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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真相边缘：工人与市民
根据 1989 年官方公报，群众共计死亡 200 余人，其中 36 人为大学生；按此数据，82%死亡的自然是市民和参加暴乱的工人。因为学生与知识分子群体有充分表达的能力并能获得各方势力的同情，六四事件在历史塑造的角度上，逐渐变成“自由派”主导的“学生民主运动”，工人、市民不光在经济上受剥削，“历史意义”上的地位也被收走。 在运动初期，学生游行时会手挽着手，一方面是一种团结的口号与宣传，另一方面却是为了防止新来的工人与市民加入队伍，学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5 月中旬以后，学生才逐渐欢迎工人和市民一道前进。事实上，根据迈斯纳的研究，5 月 17 日城市工人阶级大批参与游行示威，已经刺激邓小平政府的波兰恐惧症——工人与知识分子结成波兰团结工会式的 联盟。在当时，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绝大多数精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抱怨工人工资比自己高外并不会去关心工人积极的生存状况。受知识分子思潮影响，许多学生反对工人参加运动，因为工人“不守纪律，有暴力倾向”。更重要的是，“工人参加运动，会给政府制造用暴力镇压运动的借口”。结合事发前后的进一步调查，我们恐怕要认为，学生的幼稚行为反而是不经意间接近本质的。 戒严令颁布后，在军队不断开拔进城的时候，无数工人和市民自发在城市外围的各个地方阻拦军队进城。他们排成人墙、堆起路障，阻止军队进一步前进。他们给士兵们提供食物和补给，和士兵建立信任，劝说士兵们放下武器。这些行为取得了短暂的胜利，部分军队进入北京的过程受阻。 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中回忆：“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李鹏六四日记》显示，到五月底，传出谣言，首都钢铁厂的十万工人正在筹备罢工，令中共高层震动。首钢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的工业企业之一，一旦首钢工人罢工，很可能引起特大规模的罢工潮。工自联已经明确提出“筹备发起总罢工”的口号，不少工人着力在各个工厂之间建立联系，为总罢工做准备。简言之，到五月底，绝食带来的刺激性已经消退，学生运动陷入瓶颈与内斗；工人运动在自我动员中持续发展。 因此更加合理的猜测是，让邓小平当局恐惧的不是已经颓废的学生运动（学生群体最迟预计于 6 月 20 日左右撤离），而是快速升级的工人们；“总罢工” 的筹备进一步激发的波兰恐惧症，才是当局真正严防死守的。例如，李鹏表示，“如果我们按照学生的要求，把高自联合法化，那么工人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根据工人的要求合法化一个团结工会呢？”清场当天的暴力与清场之后的肃反表明，邓小平政府对工人的烈度远远大于对学生的镇压。 在事件结束后的全国范围搜捕浪潮中，据估算到 7 月底约有 40000 人被逮捕，数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数百人判处死刑。被捕工人的数量远超学生，在同一罪名下工人刑期比学生更长；许多“暴乱分子”经短暂审讯就判处死刑；学生（其中一些人的亲友身居高位，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除领袖被通缉外基本受到宽大处理，学生领袖如王丹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但工人领袖至少是 15 年徒刑。（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港中文版） 在 1989 年 9 月 16 日与李政道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中，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 相对比的，即使是参加和平工会活动的工人，也会被直接刑罚处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组织人之一，北京铁路局工人韩东方，6 月被捕入狱时官方没有提起任何指控。1991 年因担心韩东方在狱中病死，转而释放。韩东方说：“如果中国现在允许这些资本主义组织迅速发展，为什么不能允许成立自由工会以保护工人的利益？” 1992 年因国际舆论批评，官方允许韩以留学形式前往美国。1993 年韩东方回国时被拒绝入境，达成了事实上的流放。 从制度层面说，这些都是“计划的一部分”。从 1982 年宪法，去掉“文革余孽”的四大自由、罢工自由开始，改革开放以全面“反思文革极左错误”为口号，以否定群众运动为根本前提，同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相似，高呼“法制”的口号，取消大民主，反对群众自我组织，实行物质刺激与去政治化。邓小平政府起初默认、促进自由派的发展；而在官方不再需要自由派发声时，自由派连同左翼都会被一同打压。 学运思潮的奠基人之一，方励之，曾经呼唤企业家“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新成长的私有资本因此短暂地触摸政治，但经过六四事件的教训，他们清晰的看到了政权的力量，在特权羽翼之下才有发财致富的良好环境，因此 90 年代起通过资本家入党和党委书记变资本家的双向交流，私人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完美融合，在体制内继续发展，并继承压制劳工的政治遗产与政治手段。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改革的设计者、鼓吹者。 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阶级的分化也进一步加剧。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建立和加速，为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会。早有评论者指出，许多参与过六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市场化浪潮中，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变成了拥护“特色社会主义”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换言之，市场化改革是当局对学生运动参与者一代的吸纳和收买。“春夏之交” 参与过运动的北京名校大学生，如今作为光鲜体面的中产阶级，信奉的是“稳定压倒一切”。回首往事，他们认为自己当时参与民主运动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是“受人操纵”的。 随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裁员、私有化，无数城市工人被迫下岗或买断工龄，失去了工作机会和基本的劳动保障。如迈斯纳所总结，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着来自国内市场经济、国家机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三面夹击，实际上处于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境地，只能发动零散反抗。 众所周知，以工自联为代表的自由工会，自六四事件成为绝对的禁区。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即使是在 30 年后，更并不存在什么“进步”。