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三家的屁股永远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

龙翔五洲

公检法三家的屁股永远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

马志远

　　公检法三家的屁股，它们三家与行政机关的屁股永远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他们坐的这条板凳，是一条脱离人民群众、居于人民群众之上的老爷式板凳。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公检法队伍经历了一个新旧更替的过程，一批批的受过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逐步进入公检法机关，代替了那些半路出家、学历驳杂的人们。这种更替似乎给人们一种希望和期待，以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会由此加快，社会公平正义会由此实现。但是，事实告诉人们，这种期待是天真和幼稚的。受过高等法学教育、拥有大学或者研究生学历的年轻警官、法官、检察官，倘若他们没有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政治节操，没有人民性的阶级立场，没有起码的职业良心，他们所能够做的充其量也只能是上下其手、出入人罪的刀笔吏般的勾当!三十多年来，充满着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各级各类教育，已很难培养出肩担正义、正气凛然的谔谔之士。当一个人通过十几年的苦斗，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研究生教育，又经过司法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光荣地”成为掌握着专政工具“刀把子”的官僚集团的一员，而这个集团又是脱离人民甚至是损害人民的时候，作为这个集团中的这个人不向人民举刀才怪呢。

　　太原中院负责王文军致死周秀云一案法庭审理、判决书签发的法官、庭长甚至分管院长，想来他们都有正规的法学学历，年纪也不大，即使院长料想也不超过55岁，也还没到昏聩糊涂的年纪，可他们就作出了这样的判决。他们坐着什么板凳，举刀向谁人，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鲁迅先生曾经是一位进化论者，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言》)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包公、海瑞之类的青天大老爷身上，包公、海瑞的形象在民间家喻户晓，歌颂包公、海瑞的戏至今都在上演，让很多人热泪盈盈。1961年，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为人们塑造了一位刚正不阿、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包公似的人物——海瑞海青天。海青天奉皇帝圣旨到江南打击地主豪强、平反冤假错案，大得民心，江南民众齐声称颂：“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可是，姚文元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历史剧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假海瑞;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情况下，指望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让穷苦百姓“过上好光景”，不过是制造了一个骗人的幻想。

　　我常常想，过去的老百姓呼唤包拯、海瑞那样的青天大老爷，今天的百姓呼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两者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两者的区别只不过他们呼唤的包拯、海瑞是具体的人物形象，而他们寄于希望的法律则是一种抽象的观念罢了。其实，无论过去老百姓心中的“清官情结”，还是今天孜孜以求的“法律公平、正义”，都不过是他们于万般无奈中的一丝希望，都不过是被压迫生灵的一声沉重叹息! 姑且不论法律在一般意义上是不是公平、公正的，假如法律本身是公平、公正的，公平、公正的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首先就有一个谁来掌握和谁来执行的问题。

　　1958年冬，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经加过一段批语：“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现在存在着的国家权力壁垒，阻挡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劳动一线的工农群众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以至于人们戏说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就是鲜明的一例;30多年来，以“知识化、专业化”为由，逐步演进形成的公务员制度、法官警官检察官制度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则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而这个阶级又在逐步地脱离人民，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与人民为敌。这恐怕是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