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社更名分析

俞聂

译者按：本文译自蒋洪生的博士论文：《The Paris Commune in Shanghai: the Masses, the State, and Dynamics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

本段内容选自本论文第六章：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s Good”: Supersession of the Shanghai Commune 下Mao’s Final Say about the Shanghai Commune 部分。为论文第460-472页内容。

此部分内容为阐述上海公社改名的逻辑历程。个人认为本论文是一篇站在列宁主义与毛主义立场的优秀论文，因此选译其中一小部分来推荐此论文，译者有朋友目前正在尝试翻译全文，因此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他们翻译顺利，全文可以早日与大家见面。

------以下为译文------


许多上海造反派头头根本不是党员，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因此，如果上海造反派坚持遵循普选为基础的公社模式，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那么上海公社很有可能选举出一个共产主义者占少数的政权。所以在共产党和公社之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普选制度中，权力来自选民，如果在公社中共产主义者是少数派，那么群众该如何继续追随共产党？很显然，党将会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合法性和权威。当然，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者其他一些人，会认为用工人自治制度代替“堕落”的党是一件好事。但这样一个自治的工人政权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社会性质么？如果工人阶级意识不够成熟，不能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密切相关，那么群众只会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所以上面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几乎所有所谓的工人自治权力模式，包括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或波兰的团结工会等，这些运动最终都成为了工团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工具——正如列宁在他那个时代就类似情况做出的批判和争论一样。

同样，在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之中，大量工人所关注的斗争内容与政治斗争的整体方向无关。他们只关注他们自身在经济方面的得失，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经济主义行为在短时间内四处传播，会危及工农联盟和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治和组织上的强有力领导，整个国家经济可能崩溃，一场血腥的内战可能上演。毛泽东作为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的为了保卫党而战。他坚称：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毛不认为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展现出的阶级意识已经成熟到足以解散现有的党。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现在解散还为时过早。诚然，毛在文革中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正如我们所见，这更像是一个呼吁工人积极参与，主动引领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并希望培养和提高无产级阶敏锐而强大的阶级自觉，而不是要求贬低和淡化党的作用。

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同的是，毛也强调工人也必须同时提高自己。他在1968年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如果公社不能取代党，那么自然的解决方法就是置公社于党的领导之下，这里有两种举措。其一是把“革命老干部”重新引入公社，二是让上海公社的非党员入党。两种方式，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吐故纳新”，目的是为了在公社里改组党委。1967年底，毛在讨论整党建设时，阐述了该内容：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但是，在各地方党支部受到猛烈攻击，“阶级战线仍不清晰”的动荡时期，没有办法把真正经过这场风暴考验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纳入党内。形成党的领导核心的唯一可行途径是除了共产主义造反派之外，还包括那些在之前的造反斗争中被靠边站但可能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如果一个干部顺利通过了两项程序（这意味着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他或她可以被造反派接受并进入新的权力机构。上海公社从属于改组后的党的领导下，随着党的一元制度的建立，公社的最初构想普选，被改变了。三重政治力量中，老党干部由下级群众组织推荐，上级党批准；军队代表只能由部队根据上级指挥官的命令任命。显然，普选只发生在群众组织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可能进行深远而全面的巴黎公社式全上海公社选举。如果将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理解为“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海公社的名称当然适用，因为它实际上粉碎了原本被“走资派篡夺”的国家机器（以旧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并且这次夺权是由宣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造反派进行的。但如果认为巴黎公社的核心原则主要是发起“换届选举”，那么上海公社与巴黎公社大不相同。由于种种原因，毛建议张和姚新的权力机关在上海最好选择改名，因为实践和内容比标题和形式更重要。毛泽东对这句话进行了阐述：苏维埃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

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它本质上还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他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样的哪一个国家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印度的好一点。这是从现在的表现来看啰。旧中国的三皇五帝，周朝是叫王，秦朝是叫皇帝，秦始皇他把三皇五帝都叫了。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太宗也是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是只看名称变了，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名称不宜搞得太多，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汉朝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搞名字的啰，他一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都像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喜欢“长”啊，都改了，他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也统统改了，有些像我们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字改的差不多，改了大家都记不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下诏书，下命令都困难了，老百姓也不知道是改成什么了，这样使得下公文就麻烦了。话剧这个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主要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


