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蒸馏水 于 2022-6-27 15:16 编辑
(注:此文是针对井冈山卫士一贴的回复,原贴地址: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05)
妇女解放应该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两个战场”作战
一、对井冈山卫士文章的回复
1. 女性受到的压迫既来自资本主义,又来自父权制,还是只来自资本主义? 井冈山卫士说“今天中国女性受到的压迫,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任何超越或者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父权’造成的。”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女性受到的压迫既来自资本主义,又来自父权制;还是只来自资本主义?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父权制是否“先于”资本主义?如果父权制先于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就不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这么简单,因而今天中国女性受到的压迫就不只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首先,父权制的历史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更长。人类从父系氏族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父权历史。父权制度下,男子要求长久保持自己的社会权力等级和财产权利,要求有确实可靠的亲子继承财富,要求一种外在的社会标志联系后代。这些要求促成了形式化家庭的诞生。这种家庭对“这一个”两性关系的肯定,否定了其他两性关系的任意结合。它以承认男子的人格和权利为前提,以封闭妇女为手段,达到嫡子继承财产的目的。父权社会中,两性分工因社会立法在人类生活中两极化了:男子参加经济生产劳动,为家庭增殖财富;女子专事生育,为某一男子传宗接代。自此以后,大部分妇女陷落在家庭生活中,为“打天下”的男人们生儿育女。她们因为缺少和男性一样介入社会事务的机会,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和地位,不能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力。
早在1919年,毛主席便在《女子自立问题》中就谈过: 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然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男子便乘他这个弱点,蹈瑕抵隙,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而以“食物”噢咻之。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提到: 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形象地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夫权压迫是妇女较男子更多承受的一重束缚,“男子支配”是妇女所受压迫的特殊性之所在。 经济上贫农妇女不得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更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的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就比较多一些。
其次,如果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只来自资本主义,那么就相当于否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也否认了当代社会中不存在资本主义尚未渗透而残留下的非资本主义的领域。 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资本主义的历史要长远得多,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就即刻全部烟消云散。如果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有与资本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那么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后要么被资本主义同化,要么与之产生矛盾不可共存,继而瓦解。虽然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现存的所有事物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既来自资本主义,又来自父权制。但二者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相反,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
2.生产与再生产上的解放 这里的生产指物质的生产,再生产指人口的再生产。 我同意“女性解放是劳动人民解放的一部分,劳动人民解放必然与女性解放兼容”,但是劳动人民的解放就必然等同于女性的解放吗?女性解放当然不独立于生产关系,但是也并不只由生产关系的解放构成。
劳动人民的解放意味着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关系属于生产领域,女性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和男性一样在生产领域受到资本家的压迫。如果不存在阶级压迫,那么无疑女性在生产领域将会获得解放。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家庭内部的再生产领域中,女性家庭成员普遍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有情感付出的照顾劳动(比如育儿的责任往往由母亲、祖母承担)。这部分再生产劳动中,有些可以货币化、商品化,比如在家做饭改为出外就餐;有些因为包含情感投入不能简单货币化、商品化,比如教育孩子、照顾老人;还有一些因为男女天然生理差异,不可被男性替代,比如生孩子、哺育。因此女性在家庭再生产领域的额外贡献难以与男性带回家庭、与女性共享的货币价值进行衡量。女性在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无疑影响着其生产劳动,只要与生产劳动存在矛盾的这部分再生产劳动没有得到合理和必要的补偿,那么女性就没有完全获得解放。没有得到合理、必要的补偿的这部分再生产劳动,也是父权制的经济基础。
同时,基于父权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是落后的父权思想。比如,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女性“天然”应该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还包括照顾男性。女性因承担这些“看不见”的额外负担而付出的代价,被看作是应该的。这种落后的父权思想,也是使得女性处于权力结构中劣势地位的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占有优势地位的结构。马克思自身也承认,资本主义之中存在小商品生产者及非资本主义的劳动。而父权制的经济基础就是女性在再生产中进行的、非资本主义的、没有得到合理和必要补偿的劳动。
如果消灭了阶级,但家庭依然存在,且家庭内部女性成员付出的再生产劳动没有得到合理、必要的补偿,那么女性在无阶级社会中依然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
如果说,无阶级社会中家庭瓦解,那么就可以论证女性被剥削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父权思想就完全消失了呢?由于文化惯性,父权思想是否仍可能在无阶级社会中延续存在呢?毕竟,在资本主义下,落后小农仍然会参与拐卖妇女这样伤害女性的行为。如果无阶级社会中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和当下一样差异悬殊,那么人们是否会在父权思想的影响下从事限制妇女人身自由,乃至伤害妇女的行为?
