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时期,新四军政委项英也是被叛徒杀害,杀害他的叛徒叫刘厚总。刘厚总, 湖南耒阳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 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因为刘厚总在血 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 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 “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 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 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 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 营长。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 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 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 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 随军部转移。 1941年,在皖南事变突围时,罪恶累累的叛徒刘厚总杀害了新四军政委项英、副参 谋长周子昆等同志,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 向国民党投降去了。项英怎么也没想到,伸向自己的魔爪,不是来自国民党军队, 也不是活动在附近地区的反动武装,而是跟随自己三年多、一向表现得无比忠诚的 随从副官刘厚总。 当年的新四军木工班战士、离休前任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周汉清,1980 年10月在接受采访时,对刘厚总在副官处的表现说得很具体。周说:刘厚总当副官, 副官是营一级干部,起码是副营级。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动摇,他怕 死。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开口骂人,骂娘,“×你娘”。刘副官 意识不好,拉这个打那个。副官处有科长、副科长,他对我们说:“不要听他们的, 要听我的。” 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游民、流氓无产者群体有可能被裹进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中来,但是鉴于它的局限性,也有很多因为流氓习气太重,不注意改造自己或拒绝 接受革命组织的改造,而在革命的过程中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有关这一点,毛泽 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 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 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 政府主义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 东选集》第640~641页) 流氓无产者队伍成份复杂,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也有些来自青年学生 和失业工人,还有少数来自破落的富有阶级及官吏阶层。当社会出现财富的两极分 化,出现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出现动乱,当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严重时,流氓无产者 的队伍就迅速壮大,甚至可以成为一支极具破坏性的队伍,成为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的主要力量。因此,社会上有不少人把流氓无产者和产业工人阶级等同起来,这在 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主要集中体现在: 1、追求眼前的功利。流氓无产者没有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胸襟,他们 只有获取功利的源动力,没有道德归属。 2、他们反对资本却渴望财富;看到富人就眼红。他们反对权威和社会秩序却渴望 由自己指挥一切、支配一切。 流氓无产者无信仰、无操守;并且摆脱了各种文化规范、道德秩序的约束,具有强 烈的报复心理。流氓无产者群体对社会具有腐蚀性和破坏性,突出表现为反叛性和 反民主性。流氓无产者,身上有革命性和反动性两重属性。 革命性:他们是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天然地对现行社会秩序不满。他们好 勇斗狠,他们热衷于反抗,热衷于破坏旧制度,对于社会变革,他们是不可忽视的 推动力量。 反动性:他们也是流氓。他们曾经被剥削,但奴隶一旦哪天成了主人,他是一定要 做老爷的,他也一定要有奴隶的。抄了老爷的家,一定是要到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上 几滚的,甚至还不愿意下来。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城,“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军队 马上成了欺压百姓、烧杀掳掠的兵匪。 鲁迅先生曾写到:中国的良民,在官与贼的夹缝中生存。这个“贼”就是流氓无产 者。 他们喊着“人人平等”的口号,内心里却向往“比别人更优越”的特权。 他们扛着民主的大旗,却干着专制者才有的勾当! 他们挥舞着自由的幌子,却试图钳制别人的发言权! 他们与他们所咒骂、反对的对象,在本质上,在对权力的渴望上,对自由的钳制上, 对异己的打击上,并无二致。 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看,流氓无产者爱造反,但是他们的造反与共产党人夺取江 山的造反的目的是绝然不同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充其量只是共产 党一段历史时期的同路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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