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註一)在世界銀行(註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註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贊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項目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 該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家》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 “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 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卷入 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