3.岗位歧视 【井冈山卫士对我在讨论跟帖中提出的一些例子做出解释,说明这些例子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父权制。而现实生活中,不论男女都面对父权制的压迫,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无法穷举。我只针对他的解释做出回应,而一些没有被列出的例子不代表其不存在。】
岗位歧视问题不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这是一个全社会跨阶级跨行业的现象,网上资料和新闻比比皆是,比如《“仅招男性”,女性的就业门槛为何降不下来》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2/19/c_1127112407.htm。
井冈山卫士说“对于一般小资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的就业歧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拒绝承担女性必须担负的代际再生产成本。”
这句话中“女性必须担负的代际再生产成本”,就带有父权色彩。为什么代际再生产成本的担负者必须是女性?代际再生产的角色,就这样被井冈山卫士自然而然地被安排在了女性的头上,同时还是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设想,如果男性成为单亲爸爸,背负及承担了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劳动的话,他们也会沦为“二流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遭到歧视。
如此一来,这里的问题就是有关劳动的性别分配问题,即为何“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的劳动单单分配给了女性呢?
把女性的生理性别与家庭内照顾角色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自然”的关系,不质疑和不挑战家庭内的性别化分工的这种想法十分普遍,全国政协委员就曾提出“鼓励部分女性回家”的提案。
在毛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动员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但同时国家还无法全部承担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职能,这就造成了职业妇女的双重负担。进入市场化改革以后,生理性别与家庭内性别角色之间的“自然”特性,连累妇女成了一种影响企业效益的“劣”等劳动力,并以“自然”的名义正当化了这种“劣”势,而对于男性化的铁姑娘式的男女平等模式的批评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生理性别。
4.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农村家庭对男女后代的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女性处于劣势的情况只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才出现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侧重从经济角度关注与工作相关的妇女问题,并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认为资本制度,因此,解放妇女的实践方案就是鼓励妇女进入公共劳动领域。类似的妇女解放观念同样被实践于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把建立和建设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作为目标,并且动员“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但这种动员是以“男女都一样”的方式提出的,而女性的特殊问题和性别要求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展开的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来说,相当程度地借重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也就是说,至少在乡村家庭中,男权中心的性别模式依然存在,女性介入公共领域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往往是在不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主性,但也导致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即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承担家庭劳动。
由此可见,农村女性处于劣势的情况并不只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才出现的。
5.女性被黑社会欺压 每个人都浸润在社会的大染缸之中,受父权制和落后父权思想的影响,部分男性将女性当做玩物、商品,乃至权力的象征。女性的身体随之被物化。
诚然,“黑社会的欺压对象往往是占有一些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农村家庭,或者城市个体户”,但欺压女性对于成员结构多为男性的黑社会组织而言,无疑还多了一重性权力上的好处,也就是将女性当做玩物、商品来标榜权力。同时因为社会上落后父权思想的影响,女性遭受性侵、性暴力之后,报警往往不是最优选择。即使报警,警察的处理也往往不能切实维护性侵受害者的尊严和利益,因而很容易对性侵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这种社会性的对性侵、性暴力的姑息,也降低了黑社会欺压女性的犯罪成本。
所以我不同意井冈山卫士所说“黑社会掌握的武力并不在乎对方是男性或者女性”。
二、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补充 1.对“压迫”一词的使用 远航一号提出,“压迫”是用来形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冲突,而女性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并不是以消灭男性为目标,所以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冲突。 我认为远航的这一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是成立的。 “压迫”在词典中被解释为“用权力或势力强制别人服从”。现实中人们对“压迫”的使用,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所以“压迫”的词义已经扩大化,被广泛使用于一方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的表述当中。 鉴于对“压迫”超出马克思语境的普遍的使用习惯,我在文中还是以“压迫”来表示女性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压抑性的不平等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女性对父权制度的反抗是敌我矛盾,也绝不代表反抗的结果要以消灭男性为目标。相反,只有团结广大男性,并对具有落后思想的群众进行教育,才能在反父权制的道路上取得进展。
2.反抗父权制对男性的好处 之前讨论中有网友认为支持妇女解放对自己没有直接好处,该网友似乎忽视了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所受到的压迫。
