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如何看待“大灾刁民”的亡国征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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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大灾刁民”的亡国征兆？（1）

张宏良

　　眼下，人们在谈论尚未完全过去的洪灾时，各地出现了一个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名词——刁民现象。各地在抗洪救灾中普遍遇到了刁民的阻碍。刁民通常是指专门刁难官府、刁难官员的人，是历史上统治阶级对那些消极反抗的老百姓的蔑称。倘若是在平时，刁民现象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社会走向衰亡的病态反应，并不足以让人恐惧；倘若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刁民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在大战之前刁民现象的出现，则几乎是确定不移的亡国征兆，必须加以高度警惕。

　　为什么刁民现象的出现如此可怕？因为刁民的出现，往往是一个社会内部已经烂透了的结果。一般情况下，老百姓是不敢也不愿意与官府为敌的，在老百姓眼里，如同宗教是来世的希望一样，官府则是当世的希望，把官府看得神圣无比。中国老百姓总是讲“人情比天大”，但是在官府面前就不行了，就变成了“人情似铁，官法如炉”，人情要毫无保留地服从于官法。包括杀贪官闹革命，也是为了维护官府的干净，而不是要消灭官府本身。可见官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何等至尊！若非官府已经彻底烂透，老百姓绝对不会对官府不敬，更不会与官府为敌。所以，一旦到了老百姓拿着官府不当回事的时候，说明官府已经基本腐烂；而一旦到了老百姓又不积极反抗，而只是放刁撒泼耍无赖的消极反抗时，说明老百姓也已经开始腐烂。这两个方面的腐烂，决定了国家的衰亡将不可避免。

　　但是，虽然刁民现象的出现，是社会腐烂的标志，是老百姓自身腐烂的标志，但是只要不跨越底线，只会造成国家逐渐衰败，还不会直接造成亡国灭种的大祸临头。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刁民表现。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最大影响，就是能够在瞬间唤醒人类的类本质，使人类的“小我”能够在瞬间被“大我”所战胜，人人都能得道，个个都能成佛，哪怕是流氓恶棍，土匪强盗，小偷无赖等平常被视为人渣的人，也能够在那一刻具有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所以灾难往往是人类团结起来的最强大力量。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品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天然品质，而是人类社会自己创造的私有制造成的，是私有制把人变成了好人和坏人，把人变成了英雄和罪犯。而一旦爆发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会在瞬间消除私有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使所有人在瞬间能够回归人类的共同本性，所以大家人人都会成为英雄。唐山大地震，九八年洪灾，汶川大地震，人们在灾难面前的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就是一个典型明证。

　　正是因为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绝不会再有什么坏人，哪怕是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的杀人犯，他的崇高情感也不会亚于任何英雄模范，所以一旦在自然灾害面前，仍然会有许多坏人，特别是会有许多刁民，那就说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烂透了，已经烂到了彻底丧失了人类的类本质的程度，已经与其他兽类畜类禽类等物类没有了本质区别，唯一能够把这些人纳入人类生活轨道的，就只有国家暴力这一种力量。一旦发生外敌入侵或国内动乱，国家暴力机关失去正常功能，这些刁民马上就会变成“暴民+顺民”那样的汉奸恐怖势力——在同胞面前是暴民，在侵略者面前是顺民——亡国之日也就不可避免，至于能否灭种，那就只能看侵略者的心情了。这就是出现刁民现象——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刁民现象——的可怕之处。

