯合工人工會（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來——，這成為一盞指路明燈指示著為緊急建立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治替代選擇的道路已經得以開辟。
在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抗蘇軍侵略阿富汗而進行隱蔽戰之一，在文鬥方面印制了數萬本《可蘭經》；在武鬥方面則向當地武裝分子提供武器及資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外雇傭兵”。Dilip Hiro則指出，美國“在1980到1990年代，釋放了恐怖主義這頭怪獸，不受控制的恐怖主義以及文化毒素，從紐約到菲律賓不停散布”。華府啟動了“恐怖主義的進程，在21年後到達高峰，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劃的自殺式襲擊。”Dilip Hiro表示。
正如Hiro所言，沙地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爾．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結盟可追溯自1933年，當時允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獲得當地的石油專營權。瓦哈比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不互相敵視，相反沙地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換取保護，在歷史上和平共處。
1979年末，蘇聯入侵亞富汗，並在當地扶植親蘇政府，成為了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極端保守政治伊斯蘭分子的命運。John K Cooley在書中引用一名阿富汗遊擊隊領導的說法：“你必須明白，它們[阿富汗反抗組織的政黨]都很小，而我們組織在喀布爾也是非常小。”美國的資金改變這情況。而為了回應激進的什葉派在伊期崛起，驅使美國在沙地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與遜尼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美國默許沙地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義。華府默許巴基斯坦伊斯蘭化，當時該國由在獨裁者奇亞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強大的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統治下。奇亞哈克一方面充當帝國主義者運送軍火和資金到聖職者手上的橋梁，亦擔任右翼宗教領袖，以此兩個角色維持其脆弱統治。由於沙地阿拉伯鉅額資助宗教學校和聖戰人員，故此瓦哈比主義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巴基斯坦什葉派少數族群者（約20%的人口）的襲擊增加，宗派爭端兩極化。
美國轉而向從沙特政權入手，爭取當地的富翁如銀行家等支持伊斯蘭反革命。Cooley稱之為“緩慢的聖戰私有化”，而本拉登成為了最重要的象征符號。拉登的阿爾蓋達基地組織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軍方情報組織（Istikhabarat）監護。作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憶道：“本拉登發起一項計劃，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願者，加入反蘇聯聖戰，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報部門主管 － 特克親王（Turki）支持。這項計劃後來擴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聖戰者占領喀布爾之時，估計有35,000名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人參加聖戰，近三分之二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根據沙特外交大臣薩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當中占有15,000名，其次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及埃及。”而後來的聖戰組織領袖，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2002年10月巴裏島爆炸案的主謀）、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和阿爾及利亞的GIA，全都有與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訓。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由億萬媒體富翁奧普拉和畢比特的Plan B production 公司制作，是一套一級的作品。由大衛．奧伊羅（David Oyelowo）飾演馬丁路德金，湯．韋堅遜（Tom Wilkinson）飾演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姆．羅斯（Tim Roth）飾演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卡門．艾喬格（Carmen Ejogo）飾演科麗塔．史考特．金。
在大概十年的時間裏，憲章運動經歷了階級鬥爭的所有階段，從和平請願到革命總罷工。當時24歲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傑出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這段經歷，而梅森則對這段經歷加以攻擊。他同樣攻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1848-51年革命後資本主義為什麽會出現繁榮期並造成英國工人運動出現一段“溫和期”所做的解釋。
