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列托主义者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arxist economics in Japan）


　　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早是在本世纪初传入日本。日本社会民主党在1901年成立的当天就被取缔，尽管如此，它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当时这种思想主要在学术界以外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当中起影响作用。《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日文译本是在1904年发表在该党的一份周刊上，而对《资本论》的节译介绍则发表于1907年，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日文书籍，力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加以介绍。
　　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就照搬进来的一系列欧洲（主要是德国）的思想和制度当中的一项。对于当时在日本经济结构中所进行的这种变革的特点，一直是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一个有若干争论的主题（详见下文），不过这种变革促使资本的扩张和外贸的增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这不仅是同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慢的增长率对比而言，而且甚至跟后来美国和德国的近代增长率相比，也是如此。跟这些比较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同，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直接由明治政府提供的基础之上，该政府负责建造现代的工厂、码头和矿山来出售，以便使日本的资本有能力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实行竞争，虽然这种做法要大大地依赖工业技术和技术知识的引进。接着就很快地引进了制度的结构，在这方面普鲁士所提供的宪政模式具有特殊的影响作用；根据这种模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被一个行政机构紧紧地控制和限制着，而后者只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明治时代的宪政，其目的在于实行“现代化”而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权力转移，所以俾斯麦的德国给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在当时的社会思想和经济思想中，强调民族和历史发展特点的德国“历史学派”起着主导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对于具有强烈干预性质的日本国家来说，显然要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那种自由放任的政策更为适用，因此后者在各大学中很快就不受重视。这期间，日本自身通过1894—1895年对中国的战争和1904—1905年对俄国的战争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固然带来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一个贫困化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何况还有一个在人口比例上大得多的农民阶级和农村失业者的拖累。
　　俄国革命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趣和支持，这无论在日本和欧洲都是如此。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党派、人民阵线、农工党派等，也都在这个时期成立。日本资本采取一种加紧实现垄断过程的办法来应付世界危机。作为今天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种特色的财阀集团，源自于日俄战争以后建立的卡特尔，然而金融资本则是在战争期间特别迅速地形成。虽然这些大商行的发展导致工会的迅速发展，然而城市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却仍然非常之差，同时在农村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在就业的工人人口中，几乎有一半受雇于农业和捕鱼业，而在工业制造业中还不到20%（见“参考书目” ②，第16页）。在社会主义政党介入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提出普选权的要求和工会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思想便开始第一次进入大学。在新成立的经济系甚至在还没有正式建立经济系的大学里，往往都由那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教师担任教职，这些人一般都受大战前后在德国盛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速度，几乎可以跟日本资本的发展速度并驾齐驱。三卷本的《资本论》的第一个日文译本在20年代就已出版，而在1933年左右则以日文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该全集所附的索引，其详尽程度是其他文本所难以相比的。然而，30年代的严酷的政治迫害影响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失去了他们在大学里的职务，随着中日冲突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规模的逮捕和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校园外的任何发展。
　　在大战以后，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是跟所有的政治运动脱离的；在政治运动内部，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而停滞不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却在大学经济系中占了优势，并且事实上曾经一度成为正统的学派。然而，随着跟美国的学术交流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的经济学也同样站住了脚。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即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个主要学派，在人数上大致相等。这两个学派基本上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日本的多数大学里，基础的训练仍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种成分，因此，跟西方有所不同，大多数日本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是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的。这就引起了某种有趣的折衷主义的发展，特别在数学运用的领域。数学的模式曾被越村信三郎运用来扩充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以对生产不平衡的危机进行思考（见“参考书目” ④）；同时还被置盐运用来设计利润下降和产业后备军增长的趋势（见“参考书目” ⑥、⑦）。森岛则以一种更为广泛的方式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冯·诺伊曼的增长学说（见“参考书目” 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把经济计量技术运用在他们的实验工作中。

