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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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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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七、批判极左思潮 水陆洲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1，“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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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 发表于 2015-5-15 08:59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 ...

一、“批林批孔批周公”是以周公影射总理,二、“516”组织是反周总理的，所以布置了清查运动,经历了文革的人大都知道这两件事

林林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定文革的。邓上台后扶植上来的人都是为他的复辟服务的，知识分子能爬上来的也是要拥护他的。不改思想就走人，这是他搞的一言堂。不争论封了不服帖的人的嘴。然后引导人们为“少数人先富裕”而奋斗，“猫论”引导人们为了当少数人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现在社会堕落，官员玩女人，吸毒，赌博，腐败，自杀，把人们引导到极端自私自利，道德滑到令人厌恶的局面。
最可恶的他们给周总理摸黑，把周总理拉到他们背叛共产党的阵营里去，值得我们提高警觉性。这样他们完全孤立毛主席——继续不断妖魔化毛主席。在文革中，我们搞批林批孔从来没有搞过周总理，不知“批林批孔批周公”从哪里来？甚至有人说清查“516”就是搞周总理，这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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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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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１〕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毛　泽　东
　　７３，７，５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这个谈话的纪要后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二十八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七月三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上这篇文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七月五日，他又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七月十五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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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年谱 1973年
　　7月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各地各单位代表选举已全部结束，不日将在政治局讨论。接受许多下乡知识青年党员要求，增选了一名下乡上山青年党员作十大代表。报告在谈到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修改稿的讨论、修改情况时说，在讨论党章时董老、朱德两同志参加了讨论。
　　同日 晚上，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毛泽东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七月四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三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既没有认真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核心小组进行了几次讨论，决心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定要紧抓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同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内容，周恩来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7月1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删去文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11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1]、唐闻生等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我那篇谈话[2]，意思就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北极熊要整中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它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这回不提台湾，不提尼克松访华。台湾，我们必须提，一百年也要提。这回这个公报，我就欣赏一句话“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美国人起草的。帝国主义自己承认世界是在激烈地变动。世界上的事要看嘛，一百年。建交，意思无非是推迟。美国人甚至于可以承认不称霸呢！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占多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苏联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指在座的年轻人——编者注）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
　　11月1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十七日谈话的报告。周恩来说：昨晚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对中美这次会谈的意见和指示。十九日晚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11月21日-12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七日的谈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十七日的谈话，是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姚文元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编者注）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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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年谱
　　【1973年7月3日】
　　△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注〕[]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一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丘）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到玉泉山做治疗。
　　【1973年7月5日】
　　△将三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一五三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十二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第一五三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十四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十五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四日谈话内容后，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1973年9月12日】
　　△陪同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奏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十四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973年11月17日】
　　△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973年11月21日－12月初】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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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的周恩来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会议后期，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很严重，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江青和张春桥不但不予以谅解，反而斥责周是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批判。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于是，毛又发出指示，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给会议降了温。他又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鸟，既给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铲除异己，只能在毛划定的圈子内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江青更是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要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对照着毛泽东定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此时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写字手发抖，记不全会上对他的批判发言。他想请唐闻生和王海容帮助一下，却遭到了训斥，说他想企图通过她们摸毛泽东的底。
　　最后，周恩来照单全收，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毛泽东阅后，觉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场滔天风波总算过去了。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所谓的“错误外交路线。”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谈笑风声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远航一号

zxt 发表于 2015-5-15 07:39
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 ...

这篇文章当然是诬蔑毛主席的。但是1973年前后政治舞台上肯定有重大变故。这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1）周总理对文革的态度
2）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决策，肯定是毛主席做出的；在缓和关系程度上，毛主席与周总理可能有分歧；与西方缓和关系是否经得住长远的历史考验（客观上后来被走资派利用；间接导致苏联垮台）；如果当时中国咬紧牙关，或者与苏联缓和，是否对世界革命更加有利？我前段时间，与美国的一个毛派交换意见，他也认为，请尼克松访华，是重大失误。
3）周总理养病后，几次重大摇摆；先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再是邓小平复出，最后把邓赶下台（但是不开除党籍，这可是毛主席亲口决定的），扶华上台。
4）从大的方面来说，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因。中国被世界资本主义包围，在没有世界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只有改善与西方关系，请尼克松、用邓，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邓赶下台，但是又不用四人帮，说明主席对现实力量对比有个估计。但是如果当初不与林彪闹僵，下决心与苏联缓和关系，美帝已经在衰落，坚持10年以上，是否可以迎来世界革命转机？即使变修，中国是否今天至少得以维持类似古巴的局面？
5）与美缓和关系，是主席下的决心，又不希望任由邓变修。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用华国锋，拉拢中间派，暂时稳住局面，拖几年再说。此计，又因为华的野心，因为江张等政治上无谋，与邓（可谓不惜学韩信胯下之辱）相比简直如小儿，终于失败。


马列毛左派应该了解这些情况，正视历史问题