毛在这里指出对于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来说，新的名字是什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的内容。它并不由它的称谓所决定，而由什么阶级掌握所决定。但如果称谓并不重要，那么毛为什么会建议上海公社改名？毛当然非常喜欢公社这个名称，他曾经激动的宣称：人民公社好。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县级以下的农村集体被命名为“XX人民公社”，同样在毛的影响下，在大跃进的高峰期，甚至在北京，哈尔滨等城市建立了实验性的“城市人民公社”。


虽然这些城市人民公社因为为时尚早而被解散，但农村的人民公社却在政治和经济上快速发展。如果在比城市更落后的农村，公社的称谓都可以被接受，那么为什么不给上海的新权力机构命名“公社”呢？毛为此提出了另一个变更名称的理由：我们是否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为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叫什么主任、社长呢？不但出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改就紧跟着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改变国号，外国大使就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维埃造成麻烦，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是叫文革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

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不改，还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大家喜欢这个公社。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你们不很孤立吗？现在不能登《人民日报》，大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如果承认人民公社，一登《人民日报》，那样全国都要叫，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那你们就叫一个时候。你们看怎么样啊，能说得通吗？


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批准建立类似上海公社的人民公社。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在逻辑上将不得不更名为中华人民公社。换言之，保持上海公社的名称将涉及改变政治制度甚至国家制度等复杂的问题。对于毛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并且，这决不能完全由造反派决定，即使在一月风暴和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第一波夺权浪潮之后，他们也可能无法成为多数派。这需要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大量的斗争和谈判。正如我们在2月11日在怀仁堂事件中看到的那样，在毛泽东与张、姚进行系列会谈之前，叶元帅故意愤怒地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及这个涉及国家体制的大问题。叶元帅对上海公社的态度，可以通过某些渠道传达给毛。实际上叶元帅代表了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对上海公社和整个文革的不满和不赞成。这一点在二月逆流和随后的各地镇压中表现的残酷而惊人，成千上万的造反派遭到地方支左部队的逮捕，殴打，伤害乃至杀害。作为一个不打没把握仗的战略大师，毛必须面对各种新的变化，迎接不同政治力量的反对，尤其是内部持激烈反对意见的军队，这是一支在过去革命中一直站在他这边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毛关于上海公社的改名是一种战略安全的让步。


然而，毛决定建议上海公社改名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来自他对巴黎公社的直接评价，他说：巴黎公社，不是我们都讲搞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吗？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这是巴黎公社。

显然，在这里毛认为巴黎公社的内在缺陷导致了它的失败。关于公社模式的缺陷，我认为这里毛与马克思的观点还是有分歧的，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1871年4月12日于伦敦）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公社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镇压和打击反革命份子，而毛在与张姚的谈话中，也提到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海）公社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但在毛看来，即使巴黎公社采取更严厉有力的措施，比如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向凡尔赛进军，没收银行。巴黎公社也仍然会是一个短命的政权，因为“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为何如此？在毛眼中巴黎公社对于刚刚起步的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实体。的确，尽管在马赛、圣埃蒂安、里昂等地出现了几个公社，对巴黎公社作出了些许回应和共鸣，但它们仍然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保守农民海洋中的孤立小岛——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和波拿巴政权的政治宣传。没有占据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全力支持，巴黎公社将注定失败。即使公社成功在国内有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也几乎没有机会在国际干预下继续生存，无产级阶的巴黎公社将迟早变成资产阶级公社。列宁详细说明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1）组织上的缺点。（2）防御地位（3）梯也尔同俾斯麦的勾结（4）缺乏阶级意识{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5）醉心于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空话（6）没有掌握银行，没有向凡尔赛进军。（7）过度对敌人宽宏大量。为什么巴黎公社没能完成必要的对敌人的镇压措施？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最关键的一课是巴黎公社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政党。当敌人逃亡凡尔赛时，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政府几乎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被粉碎，但最后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托洛茨基对此的看法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对形势有全面理解和有实现其决议的专门机构的集中的党组织。马克思认为，中央委员会过早的交出了权力，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国民警卫队中央委员会本身实际上也需要领导，他说：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需要引导，需要有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不仅在中央委员会里，而且在团里、营里，在法国无产阶级最基层的群众里都始终存在的组织。


选举这种民主方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手中只是一种手段。决不可把选举当作偶像，当作灵丹妙药。必须使选举的方法与任命的方法相结合。公社的力量来自选举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但是公社一旦建立，就应当以强有力的手段从上到下地改组国民自卫军，给它委派可靠的领导人，建立起一个具有非常严格纪律的政权。公社没有这样做，因为而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指导中心。它就垮台了。