但工人仍繼續拒絕資本主義。即使在1919年3月的罷工和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鎮壓之後，工人鬥爭仍在繼續。1920年1月，在柏林國會大廈前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新的《工人委員會法案》，該法案旨在限制工人委員會的權利。政府對示威群眾派出軍事化和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並向人群開槍，其中逾四十人遭殺害，逾百人受傷。主導這場屠殺的是呂特維茨（Herr von Lüttwitz）將軍，而他僅在兩個月後就參與反共和國的政變。這場示威之後，當局實施了德國議會方圓一英裏內禁止抗議的禁令，而且這條禁令直到今天依然生效。
在許多地方，左翼和工會主義者由下而上湧出來組織革命執行委員會來反對右翼政變。他們建立了網絡，在許多地方停止工作並武裝自己。艾伯特和諾斯克此時束手無策，才決定呼籲工人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自己造就的處境”，但理應是右翼社民黨人與德國工會聯合總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工會領導人萊根（Legien）去負責這些事項。工人組織開始各種商議，因而社民黨、獨立社民黨和工會開始呼籲在1920年3月14日對右翼政變進行總罷工。
面對工人革命，艾伯特的社民黨政府像1918年11月那樣反應，再次利用軍隊武裝右翼激進分子的武裝，而這些人卻也是剛發動政變反對社民黨和革命工人的群體。1920年4月，中將奧斯卡（Oskar von Watter）指揮自由軍團和國防軍，鎮壓了魯爾紅軍及其同情者的起義。許多地方也部署了民防部隊和全副武裝的保安警察。魯爾地區的礦工以罷工來回應當時好幾場屠殺。但到了4月6日，革命者遭到擊敗。再一次，作為最大工人政黨的社民黨，其導層控制了最大工會聯盟ADGB，這就像從工人階級背後捅一刀。
關於越南與法國殖民鬥爭的主流史觀，往往反映了河內政權的斯大林主義陳見，對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擁護者的英勇獻身不是無視就是詆毀。作為一位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文（Ngo Van，又名吳文雪Ngo Van Xuyet）將他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稱）的經歷撰寫成書，這本書能幫助我們導正史觀，是一本詳實、勵志，盡管最終還是以悲劇收尾的歷史紀錄。
盡管取得這些成功，但這些工作是建立在對政治綱領和分析的妥協上，從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觀點來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與法國右翼共和黨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面對這個震撼彈般的政治事件，《鬥爭》對此居然保持沈默，也對1936年8月莫斯科大審判和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屠殺也保持緘默。史實顯示，當時托派領導認為國際問題可以與日常工作分開。他們並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審判的致命意義，了解到這是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義份子將把相同的做法引進到印度支那。這導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對向斯大林主義讓步的少數派於1935年成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國軍隊於同年11月重新占領印度支那這段期間，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將軍率領一支小型的英國和印度部隊進駐西貢。當他們到達越南時，他們發現西貢到處都飄揚著越盟的旗幟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同盟國的到來”，還有四個同盟國（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新的越南國旗。格雷西後來回憶說：“我的抵達時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後我很快地把他們趕走。”
群眾運動暴露了統治集團中在警務問題上的真正分歧。特朗普和極端反動派的大幅強化鎮壓的立場已被統治階級其他派別所孤立。由西雅圖市長杜爾坎（Jenny Durkan）和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代表的統治集團另一派尋求維持現狀，但目前在運動的壓力下退讓。第三個派別試圖采納運動的減少對警察的撥款訴求，降低警察的武裝，從而收編這一運動。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多數議員甚至支持“解散”警隊。但他們基本上迅速開始從這一立場退讓，稱他們正在開展為期一年的計劃，研議替代性警務。這樣做是浪費時間。我們需要現在就改變！
現在他被置於更加嚴格的監控之下。他的兩位秘書歐文·沃爾夫（Erwin Wolf，後來被格別烏綁架並謀殺）和讓·凡·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驅逐出境。幾天後，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被轉移到許呂姆（Hurum）一個新的拘留所。沒有人獲準訪問他們，並且負責審查托洛茨基郵件的警察由國民聯盟成員指揮。其中一名納粹分子在吉斯林戰時政府的領導下成為警察局長。
「但當時有誰抗議？誰站出來表達他的憤怒？」（《偉大的遊戲》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這一榮譽。這群人以他們的領袖為榜樣，這位領袖被斯大林用冰鎬的一端獎勵他的頑強不屈，他們與斯大林主義戰鬥到死，而且他們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大清洗的時候，他們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聲反抗，他們被拖到那裡等著被消滅。在勞改營裡，他們的行為令人欽佩。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權利指責那些曾經狼狽為奸的人。然而，請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能夠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的政治體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極度悲痛中，他們仍有一些信念必須堅持。他們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罪對黨和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56頁）