马列托主义者

争论情况

　　在本世纪20和30年代期间进行的关于日本经济的性质的争论，从政治含义上说，跟本世纪早些时候在俄国发生的争论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共产国际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动摇不定，即日本下一步的主要变革，究竟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呢？还是仍然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日本共产党终于在1932年采取了后一种观点，它认为明治维新没有给日本带来资本主义，日本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主义社会。这条路线的拥护者便以封建学派闻名，而其对立面则是劳农学派，采纳这一派的观点的是共产党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的左翼。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封建学派指出了日本国家的专制主义性质，认为这个国家并没有经过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过的那种改造。它断言，明治维新只不过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被安放到跟封建地主结成同盟的位置，而后者则在这种同盟保持其统治地位。在人数上占优势的贫困化的农业部门中继续存在主要以实物支付的高额地租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一学派所坚持的意见，即认为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乃是在日本榨取剩余产品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劳农学派则把明治维新看作是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在这场革命以后在日本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剥削而不是封建主义剥削，他们还断言阶级结构已经随着农民的迅速无产阶级化而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场类似的争论竟在封建学派内部展开了。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在战后所实施的土地改革，资本主义是否终于被带入日本？粟原认为，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实际上已被扫除，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正在农业中发展起来；它倒不如说，由于国家对农业的生产关系实行直接控制，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由上面强行加以实施。然而，正统的封建学派的理论家仍然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正如劳农学派的批评家所指出的，如果认为战后的土地改革已经从上面引进某种资本主义发展的话，那么，同时却断言明治政府不能在更早的时候这样做，这是自相矛盾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认为明治维新由于缺乏一种革命目标而不成其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只不过是一种由上面实行的改组罢了，那么，这种说法也应当适用于战后由一种占领势力所带来的那些变化。这些正统的封建学派理论家断言，占领后所实行的变革，事实上证实了他们所坚持的认为日本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即日本仍然保持一种内在的半封建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只不过是由美国帝国主义统治势力通过跟专制制度国家的合作来加以主宰罢了。于是，这样一种观点再一次成为他们关于在政治上必须优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据。但是，面对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本身从50年代起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实，这种理论观点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尽管如此，在日本共产党内修正主义倾向的发展，其根源便在于这种观点，而当这种观点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发展为接近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时，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那种把一部分经济定性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描述的痕迹。另一方面，毫不奇怪，劳农学派的理论家们则把战后的土地改革分析为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私有制所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革，这种改革是针对大土地占有者的势力的。持这种观点的是社会党的左翼，该党坚持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实现日本民主化的下一阶段。
　　在这种关于日本经济的性质、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的实质的争论中，有两个方面在当时的方法论的争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最终导致第三个集团即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宇野学派的发展。第一，导致封建学派把日本经济定性为封建主义经济的那些要素，被它们的批评者们视为可以作为描述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基础，这便提出了关于一种生产方式的抽象特征和它的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以及这些关系在特殊经济中的特殊表现形式的问题。第二，正统派的（封建学派的）理论观点的动摇，反映了一个政党的理论观点的动摇，从而使经济理论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产生问题。于是，宇野弘藏便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中必须认识到下面这样三个有明确区别的层次：

　　（1）原理源自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并且视情况的需要而发展。在这个层次上，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纯经济的运动规律可以制定出来。宇野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其所以利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经济作为他的主要例子，是因为当时这种经济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纯资本主义经济的范例，所以能够从中抽象出那样一些基本的原理。然而，这些原理是任何实在的经济的某些方面所不能符合的抽象的东西。
　　（2）下一个分析层次是发展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阶段论，正在通过不同的历史形式，经过不同的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才在全世界发生作用，并且产生了种种政策。宇野提出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商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占优势的是建立在毛纺工业基础上的英国商业资本；然后是自由主义阶段，占优势的是集中在棉纺工业的英国工业资本；最后是帝国主义阶段，这时候占优势的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基础上的德国、美国以及英国的财政资本。
　　（3）第三是经验分析的层次，这个层次将考虑各特殊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而且适用于分析各个过渡时期，这时候需要对各种政治考虑和纯经济性质的考虑进行分析。宇野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时代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这时期由于内部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外部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政治对抗对政策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对这三个分析层次作出一种明确的区分，就可以免于陷入正统理论所陷入的那种窘境，即感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符合《资本论》中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资本论》的分析是属于原理的层次，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则必须在经验的层次上加以分析，这样就能够鉴别出日本农业和阶级形成的特性。

　　宇野学派还对价值和危机的理论（参看经济危机条目）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它在保持上面所概括介绍的那些应用方法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不那么教条主义的健康倾向，而这种特点却是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具备的。宇野派的理论家跟日本的其他理论家的主要的分歧领域之一，是宇野所坚持的关于经济学可以脱离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而独立的观点。当然，该学派也以其本身的发展来证实这一点。尽管这个学派的一些追随者属于社会党的左翼，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学派，它的成员认为他们对社会改革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这种脱离运动的现象以及该学派对自身工作所作的种种限制，可能是上述各种层次的分析本身所包含的方法论上的脱节的内在反映。也许是过分狭隘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上，使它忽视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宇野把阶级斗争放到经验的、政治的层次上，然而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即阶级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种生产方式再生产的过程中所固有的东西，因此也可以说是在生产方式确立后（而不仅是在过渡时期）所固有的东西。宇野把诸如包含在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之中的资本主义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而放在原理的层次进行分析，而其实这些矛盾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原因。在这方面，那些强调必须看到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规律的思想倾向，可能会在对世界经济的现状进行分析中取得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