　　在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哪里来的刁民现象？是谁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刁民？莫说是新中国一建立刁民现象就早已绝迹，就是在猫论盛行的八九十年代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刁民现象。无论是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还是1998年大洪水，甚至2008年汶川大地震，都没有出现过刁民现象。那么这种刁民现象是如何而来的呢？仔细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发现，现在的刁民现象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猫论”长期发酵的结果。精神领域的变质如同食品的变质一样，也有一个发酵的过程。30多年猫论毒素的发酵，最终彻底瓦解了中华民族的伦理意识。此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猫论导致的中国腐败，已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腐败，以往任何腐败都只是官场上的政治腐败，而当今中国则是社会肌体的全面腐败，不仅官场上腐败了，老百姓这个层面上也腐败了。因为老百姓是社会道德的主要载体，随着社会道德伦理的崩溃，老百姓自然也选入了道德腐败的泥潭。二是越来越以法制教育代替伦理教育的结果，这是刁民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下面我们就集中谈谈这第二个原因。

　　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所谓法治是西方敌对势力和汉奸法律党为中国设置的最大政治陷阱。法治是一个国家最后的管理手段，如同一个家庭把所有家务全都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往往是到了家庭最后崩溃时期的不得已手段，绝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家庭的正常管理方法。佛家讲的所谓“末法时代”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中国官僚集团为一己私利，接受了法律党的误导，用法治教育代替伦理教育，用法律意识替代伦理意识。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只有法律意识，没有伦理意识，最终导致了天理人伦的全面崩塌。此前我们一直反复强调，法律一旦离开了伦理，就会变成作恶工具，就会把人类社会完全变成“只管强弱，不管是非”的兽类社会。当今中国就是如此。官员和精英不能说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99%已经完全丧失了伦理意识，相当一大部分老百姓也已经基本丧失了伦理意识。

　　大家只要看一下法庭上那些被告就会对此十分清楚。无论是贪污受贿的贪官还是民间的刑事犯，一张口就是“自己法律意识淡薄”，而没有一个说自己是伦理意识淡薄，猪狗不如，根本就不是人。可见这些人缺少的根本不是法律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古往今来，从官场到黑社会都不准贪污受贿，即便是法盲也懂得这个道理，难道那些贪官能够不懂？其实不仅法律意识他们懂得，伦理意识他们也懂得。因为伦理意识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在接受的行为规范，除了神经失常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伦理意识。当今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伦理意识，不是没有接受过伦理意识的教育和熏陶，而是被后来接受的法律意识给替代给铲除掉了。而且这种替代和铲除，并非仅仅是观念上的替代和铲除，而是生活中的替代和铲除。因为在一个实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的社会里，任何遵循伦理意识的人，都只能会成为他人摧残的对象，都只能成为社会淘汰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残酷的兽类竞争中，人类社会的伦理意识被淘汰得干干净净。

　　只是让人感到遗憾并让未来历史学家感到不解的是，当今中国法律意识对伦理意识的全面淘汰，并非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有计划有目的推动形成的。这是中国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伦理犯罪的主要不同之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伦理犯罪，主要是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自发形成的。中国伦理意识的丧失，则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流行并且到21世纪初终于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那句“法无禁止皆可行”的政策，就是政府用法律意识逐渐淘汰伦理意识的一个典型例证。“法无禁止皆可行”这句话，等于是判处了所有道德伦理的死刑。因为道德伦理本来就是没有触犯法律的一种软约束，就是在法律范围之外的一种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如果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干，等于是宣布可以践踏任何道德伦理，不仅可以任意践踏，而且对道德伦理的这能任意践踏还会受到法律保护。与此同时，那些维护道德伦理的人反倒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中国伦理意识的丧失，完全是政府被误导而有意推动的结果。

　　当然，对中国伦理意识摧毁得最彻底的，还是政治伦理缺失造成的，特别是政治乱伦造成的。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政治伦理决定道德伦理，道德伦理决定社会的健康程度。多年来我们至所以一直坚持批判邓小平的猫论，就是想要解决最根本的政治伦理问题。请大家注意，政治伦理和政治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真理错了，最多也就是个颠倒黑白、误入歧途的问题，社会付出的代价较小，挽救起来比较容易；而伦理一旦错了，就会形成白就是黑、黑就是白的彻底混乱，会造成整个社会精神领域的彻底崩溃，如果不爆发大的灾难，单凭人力很难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