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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与流亡
托洛茨基预先地指正了「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误解』或不愿妥协的结果」这种错误的想法。托洛茨基谈到了当他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时,有位「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师(其实可能是「秘密地派来以了解托洛茨基意向」的探子),问他是否认为自己不可能用任何方法与斯大林和好?而托洛茨基是这麽回答他的:
「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说在那时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于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处。官僚主义迫使他把这个进程继续进行到底。他问:『它将怎样结束呢?』我回答说:『最后只会个糟糕的结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来解决它。』看来,我的来访者大吃一惊。显然它没有料到这样一个回答,于是他匆匆离去。」(《流亡中的日记》,第39页)
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俄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党内斗争,他写下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发表在《新路向》书中),开始警示革命后所会出现的危机。落后国家的革命势力被孤立于一地,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的官僚制度开始萌芽,托洛茨基开始对抗党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结成的官僚主义之肆意妄为。
在列宁1924年的去世不久前,他曾同意与托洛茨基一同对抗在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风气。
当托洛茨基和一群左翼反对派开始为复兴工人民主而进行斗争时,政治局出于权责而承诺恢复共产党内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但是斯大林及其同伙人却设法使这项诺言停留于一纸空文。
四年后(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周年),托洛茨基被迫离开克里姆林宫,并与他的反对派同仁们一同避难。一周后,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党籍,在那第二天,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同志兼好友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自杀,以死来抗议斯大林的独裁领导。越飞是托洛茨基的同志、朋友和家人中第一个被斯大林政权逼死或直接杀害的人。斯大林政权系统性地残酷镇压其反对者,并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与自己官僚机构的极权手段之间闢筑了一道由鲜血所汇流的长河。
在1928年1月,托洛茨基第三次被迫流亡国外。他先是被驱逐到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俄罗斯小镇阿拉木图(Alma-Ata,今天是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然后又从那裡被驱逐到土耳其,并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马尔马拉地区(现伊斯坦布尔)的比于卡达岛(Prinkipo Island)上居住。
为了使托洛茨基的写作和政治工作陷于瘫痪,斯大林袭击了他的由五、六个亲密合作者所组成的小「核心班子」: 「格拉兹曼被迫自杀;布托夫死于格勃乌的监狱中;布鲁姆金被枪杀;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没有料到甚至没有一个祕书,我也能继续进行有计画的写作,还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核心班子来替代旧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最机敏的官僚主义者都表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目光短浅的人!」(《流亡中的日记》,第40页)所有这些革命者在过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内战期间担任军事秘书处成员,或是在托洛茨基的武装部队中效命。但是,这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斯大林「正在另一个战场上用着另一个手段进行着斗争」。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流放托洛茨基后便随即将秘密警察的大部分力量(秘密警察的各种名称:契卡Cheka、格别乌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内卫部队MVD和克格勃 KGB)投入到策划和执行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那麽为什麽斯大林为何在起先时会允许让他的敌人被流放呢?
在1932年1月致政治局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公开示警说斯大林将会着手于夺走他的生命。他写道:「在1924~1925年期间,斯大林就提出过对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问题。斯大林在少数人的会议上曾经权衡过同意和反对两种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显的。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勇于献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们可能会报以反恐怖行动。」(《诉状》 1932年,第9页,翻译取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信》一文)。
而这些会议内容是由曾短暂与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但后来又突然开始反对斯大林的二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向托洛茨基通报的。
迫害
但「斯大林后来得出结论,认为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是个错误」,托洛茨基写道:
「…与他的盘算相反,事实证明,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没有机关和没有经费也一样。
共产国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却完全一无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未来,今后是同左翼反对派的国际干部密切地联繫在一起的。什麽样的捏造也无济于事。
反对派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要着述,都将用各种语言出版。所有国家都存在坚不可摧的干部队伍,尽管目前人数还不多。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国际反对派思想的坚定性和蓬勃发展对于他本人、对于他那虚假的『威望』、对于他那波拿巴主义的力量,是多麽可怕的危险。」(《托洛茨基文集》,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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