因此我们可以逐页翻阅公社的全部历史，从中发现一个唯一的教训，就是必须有坚强的党的领导。


对于上海公社，毛泽东似乎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持相似的看法。首先，尽管上海有几百个群众组织，但他们却很难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内部过多的不合作甚至是内斗，都显示了作为一个组织的缺陷。其次，上海公社在镇压反革命上显示出了过度温和的倾向。第三，上海工人运动的分裂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不成熟的鲜明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毛倾向于认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之下，在普选的基础上，在上海建立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权力机关，还远远不是时候。当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的时候，毛则需要呼吁常备军介入革命来“支援左派”。这一举动已经使得在上海建立巴黎公社原型成为不可能，对于上海公社，毛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是叫文革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


------完------

俞聂

作者：苏沈
转自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491585932

马列托主义者

几乎所有所谓的工人自治权力模式，包括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或波兰的团结工会等，这个类比不正确，因为这两个都没有巴黎公社原则，都是一党体制下的情况，波兰的是反一党独裁的政治革命的倾向，还没有真正能实践巴黎公社原则，不过后来被自由派（正确的说被修正主义共产党利用了），最终还是一党独裁消灭了社会主义

马列托主义者

后面的分析狗屁不通，不一一批判了，谁说必须一个党，几个党不行吗

同样，在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之中，大量工人所关注的斗争内容与政治斗争的整体方向无关。他们只关注他们自身在经济方面的得失，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经济主义行为在短时间内四处传播，会危及工农联盟和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治和组织上的强有力领导，整个国家经济可能崩溃，一场血腥的内战可能上演。毛泽东作为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的为了保卫党而战。他坚称：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马列托主义者

巴黎公社的失败，主要不在于原则，而是战时，不出生伟大巴黎公社原则，当时的革命也不会胜利，这是一，而虽然失败了，却留下了原则，马克思发现了这种原则并充分肯定了他，这就是巴黎公社的意义，他的失败主要是他只是一个城市的革命。而上海公社按道理他不是一个城市的革命，只能是一个试点，而是中国这个更大的实体，甚至包括苏联，可惜一群斯大林主义者坚持一档独裁，最终通过一党消灭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马列托主义者

团结工会他不是在实践巴黎公社原则，他只是在争取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但是被扼杀了，扼杀他的是谁 是波兰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就是这个共产党利用团结工会推翻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海公社只是一个名称，当时也不是在实践巴黎公社原则，只是试图和团结工会一样推翻一档独裁争取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但是被毛的共产党扼杀了，并且被利用了，最终推翻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逻辑是一样的

马列托主义者

巴黎公社不只是名词，名字当然不必拘泥，但是巴黎公社的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内容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毛却是康德的逻辑，认为形式是外在加上去的，巴黎公社的形式难道能被资产阶级用，太荒谬了，资产阶级如何用？资产阶级能让人们elect（非select）并且随时召回吗，资产阶级能让官僚只拿熟练工人的工资吗，资产阶级能废除常备军吗，资产阶级能在工人控制下搞计划经济吗，都不能，这些是巴黎公社的形式，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反映，赫鲁晓夫真的能用苏维埃，事实是不能。苏维埃不是一个独立于工人阶级的形式，他本身是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内容生发出来的。

马列托主义者

毛被特色继承的体制恰恰是非无产阶级的，是当时无产阶级要通过政治革命消灭的，所以目前在特色情况下还能用，而且恰恰和特色的经济基础最融洽最合适，是特色的自然而然的形式，毛搞的官僚体制一档独裁最适合的恰恰是特色目前的资本主义体制而不适合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当时工人阶级需要推翻的东西，最适合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式就是巴黎公社原则，被毛遏制了，所以无法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资本主义复辟，而这套政治体制非常好地维护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马列托主义者

我就问一个工厂是100个人公有的，领导该如何产生？不应该100个人选举产生吗，选举产生后不应该为100个人共同服务吗，公有制必然这样产生领导(或者服务人员),但是如果这个工厂有99个工人，还有一个是工厂所有者，请问领导如何产生，自然而然这个所有者是领导，其他人听他安排，这不都是很自然的吗，不需要外在加一个形式，这种领导关系是内容自然生发出来的

马列托主义者

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辩证关系，内容产生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不是外在加强给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