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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9-14 10:10 编辑
四、20世紀的中國革命到底解決了什麽問題?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持續了將近四分之壹世紀的“改革”給人們的啟示是:僅有經濟改革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需要從三個層面展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文化制度(意識形態)。以此標準考察中國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曠野裏漂泊了整整壹個半世紀以後,只不過還在歷史輪回中苦苦掙紮:壹個半世紀的革命與現代化歷程,除了壹片混亂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中國總共經歷了3個形式完全不壹樣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形式雖然有變,但專制本質卻壹脈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經濟+專制政治”,國民黨政府是半資本主義半自然經濟+專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計劃經濟+極權政治”,改革後是“市場經濟+極權政治”。
至於經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只不過在半個世紀裏完成了壹個從“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輪回。整個世界從1917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20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只證明了壹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壹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21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壹選擇付出代價。中國在1949年以後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壹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壹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
而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思想自由方面來說,除了80年代有壹段短暫的放松之外,很難說現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輿論環境寬松。壹些經歷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的文化人的命運就說明這壹點:敢於議論風生批評國民政府的新聞記者如浦熙修、彭子岡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卻成了只會寫歌功頌德文章、寫悔過書與認罪書的文史館資料員而茍活著。[28]而巴金、老舍等優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國後再也寫不出任何像話的作品了,他們壹生的文學建樹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中國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遠樂此不疲,雖然21世紀有了互聯網等先進技術,但當局同樣有辦法應付,在全國大量招聘電腦專業人員充當“網絡警察”,對技術上不易控制的網絡媒體繼續施以故智。2002年8月,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29]將網絡輿論控制公然納入國家法律控制範疇。壹個旨在全面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正在建立過程當中,用每個人都能明白的語言來類別這個方案,那麽這個“金盾”監視網絡的目的就是能夠“看見”、“聽到”、和 “思想”。所謂“聽到”,就是通過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搜尋關鍵詞和字句,進行言語訊息處理。同樣地,視像訊號處理能夠令監視攝影機有能力“看見”;即是在壹群人中認出某個人的面貌。這兩種“偵測”,其實是壹種數字信號處理(DSP)的應用,被稱為“監視運算法則”,是通過復雜的運算法則來分析數據,從而仿真人類神經系統。“金盾工程”壹個重要的目標是在公眾場所建立壹個全國性閉路電視或 CCTV 攝影機網絡,對中國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與自由的人士實施越來越微妙和復雜的鎮壓。[30]
喬治·奧威爾的名作《1984》是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蘇聯的寫照,那裏的人們生活在壹個受到全面監視、失去尊嚴的環境裏,但那種監控還主要是依靠人工與處於起步階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壹旦完成,中國人將生活在壹個用全新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最大的警察國家裏。《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裏所宣布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幹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幹涉或攻擊”,中國人為這壹權利奮鬥了很長時間,但似乎離這壹目標越來越遙遠。
20世紀的歷史輪回表明:這種由新專制政體取代舊專制政體的“革命”,無非是讓人閉著眼睛往黑暗裏壹跳,前途何如,只能聽天由命。在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有如枯枝敗葉在狂風中翻滾的苦難命運,只再次證明了元代詩人張養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嘆的:“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將中國當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經延續了壹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看,也許對中國今後面臨的問題容易理解壹些。
筆者曾研究過清代中葉以來的歷史,自從人口超過4億以後,中國就形成了人口與資源關系緊張這壹特殊的資源秉賦,以後兩個半世紀以內,中國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其實都是壹個如何養活龐大人口的問題;而所有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來養活新增人口。[31] 對這壹問題的歷史思考雖然不少,卻始終未成為壹種全民族的共識。而另壹種認識卻通過教科書深深地沈澱於民族意識當中,並時不時地成為壹種社會動員的口號,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外來侵略造成的。所有的歷史教科書當中,凡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夕的狀態,都先列舉壹連串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然後再用壹句這樣的 “經典名言”加以總結:“如果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入侵,中斷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國社會也會緩慢地、逐漸地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種通過教育強行灌輸了幾十年的虛假知識最後化成壹種民族潛意識,在20世紀末2次中美沖突(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中,輕而易舉地成為中共政府反對美國的精神動員資源。到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後,中國大學生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幸災樂禍情緒,更說明這種潛意識“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
然而歷史不止壹次地告訴人類,只有正確地認識問題才能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中國的這種流行歷史觀將社會的不發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輕而易舉地算到所有的外國侵略者頭上,但這種歷史觀只有為統治者開脫責任的功能,於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卻並無脾益。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就是如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遭受的命運就是壹個最好的註腳。
筆者曾於1998年戊戌變法100周年紀念時寫過壹篇文章,[32] 其中談到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只能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比較壹下100年來解決前述五大問題的辦法(即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100多年的努力,卻並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復雜、更嚴峻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了挑戰。
若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癥狀:
第壹,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只能得出壹個結論:貪汙受賄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1999年共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2,200人,其中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33] 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幹部2,680人,廳局級幹部184人,省部級以上幹部7人。[34] 據中國學者胡鞍鋼在接受中國新聞社采訪時表示,目前每5個涉及腐敗的公務員中,只有1人受到懲處。[35]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壹文,[36] 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行政治體制下進行“事後懲治型反腐敗”已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並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集體墮落,貪汙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等。政府對這種批評的回應是,下令從此不讓中國的任何報刊雜誌登載筆者的文章,強迫筆者工作單位找各種理由整肅筆者,並動用國家安全局的特工實行24小時監控。更為荒謬的是,中紀委在2000年12月28日發布的第五次全會公報中竟針對筆者的批評作如此表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幹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37]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傳機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受當局控制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采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於壹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的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這樣的嚴厲管制下,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下在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壹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裏的“長”是指長官)。[38]
第二,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39]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中國每年有9,000多萬民工流向城市, [40]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比如2000年夏轟動中國的張君兇殺集團壹案,其參與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裏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鋌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41]《南方周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存在,就會源源不斷地制造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瘤,因而被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 20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掘起,並在社會上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門的官員們沆瀣壹氣,形成了壹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系。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幹部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張畏領導的“紅色黑幫”。[42] 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43]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湧、[44] 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45]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系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壹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占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富人壹席酒,窮人壹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 58,000多億,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屬於3%的富裕人口所有。[46]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47] 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基尼系數可能遠大於這壹數據。
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壹些外商相結合,聯合對廣大中下層人民進行統治。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壹,荒漠化面積約為360萬平方公裏,占國土面積的38%,在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48] 中國農民人均占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20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壹問題的解決將是“天字第壹號”的難題。
今後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壹次深刻的社會危機。壹個社會如果縱容5%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95%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壹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復上演的“戲劇”。從中共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壹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壹個半世紀以來不斷重復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壹個圈後,又進入了壹次歷史輪回。
五、中國的威權體制依靠什麽支撐?
如果要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作壹總結,可以概括為幾個特點:
1. 公共權力私人化:中國的權勢階層已經將公共權力壹概視作為私人謀取利益的的資本,每年被查辦以及被悄悄放過的大量貪汙腐敗案件就是公共權力私人化的最佳註腳。
2. 暴力“合法”化:擁有“合法傷害他人能力”[49]的政府機構工作人員使用權力誣陷平民,漸成司空見慣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壹是2003年海南省壹個縣公安局副局長勾結他人誣告私人企業主蔡寶銀,強行奪走蔡的1.8億元巨額資產。[50]如果說這個案件只涉及少數幾個官員,那麽2003年的鄭恩寵案件則是國家誣陷的壹個典型。上海的“紅頂商人”周正毅勾結地方政府官員強行拆遷居民住宅,為受害居民辯護的律師鄭恩寵被當局以“泄漏國家機密罪”逮捕,並於2003年10月判刑3年。鄭案表明,中國的各級政府越來越隨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與誣陷手段對付壹切他們不喜歡的人士。由利益集團操縱法律任意誣陷他們不喜歡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權力私人化與暴力合法化現象。
3. 政府行為黑社會化:近幾年在各地頻頻發生的城市拆遷事件與農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奪民財的經濟精英背後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撐腰。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壹的區別在於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種“合法的黑社會”比之於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聯合國曾譴責近幾年來,西方學者使用“失敗國家”這壹概念來分析壹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51]上述幾個特征正是這些“失敗國家”的共同特點,中國目前與那些“失敗國家”的壹個主要差別是中國還未出現從“軍隊政黨化”到“軍隊私人化”這壹轉化過程。
可以說,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改革”這個曾經讓中國人充滿希望的概念已經被嚴重異化,上述現狀表明,從政治現狀來看,中國越來越向它的壹些非洲盟友與北韓靠近。這樣壹種完全拋棄了人民威權體制何以能夠存在?而且中國政府為什麽面對如此之多的問題不思改革?究其原因,這與下列三個重要因素有關,壹是民眾的“聖君賢相”幻覺,二是開放以來形成“政治退出機制”導致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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