从个人层面来说,一些男性成长过程中,周遭的声音告诉他男生不能做这个,男人应该怎样怎样,或者当他感到不能做真正的自己的时候, 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来自父权制中主流“男子气概”的压迫。此外,父权制的压迫还体现在世代之间。家族中年幼男性和年长男性之间可能存在规范、权威、权力分配不均等的情况,比如父亲和儿子之间,父亲以其威严和对家庭经济资料的垄断来胁迫儿子,这也是父权制的体现。如果男性了解女性主义,意识到父权制的问题,那么就会反观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也许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而是出在社会性的父权制度。
同时,从社会层面来看,为了争取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进步男性必须支持妇女解放、反抗父权制的斗争,因为没有妇女的参与,劳动人民解放斗争是难以胜利的!同样,妇女为了谋求自身的解放和反抗父权制的斗争的胜利,获得男性的参与、支持和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妇女解放、反抗父权制和人民解放斗争是同一条战线,并不冲突和矛盾。而宣扬和渲染“性别对立”的话语和行为,只会促使劳动人民内部的分裂、分化,对斗争的胜利毫无益处可言,所以我们在舆论场上要打击“性别对立”的言论,强调妇女解放、反抗父权制和人民解放斗争的统一性。
3.作为身份政治的“女权”和作为知识的女性主义(又译女权主义) 在传播过程中,“女权/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也可能成为一种符号,成为像左派中的“网左”那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把符号化的“女权”和作为知识的“女性主义”做以区分。也许有人会用“女权”标签来进行身份认同,或者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来进行攻击,但是其背后的意思很可能与女性主义知识或世界观毫无关系。有人也可能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来获得金钱、名望、 优越感等个人利益,或者用这个身份进行投机(也就是成为“女利”)。
同时,因为网络骂战和“女拳”引起的性别对立,不少人对女性主义有误解,并不了解女性主义知识,也不愿去了解。左派当中女性较少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左派中女性声音较少、女性视角不足的问题。为了克服性别议题的女性视角短板,同志们可以采访自己的母亲或身边的女性,来超越自己的经历所限,帮助自己更加具体地理解女性的遭遇。
三、女性的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不以我们个人喜好和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女性对抗父权制及其思想的战场上。这主要体现在女性为避免不公平的再生产劳动而不愿意组建家庭和生育,继而引发家庭瓦解的趋势。当然,这种趋势是反资本主义和反父权两者合力的结果。而家庭的瓦解和父权制的瓦解息息相关,因为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是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以剥削妇女“无偿”的家务和照顾等人口再生产劳动为经济基础的。
“劳动阶级不间断的持续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永久性条件。资本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将此依靠于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马克思《资本论》岩波文库版,第三卷:112)。如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家庭有瓦解的趋势,那么马克思所认为的生育是劳动者的本能,就是不贴切的。而丧失了这种“本能”的劳动者,
1. 单身比例上升 目前,全球范围内单身人群的比例呈逐步升高的趋势,随之而来的还有持续降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在欧洲一些国家的主要城市,一人家庭的比例超过50%。这一现象甚至正向中东和南美洲等偏向保守的国家和地区蔓延。中国的单身人群数量也不容小觑。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的单身成年人口达2.4亿人,其中有超过77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会升至9200万人。
2. 结婚人数减少 《经济学人》曾发表过文章指出“性别化的家庭角色和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亚洲女性排斥婚姻的罪魁祸首(注释1)。 民政局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总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2010年,结婚登记人数为1241万对,2011-2018年均维持在1000万大关,但2019年开始下滑至927.3万,而2020结婚登记人数仅为813万对。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后,又跌破900万大关。
3. 离婚率攀升
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4. 女性晚婚晚育
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
5.出生率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自然增长率为0.34‰。全国而言,去年全国的人口出生率为1949年以来最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61年以来首次降到1‰以下。
家庭瓦解的趋势——解释:
第一,家务劳动的众多部分逐渐被商品化; 第二,市场越发需要女性的雇佣劳动(可能是建立在父权思想的基础上,比如认为女性更具有关爱者的特质,因此更适合照顾工作;女性工资比男性更低)。根据布雷弗曼(Braverman)的说法,这就是“资本主义使家庭分崩离析的长久以往的不可逆的过程”(注释2)。当女性不需要依赖男性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时,她们可能会选择晚婚或者不结婚,因为“一旦结婚,她们的主要任务就变成照顾家庭,无论她们是否还从事全职工作。一个日本女性每周需要在办公室工作40个小时,此外还要花费30小时在家务上。而她们的丈夫只做3小时家务。”(出处见注释1)
家庭瓦解的趋势——争议:
第一,如果兼职家庭主妇一劳动者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最为有利的,“双重劳动”下对女性的压迫(作为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其非资本主义式特征决定并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雇佣劳动者所遭受的歧视)问题,就越是不得不承认在劳动市场中性这一要因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并非资本主义决定家务劳动,反而是家务劳动决定了资本主义下的女性劳动。
父权制式的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即贯彻性统治原理的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式的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即由资本主义统治的父权制)出现。各种理论百家争鸣,如女性的“劳动力预备军”论说、“职业性隔离"(job segregation)论说、"双重劳动市场"(dual labour market)理论等等,这反倒越发印证了在资本主义之下,作为集团的男性(不论阶级)对作为集团的女性进行剥削的这一性统治机制。
第二,资本主义究竟是想要维系私人家庭,还是最终想要使其解体呢?