2020 年末，中国和欧盟的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完成了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就中欧投资协定达成了最终的协议文本。中国在协定的谈判中表示： 一、“中国承诺，在劳工和环境领域不为吸引投资而降低保护标准，不利用劳工和环境标准达到保护主义目的，并尊重相关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中国将支持本国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二、“中国还承诺致力于批准尚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并对尚未批准的两项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做出具体承诺”。中国政府已经承认并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22 项公约，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八个基本公约（即核心公约）中的四个。这四个已经签署的基本公约包括：第 100 号同工同酬公约；第 111 号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38 号最低就业年龄公约，以及第 182 号禁止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另有四个基本公约虽然同样涉及劳工权利保护，但一直未签署，分别是：第 29 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第 105 号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87 号结社自由及组织权利的保障公约，第 98 号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原则性实施公约。 分析者历来认为，国企改革主要的动因是邓小平派系对于短期经济增长的需求，但是以更阴暗的角度猜想，摧毁具有潜在激进性、联合能力的城市工人阶层，既是国企改制的结果，也可以是其中不可无视的原因。一般而言，左翼批评者往往同情学生、知识分子的行动，但反对他们的自由化主张。例如，在充满毛主义者话语体系的北马会《共和国的历程》中，作者认为运动是被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劫持了话语权，学生群体的精英主义不充分联系工人群众导致失败。这种批判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挖掘。 按照纽约时报吴伟的报道，中央政改研究室于 1988 年的 12 月以鲍彤为主召开了社会形势会议。会议认为，倘若在学生当中爆发学潮，而且以自由化的政治要求为主题的话，那么首先能给他们以积极声援和支持的，只是知识分子阶层。其他阶层一般不会参与，因为仅鼓吹自由化的口号，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如果事实只是如此，那么事情虽然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能解决。 然而由于腐败问题在社会中确实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在学潮中学生打出反腐败这个大旗，不但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也会点起工人、干部、军人的对现实不满之火。他们如果参与进来，很可能酿成大规模城市骚乱和民暴。要是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解决的办法无非是软的和硬的两种。但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事情都不会那么轻易了结。 根据政改研究室唐欣回忆，1989 年 2 月份，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开了关于如何纪念五四的讨论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持，团中央刘延东、中宣部藤腾参会。藤腾发言说，“1989 年是五四运动 70 周年，应该组织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对青年学生加强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 唐欣表示，“政改室最近有防止发生动乱的调查，据此，当前主要问题就是不能让群众和学生相结合。1989 年初那段时间，物价上涨很厉害，分配不公已经有苗头，现在大学生基本上是同情‘自由化’的。如果你要是组织学了这篇文章，让学生到工农当中去，代表工农的利益，那么他们就要去追问这个物价的问题，分配不公，学生和工人运动一结合再反腐败，这事就闹大了，可能就要导致一场骚乱。”芮杏文说，“讲的不错，看起来咱这五四还是别促使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工人农民群众当中去，这不得了。”于是会议否决了藤腾的意见。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学生、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工人群众的脱节，固然有精英主义、自由西化思想的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六四事发后，虽然当局内部发生了持续的派系分裂与斗争，但是将不同阶级分而治之、防止串联的社会治理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不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列毛主义（MLM）、殖民主义时期民族革命理论，还是托洛茨基派对于西班牙革命的看法、以韩国波兰等国家在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运动为例的研究，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合作是政治运动成功的关键。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群体受益于现体制提供的经济机会，逐渐去政治化、钝感化，形成“中产阶层”这种尚无自我阶级意识的统治者基本盘。 列宁说，对于自发的群众运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在自由派话语继续忽视工人、农民、普通市民，社会持续断裂、不同阶层不断分化而尚没有自为阶级意识的今天，我们应该准确认识到，民主并不是“西方”、“自由派”绑定的主张，不是精英独有的荣誉。民主既不是统治者和西方所能赐予，也不是统治者和西方所能废除。当群众真正认识到这种权利为他们、为我们所固有时，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九运动的初衷所赞颂的民主与自由，其唯一的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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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编辑组 | 
发表于 2023-6-27 23: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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