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弃义的骗局和困境

龙翔五洲

背信弃义的骗局和困境 鉴  明 （一） 去年11月9日，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了首场集体采访，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受访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位领导人。 与国内媒体不同，次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有关报道，特别提示了这一异乎寻常的举措背景：“今年2月份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传言称防‘左’和防止文革复辟变成中共的重要任务，有关删除或修改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因此在海外流传。此前也有传闻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十八大前夕的官方文件和发言中出现次数减少，预示这次党章修改可能会把‘马列毛’从党内指导思想中删除。” 这个报道又特别反复强调了中国社科院领导人的有关回答：“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党章中已确定它的历史地位。” 新华社相关报道，引述了这位领导人所说：“作为领导13亿中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是同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 今年1月7日，韩国《东亚日报》的文章旧事重提：“记得在中共十八大前，一些反华媒体盛传毛泽东思想将被从中共党章中删除。但他们有所不知，中共的政治底气和正统性恰恰建立在毛的革命以及进而建国的意志之上。就连普通民众对毛的尊崇之情也依然很深，有些人甚至把对毛的崇拜当成一种信仰。”这番评说，很是耐人寻味。 （二）     上述这类报道，实在使人心寒。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领导人，以及与之同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最高学府的领导人（在《叛卖原则的宣言和纲领》一文中，笔者提及其在今年1月7日《学习时报》上的答记者问），都似桃花源中人，不敢如英国记者那样，直面“薄熙来事件发生后”的“传言”，更不能以他们的身份应有的那样予以严正驳斥，反而在那里文不对题地大扯“理论创新”，理亏心虚地自我表白。     要知道，那种所谓“传言”，绝不是一时兴起的偶然事件，而是内外合流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反共反华逆流的又一次大泛滥。“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30多年来，这股逆流一直川流不息，起伏不停，不仅从未得到有力遏制，反而日更猖狂，大有非吞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稍息之势。     今年第1期《求是》杂志，多少年来罕见地旗帜鲜明地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出现了一股以清算‘毛泽东思想’为目的的思潮。其突出表现在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这股政治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妄图通过否定历史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作用。     本世纪初开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有卷土重来之势。这次思潮首先是打着理论创新的幌子，利用学术刊物、研讨会和学术著作等表现其虚无主义观点。同时，它还以学术反思的面貌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特别是通过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形式，隐蔽地渗透和传播其核心观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形式隐蔽，且深入和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因此更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薄熙来事件发生后”的那些“传言”，不就是上述逆流借题发挥而大肆泛滥的体现吗？     君不见，去年第5期《炎黄春秋》在此事件后发表的《本刊座谈会摘要》，在那里高呼“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君未闻，去年10月29日《经济观察报》整版文章《风雨过后看重庆》，其导语赫然在目：“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必须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十八大有必要从根本上否定‘重庆模式’。红色民粹主义是‘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构件，否定‘重庆模式’首先要在理论上解释红色民粹主义的反民主、反法治、保特权的内容和极端性质。”     君不知，正是在此事件后，一直为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痛击反共反华逆流而竭尽绵薄之力的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被勒令停闭直到现在吗？     诸如此类的东西和作为，其矛头只是指向“薄熙来事件”吗？     又正是十八大前夕，莫言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看来也不只是巧合吧？因为，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的颁奖词中，不是明确赞扬其“撕下了僵化的宣传海报”，“使用嘲弄和讽刺攻击了历史和历史歪曲、政治剥夺及虚伪”（见2012年12月12日《参考消息》）吗？直到今年1月14日，不是还有一位名家在《华夏时报》上责问莫言吗？此人说道：“莫言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演讲时曾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而三年之后他却加入抄写《讲话》的行列，而《讲话》的精神核心就是政治标准第一。他也是经历过‘文革’痛苦记忆、经历过文学被政治戕害时代的作家，原来的文学信念哪里去了？”     凡此等等，不正说明当今中国思想政治领域面临何等严峻的局面吗？不正说明，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吗？     为什么那两位身居思想政治工作要位的领导人，不能在十八大的庄严讲坛上，理直气壮地加以揭露批判，澄清是非，引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警惕，反而若无其事又自鸣不凡地扯什么“理论创新”，而对此漠然处之，听之任之呢？     从他们的众多文章和演讲中可见，他们是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是很想也很能讲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们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和那些权迷心窍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也未必不知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的。     但是，党章总纲上就是那样认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八大报告又说：“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其位，谋其政”。他们居于如此高位，当然更不能例外。他们是只能担当一个顶着石臼唱戏的角色的。     这仅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哀吗？ （未完）

龙翔五洲

（接上文）

（三）

    其实，这首先是一个偌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悲哀。

    就拿中国共产党党章来说，1987年的十三大以来，修正了多少次？每次修正后的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论述，是“与时俱进”了，还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像共产党的样子？

    十八大修正后的新党章，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三科”并列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八大报告，又要求党员将这两者一并视以为“党的理论”加以“贯彻”，这不就是一个普世大笑话吗？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三科”，是油水分离、水火不容的，是根本对立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既要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得让“邓三科”休息。反之。要讲“邓三科”，就别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作践。这等路人皆知的道理，党的领导人硬是无知？他们硬是把这两者捏在一起，同时并举，不就是有意无视列宁当年所嘱吗？列宁说：“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列宁选集》第1卷第499页）照此办理，广大党员不都成了机会主义者，成了精神（人格）分裂者了？

    就像恩格斯当年所说，“‘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列宁也曾经尖锐指出：“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像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倾力揭露批判了考茨基。此书开宗明义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同上第3卷第174页）

    他又一次提醒说：“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同上第188页）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论述，就是因为我们当前面对的局面，和列宁近百年前所说，几乎纹丝不差，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谓予不信，请读读邓小平及其后继者的众多论述，再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吧。简便一些，请看看近时在入云喇叭声中上市的傅高义著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吧。傅高义写道：“当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曾为斯大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对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毁掉一生的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很多党内干部对他犯下错误的严重程度的认识。邓小平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所以，邓小平几次在给毛主席的信里，“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再次肯定我对党的保证，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在“文革”中复出后，“在正式担任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深知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敏感，因此挑选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题目也合毛的心意，如‘三个世界’理论、苏联的性质、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试试他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

    邓小平如此“十分聪明”，却瞒不过毛主席。1976年年初在他又一次被批判后，他想见毛主席。“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

    此后的事实不正是铁证吗？

    毛主席去世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30多年来，我们不是亲身见证了邓小平背信弃义的大骗局吗？而且这个大骗局不是正在继续下去吗？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