资本家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但资本主义的发展,雇佣劳动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至于庞大的工人阶级何时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则取决于诸多客观因素。 类似的,即使资本主义希望将再生产的责任外包给家庭,从而减少其成本,但随着妇女越来越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精力和时间被生产活动“榨干”的情况下,家庭内部再生产无疑会出现商品化的情况。这就会导致劳动人民生活成本的增加,进而引发上涨工资的要求;或者劳动人民以不婚不育来躺平斗争,那么人口的再生产就会受阻,进而导致剩余劳动力减少、无产阶级话语权增加、对资本家资本积累不利的后果。 因此,这也再次说明劳动人民解放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给了女性反抗父权制、不婚不育(躺平斗争的一种形式)并从“无偿”的再生产劳动中逃脱出来的经济支持。劳动妇女的加入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壮大,躺平斗争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而这些都削弱和打击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对未来情况的预测:拐卖、买卖婚姻的增加
1. 单身男女城乡分布不均 因为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所以在单身比例方面也存在不同。 从普查数据来看,20-29岁城镇男性单身比例最高,在30岁及以上男性单身比例中,农村地区是最高的。20—29岁城市单身男青年比例最多、镇次之、乡村最少,30—44岁乡村单身男青年比例最多、城市次之、镇最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单身未婚:“剩女”和“剩男”问题分析报告》显示,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女性大量流入城市,在某些第三产业非常发达的市,甚至于女性农民工人口数量还超过了男性农民工人口的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女性会选择和城市或镇里的男性结婚,而偏远山区或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没有对象的男性将会成为“结婚难”的群体,单身比例也就更高一些。 与男性不同的是,在20—49岁,城市女性的单身比例要明显高于镇和乡村。据婚恋网站发布的《单身人群现状系列报告》显示,随着物质经济发展,女性对男方的经济要求也水涨船高。大城市的单身女性比例比较高,大部分为白领人群,有很好的工作,在生活上可以完全独立,这就直接导致了她们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更高,从而“脱单”更难。 这一点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情况类似,未婚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且分布在各个年龄组;而未婚女性更多集中在城镇地区。
2.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2019年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每100个女性中对应的男性多了4.6个人。由于我国人口总数大,多出来的男性达到3164万人,相当于马来西亚的总人口。 那么造成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4个原因,女婴漏报瞒报,重男轻女的思想,养儿防老的观念,计划生育(注释3)。不难看出,这些原因都和根植在社会层面的父权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乡村男性单身比例较高、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这一事实出发,具有落后思想的男性可能会选择通过拐卖、买卖婚姻来“脱单”。拐卖和买卖婚姻会极大地威胁女性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到时不排除女性群体自发形成自我保护组织的可能。
五、结语
“女权主义的问题不是‘女人和孩子’的片面性问题,而是重新回顾整个人类历史的全局性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便父权制的经济基础有随着家庭的瓦解而瓦解的趋势,这也不代表反抗父权制和父权思想的斗争是不必要的。鉴于权利是争取得来的,反抗父权制的斗争依然具有进步意义。 因而妇女解放斗争应该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两个战场”作战。妇女反抗的是带有父权社会关系和父权思想的整个社会,是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全面反抗。它向几千年的传统意识、道德和法律挑战,在本质上,这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又一次伟大变革。 对左派而言,要承认女性受到压迫后的自觉式运动;对女性主义而言,女性主义者的革命不仅仅是心理和文化的斗争,还必须是颠覆“父权制物质基础”的实体性革命,也必须是与无产阶级同舟共济反抗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
注释: (1) Asia's lonely hearts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1/08/20/asias-lonely-hearts (2) Braverman H,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3) 我国男女性别比例https://zhuanlan.zhihu.com/p/148475811
参考资料: 中国有14亿人,而我还是单身 https://finance.sina.com.cn/wm/2021-05-20/doc-ikmxzfmm3519926.shtml 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 ——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全球单身人群观察:单身比例呈攀升趋势,情人节“不孤独”|智识Scholar第11期https://www.sohu.com/a/450262485_656058 中国人口十年图谱|出生率持续下降,去年至少9省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 https://news.cctv.com/2022/04/01/ARTISrXmWpRp5O6QI1yjOtTx220401.shtml 3.8 | 宋少鹏:“妇女回家”只是个人选择吗? https://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