但是奧爾洛夫在向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和他所寫的《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詳細地證實了茲博羅夫斯基、艾蒂安和麥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證據是由後來其他的格別烏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裏維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別烏追蹤並殺害），以及後來逃到澳大利亞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證實：
最後，斯大林成功地謀殺了與列寧齊名的無可爭議的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領袖。但是，正如納塔莉婭·謝多娃隨後寫道：「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達維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信仰並未動搖，但是相反，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事情如何發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減少供應鏈的混亂
由於冠狀病毒，全球供應鏈處於混亂之中。鑒於資本主義供應鏈中有很多冗余和雜亂，這並不奇怪。正如我們在2019年8月刊登《氣候災害與為甚麽需要計劃經濟》一文中（Clima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 Planned Economy，暫只有英文版），用一個單一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
1992年，年僅10歲的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表演了The Judds的歌曲Love Can Build a Bridge。主持人Ed McMahon隨後采訪了她及稱讚她有“漂亮的眼睛”，並詢問她是否有男朋友。布蘭妮明顯感到不舒服，但繼續微笑著並保持禮貌，在試圖在大批觀眾面前做出回應時，小心翼翼地講出了自己的話。女性大多都會熟悉這種情況，面對不適當的評論不得不被迫應付成年男子的情緒。這種遭遇成為布蘭妮事業上經常遇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她的12歲男生對手則被問到在農場長大的感覺如何。
紀錄片內其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是，這位年輕的明星從僅16歲起就成了公然被性化和物化的對象。從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音樂錄像裏面被性化的女學生校服，到采訪和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通常是年齡是她2倍以上的男性，問她有關她的乳房、親吻男生、她的衣服和童貞的問題。布蘭妮被唱片公司和資本主義媒體過度性化，這與媒體對她的童貞的重視相當矛盾。這說明了所有婦女和女孩都被迫陷入的陷阱——要性感但卻不能有性行為——婦女必須面對走在永遠無法接受的平衡之間的危險。
一些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客試圖把占領浪潮為自己所用。民主黨紐約市長候選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2013年的競選活動中以“雙城記”為口號。社會主義替代則指出需要將對企業權力的挑戰帶到政治領域，並呼籲占領華爾街運動在2012年在全國範圍內派出200名獨立人士參選。2012年，社會主義替代以身作則，派出占領西雅圖的領導者薩旺特（Kshama Sawant）參選華盛頓州議會，作為公開社會主義者身分的她拿下了歷史性的得票；2013年，我們乘運動之勢再次參選，成功讓薩旺特贏得了西雅圖市議會的席位；2014年，我們建立運動首次在主要城市贏下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選舉突破，表明左翼可以獨立於民主黨之外贏得議會鬥爭。
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曾著名地將黑豹黨稱為“對國家內部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黑豹黨的武裝巡邏確實引起了胡佛和其他人的註意，但更讓當權派感到不安的是黑豹黨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以及黑豹黨引爆黑人工人和青年群眾革命運動的潛力。隨著黑豹黨開始朝著受壓迫人民聯合鬥爭的方向發展，與代表拉丁裔、美洲原住民和貧窮白人的組織建立更大的聯盟，他們的擔憂大大加劇。聯邦調查局的反諜計劃通過監禁、滲透、誤導和暗殺嚴重打擊了黑豹黨。1969年，聯邦調查局在一年內殘忍地殺害了25名黑豹黨成員，並非法監禁了數百人。
我們還看到智利總統選舉，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采取極端反動的反工人、專制和厭惡女性的綱領，在第一輪投票中意外領先。值得慶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輪中失利，因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進一步的幻想的情況下，動員起來投票給溫和左翼的博裏奇（Gabriel Boric）。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顯示了2019年智利抗爭的持久力量。極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選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歐洲，我們看到了以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澤穆爾（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聲黨（Vox）為代表，極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